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简析中日关系新动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6:16:42
2005年新年伊始，中日关系出现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继去年日本发表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表示要“关注”中国军事动向后，两国之间在安全方面的分歧和摩擦不仅没有停步，反而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经济专属区问题上发表对华超强硬发言，日本外务省也表示准备与中国就停止对华ODA问题进行磋商。另一方面，2月初，中日两国就定期举行副外长级会晤达成一致，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也准备4月访问中国，以期改善由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受影响的两国关系，中日关系似乎出现了向改善方向迈进的苗头。但从整体看，目前的中日关系仍在过去关系慢性恶化的延长线上，出现较大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其中小泉是否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最大变数。
日本对华认识进入第二次转变期
日本对华认识的第一次转变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此前日本视中国为庞然大物，此后则转为蔑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实力悬殊，发展水平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友善、同情，也许还有一些轻视，愿意帮助中国发展，因为这同时有利于日本自己，这也是当时中日关系蜜月期的基础之一。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因此有日本人感到恐慌，甚至有人认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2倍。由于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日本日益感到中国即将再次超过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这种心理上所受的巨大冲击和不适应，是中日关系进入一个长期慢性恶化过程的直接原因。
日本对华防范和对台海未来局势的立场影响双边信任
日本在去年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发点除适应恐怖新威胁外，很大部分是为了适应传统威胁的变化。冷战时期主要防范来自苏联的“北方威胁”，1995年第一次修改大纲时只是部分适应了冷战后的形势，而此次修改则更明确地把防范对象从北方转到西方，即防范正在崛起的中国。大纲中将中国与朝鲜并列提及，但没有人会怀疑其主要针对目标仍然是中国。
冷战时期尽管日本极度担心苏联的入侵，但在1976年制订的首次《防卫计划大纲》中，也未曾指名提及苏联的威胁。此次日本首次指名中国的军事动向、台海问题的威胁，充分说明它对中国威胁认识的严重程度。在新大纲之后，日本下一步将与美国协商发表新的安全保障宣言，并再次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中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应对、对台海问题的态度，都将成为焦点，并可能进一步加剧中日之间的安全不信任。据报道，日美将于本月发表的“共同战略目标”，也将首次提及要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而且这一文件将成为预定于8月发表的新日美安保联合宣言的基础。
“中国威胁”半真半假
从中国来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改善原本落后的军备，推进军事现代化是必然的。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军费开支也曾经出现20%以上的年增长率。对日本来说，中国的威胁一方面是军事、安全上的，它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影响到自身安全环境，特别是有人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会向日本复仇。但实际上，日本不仅有着世界一流的常规武器和海空军，而且与超强大的美国有着军事同盟关系，再说它也不担心发生来自中国的入侵。
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明确表示，发生对日本直接侵略的可能性“正在下降”。因此，与其说日本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担心中国国际地位和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危及其自身地位，这也是中国对日本“威胁”的另一方面。面对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中国，日本切身感到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在潜意识中有一种与中国竞争的念头。这在与东盟关系、构建东亚共同体等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
停止ODA别有用意
日本舆论近年来对对华援助颇有微词，政府也多次表明减少并逐渐停止对华ODA的意愿，理由是中国经济已经用不着援助，而且日本财政状况不好。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日本人没有明说出来的理由，那就是不愿看到中国迅速强大，不愿再花钱培养一个未来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安全上的敌手。日本无疑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但从另一方面讲，日本的政府援助历来就是与扩大民间企业出口结合在一起的，日本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长达16年之久，其中ODA功不可没，也就是说援助并非完全是一方得利的。
另外，在对外援助国中，日本的无偿援助比例属于最低水平，其对华援助的绝大部分也是有偿贷款，无偿援助只占很小部分。还有部分政治家说中国在接受援助的同时，也在援助别的国家，等于拿日本的钱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理由也很难让人信服，因为中国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对一些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进行力所能及的援助，而日本对华援助从1979年才开始，所以这种说法显然是从头否定了对华援助的意义。按照对外援助的标准，接受无偿援助的条件是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接受有偿援助的条件是人均GDP不足3000美元，而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刚达1000美元，远低于接受对外援助的标准，日本此时迫不及待地提出结束对华ODA，显然是有经济以外的其他考虑。
亲华言论成为禁区，政界变化堪忧
原来对中日友好较为积极的自民党田中派，即后来的桥本派，因为包括桥本在内的多名重量级议员因丑闻被曝而大受打击，影响力大降，实际上面临分裂。政界对中国友好的前外相田中真纪子、河野洋平、前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紘一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野中广务已退出政界。更令人担心的是，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政治家中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只有发表对华强硬的言论才能赢得喝采，而几乎无人敢于公开倡导中日友好，于是一些年轻国会议员为了选举“人气”，不惜发表一些对华超强硬的、显然不够理智的言论，从而使得中日关系的气氛更为恶化。
右翼言论不足为怪，但负面影响仍值得关注
右翼势力是日本军国主义残留下的一个毒瘤，他们每当看到中日关系出现好转迹象就会设法破坏。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每逢中日关系出现问题，都会发表超强硬言论，最近宣称不同意中国赴日本经济专属区进行海上调查的申请，并表示要在冲鸟岛附近建发电设施，以宣示该岛是日本“领土”，矛头直指中国。右翼在日本社会也被视作“另类”，中国政府和舆论近年来也基本上对其反华言行置之不理，但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上升的背景下，这些言行无疑会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的气氛。
“贼喊捉贼”的游戏仍将继续
日本“普通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在军事方面摆脱战败阴影，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行使与别国同样的权力，这也是美国近年屡次向日本要求的，因为它是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让日本发挥更大军事作用的前提。此前日本在与美国开始共同研究TMD时曾借助于“朝鲜威胁”，去年又事实上公开提出了中国威胁，国际舆论认为日本是在采用“贼喊捉贼”的手法，以煽动“中国威胁论”为其走向军事大国扫清内外舆论障碍。
最近，小泉再次提及自卫队在未来宪法中的地位问题，表示支持将其改为“自卫军”，以便为进一步提高军队作用扫清法律和形式上的障碍。而与此同时，日本又要求中国对自己的国防开支透明化。可以预料，在日本走向事实上的军事大国这一过程中，中国威胁将是一个长期的话题，这虽在一时会给日本带来方便，但却会给两国安全信任关系带来长久的伤害。
“参拜悬念”仍是影响中日关系向前迈进的最大因素
中日关系越来越趋于恶化的确存在众多深刻背景，两国从友好到竞争也有其必然因素，但这也是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特别是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的时候。关键是如何将变化给双方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为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就需要政府和政治家拿出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小泉首相自称是“亲华派”，从他本人言行看至少不是反华派，也不属于右翼，但他固执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却给中日关系造成了巨大伤害。
小泉在与胡锦涛主席会晤后拒绝再就是否继续参拜表态，表明他至少是已经认识到参拜对双边关系影响的严重性。2月4日，小泉又在国会表示将对今明两年的参拜做出“适当判断”，引发外界众多猜测。但愿相信他的判断是积极的，否则两国政府此前的努力就算白费了，中日关系也将经历更多曲折。尽管如此，现在谁也不敢言之过早，在这一“参拜悬念”谜底揭开前，中日关系的改善仍难以迈出大的步伐。
（胡继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05年新年伊始，中日关系出现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继去年日本发表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表示要“关注”中国军事动向后，两国之间在安全方面的分歧和摩擦不仅没有停步，反而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经济专属区问题上发表对华超强硬发言，日本外务省也表示准备与中国就停止对华ODA问题进行磋商。另一方面，2月初，中日两国就定期举行副外长级会晤达成一致，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也准备4月访问中国，以期改善由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受影响的两国关系，中日关系似乎出现了向改善方向迈进的苗头。但从整体看，目前的中日关系仍在过去关系慢性恶化的延长线上，出现较大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其中小泉是否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最大变数。
日本对华认识进入第二次转变期
日本对华认识的第一次转变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此前日本视中国为庞然大物，此后则转为蔑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实力悬殊，发展水平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友善、同情，也许还有一些轻视，愿意帮助中国发展，因为这同时有利于日本自己，这也是当时中日关系蜜月期的基础之一。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因此有日本人感到恐慌，甚至有人认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2倍。由于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日本日益感到中国即将再次超过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这种心理上所受的巨大冲击和不适应，是中日关系进入一个长期慢性恶化过程的直接原因。
日本对华防范和对台海未来局势的立场影响双边信任
日本在去年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发点除适应恐怖新威胁外，很大部分是为了适应传统威胁的变化。冷战时期主要防范来自苏联的“北方威胁”，1995年第一次修改大纲时只是部分适应了冷战后的形势，而此次修改则更明确地把防范对象从北方转到西方，即防范正在崛起的中国。大纲中将中国与朝鲜并列提及，但没有人会怀疑其主要针对目标仍然是中国。
冷战时期尽管日本极度担心苏联的入侵，但在1976年制订的首次《防卫计划大纲》中，也未曾指名提及苏联的威胁。此次日本首次指名中国的军事动向、台海问题的威胁，充分说明它对中国威胁认识的严重程度。在新大纲之后，日本下一步将与美国协商发表新的安全保障宣言，并再次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中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应对、对台海问题的态度，都将成为焦点，并可能进一步加剧中日之间的安全不信任。据报道，日美将于本月发表的“共同战略目标”，也将首次提及要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而且这一文件将成为预定于8月发表的新日美安保联合宣言的基础。
“中国威胁”半真半假
从中国来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改善原本落后的军备，推进军事现代化是必然的。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军费开支也曾经出现20%以上的年增长率。对日本来说，中国的威胁一方面是军事、安全上的，它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影响到自身安全环境，特别是有人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会向日本复仇。但实际上，日本不仅有着世界一流的常规武器和海空军，而且与超强大的美国有着军事同盟关系，再说它也不担心发生来自中国的入侵。
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明确表示，发生对日本直接侵略的可能性“正在下降”。因此，与其说日本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担心中国国际地位和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危及其自身地位，这也是中国对日本“威胁”的另一方面。面对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中国，日本切身感到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在潜意识中有一种与中国竞争的念头。这在与东盟关系、构建东亚共同体等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
停止ODA别有用意
日本舆论近年来对对华援助颇有微词，政府也多次表明减少并逐渐停止对华ODA的意愿，理由是中国经济已经用不着援助，而且日本财政状况不好。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日本人没有明说出来的理由，那就是不愿看到中国迅速强大，不愿再花钱培养一个未来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安全上的敌手。日本无疑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但从另一方面讲，日本的政府援助历来就是与扩大民间企业出口结合在一起的，日本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长达16年之久，其中ODA功不可没，也就是说援助并非完全是一方得利的。
另外，在对外援助国中，日本的无偿援助比例属于最低水平，其对华援助的绝大部分也是有偿贷款，无偿援助只占很小部分。还有部分政治家说中国在接受援助的同时，也在援助别的国家，等于拿日本的钱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理由也很难让人信服，因为中国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对一些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进行力所能及的援助，而日本对华援助从1979年才开始，所以这种说法显然是从头否定了对华援助的意义。按照对外援助的标准，接受无偿援助的条件是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接受有偿援助的条件是人均GDP不足3000美元，而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刚达1000美元，远低于接受对外援助的标准，日本此时迫不及待地提出结束对华ODA，显然是有经济以外的其他考虑。
亲华言论成为禁区，政界变化堪忧
原来对中日友好较为积极的自民党田中派，即后来的桥本派，因为包括桥本在内的多名重量级议员因丑闻被曝而大受打击，影响力大降，实际上面临分裂。政界对中国友好的前外相田中真纪子、河野洋平、前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紘一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野中广务已退出政界。更令人担心的是，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政治家中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只有发表对华强硬的言论才能赢得喝采，而几乎无人敢于公开倡导中日友好，于是一些年轻国会议员为了选举“人气”，不惜发表一些对华超强硬的、显然不够理智的言论，从而使得中日关系的气氛更为恶化。
右翼言论不足为怪，但负面影响仍值得关注
右翼势力是日本军国主义残留下的一个毒瘤，他们每当看到中日关系出现好转迹象就会设法破坏。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每逢中日关系出现问题，都会发表超强硬言论，最近宣称不同意中国赴日本经济专属区进行海上调查的申请，并表示要在冲鸟岛附近建发电设施，以宣示该岛是日本“领土”，矛头直指中国。右翼在日本社会也被视作“另类”，中国政府和舆论近年来也基本上对其反华言行置之不理，但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上升的背景下，这些言行无疑会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的气氛。
“贼喊捉贼”的游戏仍将继续
日本“普通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在军事方面摆脱战败阴影，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行使与别国同样的权力，这也是美国近年屡次向日本要求的，因为它是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让日本发挥更大军事作用的前提。此前日本在与美国开始共同研究TMD时曾借助于“朝鲜威胁”，去年又事实上公开提出了中国威胁，国际舆论认为日本是在采用“贼喊捉贼”的手法，以煽动“中国威胁论”为其走向军事大国扫清内外舆论障碍。
最近，小泉再次提及自卫队在未来宪法中的地位问题，表示支持将其改为“自卫军”，以便为进一步提高军队作用扫清法律和形式上的障碍。而与此同时，日本又要求中国对自己的国防开支透明化。可以预料，在日本走向事实上的军事大国这一过程中，中国威胁将是一个长期的话题，这虽在一时会给日本带来方便，但却会给两国安全信任关系带来长久的伤害。
“参拜悬念”仍是影响中日关系向前迈进的最大因素
中日关系越来越趋于恶化的确存在众多深刻背景，两国从友好到竞争也有其必然因素，但这也是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特别是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的时候。关键是如何将变化给双方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为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就需要政府和政治家拿出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小泉首相自称是“亲华派”，从他本人言行看至少不是反华派，也不属于右翼，但他固执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却给中日关系造成了巨大伤害。
小泉在与胡锦涛主席会晤后拒绝再就是否继续参拜表态，表明他至少是已经认识到参拜对双边关系影响的严重性。2月4日，小泉又在国会表示将对今明两年的参拜做出“适当判断”，引发外界众多猜测。但愿相信他的判断是积极的，否则两国政府此前的努力就算白费了，中日关系也将经历更多曲折。尽管如此，现在谁也不敢言之过早，在这一“参拜悬念”谜底揭开前，中日关系的改善仍难以迈出大的步伐。
（胡继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日本对华认识进入第二次转变期
日本对华认识的第一次转变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此前日本视中国为庞然大物，此后则转为蔑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实力悬殊，发展水平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友善、同情，也许还有一些轻视，愿意帮助中国发展，因为这同时有利于日本自己，这也是当时中日关系蜜月期的基础之一。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因此有日本人感到恐慌，甚至有人认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2倍。由于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日本日益感到中国即将再次超过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这种心理上所受的巨大冲击和不适应，是中日关系进入一个长期慢性恶化过程的直接原因。
日本对华防范和对台海未来局势的立场影响双边信任
日本在去年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发点除适应恐怖新威胁外，很大部分是为了适应传统威胁的变化。冷战时期主要防范来自苏联的“北方威胁”，1995年第一次修改大纲时只是部分适应了冷战后的形势，而此次修改则更明确地把防范对象从北方转到西方，即防范正在崛起的中国。大纲中将中国与朝鲜并列提及，但没有人会怀疑其主要针对目标仍然是中国。
冷战时期尽管日本极度担心苏联的入侵，但在1976年制订的首次《防卫计划大纲》中，也未曾指名提及苏联的威胁。此次日本首次指名中国的军事动向、台海问题的威胁，充分说明它对中国威胁认识的严重程度。在新大纲之后，日本下一步将与美国协商发表新的安全保障宣言，并再次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中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应对、对台海问题的态度，都将成为焦点，并可能进一步加剧中日之间的安全不信任。据报道，日美将于本月发表的“共同战略目标”，也将首次提及要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而且这一文件将成为预定于8月发表的新日美安保联合宣言的基础。
“中国威胁”半真半假
从中国来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改善原本落后的军备，推进军事现代化是必然的。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军费开支也曾经出现20%以上的年增长率。对日本来说，中国的威胁一方面是军事、安全上的，它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影响到自身安全环境，特别是有人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会向日本复仇。但实际上，日本不仅有着世界一流的常规武器和海空军，而且与超强大的美国有着军事同盟关系，再说它也不担心发生来自中国的入侵。
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明确表示，发生对日本直接侵略的可能性“正在下降”。因此，与其说日本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担心中国国际地位和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危及其自身地位，这也是中国对日本“威胁”的另一方面。面对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中国，日本切身感到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在潜意识中有一种与中国竞争的念头。这在与东盟关系、构建东亚共同体等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
停止ODA别有用意
日本舆论近年来对对华援助颇有微词，政府也多次表明减少并逐渐停止对华ODA的意愿，理由是中国经济已经用不着援助，而且日本财政状况不好。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日本人没有明说出来的理由，那就是不愿看到中国迅速强大，不愿再花钱培养一个未来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安全上的敌手。日本无疑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但从另一方面讲，日本的政府援助历来就是与扩大民间企业出口结合在一起的，日本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长达16年之久，其中ODA功不可没，也就是说援助并非完全是一方得利的。
另外，在对外援助国中，日本的无偿援助比例属于最低水平，其对华援助的绝大部分也是有偿贷款，无偿援助只占很小部分。还有部分政治家说中国在接受援助的同时，也在援助别的国家，等于拿日本的钱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理由也很难让人信服，因为中国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对一些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进行力所能及的援助，而日本对华援助从1979年才开始，所以这种说法显然是从头否定了对华援助的意义。按照对外援助的标准，接受无偿援助的条件是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接受有偿援助的条件是人均GDP不足3000美元，而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刚达1000美元，远低于接受对外援助的标准，日本此时迫不及待地提出结束对华ODA，显然是有经济以外的其他考虑。
亲华言论成为禁区，政界变化堪忧
原来对中日友好较为积极的自民党田中派，即后来的桥本派，因为包括桥本在内的多名重量级议员因丑闻被曝而大受打击，影响力大降，实际上面临分裂。政界对中国友好的前外相田中真纪子、河野洋平、前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紘一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野中广务已退出政界。更令人担心的是，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政治家中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只有发表对华强硬的言论才能赢得喝采，而几乎无人敢于公开倡导中日友好，于是一些年轻国会议员为了选举“人气”，不惜发表一些对华超强硬的、显然不够理智的言论，从而使得中日关系的气氛更为恶化。
右翼言论不足为怪，但负面影响仍值得关注
右翼势力是日本军国主义残留下的一个毒瘤，他们每当看到中日关系出现好转迹象就会设法破坏。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每逢中日关系出现问题，都会发表超强硬言论，最近宣称不同意中国赴日本经济专属区进行海上调查的申请，并表示要在冲鸟岛附近建发电设施，以宣示该岛是日本“领土”，矛头直指中国。右翼在日本社会也被视作“另类”，中国政府和舆论近年来也基本上对其反华言行置之不理，但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上升的背景下，这些言行无疑会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的气氛。
“贼喊捉贼”的游戏仍将继续
日本“普通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在军事方面摆脱战败阴影，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行使与别国同样的权力，这也是美国近年屡次向日本要求的，因为它是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让日本发挥更大军事作用的前提。此前日本在与美国开始共同研究TMD时曾借助于“朝鲜威胁”，去年又事实上公开提出了中国威胁，国际舆论认为日本是在采用“贼喊捉贼”的手法，以煽动“中国威胁论”为其走向军事大国扫清内外舆论障碍。
最近，小泉再次提及自卫队在未来宪法中的地位问题，表示支持将其改为“自卫军”，以便为进一步提高军队作用扫清法律和形式上的障碍。而与此同时，日本又要求中国对自己的国防开支透明化。可以预料，在日本走向事实上的军事大国这一过程中，中国威胁将是一个长期的话题，这虽在一时会给日本带来方便，但却会给两国安全信任关系带来长久的伤害。
“参拜悬念”仍是影响中日关系向前迈进的最大因素
中日关系越来越趋于恶化的确存在众多深刻背景，两国从友好到竞争也有其必然因素，但这也是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特别是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的时候。关键是如何将变化给双方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为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就需要政府和政治家拿出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小泉首相自称是“亲华派”，从他本人言行看至少不是反华派，也不属于右翼，但他固执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却给中日关系造成了巨大伤害。
小泉在与胡锦涛主席会晤后拒绝再就是否继续参拜表态，表明他至少是已经认识到参拜对双边关系影响的严重性。2月4日，小泉又在国会表示将对今明两年的参拜做出“适当判断”，引发外界众多猜测。但愿相信他的判断是积极的，否则两国政府此前的努力就算白费了，中日关系也将经历更多曲折。尽管如此，现在谁也不敢言之过早，在这一“参拜悬念”谜底揭开前，中日关系的改善仍难以迈出大的步伐。
（胡继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05年新年伊始，中日关系出现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继去年日本发表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表示要“关注”中国军事动向后，两国之间在安全方面的分歧和摩擦不仅没有停步，反而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经济专属区问题上发表对华超强硬发言，日本外务省也表示准备与中国就停止对华ODA问题进行磋商。另一方面，2月初，中日两国就定期举行副外长级会晤达成一致，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也准备4月访问中国，以期改善由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受影响的两国关系，中日关系似乎出现了向改善方向迈进的苗头。但从整体看，目前的中日关系仍在过去关系慢性恶化的延长线上，出现较大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其中小泉是否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最大变数。
日本对华认识进入第二次转变期
日本对华认识的第一次转变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此前日本视中国为庞然大物，此后则转为蔑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实力悬殊，发展水平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友善、同情，也许还有一些轻视，愿意帮助中国发展，因为这同时有利于日本自己，这也是当时中日关系蜜月期的基础之一。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因此有日本人感到恐慌，甚至有人认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2倍。由于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日本日益感到中国即将再次超过日本，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这种心理上所受的巨大冲击和不适应，是中日关系进入一个长期慢性恶化过程的直接原因。
日本对华防范和对台海未来局势的立场影响双边信任
日本在去年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发点除适应恐怖新威胁外，很大部分是为了适应传统威胁的变化。冷战时期主要防范来自苏联的“北方威胁”，1995年第一次修改大纲时只是部分适应了冷战后的形势，而此次修改则更明确地把防范对象从北方转到西方，即防范正在崛起的中国。大纲中将中国与朝鲜并列提及，但没有人会怀疑其主要针对目标仍然是中国。
冷战时期尽管日本极度担心苏联的入侵，但在1976年制订的首次《防卫计划大纲》中，也未曾指名提及苏联的威胁。此次日本首次指名中国的军事动向、台海问题的威胁，充分说明它对中国威胁认识的严重程度。在新大纲之后，日本下一步将与美国协商发表新的安全保障宣言，并再次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其中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应对、对台海问题的态度，都将成为焦点，并可能进一步加剧中日之间的安全不信任。据报道，日美将于本月发表的“共同战略目标”，也将首次提及要关注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而且这一文件将成为预定于8月发表的新日美安保联合宣言的基础。
“中国威胁”半真半假
从中国来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改善原本落后的军备，推进军事现代化是必然的。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军费开支也曾经出现20%以上的年增长率。对日本来说，中国的威胁一方面是军事、安全上的，它担心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影响到自身安全环境，特别是有人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会向日本复仇。但实际上，日本不仅有着世界一流的常规武器和海空军，而且与超强大的美国有着军事同盟关系，再说它也不担心发生来自中国的入侵。
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明确表示，发生对日本直接侵略的可能性“正在下降”。因此，与其说日本担心中国的军事力量，倒不如说是担心中国国际地位和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危及其自身地位，这也是中国对日本“威胁”的另一方面。面对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的中国，日本切身感到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在潜意识中有一种与中国竞争的念头。这在与东盟关系、构建东亚共同体等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
停止ODA别有用意
日本舆论近年来对对华援助颇有微词，政府也多次表明减少并逐渐停止对华ODA的意愿，理由是中国经济已经用不着援助，而且日本财政状况不好。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日本人没有明说出来的理由，那就是不愿看到中国迅速强大，不愿再花钱培养一个未来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安全上的敌手。日本无疑是中国的最大援助国，但从另一方面讲，日本的政府援助历来就是与扩大民间企业出口结合在一起的，日本作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对象国长达16年之久，其中ODA功不可没，也就是说援助并非完全是一方得利的。
另外，在对外援助国中，日本的无偿援助比例属于最低水平，其对华援助的绝大部分也是有偿贷款，无偿援助只占很小部分。还有部分政治家说中国在接受援助的同时，也在援助别的国家，等于拿日本的钱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理由也很难让人信服，因为中国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对一些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进行力所能及的援助，而日本对华援助从1979年才开始，所以这种说法显然是从头否定了对华援助的意义。按照对外援助的标准，接受无偿援助的条件是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接受有偿援助的条件是人均GDP不足3000美元，而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刚达1000美元，远低于接受对外援助的标准，日本此时迫不及待地提出结束对华ODA，显然是有经济以外的其他考虑。
亲华言论成为禁区，政界变化堪忧
原来对中日友好较为积极的自民党田中派，即后来的桥本派，因为包括桥本在内的多名重量级议员因丑闻被曝而大受打击，影响力大降，实际上面临分裂。政界对中国友好的前外相田中真纪子、河野洋平、前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紘一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野中广务已退出政界。更令人担心的是，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政治家中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只有发表对华强硬的言论才能赢得喝采，而几乎无人敢于公开倡导中日友好，于是一些年轻国会议员为了选举“人气”，不惜发表一些对华超强硬的、显然不够理智的言论，从而使得中日关系的气氛更为恶化。
右翼言论不足为怪，但负面影响仍值得关注
右翼势力是日本军国主义残留下的一个毒瘤，他们每当看到中日关系出现好转迹象就会设法破坏。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每逢中日关系出现问题，都会发表超强硬言论，最近宣称不同意中国赴日本经济专属区进行海上调查的申请，并表示要在冲鸟岛附近建发电设施，以宣示该岛是日本“领土”，矛头直指中国。右翼在日本社会也被视作“另类”，中国政府和舆论近年来也基本上对其反华言行置之不理，但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上升的背景下，这些言行无疑会进一步恶化中日关系的气氛。
“贼喊捉贼”的游戏仍将继续
日本“普通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在军事方面摆脱战败阴影，突破和平宪法束缚，行使与别国同样的权力，这也是美国近年屡次向日本要求的，因为它是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让日本发挥更大军事作用的前提。此前日本在与美国开始共同研究TMD时曾借助于“朝鲜威胁”，去年又事实上公开提出了中国威胁，国际舆论认为日本是在采用“贼喊捉贼”的手法，以煽动“中国威胁论”为其走向军事大国扫清内外舆论障碍。
最近，小泉再次提及自卫队在未来宪法中的地位问题，表示支持将其改为“自卫军”，以便为进一步提高军队作用扫清法律和形式上的障碍。而与此同时，日本又要求中国对自己的国防开支透明化。可以预料，在日本走向事实上的军事大国这一过程中，中国威胁将是一个长期的话题，这虽在一时会给日本带来方便，但却会给两国安全信任关系带来长久的伤害。
“参拜悬念”仍是影响中日关系向前迈进的最大因素
中日关系越来越趋于恶化的确存在众多深刻背景，两国从友好到竞争也有其必然因素，但这也是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特别是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的时候。关键是如何将变化给双方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为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就需要政府和政治家拿出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小泉首相自称是“亲华派”，从他本人言行看至少不是反华派，也不属于右翼，但他固执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却给中日关系造成了巨大伤害。
小泉在与胡锦涛主席会晤后拒绝再就是否继续参拜表态，表明他至少是已经认识到参拜对双边关系影响的严重性。2月4日，小泉又在国会表示将对今明两年的参拜做出“适当判断”，引发外界众多猜测。但愿相信他的判断是积极的，否则两国政府此前的努力就算白费了，中日关系也将经历更多曲折。尽管如此，现在谁也不敢言之过早，在这一“参拜悬念”谜底揭开前，中日关系的改善仍难以迈出大的步伐。
（胡继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分析的好，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