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所谓西沙南沙“自古以来”依据被中国历史学家驳得 ...

越南官方网站列出的的所谓西沙南沙“自古以来”主权历史依据，采用了越南史书、中国古代旅行者笔记、西方航海家著作等“证据”：

http://www.biendong.net/cn/-paracels.html

中国历史学家直接引用这些“史料证据”的完整原文，将越方驳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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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pratlys.org/contents/history/6.htm

李金明

越南黄沙、长沙非中国西沙南沙考

Vietnamese claimed Truong Sa/Hoang Sa's were not China's Nansha/Xisha Islands，The real locations of Truong Sa and Hoang Sa Islands were along the coast of Vietnamese shore，not Spratly Islands or Paracel Islands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学者论坛•

内容提要越南史籍中记载的黄沙、长沙，绝不是我国的西沙、南沙姓名。本文首先考释了越南史籍《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广义地区图”注释的长沙，认为这个长沙实际是越南外罗海中的一些小岛、沙洲，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无任何联系。接着又对《抚边杂录》中有关“黄沙渚”的记载进行分析，认为这个“黄沙渚”与我国清人编撰的《越南地舆图说》中的郴子塘同属一地，指的是越南沿海理山岛北部的小岛。同时还指出，越南外交部抛出的《大南一统全图》中的黄沙、万里长沙，实际上是1613年英国船长约翰•沙利撰写的《航海志》一书中地图上绘的“长条地带”，这两张地图无论从标出的位置，还是从绘画的形状以及地处的经纬度看，都与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毫无相似之处，不能混为一谈。

越南外交部的白皮书拼凑了一些有关越南黄沙、长沙的所谓“历史资料”，把黄沙、长沙说成是我国的西沙、南沙，然后“论证”他们所谓的“历史主权”，并且鼓动一些学者、文人，反复论说。

为了驳斥越南外交部的白皮书，在此有必要对越南黄沙、长沙的真实位置进行一番考释，让世人看看黄沙、长沙到底是我国的西沙、南沙，还是越南中部沿海的某些岛屿，以还历史本来的真面目。

越南外交部列举的最早史料是由一位名叫杜伯的儒生撰写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这本书按越南学者武龙犀所说，大约是1630～1653年期间编撰的，书中载有发生于15世纪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如果不是发生在1403～1407年间即古垒和占洞（广南和广义）统属于我国的期间，那么，至少也是发生于1471年我国南部边界到达石碑山（富安）的时候”①。但是，据实际了解，此书所志路程有四，即河内至占城为一道，河内至钦州为一道，河内至谅山为一道，河内至云南为一道。书中可以看到阮朝建造于17世纪的所有城堡的详细记载，而且有些地名如淳禄（今为厚禄县）、富春（书中载为浮春，今之顺化城），是到17世纪才有的地名②。因此，法国汉学家马司伯乐（H.Maspero）将此书成书时间考订在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认为它“是为一种图书，对于古历史地志不能供给何种材料”①。

然而，越南外交部却引用了该书“广义地区图”的一段注释：“海中有一长沙，名坝葛钅黄，约长四百里，阔二十里，卓立海中。自大占海门至沙荣，每西南风，则诸国商舶内行漂泊在此；东北风，外行亦漂泊在此，并皆饥死。货物各置其处。阮氏每年冬季月持船十八只，来此取货，多得金银、钱币、铳弹等物。自大占门越海至此一日半，自沙淇门至此半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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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①②〔越〕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页11。
①武龙犀：《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地名学问题》，载〔越〕阮雅等著：《黄沙和长沙特考》，（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页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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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注释写得很清楚，这个卓立海中，名为“坝葛钅黄”的长沙，其范围起自大占海门（今广南———岘港省的大海门），止于沙荣（今义平省的沙兄海门）。从大占门越海至长沙的距离是一日半航程，从沙淇门（今广义省平山县东南的一个海口）至长沙是半日航程。

按当时越南在沿海航行的船只，一般是红船、氵殿舍，或田姑船，这些船不仅船体小，而且航速慢。就以红船来说，其船体狭长，状如龙舟，昂首尾丹漆之，船上不能容炊具，仅贮淡水一缸，船上棹军赤体暴烈日中，渴则勺饮馁腹，其体力消耗很大，航速较慢是可想而知。例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七月，广州僧人大汕厂翁欲从越南返国，越南官员备了40只田姑船为他送行，大汕本人乘红船，于十九日中午后从会安港解缆，直至次日平明才抵占婆岛上洋船③。从广南江口（大占海口）至占婆岛的距离大约12公里④，用了半天多的时间，而一日半的航程最多只能走30余公里。可见这个长沙是沿着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的方向分布，其沙头距离越南海岸稍远一点（一日半航程，约30余公里），而沙中部却与越南海岸靠得相当近（半日航程，约10余公里）。

每年当西南风起时，从外国到中国的商船，一般是沿着越南海岸与长沙之间的航道航行，称为“内行”；而当东北风起时，从中国到外国的商船是沿着长沙外面的航道航行，称为“外行”。长沙成为这两条航道的天然分界线。有关这内、外两航道，中国史书亦有记载，如黄衷《海语》把这两条航道的天然分界线称为“分水”，把外行航道称为“东注”，把内行航道称为“西注”。书中写道：“分水在占城之外罗海中，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巨浪拍天，异于常海”⑤。这就是说，作为内、外两条航道分界线的“分水”就在占城附近的外罗海中。外罗指的是越南中部沿海的理山群岛（Culao Ray），今称广东群岛（Culou Canton），其所在海面称为外罗海。从这里可以看出“广义地区图”中注释的称为“葛钅黄”的长沙，其实就在占城附近的外罗海中，《海语》描述其“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与注释所说的“约长四百里，阔二十里，卓立海中”基本相符。

至于“诸国商船内行漂泊在此，外行亦漂泊在此，并皆饥死”的原因，大概有如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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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黄衷：《海语》卷3，《畏途•分水》。
④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华书局1955年版），页52。
③大汕厂翁：《海外纪事》卷三、卷四，载陈荆和编：《十七世纪广南之新史料》，（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60年版）。
②越南外交部白皮书：《越南对于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载戴可来、童力合编：《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56。
①马司伯乐：《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页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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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此长沙范围广大，暗礁林立，航道险阻。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亲履其境的大汕厂翁这样描述道：“盖洋海中，横亘沙碛，起东北直抵西南，高者壁立海上，低或水平，沙面粗硬如铁，船一触即成齑粉。阔百许里，长无箕，名万里长沙，渺无草木人烟，一失风水漂至，纵不破坏，人无水米，亦成馁鬼矣”①。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奉命到占城册封的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等一行近千名军民，就因物货太重，船上火长昧于途径，而在长沙头占壁罗附近“误触铁板沙，舶坏，二使溺焉，军民死者十九”②。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月初二日，澎湖廪生蔡廷兰应卿试完毕，从金门东南之料罗登船，欲回澎湖，途中突遭飓风，在海上漂流了10昼夜，到达越南广义省海岸的菜芹汛。当地渔民为他能侥倖闯过占毕罗附近的暗礁险滩大感惊讶，说是“非神灵默护，胡能尔尔？初到小屿，即占毕罗屿。屿东西众流激射，中一港甚窄，船非乘潮不得进，触石立沉。由西而南，可抵内港，桅篷已灭，逆流不能到也。其东西一带，至此称极险，海底皆暗礁、暗线（海底石曰礁，沙曰线），线长数十里，港道迂回，老渔尚不稔识，一抵礁，齑粉矣!”③这些记载证实，在占壁罗附近的长沙不仅范围大，而且险象横生。由于不幸触礁之沉船的货物多汇集在这里，故越南国王经常派人到此搜拾沉船遗物，大汕厂翁就写道：“先国王时，岁差氵殿舍往拾坏船金银、器物。”这与“广义地区图”注释中所写：“阮氏每年冬季月持船十八只，来此取货，多得金银、钱币、铳弹等物”，正相吻合。

另一方面是外罗海周围的水流急，潮汐变化大，每月自初一至十五，潮水从东向西流，自十六至三十，又从西向东流，只有经验丰富的老操舟者才能察而慎之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七月中旬，大汕厂翁欲从会安搭船返国，当时西南风已近尾声，北风渐起，水向东流，南风微弱，不敌东归流急，故舟所进几与所退相敌。他们于二十日清晨在占壁罗上船，候风至三十日始鸣锣起碇，但当晚风势转逆，次晨仍被吹返占壁罗⑤。对外罗海的潮汐变化，诸国商船均引以为戒，如有不慎被飘入港者，非待西风起不得出，而越南国王则趁机派人没入其货，或倍税之⑥。

从大汕厂翁的遭风过程中，亦可证实长沙与越南海岸间的距离。大汕所搭乘的船只于三十日清晨从占壁罗起航，走了近一天，在当晚遭遇北风时已到达长沙边缘，故称“举船尽以长沙为忧”。而当次晨船被吹回占壁罗时，舟人则击鼓赛神，庆幸免遭“万里长沙鱼腹之患”。可见从占壁罗到长沙的距离为一日航程，加上从会安到占壁罗的半日航程，共距离一日半航程，与“广义地区图”注释的航程一样。另外，从《大南一统志》的记载也可看出长沙与越南海岸间的距离确实是比较近。长沙名“坝葛钅黄”，这是越南文字实行拉丁化前的“字喃”，意即“黄沙”。《大南一统志》记述广义省的四邻道：“东横沙岛（黄沙岛），连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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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魏源：《征抚安南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0帙。
⑤海外纪事》，卷4。
④《海语》，卷3，《畏途•分水》。
③蔡廷兰：《海南杂著》，《炎荒纪程》，（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台湾文献丛刊》第42种，1959年）。
②《海语》，卷3，《畏途•铁板沙》。
①《海外纪事》，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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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池；西控山蛮，砌长垒以为固；南邻平定，石津冈当其冲；北接广南，沙土滩为之限”①。这里说明，黄沙岛（横为黄的别字）位于广义省的东面，中间隔着大海，由于距离相当近，以至于把海当成池一样看待。越南学者武龙犀在解释这段记载时，故意把“沧海”两字作“神仙海岛”解，把“池”字作“城池”解，然后别出心裁地道出下面两种含义：“在东面，沙岛（属黄沙岛）横卧，与大海相连接以作为城池”；“在东面，沙岛（属黄沙岛横卧，与其他诸岛相连接以作为城池”。武龙犀的目的是把这段记载说成是“强调了越南海岸东面海岛系统的战略价值，虽然没有说明这些海岛的名称，但仍包括现在群岛专称之为长沙的群岛”②。殊不知他完全歪曲了这段记载的原意，犯下了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之大忌。

上述考释说明，《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广义地区图”注释的长沙，是外罗海中的一些小岛、沙洲，它们沿着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的方向分布，其范围起自今广南———岘港省的大海门（约北纬16°），止于今义平省的沙兄海门（约北纬14°40′），沙头距离岘港大海门一日半航程（约30余公里），沙中部距离平山县海口半日航程（约10余公里）。由于外罗海的水流急，潮汐变化大，故每年当西南风起时，从外国到中国的商船，一般是走靠近越南海岸的“内行”航道；而当东北风起时，从中国到外国的商船则走远离越南海岸的“外行”航道，长沙就成为这两条航道的天然分界线。这个长沙与我国西沙群岛没有任何联系，其原因有三：其一我国西沙群岛距离越南海岸相当遥远，其最近部分距越南沿海的广东群岛亦有120海里（约222公里），距岘港有170海里（约315公里）；其二我国西沙群岛位于北纬15°45′与17°15′之间，与此长沙在北纬14°40′与16°之间完全不相符；其三我国西沙群岛远离海岸，屹立于大海之中，不存在什么船只沿海岸航行的航道，故亦不可能成为“内行”与“外行”两条航道的天然分界线。

越南外交部列举的第二条史料是黎贵在1776年任顺化协镇时编纂的《抚边杂录》，书中写道：“广义府平山县安永社居近海，海外之东北有岛屿焉。群山零星一百三十余顶。山间出海，相隔或一日或数更。山上间有甘泉。岛之中有黄沙诸，长约三十余里，平坦广大，水清沏底。岛傍燕窝无数，众岛以万千计，见人环集不避。”越南外交部引用这段史料的目的是先把“黄沙渚”说成是名为“坝葛钅黄”的黄沙，然后将之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混为一谈，以说明早在几个世纪之前，他们就已对西沙群岛进行过调查与考察③。为驳斥这种谬论，我们有必要先考定一下“黄沙渚”的具体位置。

这段史料提到的安永社，系指永安、安海二坊。按《大南一统志》的记载：“理山岛在平山县东海中，俗名岣崂哩，岛四面高中凹，可数十亩，永安、安海二坊民居焉”④。这就是说，永安、安海二坊就居住在理山岛中部的凹地上，四面为高山所围，所谓其东北的岛屿，不外乎是理山岛附近的一些小岛。这从我国清人编撰的《越南地舆图说》中亦可得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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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大南一统志》，卷6，《广义》。
③越南外交部白皮书：《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越南领土》，载《汇编》，页76。
②武龙犀：《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地名学问题》，载《黄沙和长沙特考》，页277～278。
①高春育：《大南一统志》，卷6，《广义》，（东京印度支那研究会1941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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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该书写道：“平山县安永社村居近海，东北有岛屿，群山重叠一百三十余岭（原注：案即外罗山），山间又有海，相隔一日许或数更，山下间有甘泉，中有黄沙渚（原注：案即椰子塘），长约三十里，平坦广大，水清彻底，诸商船多依于此”①。这条记载的内容显然与上述《抚边杂录》的记载相差无几，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不过，这条记载明确地注明安永社东北有130余岭的岛屿是外罗山（即理山岛），黄沙渚是椰子塘。我们知道，理山岛由数屿组成，北岛极小，南岛狭长，东大西小，北岛殆是椰子塘，亦即通草屿②。可见《抚边杂录》提到的“黄沙渚”，就是理山岛北部的小岛，称为椰子塘，或通草屿。《越南地舆图说》卷首的“越南全图”就把黄沙渚绘在广义省平山附近新州港的外面，也就是在理山岛的位置上，它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毫不相干。

《抚边杂录》又写道：“广义平山县安永社大海门外有山名劬劳哩，广可三十余里。旧有四政坊居民豆田，出海四更可到。其外大长沙岛，旧多海物船货，立黄沙队以采之，行三日夜始到，位乃近于北海之处”③。这里所说的岣崂哩明显与上面提到的《大南一统志》记载的理山岛俗名岣崂哩不一样，这个岣崂哩是在安永社大海门外，广仅30余里，而那个俗名岣崂哩的理山岛仅中凹平地就有数十亩，且为永安、安海二坊居民的居住地，故这个岣崂哩指的应是理山岛附近的小岛。所谓“其外大长沙岛”，也就是前面考释过的分布于外罗海中的名为“坝葛钅黄”的长沙，因内、外行商船多漂泊于此，沉船的货物亦汇集于此，而越南国王又经常派人到此搜拾沉船遗物，故称“旧多海物船货，立黄沙队以采之”。至于“行三日夜始到”，前面已经说过，当时在越南沿海使用的“私小钓船”航速极慢，三日夜大不了走几十公里，仍然是在越南海岸附近，而绝不可能到达距离越南海岸二三百公里外的西沙群岛。

有关外罗岛与分布在外罗海的黄沙岛，在越南的史书记载中经常搞混，如《大南一统志》写道：“黄沙岛在哩岛之东，自沙圻海岸放洋，顺风三、四日夜可至。岛上群山罗列，凡一百三十余峰，相隔或一日程，或数更许。岛之中有黄沙洲，延袤不知几千里，俗名万里长沙。洲上有井，甘泉出焉。海鸟群集，不知纪极，多产海参、玳瑁、文螺鼋鳖等物，诸风难船货物汇集于此”④。这一段记载的前三句，说的是外罗岛之东的黄沙岛，而接下来的四句却与《抚边杂录》写的一样，都是说外罗岛。所谓“岛之中有黄沙洲”，其实就是黄沙渚，即外罗岛北部的小岛椰子塘，其长约30余里，但这段记载却说它“延袤不知几千里”，且“俗名万里长沙”。可见《大南一统志》完全是把外罗岛与黄沙岛混为一谈，分不清哪个是外罗岛，哪个是分布在外罗海的黄沙岛。其他史书亦有类似搞混的记载，如《大南实录前编》写道：“广义平山县安永社海外有沙洲一百三十余所，相去或一日程或数更许，延袤不知其几千里，俗称万里黄沙，洲上有井，甘泉出焉。所产有海参、玳瑁、文螺、鼋鳖等物”⑤。这一段与《抚边杂录》的记载相似，都是描述外罗岛的情况，但把“群山一百三十余顶”改成“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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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大南实录前编》，卷10，甲戊十六年秋七月。
④《大南一统志》，卷6，《广义》。
③越南外交部白皮书：《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越南领土》，载《汇编》，第74页。
②张礼千：《东西洋考中之针路》，新加坡南洋书局1947年版，第16页。
①盛庆绂：《越南地舆图说》，卷1，《广义省》（光绪十九年重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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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一百三十余所”，省去了“黄沙渚”或“黄沙洲”三字，且把“万里长沙”变成“万里黄沙”。越南史书记载的混乱，使今日无论是越南外交部的白皮书，或者是越南学者撰写的有关文章，都无法讲清其所谓“黄沙”或“长沙”的真实位置，以致于玩弄了张冠李戴的手法，将之莫明其妙地与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混为一谈，演出了所谓“历史主权”的闹剧。

越南外交部还抛出一张《大南一统全图》，声称该图所绘的黄沙、万里长沙就是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其实，这张地图出自何时、何人之手，目前尚有争论。法国航海家拉皮克（P.A.Lapicque）在1929年出版的《论帕拉塞尔群岛》（A Proposdes Iles Paracels）一书中，曾公布过这幅地图，注明是摘自明命十四年（1834年）刊行的《皇越地舆志》一书。但是，越南学者武龙犀却认为这不可能，“因为明命皇帝于1838年才颁行‘大南’国号”，直至1839年初，“大南”这一国号才正式用于国家的公文和国史上。因此，他认为：“这幅地图可能是法属时期以前专门负责编纂阮朝正式史地典籍的国史馆史臣的个人或集体的作品。”另外，他还透露了这张地图的来历说：“其实这幅地图是原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卿府办公厅主任、现任负责国家发展计划的副总理助理兼国会联络员朱玉崔先生很久以前搜集到的一个抄本，并有雅意供我们使用”①。由此可见，这幅地图是属于制作时间不详、制作者不明的私人流传的非正式抄本，类似这种私人绘制的舆图，“可用来评论制图人的学养好坏，在法律上却不一定是充足依据”②。

越南学者吹嘘这幅地图“绘制十分精心和准确”，“万里长沙地区位于富安、庆和各省的对面，部分岛屿散布到了南面，与头顿（南部）相垂直。黄沙也是一组由许多小岛组成的岛屿，位于大吉墨海口（大占）、俱低海口（岘港）和海云山（今广南———岘港省辖地）的对面”③。简言之，是“在广义前面的海域中绘有一个名叫大长沙或葛钅黄的长条地带”④。事实上，这块“长条地带”的画法并不是《大南一统全图》的专利，我们只要看看英国船长约翰•沙利在1613年写的《航海志》一书中的地图就可发现，这块“长条地带”无论从位置上，还是从形状上看，两张地图都如出一辙。《航海记》地图上，在这块长条地带的上端标尖笔罗岛（Pulon Cham）、中部标广东群岛（Pulou Canton）、下端标羊屿（Pulou Gambir）。可见这块长条地带（即《大南一统全图》中的黄沙、万里长沙）包括了占婆岛、广东群岛和羊屿，也就是沿着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的方向，分布在外罗海中的一些小岛和沙洲。

约翰•沙利在《航海志》中，讲述他在越南中部近海航行的情况时指出：在北纬16°至17°，“幸福岛东经”129°30′至130°42′之处（幸福岛在今非洲西北的加拿利群岛，位于现代西经18°左右，当时西方人以此作为子午线计算经度。上述经度折合今天格林威治东经约111°30′至112°42′）有“眼镜群岛”（Les Lunettes），即我国的西沙群岛。在“眼镜群岛”的西南方，“幸福岛东经”128°至129°（即今天格林威治东经110°至111°），北纬16°30′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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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越〕黄春瀚：《黄沙群岛》，载《黄沙和长沙特考》，页11。
③〔越〕阮国胜：《黄沙、长沙》，载《汇编》，页255。
②孙淡宁编：《明报月刊所载钓鱼台群岛资料》，（香港明报出版社1979年版），页116。
①武龙犀：《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地名学问题》，载《黄沙和长沙特考》，页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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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有旧帕拉塞尔，其形状像一只脚，脚的大拇指朝向西南①。这个形状像一只脚的所谓“旧帕拉塞尔”，就是《大南一统全图》中绘在广义前面海域名为黄沙、万里长沙的长条地带，它所处的位置显然与我国的西沙群岛不同，我国西沙群岛位于北纬15°47′～17°08′，东经111°10′～112°55′，而此长条地带位于北纬12°～16°30，东经110°～111°，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西方史籍中记载的帕拉塞尔的地点和范围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它们通常把这块沿着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分布在外罗海中，由一些小岛和沙洲组成的“长条地带”，称为“帕拉塞尔”（Pracel）。到了1817年，经过英国船长罗斯和穆罕等人对我国的海南岛和西沙群岛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之后，西方史籍才开始把帕拉塞尔的范围向北延伸，包括了我国的西沙群岛。而直至19世纪后半期以后，帕拉塞尔一词才被用来专指我国的西沙群岛②。帕拉塞尔一词所指地点和范围在时间上的差异，使越南当局有机可乘，他们把19世纪20年代之前的旧帕拉塞尔与之后的帕拉塞尔混淆起来，企图以他们的黄沙、长沙来取代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们必须对一些西方史籍上有关旧帕拉塞尔的记载进行考释，以证实其具体位置。

越南外交部白皮书谈得最多的是一位法国传教士塔伯尔（Jean Louis Taberd）1837年在《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交趾支那地理考释》（Note on the Geography of Cochinchina）。该文写道：“帕拉塞尔或普拉塞尔是由一群小岛、岩石和沙滩组成的迷宫，延伸到北纬11°和从巴黎算起的东经107°（相当于格林威治东经109°10′）。一些航海者勇敢地越过部分沙洲，与其说是小心谨慎，不如说是侥幸成功，而另一些人的尝试却失败了。交趾支那人称这些岛屿为Cotuang。虽然这些群岛除了岩石和深海之外别无他物，且唯有造成不便而无其他好处，然而嘉隆皇帝却认为，增地虽小，但也扩大其领土。1816年，他庄严地在那里插上旗帜，并占有这些岩石，估计不会有任何人对之提出异议”③。

从塔伯尔这段文字中可以了解，这个延伸到北纬11°、东经109°10′的帕拉塞尔，显然指的是距离越南中部海岸不远的某些岛屿。交趾支那人称之为Cotuang。Cotuang这个词，越南当局为了往黄沙上面套，故意将之错译。在1975年5月西贡外交部发布的白皮书中，把这个词译成“金沙”；在1982年1月18日越南外交部白皮书中，又把这个词译成“葛钅黄”④。可见越南当局为了某种需要，随时都可更改译文的原意。其实这些称为Cotuang的岛屿，按塔伯尔标出的经纬度，可能是指平顺地岛（Pulou Cecirde Terre）。它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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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见《汇编》，页13、75。
③Jean Louis：Note in the Geography of Cochinchina，In JRASB，Sept.1837，P.745。
②同上引书，页76～77。
①韩振华：《西方史籍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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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11°14′、东经108°49′，高85英尺（25.19米），约在拉干角（Lagan point）东北8海里处。岛上几乎全是岩石和荒地，仅在平地部分有一些草，岛的周围全是岩石，有的在水上，也有的在水下①。平顺地岛这些情况与塔伯尔的描述基本相符，故所谓嘉隆皇帝在1816年占领的那些岩石，可能就是距离越南海岸不远的平顺地岛。这一点可从法国人让•巴蒂斯特•沙依诺（Jean Baptiste Chaigneau）在182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交趾支那见闻录》的文章中得到证实，他写道：“交趾支那，其国王现称皇帝，包括交趾支那本部、东京、高棉的一部分，几个距海岸不远的有人居住的岛屿和由无人居住的许多小岛、浅滩、岩石组成的帕拉塞尔群岛。只是到了1816年，当今皇帝才占有了这一群岛”②。这里着重说明了帕拉塞尔的情况，是由距离越南海岸不远的一些小岛、浅滩和岸石组成，而嘉隆皇帝当时占领的正是这些距离越南海岸不远，包括平顺地岛在内的一些小岛、浅滩和岩石。

有关这个帕拉塞尔的具体位置，我们还可看看塔伯尔主教于1838年出版的一本《拉丁文———安南文词典》书后附的一幅地图。这幅地图名为《安南大国画图》，图中在大约北纬17°至11°、东经109°至110°的南海海中，画有一些岛屿，并写下岛屿名曰：

普拉塞尔（Paracel）
即（Seu）
葛钅黄（CatVang）

在与岛屿相对的安南沿海地区，地图上标出的地名依次有：

顺化（Hue）；
瀚海门即沱氵曩海港（Cua Han Seu Touron Portus）；
山茶岛（即沱氵曩的山茶半岛）（Hon Son C Ha）；
大占海口（Cua Dai Nai Cham）；
劬劳占（Cu Lao Cham）；
沙圻（Sa Ky）；
劬劳哩即广东群岛（Cu Lao Re Seu Pulo Canton）；
大广义海口（Cua Dai Quang Ngai）；
广义营（Dinh Quanh Ngai）③。

从地图上这个称为葛钅黄的普拉塞尔的位置可以看出，它确实是位于距越南中部海岸不远的海中，并沿着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的方向分布，其范围起自顺化对面的海中，止于广义营一带。这个普拉塞尔与后来专门用来称呼我国西沙群岛的帕拉塞尔绝对不是同一个地方，我国的西沙群岛位于北纬15°42′～17°08′、东经111°10′～112°55′，其岛屿呈横向分布，而不是按条形排列。当时的西方地图把普拉塞尔画在越南中部附近海中的事实，连越南学者亦不得不承认：“在当时欧洲的地图中，当画Paracel的时候，也画成一个很长的沙滩，横摆在我国中部领海之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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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越〕黄春瀚：《黄沙群岛》，载《黄沙和长沙特考》，页12。
③同上引书，页226。
②见《黄沙和长沙特考》，页214～215。
①China Sea Pilot，London，1938，vol.I，页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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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10年代，英国船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对这个帕拉塞尔的位置描述得更加具体。他说：“在交趾支那海岸有一些岛屿，越靠近海岸航行就越没有危险。平顺地岛（Pullo Seccade Terra）是位于最向南和最靠近海岸的一个岛。这些都是没有人居住，看起来象一堆堆烧焦的礁石群，一点草木也没有。我经过此处时，距离它约一英里，距离大陆海岸也是约一英里。平顺海岛（Pullo Seccade Mare）以及这一连串全部来自帕拉塞尔的危险滩，与其说是群岛，不如说是礁石群。羊屿（Pullo Gambir）是位于离海岸15里格（约45海里）并靠近帕拉塞尔之处。尽管此岛颇大，但仍然没有人居住。广东群岛（Pullo Canton）位于靠近海岸之处，占毕罗（Champello）群岛也是这样，但它们的外面，却没有什么危险。当东北季候风猛吹时，海流向南劲奔，这种情况，使舵师们十分谨慎地把船驶向更加靠近交趾支那海岸，因为担心会落入帕拉塞尔才这样做。帕拉塞尔是一连串危险的礁石，长约130里格（约400海里），阔为15里格（约45海里），仅其两端才有一些岛屿”①。按照汉密尔顿的描述，这个帕拉塞尔显然是位于距离越南海岸不远的海中，它与越南中部沿海的一些岛屿，诸如占毕罗岛、广东群岛、羊屿、平顺海岛和平顺地岛靠得很近，且互相平行，船只可在它们之间通行。这个帕拉塞尔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毫无任何联系。

总之，从上述考释可以看出，越南外交部以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的手法，将其黄沙、长沙说成是我国的西沙、南沙，主要表现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歪曲史料记载的原意。如《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广义地区图”的注释，明确说明称为“坝葛钅黄”的长沙是在大占海门至沙荣一带，距离大占门为一日半航程，距离沙淇门仅半日航程。这个长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分布在越南中部沿海的一些岛屿，但是越南某些学者却以“坝葛钅黄”是越南文字实行拉丁化前的“字喃”，意即“黄沙”，而黄沙又是他们现在对我国西沙群岛的称呼为由，武断地把黄沙与西沙划上等号，这种歪曲历史事实的做法无疑是笨拙的，也是不能得逞的。

二是混淆地图上的同名异地。如《大南一统全图》把绘在越南中部沿海的一块“长条地带”写上黄沙和万里长沙，越南某些学者则将这两个地名与现在称我国西沙、南沙群岛为“黄沙”、“长沙”联系起来，大肆渲染这张地图的“精心和准确”，仿佛抓到了一个“确凿证据”。殊不知这块长条地带无论是从形状，或者是从所处的经纬度来看，都与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毫无相似之处，不能混为一谈。

三是钻了同一地名所指的地点、范围可随时间变化的空子。如西方史籍中记载的帕拉赛尔，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通常指的是位于越南中部沿海的“长条地带”。到20年代以后，其范围才向北延伸，包括了我国的西沙群岛，而一直至19世纪后半期以后，才被用来专指我国的西沙群岛。越南某些学者就利用这种时间上的差异，大量引用西方史籍中有关19世纪20年代前帕拉塞尔的记载，企图将之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混淆起来。然而，假的终究是假的，谎言掩盖不了事实，越南的黄沙、长沙只能到越南中部沿海的岛屿上寻找，它绝不是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本文的考释就说明了这一点。

①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182。

越南官方网站列出的的所谓西沙南沙“自古以来”主权历史依据，采用了越南史书、中国古代旅行者笔记、西方航海家著作等“证据”：

http://www.biendong.net/cn/-paracels.html

中国历史学家直接引用这些“史料证据”的完整原文，将越方驳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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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pratlys.org/contents/history/6.htm

李金明

越南黄沙、长沙非中国西沙南沙考

Vietnamese claimed Truong Sa/Hoang Sa's were not China's Nansha/Xisha Islands，The real locations of Truong Sa and Hoang Sa Islands were along the coast of Vietnamese shore，not Spratly Islands or Paracel Islands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学者论坛•

内容提要越南史籍中记载的黄沙、长沙，绝不是我国的西沙、南沙姓名。本文首先考释了越南史籍《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广义地区图”注释的长沙，认为这个长沙实际是越南外罗海中的一些小岛、沙洲，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无任何联系。接着又对《抚边杂录》中有关“黄沙渚”的记载进行分析，认为这个“黄沙渚”与我国清人编撰的《越南地舆图说》中的郴子塘同属一地，指的是越南沿海理山岛北部的小岛。同时还指出，越南外交部抛出的《大南一统全图》中的黄沙、万里长沙，实际上是1613年英国船长约翰•沙利撰写的《航海志》一书中地图上绘的“长条地带”，这两张地图无论从标出的位置，还是从绘画的形状以及地处的经纬度看，都与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毫无相似之处，不能混为一谈。

越南外交部的白皮书拼凑了一些有关越南黄沙、长沙的所谓“历史资料”，把黄沙、长沙说成是我国的西沙、南沙，然后“论证”他们所谓的“历史主权”，并且鼓动一些学者、文人，反复论说。

为了驳斥越南外交部的白皮书，在此有必要对越南黄沙、长沙的真实位置进行一番考释，让世人看看黄沙、长沙到底是我国的西沙、南沙，还是越南中部沿海的某些岛屿，以还历史本来的真面目。

越南外交部列举的最早史料是由一位名叫杜伯的儒生撰写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这本书按越南学者武龙犀所说，大约是1630～1653年期间编撰的，书中载有发生于15世纪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如果不是发生在1403～1407年间即古垒和占洞（广南和广义）统属于我国的期间，那么，至少也是发生于1471年我国南部边界到达石碑山（富安）的时候”①。但是，据实际了解，此书所志路程有四，即河内至占城为一道，河内至钦州为一道，河内至谅山为一道，河内至云南为一道。书中可以看到阮朝建造于17世纪的所有城堡的详细记载，而且有些地名如淳禄（今为厚禄县）、富春（书中载为浮春，今之顺化城），是到17世纪才有的地名②。因此，法国汉学家马司伯乐（H.Maspero）将此书成书时间考订在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认为它“是为一种图书，对于古历史地志不能供给何种材料”①。

然而，越南外交部却引用了该书“广义地区图”的一段注释：“海中有一长沙，名坝葛钅黄，约长四百里，阔二十里，卓立海中。自大占海门至沙荣，每西南风，则诸国商舶内行漂泊在此；东北风，外行亦漂泊在此，并皆饥死。货物各置其处。阮氏每年冬季月持船十八只，来此取货，多得金银、钱币、铳弹等物。自大占门越海至此一日半，自沙淇门至此半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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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①②〔越〕陶维英：《越南历代疆域》，（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页11。
①武龙犀：《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地名学问题》，载〔越〕阮雅等著：《黄沙和长沙特考》，（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页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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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注释写得很清楚，这个卓立海中，名为“坝葛钅黄”的长沙，其范围起自大占海门（今广南———岘港省的大海门），止于沙荣（今义平省的沙兄海门）。从大占门越海至长沙的距离是一日半航程，从沙淇门（今广义省平山县东南的一个海口）至长沙是半日航程。

按当时越南在沿海航行的船只，一般是红船、氵殿舍，或田姑船，这些船不仅船体小，而且航速慢。就以红船来说，其船体狭长，状如龙舟，昂首尾丹漆之，船上不能容炊具，仅贮淡水一缸，船上棹军赤体暴烈日中，渴则勺饮馁腹，其体力消耗很大，航速较慢是可想而知。例如，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七月，广州僧人大汕厂翁欲从越南返国，越南官员备了40只田姑船为他送行，大汕本人乘红船，于十九日中午后从会安港解缆，直至次日平明才抵占婆岛上洋船③。从广南江口（大占海口）至占婆岛的距离大约12公里④，用了半天多的时间，而一日半的航程最多只能走30余公里。可见这个长沙是沿着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的方向分布，其沙头距离越南海岸稍远一点（一日半航程，约30余公里），而沙中部却与越南海岸靠得相当近（半日航程，约10余公里）。

每年当西南风起时，从外国到中国的商船，一般是沿着越南海岸与长沙之间的航道航行，称为“内行”；而当东北风起时，从中国到外国的商船是沿着长沙外面的航道航行，称为“外行”。长沙成为这两条航道的天然分界线。有关这内、外两航道，中国史书亦有记载，如黄衷《海语》把这两条航道的天然分界线称为“分水”，把外行航道称为“东注”，把内行航道称为“西注”。书中写道：“分水在占城之外罗海中，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巨浪拍天，异于常海”⑤。这就是说，作为内、外两条航道分界线的“分水”就在占城附近的外罗海中。外罗指的是越南中部沿海的理山群岛（Culao Ray），今称广东群岛（Culou Canton），其所在海面称为外罗海。从这里可以看出“广义地区图”中注释的称为“葛钅黄”的长沙，其实就在占城附近的外罗海中，《海语》描述其“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与注释所说的“约长四百里，阔二十里，卓立海中”基本相符。

至于“诸国商船内行漂泊在此，外行亦漂泊在此，并皆饥死”的原因，大概有如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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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黄衷：《海语》卷3，《畏途•分水》。
④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华书局1955年版），页52。
③大汕厂翁：《海外纪事》卷三、卷四，载陈荆和编：《十七世纪广南之新史料》，（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60年版）。
②越南外交部白皮书：《越南对于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主权》，载戴可来、童力合编：《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56。
①马司伯乐：《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页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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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此长沙范围广大，暗礁林立，航道险阻。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亲履其境的大汕厂翁这样描述道：“盖洋海中，横亘沙碛，起东北直抵西南，高者壁立海上，低或水平，沙面粗硬如铁，船一触即成齑粉。阔百许里，长无箕，名万里长沙，渺无草木人烟，一失风水漂至，纵不破坏，人无水米，亦成馁鬼矣”①。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奉命到占城册封的给事中林荣、行人黄乾亨等一行近千名军民，就因物货太重，船上火长昧于途径，而在长沙头占壁罗附近“误触铁板沙，舶坏，二使溺焉，军民死者十九”②。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月初二日，澎湖廪生蔡廷兰应卿试完毕，从金门东南之料罗登船，欲回澎湖，途中突遭飓风，在海上漂流了10昼夜，到达越南广义省海岸的菜芹汛。当地渔民为他能侥倖闯过占毕罗附近的暗礁险滩大感惊讶，说是“非神灵默护，胡能尔尔？初到小屿，即占毕罗屿。屿东西众流激射，中一港甚窄，船非乘潮不得进，触石立沉。由西而南，可抵内港，桅篷已灭，逆流不能到也。其东西一带，至此称极险，海底皆暗礁、暗线（海底石曰礁，沙曰线），线长数十里，港道迂回，老渔尚不稔识，一抵礁，齑粉矣!”③这些记载证实，在占壁罗附近的长沙不仅范围大，而且险象横生。由于不幸触礁之沉船的货物多汇集在这里，故越南国王经常派人到此搜拾沉船遗物，大汕厂翁就写道：“先国王时，岁差氵殿舍往拾坏船金银、器物。”这与“广义地区图”注释中所写：“阮氏每年冬季月持船十八只，来此取货，多得金银、钱币、铳弹等物”，正相吻合。

另一方面是外罗海周围的水流急，潮汐变化大，每月自初一至十五，潮水从东向西流，自十六至三十，又从西向东流，只有经验丰富的老操舟者才能察而慎之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七月中旬，大汕厂翁欲从会安搭船返国，当时西南风已近尾声，北风渐起，水向东流，南风微弱，不敌东归流急，故舟所进几与所退相敌。他们于二十日清晨在占壁罗上船，候风至三十日始鸣锣起碇，但当晚风势转逆，次晨仍被吹返占壁罗⑤。对外罗海的潮汐变化，诸国商船均引以为戒，如有不慎被飘入港者，非待西风起不得出，而越南国王则趁机派人没入其货，或倍税之⑥。

从大汕厂翁的遭风过程中，亦可证实长沙与越南海岸间的距离。大汕所搭乘的船只于三十日清晨从占壁罗起航，走了近一天，在当晚遭遇北风时已到达长沙边缘，故称“举船尽以长沙为忧”。而当次晨船被吹回占壁罗时，舟人则击鼓赛神，庆幸免遭“万里长沙鱼腹之患”。可见从占壁罗到长沙的距离为一日航程，加上从会安到占壁罗的半日航程，共距离一日半航程，与“广义地区图”注释的航程一样。另外，从《大南一统志》的记载也可看出长沙与越南海岸间的距离确实是比较近。长沙名“坝葛钅黄”，这是越南文字实行拉丁化前的“字喃”，意即“黄沙”。《大南一统志》记述广义省的四邻道：“东横沙岛（黄沙岛），连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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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魏源：《征抚安南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0帙。
⑤海外纪事》，卷4。
④《海语》，卷3，《畏途•分水》。
③蔡廷兰：《海南杂著》，《炎荒纪程》，（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台湾文献丛刊》第42种，1959年）。
②《海语》，卷3，《畏途•铁板沙》。
①《海外纪事》，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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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池；西控山蛮，砌长垒以为固；南邻平定，石津冈当其冲；北接广南，沙土滩为之限”①。这里说明，黄沙岛（横为黄的别字）位于广义省的东面，中间隔着大海，由于距离相当近，以至于把海当成池一样看待。越南学者武龙犀在解释这段记载时，故意把“沧海”两字作“神仙海岛”解，把“池”字作“城池”解，然后别出心裁地道出下面两种含义：“在东面，沙岛（属黄沙岛）横卧，与大海相连接以作为城池”；“在东面，沙岛（属黄沙岛横卧，与其他诸岛相连接以作为城池”。武龙犀的目的是把这段记载说成是“强调了越南海岸东面海岛系统的战略价值，虽然没有说明这些海岛的名称，但仍包括现在群岛专称之为长沙的群岛”②。殊不知他完全歪曲了这段记载的原意，犯下了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之大忌。

上述考释说明，《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广义地区图”注释的长沙，是外罗海中的一些小岛、沙洲，它们沿着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的方向分布，其范围起自今广南———岘港省的大海门（约北纬16°），止于今义平省的沙兄海门（约北纬14°40′），沙头距离岘港大海门一日半航程（约30余公里），沙中部距离平山县海口半日航程（约10余公里）。由于外罗海的水流急，潮汐变化大，故每年当西南风起时，从外国到中国的商船，一般是走靠近越南海岸的“内行”航道；而当东北风起时，从中国到外国的商船则走远离越南海岸的“外行”航道，长沙就成为这两条航道的天然分界线。这个长沙与我国西沙群岛没有任何联系，其原因有三：其一我国西沙群岛距离越南海岸相当遥远，其最近部分距越南沿海的广东群岛亦有120海里（约222公里），距岘港有170海里（约315公里）；其二我国西沙群岛位于北纬15°45′与17°15′之间，与此长沙在北纬14°40′与16°之间完全不相符；其三我国西沙群岛远离海岸，屹立于大海之中，不存在什么船只沿海岸航行的航道，故亦不可能成为“内行”与“外行”两条航道的天然分界线。

越南外交部列举的第二条史料是黎贵在1776年任顺化协镇时编纂的《抚边杂录》，书中写道：“广义府平山县安永社居近海，海外之东北有岛屿焉。群山零星一百三十余顶。山间出海，相隔或一日或数更。山上间有甘泉。岛之中有黄沙诸，长约三十余里，平坦广大，水清沏底。岛傍燕窝无数，众岛以万千计，见人环集不避。”越南外交部引用这段史料的目的是先把“黄沙渚”说成是名为“坝葛钅黄”的黄沙，然后将之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混为一谈，以说明早在几个世纪之前，他们就已对西沙群岛进行过调查与考察③。为驳斥这种谬论，我们有必要先考定一下“黄沙渚”的具体位置。

这段史料提到的安永社，系指永安、安海二坊。按《大南一统志》的记载：“理山岛在平山县东海中，俗名岣崂哩，岛四面高中凹，可数十亩，永安、安海二坊民居焉”④。这就是说，永安、安海二坊就居住在理山岛中部的凹地上，四面为高山所围，所谓其东北的岛屿，不外乎是理山岛附近的一些小岛。这从我国清人编撰的《越南地舆图说》中亦可得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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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大南一统志》，卷6，《广义》。
③越南外交部白皮书：《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越南领土》，载《汇编》，页76。
②武龙犀：《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地名学问题》，载《黄沙和长沙特考》，页277～278。
①高春育：《大南一统志》，卷6，《广义》，（东京印度支那研究会1941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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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该书写道：“平山县安永社村居近海，东北有岛屿，群山重叠一百三十余岭（原注：案即外罗山），山间又有海，相隔一日许或数更，山下间有甘泉，中有黄沙渚（原注：案即椰子塘），长约三十里，平坦广大，水清彻底，诸商船多依于此”①。这条记载的内容显然与上述《抚边杂录》的记载相差无几，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不过，这条记载明确地注明安永社东北有130余岭的岛屿是外罗山（即理山岛），黄沙渚是椰子塘。我们知道，理山岛由数屿组成，北岛极小，南岛狭长，东大西小，北岛殆是椰子塘，亦即通草屿②。可见《抚边杂录》提到的“黄沙渚”，就是理山岛北部的小岛，称为椰子塘，或通草屿。《越南地舆图说》卷首的“越南全图”就把黄沙渚绘在广义省平山附近新州港的外面，也就是在理山岛的位置上，它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毫不相干。

《抚边杂录》又写道：“广义平山县安永社大海门外有山名劬劳哩，广可三十余里。旧有四政坊居民豆田，出海四更可到。其外大长沙岛，旧多海物船货，立黄沙队以采之，行三日夜始到，位乃近于北海之处”③。这里所说的岣崂哩明显与上面提到的《大南一统志》记载的理山岛俗名岣崂哩不一样，这个岣崂哩是在安永社大海门外，广仅30余里，而那个俗名岣崂哩的理山岛仅中凹平地就有数十亩，且为永安、安海二坊居民的居住地，故这个岣崂哩指的应是理山岛附近的小岛。所谓“其外大长沙岛”，也就是前面考释过的分布于外罗海中的名为“坝葛钅黄”的长沙，因内、外行商船多漂泊于此，沉船的货物亦汇集于此，而越南国王又经常派人到此搜拾沉船遗物，故称“旧多海物船货，立黄沙队以采之”。至于“行三日夜始到”，前面已经说过，当时在越南沿海使用的“私小钓船”航速极慢，三日夜大不了走几十公里，仍然是在越南海岸附近，而绝不可能到达距离越南海岸二三百公里外的西沙群岛。

有关外罗岛与分布在外罗海的黄沙岛，在越南的史书记载中经常搞混，如《大南一统志》写道：“黄沙岛在哩岛之东，自沙圻海岸放洋，顺风三、四日夜可至。岛上群山罗列，凡一百三十余峰，相隔或一日程，或数更许。岛之中有黄沙洲，延袤不知几千里，俗名万里长沙。洲上有井，甘泉出焉。海鸟群集，不知纪极，多产海参、玳瑁、文螺鼋鳖等物，诸风难船货物汇集于此”④。这一段记载的前三句，说的是外罗岛之东的黄沙岛，而接下来的四句却与《抚边杂录》写的一样，都是说外罗岛。所谓“岛之中有黄沙洲”，其实就是黄沙渚，即外罗岛北部的小岛椰子塘，其长约30余里，但这段记载却说它“延袤不知几千里”，且“俗名万里长沙”。可见《大南一统志》完全是把外罗岛与黄沙岛混为一谈，分不清哪个是外罗岛，哪个是分布在外罗海的黄沙岛。其他史书亦有类似搞混的记载，如《大南实录前编》写道：“广义平山县安永社海外有沙洲一百三十余所，相去或一日程或数更许，延袤不知其几千里，俗称万里黄沙，洲上有井，甘泉出焉。所产有海参、玳瑁、文螺、鼋鳖等物”⑤。这一段与《抚边杂录》的记载相似，都是描述外罗岛的情况，但把“群山一百三十余顶”改成“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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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大南实录前编》，卷10，甲戊十六年秋七月。
④《大南一统志》，卷6，《广义》。
③越南外交部白皮书：《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越南领土》，载《汇编》，第74页。
②张礼千：《东西洋考中之针路》，新加坡南洋书局1947年版，第16页。
①盛庆绂：《越南地舆图说》，卷1，《广义省》（光绪十九年重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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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一百三十余所”，省去了“黄沙渚”或“黄沙洲”三字，且把“万里长沙”变成“万里黄沙”。越南史书记载的混乱，使今日无论是越南外交部的白皮书，或者是越南学者撰写的有关文章，都无法讲清其所谓“黄沙”或“长沙”的真实位置，以致于玩弄了张冠李戴的手法，将之莫明其妙地与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混为一谈，演出了所谓“历史主权”的闹剧。

越南外交部还抛出一张《大南一统全图》，声称该图所绘的黄沙、万里长沙就是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其实，这张地图出自何时、何人之手，目前尚有争论。法国航海家拉皮克（P.A.Lapicque）在1929年出版的《论帕拉塞尔群岛》（A Proposdes Iles Paracels）一书中，曾公布过这幅地图，注明是摘自明命十四年（1834年）刊行的《皇越地舆志》一书。但是，越南学者武龙犀却认为这不可能，“因为明命皇帝于1838年才颁行‘大南’国号”，直至1839年初，“大南”这一国号才正式用于国家的公文和国史上。因此，他认为：“这幅地图可能是法属时期以前专门负责编纂阮朝正式史地典籍的国史馆史臣的个人或集体的作品。”另外，他还透露了这张地图的来历说：“其实这幅地图是原负责文化事务的国务卿府办公厅主任、现任负责国家发展计划的副总理助理兼国会联络员朱玉崔先生很久以前搜集到的一个抄本，并有雅意供我们使用”①。由此可见，这幅地图是属于制作时间不详、制作者不明的私人流传的非正式抄本，类似这种私人绘制的舆图，“可用来评论制图人的学养好坏，在法律上却不一定是充足依据”②。

越南学者吹嘘这幅地图“绘制十分精心和准确”，“万里长沙地区位于富安、庆和各省的对面，部分岛屿散布到了南面，与头顿（南部）相垂直。黄沙也是一组由许多小岛组成的岛屿，位于大吉墨海口（大占）、俱低海口（岘港）和海云山（今广南———岘港省辖地）的对面”③。简言之，是“在广义前面的海域中绘有一个名叫大长沙或葛钅黄的长条地带”④。事实上，这块“长条地带”的画法并不是《大南一统全图》的专利，我们只要看看英国船长约翰•沙利在1613年写的《航海志》一书中的地图就可发现，这块“长条地带”无论从位置上，还是从形状上看，两张地图都如出一辙。《航海记》地图上，在这块长条地带的上端标尖笔罗岛（Pulon Cham）、中部标广东群岛（Pulou Canton）、下端标羊屿（Pulou Gambir）。可见这块长条地带（即《大南一统全图》中的黄沙、万里长沙）包括了占婆岛、广东群岛和羊屿，也就是沿着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的方向，分布在外罗海中的一些小岛和沙洲。

约翰•沙利在《航海志》中，讲述他在越南中部近海航行的情况时指出：在北纬16°至17°，“幸福岛东经”129°30′至130°42′之处（幸福岛在今非洲西北的加拿利群岛，位于现代西经18°左右，当时西方人以此作为子午线计算经度。上述经度折合今天格林威治东经约111°30′至112°42′）有“眼镜群岛”（Les Lunettes），即我国的西沙群岛。在“眼镜群岛”的西南方，“幸福岛东经”128°至129°（即今天格林威治东经110°至111°），北纬16°30′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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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越〕黄春瀚：《黄沙群岛》，载《黄沙和长沙特考》，页11。
③〔越〕阮国胜：《黄沙、长沙》，载《汇编》，页255。
②孙淡宁编：《明报月刊所载钓鱼台群岛资料》，（香港明报出版社1979年版），页116。
①武龙犀：《黄沙和长沙两群岛的地名学问题》，载《黄沙和长沙特考》，页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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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有旧帕拉塞尔，其形状像一只脚，脚的大拇指朝向西南①。这个形状像一只脚的所谓“旧帕拉塞尔”，就是《大南一统全图》中绘在广义前面海域名为黄沙、万里长沙的长条地带，它所处的位置显然与我国的西沙群岛不同，我国西沙群岛位于北纬15°47′～17°08′，东经111°10′～112°55′，而此长条地带位于北纬12°～16°30，东经110°～111°，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西方史籍中记载的帕拉塞尔的地点和范围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它们通常把这块沿着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分布在外罗海中，由一些小岛和沙洲组成的“长条地带”，称为“帕拉塞尔”（Pracel）。到了1817年，经过英国船长罗斯和穆罕等人对我国的海南岛和西沙群岛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之后，西方史籍才开始把帕拉塞尔的范围向北延伸，包括了我国的西沙群岛。而直至19世纪后半期以后，帕拉塞尔一词才被用来专指我国的西沙群岛②。帕拉塞尔一词所指地点和范围在时间上的差异，使越南当局有机可乘，他们把19世纪20年代之前的旧帕拉塞尔与之后的帕拉塞尔混淆起来，企图以他们的黄沙、长沙来取代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们必须对一些西方史籍上有关旧帕拉塞尔的记载进行考释，以证实其具体位置。

越南外交部白皮书谈得最多的是一位法国传教士塔伯尔（Jean Louis Taberd）1837年在《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交趾支那地理考释》（Note on the Geography of Cochinchina）。该文写道：“帕拉塞尔或普拉塞尔是由一群小岛、岩石和沙滩组成的迷宫，延伸到北纬11°和从巴黎算起的东经107°（相当于格林威治东经109°10′）。一些航海者勇敢地越过部分沙洲，与其说是小心谨慎，不如说是侥幸成功，而另一些人的尝试却失败了。交趾支那人称这些岛屿为Cotuang。虽然这些群岛除了岩石和深海之外别无他物，且唯有造成不便而无其他好处，然而嘉隆皇帝却认为，增地虽小，但也扩大其领土。1816年，他庄严地在那里插上旗帜，并占有这些岩石，估计不会有任何人对之提出异议”③。

从塔伯尔这段文字中可以了解，这个延伸到北纬11°、东经109°10′的帕拉塞尔，显然指的是距离越南中部海岸不远的某些岛屿。交趾支那人称之为Cotuang。Cotuang这个词，越南当局为了往黄沙上面套，故意将之错译。在1975年5月西贡外交部发布的白皮书中，把这个词译成“金沙”；在1982年1月18日越南外交部白皮书中，又把这个词译成“葛钅黄”④。可见越南当局为了某种需要，随时都可更改译文的原意。其实这些称为Cotuang的岛屿，按塔伯尔标出的经纬度，可能是指平顺地岛（Pulou Cecirde Terre）。它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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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见《汇编》，页13、75。
③Jean Louis：Note in the Geography of Cochinchina，In JRASB，Sept.1837，P.745。
②同上引书，页76～77。
①韩振华：《西方史籍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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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11°14′、东经108°49′，高85英尺（25.19米），约在拉干角（Lagan point）东北8海里处。岛上几乎全是岩石和荒地，仅在平地部分有一些草，岛的周围全是岩石，有的在水上，也有的在水下①。平顺地岛这些情况与塔伯尔的描述基本相符，故所谓嘉隆皇帝在1816年占领的那些岩石，可能就是距离越南海岸不远的平顺地岛。这一点可从法国人让•巴蒂斯特•沙依诺（Jean Baptiste Chaigneau）在1820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交趾支那见闻录》的文章中得到证实，他写道：“交趾支那，其国王现称皇帝，包括交趾支那本部、东京、高棉的一部分，几个距海岸不远的有人居住的岛屿和由无人居住的许多小岛、浅滩、岩石组成的帕拉塞尔群岛。只是到了1816年，当今皇帝才占有了这一群岛”②。这里着重说明了帕拉塞尔的情况，是由距离越南海岸不远的一些小岛、浅滩和岸石组成，而嘉隆皇帝当时占领的正是这些距离越南海岸不远，包括平顺地岛在内的一些小岛、浅滩和岩石。

有关这个帕拉塞尔的具体位置，我们还可看看塔伯尔主教于1838年出版的一本《拉丁文———安南文词典》书后附的一幅地图。这幅地图名为《安南大国画图》，图中在大约北纬17°至11°、东经109°至110°的南海海中，画有一些岛屿，并写下岛屿名曰：

普拉塞尔（Paracel）
即（Seu）
葛钅黄（CatVang）

在与岛屿相对的安南沿海地区，地图上标出的地名依次有：

顺化（Hue）；
瀚海门即沱氵曩海港（Cua Han Seu Touron Portus）；
山茶岛（即沱氵曩的山茶半岛）（Hon Son C Ha）；
大占海口（Cua Dai Nai Cham）；
劬劳占（Cu Lao Cham）；
沙圻（Sa Ky）；
劬劳哩即广东群岛（Cu Lao Re Seu Pulo Canton）；
大广义海口（Cua Dai Quang Ngai）；
广义营（Dinh Quanh Ngai）③。

从地图上这个称为葛钅黄的普拉塞尔的位置可以看出，它确实是位于距越南中部海岸不远的海中，并沿着与越南中部海岸平行的方向分布，其范围起自顺化对面的海中，止于广义营一带。这个普拉塞尔与后来专门用来称呼我国西沙群岛的帕拉塞尔绝对不是同一个地方，我国的西沙群岛位于北纬15°42′～17°08′、东经111°10′～112°55′，其岛屿呈横向分布，而不是按条形排列。当时的西方地图把普拉塞尔画在越南中部附近海中的事实，连越南学者亦不得不承认：“在当时欧洲的地图中，当画Paracel的时候，也画成一个很长的沙滩，横摆在我国中部领海之前”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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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越〕黄春瀚：《黄沙群岛》，载《黄沙和长沙特考》，页12。
③同上引书，页226。
②见《黄沙和长沙特考》，页214～215。
①China Sea Pilot，London，1938，vol.I，页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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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10年代，英国船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对这个帕拉塞尔的位置描述得更加具体。他说：“在交趾支那海岸有一些岛屿，越靠近海岸航行就越没有危险。平顺地岛（Pullo Seccade Terra）是位于最向南和最靠近海岸的一个岛。这些都是没有人居住，看起来象一堆堆烧焦的礁石群，一点草木也没有。我经过此处时，距离它约一英里，距离大陆海岸也是约一英里。平顺海岛（Pullo Seccade Mare）以及这一连串全部来自帕拉塞尔的危险滩，与其说是群岛，不如说是礁石群。羊屿（Pullo Gambir）是位于离海岸15里格（约45海里）并靠近帕拉塞尔之处。尽管此岛颇大，但仍然没有人居住。广东群岛（Pullo Canton）位于靠近海岸之处，占毕罗（Champello）群岛也是这样，但它们的外面，却没有什么危险。当东北季候风猛吹时，海流向南劲奔，这种情况，使舵师们十分谨慎地把船驶向更加靠近交趾支那海岸，因为担心会落入帕拉塞尔才这样做。帕拉塞尔是一连串危险的礁石，长约130里格（约400海里），阔为15里格（约45海里），仅其两端才有一些岛屿”①。按照汉密尔顿的描述，这个帕拉塞尔显然是位于距离越南海岸不远的海中，它与越南中部沿海的一些岛屿，诸如占毕罗岛、广东群岛、羊屿、平顺海岛和平顺地岛靠得很近，且互相平行，船只可在它们之间通行。这个帕拉塞尔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毫无任何联系。

总之，从上述考释可以看出，越南外交部以偷梁换柱、张冠李戴的手法，将其黄沙、长沙说成是我国的西沙、南沙，主要表现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歪曲史料记载的原意。如《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广义地区图”的注释，明确说明称为“坝葛钅黄”的长沙是在大占海门至沙荣一带，距离大占门为一日半航程，距离沙淇门仅半日航程。这个长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分布在越南中部沿海的一些岛屿，但是越南某些学者却以“坝葛钅黄”是越南文字实行拉丁化前的“字喃”，意即“黄沙”，而黄沙又是他们现在对我国西沙群岛的称呼为由，武断地把黄沙与西沙划上等号，这种歪曲历史事实的做法无疑是笨拙的，也是不能得逞的。

二是混淆地图上的同名异地。如《大南一统全图》把绘在越南中部沿海的一块“长条地带”写上黄沙和万里长沙，越南某些学者则将这两个地名与现在称我国西沙、南沙群岛为“黄沙”、“长沙”联系起来，大肆渲染这张地图的“精心和准确”，仿佛抓到了一个“确凿证据”。殊不知这块长条地带无论是从形状，或者是从所处的经纬度来看，都与我国的西沙、南沙群岛毫无相似之处，不能混为一谈。

三是钻了同一地名所指的地点、范围可随时间变化的空子。如西方史籍中记载的帕拉赛尔，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通常指的是位于越南中部沿海的“长条地带”。到20年代以后，其范围才向北延伸，包括了我国的西沙群岛，而一直至19世纪后半期以后，才被用来专指我国的西沙群岛。越南某些学者就利用这种时间上的差异，大量引用西方史籍中有关19世纪20年代前帕拉塞尔的记载，企图将之与我国的西沙群岛混淆起来。然而，假的终究是假的，谎言掩盖不了事实，越南的黄沙、长沙只能到越南中部沿海的岛屿上寻找，它绝不是我国的西沙和南沙群岛，本文的考释就说明了这一点。

①韩振华：《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