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拨乱反正了】社科院原副院长：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 ...

http://news.sina.com.cn/c/2013-12-18/115229017225.shtml

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澄清

　　作者： 李慎明

　　核心提示： 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十八大报告也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习近平同志与十八大报告的上述论断完全一致，科学、正确、准确地评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功绩，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到毛泽东去世时的二十七年，毛泽东有六大贡献：

　　一是先后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这实际上相当于打赢了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

　　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并于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在成熟的核潜艇的基础上，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不少人对“两弹一星”关注多，对核潜艇与战略核潜艇了解得少。这里所说的战略核潜艇，意思是说我国陆海空全都具备了第二次核反击能力，这是最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企图威慑我和平发展的最有力的“杀手锏”。邓小平1988年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话十分中肯。

　　三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与研发技术，而“两弹一星一潜艇”的研发，又全部是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四是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础设施。李先念明确讲过，基本建设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而加工工业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毛泽东时期的短短27年中，我国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基础性和中坚性作用。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最根本的指标。毛泽东时期，在人口增加4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整整比我国晚了35年。

　　五是排除种种干扰重返联合国。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我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的严酷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六是毛泽东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然，我国不借外债，一度没有内债，甚至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工作中的一个失误，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应从中汲取教训。改革开放就汲取了这一教训。但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那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从两分法的角度看，没有内外债，也就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所换来的。这也是我们大家在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正面回应，正视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

　　目前，社会上有些个人、有些媒体、有些组织对毛泽东存在误解，歪曲史实，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我认为应该正视历史，正面回应，正确评价毛泽东。

　　一是有人说，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对我国逼过债，而且对我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为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坚持在我国领土共同建立、共同拥有“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国。在遭到我国严词拒绝后，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某些核技术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即匆匆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要我们放弃台湾，并要求我国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理所当然遭到我国的坚决抵制。1960年7月16日，苏联对我国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我国逼债。这里仅举一例，说明苏联当年曾对我国逼债并尤甚。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与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我国建国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花生米等农副产品来偿还。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但是，我国人民有志气，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二是有人说，1957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某某人，这当然不是事实。其中所举的林×被处死，连质疑者自己都承认，这是在1968年，而不是1957年。被处死的原因，笔者也不知其详。但笔者相信今后对此会有真实详细的档案披露。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笔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有档案可查的。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肃反中出现的扩大化的深刻教训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我的老领导王震生前曾跟笔者谈过几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厉要求，要坚决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问，“审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我们几个同志，血债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认自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来刺探我们的情报，为什么不能杀？”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红军肃反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们再也不能干那样的蠢事了。”王震还说：“至于王实味被杀，那是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在与胡宗南部队突然遭遇、大部队有可能被暴露的紧急情况下，一直属队的带队领导的擅自临时处置。这就破坏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的严厉规定。事后，毛主席还十分气愤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并说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你们359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在撰写《王震传》的1994年，笔者经过批准，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当年相关的档案资料，完全证实了笔者老领导的说法。在历次运动中，多次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毛泽东在现在有的网站中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蒋介石却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大善人。这岂非咄咄怪事？！

　　三是针对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质疑。所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这是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承认是虚假的“事实”；针对“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事实’”，我们即将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上发表我们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近年来运用数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完全自费专心研究的系列成果。孙经先教授先后查阅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县志和大量的其他文献，发现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该书中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揭示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由于自己曾经在毛泽东时代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受过一些委屈，就把新中国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讲，笔者也曾为当年吃过草籽和榆树皮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也是自己为我国研制出“两弹一星一潜艇”等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忍饥挨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而作出的个人极其微薄的贡献。我也想提醒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青人，千万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无端指责当年的我们“蠢”、“笨”甚至是大锅饭养“懒鬼”，就否认我们当年为新中国其中包括你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础而付出的艰辛与血汗。我们决不能否认新中国前27年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一定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教训。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毛泽东时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想法甚至另有所图。(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http://news.sina.com.cn/c/2013-12-18/115229017225.shtml

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澄清

　　作者： 李慎明

　　核心提示： 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十八大报告也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习近平同志与十八大报告的上述论断完全一致，科学、正确、准确地评价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伟大功绩，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具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到毛泽东去世时的二十七年，毛泽东有六大贡献：

　　一是先后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这实际上相当于打赢了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

　　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2月，我国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并于1974年8月，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在成熟的核潜艇的基础上，1981年4月，我国第一艘战略核潜艇下水。不少人对“两弹一星”关注多，对核潜艇与战略核潜艇了解得少。这里所说的战略核潜艇，意思是说我国陆海空全都具备了第二次核反击能力，这是最后制约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企图威慑我和平发展的最有力的“杀手锏”。邓小平1988年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话十分中肯。

　　三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与研发技术，而“两弹一星一潜艇”的研发，又全部是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四是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础设施。李先念明确讲过，基本建设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而加工工业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毛泽东时期的短短27年中，我国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基础性和中坚性作用。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最根本的指标。毛泽东时期，在人口增加4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整整比我国晚了35年。

　　五是排除种种干扰重返联合国。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我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的严酷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六是毛泽东时期，我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当然，我国不借外债，一度没有内债，甚至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可以说这是当时工作中的一个失误，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应从中汲取教训。改革开放就汲取了这一教训。但从当时的客观情况看，那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国际环境；从两分法的角度看，没有内外债，也就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所换来的。这也是我们大家在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正面回应，正视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

　　目前，社会上有些个人、有些媒体、有些组织对毛泽东存在误解，歪曲史实，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我认为应该正视历史，正面回应，正确评价毛泽东。

　　一是有人说，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对我国逼过债，而且对我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为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坚持在我国领土共同建立、共同拥有“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国。在遭到我国严词拒绝后，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双方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我国提供某些核技术的样品及其生产技术资料。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即匆匆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要我们放弃台湾，并要求我国释放在中国的美国罪犯。这理所当然遭到我国的坚决抵制。1960年7月16日，苏联对我国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我国逼债。这里仅举一例，说明苏联当年曾对我国逼债并尤甚。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与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我国建国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花生米等农副产品来偿还。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但是，我国人民有志气，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二是有人说，1957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某某人，这当然不是事实。其中所举的林×被处死，连质疑者自己都承认，这是在1968年，而不是1957年。被处死的原因，笔者也不知其详。但笔者相信今后对此会有真实详细的档案披露。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笔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有档案可查的。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肃反中出现的扩大化的深刻教训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我的老领导王震生前曾跟笔者谈过几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厉要求，要坚决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问，“审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我们几个同志，血债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认自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来刺探我们的情报，为什么不能杀？”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红军肃反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们再也不能干那样的蠢事了。”王震还说：“至于王实味被杀，那是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在与胡宗南部队突然遭遇、大部队有可能被暴露的紧急情况下，一直属队的带队领导的擅自临时处置。这就破坏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的严厉规定。事后，毛主席还十分气愤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并说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你们359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在撰写《王震传》的1994年，笔者经过批准，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当年相关的档案资料，完全证实了笔者老领导的说法。在历次运动中，多次重申“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毛泽东在现在有的网站中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而“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蒋介石却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大善人。这岂非咄咄怪事？！

　　三是针对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地球人都知道。但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质疑。所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这是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承认是虚假的“事实”；针对“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事实’”，我们即将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上发表我们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近年来运用数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完全自费专心研究的系列成果。孙经先教授先后查阅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县志和大量的其他文献，发现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该书中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最终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揭示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由于自己曾经在毛泽东时代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受过一些委屈，就把新中国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讲，笔者也曾为当年吃过草籽和榆树皮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这也是自己为我国研制出“两弹一星一潜艇”等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忍饥挨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而作出的个人极其微薄的贡献。我也想提醒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些年青人，千万不要不了解情况，就无端指责当年的我们“蠢”、“笨”甚至是大锅饭养“懒鬼”，就否认我们当年为新中国其中包括你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础而付出的艰辛与血汗。我们决不能否认新中国前27年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一定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教训。但失误和错误也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现在有的人把新中国毛泽东时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是暗无天日，这不是糊涂，就是别有想法甚至另有所图。(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