从白狼联想到6、70年代北京玩主中的大院派，我理解的黑 ...

白狼支持中华民族统一，这个姿态在最近引起了不少争议，也引起了不少人的立场猜测。

我对张安乐本人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和陈启礼等竹联帮初期骨干一样，都是赴台的“军公教”体系的子弟，在05年左右就正式举出了维护祖国统一的政治姿态。其实更早些时候陈启礼似乎就表示过如果台独上台，宁愿政权落在大陆手里。

其实这里很多人拿白狼与杜月笙作比较，我觉得不一定完全契合。白狼、旱鸭子这一辈人，让我更多的联想到北京在60-70年代玩主中的院派。

事实上台湾本土黑社会，按照李敖的考证，是来源于水陆码头中行业集会里的类似“罗汉脚”的人物。这种身份与黄浦江边成长期的杜月笙等青帮大佬比较类似。
而陈启礼、张安乐这些人属于成体系撤往台湾的“军公教”人员的子弟，与当地住民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朋友圈子和实力集团。这一点类似于49年以后大批党政干部进入北京，他们的子弟成长为大院子弟的过程。

一开始，北京的地下势力中，大院子弟和市民子弟是泾渭分明的。尤其是“小混蛋”周长利作为玩主领袖的时期，市民子弟为主的“玩（儿）（加儿话音）主”，与老红卫兵出身的街头势力是对立紧张的，形式作风和生存特点也各有侧重。
比如说，我听一些老前辈描述过，玩主统辖的佛爷，由于有传统手艺的传承，擅长蹬车出货。而老红卫兵中的堕落份子，手艺有限却更熟悉高端社会的生活方式，所以更擅长溜橇。玩主街头作战，更喜欢使用家长在厂矿用于工作的三棱刮刀，而老兵由于是大院出身，很多人擅用军刺和制式匕首。

但是一段时期以后，随着双方群众的交流与提高，特别是文-革的深化发展，特别是一些特权子弟的沦落，院派和市井的阶级特色与生活方式逐渐融合。比如市井玩主们经常喜欢身披军装，小混蛋死前最有名的趁手就是那把芬兰匕首。而出身大院的王朔，动辄标榜出一幅北京市井做派，作品中常常以玩主自居。

在小混蛋死后不久，北京彻底出现了当时所谓“兵痞合流”的现象，新一代玩主领袖中涌现了不少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军政体系子弟；比如那谁谁谁、还有谁谁，都是当时北京街头的头面人物。


这些体系子弟进入黑道之后，因其出身的文化背景，在接受原有的黑道文化时必然会有所调整。
比如码头罗汉脚出身的土著黑帮源于生存哲学，最典型的生存原则之一就是只反社会而不反哪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意识形态群体），他们的掮客和行业把头的味道是比较浓的。——即便是杜月笙参与了屠杀工人运动领袖的活动，其实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先被绑在了反共的立场上不得不表态最后一条道走到黑。


而体系子弟的黑道由于自由形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即时在选择了反社会的生存方式，往往也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他们选择反社会的行事方式，很多时候除了年轻时的生存考量以外，还有着一些对政治热情向往和发泄。比如大院红卫兵兼知青出身后来在缅甸成立地方政权的某位。
同时他们也往往与政治人物有着更加密切的生存关系。这就好像在60-70年代的院派玩主，在当时照样尊崇革命领袖和民族崛起一样。

恰好蒋政府体系一直有喜欢使用江湖力量来解决一些政治问题的传统，也因此，军公教子弟出身的竹联帮才会如此深入的卷入蒋家的政治风波之中。

并且即便是对蒋家政权已经失望之后，陈启礼和张安乐这些人轻易不会动摇中华民族作为一体的世界观，因为这些是存在于他们成长发展的基因之中。


当然这些人物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必然还受到其他生存哲学的影响，还会对其所处现实的状况进行诸多的利益权衡，因此不同的人做出的政治选择和是非立场也终将会不一样。

只能说，今天张安乐所得出的政治认识，在算是他自身历史必然导出的一种结果，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白狼支持中华民族统一，这个姿态在最近引起了不少争议，也引起了不少人的立场猜测。

我对张安乐本人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和陈启礼等竹联帮初期骨干一样，都是赴台的“军公教”体系的子弟，在05年左右就正式举出了维护祖国统一的政治姿态。其实更早些时候陈启礼似乎就表示过如果台独上台，宁愿政权落在大陆手里。

其实这里很多人拿白狼与杜月笙作比较，我觉得不一定完全契合。白狼、旱鸭子这一辈人，让我更多的联想到北京在60-70年代玩主中的院派。

事实上台湾本土黑社会，按照李敖的考证，是来源于水陆码头中行业集会里的类似“罗汉脚”的人物。这种身份与黄浦江边成长期的杜月笙等青帮大佬比较类似。
而陈启礼、张安乐这些人属于成体系撤往台湾的“军公教”人员的子弟，与当地住民在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朋友圈子和实力集团。这一点类似于49年以后大批党政干部进入北京，他们的子弟成长为大院子弟的过程。

一开始，北京的地下势力中，大院子弟和市民子弟是泾渭分明的。尤其是“小混蛋”周长利作为玩主领袖的时期，市民子弟为主的“玩（儿）（加儿话音）主”，与老红卫兵出身的街头势力是对立紧张的，形式作风和生存特点也各有侧重。
比如说，我听一些老前辈描述过，玩主统辖的佛爷，由于有传统手艺的传承，擅长蹬车出货。而老红卫兵中的堕落份子，手艺有限却更熟悉高端社会的生活方式，所以更擅长溜橇。玩主街头作战，更喜欢使用家长在厂矿用于工作的三棱刮刀，而老兵由于是大院出身，很多人擅用军刺和制式匕首。

但是一段时期以后，随着双方群众的交流与提高，特别是文-革的深化发展，特别是一些特权子弟的沦落，院派和市井的阶级特色与生活方式逐渐融合。比如市井玩主们经常喜欢身披军装，小混蛋死前最有名的趁手就是那把芬兰匕首。而出身大院的王朔，动辄标榜出一幅北京市井做派，作品中常常以玩主自居。

在小混蛋死后不久，北京彻底出现了当时所谓“兵痞合流”的现象，新一代玩主领袖中涌现了不少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军政体系子弟；比如那谁谁谁、还有谁谁，都是当时北京街头的头面人物。


这些体系子弟进入黑道之后，因其出身的文化背景，在接受原有的黑道文化时必然会有所调整。
比如码头罗汉脚出身的土著黑帮源于生存哲学，最典型的生存原则之一就是只反社会而不反哪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特别是意识形态群体），他们的掮客和行业把头的味道是比较浓的。——即便是杜月笙参与了屠杀工人运动领袖的活动，其实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先被绑在了反共的立场上不得不表态最后一条道走到黑。


而体系子弟的黑道由于自由形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即时在选择了反社会的生存方式，往往也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他们选择反社会的行事方式，很多时候除了年轻时的生存考量以外，还有着一些对政治热情向往和发泄。比如大院红卫兵兼知青出身后来在缅甸成立地方政权的某位。
同时他们也往往与政治人物有着更加密切的生存关系。这就好像在60-70年代的院派玩主，在当时照样尊崇革命领袖和民族崛起一样。

恰好蒋政府体系一直有喜欢使用江湖力量来解决一些政治问题的传统，也因此，军公教子弟出身的竹联帮才会如此深入的卷入蒋家的政治风波之中。

并且即便是对蒋家政权已经失望之后，陈启礼和张安乐这些人轻易不会动摇中华民族作为一体的世界观，因为这些是存在于他们成长发展的基因之中。


当然这些人物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必然还受到其他生存哲学的影响，还会对其所处现实的状况进行诸多的利益权衡，因此不同的人做出的政治选择和是非立场也终将会不一样。

只能说，今天张安乐所得出的政治认识，在算是他自身历史必然导出的一种结果，也许是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