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长贴】像印度象一样跳舞——转自《全球财经观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1:02:01
第一篇：
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一个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如果中国和印度真正走到一起并携手共进的时候，它们也许真的有能力去改变这长达500年的旧世界秩序。
龙象共舞
文｜姜白 发自印度班加罗尔
“印度和中国可以共同重造世界秩序。”
2005年4月11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与来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倾谈三个小时之后，说出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语。
当达伽马率领的航海舰队于1497年抵达印度海岸时，东方的古老中国与印度正无可救药地趋于内向与保守。整个世界开始了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国际秩序。在这漫长的500年后，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与一个被称为“世界办公室”的印度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真正走到一起并携手共进的时候，它们也许真的有能力去改变这长达500年的旧世界秩序。
2005年，印度在普通中国人的印象中就是不断扩张的IT产业。而20年前，对印度的印象就是电影《大蓬车》、《流浪者》。更早一点，印度在中国的象征也许就是天竺、佛教这些模糊的符号。但早在2000多年前，中印之间就已经开始了贸易往来，中国和印度的第一次相遇正是通过贸易发生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于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从身毒(即印度)转口贸易而来的中国蜀地商品“邛竹杖”的一段记载，明白无误地记录了这一点：“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时至今日，发展双边贸易与经济往来，实现共同繁荣又成为中印再次接近的最大动力。“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应该特别重视这个伙伴关系前的定语，此前中国尚未与任何国家建立这种伙伴关系。
中印经济关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1998年开始，中印贸易额一直保持年均30%以上的增长率，短短4年间从30亿美元猛升至130亿美元。在相互投资方面，热度也逐年升高。2002年后，印度软件公司掀起了登陆中国的热潮，如果走进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印度排名前四位的软件企业TaTa、InfoSys、Wipro和Satyam公司。而在此之前，中国公司早就试水印度市场，华为、中兴、TCL等公司成为中国投资印度的先行者。2005年4月18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海-孟买航线正式通航，把中国和印度各自最大的经济城市直接联系到了一起。
与象共舞，与龙共舞。以制造业见长的中国与以软件开发制造崛起的印度互为机会。
印度的经验
“从老牛车到因特网”，这是对印度经济在最近15年来的飞速增长的形象说明。1990年代初，印度政府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使得GDP实现了年均6%的高速增长。印度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以服务业为主要推动力，以金融与软件开发为代表的服务业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1%。
印度的金融服务业、软件开发业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长期以来被视为印度超过中国的优势。国际化程度高是印度服务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作为官方语言之一的英语又为与国际接轨提供了便利。
受益于与西方世界的长期接触，印度直接继承了源于西方的法律与金融制度，金融部门运行良好，监管制度严格，目前银行部门的坏账率低于10%。重视程序合法与透明度保证了印度有一个健康、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商业投资提供优质服务。以ICICI银行为代表的私有银行在印度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语言优势和一流的高等教育为印度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印度中国研究所(ICS)荣誉研究员阿尔文德辛格博士称。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印度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过去几十年来印度对教育的投入每年都占GDP的3%乣4%。2004年，印度政府又承诺将对教育的投入提高至超过GDP的6%。这保证了印度高等教育院校在数量和教学质量上都能有逐年稳步的提高。不夸张地说，印度经济的崛起正是基于知识经济基础之上的崛起。
高度国际化与优秀的高等教育提供了一流的人才资源，为吸引外资进入服务业创造了优良条件。以IBM、GE、Intel为代表的众多跨国公司纷纷到印度开展企业传呼业务，建立研发中心。
虽然有着相对成熟的金融与法律体系，但印度经济也只是在最近10年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而且主要是在服务业这一块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摩根史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指出的，印度经济发展的经验也许就在于它充分利用了其服务业拥有训练有素和英语能力很强的劳动力、同时又没有什么政策限制的优势，选择以服务业为主导发展方向的模式。
“印度扬长避短，绕过了限制其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储蓄率、基建和FDI等因素”，花旗环球金融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认为，印度借助服务主导的经济模式，充分利用了其部分高素质劳动力、信息科技专长和英语优势，从而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黄益平亦指出，今后印度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在制造业领域取得同样的进展，实现工业化，以使脱离于服务业的分布于广大农村与小城市的大部分人口同样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并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
与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半壁江山相比，中国服务业则大为逊色，2003年的数字是占GDP总额的1/3。在失业增加与服务业的缺口同时出现的情况下，促进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服务业，特别是零售、分销和专业服务等私人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这就要求完善目前的金融与法律体系，并突破体制瓶颈。印度的成功经验或可具重要的启示意义。
合作大于竞争
作为历史相似、地缘相邻、传统产业接近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同质性，也因此难免在某些经济层面存在竞争。
2004年，印度新内阁上台后，在外资进入门槛、税收、产业开放、行业整合等方面屡有举措，显示其加速吸引外资的决心。印度也表示，不仅要做服务业大国，也要向中国看齐，做制造业大国。看起来，似乎中印之间的经济竞争无处不在。
然而细究起来，中印之间仍然是合作大于竞争。从纺织业上来看，中印之间首先在产品结构上各有所长。印度在纺织尖端技术上优于中国，而在生产低技术含量型纺织品方面，中国的优势则十分突出。其次，印度纺织品的主要目标市场是欧洲，在北美市场上份额不大，而中国则是在欧洲、美国市场均有较高份额。可见，中印的纺织品竞争并不具有直接对抗性。
在能源领域，中国或者印度的确都极度需要能源，并努力在国际市场上寻找自己的能源来源地，的确也存在着竞争，比方说最近两国在安哥拉的油田竞标。但是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印度，都与美国、日本、除俄罗斯及英国之外的欧洲都在进行能源竞争。
这种多方竞争格局本身就说明，竞争并不只是在中印之间存在。中国与印度作为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反倒可以在这一领域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比如印度石油与天然气部长于今年4月间就提出中印共建南亚能源管道的提议。中印更可能携手对国际石油定价权施加影响。
于2005年初推出亚洲首个原油期货的孟买商品交易所副执董约瑟夫马塞(Joseph Massey)对《全球财经观察》表示，“中印在国际能源合作方面有共同语言”。
从产业分布上看，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和印度的服务业优势恰恰是互补的两种核心竞争力。中国在电信、基建、机电、家电、日用品等方面的优势，印度在金融服务、软件开发、高科技和教育产业方面的优势都在对方的市场有巨大的开发空间。今年4月，中兴通讯公司与印度运营商ATLAS签署协议，获得了合同金额高达2.09亿美元的印度IPTV全国网络二期扩容项目合同，该项目将使印度拥有全球最大的IPTV网络。
此外，近年来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建立中印共同市场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印双边贸易额从30亿美元升至130亿美元只用了4年时间，而100多亿美元的数字对于两国潜在的庞大市场来说，不过是盘正餐前的开胃小菜。
一个拥有超过24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正充满激情地刺激着中国和印度的商界的想像力。第一篇：
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一个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如果中国和印度真正走到一起并携手共进的时候，它们也许真的有能力去改变这长达500年的旧世界秩序。
龙象共舞
文｜姜白 发自印度班加罗尔
“印度和中国可以共同重造世界秩序。”
2005年4月11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与来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倾谈三个小时之后，说出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语。
当达伽马率领的航海舰队于1497年抵达印度海岸时，东方的古老中国与印度正无可救药地趋于内向与保守。整个世界开始了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国际秩序。在这漫长的500年后，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与一个被称为“世界办公室”的印度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真正走到一起并携手共进的时候，它们也许真的有能力去改变这长达500年的旧世界秩序。
2005年，印度在普通中国人的印象中就是不断扩张的IT产业。而20年前，对印度的印象就是电影《大蓬车》、《流浪者》。更早一点，印度在中国的象征也许就是天竺、佛教这些模糊的符号。但早在2000多年前，中印之间就已经开始了贸易往来，中国和印度的第一次相遇正是通过贸易发生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于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从身毒(即印度)转口贸易而来的中国蜀地商品“邛竹杖”的一段记载，明白无误地记录了这一点：“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时至今日，发展双边贸易与经济往来，实现共同繁荣又成为中印再次接近的最大动力。“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应该特别重视这个伙伴关系前的定语，此前中国尚未与任何国家建立这种伙伴关系。
中印经济关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1998年开始，中印贸易额一直保持年均30%以上的增长率，短短4年间从30亿美元猛升至130亿美元。在相互投资方面，热度也逐年升高。2002年后，印度软件公司掀起了登陆中国的热潮，如果走进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印度排名前四位的软件企业TaTa、InfoSys、Wipro和Satyam公司。而在此之前，中国公司早就试水印度市场，华为、中兴、TCL等公司成为中国投资印度的先行者。2005年4月18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海-孟买航线正式通航，把中国和印度各自最大的经济城市直接联系到了一起。
与象共舞，与龙共舞。以制造业见长的中国与以软件开发制造崛起的印度互为机会。
印度的经验
“从老牛车到因特网”，这是对印度经济在最近15年来的飞速增长的形象说明。1990年代初，印度政府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使得GDP实现了年均6%的高速增长。印度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以服务业为主要推动力，以金融与软件开发为代表的服务业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1%。
印度的金融服务业、软件开发业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长期以来被视为印度超过中国的优势。国际化程度高是印度服务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作为官方语言之一的英语又为与国际接轨提供了便利。
受益于与西方世界的长期接触，印度直接继承了源于西方的法律与金融制度，金融部门运行良好，监管制度严格，目前银行部门的坏账率低于10%。重视程序合法与透明度保证了印度有一个健康、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商业投资提供优质服务。以ICICI银行为代表的私有银行在印度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语言优势和一流的高等教育为印度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印度中国研究所(ICS)荣誉研究员阿尔文德辛格博士称。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印度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过去几十年来印度对教育的投入每年都占GDP的3%乣4%。2004年，印度政府又承诺将对教育的投入提高至超过GDP的6%。这保证了印度高等教育院校在数量和教学质量上都能有逐年稳步的提高。不夸张地说，印度经济的崛起正是基于知识经济基础之上的崛起。
高度国际化与优秀的高等教育提供了一流的人才资源，为吸引外资进入服务业创造了优良条件。以IBM、GE、Intel为代表的众多跨国公司纷纷到印度开展企业传呼业务，建立研发中心。
虽然有着相对成熟的金融与法律体系，但印度经济也只是在最近10年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而且主要是在服务业这一块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摩根史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指出的，印度经济发展的经验也许就在于它充分利用了其服务业拥有训练有素和英语能力很强的劳动力、同时又没有什么政策限制的优势，选择以服务业为主导发展方向的模式。
“印度扬长避短，绕过了限制其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储蓄率、基建和FDI等因素”，花旗环球金融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认为，印度借助服务主导的经济模式，充分利用了其部分高素质劳动力、信息科技专长和英语优势，从而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黄益平亦指出，今后印度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在制造业领域取得同样的进展，实现工业化，以使脱离于服务业的分布于广大农村与小城市的大部分人口同样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并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
与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半壁江山相比，中国服务业则大为逊色，2003年的数字是占GDP总额的1/3。在失业增加与服务业的缺口同时出现的情况下，促进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服务业，特别是零售、分销和专业服务等私人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这就要求完善目前的金融与法律体系，并突破体制瓶颈。印度的成功经验或可具重要的启示意义。
合作大于竞争
作为历史相似、地缘相邻、传统产业接近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同质性，也因此难免在某些经济层面存在竞争。
2004年，印度新内阁上台后，在外资进入门槛、税收、产业开放、行业整合等方面屡有举措，显示其加速吸引外资的决心。印度也表示，不仅要做服务业大国，也要向中国看齐，做制造业大国。看起来，似乎中印之间的经济竞争无处不在。
然而细究起来，中印之间仍然是合作大于竞争。从纺织业上来看，中印之间首先在产品结构上各有所长。印度在纺织尖端技术上优于中国，而在生产低技术含量型纺织品方面，中国的优势则十分突出。其次，印度纺织品的主要目标市场是欧洲，在北美市场上份额不大，而中国则是在欧洲、美国市场均有较高份额。可见，中印的纺织品竞争并不具有直接对抗性。
在能源领域，中国或者印度的确都极度需要能源，并努力在国际市场上寻找自己的能源来源地，的确也存在着竞争，比方说最近两国在安哥拉的油田竞标。但是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印度，都与美国、日本、除俄罗斯及英国之外的欧洲都在进行能源竞争。
这种多方竞争格局本身就说明，竞争并不只是在中印之间存在。中国与印度作为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反倒可以在这一领域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比如印度石油与天然气部长于今年4月间就提出中印共建南亚能源管道的提议。中印更可能携手对国际石油定价权施加影响。
于2005年初推出亚洲首个原油期货的孟买商品交易所副执董约瑟夫马塞(Joseph Massey)对《全球财经观察》表示，“中印在国际能源合作方面有共同语言”。
从产业分布上看，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和印度的服务业优势恰恰是互补的两种核心竞争力。中国在电信、基建、机电、家电、日用品等方面的优势，印度在金融服务、软件开发、高科技和教育产业方面的优势都在对方的市场有巨大的开发空间。今年4月，中兴通讯公司与印度运营商ATLAS签署协议，获得了合同金额高达2.09亿美元的印度IPTV全国网络二期扩容项目合同，该项目将使印度拥有全球最大的IPTV网络。
此外，近年来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建立中印共同市场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印双边贸易额从30亿美元升至130亿美元只用了4年时间，而100多亿美元的数字对于两国潜在的庞大市场来说，不过是盘正餐前的开胃小菜。
一个拥有超过24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正充满激情地刺激着中国和印度的商界的想像力。
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一个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如果中国和印度真正走到一起并携手共进的时候，它们也许真的有能力去改变这长达500年的旧世界秩序。
龙象共舞
文｜姜白 发自印度班加罗尔
“印度和中国可以共同重造世界秩序。”
2005年4月11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与来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倾谈三个小时之后，说出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语。
当达伽马率领的航海舰队于1497年抵达印度海岸时，东方的古老中国与印度正无可救药地趋于内向与保守。整个世界开始了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国际秩序。在这漫长的500年后，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与一个被称为“世界办公室”的印度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真正走到一起并携手共进的时候，它们也许真的有能力去改变这长达500年的旧世界秩序。
2005年，印度在普通中国人的印象中就是不断扩张的IT产业。而20年前，对印度的印象就是电影《大蓬车》、《流浪者》。更早一点，印度在中国的象征也许就是天竺、佛教这些模糊的符号。但早在2000多年前，中印之间就已经开始了贸易往来，中国和印度的第一次相遇正是通过贸易发生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于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从身毒(即印度)转口贸易而来的中国蜀地商品“邛竹杖”的一段记载，明白无误地记录了这一点：“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时至今日，发展双边贸易与经济往来，实现共同繁荣又成为中印再次接近的最大动力。“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应该特别重视这个伙伴关系前的定语，此前中国尚未与任何国家建立这种伙伴关系。
中印经济关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1998年开始，中印贸易额一直保持年均30%以上的增长率，短短4年间从30亿美元猛升至130亿美元。在相互投资方面，热度也逐年升高。2002年后，印度软件公司掀起了登陆中国的热潮，如果走进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印度排名前四位的软件企业TaTa、InfoSys、Wipro和Satyam公司。而在此之前，中国公司早就试水印度市场，华为、中兴、TCL等公司成为中国投资印度的先行者。2005年4月18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海-孟买航线正式通航，把中国和印度各自最大的经济城市直接联系到了一起。
与象共舞，与龙共舞。以制造业见长的中国与以软件开发制造崛起的印度互为机会。
印度的经验
“从老牛车到因特网”，这是对印度经济在最近15年来的飞速增长的形象说明。1990年代初，印度政府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使得GDP实现了年均6%的高速增长。印度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以服务业为主要推动力，以金融与软件开发为代表的服务业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1%。
印度的金融服务业、软件开发业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长期以来被视为印度超过中国的优势。国际化程度高是印度服务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作为官方语言之一的英语又为与国际接轨提供了便利。
受益于与西方世界的长期接触，印度直接继承了源于西方的法律与金融制度，金融部门运行良好，监管制度严格，目前银行部门的坏账率低于10%。重视程序合法与透明度保证了印度有一个健康、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商业投资提供优质服务。以ICICI银行为代表的私有银行在印度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语言优势和一流的高等教育为印度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印度中国研究所(ICS)荣誉研究员阿尔文德辛格博士称。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印度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过去几十年来印度对教育的投入每年都占GDP的3%乣4%。2004年，印度政府又承诺将对教育的投入提高至超过GDP的6%。这保证了印度高等教育院校在数量和教学质量上都能有逐年稳步的提高。不夸张地说，印度经济的崛起正是基于知识经济基础之上的崛起。
高度国际化与优秀的高等教育提供了一流的人才资源，为吸引外资进入服务业创造了优良条件。以IBM、GE、Intel为代表的众多跨国公司纷纷到印度开展企业传呼业务，建立研发中心。
虽然有着相对成熟的金融与法律体系，但印度经济也只是在最近10年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而且主要是在服务业这一块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摩根史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指出的，印度经济发展的经验也许就在于它充分利用了其服务业拥有训练有素和英语能力很强的劳动力、同时又没有什么政策限制的优势，选择以服务业为主导发展方向的模式。
“印度扬长避短，绕过了限制其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储蓄率、基建和FDI等因素”，花旗环球金融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认为，印度借助服务主导的经济模式，充分利用了其部分高素质劳动力、信息科技专长和英语优势，从而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黄益平亦指出，今后印度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在制造业领域取得同样的进展，实现工业化，以使脱离于服务业的分布于广大农村与小城市的大部分人口同样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并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
与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半壁江山相比，中国服务业则大为逊色，2003年的数字是占GDP总额的1/3。在失业增加与服务业的缺口同时出现的情况下，促进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服务业，特别是零售、分销和专业服务等私人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这就要求完善目前的金融与法律体系，并突破体制瓶颈。印度的成功经验或可具重要的启示意义。
合作大于竞争
作为历史相似、地缘相邻、传统产业接近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同质性，也因此难免在某些经济层面存在竞争。
2004年，印度新内阁上台后，在外资进入门槛、税收、产业开放、行业整合等方面屡有举措，显示其加速吸引外资的决心。印度也表示，不仅要做服务业大国，也要向中国看齐，做制造业大国。看起来，似乎中印之间的经济竞争无处不在。
然而细究起来，中印之间仍然是合作大于竞争。从纺织业上来看，中印之间首先在产品结构上各有所长。印度在纺织尖端技术上优于中国，而在生产低技术含量型纺织品方面，中国的优势则十分突出。其次，印度纺织品的主要目标市场是欧洲，在北美市场上份额不大，而中国则是在欧洲、美国市场均有较高份额。可见，中印的纺织品竞争并不具有直接对抗性。
在能源领域，中国或者印度的确都极度需要能源，并努力在国际市场上寻找自己的能源来源地，的确也存在着竞争，比方说最近两国在安哥拉的油田竞标。但是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印度，都与美国、日本、除俄罗斯及英国之外的欧洲都在进行能源竞争。
这种多方竞争格局本身就说明，竞争并不只是在中印之间存在。中国与印度作为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反倒可以在这一领域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比如印度石油与天然气部长于今年4月间就提出中印共建南亚能源管道的提议。中印更可能携手对国际石油定价权施加影响。
于2005年初推出亚洲首个原油期货的孟买商品交易所副执董约瑟夫马塞(Joseph Massey)对《全球财经观察》表示，“中印在国际能源合作方面有共同语言”。
从产业分布上看，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和印度的服务业优势恰恰是互补的两种核心竞争力。中国在电信、基建、机电、家电、日用品等方面的优势，印度在金融服务、软件开发、高科技和教育产业方面的优势都在对方的市场有巨大的开发空间。今年4月，中兴通讯公司与印度运营商ATLAS签署协议，获得了合同金额高达2.09亿美元的印度IPTV全国网络二期扩容项目合同，该项目将使印度拥有全球最大的IPTV网络。
此外，近年来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建立中印共同市场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印双边贸易额从30亿美元升至130亿美元只用了4年时间，而100多亿美元的数字对于两国潜在的庞大市场来说，不过是盘正餐前的开胃小菜。
一个拥有超过24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正充满激情地刺激着中国和印度的商界的想像力。第一篇：
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一个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如果中国和印度真正走到一起并携手共进的时候，它们也许真的有能力去改变这长达500年的旧世界秩序。
龙象共舞
文｜姜白 发自印度班加罗尔
“印度和中国可以共同重造世界秩序。”
2005年4月11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与来访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倾谈三个小时之后，说出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语。
当达伽马率领的航海舰队于1497年抵达印度海岸时，东方的古老中国与印度正无可救药地趋于内向与保守。整个世界开始了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国际秩序。在这漫长的500年后，一个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与一个被称为“世界办公室”的印度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真正走到一起并携手共进的时候，它们也许真的有能力去改变这长达500年的旧世界秩序。
2005年，印度在普通中国人的印象中就是不断扩张的IT产业。而20年前，对印度的印象就是电影《大蓬车》、《流浪者》。更早一点，印度在中国的象征也许就是天竺、佛教这些模糊的符号。但早在2000多年前，中印之间就已经开始了贸易往来，中国和印度的第一次相遇正是通过贸易发生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张骞于大夏(今阿富汗)见到从身毒(即印度)转口贸易而来的中国蜀地商品“邛竹杖”的一段记载，明白无误地记录了这一点：“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时至今日，发展双边贸易与经济往来，实现共同繁荣又成为中印再次接近的最大动力。“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应该特别重视这个伙伴关系前的定语，此前中国尚未与任何国家建立这种伙伴关系。
中印经济关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1998年开始，中印贸易额一直保持年均30%以上的增长率，短短4年间从30亿美元猛升至130亿美元。在相互投资方面，热度也逐年升高。2002年后，印度软件公司掀起了登陆中国的热潮，如果走进浦东的张江高科技园区，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印度排名前四位的软件企业TaTa、InfoSys、Wipro和Satyam公司。而在此之前，中国公司早就试水印度市场，华为、中兴、TCL等公司成为中国投资印度的先行者。2005年4月18日，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上海-孟买航线正式通航，把中国和印度各自最大的经济城市直接联系到了一起。
与象共舞，与龙共舞。以制造业见长的中国与以软件开发制造崛起的印度互为机会。
印度的经验
“从老牛车到因特网”，这是对印度经济在最近15年来的飞速增长的形象说明。1990年代初，印度政府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使得GDP实现了年均6%的高速增长。印度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是以服务业为主要推动力，以金融与软件开发为代表的服务业对整个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1%。
印度的金融服务业、软件开发业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长期以来被视为印度超过中国的优势。国际化程度高是印度服务业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作为官方语言之一的英语又为与国际接轨提供了便利。
受益于与西方世界的长期接触，印度直接继承了源于西方的法律与金融制度，金融部门运行良好，监管制度严格，目前银行部门的坏账率低于10%。重视程序合法与透明度保证了印度有一个健康、高效的金融体系，为商业投资提供优质服务。以ICICI银行为代表的私有银行在印度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语言优势和一流的高等教育为印度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印度中国研究所(ICS)荣誉研究员阿尔文德辛格博士称。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印度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过去几十年来印度对教育的投入每年都占GDP的3%乣4%。2004年，印度政府又承诺将对教育的投入提高至超过GDP的6%。这保证了印度高等教育院校在数量和教学质量上都能有逐年稳步的提高。不夸张地说，印度经济的崛起正是基于知识经济基础之上的崛起。
高度国际化与优秀的高等教育提供了一流的人才资源，为吸引外资进入服务业创造了优良条件。以IBM、GE、Intel为代表的众多跨国公司纷纷到印度开展企业传呼业务，建立研发中心。
虽然有着相对成熟的金融与法律体系，但印度经济也只是在最近10年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的，而且主要是在服务业这一块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摩根史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指出的，印度经济发展的经验也许就在于它充分利用了其服务业拥有训练有素和英语能力很强的劳动力、同时又没有什么政策限制的优势，选择以服务业为主导发展方向的模式。
“印度扬长避短，绕过了限制其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储蓄率、基建和FDI等因素”，花旗环球金融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认为，印度借助服务主导的经济模式，充分利用了其部分高素质劳动力、信息科技专长和英语优势，从而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
黄益平亦指出，今后印度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在制造业领域取得同样的进展，实现工业化，以使脱离于服务业的分布于广大农村与小城市的大部分人口同样能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并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
与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半壁江山相比，中国服务业则大为逊色，2003年的数字是占GDP总额的1/3。在失业增加与服务业的缺口同时出现的情况下，促进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服务业，特别是零售、分销和专业服务等私人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这就要求完善目前的金融与法律体系，并突破体制瓶颈。印度的成功经验或可具重要的启示意义。
合作大于竞争
作为历史相似、地缘相邻、传统产业接近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同质性，也因此难免在某些经济层面存在竞争。
2004年，印度新内阁上台后，在外资进入门槛、税收、产业开放、行业整合等方面屡有举措，显示其加速吸引外资的决心。印度也表示，不仅要做服务业大国，也要向中国看齐，做制造业大国。看起来，似乎中印之间的经济竞争无处不在。
然而细究起来，中印之间仍然是合作大于竞争。从纺织业上来看，中印之间首先在产品结构上各有所长。印度在纺织尖端技术上优于中国，而在生产低技术含量型纺织品方面，中国的优势则十分突出。其次，印度纺织品的主要目标市场是欧洲，在北美市场上份额不大，而中国则是在欧洲、美国市场均有较高份额。可见，中印的纺织品竞争并不具有直接对抗性。
在能源领域，中国或者印度的确都极度需要能源，并努力在国际市场上寻找自己的能源来源地，的确也存在着竞争，比方说最近两国在安哥拉的油田竞标。但是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印度，都与美国、日本、除俄罗斯及英国之外的欧洲都在进行能源竞争。
这种多方竞争格局本身就说明，竞争并不只是在中印之间存在。中国与印度作为主要的石油进口国，反倒可以在这一领域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比如印度石油与天然气部长于今年4月间就提出中印共建南亚能源管道的提议。中印更可能携手对国际石油定价权施加影响。
于2005年初推出亚洲首个原油期货的孟买商品交易所副执董约瑟夫马塞(Joseph Massey)对《全球财经观察》表示，“中印在国际能源合作方面有共同语言”。
从产业分布上看，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和印度的服务业优势恰恰是互补的两种核心竞争力。中国在电信、基建、机电、家电、日用品等方面的优势，印度在金融服务、软件开发、高科技和教育产业方面的优势都在对方的市场有巨大的开发空间。今年4月，中兴通讯公司与印度运营商ATLAS签署协议，获得了合同金额高达2.09亿美元的印度IPTV全国网络二期扩容项目合同，该项目将使印度拥有全球最大的IPTV网络。
此外，近年来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建立中印共同市场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印双边贸易额从30亿美元升至130亿美元只用了4年时间，而100多亿美元的数字对于两国潜在的庞大市场来说，不过是盘正餐前的开胃小菜。
一个拥有超过24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正充满激情地刺激着中国和印度的商界的想像力。
第二篇：“印度模式”造就IT神话
教育、人才、国际化、流程控制、加入全球供应链，这就是印度IT神话的诞生
如果你向一个去过印度的人提起卡纳塔克邦，他极可能会摇摇头。
如果你向他提起班加罗尔，他却一定知道这个长满火红的金合欢树和大大小小软件开发公司的城市。
班加罗尔，这个1990年代前尚籍籍无名的印度南方城市，卡纳塔克邦的首府，现在已经成为印度IT 业的代名词，“印度的硅谷”，也已经成为IT业的麦加圣地，每年吸引了无数的朝觐者前去顶礼膜拜。
著名的Electronic City高科技园区距离班加罗尔市区不过20公里，但现在如果要从市中心坐车过去，拥挤的车流可能会让你在道路上磨蹭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这个园区里不但有TaTa、Infosys等印度自己的著名软件公司，也有UBI、Siemens 等知名的跨国公司。但Electronic City的交通瓶颈和土地资源饱和仍然无法阻挡新的投资不断涌入，IT产业仍在扩张，已经迫使班加罗尔不得不在城市的另一个地区怀费(White Field)扩展。
短短15年间，班加罗尔的市区面积和人口都扩大了1倍有余，这个城市的规划永远赶不上城市自身的膨胀。这一切都是拜IT业的高速发展所赐。
班加罗尔是创造神话的地方，这个神话就是印度IT产业的成长。
对于一个朝觐者，参观Infosys在Electronic City的研发总部是一件极有收获的事情。大片的绿地、浓荫和毕达哥拉斯的青铜画像让这个著名的软件公司看起来像一个古希腊学园；而林立的功能化建筑，一应齐全的工作、生活、服务设施却令它更像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社区。
“为公司成员提供一流的工作条件，并辅之以同样一流的生活条件，这是Infosys特别重视的。”Infosys的企业事务部总监芭妮P达宛不无自豪地表示。优越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与业绩直接挂钩的个人奖励制度正是Infosys吸引IT人才不断加入的重要砝码。
由于越来越多的海外公司将业务外包到印度，Infosys在2004年的净利润比上一年增长了52%，由2003年的123亿卢比增加到189亿卢比(约4.5亿美元)。这也是公司连续多年实现两位数的净利润增长。
“严格的质量控制、研发的多种模型管理和最大程度地尊重客户的设计要求是Infosys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芭妮对《全球财经观察》表示，Infosys为员工提供的全方位培训是保证研发质量的前提条件。每天都有数百甚至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Infosys员工在这个总部接受培训或进行实习。
与Infosys一样，印度另两大软件公司TaTa和Wipro发表的2004年度财报，也表明了净利润的大幅增长。
业界预测，2006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在不到10年时间内即成长为全球软件外包生产中心的印度软件出口占到了全球市场的20%，美国进口市场的62%。全球达到软件业评级最高级CMM5即“可优化”级水准的企业不过100余家，这些企业大部分在印度，而不是在欧美。“这是因为印度软件企业的流程控制做得非常好”，华为印度研究所所长黄冀如此解释。
班加罗尔作为技术教育中心的地位决定了它成为印度IT业的中心。印度的教育体系有很多层次，有像班加罗尔大学、德里大学这样正规大学的计算机系，重视系统理论教育，也有很多职业技术学院，不重视教授系统知识，而是注重编程技术教育，培养专业的软件技术工人，因此除了培养系统开发的尖端人才外，还同时造就了众多专业型的软件开发工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金字塔人才体系，各个层次的人才都有。“其实软件开发，并不需要全都是尖端人才，只要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人就行了，而且比较稳定。”黄冀说。
如印度中国研究所阿尔文德辛格(Arvinder Singh)博士所指出的，班加罗尔的学生从这里毕业，到美国留学，在硅谷深造后，往往选择回到班加罗尔来创办自己的软件公司。
这些留学生和技术开发员用他们所学习和掌握到的技术把班加罗尔同硅谷、把印度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印度软件开发人才多，专业人才知识能力非常规范，10个人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造就了印度人平静、不浮躁的个性，这正是软件开发所需要的人才。
黄冀告诉《全球财经观察》，印度IT业的优势之一就是规模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样可以做到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又能扩大规模。
印度软件外包业的技术专长在于模块设计，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在短时间内高效率地设计与制作软件。典型的例子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外包软件订货可以在美国的晚间发至印度，印度的开发人员可以在一个工作日内按客户要求完成设计并发回至客户，而远在美国的客户则在当地的第二就可以把这个外包软件运用到系统设计中去了。印度的软件业就是以这种方式融入到全球软件定制、开发、销售与应用流程链中去。
教育、人才、国际化、流程控制、加入全球供应链，这就是印度IT神话的诞生。当然，神话也并非十全十美。印度IT业长于制作模块软件，也就是主要按客户定制来设计制作“零件”，而不是整个系统，因此系统整合能力较差，缺乏自己的核心软件品牌。而相比较而言，中国IT业的优势在于系统技术开发能力和经验比印度同行多一些，这也是中国IT业目前可以与印度IT业比较时惟一可以安慰自己的东西。
教育、人才、国际化、流程控制、加入全球供应链，这就是印度IT神话的诞生
如果你向一个去过印度的人提起卡纳塔克邦，他极可能会摇摇头。
如果你向他提起班加罗尔，他却一定知道这个长满火红的金合欢树和大大小小软件开发公司的城市。
班加罗尔，这个1990年代前尚籍籍无名的印度南方城市，卡纳塔克邦的首府，现在已经成为印度IT 业的代名词，“印度的硅谷”，也已经成为IT业的麦加圣地，每年吸引了无数的朝觐者前去顶礼膜拜。
著名的Electronic City高科技园区距离班加罗尔市区不过20公里，但现在如果要从市中心坐车过去，拥挤的车流可能会让你在道路上磨蹭上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这个园区里不但有TaTa、Infosys等印度自己的著名软件公司，也有UBI、Siemens 等知名的跨国公司。但Electronic City的交通瓶颈和土地资源饱和仍然无法阻挡新的投资不断涌入，IT产业仍在扩张，已经迫使班加罗尔不得不在城市的另一个地区怀费(White Field)扩展。
短短15年间，班加罗尔的市区面积和人口都扩大了1倍有余，这个城市的规划永远赶不上城市自身的膨胀。这一切都是拜IT业的高速发展所赐。
班加罗尔是创造神话的地方，这个神话就是印度IT产业的成长。
对于一个朝觐者，参观Infosys在Electronic City的研发总部是一件极有收获的事情。大片的绿地、浓荫和毕达哥拉斯的青铜画像让这个著名的软件公司看起来像一个古希腊学园；而林立的功能化建筑，一应齐全的工作、生活、服务设施却令它更像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社区。
“为公司成员提供一流的工作条件，并辅之以同样一流的生活条件，这是Infosys特别重视的。”Infosys的企业事务部总监芭妮P达宛不无自豪地表示。优越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与业绩直接挂钩的个人奖励制度正是Infosys吸引IT人才不断加入的重要砝码。
由于越来越多的海外公司将业务外包到印度，Infosys在2004年的净利润比上一年增长了52%，由2003年的123亿卢比增加到189亿卢比(约4.5亿美元)。这也是公司连续多年实现两位数的净利润增长。
“严格的质量控制、研发的多种模型管理和最大程度地尊重客户的设计要求是Infosys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芭妮对《全球财经观察》表示，Infosys为员工提供的全方位培训是保证研发质量的前提条件。每天都有数百甚至上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Infosys员工在这个总部接受培训或进行实习。
与Infosys一样，印度另两大软件公司TaTa和Wipro发表的2004年度财报，也表明了净利润的大幅增长。
业界预测，2006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在不到10年时间内即成长为全球软件外包生产中心的印度软件出口占到了全球市场的20%，美国进口市场的62%。全球达到软件业评级最高级CMM5即“可优化”级水准的企业不过100余家，这些企业大部分在印度，而不是在欧美。“这是因为印度软件企业的流程控制做得非常好”，华为印度研究所所长黄冀如此解释。
班加罗尔作为技术教育中心的地位决定了它成为印度IT业的中心。印度的教育体系有很多层次，有像班加罗尔大学、德里大学这样正规大学的计算机系，重视系统理论教育，也有很多职业技术学院，不重视教授系统知识，而是注重编程技术教育，培养专业的软件技术工人，因此除了培养系统开发的尖端人才外，还同时造就了众多专业型的软件开发工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金字塔人才体系，各个层次的人才都有。“其实软件开发，并不需要全都是尖端人才，只要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人就行了，而且比较稳定。”黄冀说。
如印度中国研究所阿尔文德辛格(Arvinder Singh)博士所指出的，班加罗尔的学生从这里毕业，到美国留学，在硅谷深造后，往往选择回到班加罗尔来创办自己的软件公司。
这些留学生和技术开发员用他们所学习和掌握到的技术把班加罗尔同硅谷、把印度同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印度软件开发人才多，专业人才知识能力非常规范，10个人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印度传统文化的影响造就了印度人平静、不浮躁的个性，这正是软件开发所需要的人才。
黄冀告诉《全球财经观察》，印度IT业的优势之一就是规模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样可以做到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又能扩大规模。
印度软件外包业的技术专长在于模块设计，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在短时间内高效率地设计与制作软件。典型的例子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外包软件订货可以在美国的晚间发至印度，印度的开发人员可以在一个工作日内按客户要求完成设计并发回至客户，而远在美国的客户则在当地的第二就可以把这个外包软件运用到系统设计中去了。印度的软件业就是以这种方式融入到全球软件定制、开发、销售与应用流程链中去。
教育、人才、国际化、流程控制、加入全球供应链，这就是印度IT神话的诞生。当然，神话也并非十全十美。印度IT业长于制作模块软件，也就是主要按客户定制来设计制作“零件”，而不是整个系统，因此系统整合能力较差，缺乏自己的核心软件品牌。而相比较而言，中国IT业的优势在于系统技术开发能力和经验比印度同行多一些，这也是中国IT业目前可以与印度IT业比较时惟一可以安慰自己的东西。
第三篇：重新发现的次大陆
请注意，印度国徽——阿育王石柱上的狮子是昂首面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 imes of India，或者To Win with Times。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街头随处可见的公益广告牌，形象地表明了整个印度在经历十几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后积聚起来的信心。
这个国家距离上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有多久了呢？如果从1947年独立算起，已过去近60年；如果从大英帝国宣布直接统治开始，已接近150年；如果从莫卧儿王朝极盛时代算起，已过去了500年；如果从亚历山大进入印度算起，则已过去了2300年。
但这一次，再度走进全世界关注聚光灯下的印度却是一个新的身份：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与军事大国、自1990年代开始连续十余年是以平均GDP增长率超过6%、IT产业大国和“世界办公室”，当然，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现在，这个国家也正是联合国安理会新常任理事国的热门人选。
“让21世纪成为印度的世纪”，如同前任副总理阿德瓦尼一样，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也提出了这个口号。
这是个“新”印度。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正以新的眼光打量这个在20世纪最后10年焕发出无穷活力与生机的古老国度，似乎像500年前的西方航海者们一般，重新发现了印度次大陆。
有声有色的大国
如果没有60年前的“蒙巴顿方案”，如果圣雄甘地当年维护传统印度统一的愿望得到实现，也许我们现在会看到一个深陷宗教与种族冲突之中的印度，但更可能看到一个更为强势有力的大印度：东接缅甸，西连伊朗阿富汗，北邻中国，南抵印度洋，毫无疑义地控制着从霍尔森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国际咽喉海道。
即使这个传统的印度已经演变为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三个国家，但现在的印度在南亚次大陆仍然保持着至高无上的政治与军事影响力。利用自身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无论是冷战还是后冷战时代，印度在世界各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充分维护并求得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虽然身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国家，但印度却能在与俄罗斯(及其前身苏联)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又能借反恐战争和美国保持准盟友关系。
今天，印度更力图将这种影响力向地区外扩张。在东面，印度海军近年来连续与日本、越南海军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标志印度军事力量在历史上首次介入了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地区。在西北面，印度早在2002年就于塔吉克斯坦境内靠近阿富汗边境建立了秘密军事基地。
“印度洋是印度的印度洋。”控制印度洋是印度长期追求的海上战略目标。1990年代后，印度在此基础上实施了南扩战略，将活动范围扩大并前进至南中国海。
2005年4月11日，印度国防部长在喀拉拉邦南方科钦造船厂正式启动了该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的开工仪式，新航母将于2012年交付印度海军。而按照计划，到2012年印度海军将拥有亚洲最大的三支航空母舰编队。这是印度完成进入世界核俱乐部的大事之后，另一项借以谋求全球大国地位的重要军事计划。
“印度应该成为亚洲的轴心”，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早在立国之初就发表了让所有后来的印度人奉为圭臬的名言，“印度现在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它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对我毫无吸引力。”现在，印度可以说是亚洲范围内“有声有色的大国”了，它正不遗余力地为实现全球大国这个梦想而努力。
后来居上的软实力
较之政治军事上的活跃，印度在经济上的表现更为抢眼。1991年经济自由化开始后，GDP始终保持高速增长。除1992年和2001年外，印度经济增长率均高于5%，其中2003财年甚至高达8.3%。金融、保险、房地产和贸易服务业增长了7%，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业增长9.3%，移动电话用户平均每月增加220万。在IT领域，软件出口继续以30%的年增长率上升，印度IT业面向海外市场的外包合同也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
在2004年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排名榜上，印度从2002年的第15位骤升至第3位。当年吸收的FDI超过了90亿美元。
一流的高等教育和近3亿人口的中产阶级为印度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坚实基础。而2000万海外印度人也为促进印度与其他国家的资金技术交流、开拓海外市场作出了巨大贡献。据说在美国，60%的软件设计人员是印度裔，40%的医生也是印度裔。像英特尔、微软和IBM等著名国际大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中，印裔人士也为数不少。
印度是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的故乡，也同样拥有众多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拜火教甚至犹太教信徒。几百年来，除了少数时期的混乱外，印度社会基本上都能为各种宗教提供和谐共存的环境。
可以说，印度在经济、文化、宗教、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软实力在获得适当的政策条件后，迅速地得到了放大增强，后来居上。
印度的文化、宗教也是一种内在而强大的软实力，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印度的国民性、进而对经济发展与竞争力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印度教宿命论的影响下，大部分印度人普遍固守夫子之道，尊敬法律与制度。同时，对宗教的虔诚表现在工作上，就是循规蹈矩，不浮躁，执着专一，能够踏踏实实地去把工作做好。
巨人的泥足
多宗教信仰、多种族、多语言是印度的优势，也是印度的弱点所在。印度有约20种官方语言，数百个少数民族，各个区域发展情况极不平衡也不相似，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之间难免有所隔阂。难怪有人说，印度不像一个国家，更像一个欧洲。在这样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整体平衡发展是相当困难的。
正像破败的老德里与光鲜的新德里的差别一样，印度虽然有着接近3亿的世界最大中产阶级人口，也同样有着超过3亿的贫困人口。贫富差距的存在和不断扩大是困扰印度政府多年的事情。种姓制度虽然在共和国成立后就从法律上被废除掉，但其影响在很多印度人、特别是乡村社会中仍然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仍然受到阻碍，因而整体的交流发展始终不能充分有效地进行。
由于选择了优先发展服务产业，长期得不到应有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机场、港口和道路设施的落后直接影响了进出口贸易。在孟买、德里和班加罗尔等地，塞车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从班加罗尔市中心到科技园区“电子城”区区20公里路程，却经常要跑一个到一个半小时。
好在新一届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总理辛格不久前透露，今后10年内将吸引1500亿美元外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其中，550亿美元将用于机场和铁路，近1000亿美元投入到电力和电信业设施建设。
效率低下和官僚机构腐败也是影响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瓦杰帕依时代，某中国公司曾参与承包建设一条总长约1800公里的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周期为3年。但是由于分包的印度公司效率低下，导致施工车辆长期不能完全到位，结果是2年时间才总共铺了几十公里的道路，铩羽而归。
中印相交
“中印没有不合作的理由。”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一语道破中印关系的核心所在。
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并未能阻隔中印两国的交往。中印近三千年的交往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蜜月期。第一次是中古时代印度向中国输出佛教文化、中国信徒前赴后继西行求法的时期；第二次则是1950年代中印两国先后获得独立和解放后，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相互配合、密切合作的时期。
如果说第一次的蜜月是以宗教文化为纽带，第二次的合作是以政治外交为基础，那么，2005年4月初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印度的历史性访问则开启了以政治与经济合作为共同舞台的中印交往第三次蜜月期。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贴切不过地表达了中印双方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所欲所求。同为发展速度最快、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双方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战略机遇期来持续发展经济，并提升发展的层次。从经济层面上看，战略伙伴的重要意义不辩自明。中印人口加在一起近24亿，但直到2004年双边贸易额才不过136亿美元，鉴于两国产业经济具有的一定互补性，今后潜在的市场增长空间何等巨大。
从政治层面来看，印度最担心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得以化解，而借助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印度也可进而改善与宿敌巴基斯坦的关系，使这两个不稳平衡转化成为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这不但有利于印度专心致志于国内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中国则可以在作为国家整体外交基础的周边外交方面，继中俄边界问题之后，解决一个最重要的周边关系，实现西南后方的安全保障，与西北中亚方向、北部和东北的俄罗斯方向、蒙古方向、东南的东南亚方向睦邻友好策略连成一体，开成稳固的周边外交态势，从而可以将注意力重心转移到解决台海问题上去。
请注意，印度国徽——阿育王石柱上的狮子是昂首面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 imes of India，或者To Win with Times。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街头随处可见的公益广告牌，形象地表明了整个印度在经历十几年的经济高速成长后积聚起来的信心。
这个国家距离上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有多久了呢？如果从1947年独立算起，已过去近60年；如果从大英帝国宣布直接统治开始，已接近150年；如果从莫卧儿王朝极盛时代算起，已过去了500年；如果从亚历山大进入印度算起，则已过去了2300年。
但这一次，再度走进全世界关注聚光灯下的印度却是一个新的身份：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与军事大国、自1990年代开始连续十余年是以平均GDP增长率超过6%、IT产业大国和“世界办公室”，当然，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现在，这个国家也正是联合国安理会新常任理事国的热门人选。
“让21世纪成为印度的世纪”，如同前任副总理阿德瓦尼一样，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也提出了这个口号。
这是个“新”印度。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正以新的眼光打量这个在20世纪最后10年焕发出无穷活力与生机的古老国度，似乎像500年前的西方航海者们一般，重新发现了印度次大陆。
有声有色的大国
如果没有60年前的“蒙巴顿方案”，如果圣雄甘地当年维护传统印度统一的愿望得到实现，也许我们现在会看到一个深陷宗教与种族冲突之中的印度，但更可能看到一个更为强势有力的大印度：东接缅甸，西连伊朗阿富汗，北邻中国，南抵印度洋，毫无疑义地控制着从霍尔森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的国际咽喉海道。
即使这个传统的印度已经演变为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三个国家，但现在的印度在南亚次大陆仍然保持着至高无上的政治与军事影响力。利用自身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无论是冷战还是后冷战时代，印度在世界各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充分维护并求得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虽然身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国家，但印度却能在与俄罗斯(及其前身苏联)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又能借反恐战争和美国保持准盟友关系。
今天，印度更力图将这种影响力向地区外扩张。在东面，印度海军近年来连续与日本、越南海军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演习，标志印度军事力量在历史上首次介入了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地区。在西北面，印度早在2002年就于塔吉克斯坦境内靠近阿富汗边境建立了秘密军事基地。
“印度洋是印度的印度洋。”控制印度洋是印度长期追求的海上战略目标。1990年代后，印度在此基础上实施了南扩战略，将活动范围扩大并前进至南中国海。
2005年4月11日，印度国防部长在喀拉拉邦南方科钦造船厂正式启动了该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的开工仪式，新航母将于2012年交付印度海军。而按照计划，到2012年印度海军将拥有亚洲最大的三支航空母舰编队。这是印度完成进入世界核俱乐部的大事之后，另一项借以谋求全球大国地位的重要军事计划。
“印度应该成为亚洲的轴心”，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早在立国之初就发表了让所有后来的印度人奉为圭臬的名言，“印度现在所处的地位决定了它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对我毫无吸引力。”现在，印度可以说是亚洲范围内“有声有色的大国”了，它正不遗余力地为实现全球大国这个梦想而努力。
后来居上的软实力
较之政治军事上的活跃，印度在经济上的表现更为抢眼。1991年经济自由化开始后，GDP始终保持高速增长。除1992年和2001年外，印度经济增长率均高于5%，其中2003财年甚至高达8.3%。金融、保险、房地产和贸易服务业增长了7%，社区、社会和个人服务业增长9.3%，移动电话用户平均每月增加220万。在IT领域，软件出口继续以30%的年增长率上升，印度IT业面向海外市场的外包合同也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
在2004年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排名榜上，印度从2002年的第15位骤升至第3位。当年吸收的FDI超过了90亿美元。
一流的高等教育和近3亿人口的中产阶级为印度经济的起飞提供了坚实基础。而2000万海外印度人也为促进印度与其他国家的资金技术交流、开拓海外市场作出了巨大贡献。据说在美国，60%的软件设计人员是印度裔，40%的医生也是印度裔。像英特尔、微软和IBM等著名国际大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中，印裔人士也为数不少。
印度是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的故乡，也同样拥有众多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拜火教甚至犹太教信徒。几百年来，除了少数时期的混乱外，印度社会基本上都能为各种宗教提供和谐共存的环境。
可以说，印度在经济、文化、宗教、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软实力在获得适当的政策条件后，迅速地得到了放大增强，后来居上。
印度的文化、宗教也是一种内在而强大的软实力，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印度的国民性、进而对经济发展与竞争力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印度教宿命论的影响下，大部分印度人普遍固守夫子之道，尊敬法律与制度。同时，对宗教的虔诚表现在工作上，就是循规蹈矩，不浮躁，执着专一，能够踏踏实实地去把工作做好。
巨人的泥足
多宗教信仰、多种族、多语言是印度的优势，也是印度的弱点所在。印度有约20种官方语言，数百个少数民族，各个区域发展情况极不平衡也不相似，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信仰之间难免有所隔阂。难怪有人说，印度不像一个国家，更像一个欧洲。在这样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整体平衡发展是相当困难的。
正像破败的老德里与光鲜的新德里的差别一样，印度虽然有着接近3亿的世界最大中产阶级人口，也同样有着超过3亿的贫困人口。贫富差距的存在和不断扩大是困扰印度政府多年的事情。种姓制度虽然在共和国成立后就从法律上被废除掉，但其影响在很多印度人、特别是乡村社会中仍然存在。不同阶层之间的交流仍然受到阻碍，因而整体的交流发展始终不能充分有效地进行。
由于选择了优先发展服务产业，长期得不到应有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机场、港口和道路设施的落后直接影响了进出口贸易。在孟买、德里和班加罗尔等地，塞车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从班加罗尔市中心到科技园区“电子城”区区20公里路程，却经常要跑一个到一个半小时。
好在新一届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总理辛格不久前透露，今后10年内将吸引1500亿美元外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其中，550亿美元将用于机场和铁路，近1000亿美元投入到电力和电信业设施建设。
效率低下和官僚机构腐败也是影响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瓦杰帕依时代，某中国公司曾参与承包建设一条总长约1800公里的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周期为3年。但是由于分包的印度公司效率低下，导致施工车辆长期不能完全到位，结果是2年时间才总共铺了几十公里的道路，铩羽而归。
中印相交
“中印没有不合作的理由。”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一语道破中印关系的核心所在。
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并未能阻隔中印两国的交往。中印近三千年的交往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蜜月期。第一次是中古时代印度向中国输出佛教文化、中国信徒前赴后继西行求法的时期；第二次则是1950年代中印两国先后获得独立和解放后，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相互配合、密切合作的时期。
如果说第一次的蜜月是以宗教文化为纽带，第二次的合作是以政治外交为基础，那么，2005年4月初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印度的历史性访问则开启了以政治与经济合作为共同舞台的中印交往第三次蜜月期。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贴切不过地表达了中印双方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所欲所求。同为发展速度最快、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双方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战略机遇期来持续发展经济，并提升发展的层次。从经济层面上看，战略伙伴的重要意义不辩自明。中印人口加在一起近24亿，但直到2004年双边贸易额才不过136亿美元，鉴于两国产业经济具有的一定互补性，今后潜在的市场增长空间何等巨大。
从政治层面来看，印度最担心的来自中国的“威胁”得以化解，而借助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印度也可进而改善与宿敌巴基斯坦的关系，使这两个不稳平衡转化成为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这不但有利于印度专心致志于国内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中国则可以在作为国家整体外交基础的周边外交方面，继中俄边界问题之后，解决一个最重要的周边关系，实现西南后方的安全保障，与西北中亚方向、北部和东北的俄罗斯方向、蒙古方向、东南的东南亚方向睦邻友好策略连成一体，开成稳固的周边外交态势，从而可以将注意力重心转移到解决台海问题上去。
第四篇：猛龙过江：中国公司在印度
随着印度政府逐渐放开家电和通讯产业对外资进入的诸多限制，以及中印关系的逐步升温，中国在印投资似乎正在进入一个稳步上升期
“我想到华为来工作。”
25岁的库马尔在华为印度研究所的接待室里安静地等候面试。这位毕业于班加罗尔技术学院的软件设计员，已经有4年多的公司软件开发工作经验。“我有一些朋友已经在这个研究中心服务，我也想加入。”和库马尔一起等待面试的还有三四个年轻人。
位于机场路29号的Leela酒店是班加罗尔市著名的七星级酒店，宫殿式的豪华建筑风格与精致的热带花园巧妙地隔开了喧闹纷扰的街道。华为印度研究所就设在这个酒店商务楼的3层到5层。
每天，研究所都会收到十几份甚至几十份简历，越来越多的印度软件设计员和IT专业毕业生希望加入这个已在印度发展了将近6年的中资技术研发中心。“现在的研究所已经不敷使用。2006年，我们会在更接近机场的怀费技术园区建立独立的研究中心。”华为印度研究所所长黄冀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表示，研究所的规模还将持续扩大，雇员人数预计几年内会从现在的800人增加到2000人左右。
与华为一样，TCL公司和中兴通讯这两家在印投资较早、规模较大的中国公司也对《全球财经观察》表示了对印度市场前景的乐观预期，并称将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随着印度政府逐渐放开家电和通讯产业对外资进入的诸多限制，以及中印关系的逐步升温，中国在印投资似乎正在进入一个稳步上升期。
到了产出的时候
“现在是到了产出的时候了。”作为华为印度研究所的第三任所长，黄冀对于自己的工作目标非常明确。位于班加罗尔的研究所是华为公司在海外最大的技术研发中心，按黄冀的说法，华为1999年进入印度，6年多来经历了学习、转型两个阶段。
印度软件开发的整体水平较高，相对而言，当时中国的商业软件开发尚处于手工作坊式的阶段。因此华为最初的想法，是到印度学习这种先进的软件开发技术与管理。虽然全球软件开发水平最高的是美国，但对中国企业而言，由于技术壁垒的存在，来印度比去美国更能学到技术。从整体上看，印度对中国企业进入IT行业尚没有特别的限制条件，这也是华为能够在印度进展顺利的重要前提。
在对本地软件开发的技术与管理模式掌握到一定程度后，华为接下来做的就是完成从研究机构向研发机构的转型，也就是从学习阶段向开发阶段的转型。就软件开发而言，印度对中国企业的诱惑并不在于成本优势，因为印度的研发成本与中国国内相差无几，这个成本优势只对欧美企业有效。对于华为这样的中国软件研发机构而言，印度本地的软件人才资源和软件开发流程上的优势才是最具吸引力的。
从1999年到2004年，华为印度研究所的投入资金总计达到了1亿美元左右。从2005年开始，华为印度研究所开始进入产出阶段。在班加罗尔研发制作的软件，会以内部销售形式返还华为总部，再发往全世界的客户。
今年4月初，华为公司的一位执行副总裁表示，随着印度市场的稳定增长，华为将增加在印度的针对研发和其他领域的投资。随着当地电信市场的迅速增长，华为公司的新投资计划将包括电信设备制造内容。
市场的诱惑
与华为目前主要瞄准印度的IT人才与技术资源的技术投资不同，TCL和中兴通讯更多盯紧的是印度庞大的消费市场。
根据印度人口普查办公室今年3月的数字，印度人口已经超过10.2亿。2004年世界银行发表的扣除物价因素后按照平均购买力换算的数字表明，印度2003年GDP已达3962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86%。
这个市场的消费潜力之大，从通讯领域就可以看得出来。据印度电信管理局2005年5月的统计数字，印度电话用户总数截至今年4月底已达1.0015亿，其中 移动电话用户数达5365万，固话用户数达4650万，电话普及率为9.26%。但与中国6.6亿电话用户、电话普及率近50%相比，印度电话市场的增长空间极为可观。
中兴通讯公司就看到了这个市场背后的巨大商业机会。中兴印度分公司在德里附近的古尔冈(Gurgaon)工业园区投产的工厂已实现了80%的本地化生产，同时在印度建立了包括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在内的9个服务网点，覆盖整个南亚地区。中兴通讯印度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全球财经观察》：“除低端设备外，印度本地在通讯整机设备方面基本没有什么供应商。我们主要是同一些国外供应商、主要是韩国的公司进行竞争。”
印度市场仿佛是一块海绵，只要有适合这个市场的产品，其吸收力之强往往出乎意料。“我自己有时也不相信，市场进展会如此之快。”TCL印度公司的南方区域经理罗军如此感叹。曾几何时，TCL因种种原因退出印度市场，5年后的2004年又卷土重来。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在包括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和克拉拉在内的南方区域中打开了市场，其以彩电为主的家电销售市场份额已达8%，位居当地第四位。
TCL印度公司南方区销售经理Pankaj Srivastava是当年TCL初入印度市场时的旧部，后来转去LG工作。这次TCL重返印度后，又被罗军从LG挖回了老东家，同时还带来了自己的一队人马。“过去三个月我们卖出了10580台彩电，接下来的两个季度准备提高到42000台。”Pankaj黝黑的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自信。
TCL在南方区域建立了210个分销点，通过一级代理商和二级分销商进行销售。与国内的销售风格相似，TCL在印度的网络也细密地铺到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各个角落。目前南方区域的销售额以平均每月30%的速度增长。罗军对《全球财经观察》表示，他的近期目标是让TCL品牌在年内实现15%的市场占有率，进入区域市场销售的前三；而长期目标则是争取在2年内超过占市场30%的头名LG。
生存之道
市场的后来者就意味着限制。TCL印度公司的业务涉及彩电、白家电和包括笔记本、存储器和数码相机的IT产品，但目前主要是以彩电业务为主。IT类的高端产品相对进展缓慢，因为市场已经被先行到来的索尼、三星等公司占据主流。
“赢取市场的关键是在印度建立生产基地。”TCL印度公司南方区域销售经理Pankaj说，在印度本土生产品牌产品，可以增加印度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感，因为印度人喜欢自己国家生产的产品。另一方面，在印度本土直接生产销售产品，可以大幅加快物流周期，减少销售成本，进一步加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印度市场有其独特的商业运行模式。比如在印度市场，销售网络极为重要；而这些销售网络往往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团体构成，团体中的领导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往往是领导者一个行动，应者云集。TCL印度公司南方区域的经理人团体就是从LG公司整体跳槽过来的，这相当于带来了一个现成的销售网络。当然反过来，这种机制也是具有相当的风险性。
印度市场的风险还表现在信用体系上。罗军对《全球财经观察》称，“我们目前还做不到放款销售，只能执行货到付款。”以TCL2004年兼并的法国Thomson公司为例，其印度分公司的垮掉，并非因为产品质量或是市场销售问题，而是因为在整个市场放款太多、资金无法回笼。“保证资金安全是最重要的”，罗军说。
对于每一个到印度投资的中国公司，熟悉当地的市场制度和法律法规、特别是税务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印度经济属于小政府，大市场，政府对产业直接干预不多。但税法非常复杂，中国公司需要特别小心。”华为研究所的黄冀举例说，印度税收相对比国内高，尤其个人税已经过了30%。就像公司内部发福利费这样在国内算不了什么的事情，在印度就是需要到税务机关备案交税的，否则就可能面临处罚。罗军则指出，掌握当地的税务和海关制度，可以合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税收，减少成本。比如说，各个邦在外来投资建厂的税务豁免问题上规定各不相同，投资者应该仔细了解。
两位同时都对在印投资公司的管理给予了重视。因为在公司中，既有占多数的当地印度雇员，也有中国人，因此双方的磨合与相互理解非常重要。印度雇员一般有很强的自尊心，中方管理层要注重工作方式的调整，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印度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也是值得研究的。比方说，印度消费者普遍认为彩电音量越大，质量就越好。因此在印度市场销售的彩电的喇叭输出功率峰值普遍较高，有的甚至达到了1600W，比一般的音响设备都要高。相比之下，国内电视一般只有100W到200W。“我们也会入乡随俗，适当调高产品的相关配置”，罗军声称，满足市场需求最重要。
随着印度政府逐渐放开家电和通讯产业对外资进入的诸多限制，以及中印关系的逐步升温，中国在印投资似乎正在进入一个稳步上升期
“我想到华为来工作。”
25岁的库马尔在华为印度研究所的接待室里安静地等候面试。这位毕业于班加罗尔技术学院的软件设计员，已经有4年多的公司软件开发工作经验。“我有一些朋友已经在这个研究中心服务，我也想加入。”和库马尔一起等待面试的还有三四个年轻人。
位于机场路29号的Leela酒店是班加罗尔市著名的七星级酒店，宫殿式的豪华建筑风格与精致的热带花园巧妙地隔开了喧闹纷扰的街道。华为印度研究所就设在这个酒店商务楼的3层到5层。
每天，研究所都会收到十几份甚至几十份简历，越来越多的印度软件设计员和IT专业毕业生希望加入这个已在印度发展了将近6年的中资技术研发中心。“现在的研究所已经不敷使用。2006年，我们会在更接近机场的怀费技术园区建立独立的研究中心。”华为印度研究所所长黄冀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表示，研究所的规模还将持续扩大，雇员人数预计几年内会从现在的800人增加到2000人左右。
与华为一样，TCL公司和中兴通讯这两家在印投资较早、规模较大的中国公司也对《全球财经观察》表示了对印度市场前景的乐观预期，并称将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随着印度政府逐渐放开家电和通讯产业对外资进入的诸多限制，以及中印关系的逐步升温，中国在印投资似乎正在进入一个稳步上升期。
到了产出的时候
“现在是到了产出的时候了。”作为华为印度研究所的第三任所长，黄冀对于自己的工作目标非常明确。位于班加罗尔的研究所是华为公司在海外最大的技术研发中心，按黄冀的说法，华为1999年进入印度，6年多来经历了学习、转型两个阶段。
印度软件开发的整体水平较高，相对而言，当时中国的商业软件开发尚处于手工作坊式的阶段。因此华为最初的想法，是到印度学习这种先进的软件开发技术与管理。虽然全球软件开发水平最高的是美国，但对中国企业而言，由于技术壁垒的存在，来印度比去美国更能学到技术。从整体上看，印度对中国企业进入IT行业尚没有特别的限制条件，这也是华为能够在印度进展顺利的重要前提。
在对本地软件开发的技术与管理模式掌握到一定程度后，华为接下来做的就是完成从研究机构向研发机构的转型，也就是从学习阶段向开发阶段的转型。就软件开发而言，印度对中国企业的诱惑并不在于成本优势，因为印度的研发成本与中国国内相差无几，这个成本优势只对欧美企业有效。对于华为这样的中国软件研发机构而言，印度本地的软件人才资源和软件开发流程上的优势才是最具吸引力的。
从1999年到2004年，华为印度研究所的投入资金总计达到了1亿美元左右。从2005年开始，华为印度研究所开始进入产出阶段。在班加罗尔研发制作的软件，会以内部销售形式返还华为总部，再发往全世界的客户。
今年4月初，华为公司的一位执行副总裁表示，随着印度市场的稳定增长，华为将增加在印度的针对研发和其他领域的投资。随着当地电信市场的迅速增长，华为公司的新投资计划将包括电信设备制造内容。
市场的诱惑
与华为目前主要瞄准印度的IT人才与技术资源的技术投资不同，TCL和中兴通讯更多盯紧的是印度庞大的消费市场。
根据印度人口普查办公室今年3月的数字，印度人口已经超过10.2亿。2004年世界银行发表的扣除物价因素后按照平均购买力换算的数字表明，印度2003年GDP已达3962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86%。
这个市场的消费潜力之大，从通讯领域就可以看得出来。据印度电信管理局2005年5月的统计数字，印度电话用户总数截至今年4月底已达1.0015亿，其中 移动电话用户数达5365万，固话用户数达4650万，电话普及率为9.26%。但与中国6.6亿电话用户、电话普及率近50%相比，印度电话市场的增长空间极为可观。
中兴通讯公司就看到了这个市场背后的巨大商业机会。中兴印度分公司在德里附近的古尔冈(Gurgaon)工业园区投产的工厂已实现了80%的本地化生产，同时在印度建立了包括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在内的9个服务网点，覆盖整个南亚地区。中兴通讯印度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全球财经观察》：“除低端设备外，印度本地在通讯整机设备方面基本没有什么供应商。我们主要是同一些国外供应商、主要是韩国的公司进行竞争。”
印度市场仿佛是一块海绵，只要有适合这个市场的产品，其吸收力之强往往出乎意料。“我自己有时也不相信，市场进展会如此之快。”TCL印度公司的南方区域经理罗军如此感叹。曾几何时，TCL因种种原因退出印度市场，5年后的2004年又卷土重来。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在包括班加罗尔、海德拉巴和克拉拉在内的南方区域中打开了市场，其以彩电为主的家电销售市场份额已达8%，位居当地第四位。
TCL印度公司南方区销售经理Pankaj Srivastava是当年TCL初入印度市场时的旧部，后来转去LG工作。这次TCL重返印度后，又被罗军从LG挖回了老东家，同时还带来了自己的一队人马。“过去三个月我们卖出了10580台彩电，接下来的两个季度准备提高到42000台。”Pankaj黝黑的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自信。
TCL在南方区域建立了210个分销点，通过一级代理商和二级分销商进行销售。与国内的销售风格相似，TCL在印度的网络也细密地铺到了从城市到乡村的各个角落。目前南方区域的销售额以平均每月30%的速度增长。罗军对《全球财经观察》表示，他的近期目标是让TCL品牌在年内实现15%的市场占有率，进入区域市场销售的前三；而长期目标则是争取在2年内超过占市场30%的头名LG。
生存之道
市场的后来者就意味着限制。TCL印度公司的业务涉及彩电、白家电和包括笔记本、存储器和数码相机的IT产品，但目前主要是以彩电业务为主。IT类的高端产品相对进展缓慢，因为市场已经被先行到来的索尼、三星等公司占据主流。
“赢取市场的关键是在印度建立生产基地。”TCL印度公司南方区域销售经理Pankaj说，在印度本土生产品牌产品，可以增加印度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感，因为印度人喜欢自己国家生产的产品。另一方面，在印度本土直接生产销售产品，可以大幅加快物流周期，减少销售成本，进一步加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另一方面，印度市场有其独特的商业运行模式。比如在印度市场，销售网络极为重要；而这些销售网络往往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团体构成，团体中的领导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往往是领导者一个行动，应者云集。TCL印度公司南方区域的经理人团体就是从LG公司整体跳槽过来的，这相当于带来了一个现成的销售网络。当然反过来，这种机制也是具有相当的风险性。
印度市场的风险还表现在信用体系上。罗军对《全球财经观察》称，“我们目前还做不到放款销售，只能执行货到付款。”以TCL2004年兼并的法国Thomson公司为例，其印度分公司的垮掉，并非因为产品质量或是市场销售问题，而是因为在整个市场放款太多、资金无法回笼。“保证资金安全是最重要的”，罗军说。
对于每一个到印度投资的中国公司，熟悉当地的市场制度和法律法规、特别是税务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印度经济属于小政府，大市场，政府对产业直接干预不多。但税法非常复杂，中国公司需要特别小心。”华为研究所的黄冀举例说，印度税收相对比国内高，尤其个人税已经过了30%。就像公司内部发福利费这样在国内算不了什么的事情，在印度就是需要到税务机关备案交税的，否则就可能面临处罚。罗军则指出，掌握当地的税务和海关制度，可以合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税收，减少成本。比如说，各个邦在外来投资建厂的税务豁免问题上规定各不相同，投资者应该仔细了解。
两位同时都对在印投资公司的管理给予了重视。因为在公司中，既有占多数的当地印度雇员，也有中国人，因此双方的磨合与相互理解非常重要。印度雇员一般有很强的自尊心，中方管理层要注重工作方式的调整，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印度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也是值得研究的。比方说，印度消费者普遍认为彩电音量越大，质量就越好。因此在印度市场销售的彩电的喇叭输出功率峰值普遍较高，有的甚至达到了1600W，比一般的音响设备都要高。相比之下，国内电视一般只有100W到200W。“我们也会入乡随俗，适当调高产品的相关配置”，罗军声称，满足市场需求最重要。
第五篇：到中国去
印度资本正对中国市场爆发出愈来愈多的兴趣
文｜邵娟 姚渊 杨晓宇
2005年5月10日，上海浦东软件园，Infosys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初夏午后，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在周围清一色褐色建筑中，Infosys的红色小楼显得尤其明丽和出挑。作为印度第二大软件巨头Infosys中国区的首席执行官，林德茂显得非常忙碌，在接受 《全球财经观察》采访中，依然不时有电话打进来。
“目前我们有近200名员工，我的计划是两年之内发展到2000人。”说这话时，林德茂底气十足。这与中国的软件企业相比，显然是个不小的规模——这家公司成立仅仅1年。
“5年前在印度，没有人考虑要到中国来设立企业，现在，越来越多的印度商人和企业正在把目光从欧美市场，转移到这个近在咫尺的巨大市场。”前上海印度商业协会会长、NIIT中国区总裁浦凯旋(Prakash Menon)说。
印资挺进
目前印度的IT界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到中国去。
从2002年起，印度四大软件翘楚塔塔咨询(TCS)、Infosys、Satyam及Wipro等，陆续进驻上海等地，开始了探寻中国之路。
两年多来，一些敏锐的印度人不声不响地完成了中国市场的战略布局。作为印度第一大软件公司，TCS 2002年6月18日在上海正式营业，接着，又在杭州设立了全球研发中心，并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构建的是“三位一体”的方略图。Satyam除了在上海设立独资公司外，还在上海成立了大型软件研发中心。在这两家先遣部队之后，又有Infosys、Wipro、ZenStar和Pentasoft等大举进军中国，在山东威海、烟台的软件园和江苏软件园，也随处可以见到印度软件公司的身影。
在谈及未来规划时，塔塔中国业务发展总监米琦向《全球财经观察》表示，“我们的软件目前增长势头很好，未来还会继续现行的发展方向，加强本地化，扩大规模，以合理成本和高质量向用户提供服务。”
同IT业相比，印度钢厂的中国之路还眉目不清。作为印度钢铁的旗帜性企业，塔塔公司正以迂回的方式进入中国。以2.83亿美元为代价，塔塔在2004年8月买下了新加坡大众集团的钢铁业务资产，大众钢铁年产量210万吨。
大众在中国的两家工厂是以线材、钢筋为主要产品的短流程轧材企业，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这种产品结构利润趋薄而风险趋大。现在，塔塔正考虑扩大投资，扩大高附加值生产能力。宝钢股份公司研究院情报中心研究员李国团告诉《全球财经观察》，塔塔计划在印度发挥低成本优势生产初级产品，然后将初级产品运往中国进行深加工。
“就战略而言，塔塔仍处在东南亚的层面上。”塔塔中国业务发展总监米琦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表示。显然，塔塔在中国的发展，只是收购新加坡大众后派生出的诸多前景之一，还看不清是否有有力的计划去落实。
而除了IT与钢铁，汽车有望成为印度在中国市场上演的另一场重头戏。
印度塔塔集团下属塔塔汽车执行董事V.Sumantran曾表示，中国未来将成为一个汽车制造大国，而且有更大的市场。印度的开发成本较低，只有美国及欧洲的25%左右，而中国的生产成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两者合作可以整合优势，创造更大的竞争力。
2005年上海车展前，印度第二大商用车生产企业阿哮克利兰也宣布将与印度的合作伙伴依维柯在中国谋求发展，并将利用依维柯已经建立的合资工厂迅速占领中国的客车和部分卡车市场。与塔塔、阿哮克利兰同时决定进军中国市场的，还有另外5家印度汽车公司。
推动之手
不难看出，印度资本正对中国市场爆发出愈来愈多的兴趣。在背后推动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举措的，无疑是一双双利益之手。
就钢铁而言，去年印度消耗钢材3000万吨，只及中国1/10，谁都会看到中国钢厂开足马力财源滚滚。在此背景下，米塔尔、阿塞洛、新日铁等国际资本蜂拥而至，涌到了中国钢厂的家门口，塔塔自然也忍不住逐利而来。
至于汽车，中印两国的汽车市场正乘势而起，逐渐成为全球市场的热点。有印度汽车公司预测，到2015年，印度汽车市场乘用车的年销量将达到350万辆左右。去年，中国汽车的销量突破500万辆，超过德国，真正成为世界级的大市场。印度汽车工业协会也曾经表示，未来两年中国将是印度汽车扩大收益的最好去处。
与上述相比，印度IT业对中国市场的觊觎，其实承担着更大的苦衷与酝酿着更广的图谋。早在几年前，印度一些有识之士就对印度软件市场过分依赖美国提出了质疑。让印度人担心的是，英美两国反对软件外包的对立情绪正在日益高涨，另外，美国将来完全有可能逐步转向爱尔兰、俄罗斯和中国等新兴外包市场。这些都令印度IT界感到实现市场多元化的重要性。
“永远不要把钱存在同一家银行。”林德茂笑着说，不论是出于对客户还是对自身负责的态度，他们都要尽量降低这种风险。
软件开发的费用变得越来越高，也同样令印度感到焦虑。“印度随着外包市场的快速发展，人力成本在上升。在程序员层面的薪酬上中印差距不大，但在项目经理等高端人才上，中国人的薪酬远比印度低。”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迫使各家印度公司掉头中国，作为其运营基地的必要补充，尽管中国市场或许还不够成熟。
当然，在被动的苦衷之下，印度IT资本还有更为主动的图谋。
在TCS首席执行官Ramadorai眼中，目前在中国至少有1100万家企业，其中1/3以上的公司没有电脑，而2/3拥有电脑的企业仅仅停留在日常办公层面，并没有普及到管理、生产、销售等领域。Ramadorai说，“我们相信，在3年内，中国ERP市场规模将达到5亿美元。TCS来到中国，就是瞄准了这里利润丰厚的电信、航空、银行、证券等行业的软件应用。”
另外，在欧美的软件外包市场，印度软件虽然一统天下，中国公司几无立锥之地，但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情况刚好相反，中国力量远胜印度。“和印度相比，中国具有的优势在于地缘特性。中日韩三国隔海相邻，交往久远，大家在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人际交流等方面有大量相似之处，这些都是印度软件公司所不具备的。”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赛迪顾问计算机与软件咨询事业部副总经理陆渝称，中国企业软件出口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日韩，如东软、用友等企业。
看来，印度企业要想长驱直入东亚市场，中国是不可或缺的一块“跳板”。这是印度企业进军中国市场图谋的下一步棋。
对于这一点，林德茂并不否认，他坦陈，“和中国合作的确能够帮助印度公司进入日本和韩国市场，我们知道中国很多企业有和日、韩公司打交道的经历。不过，这些还得慢慢来，很多事情是急不得的。”
据悉，印度接获日本软件外包的苗头已经出现。日本三菱商事的IT业务子公司IT Frontier已与印度TCS和Wipro合作开发IT业务，双方在电子商务相关领域展开合作，共同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等服务。
即便如此，上海社科院外国投资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小钢也向《全球财经观察》指出，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印度公司对中国怀有戒备情绪的，他们将中国同行视为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从而担心进军中国会产生技术流失，使中国软件企业获利更大。
潜在挑战
与机遇并存的，往往是风险。当然，印度资本在热热闹闹进入中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遭遇到挑战。
塔塔汽车与华晨的协议已经签署了一年多，却没有一辆汽车下线。塔塔汽车在中国甚至还没有设立办事处。阿哮克利兰与依维柯的合作是否确实将占领中国的客车和部分卡车市场，也还都是未知数。
“印度汽车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太晚了。”全国轿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饶达这样评价说。虽然印度在汽车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是，印度目前的轿车产销水平仅与2000年时中国轿车的产销水平相当。相对于已经在中国确立地位的欧美、日韩车系，印度汽车将来在中国获取的市场份额也许并不是那么乐观。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年初轰轰烈烈的米塔尔收购华菱管线50%股权的尝试遇到了中央政府的阻挡。米塔尔将其持有的股权份额降至37%，只求审批通过。米塔尔北京办事处告诉《全球财经观察》，“我们再周全的计划都没有意义，最终取决于国家的产业政策。”
这其实也给塔塔敲响了一记警钟。米塔尔的管理层虽然多为印度人，却算不上真正的印度企业，其总部和上市地点都在欧洲，并拥有遍及全世界的供销网络和老到的全球协作经验，这是塔塔不具备的。而且，业内普遍认为印度钢材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并不高。
而对大批印度软件公司来说，人才匮乏则成为他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在华的印度IT企业高管认为，特别是在项目经理和质量控制经理等职位上，中国缺少语言和技术兼具的应征者。“在上海，我们有100名开发人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但我们需要的是400名。扩充规模的问题之大出乎意料。”印度MphasiS公司首席执行官杰瑞拉奥 (Jerry Rao)称。
不过林德茂并不这样认为，“就Infosys而言，其实中国的人才并不少，招聘也不难，关键是如何去造就他们，要给他们一个环境，周围要有人去帮助、辅导。”到目前为止，Infosys在中国并没有涉足本土项目。林德茂表示，不是不想做国内市场，只不过中国企业对外包的接受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客户对印度软件的认知度还不够高。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挑选美国软件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印度。看来，印度软件业在中国已经“被知道”，但是距离“被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印度资本正对中国市场爆发出愈来愈多的兴趣
文｜邵娟 姚渊 杨晓宇
2005年5月10日，上海浦东软件园，Infosys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初夏午后，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在周围清一色褐色建筑中，Infosys的红色小楼显得尤其明丽和出挑。作为印度第二大软件巨头Infosys中国区的首席执行官，林德茂显得非常忙碌，在接受 《全球财经观察》采访中，依然不时有电话打进来。
“目前我们有近200名员工，我的计划是两年之内发展到2000人。”说这话时，林德茂底气十足。这与中国的软件企业相比，显然是个不小的规模——这家公司成立仅仅1年。
“5年前在印度，没有人考虑要到中国来设立企业，现在，越来越多的印度商人和企业正在把目光从欧美市场，转移到这个近在咫尺的巨大市场。”前上海印度商业协会会长、NIIT中国区总裁浦凯旋(Prakash Menon)说。
印资挺进
目前印度的IT界流传着这样一个口号——到中国去。
从2002年起，印度四大软件翘楚塔塔咨询(TCS)、Infosys、Satyam及Wipro等，陆续进驻上海等地，开始了探寻中国之路。
两年多来，一些敏锐的印度人不声不响地完成了中国市场的战略布局。作为印度第一大软件公司，TCS 2002年6月18日在上海正式营业，接着，又在杭州设立了全球研发中心，并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构建的是“三位一体”的方略图。Satyam除了在上海设立独资公司外，还在上海成立了大型软件研发中心。在这两家先遣部队之后，又有Infosys、Wipro、ZenStar和Pentasoft等大举进军中国，在山东威海、烟台的软件园和江苏软件园，也随处可以见到印度软件公司的身影。
在谈及未来规划时，塔塔中国业务发展总监米琦向《全球财经观察》表示，“我们的软件目前增长势头很好，未来还会继续现行的发展方向，加强本地化，扩大规模，以合理成本和高质量向用户提供服务。”
同IT业相比，印度钢厂的中国之路还眉目不清。作为印度钢铁的旗帜性企业，塔塔公司正以迂回的方式进入中国。以2.83亿美元为代价，塔塔在2004年8月买下了新加坡大众集团的钢铁业务资产，大众钢铁年产量210万吨。
大众在中国的两家工厂是以线材、钢筋为主要产品的短流程轧材企业，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这种产品结构利润趋薄而风险趋大。现在，塔塔正考虑扩大投资，扩大高附加值生产能力。宝钢股份公司研究院情报中心研究员李国团告诉《全球财经观察》，塔塔计划在印度发挥低成本优势生产初级产品，然后将初级产品运往中国进行深加工。
“就战略而言，塔塔仍处在东南亚的层面上。”塔塔中国业务发展总监米琦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表示。显然，塔塔在中国的发展，只是收购新加坡大众后派生出的诸多前景之一，还看不清是否有有力的计划去落实。
而除了IT与钢铁，汽车有望成为印度在中国市场上演的另一场重头戏。
印度塔塔集团下属塔塔汽车执行董事V.Sumantran曾表示，中国未来将成为一个汽车制造大国，而且有更大的市场。印度的开发成本较低，只有美国及欧洲的25%左右，而中国的生产成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两者合作可以整合优势，创造更大的竞争力。
2005年上海车展前，印度第二大商用车生产企业阿哮克利兰也宣布将与印度的合作伙伴依维柯在中国谋求发展，并将利用依维柯已经建立的合资工厂迅速占领中国的客车和部分卡车市场。与塔塔、阿哮克利兰同时决定进军中国市场的，还有另外5家印度汽车公司。
推动之手
不难看出，印度资本正对中国市场爆发出愈来愈多的兴趣。在背后推动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举措的，无疑是一双双利益之手。
就钢铁而言，去年印度消耗钢材3000万吨，只及中国1/10，谁都会看到中国钢厂开足马力财源滚滚。在此背景下，米塔尔、阿塞洛、新日铁等国际资本蜂拥而至，涌到了中国钢厂的家门口，塔塔自然也忍不住逐利而来。
至于汽车，中印两国的汽车市场正乘势而起，逐渐成为全球市场的热点。有印度汽车公司预测，到2015年，印度汽车市场乘用车的年销量将达到350万辆左右。去年，中国汽车的销量突破500万辆，超过德国，真正成为世界级的大市场。印度汽车工业协会也曾经表示，未来两年中国将是印度汽车扩大收益的最好去处。
与上述相比，印度IT业对中国市场的觊觎，其实承担着更大的苦衷与酝酿着更广的图谋。早在几年前，印度一些有识之士就对印度软件市场过分依赖美国提出了质疑。让印度人担心的是，英美两国反对软件外包的对立情绪正在日益高涨，另外，美国将来完全有可能逐步转向爱尔兰、俄罗斯和中国等新兴外包市场。这些都令印度IT界感到实现市场多元化的重要性。
“永远不要把钱存在同一家银行。”林德茂笑着说，不论是出于对客户还是对自身负责的态度，他们都要尽量降低这种风险。
软件开发的费用变得越来越高，也同样令印度感到焦虑。“印度随着外包市场的快速发展，人力成本在上升。在程序员层面的薪酬上中印差距不大，但在项目经理等高端人才上，中国人的薪酬远比印度低。”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迫使各家印度公司掉头中国，作为其运营基地的必要补充，尽管中国市场或许还不够成熟。
当然，在被动的苦衷之下，印度IT资本还有更为主动的图谋。
在TCS首席执行官Ramadorai眼中，目前在中国至少有1100万家企业，其中1/3以上的公司没有电脑，而2/3拥有电脑的企业仅仅停留在日常办公层面，并没有普及到管理、生产、销售等领域。Ramadorai说，“我们相信，在3年内，中国ERP市场规模将达到5亿美元。TCS来到中国，就是瞄准了这里利润丰厚的电信、航空、银行、证券等行业的软件应用。”
另外，在欧美的软件外包市场，印度软件虽然一统天下，中国公司几无立锥之地，但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情况刚好相反，中国力量远胜印度。“和印度相比，中国具有的优势在于地缘特性。中日韩三国隔海相邻，交往久远，大家在语言、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人际交流等方面有大量相似之处，这些都是印度软件公司所不具备的。”在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赛迪顾问计算机与软件咨询事业部副总经理陆渝称，中国企业软件出口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日韩，如东软、用友等企业。
看来，印度企业要想长驱直入东亚市场，中国是不可或缺的一块“跳板”。这是印度企业进军中国市场图谋的下一步棋。
对于这一点，林德茂并不否认，他坦陈，“和中国合作的确能够帮助印度公司进入日本和韩国市场，我们知道中国很多企业有和日、韩公司打交道的经历。不过，这些还得慢慢来，很多事情是急不得的。”
据悉，印度接获日本软件外包的苗头已经出现。日本三菱商事的IT业务子公司IT Frontier已与印度TCS和Wipro合作开发IT业务，双方在电子商务相关领域展开合作，共同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等服务。
即便如此，上海社科院外国投资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小钢也向《全球财经观察》指出，其实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印度公司对中国怀有戒备情绪的，他们将中国同行视为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从而担心进军中国会产生技术流失，使中国软件企业获利更大。
潜在挑战
与机遇并存的，往往是风险。当然，印度资本在热热闹闹进入中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遭遇到挑战。
塔塔汽车与华晨的协议已经签署了一年多，却没有一辆汽车下线。塔塔汽车在中国甚至还没有设立办事处。阿哮克利兰与依维柯的合作是否确实将占领中国的客车和部分卡车市场，也还都是未知数。
“印度汽车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太晚了。”全国轿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饶达这样评价说。虽然印度在汽车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是，印度目前的轿车产销水平仅与2000年时中国轿车的产销水平相当。相对于已经在中国确立地位的欧美、日韩车系，印度汽车将来在中国获取的市场份额也许并不是那么乐观。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年初轰轰烈烈的米塔尔收购华菱管线50%股权的尝试遇到了中央政府的阻挡。米塔尔将其持有的股权份额降至37%，只求审批通过。米塔尔北京办事处告诉《全球财经观察》，“我们再周全的计划都没有意义，最终取决于国家的产业政策。”
这其实也给塔塔敲响了一记警钟。米塔尔的管理层虽然多为印度人，却算不上真正的印度企业，其总部和上市地点都在欧洲，并拥有遍及全世界的供销网络和老到的全球协作经验，这是塔塔不具备的。而且，业内普遍认为印度钢材的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并不高。
而对大批印度软件公司来说，人才匮乏则成为他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在华的印度IT企业高管认为，特别是在项目经理和质量控制经理等职位上，中国缺少语言和技术兼具的应征者。“在上海，我们有100名开发人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但我们需要的是400名。扩充规模的问题之大出乎意料。”印度MphasiS公司首席执行官杰瑞拉奥 (Jerry Rao)称。
不过林德茂并不这样认为，“就Infosys而言，其实中国的人才并不少，招聘也不难，关键是如何去造就他们，要给他们一个环境，周围要有人去帮助、辅导。”到目前为止，Infosys在中国并没有涉足本土项目。林德茂表示，不是不想做国内市场，只不过中国企业对外包的接受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客户对印度软件的认知度还不够高。中国企业更倾向于挑选美国软件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印度。看来，印度软件业在中国已经“被知道”，但是距离“被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六篇：阿尔文德辛格：借鉴，而不是照搬
中印虽然在发展阶段和发展速度上相似，但两国的经济成长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情况
文｜姜白
漂亮的大胡子和鲜红的大包头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阿尔文德辛格博士(Dr. Arvinder Singh)的锡克族身份。
作为著名的德里印度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ICS)主持经济研究部门的荣誉研究员，阿尔文德致力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印经济比较研究已有多年。同时，他亦是德里的社会发展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CSDS)的研究员，在社会学方面颇有造诣。阿尔文德博士频繁往来于中印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在中印经济研究界声望甚隆。
5月2日，在新德里拉吉普大街29号CSDS研究中心藏满数千种中国刊物和书籍的工作室内，阿尔文德博士接受了《全球财经观察》的专访。
两个不同的故事
《全球财经观察》：中国与印度的经济都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先后起飞，并至今保持着全球最高的GDP增长率。作为两个最受瞩目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您认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基础有什么不同之处？
阿尔文德辛格：虽然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开放与透明，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社会或政治制度是封闭的，但1980年代前的经济建设却对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最初三十年形成的经济结构。而印度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印度最近10年来取得的经济迅猛发展与其独立后四十多年的建设并无多大关系。中印虽然在发展阶段和发展速度上相似，但两国的经济成长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故事。
《全球财经观察》：能谈谈具体的不同吗？
阿尔文德辛格：具体的差异很多。印度经济长期以来是一种混合型经济，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相互结合在一起。全印度29个邦有至少20种官方语言，数十个少数民族，这令印度更像欧洲那般具有多样性。像中国执行的户口政策，在印度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印度的劳动力更易受市场因素决定而自由流动。此外，印度五年一度的政府换届选举，也在政策的持续性上带来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影响。
《全球财经观察》：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服务产业发展良好，并成为整个国家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这里边有什么必然的因素吗？
阿尔文德辛格：“印度的服务业发展很好”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口头禅，这种说法需要认真推敲。印度的服务业在最近十几年中的确发展迅速，IT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业的迅速成长，一是归功于英语教育，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印度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优秀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优秀的中产阶级，并促进了服务业中“白领行业”的发展。但就此说印度的服务业如何领先，是言过其实的。毕竟服务业并不只是IT业或银行业，而中国的服务业也同样在快速发展。
《全球财经观察》：很多人也说，相对于服务业的成功，印度在制造业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阿尔文德辛格：同样，在“印度服务业领先”背后隐藏的“制造业落后”概念也是不真实的，印度的制造业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差，有些部门还发展得非常好。比如汽车制造业，塔塔集团已经成功打入了欧洲市场。
《全球财经观察》：班加罗尔现在已是享誉全球的IT城市。IT业在过去十年的惊人成长几乎成为印度经济繁荣的代名词，印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阿尔文德辛格：印度IT业的成功并非是在一夜之间出现，并且也是由多种经济因素决定的。以班加罗尔为例，它是南印度的中心城市，与孟买、马得拉斯和海德拉巴等大城市联系紧密，这是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班加罗尔是印度的高等理工教育中心之一，印度科学学院、印度管理学院等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在班加罗尔。这两点是班加罗尔成功的原因。但话说回来，班加罗尔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夸大了。总的来说，并没有一个事先的规划设计引导了它的成功，它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印度对FDI缺乏真正兴趣
《全球财经观察》：谈到问题，处于上升期的印度经济，如果要维持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阿尔文德辛格 ：这个问题涉及到太多方面。但如果一定要挑出一个来说的话，我想，资本问题是印度经济发展目前必须重视解决的，印度太缺乏资本投入了。这个国家不缺土地、劳力或其他物质资源，也不缺乏企业，但各个行业都缺乏资本。经济界都在讨论资本从何而来。印度有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和相当的富有阶层，但如何使他们更多地投资各个产业仍然是个问题。
《全球财经观察》：这几年进入印度的FDI数额在不断地提高，但与中国相比，印度仍有相当差距。
阿尔文德辛格：虽然在统计方法上两国有所差异，但印度吸引的FDI远不如中国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我看来，吸引FDI较少并不是印度的弱点，这是基于经济发展策略设计的不同。印度仍然设想基于国内市场、国内资源和国内企业为主发展经济。因此，FDI数量上的劣势并不足以说明印度经济发展落后中国多少。
《全球财经观察》：那么，印度是否考虑采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更多FDI？我们知道自从新任内阁上台后，近一年时间来已经推出了多项产业开放政策。
阿尔文德辛格：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选择了吸引外资、依靠外来资本发展经济的战略。但在印度，情况并非如此。虽然印度政府和媒体不遗余力地鼓吹印度如何需要外资，但我想说的是，印度实际上对FDI并不很感兴趣。有时候印度纸面上的政策甚至比中国的还要具有吸引力，但人们还是选择去中国投资。究其原因，印度实际上的基本原则还是想依靠国内市场、国内资源和国内资本，对FDI缺乏真正的兴趣。
《全球财经观察》：但是FDI不正可以提供印度亟待解决的资本问题吗？
阿尔文德辛格：不错，那正是印度政府和经济界仍在激烈讨论的一个问题。许多人都相信FDI可以解决资本不足问题，但即使政府有心加大引资力度，实际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情。保守派认为，过多FDI流入会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影响，并阻碍本土产业成长。而外国公司进入印度后，也会碰到一系列比如司法程序过于冗长的问题。总的来说，印度社会并不希望在某个时间段内有大量的外资涌入。当然，我的观点不代表印度政府的观点，印度有自己的逻辑。
《全球财经观察》：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印度这种对FDI的保守心态是出于保护某些国内产业、经济上依靠自身力量的目的？
阿尔文德辛格：那也不是，印度是希望在竞争环境下发展自身产业的，它是希望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这也不同于1960年代的那种自给自足的自力更生政策。印度也许认为，依靠国内市场发展经济，会更可靠、更具有可持续性。
中印如何借鉴对方经验
《全球财经观察》：中印贸易额在2005年达到了136亿美元，而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四月访问印度时提出，到2008年，这个数字能增长至200亿美元。您觉得，在促进双边贸易发展方面，两国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阿尔文德辛格：在贸易方面，两国政府最好是什么都不用管。双边贸易增长取决于两国商界对对方市场的兴趣与信心，1990年代以来双方的贸易增长都是两国商界不断探索的结果。在中国，政府在引导对外贸易方面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印度又是不同的情况，企业和商界在贸易上有着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当然，在对双边贸易进行指导方面，政府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全球财经观察》：在取得傲人经济成就的同时，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您认为两国应如何解决？
阿尔文德辛格：两国都是人口众多、国土广袤的大国，因此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是正常的。中国与印度的农村发展也是不同的，相对而言，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较为成功，而印度要解决的贫困问题比中国更为严重。两国政府都意识到必须提高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地位，这需要通过给予特殊的经济政策。中国的东部沿海有自己的特殊政策，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也有特殊的政策。而在印度，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这种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更为错综复杂，不像中国这样有明显的地域划分。印度的各个地区经济、种族、宗教、文化都各不相同，需要更为具体区分的特殊政策，这一点可以参考中国的做法。
《全球财经观察》：中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哪些方面可以提供相互借鉴呢？
阿尔文德辛格：相互借鉴肯定是有的。关键是要正确地借鉴，而不是照搬。比方说，印度现在学习中国的经验，在南方建立了几个经济特区，这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而不是借鉴。中国发展经济特区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个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经济特区，现在印度才想到向中国学习建立经济特区，就有点不智了。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高科技产业、企业管理等等都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
中印虽然在发展阶段和发展速度上相似，但两国的经济成长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情况
文｜姜白
漂亮的大胡子和鲜红的大包头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阿尔文德辛格博士(Dr. Arvinder Singh)的锡克族身份。
作为著名的德里印度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ICS)主持经济研究部门的荣誉研究员，阿尔文德致力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印经济比较研究已有多年。同时，他亦是德里的社会发展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CSDS)的研究员，在社会学方面颇有造诣。阿尔文德博士频繁往来于中印之间进行学术交流，在中印经济研究界声望甚隆。
5月2日，在新德里拉吉普大街29号CSDS研究中心藏满数千种中国刊物和书籍的工作室内，阿尔文德博士接受了《全球财经观察》的专访。
两个不同的故事
《全球财经观察》：中国与印度的经济都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先后起飞，并至今保持着全球最高的GDP增长率。作为两个最受瞩目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您认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基础有什么不同之处？
阿尔文德辛格：虽然相对于西方社会的开放与透明，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社会或政治制度是封闭的，但1980年代前的经济建设却对中国顺应全球化趋势，发展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最初三十年形成的经济结构。而印度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印度最近10年来取得的经济迅猛发展与其独立后四十多年的建设并无多大关系。中印虽然在发展阶段和发展速度上相似，但两国的经济成长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故事。
《全球财经观察》：能谈谈具体的不同吗？
阿尔文德辛格：具体的差异很多。印度经济长期以来是一种混合型经济，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相互结合在一起。全印度29个邦有至少20种官方语言，数十个少数民族，这令印度更像欧洲那般具有多样性。像中国执行的户口政策，在印度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印度的劳动力更易受市场因素决定而自由流动。此外，印度五年一度的政府换届选举，也在政策的持续性上带来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影响。
《全球财经观察》：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服务产业发展良好，并成为整个国家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这里边有什么必然的因素吗？
阿尔文德辛格：“印度的服务业发展很好”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口头禅，这种说法需要认真推敲。印度的服务业在最近十几年中的确发展迅速，IT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业的迅速成长，一是归功于英语教育，二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印度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优秀的高等教育培养了优秀的中产阶级，并促进了服务业中“白领行业”的发展。但就此说印度的服务业如何领先，是言过其实的。毕竟服务业并不只是IT业或银行业，而中国的服务业也同样在快速发展。
《全球财经观察》：很多人也说，相对于服务业的成功，印度在制造业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阿尔文德辛格：同样，在“印度服务业领先”背后隐藏的“制造业落后”概念也是不真实的，印度的制造业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差，有些部门还发展得非常好。比如汽车制造业，塔塔集团已经成功打入了欧洲市场。
《全球财经观察》：班加罗尔现在已是享誉全球的IT城市。IT业在过去十年的惊人成长几乎成为印度经济繁荣的代名词，印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阿尔文德辛格：印度IT业的成功并非是在一夜之间出现，并且也是由多种经济因素决定的。以班加罗尔为例，它是南印度的中心城市，与孟买、马得拉斯和海德拉巴等大城市联系紧密，这是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班加罗尔是印度的高等理工教育中心之一，印度科学学院、印度管理学院等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在班加罗尔。这两点是班加罗尔成功的原因。但话说回来，班加罗尔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夸大了。总的来说，并没有一个事先的规划设计引导了它的成功，它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印度对FDI缺乏真正兴趣
《全球财经观察》：谈到问题，处于上升期的印度经济，如果要维持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阿尔文德辛格 ：这个问题涉及到太多方面。但如果一定要挑出一个来说的话，我想，资本问题是印度经济发展目前必须重视解决的，印度太缺乏资本投入了。这个国家不缺土地、劳力或其他物质资源，也不缺乏企业，但各个行业都缺乏资本。经济界都在讨论资本从何而来。印度有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和相当的富有阶层，但如何使他们更多地投资各个产业仍然是个问题。
《全球财经观察》：这几年进入印度的FDI数额在不断地提高，但与中国相比，印度仍有相当差距。
阿尔文德辛格：虽然在统计方法上两国有所差异，但印度吸引的FDI远不如中国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我看来，吸引FDI较少并不是印度的弱点，这是基于经济发展策略设计的不同。印度仍然设想基于国内市场、国内资源和国内企业为主发展经济。因此，FDI数量上的劣势并不足以说明印度经济发展落后中国多少。
《全球财经观察》：那么，印度是否考虑采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更多FDI？我们知道自从新任内阁上台后，近一年时间来已经推出了多项产业开放政策。
阿尔文德辛格：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选择了吸引外资、依靠外来资本发展经济的战略。但在印度，情况并非如此。虽然印度政府和媒体不遗余力地鼓吹印度如何需要外资，但我想说的是，印度实际上对FDI并不很感兴趣。有时候印度纸面上的政策甚至比中国的还要具有吸引力，但人们还是选择去中国投资。究其原因，印度实际上的基本原则还是想依靠国内市场、国内资源和国内资本，对FDI缺乏真正的兴趣。
《全球财经观察》：但是FDI不正可以提供印度亟待解决的资本问题吗？
阿尔文德辛格：不错，那正是印度政府和经济界仍在激烈讨论的一个问题。许多人都相信FDI可以解决资本不足问题，但即使政府有心加大引资力度，实际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情。保守派认为，过多FDI流入会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影响，并阻碍本土产业成长。而外国公司进入印度后，也会碰到一系列比如司法程序过于冗长的问题。总的来说，印度社会并不希望在某个时间段内有大量的外资涌入。当然，我的观点不代表印度政府的观点，印度有自己的逻辑。
《全球财经观察》：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印度这种对FDI的保守心态是出于保护某些国内产业、经济上依靠自身力量的目的？
阿尔文德辛格：那也不是，印度是希望在竞争环境下发展自身产业的，它是希望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这也不同于1960年代的那种自给自足的自力更生政策。印度也许认为，依靠国内市场发展经济，会更可靠、更具有可持续性。
中印如何借鉴对方经验
《全球财经观察》：中印贸易额在2005年达到了136亿美元，而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四月访问印度时提出，到2008年，这个数字能增长至200亿美元。您觉得，在促进双边贸易发展方面，两国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阿尔文德辛格：在贸易方面，两国政府最好是什么都不用管。双边贸易增长取决于两国商界对对方市场的兴趣与信心，1990年代以来双方的贸易增长都是两国商界不断探索的结果。在中国，政府在引导对外贸易方面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印度又是不同的情况，企业和商界在贸易上有着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当然，在对双边贸易进行指导方面，政府还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全球财经观察》：在取得傲人经济成就的同时，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您认为两国应如何解决？
阿尔文德辛格：两国都是人口众多、国土广袤的大国，因此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是正常的。中国与印度的农村发展也是不同的，相对而言，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较为成功，而印度要解决的贫困问题比中国更为严重。两国政府都意识到必须提高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地位，这需要通过给予特殊的经济政策。中国的东部沿海有自己的特殊政策，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也有特殊的政策。而在印度，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这种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更为错综复杂，不像中国这样有明显的地域划分。印度的各个地区经济、种族、宗教、文化都各不相同，需要更为具体区分的特殊政策，这一点可以参考中国的做法。
《全球财经观察》：中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哪些方面可以提供相互借鉴呢？
阿尔文德辛格：相互借鉴肯定是有的。关键是要正确地借鉴，而不是照搬。比方说，印度现在学习中国的经验，在南方建立了几个经济特区，这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而不是借鉴。中国发展经济特区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个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经济特区，现在印度才想到向中国学习建立经济特区，就有点不智了。印度的高等教育发展、高科技产业、企业管理等等都可以为中国提供借鉴。
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人口群:300,000,000
我感觉中国的对印度的报道很多也像以前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喜欢捡取一些社会或者城市的阴暗面,我们对印度了解还是太少了
我感觉中国的对印度的报道很多也像以前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喜欢捡取一些社会或者城市的阴暗面,我们对印度了解还是太少了
文章出处请补全
出处不明
转移至茶馆
转移至茶馆
总体来说，文章不错！
呵呵 值得一看的文章
[B]以下是引用[I]smileskyshy[/I]在2005-5-23 9:09:00的发言：[/B][BR]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人口群:300,000,000
我感觉中国的对印度的报道很多也像以前西方对中国的报道,喜欢捡取一些社会或者城市的阴暗面,我们对印度了解还是太少了
中产阶级的标准不同，印度的中产阶级标准很低的
好歹也是人家眼里的中产阶级
中国的小资阶级在美加看来不过是贫困线！
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和发达国家比呢??? 楼上的兄台,再说还要从各个国家的物价水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