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万牺牲志愿军安葬国内的不过3000人

“除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著名志愿军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牺牲后运回祖国安葬外，一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回国治疗身亡者也在祖国进行了安葬。”曹家麟对笔者如是说。
　　据曹家麟提供的线索，笔者经过考证，发现国内安葬志愿军烈士比较集中的有三处。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特级、一级战斗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的烈士陵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位于沈阳市北陵公园的东侧，由原东北军区政治部修建。1951年8月，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落成。同年12月10日，移交给沈阳市民政局管理。陵园占地24万平方米，地势居高临下。拾级而上，迎面矗立着一座23米高的花岗岩砌成的四棱锥形纪念碑。碑体正面是董必武1962年9月的题字“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碑的顶部是中朝两国国旗，旗下是手握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铜像。碑的底部有铜铸的花环。花环的两侧刻有“1950—1953年”，这分别是志愿军赴朝参战和美国被迫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的时间。
　　1962年，董必武题词：“辉煌烈士尽功臣，不灭光辉不朽身。鸭绿江南花胜锦，北陵园畔草成茵。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精神召万民。峻极高山齐仰止，誓将纸虎化为尘。”碑体的背面刻有一篇471个字的祭文。
　　纪念碑后面便是烈士墓，分为东、西、北三个墓区，安葬着123位志愿军烈士。其中，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还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三位志愿军军级干部：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吴国璋、第五十军副军长蔡正国、第二十三军参谋长饶惠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123位烈士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底，从朝鲜战场上运回到沈阳的。1951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修建的同时，便有烈士遗体相继送来安葬。
　　翻开烈士陵园的原始“志愿军烈士入园登记表”，123位烈士的情况历历在目。每张登记表上，都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大印，留有组织部部长谭开云等领导的签名。
　　第一位被运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叫赵兴玉，志愿军六十六军五八八团团长，1916年出生，四川省达县石岗岭人。1933年9月于达县入伍，1937年12月在山西入党，历任县大队长、营长、副团长、团长，1951年1月在朝鲜战场牺牲。入园时间为1951年5月，当时的墓地编号为17组5号。
　　最后一位被运到烈士陵园的烈士是何渠若，沈阳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1920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73年9月12日，何渠若牺牲在谈判斗争的岗位上。
　　当时，志愿军烈士们牺牲后，都直接掩埋在战场附近。运送遗体前，东北军区派出人员寻找烈士坟墓，起出烈士遗体，先运到丹东部队留守处，用棺材装殓，然后用火车运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有的烈士遗体在丹东来不及装殓，就用帆布包裹着运送到沈阳，然后在沈阳入棺装殓。
　　河南省博爱县许良镇江陵堡村耿式全老人，当年在志愿军第十五军四十四师供给处当通信员。1953年2月18日，师政治部的高干事对他说，上级指示，牺牲的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遗体，都要运送回祖国安葬，命令他参加寻找烈士遗体、护送烈士遗体回国任务。2月21日夜，耿式全和二十九师张干事冒着敌机、大炮的封锁，重返中线阵地，寻找邱少云等烈士的墓地。
　　邱少云烈士是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九连战士，1952年10月，在平康前线反击391高地时，在潜伏过程中牺牲。当时，战斗打响后，卫生员上前把邱少云抱了起来，但邱少云已经被烈火烧焦。邱少云牺牲后，团里给他报了二等功。层层上报到志愿军总政治部后，首长决定为邱少云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当时，立二等功的烈士与牺牲的战士一样，都集中在一起安葬。邱少云当时被报二等功，与牺牲战友安葬在一起，十分难找。当晚10时许，耿式全等人来到安葬邱少云烈士的墓地，打开手电，一排排、一行行地查看烈士墓的砖记。他们费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邱少云烈士的墓地。当时正值隆冬，冻土一尺多厚，他们挖了半个多小时，才把邱少云烈士的遗体挖了出来。
　　邱少云烈士牺牲不到半年，遗体保存完好，身上穿了一件新棉衣，棉衣口袋里的急救包还是崭新的。翌日，他们在找到刘光义烈士的遗体后，与寻找黄继光、孙占元等烈士遗体的队伍会合。
　　1953年2月22日，耿式全他们乘坐5辆货车，将29位烈士的遗体运送到丹东七道沟志愿军十五军留守处操场上。留守处已经准备好29口红漆棺材，将烈士遗体一一装殓入棺。简短的悼念仪式后，根据职务、立功级别，孙占元、黄继光、邱少云、刘光义四位烈士的遗体当即被送往沈阳。其余25位烈士遗体，被安葬在丹东志愿军烈士陵园。
　　1951年10月23日，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同意了《沈阳市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灵柩安葬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51年12月3日，市长朱其文、副市长焦若愚签署《通告》，颁布《规定》。
　　《规定》的第一条：“凡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军及其他直接在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团（或相当于团）以上干部，或由军（或相当于军）之领导机关批准的特等英模牺牲病故者，得依本条例之规定入园安葬之。”可见，能够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烈士，级别之高。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墓区的东南侧，有大型画廊和烈士纪念馆。画廊展出国家领导人陪同国际友人来园扫墓，以及各界群众和烈士亲属来园祭扫的大幅照片。烈士纪念馆主要展出抗美援朝战争420多幅珍贵历史图片，烈士生前使用过的武器，荣获的勋章、军功章等珍贵遗物。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已经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最早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丹东市锦江山北麓，陵园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始建于1951年5月1日，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在丹东修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该陵园重修于1971年10月25日。
　　园内现有烈士纪念建筑物两处：一处是1971年由丹东市革委会、丹东市驻军修建的主体纪念碑“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另一处是1951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修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园内设有烈士事迹展览室两处，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展出园内18位烈士的事迹。1984年3月，丹东市各界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又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全面修缮和绿化，使烈士陵园面貌焕然一新。
　　沿着陵园正面花岗岩台阶缓步而上，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耸立着一座12米高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铭刻着“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10个金色大字，在纪念碑前后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等有13位，团以上干部有8位。纪念碑的两侧设有抗美援朝英烈事迹展览室。陵园的四周是铁艺围墙，整个园内苍松葱郁，翠柏肃然。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丹东市地处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前沿。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国内有较高的知名度，中央和辽宁省的一些相关活动都安排在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进行。
　　丹东市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前沿，全市有多处烈士陵园。除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外，在该地区的五龙背、花园沟、蛤蟆塘、七道沟、四道沟、浪头镇、凤城大堡等地，也有几处小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和零散的烈士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根据丹东市民政部门统计，这些分散安葬的志愿军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振兴区有612名，元宝区有622名，振安区有235名。另有部分无名烈士。
　　据丹东市元宝区民政局局长刘伟仁介绍，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始建于1952年6月，最初为散葬土墓。陵园内一共安葬了688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重伤转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医院经抢救无效而牺牲的烈士，他们的坟墓就分布在现七道沟烈士陵园的周围。这些烈士来自于全国21个省市，分别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军、空四军、安东军分区、辽东军区等部队。由于历史比较久远，也由于当时的资料搜集不全，在陵园内安葬的烈士有的只有姓名，极少数的烈士有部队番号、职务、籍贯，而烈士参加的战役、战斗情况却没有记载。
　　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近七成烈士牺牲时不到30岁。
　　在湖北省赤壁市城西南30多公里的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有一片志愿军烈士墓群，即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共计安葬着142名志愿军烈士。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此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预备野战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名志愿军伤病员。其间，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于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期间因救治无效牺牲。根据碑文介绍，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该医院病亡了99人，其中7月就病亡了24人。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0多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的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禁不住老泪纵横。
　　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把水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等药品，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死。有的是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内脏外露而感染；有的是腿被炸断，骨头外露而感染；有的是因美军飞机扔的细菌弹而感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有的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救治无效而死亡，被就地安葬。
　　据当年担任野战医院指导员的白玉发回忆，从前线送来的一位18岁的女战士因伤口感染牺牲了，大家都格外难过。当时，医院在掩埋中对她给予了特别的待遇。她叫唐文英，河南省邓县（今邓州市）前进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唐文英的母亲生前经常伤心垂泪，在临终前还喊着她的小名。后来，烈士的妹妹唐文玉找到了姐姐唐文英的墓地，她感慨地说：“要是我妈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会又悲又喜。为她早逝而悲，为她有音讯而喜。”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市118个县市，其中湖南28人，湖北12人，河南10人，河北9人，四川6人，黑龙江6人，涉及当年21个军的35个师87个团。烈士中既有普通炮兵、步兵、卫生员、警卫员、通信员、炊事员、粮秣员、驾驶员、修械员，也有班长、排长、连长、干事、参谋、营团级干部等，其中女兵3名。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8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中不少人都立过赫赫战功。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其中安葬着唯一的志愿军烈士。
　　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的志愿军烈士、志愿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志愿军第六十七军军长李湘。
　　曹家麟对笔者介绍：“李湘军长是我的老领导，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0余年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他被细菌感染，病情迅速恶化，脸部肿得非常厉害，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作战。很快，他的病情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虽经医生全力医治，终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与世长辞。李湘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7天时间。李湘军长牺牲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领导说：‘军长是被美帝细菌弹感染牺牲的，对外要保密，不能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李湘军长牺牲时正值暑期，遗体暂埋在军部附近的青山下。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由朝鲜运回祖国，12月11日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和公祭大会，随后被安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内，留有李湘的衣冠冢。”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被送回国内治疗，地区非常广泛，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应该有少量的志愿军烈士在祖国就地分散安葬了。
　　根据以上情况估算，在国内安葬的志愿军烈士超不过3000人。
http://nk.news.sohu.com/20140330/n397441899.shtml“除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著名志愿军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牺牲后运回祖国安葬外，一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回国治疗身亡者也在祖国进行了安葬。”曹家麟对笔者如是说。
　　据曹家麟提供的线索，笔者经过考证，发现国内安葬志愿军烈士比较集中的有三处。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特级、一级战斗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的烈士陵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位于沈阳市北陵公园的东侧，由原东北军区政治部修建。1951年8月，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落成。同年12月10日，移交给沈阳市民政局管理。陵园占地24万平方米，地势居高临下。拾级而上，迎面矗立着一座23米高的花岗岩砌成的四棱锥形纪念碑。碑体正面是董必武1962年9月的题字“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碑的顶部是中朝两国国旗，旗下是手握冲锋枪的志愿军战士铜像。碑的底部有铜铸的花环。花环的两侧刻有“1950—1953年”，这分别是志愿军赴朝参战和美国被迫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的时间。
　　1962年，董必武题词：“辉煌烈士尽功臣，不灭光辉不朽身。鸭绿江南花胜锦，北陵园畔草成茵。英雄气魄垂千古，国际精神召万民。峻极高山齐仰止，誓将纸虎化为尘。”碑体的背面刻有一篇471个字的祭文。
　　纪念碑后面便是烈士墓，分为东、西、北三个墓区，安葬着123位志愿军烈士。其中，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还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三位志愿军军级干部：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吴国璋、第五十军副军长蔡正国、第二十三军参谋长饶惠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123位烈士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底，从朝鲜战场上运回到沈阳的。1951年，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修建的同时，便有烈士遗体相继送来安葬。
　　翻开烈士陵园的原始“志愿军烈士入园登记表”，123位烈士的情况历历在目。每张登记表上，都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大印，留有组织部部长谭开云等领导的签名。
　　第一位被运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叫赵兴玉，志愿军六十六军五八八团团长，1916年出生，四川省达县石岗岭人。1933年9月于达县入伍，1937年12月在山西入党，历任县大队长、营长、副团长、团长，1951年1月在朝鲜战场牺牲。入园时间为1951年5月，当时的墓地编号为17组5号。
　　最后一位被运到烈士陵园的烈士是何渠若，沈阳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1920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73年9月12日，何渠若牺牲在谈判斗争的岗位上。
　　当时，志愿军烈士们牺牲后，都直接掩埋在战场附近。运送遗体前，东北军区派出人员寻找烈士坟墓，起出烈士遗体，先运到丹东部队留守处，用棺材装殓，然后用火车运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有的烈士遗体在丹东来不及装殓，就用帆布包裹着运送到沈阳，然后在沈阳入棺装殓。
　　河南省博爱县许良镇江陵堡村耿式全老人，当年在志愿军第十五军四十四师供给处当通信员。1953年2月18日，师政治部的高干事对他说，上级指示，牺牲的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遗体，都要运送回祖国安葬，命令他参加寻找烈士遗体、护送烈士遗体回国任务。2月21日夜，耿式全和二十九师张干事冒着敌机、大炮的封锁，重返中线阵地，寻找邱少云等烈士的墓地。
　　邱少云烈士是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九连战士，1952年10月，在平康前线反击391高地时，在潜伏过程中牺牲。当时，战斗打响后，卫生员上前把邱少云抱了起来，但邱少云已经被烈火烧焦。邱少云牺牲后，团里给他报了二等功。层层上报到志愿军总政治部后，首长决定为邱少云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当时，立二等功的烈士与牺牲的战士一样，都集中在一起安葬。邱少云当时被报二等功，与牺牲战友安葬在一起，十分难找。当晚10时许，耿式全等人来到安葬邱少云烈士的墓地，打开手电，一排排、一行行地查看烈士墓的砖记。他们费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邱少云烈士的墓地。当时正值隆冬，冻土一尺多厚，他们挖了半个多小时，才把邱少云烈士的遗体挖了出来。
　　邱少云烈士牺牲不到半年，遗体保存完好，身上穿了一件新棉衣，棉衣口袋里的急救包还是崭新的。翌日，他们在找到刘光义烈士的遗体后，与寻找黄继光、孙占元等烈士遗体的队伍会合。
　　1953年2月22日，耿式全他们乘坐5辆货车，将29位烈士的遗体运送到丹东七道沟志愿军十五军留守处操场上。留守处已经准备好29口红漆棺材，将烈士遗体一一装殓入棺。简短的悼念仪式后，根据职务、立功级别，孙占元、黄继光、邱少云、刘光义四位烈士的遗体当即被送往沈阳。其余25位烈士遗体，被安葬在丹东志愿军烈士陵园。
　　1951年10月23日，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同意了《沈阳市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灵柩安葬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51年12月3日，市长朱其文、副市长焦若愚签署《通告》，颁布《规定》。
　　《规定》的第一条：“凡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军及其他直接在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团（或相当于团）以上干部，或由军（或相当于军）之领导机关批准的特等英模牺牲病故者，得依本条例之规定入园安葬之。”可见，能够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烈士，级别之高。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墓区的东南侧，有大型画廊和烈士纪念馆。画廊展出国家领导人陪同国际友人来园扫墓，以及各界群众和烈士亲属来园祭扫的大幅照片。烈士纪念馆主要展出抗美援朝战争420多幅珍贵历史图片，烈士生前使用过的武器，荣获的勋章、军功章等珍贵遗物。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已经成为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最早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丹东市锦江山北麓，陵园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始建于1951年5月1日，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在丹东修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该陵园重修于1971年10月25日。
　　园内现有烈士纪念建筑物两处：一处是1971年由丹东市革委会、丹东市驻军修建的主体纪念碑“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另一处是1951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修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园内设有烈士事迹展览室两处，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展出园内18位烈士的事迹。1984年3月，丹东市各界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又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全面修缮和绿化，使烈士陵园面貌焕然一新。
　　沿着陵园正面花岗岩台阶缓步而上，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耸立着一座12米高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铭刻着“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10个金色大字，在纪念碑前后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等有13位，团以上干部有8位。纪念碑的两侧设有抗美援朝英烈事迹展览室。陵园的四周是铁艺围墙，整个园内苍松葱郁，翠柏肃然。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丹东市地处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前沿。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国内有较高的知名度，中央和辽宁省的一些相关活动都安排在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进行。
　　丹东市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方前沿，全市有多处烈士陵园。除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外，在该地区的五龙背、花园沟、蛤蟆塘、七道沟、四道沟、浪头镇、凤城大堡等地，也有几处小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和零散的烈士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根据丹东市民政部门统计，这些分散安葬的志愿军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振兴区有612名，元宝区有622名，振安区有235名。另有部分无名烈士。
　　据丹东市元宝区民政局局长刘伟仁介绍，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始建于1952年6月，最初为散葬土墓。陵园内一共安葬了688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重伤转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医院经抢救无效而牺牲的烈士，他们的坟墓就分布在现七道沟烈士陵园的周围。这些烈士来自于全国21个省市，分别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军、空四军、安东军分区、辽东军区等部队。由于历史比较久远，也由于当时的资料搜集不全，在陵园内安葬的烈士有的只有姓名，极少数的烈士有部队番号、职务、籍贯，而烈士参加的战役、战斗情况却没有记载。
　　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近七成烈士牺牲时不到30岁。
　　在湖北省赤壁市城西南30多公里的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有一片志愿军烈士墓群，即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共计安葬着142名志愿军烈士。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此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预备野战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名志愿军伤病员。其间，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于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期间因救治无效牺牲。根据碑文介绍，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该医院病亡了99人，其中7月就病亡了24人。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0多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的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禁不住老泪纵横。
　　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把水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等药品，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死。有的是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内脏外露而感染；有的是腿被炸断，骨头外露而感染；有的是因美军飞机扔的细菌弹而感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有的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救治无效而死亡，被就地安葬。
　　据当年担任野战医院指导员的白玉发回忆，从前线送来的一位18岁的女战士因伤口感染牺牲了，大家都格外难过。当时，医院在掩埋中对她给予了特别的待遇。她叫唐文英，河南省邓县（今邓州市）前进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唐文英的母亲生前经常伤心垂泪，在临终前还喊着她的小名。后来，烈士的妹妹唐文玉找到了姐姐唐文英的墓地，她感慨地说：“要是我妈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会又悲又喜。为她早逝而悲，为她有音讯而喜。”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市118个县市，其中湖南28人，湖北12人，河南10人，河北9人，四川6人，黑龙江6人，涉及当年21个军的35个师87个团。烈士中既有普通炮兵、步兵、卫生员、警卫员、通信员、炊事员、粮秣员、驾驶员、修械员，也有班长、排长、连长、干事、参谋、营团级干部等，其中女兵3名。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8岁。虽然年纪不大，但他们中不少人都立过赫赫战功。
　　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其中安葬着唯一的志愿军烈士。
　　石家庄市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抗美援朝战争中唯一的志愿军烈士、志愿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志愿军第六十七军军长李湘。
　　曹家麟对笔者介绍：“李湘军长是我的老领导，14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0余年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他被细菌感染，病情迅速恶化，脸部肿得非常厉害，但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指挥作战。很快，他的病情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虽经医生全力医治，终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与世长辞。李湘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7天时间。李湘军长牺牲后，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知道。领导说：‘军长是被美帝细菌弹感染牺牲的，对外要保密，不能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李湘军长牺牲时正值暑期，遗体暂埋在军部附近的青山下。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由朝鲜运回祖国，12月11日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和公祭大会，随后被安葬于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内，留有李湘的衣冠冢。”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被送回国内治疗，地区非常广泛，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应该有少量的志愿军烈士在祖国就地分散安葬了。
　　根据以上情况估算，在国内安葬的志愿军烈士超不过3000人。
http://nk.news.sohu.com/20140330/n39744189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