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目睹的苏联领导人的雷人言行，对中苏两国领导人对 ...

1、基辛格所目睹的苏联领导人的雷人言行风格：勃列日涅夫谈话时常失踪，或摆弄玩具大炮相当雷人。反正我第一次看到玩大炮的内容时，完全被雷了，战斗民族的个性真的不是一般！

     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勃列日涅夫似乎有点紧张，这大概是因为他对于初次同美国的高级官员打交道感到没有把握，部分地也因为他吸烟、喝酒太多，曾经犯过心脏病，工作压力太重。他的双手总是在动：把表转来转去，把香烟灰弹掉（他吸烟一根接一根，直到后来规定他只能用一种定时开启的香烟盒，但他还是想出巧妙的办法来对付这个烟盒），或者用烟嘴敲击烟灰缸。他是闲不住的。当译员在翻译他的讲话时，他会烦躁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同他的同事们大声谈话，甚至不加解释就离开房间，过一阵再回来。因此，同勃列日涅夫谈判还包括这样一种异常的特点，即他随时都可能失踪，或者当你正在讲得最雄辩的时候，他不是专．合听你讲话，而是硬逼着你吃东西。有一次他把一门玩具炮带进通常是政治局开会用的会议室。炮打不响。他专心致志地修那门炮，远比注意我当时可能在讲的什么深刻的话为甚。那个家伙最后轰地一声打响了。勃列日涅夫在屋里昂首阔步走了一圈，活象一个把对手打倒在地的拳击师。当一种尴尬的肃静降临后，谈判又恢复了，但我们这些已经熟悉勃列日涅夫的人知道，这种肃静只是暂时的。

2、对比中苏两国领导人的性格，欣赏跟讨厌的立场很明显，请自己看。

    这样，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同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强有力的领导人都会了面。勃列日涅夫和中国人大相径庭。这两国领导人都领导着多次遭受过外国入侵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但是，由于文化、历史和个人经历的不同，产生了他们个性和风格上悬殊的差别。毛泽东和周恩来代表这样一个社会，它在行政管理艺术方面具有最悠久的连续经验；他们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一直为本地区之冠。中国同化了征服者，使他们归化于自己的社会方式和思想作风，从而证明了自己内在的力量。中国领导人潇洒、自信、安详。勃列日涅夫则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生存下来并不是靠用文化熏陶征服者，而是因为它比征服者更有耐力；他所代表的人民游离于欧亚之间，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亚洲，他们的文化传统已经被破坏，但还没有完全被取代。他老是试图用吵吵嚷嚷的言词来掩饰他的缺乏自信，有时则靠吓唬人来掩饰他的外强中干。

      勃列日涅夫很注意体面。在我那次秘密访间期间，他很自豪地安排我参观尼克松将来的住处，即克里姆林宫宽敞而豪华的“沙皇套间”，并明显地期待着我表示赞许。中国领导人是绝不可能这样做的。顺着走廊，在每两个窗户之间都有巨大的花瓶立在大理石的基座上。每个花瓶都套着布罩，只有一个花瓶例外，这是为了给我看耐心的劳动把花瓶擦得多么光亮。据解释，为了保护光泽，布罩要等到尼克松抵达前一小时才揭下来。这一切隐约反映着一种内心的不安，一种可怜的防御心理和脆弱感的混合休，它同那种专断的个人作风不大相称。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的性格在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当然，没有冷酷心肠，谁也不能登上共产党的最高统治地位。然而，中国领导人的魅力掩盖了这一特性，而勃列日涅夫笨手笨脚约粗暴作风却强调了这种特性。中国人即使在最融洽的气氛中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体魄引人注目的勃列日涅夫，却总是使同他对话的人感到压抑。他的情绪迅速变化，他的情感流露在表面。这种风格的不同似乎也反映在中国菜和俄国菜上。中国的烹调很细腻、精致，而且变化无穷。俄国菜很扎实、直截了当，而且不出所料。吃中国菜用文雅的筷子，吃俄国菜用手大概也不成问题。吃完一顿中国饭，感到心满意足而不撑，下次还想再吃。吃完一顿俄国大菜，感到很腻，不堪面对再吃一顿的前景。



3、对苏联制度的预言。这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但是基辛格已经看到了苏联体制的矛盾。

    简言之，勃列日涅夫不仅是苏共中央的头头，而且是一个典型的俄国人。他又粗鲁又热情，又蛮横又可亲，又狡猾又善于使人不生芥蒂。当他吹嘘苏联强大的时候，给人一种似乎他并不真正有那么大把握的感觉。他是在一个几乎被纳粹入侵所席卷的落后社会里长大的，他可能知道实力对比的统计数字，但他似乎在骨子里感到他的制度的脆弱性。我的恶梦是：勃列日涅夫的继承者们，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国家经过近六十年可怕的艰苦努力，仍然在技术和生活水平方面落后于西欧。美国的技术似乎使他生畏，每当在一次危机中我们毫不含枷地把美国的实力摆到他面前时，他就退却了。苏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潜力，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对它必须认真对待。但它逃避不了这样一个现实——甚或是一种预感——即共产主义制度同人的精神是不相容的；靠全面计划不可能有效地管理现代经济，人缺乏自由就不能活跃。这个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国家，自己却产生出一种矛盾，它既使我们感到安慰又使我们受到威胁。按照它现有的体制，这个国家不可能兴旺，因为它的没有灵魂的官僚制度扼杀了一切创造性。它只有一件事做得好，而且专心致志地在做，这就是聚集赤裸裸的军事实力。这使它握有破坏一切平衡的手段并泡有到国外去寻找成就的动机，即使它已经越来越外强中干。因此，这个国家使我们面临严重的危险：它的领导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设法利用几十年来顽强地积累起来的武器，以求摆脱他们的历史性窘困处境。

4、这一段我觉得，今天的美国，是在走当年苏联的老路：即不可持续的砸钱发展军备，最终会被拖垮。

    勃列日涅夫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矛盾心理。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实现了巨大规模的扩军。它的起因，除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谋求世界霸权的计划以外，很可能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在推翻赫鲁晓夫的斗争中需要使军事机构站在自己一边。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当初的动机逐渐变得不相千了。积累起来的军事手段要为自己寻找机会，成为一种威胁全球力量平衡的内在危险。另一方面，把不足的资源大量用在制造武器上，也会妨碍苏联社会的现代化。勃列日涅夫想用缓和紧张局势的办法来逃避这种困境，以便得到西方的技术而无需改变本国的体制，无需削减他的扩军计划，无需咸轻苏联在全世界各地的压力。尤其使他想这样干的理由是，苏我尽管貌似强大，但从地缘政治上看位置不好。由于我们打开了对北京的关系，要不了多久，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力量中心，美国、西欧、中国和日本，都将站在一边，而苏联则站在另一边。勃列日涅大急于求成，他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他要安抚来自西方的对苏传流威胁，以便腾出手来对付未来的中国。他想通过缓和来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没有看错，这是对他们潜在的威胁。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能否明智地发挥我们的影响以促成紧张局势的真正缓和，也就是说，一方面减少欧洲面临的危险，而同时又不增加对亚洲的成胁。
1、基辛格所目睹的苏联领导人的雷人言行风格：勃列日涅夫谈话时常失踪，或摆弄玩具大炮相当雷人。反正我第一次看到玩大炮的内容时，完全被雷了，战斗民族的个性真的不是一般！

     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勃列日涅夫似乎有点紧张，这大概是因为他对于初次同美国的高级官员打交道感到没有把握，部分地也因为他吸烟、喝酒太多，曾经犯过心脏病，工作压力太重。他的双手总是在动：把表转来转去，把香烟灰弹掉（他吸烟一根接一根，直到后来规定他只能用一种定时开启的香烟盒，但他还是想出巧妙的办法来对付这个烟盒），或者用烟嘴敲击烟灰缸。他是闲不住的。当译员在翻译他的讲话时，他会烦躁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同他的同事们大声谈话，甚至不加解释就离开房间，过一阵再回来。因此，同勃列日涅夫谈判还包括这样一种异常的特点，即他随时都可能失踪，或者当你正在讲得最雄辩的时候，他不是专．合听你讲话，而是硬逼着你吃东西。有一次他把一门玩具炮带进通常是政治局开会用的会议室。炮打不响。他专心致志地修那门炮，远比注意我当时可能在讲的什么深刻的话为甚。那个家伙最后轰地一声打响了。勃列日涅夫在屋里昂首阔步走了一圈，活象一个把对手打倒在地的拳击师。当一种尴尬的肃静降临后，谈判又恢复了，但我们这些已经熟悉勃列日涅夫的人知道，这种肃静只是暂时的。

2、对比中苏两国领导人的性格，欣赏跟讨厌的立场很明显，请自己看。

    这样，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我同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强有力的领导人都会了面。勃列日涅夫和中国人大相径庭。这两国领导人都领导着多次遭受过外国入侵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但是，由于文化、历史和个人经历的不同，产生了他们个性和风格上悬殊的差别。毛泽东和周恩来代表这样一个社会，它在行政管理艺术方面具有最悠久的连续经验；他们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一直为本地区之冠。中国同化了征服者，使他们归化于自己的社会方式和思想作风，从而证明了自己内在的力量。中国领导人潇洒、自信、安详。勃列日涅夫则代表这样一个民族，它生存下来并不是靠用文化熏陶征服者，而是因为它比征服者更有耐力；他所代表的人民游离于欧亚之间，既不完全属于欧洲，也不完全属于亚洲，他们的文化传统已经被破坏，但还没有完全被取代。他老是试图用吵吵嚷嚷的言词来掩饰他的缺乏自信，有时则靠吓唬人来掩饰他的外强中干。

      勃列日涅夫很注意体面。在我那次秘密访间期间，他很自豪地安排我参观尼克松将来的住处，即克里姆林宫宽敞而豪华的“沙皇套间”，并明显地期待着我表示赞许。中国领导人是绝不可能这样做的。顺着走廊，在每两个窗户之间都有巨大的花瓶立在大理石的基座上。每个花瓶都套着布罩，只有一个花瓶例外，这是为了给我看耐心的劳动把花瓶擦得多么光亮。据解释，为了保护光泽，布罩要等到尼克松抵达前一小时才揭下来。这一切隐约反映着一种内心的不安，一种可怜的防御心理和脆弱感的混合休，它同那种专断的个人作风不大相称。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的性格在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当然，没有冷酷心肠，谁也不能登上共产党的最高统治地位。然而，中国领导人的魅力掩盖了这一特性，而勃列日涅夫笨手笨脚约粗暴作风却强调了这种特性。中国人即使在最融洽的气氛中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体魄引人注目的勃列日涅夫，却总是使同他对话的人感到压抑。他的情绪迅速变化，他的情感流露在表面。这种风格的不同似乎也反映在中国菜和俄国菜上。中国的烹调很细腻、精致，而且变化无穷。俄国菜很扎实、直截了当，而且不出所料。吃中国菜用文雅的筷子，吃俄国菜用手大概也不成问题。吃完一顿中国饭，感到心满意足而不撑，下次还想再吃。吃完一顿俄国大菜，感到很腻，不堪面对再吃一顿的前景。



3、对苏联制度的预言。这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但是基辛格已经看到了苏联体制的矛盾。

    简言之，勃列日涅夫不仅是苏共中央的头头，而且是一个典型的俄国人。他又粗鲁又热情，又蛮横又可亲，又狡猾又善于使人不生芥蒂。当他吹嘘苏联强大的时候，给人一种似乎他并不真正有那么大把握的感觉。他是在一个几乎被纳粹入侵所席卷的落后社会里长大的，他可能知道实力对比的统计数字，但他似乎在骨子里感到他的制度的脆弱性。我的恶梦是：勃列日涅夫的继承者们，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的国家经过近六十年可怕的艰苦努力，仍然在技术和生活水平方面落后于西欧。美国的技术似乎使他生畏，每当在一次危机中我们毫不含枷地把美国的实力摆到他面前时，他就退却了。苏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潜力，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对它必须认真对待。但它逃避不了这样一个现实——甚或是一种预感——即共产主义制度同人的精神是不相容的；靠全面计划不可能有效地管理现代经济，人缺乏自由就不能活跃。这个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国家，自己却产生出一种矛盾，它既使我们感到安慰又使我们受到威胁。按照它现有的体制，这个国家不可能兴旺，因为它的没有灵魂的官僚制度扼杀了一切创造性。它只有一件事做得好，而且专心致志地在做，这就是聚集赤裸裸的军事实力。这使它握有破坏一切平衡的手段并泡有到国外去寻找成就的动机，即使它已经越来越外强中干。因此，这个国家使我们面临严重的危险：它的领导人说不定在什么时候会设法利用几十年来顽强地积累起来的武器，以求摆脱他们的历史性窘困处境。

4、这一段我觉得，今天的美国，是在走当年苏联的老路：即不可持续的砸钱发展军备，最终会被拖垮。

    勃列日涅夫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矛盾心理。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实现了巨大规模的扩军。它的起因，除了一个精心设计的谋求世界霸权的计划以外，很可能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在推翻赫鲁晓夫的斗争中需要使军事机构站在自己一边。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当初的动机逐渐变得不相千了。积累起来的军事手段要为自己寻找机会，成为一种威胁全球力量平衡的内在危险。另一方面，把不足的资源大量用在制造武器上，也会妨碍苏联社会的现代化。勃列日涅夫想用缓和紧张局势的办法来逃避这种困境，以便得到西方的技术而无需改变本国的体制，无需削减他的扩军计划，无需咸轻苏联在全世界各地的压力。尤其使他想这样干的理由是，苏我尽管貌似强大，但从地缘政治上看位置不好。由于我们打开了对北京的关系，要不了多久，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力量中心，美国、西欧、中国和日本，都将站在一边，而苏联则站在另一边。勃列日涅大急于求成，他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他要安抚来自西方的对苏传流威胁，以便腾出手来对付未来的中国。他想通过缓和来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没有看错，这是对他们潜在的威胁。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能否明智地发挥我们的影响以促成紧张局势的真正缓和，也就是说，一方面减少欧洲面临的危险，而同时又不增加对亚洲的成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