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建国初期卫生防疫事业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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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卫生防疫事业的伟大成就
李洪河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面对各种严重流行的疫病，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举措，成功地消灭或控制了各种疫病的流行和蔓延，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进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打下了牢固基础。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出发，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卫生防疫实践和探索，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迅速改善了中国人民的卫生状况，初步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一、严重的疫情及其原因
建国初期的卫生工作面临的是一个人民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当时，威胁人民生命与健康的最主要的疫病是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其中鼠疫是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极大的烈性传染病。当时东北、察蒙、福建和江西等地鼠疫时有发生。在1951—1959年的9年时间里，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一带的鼠疫发病达883人。1949年7月13日至12月5日，内蒙古察蒙租银地的9个村发病68人，死亡60人，鼠疫并传至河北一带。1950年1月至3月，福建华安县义昭乡鼠疫流行，发病19人，死亡4人。1950年江西南昌发生散在鼠疫病例，1人发病，1人死亡。1950年浙江温州市区、永嘉、文成、乐清等地仍有鼠疫发生，同年10月衢县区域且有鼠类鼠疫报告。
鼠疫之外的另一烈性传染病便是天花。据统计，1950年全国天花患者达43，286人，1954年尚有13个省发生病例，发病人数达847人。据1950年在湖南岳阳的调查，该市13.6的人患过天花；建国初期新疆的天花患者竟占全区人口的70%到 90%。
除了以上几种烈性传染病外，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在我国流行最广、危害性最大的五种寄生虫病。根据全国（除台湾省）不完全的调查，建国初期血吸虫病流行在我国南方的12个省、市的324个县、市，尤以浙江、江苏等省最为严重，估计患此病者近1000万人，约有1亿多人口受到威胁；疟疾流行在我国25个省、市的1829个县、市；丝虫病流行在我国的14个省、市的734个县、市；钩虫病流行在我国的18个省、市的1359个县、市；黑热病流行在我国长江以北13个省、市的685个县、市。
建国初期的其他疫病如结核病的患病率全国高达4%，死亡率高达0.2%以上。麻风病患病人数不下50万。性病常有发生。地方性甲状腺肿流行于28个省、市、自治区的1464个县，受威胁的人口达27，801万人之多。在黑龙江、吉林、内蒙、河北（主要是原热河省地区）的克山病疫区，克山病死亡率极高，对当地人民而言也是一个大的威胁。此外还有其他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在各地流行。
上述疫病的流行，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使无数的人丧失了劳动力，甚至失去了生命，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使疫区出现了人口减少、生产下降的现象。
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除建国前的大量疫病残留、疫病本身所具有的传染性之外，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建国初期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卫生工作队伍和机构以及药品、器械供应情况严重不足，不足以应对猖獗的疫病流行。二是广大民众生活环境和卫生状况较差，蚊蝇跳蚤滋生。恶劣的卫生条件为疫病流行提供了温床。三是各地群众迷信现象普遍存在。建国初期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山区，存在着各种对病害听天由命的思想，以及巫医神汉造谣生事的问题。这使得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卫生防疫工作还面临着必须与封建迷信观念作坚决斗争的形势。
二、党和政府积极应对，采取得力有效举措
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建国初期开始，党中央就“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发动群众，配合生产，深入宣传，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其具体措施，除了分别于1950年8月、1952年12月、1953年12月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新中国“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中央防疫队和广泛的基层卫生组织。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李德全为部长的卫生部。1950年3月，卫生部便成立了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大队，共438名工作人员。经过短期的政治学习和技术学习后，防疫总队即前往河北省的宁河县、宝低县，天津一带的潮白河施工区，皖北的泅县、泗洪、五河，苏北的淮阴、沭阳，平原省的梁山、南旺二县重灾区，黄泛区的西华、扶沟、淮阳、尉氏等地，结合当地情形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据各大队及潮白河工作组的报告综合起来，计防疫针注射人数84，166人，牛痘接种人数243，905人。在治疗方面，治愈黑热病676人，回归热285人，疟疾441人，斑疹伤寒2人，一般治疗74，688人。调查、宣传和环境消毒等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像上述中央防疫队一样的组织，截至1951年10月，全国共组织了125个，6000名卫生工作者深入灾区、疫区、治淮工程区。全国还设立了8个黑热病防治所，18个寄生虫病防治所。全国85%的县份建立了卫生院，共计1865所，并以民办公助的形式建立了1498个区卫生所。少数民族地区如青海、内蒙、新疆三地已有卫生院92所，医院24所。中央还计划在以后五六年内在全国每个县。区、每个厂矿都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这对制止传染病的流行，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保障。
（2）开展积极有效的卫生防疫宣传。毛泽东指出，关于卫生防疫，“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常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对干部是如此，对广大群众更应加强卫生教育与宣传。从建国伊始，党和政府就把卫生宣传教育放在卫生工作的重要位置，着力宣传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健康的关怀和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宗旨，宣传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帮助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根据中宣部的指示，各地方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采取了一系列宣传措施。北京市政府在1951年春季大扫除运动前夕，由各区的卫生委员会组织宣教队，向群众介绍清洁大扫除运动的意义，并以各报社、电台、电教队、文化馆等为媒介分别进行宣传。1952年北京市更进一步地深入卫生防疫宣传工作，每20个老百姓，发给卫生常识一本，很受欢迎。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1950年先后成立了东北电化教育所和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积极向群众播放卫生宣传电影，印刷卫生宣传书报，提高人民的卫生常识水准。山东省的卫生宣教人员还建立了宣教网，推广幻灯放映，所办卫生展览会也由城市深入到农村。苏州市卫生防疫站俞伯平医师自1951年至1956年共作了565次卫生宣传，大连医学院吴襄教授进行通俗演讲70多次，并编写出版了两种通俗医学知识读物共6万册。所有这些，都能够把党和政府在保护人民健康方面的政策与各种措施传达给群众，并普及群众的卫生防疫知识，提高卫生科学知识水平，养成卫生习惯，减少疫病侵袭，更健康地生活。
（3）实行新的现代防疫措施。
一是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提高免疫率。建国初期疫病流行造成的死亡率很高，在当时鼠疫、天花等急慢性疫病很难迅速治愈的情况下，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是比较好的方法。中央也一再三令五申，对于为害最大而预防简单的疫病如天花要加强预防接种，对其他疫病如伤寒、鼠疫、霍乱等则要加强预防注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于1950年10月15日颁发《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居民，不分国籍，均须种痘。婴儿应于出生后6个月内种痘一次，届满6足岁、12足岁及18足岁时应各复种一次。从未种痘者或逾规定之年龄而未复种者，应补种一次。凡天花流行区域或其邻接区域，所有居民均应种痘。对其他疫病，白喉有类毒素，百日咳有菌苗，七岁以下小孩尽可能注射。对霍乱、鼠疫等也应实行预防注射。在中央的号召与宣传下，到1950年11月，全国已有4000万人种了牛痘，约占全国人口的十二万分之一；到1951年10月，全国已有2亿人普种牛痘，北京、旅大、广州等地自1950年5月便再未发生天花流行。东北、察蒙、浙江、福建、云南等鼠疫流行区，上海等霍乱流行区，进行预防注射，基本上达到了遏制疫病流行的目的。
二是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其目的在于及早报告，及早治疗，及早隔离，防止传染和蔓延。1950年11月25日，北京市率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规定霍乱、鼠疫、天花，发现后应立即报告，至迟不超过12小时；白喉、猩红热、斑疹伤寒、流行性脊髓膜炎、流行性脑炎发现后应于24小时内报告；痢疾、伤寒（副伤寒）、回归热、黑热病、麻疹，应于临床诊断后48小时内报告。华东地区也有类似传染病报告暂行条例。华东地区还详细规定了关于疫情报告的奖惩办法：对迟误报告或未行报告者，应予以劝告，久劝无效，可处以相当之罚金或劳役；依照规定报告从未遗漏者，得呈请当地政府嘉奖。奖惩办法，可依各方面有关法规规定之。1955年7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发现鼠疫等甲类传染病，在城市最迟不超过12小时，在农村最迟不超过24小时；发现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乙类传染病，在城市不超过24小时，在农村不超过3日，应立即向卫生防疫机构作传染病报告。这对及时发现疫情，制止疫情蔓延，有重要的作用。
三是实施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对于突发性的急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等，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是防止疫病扩散和蔓延流行的关键。建国初期在处理鼠疫流行的过程中，东北卫生部所属鼠疫防治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在疫区处理上的重要守则是：防疫人员接到疫情报告后，2小时内必须出发，到达现场；迅速建立小隔离圈（以发生患者之庭院为单位）、大隔离圈（农村以屯为单位，城镇以组或街为单位）、封锁圈（由各疫屯为中心，在5公里半径内之地区），分别严格隔离患者或封锁疫区9天、12天、18天；防疫人员到达疫区后一般三天内完成各项群众性预防工作，而后挖好防鼠沟，进行预防注射的工作，并及时将初发疫屯之感染情况上报上级卫生防疫机构。建国初期直至1955年内蒙古在45处鼠疫疫区处理问题上基本参照此程序进行，都迅速扑灭了疫情。1949年察北鼠疫发生后，也曾设三道防线层层封锁，实施严格的疫区处理办法，对防止鼠疫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
四是加强疫病的科学研究。对各种急慢性疫病，除了进行积极的防治之外，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各地方卫生机构还进行了许多实地调查和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相继发表了关于新中国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等几种疫病的调查研究的综述，对这几种疫病的预防与治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上，中央人民政府还制定了全国医学科学研究的远景规划，调动了广大医学工作者的研究热情。各地医学院校，医疗、预防、妇幼卫生机构和生物制品等单位的科学家不辞辛苦深入现场，指导防治疫病的实际工作，并在防治血吸虫病，抗生素研究，以及预防、基础、临床医学等的研究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就为防止疫病的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4）开展广泛的清洁卫生运动。建国初期，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清洁卫生运动，并制定了相关的文件和规定。北京市在解放之初就成立了由党政军工农学商各界组成的清洁运动委员会，颁布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清除积存垃圾工作实施大纲》，其工作目标是清除各宅巷积存垃圾以维护公共卫生；扫除街道零星垃圾以保持整齐清洁；运除积存场所垃圾以整顿市客观瞻；消纳垃圾垫洼以提倡废物利用。1949年10月29日，北京市又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先后颁行了鼠疫预防暂行办法、捕鼠灭蚤运动实施计划、清洁运动实施计划等。1951年春天以后，北京又多次开展清洁大扫除运动，以促进首都的环境清洁，预防疫病传染，保障市民健康。在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则以捕鼠灭蚤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洁运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也都进行了类似的群众性的消除垃圾，疏通沟渠，填平污水坑，扑灭鼠蚤蚊蝇等等工作。全国规模的卫生运动则从1952年开始，分别包括1952—1954年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和1955年以后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持续不断的清洁卫生运动，对于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消灭疫病，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有着良好的促动作用。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国的疫病防治取得了重大成就。以危害最大的鼠疫、天花、霍乱为例，1953年发病数与1950年相比，鼠疫降低了90%，天花降低了95%；自1820年由海外传入我国后曾历年流行的霍乱，建国5年来根本没有发生。到1956年底，鼠疫已经基本控制，我国内蒙、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几个鼠疫频发的地区也先后停止发生。天花在全国除少数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已近绝迹。此外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皆有显著下降。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9%，回归热下降了91%。从解放以来到1956年止，全国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76万人，黑热病患者50余万人，钩虫病患者400万人。其他因伤寒、疟疾等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全国城乡人口在逐步上升。
三、成功的经验和启示
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取得巨大成绩，是与以下几个因素分不开的：
（二）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1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其后，毛泽东对华北疫病防治情况。北京卫生防疫工作情况、反细菌战工作情况、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情况以及除四害讲卫生工作情况等均做出过重要批示。直到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还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把卫生工作看作一项孤立的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 这具有“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对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给予高度重视，周恩来兼任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兼任冀热察防疫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了建国初期察蒙地区的鼠疫防治工作。
（2）群众的广泛动员与积极参与。建国初期的防疫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因而广大群众热烈拥护，积极参加疫病防治工作。
（3）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有力配合。建国初期疫病防治的顺利进行，直接领导群众的地方政府功不可没。它们对于组织群众，说服教育，以及各项防疫具体工作，均予以积极推动。建国初期东北地区的防疫资料表明，广大基层组织的干部们在生产防疫并重的号召下，既完成了生产任务，又没有放松防疫工作。许多村屯干部在紧张的生产运动中，不眠不休地早晚挨户巡视，发现患者，报告疫情，准备隔离所，站岗放哨，为患者及健康隔离者解决衣食问题，代耕代种代收等等，为卫生防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4）广大专业防疫人员的努力与无私奉献。1950年6月，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中央防疫总队灾区工作汇报会议上致辞说：“你们是到了人民最需要卫生的地方去，与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天上下着雨，地下踏着泥，……你们都是毫无怨言的工作着。”这一评价并非过誉。建国初期中央防疫总队和各地方防疫队深入广大疫区村屯，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启发群众，使群众认识提高，便于进行各项预防工作，如亲自领导群众捕鼠灭蚤以改善环境卫生，以及防疫宣传与教育、治疗护理工作等，不避危险艰苦，始终战斗在防疫工作第一线，为尽早消灭或控制疫病，减少人民的经济损失，保护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获得了成功。刚刚翻身获得解放的广大人民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同时，普遍地获得了正确的防疫知识，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为以后新中国的防疫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大大推动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4期《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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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卫生防疫事业的伟大成就
李洪河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面对各种严重流行的疫病，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举措，成功地消灭或控制了各种疫病的流行和蔓延，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进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打下了牢固基础。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出发，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卫生防疫实践和探索，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迅速改善了中国人民的卫生状况，初步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一、严重的疫情及其原因
建国初期的卫生工作面临的是一个人民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当时，威胁人民生命与健康的最主要的疫病是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其中鼠疫是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极大的烈性传染病。当时东北、察蒙、福建和江西等地鼠疫时有发生。在1951—1959年的9年时间里，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一带的鼠疫发病达883人。1949年7月13日至12月5日，内蒙古察蒙租银地的9个村发病68人，死亡60人，鼠疫并传至河北一带。1950年1月至3月，福建华安县义昭乡鼠疫流行，发病19人，死亡4人。1950年江西南昌发生散在鼠疫病例，1人发病，1人死亡。1950年浙江温州市区、永嘉、文成、乐清等地仍有鼠疫发生，同年10月衢县区域且有鼠类鼠疫报告。
鼠疫之外的另一烈性传染病便是天花。据统计，1950年全国天花患者达43，286人，1954年尚有13个省发生病例，发病人数达847人。据1950年在湖南岳阳的调查，该市13.6的人患过天花；建国初期新疆的天花患者竟占全区人口的70%到 90%。
除了以上几种烈性传染病外，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在我国流行最广、危害性最大的五种寄生虫病。根据全国（除台湾省）不完全的调查，建国初期血吸虫病流行在我国南方的12个省、市的324个县、市，尤以浙江、江苏等省最为严重，估计患此病者近1000万人，约有1亿多人口受到威胁；疟疾流行在我国25个省、市的1829个县、市；丝虫病流行在我国的14个省、市的734个县、市；钩虫病流行在我国的18个省、市的1359个县、市；黑热病流行在我国长江以北13个省、市的685个县、市。
建国初期的其他疫病如结核病的患病率全国高达4%，死亡率高达0.2%以上。麻风病患病人数不下50万。性病常有发生。地方性甲状腺肿流行于28个省、市、自治区的1464个县，受威胁的人口达27，801万人之多。在黑龙江、吉林、内蒙、河北（主要是原热河省地区）的克山病疫区，克山病死亡率极高，对当地人民而言也是一个大的威胁。此外还有其他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在各地流行。
上述疫病的流行，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使无数的人丧失了劳动力，甚至失去了生命，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使疫区出现了人口减少、生产下降的现象。
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除建国前的大量疫病残留、疫病本身所具有的传染性之外，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建国初期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卫生工作队伍和机构以及药品、器械供应情况严重不足，不足以应对猖獗的疫病流行。二是广大民众生活环境和卫生状况较差，蚊蝇跳蚤滋生。恶劣的卫生条件为疫病流行提供了温床。三是各地群众迷信现象普遍存在。建国初期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山区，存在着各种对病害听天由命的思想，以及巫医神汉造谣生事的问题。这使得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卫生防疫工作还面临着必须与封建迷信观念作坚决斗争的形势。
二、党和政府积极应对，采取得力有效举措
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建国初期开始，党中央就“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发动群众，配合生产，深入宣传，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其具体措施，除了分别于1950年8月、1952年12月、1953年12月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新中国“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中央防疫队和广泛的基层卫生组织。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李德全为部长的卫生部。1950年3月，卫生部便成立了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大队，共438名工作人员。经过短期的政治学习和技术学习后，防疫总队即前往河北省的宁河县、宝低县，天津一带的潮白河施工区，皖北的泅县、泗洪、五河，苏北的淮阴、沭阳，平原省的梁山、南旺二县重灾区，黄泛区的西华、扶沟、淮阳、尉氏等地，结合当地情形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据各大队及潮白河工作组的报告综合起来，计防疫针注射人数84，166人，牛痘接种人数243，905人。在治疗方面，治愈黑热病676人，回归热285人，疟疾441人，斑疹伤寒2人，一般治疗74，688人。调查、宣传和环境消毒等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像上述中央防疫队一样的组织，截至1951年10月，全国共组织了125个，6000名卫生工作者深入灾区、疫区、治淮工程区。全国还设立了8个黑热病防治所，18个寄生虫病防治所。全国85%的县份建立了卫生院，共计1865所，并以民办公助的形式建立了1498个区卫生所。少数民族地区如青海、内蒙、新疆三地已有卫生院92所，医院24所。中央还计划在以后五六年内在全国每个县。区、每个厂矿都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这对制止传染病的流行，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保障。
（2）开展积极有效的卫生防疫宣传。毛泽东指出，关于卫生防疫，“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常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对干部是如此，对广大群众更应加强卫生教育与宣传。从建国伊始，党和政府就把卫生宣传教育放在卫生工作的重要位置，着力宣传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健康的关怀和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宗旨，宣传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帮助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根据中宣部的指示，各地方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采取了一系列宣传措施。北京市政府在1951年春季大扫除运动前夕，由各区的卫生委员会组织宣教队，向群众介绍清洁大扫除运动的意义，并以各报社、电台、电教队、文化馆等为媒介分别进行宣传。1952年北京市更进一步地深入卫生防疫宣传工作，每20个老百姓，发给卫生常识一本，很受欢迎。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1950年先后成立了东北电化教育所和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积极向群众播放卫生宣传电影，印刷卫生宣传书报，提高人民的卫生常识水准。山东省的卫生宣教人员还建立了宣教网，推广幻灯放映，所办卫生展览会也由城市深入到农村。苏州市卫生防疫站俞伯平医师自1951年至1956年共作了565次卫生宣传，大连医学院吴襄教授进行通俗演讲70多次，并编写出版了两种通俗医学知识读物共6万册。所有这些，都能够把党和政府在保护人民健康方面的政策与各种措施传达给群众，并普及群众的卫生防疫知识，提高卫生科学知识水平，养成卫生习惯，减少疫病侵袭，更健康地生活。
（3）实行新的现代防疫措施。
一是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提高免疫率。建国初期疫病流行造成的死亡率很高，在当时鼠疫、天花等急慢性疫病很难迅速治愈的情况下，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是比较好的方法。中央也一再三令五申，对于为害最大而预防简单的疫病如天花要加强预防接种，对其他疫病如伤寒、鼠疫、霍乱等则要加强预防注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于1950年10月15日颁发《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居民，不分国籍，均须种痘。婴儿应于出生后6个月内种痘一次，届满6足岁、12足岁及18足岁时应各复种一次。从未种痘者或逾规定之年龄而未复种者，应补种一次。凡天花流行区域或其邻接区域，所有居民均应种痘。对其他疫病，白喉有类毒素，百日咳有菌苗，七岁以下小孩尽可能注射。对霍乱、鼠疫等也应实行预防注射。在中央的号召与宣传下，到1950年11月，全国已有4000万人种了牛痘，约占全国人口的十二万分之一；到1951年10月，全国已有2亿人普种牛痘，北京、旅大、广州等地自1950年5月便再未发生天花流行。东北、察蒙、浙江、福建、云南等鼠疫流行区，上海等霍乱流行区，进行预防注射，基本上达到了遏制疫病流行的目的。
二是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其目的在于及早报告，及早治疗，及早隔离，防止传染和蔓延。1950年11月25日，北京市率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规定霍乱、鼠疫、天花，发现后应立即报告，至迟不超过12小时；白喉、猩红热、斑疹伤寒、流行性脊髓膜炎、流行性脑炎发现后应于24小时内报告；痢疾、伤寒（副伤寒）、回归热、黑热病、麻疹，应于临床诊断后48小时内报告。华东地区也有类似传染病报告暂行条例。华东地区还详细规定了关于疫情报告的奖惩办法：对迟误报告或未行报告者，应予以劝告，久劝无效，可处以相当之罚金或劳役；依照规定报告从未遗漏者，得呈请当地政府嘉奖。奖惩办法，可依各方面有关法规规定之。1955年7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发现鼠疫等甲类传染病，在城市最迟不超过12小时，在农村最迟不超过24小时；发现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乙类传染病，在城市不超过24小时，在农村不超过3日，应立即向卫生防疫机构作传染病报告。这对及时发现疫情，制止疫情蔓延，有重要的作用。
三是实施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对于突发性的急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等，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是防止疫病扩散和蔓延流行的关键。建国初期在处理鼠疫流行的过程中，东北卫生部所属鼠疫防治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在疫区处理上的重要守则是：防疫人员接到疫情报告后，2小时内必须出发，到达现场；迅速建立小隔离圈（以发生患者之庭院为单位）、大隔离圈（农村以屯为单位，城镇以组或街为单位）、封锁圈（由各疫屯为中心，在5公里半径内之地区），分别严格隔离患者或封锁疫区9天、12天、18天；防疫人员到达疫区后一般三天内完成各项群众性预防工作，而后挖好防鼠沟，进行预防注射的工作，并及时将初发疫屯之感染情况上报上级卫生防疫机构。建国初期直至1955年内蒙古在45处鼠疫疫区处理问题上基本参照此程序进行，都迅速扑灭了疫情。1949年察北鼠疫发生后，也曾设三道防线层层封锁，实施严格的疫区处理办法，对防止鼠疫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
四是加强疫病的科学研究。对各种急慢性疫病，除了进行积极的防治之外，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各地方卫生机构还进行了许多实地调查和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相继发表了关于新中国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等几种疫病的调查研究的综述，对这几种疫病的预防与治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上，中央人民政府还制定了全国医学科学研究的远景规划，调动了广大医学工作者的研究热情。各地医学院校，医疗、预防、妇幼卫生机构和生物制品等单位的科学家不辞辛苦深入现场，指导防治疫病的实际工作，并在防治血吸虫病，抗生素研究，以及预防、基础、临床医学等的研究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就为防止疫病的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4）开展广泛的清洁卫生运动。建国初期，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清洁卫生运动，并制定了相关的文件和规定。北京市在解放之初就成立了由党政军工农学商各界组成的清洁运动委员会，颁布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清除积存垃圾工作实施大纲》，其工作目标是清除各宅巷积存垃圾以维护公共卫生；扫除街道零星垃圾以保持整齐清洁；运除积存场所垃圾以整顿市客观瞻；消纳垃圾垫洼以提倡废物利用。1949年10月29日，北京市又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先后颁行了鼠疫预防暂行办法、捕鼠灭蚤运动实施计划、清洁运动实施计划等。1951年春天以后，北京又多次开展清洁大扫除运动，以促进首都的环境清洁，预防疫病传染，保障市民健康。在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则以捕鼠灭蚤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洁运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也都进行了类似的群众性的消除垃圾，疏通沟渠，填平污水坑，扑灭鼠蚤蚊蝇等等工作。全国规模的卫生运动则从1952年开始，分别包括1952—1954年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和1955年以后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持续不断的清洁卫生运动，对于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消灭疫病，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有着良好的促动作用。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国的疫病防治取得了重大成就。以危害最大的鼠疫、天花、霍乱为例，1953年发病数与1950年相比，鼠疫降低了90%，天花降低了95%；自1820年由海外传入我国后曾历年流行的霍乱，建国5年来根本没有发生。到1956年底，鼠疫已经基本控制，我国内蒙、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几个鼠疫频发的地区也先后停止发生。天花在全国除少数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已近绝迹。此外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皆有显著下降。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9%，回归热下降了91%。从解放以来到1956年止，全国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76万人，黑热病患者50余万人，钩虫病患者400万人。其他因伤寒、疟疾等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全国城乡人口在逐步上升。
三、成功的经验和启示
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取得巨大成绩，是与以下几个因素分不开的：
（二）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1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其后，毛泽东对华北疫病防治情况。北京卫生防疫工作情况、反细菌战工作情况、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情况以及除四害讲卫生工作情况等均做出过重要批示。直到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还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把卫生工作看作一项孤立的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 这具有“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对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给予高度重视，周恩来兼任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兼任冀热察防疫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了建国初期察蒙地区的鼠疫防治工作。
（2）群众的广泛动员与积极参与。建国初期的防疫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因而广大群众热烈拥护，积极参加疫病防治工作。
（3）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有力配合。建国初期疫病防治的顺利进行，直接领导群众的地方政府功不可没。它们对于组织群众，说服教育，以及各项防疫具体工作，均予以积极推动。建国初期东北地区的防疫资料表明，广大基层组织的干部们在生产防疫并重的号召下，既完成了生产任务，又没有放松防疫工作。许多村屯干部在紧张的生产运动中，不眠不休地早晚挨户巡视，发现患者，报告疫情，准备隔离所，站岗放哨，为患者及健康隔离者解决衣食问题，代耕代种代收等等，为卫生防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4）广大专业防疫人员的努力与无私奉献。1950年6月，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中央防疫总队灾区工作汇报会议上致辞说：“你们是到了人民最需要卫生的地方去，与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天上下着雨，地下踏着泥，……你们都是毫无怨言的工作着。”这一评价并非过誉。建国初期中央防疫总队和各地方防疫队深入广大疫区村屯，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启发群众，使群众认识提高，便于进行各项预防工作，如亲自领导群众捕鼠灭蚤以改善环境卫生，以及防疫宣传与教育、治疗护理工作等，不避危险艰苦，始终战斗在防疫工作第一线，为尽早消灭或控制疫病，减少人民的经济损失，保护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获得了成功。刚刚翻身获得解放的广大人民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同时，普遍地获得了正确的防疫知识，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为以后新中国的防疫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大大推动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4期《党的文献》）
建国初期卫生防疫事业的伟大成就
李洪河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面对各种严重流行的疫病，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举措，成功地消灭或控制了各种疫病的流行和蔓延，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进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打下了牢固基础。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出发，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卫生防疫实践和探索，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迅速改善了中国人民的卫生状况，初步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一、严重的疫情及其原因
建国初期的卫生工作面临的是一个人民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当时，威胁人民生命与健康的最主要的疫病是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其中鼠疫是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极大的烈性传染病。当时东北、察蒙、福建和江西等地鼠疫时有发生。在1951—1959年的9年时间里，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一带的鼠疫发病达883人。1949年7月13日至12月5日，内蒙古察蒙租银地的9个村发病68人，死亡60人，鼠疫并传至河北一带。1950年1月至3月，福建华安县义昭乡鼠疫流行，发病19人，死亡4人。1950年江西南昌发生散在鼠疫病例，1人发病，1人死亡。1950年浙江温州市区、永嘉、文成、乐清等地仍有鼠疫发生，同年10月衢县区域且有鼠类鼠疫报告。
鼠疫之外的另一烈性传染病便是天花。据统计，1950年全国天花患者达43，286人，1954年尚有13个省发生病例，发病人数达847人。据1950年在湖南岳阳的调查，该市13.6的人患过天花；建国初期新疆的天花患者竟占全区人口的70%到 90%。
除了以上几种烈性传染病外，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在我国流行最广、危害性最大的五种寄生虫病。根据全国（除台湾省）不完全的调查，建国初期血吸虫病流行在我国南方的12个省、市的324个县、市，尤以浙江、江苏等省最为严重，估计患此病者近1000万人，约有1亿多人口受到威胁；疟疾流行在我国25个省、市的1829个县、市；丝虫病流行在我国的14个省、市的734个县、市；钩虫病流行在我国的18个省、市的1359个县、市；黑热病流行在我国长江以北13个省、市的685个县、市。
建国初期的其他疫病如结核病的患病率全国高达4%，死亡率高达0.2%以上。麻风病患病人数不下50万。性病常有发生。地方性甲状腺肿流行于28个省、市、自治区的1464个县，受威胁的人口达27，801万人之多。在黑龙江、吉林、内蒙、河北（主要是原热河省地区）的克山病疫区，克山病死亡率极高，对当地人民而言也是一个大的威胁。此外还有其他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在各地流行。
上述疫病的流行，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使无数的人丧失了劳动力，甚至失去了生命，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使疫区出现了人口减少、生产下降的现象。
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除建国前的大量疫病残留、疫病本身所具有的传染性之外，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建国初期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卫生工作队伍和机构以及药品、器械供应情况严重不足，不足以应对猖獗的疫病流行。二是广大民众生活环境和卫生状况较差，蚊蝇跳蚤滋生。恶劣的卫生条件为疫病流行提供了温床。三是各地群众迷信现象普遍存在。建国初期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山区，存在着各种对病害听天由命的思想，以及巫医神汉造谣生事的问题。这使得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卫生防疫工作还面临着必须与封建迷信观念作坚决斗争的形势。
二、党和政府积极应对，采取得力有效举措
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建国初期开始，党中央就“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发动群众，配合生产，深入宣传，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其具体措施，除了分别于1950年8月、1952年12月、1953年12月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新中国“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中央防疫队和广泛的基层卫生组织。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李德全为部长的卫生部。1950年3月，卫生部便成立了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大队，共438名工作人员。经过短期的政治学习和技术学习后，防疫总队即前往河北省的宁河县、宝低县，天津一带的潮白河施工区，皖北的泅县、泗洪、五河，苏北的淮阴、沭阳，平原省的梁山、南旺二县重灾区，黄泛区的西华、扶沟、淮阳、尉氏等地，结合当地情形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据各大队及潮白河工作组的报告综合起来，计防疫针注射人数84，166人，牛痘接种人数243，905人。在治疗方面，治愈黑热病676人，回归热285人，疟疾441人，斑疹伤寒2人，一般治疗74，688人。调查、宣传和环境消毒等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像上述中央防疫队一样的组织，截至1951年10月，全国共组织了125个，6000名卫生工作者深入灾区、疫区、治淮工程区。全国还设立了8个黑热病防治所，18个寄生虫病防治所。全国85%的县份建立了卫生院，共计1865所，并以民办公助的形式建立了1498个区卫生所。少数民族地区如青海、内蒙、新疆三地已有卫生院92所，医院24所。中央还计划在以后五六年内在全国每个县。区、每个厂矿都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这对制止传染病的流行，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保障。
（2）开展积极有效的卫生防疫宣传。毛泽东指出，关于卫生防疫，“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常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对干部是如此，对广大群众更应加强卫生教育与宣传。从建国伊始，党和政府就把卫生宣传教育放在卫生工作的重要位置，着力宣传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健康的关怀和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宗旨，宣传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帮助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根据中宣部的指示，各地方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采取了一系列宣传措施。北京市政府在1951年春季大扫除运动前夕，由各区的卫生委员会组织宣教队，向群众介绍清洁大扫除运动的意义，并以各报社、电台、电教队、文化馆等为媒介分别进行宣传。1952年北京市更进一步地深入卫生防疫宣传工作，每20个老百姓，发给卫生常识一本，很受欢迎。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1950年先后成立了东北电化教育所和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积极向群众播放卫生宣传电影，印刷卫生宣传书报，提高人民的卫生常识水准。山东省的卫生宣教人员还建立了宣教网，推广幻灯放映，所办卫生展览会也由城市深入到农村。苏州市卫生防疫站俞伯平医师自1951年至1956年共作了565次卫生宣传，大连医学院吴襄教授进行通俗演讲70多次，并编写出版了两种通俗医学知识读物共6万册。所有这些，都能够把党和政府在保护人民健康方面的政策与各种措施传达给群众，并普及群众的卫生防疫知识，提高卫生科学知识水平，养成卫生习惯，减少疫病侵袭，更健康地生活。
（3）实行新的现代防疫措施。
一是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提高免疫率。建国初期疫病流行造成的死亡率很高，在当时鼠疫、天花等急慢性疫病很难迅速治愈的情况下，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是比较好的方法。中央也一再三令五申，对于为害最大而预防简单的疫病如天花要加强预防接种，对其他疫病如伤寒、鼠疫、霍乱等则要加强预防注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于1950年10月15日颁发《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居民，不分国籍，均须种痘。婴儿应于出生后6个月内种痘一次，届满6足岁、12足岁及18足岁时应各复种一次。从未种痘者或逾规定之年龄而未复种者，应补种一次。凡天花流行区域或其邻接区域，所有居民均应种痘。对其他疫病，白喉有类毒素，百日咳有菌苗，七岁以下小孩尽可能注射。对霍乱、鼠疫等也应实行预防注射。在中央的号召与宣传下，到1950年11月，全国已有4000万人种了牛痘，约占全国人口的十二万分之一；到1951年10月，全国已有2亿人普种牛痘，北京、旅大、广州等地自1950年5月便再未发生天花流行。东北、察蒙、浙江、福建、云南等鼠疫流行区，上海等霍乱流行区，进行预防注射，基本上达到了遏制疫病流行的目的。
二是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其目的在于及早报告，及早治疗，及早隔离，防止传染和蔓延。1950年11月25日，北京市率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规定霍乱、鼠疫、天花，发现后应立即报告，至迟不超过12小时；白喉、猩红热、斑疹伤寒、流行性脊髓膜炎、流行性脑炎发现后应于24小时内报告；痢疾、伤寒（副伤寒）、回归热、黑热病、麻疹，应于临床诊断后48小时内报告。华东地区也有类似传染病报告暂行条例。华东地区还详细规定了关于疫情报告的奖惩办法：对迟误报告或未行报告者，应予以劝告，久劝无效，可处以相当之罚金或劳役；依照规定报告从未遗漏者，得呈请当地政府嘉奖。奖惩办法，可依各方面有关法规规定之。1955年7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发现鼠疫等甲类传染病，在城市最迟不超过12小时，在农村最迟不超过24小时；发现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乙类传染病，在城市不超过24小时，在农村不超过3日，应立即向卫生防疫机构作传染病报告。这对及时发现疫情，制止疫情蔓延，有重要的作用。
三是实施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对于突发性的急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等，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是防止疫病扩散和蔓延流行的关键。建国初期在处理鼠疫流行的过程中，东北卫生部所属鼠疫防治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在疫区处理上的重要守则是：防疫人员接到疫情报告后，2小时内必须出发，到达现场；迅速建立小隔离圈（以发生患者之庭院为单位）、大隔离圈（农村以屯为单位，城镇以组或街为单位）、封锁圈（由各疫屯为中心，在5公里半径内之地区），分别严格隔离患者或封锁疫区9天、12天、18天；防疫人员到达疫区后一般三天内完成各项群众性预防工作，而后挖好防鼠沟，进行预防注射的工作，并及时将初发疫屯之感染情况上报上级卫生防疫机构。建国初期直至1955年内蒙古在45处鼠疫疫区处理问题上基本参照此程序进行，都迅速扑灭了疫情。1949年察北鼠疫发生后，也曾设三道防线层层封锁，实施严格的疫区处理办法，对防止鼠疫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
四是加强疫病的科学研究。对各种急慢性疫病，除了进行积极的防治之外，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各地方卫生机构还进行了许多实地调查和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相继发表了关于新中国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等几种疫病的调查研究的综述，对这几种疫病的预防与治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上，中央人民政府还制定了全国医学科学研究的远景规划，调动了广大医学工作者的研究热情。各地医学院校，医疗、预防、妇幼卫生机构和生物制品等单位的科学家不辞辛苦深入现场，指导防治疫病的实际工作，并在防治血吸虫病，抗生素研究，以及预防、基础、临床医学等的研究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就为防止疫病的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4）开展广泛的清洁卫生运动。建国初期，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清洁卫生运动，并制定了相关的文件和规定。北京市在解放之初就成立了由党政军工农学商各界组成的清洁运动委员会，颁布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清除积存垃圾工作实施大纲》，其工作目标是清除各宅巷积存垃圾以维护公共卫生；扫除街道零星垃圾以保持整齐清洁；运除积存场所垃圾以整顿市客观瞻；消纳垃圾垫洼以提倡废物利用。1949年10月29日，北京市又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先后颁行了鼠疫预防暂行办法、捕鼠灭蚤运动实施计划、清洁运动实施计划等。1951年春天以后，北京又多次开展清洁大扫除运动，以促进首都的环境清洁，预防疫病传染，保障市民健康。在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则以捕鼠灭蚤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洁运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也都进行了类似的群众性的消除垃圾，疏通沟渠，填平污水坑，扑灭鼠蚤蚊蝇等等工作。全国规模的卫生运动则从1952年开始，分别包括1952—1954年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和1955年以后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持续不断的清洁卫生运动，对于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消灭疫病，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有着良好的促动作用。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国的疫病防治取得了重大成就。以危害最大的鼠疫、天花、霍乱为例，1953年发病数与1950年相比，鼠疫降低了90%，天花降低了95%；自1820年由海外传入我国后曾历年流行的霍乱，建国5年来根本没有发生。到1956年底，鼠疫已经基本控制，我国内蒙、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几个鼠疫频发的地区也先后停止发生。天花在全国除少数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已近绝迹。此外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皆有显著下降。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9%，回归热下降了91%。从解放以来到1956年止，全国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76万人，黑热病患者50余万人，钩虫病患者400万人。其他因伤寒、疟疾等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全国城乡人口在逐步上升。
三、成功的经验和启示
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取得巨大成绩，是与以下几个因素分不开的：
（二）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1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其后，毛泽东对华北疫病防治情况。北京卫生防疫工作情况、反细菌战工作情况、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情况以及除四害讲卫生工作情况等均做出过重要批示。直到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还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把卫生工作看作一项孤立的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 这具有“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对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给予高度重视，周恩来兼任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兼任冀热察防疫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了建国初期察蒙地区的鼠疫防治工作。
（2）群众的广泛动员与积极参与。建国初期的防疫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因而广大群众热烈拥护，积极参加疫病防治工作。
（3）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有力配合。建国初期疫病防治的顺利进行，直接领导群众的地方政府功不可没。它们对于组织群众，说服教育，以及各项防疫具体工作，均予以积极推动。建国初期东北地区的防疫资料表明，广大基层组织的干部们在生产防疫并重的号召下，既完成了生产任务，又没有放松防疫工作。许多村屯干部在紧张的生产运动中，不眠不休地早晚挨户巡视，发现患者，报告疫情，准备隔离所，站岗放哨，为患者及健康隔离者解决衣食问题，代耕代种代收等等，为卫生防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4）广大专业防疫人员的努力与无私奉献。1950年6月，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中央防疫总队灾区工作汇报会议上致辞说：“你们是到了人民最需要卫生的地方去，与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天上下着雨，地下踏着泥，……你们都是毫无怨言的工作着。”这一评价并非过誉。建国初期中央防疫总队和各地方防疫队深入广大疫区村屯，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启发群众，使群众认识提高，便于进行各项预防工作，如亲自领导群众捕鼠灭蚤以改善环境卫生，以及防疫宣传与教育、治疗护理工作等，不避危险艰苦，始终战斗在防疫工作第一线，为尽早消灭或控制疫病，减少人民的经济损失，保护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获得了成功。刚刚翻身获得解放的广大人民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同时，普遍地获得了正确的防疫知识，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为以后新中国的防疫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大大推动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4期《党的文献》）
http://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9329
建国初期卫生防疫事业的伟大成就
李洪河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面对各种严重流行的疫病，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举措，成功地消灭或控制了各种疫病的流行和蔓延，为新中国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进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打下了牢固基础。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出发，开展了有声有色的卫生防疫实践和探索，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迅速改善了中国人民的卫生状况，初步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
一、严重的疫情及其原因
建国初期的卫生工作面临的是一个人民疫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当时，威胁人民生命与健康的最主要的疫病是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其中鼠疫是传染性极强，病死率极高，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极大的烈性传染病。当时东北、察蒙、福建和江西等地鼠疫时有发生。在1951—1959年的9年时间里，东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一带的鼠疫发病达883人。1949年7月13日至12月5日，内蒙古察蒙租银地的9个村发病68人，死亡60人，鼠疫并传至河北一带。1950年1月至3月，福建华安县义昭乡鼠疫流行，发病19人，死亡4人。1950年江西南昌发生散在鼠疫病例，1人发病，1人死亡。1950年浙江温州市区、永嘉、文成、乐清等地仍有鼠疫发生，同年10月衢县区域且有鼠类鼠疫报告。
鼠疫之外的另一烈性传染病便是天花。据统计，1950年全国天花患者达43，286人，1954年尚有13个省发生病例，发病人数达847人。据1950年在湖南岳阳的调查，该市13.6的人患过天花；建国初期新疆的天花患者竟占全区人口的70%到 90%。
除了以上几种烈性传染病外，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在我国流行最广、危害性最大的五种寄生虫病。根据全国（除台湾省）不完全的调查，建国初期血吸虫病流行在我国南方的12个省、市的324个县、市，尤以浙江、江苏等省最为严重，估计患此病者近1000万人，约有1亿多人口受到威胁；疟疾流行在我国25个省、市的1829个县、市；丝虫病流行在我国的14个省、市的734个县、市；钩虫病流行在我国的18个省、市的1359个县、市；黑热病流行在我国长江以北13个省、市的685个县、市。
建国初期的其他疫病如结核病的患病率全国高达4%，死亡率高达0.2%以上。麻风病患病人数不下50万。性病常有发生。地方性甲状腺肿流行于28个省、市、自治区的1464个县，受威胁的人口达27，801万人之多。在黑龙江、吉林、内蒙、河北（主要是原热河省地区）的克山病疫区，克山病死亡率极高，对当地人民而言也是一个大的威胁。此外还有其他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在各地流行。
上述疫病的流行，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使无数的人丧失了劳动力，甚至失去了生命，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使疫区出现了人口减少、生产下降的现象。
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除建国前的大量疫病残留、疫病本身所具有的传染性之外，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建国初期的医疗条件比较差，卫生工作队伍和机构以及药品、器械供应情况严重不足，不足以应对猖獗的疫病流行。二是广大民众生活环境和卫生状况较差，蚊蝇跳蚤滋生。恶劣的卫生条件为疫病流行提供了温床。三是各地群众迷信现象普遍存在。建国初期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山区，存在着各种对病害听天由命的思想，以及巫医神汉造谣生事的问题。这使得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卫生防疫工作还面临着必须与封建迷信观念作坚决斗争的形势。
二、党和政府积极应对，采取得力有效举措
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建国初期开始，党中央就“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发动群众，配合生产，深入宣传，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其具体措施，除了分别于1950年8月、1952年12月、1953年12月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新中国“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以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中央防疫队和广泛的基层卫生组织。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李德全为部长的卫生部。1950年3月，卫生部便成立了中央防疫总队，下设6个大队，共438名工作人员。经过短期的政治学习和技术学习后，防疫总队即前往河北省的宁河县、宝低县，天津一带的潮白河施工区，皖北的泅县、泗洪、五河，苏北的淮阴、沭阳，平原省的梁山、南旺二县重灾区，黄泛区的西华、扶沟、淮阳、尉氏等地，结合当地情形开展卫生防疫工作。据各大队及潮白河工作组的报告综合起来，计防疫针注射人数84，166人，牛痘接种人数243，905人。在治疗方面，治愈黑热病676人，回归热285人，疟疾441人，斑疹伤寒2人，一般治疗74，688人。调查、宣传和环境消毒等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像上述中央防疫队一样的组织，截至1951年10月，全国共组织了125个，6000名卫生工作者深入灾区、疫区、治淮工程区。全国还设立了8个黑热病防治所，18个寄生虫病防治所。全国85%的县份建立了卫生院，共计1865所，并以民办公助的形式建立了1498个区卫生所。少数民族地区如青海、内蒙、新疆三地已有卫生院92所，医院24所。中央还计划在以后五六年内在全国每个县。区、每个厂矿都建立起基层卫生组织。这对制止传染病的流行，无疑是一个有力的保障。
（2）开展积极有效的卫生防疫宣传。毛泽东指出，关于卫生防疫，“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常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对干部是如此，对广大群众更应加强卫生教育与宣传。从建国伊始，党和政府就把卫生宣传教育放在卫生工作的重要位置，着力宣传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健康的关怀和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宗旨，宣传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帮助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根据中宣部的指示，各地方政府也积极行动起来，采取了一系列宣传措施。北京市政府在1951年春季大扫除运动前夕，由各区的卫生委员会组织宣教队，向群众介绍清洁大扫除运动的意义，并以各报社、电台、电教队、文化馆等为媒介分别进行宣传。1952年北京市更进一步地深入卫生防疫宣传工作，每20个老百姓，发给卫生常识一本，很受欢迎。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1950年先后成立了东北电化教育所和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积极向群众播放卫生宣传电影，印刷卫生宣传书报，提高人民的卫生常识水准。山东省的卫生宣教人员还建立了宣教网，推广幻灯放映，所办卫生展览会也由城市深入到农村。苏州市卫生防疫站俞伯平医师自1951年至1956年共作了565次卫生宣传，大连医学院吴襄教授进行通俗演讲70多次，并编写出版了两种通俗医学知识读物共6万册。所有这些，都能够把党和政府在保护人民健康方面的政策与各种措施传达给群众，并普及群众的卫生防疫知识，提高卫生科学知识水平，养成卫生习惯，减少疫病侵袭，更健康地生活。
（3）实行新的现代防疫措施。
一是实行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提高免疫率。建国初期疫病流行造成的死亡率很高，在当时鼠疫、天花等急慢性疫病很难迅速治愈的情况下，预防接种和预防注射是比较好的方法。中央也一再三令五申，对于为害最大而预防简单的疫病如天花要加强预防接种，对其他疫病如伤寒、鼠疫、霍乱等则要加强预防注射。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于1950年10月15日颁发《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居民，不分国籍，均须种痘。婴儿应于出生后6个月内种痘一次，届满6足岁、12足岁及18足岁时应各复种一次。从未种痘者或逾规定之年龄而未复种者，应补种一次。凡天花流行区域或其邻接区域，所有居民均应种痘。对其他疫病，白喉有类毒素，百日咳有菌苗，七岁以下小孩尽可能注射。对霍乱、鼠疫等也应实行预防注射。在中央的号召与宣传下，到1950年11月，全国已有4000万人种了牛痘，约占全国人口的十二万分之一；到1951年10月，全国已有2亿人普种牛痘，北京、旅大、广州等地自1950年5月便再未发生天花流行。东北、察蒙、浙江、福建、云南等鼠疫流行区，上海等霍乱流行区，进行预防注射，基本上达到了遏制疫病流行的目的。
二是建立疫情报告制度。其目的在于及早报告，及早治疗，及早隔离，防止传染和蔓延。1950年11月25日，北京市率先颁布了《传染病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规定霍乱、鼠疫、天花，发现后应立即报告，至迟不超过12小时；白喉、猩红热、斑疹伤寒、流行性脊髓膜炎、流行性脑炎发现后应于24小时内报告；痢疾、伤寒（副伤寒）、回归热、黑热病、麻疹，应于临床诊断后48小时内报告。华东地区也有类似传染病报告暂行条例。华东地区还详细规定了关于疫情报告的奖惩办法：对迟误报告或未行报告者，应予以劝告，久劝无效，可处以相当之罚金或劳役；依照规定报告从未遗漏者，得呈请当地政府嘉奖。奖惩办法，可依各方面有关法规规定之。1955年7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规定发现鼠疫等甲类传染病，在城市最迟不超过12小时，在农村最迟不超过24小时；发现流行性乙型脑炎等乙类传染病，在城市不超过24小时，在农村不超过3日，应立即向卫生防疫机构作传染病报告。这对及时发现疫情，制止疫情蔓延，有重要的作用。
三是实施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对于突发性的急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等，快速有效的疫区处理是防止疫病扩散和蔓延流行的关键。建国初期在处理鼠疫流行的过程中，东北卫生部所属鼠疫防治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在疫区处理上的重要守则是：防疫人员接到疫情报告后，2小时内必须出发，到达现场；迅速建立小隔离圈（以发生患者之庭院为单位）、大隔离圈（农村以屯为单位，城镇以组或街为单位）、封锁圈（由各疫屯为中心，在5公里半径内之地区），分别严格隔离患者或封锁疫区9天、12天、18天；防疫人员到达疫区后一般三天内完成各项群众性预防工作，而后挖好防鼠沟，进行预防注射的工作，并及时将初发疫屯之感染情况上报上级卫生防疫机构。建国初期直至1955年内蒙古在45处鼠疫疫区处理问题上基本参照此程序进行，都迅速扑灭了疫情。1949年察北鼠疫发生后，也曾设三道防线层层封锁，实施严格的疫区处理办法，对防止鼠疫的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
四是加强疫病的科学研究。对各种急慢性疫病，除了进行积极的防治之外，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和各地方卫生机构还进行了许多实地调查和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相继发表了关于新中国血吸虫病、钩虫病、丝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等几种疫病的调查研究的综述，对这几种疫病的预防与治疗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医学科学研究工作上，中央人民政府还制定了全国医学科学研究的远景规划，调动了广大医学工作者的研究热情。各地医学院校，医疗、预防、妇幼卫生机构和生物制品等单位的科学家不辞辛苦深入现场，指导防治疫病的实际工作，并在防治血吸虫病，抗生素研究，以及预防、基础、临床医学等的研究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就为防止疫病的流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4）开展广泛的清洁卫生运动。建国初期，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清洁卫生运动，并制定了相关的文件和规定。北京市在解放之初就成立了由党政军工农学商各界组成的清洁运动委员会，颁布了《北平市清洁运动委员会清除积存垃圾工作实施大纲》，其工作目标是清除各宅巷积存垃圾以维护公共卫生；扫除街道零星垃圾以保持整齐清洁；运除积存场所垃圾以整顿市客观瞻；消纳垃圾垫洼以提倡废物利用。1949年10月29日，北京市又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先后颁行了鼠疫预防暂行办法、捕鼠灭蚤运动实施计划、清洁运动实施计划等。1951年春天以后，北京又多次开展清洁大扫除运动，以促进首都的环境清洁，预防疫病传染，保障市民健康。在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则以捕鼠灭蚤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洁运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也都进行了类似的群众性的消除垃圾，疏通沟渠，填平污水坑，扑灭鼠蚤蚊蝇等等工作。全国规模的卫生运动则从1952年开始，分别包括1952—1954年以反对美国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和1955年以后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持续不断的清洁卫生运动，对于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消灭疫病，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有着良好的促动作用。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国的疫病防治取得了重大成就。以危害最大的鼠疫、天花、霍乱为例，1953年发病数与1950年相比，鼠疫降低了90%，天花降低了95%；自1820年由海外传入我国后曾历年流行的霍乱，建国5年来根本没有发生。到1956年底，鼠疫已经基本控制，我国内蒙、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几个鼠疫频发的地区也先后停止发生。天花在全国除少数边疆地区个别发生外，已近绝迹。此外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皆有显著下降。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9%，回归热下降了91%。从解放以来到1956年止，全国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76万人，黑热病患者50余万人，钩虫病患者400万人。其他因伤寒、疟疾等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损失也日趋减少，全国城乡人口在逐步上升。
三、成功的经验和启示
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取得巨大成绩，是与以下几个因素分不开的：
（二）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1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其后，毛泽东对华北疫病防治情况。北京卫生防疫工作情况、反细菌战工作情况、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情况以及除四害讲卫生工作情况等均做出过重要批示。直到1960年3月16日，毛泽东还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把卫生工作看作一项孤立的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 这具有“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对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给予高度重视，周恩来兼任建国初期成立的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兼任冀热察防疫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了建国初期察蒙地区的鼠疫防治工作。
（2）群众的广泛动员与积极参与。建国初期的防疫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因而广大群众热烈拥护，积极参加疫病防治工作。
（3）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有力配合。建国初期疫病防治的顺利进行，直接领导群众的地方政府功不可没。它们对于组织群众，说服教育，以及各项防疫具体工作，均予以积极推动。建国初期东北地区的防疫资料表明，广大基层组织的干部们在生产防疫并重的号召下，既完成了生产任务，又没有放松防疫工作。许多村屯干部在紧张的生产运动中，不眠不休地早晚挨户巡视，发现患者，报告疫情，准备隔离所，站岗放哨，为患者及健康隔离者解决衣食问题，代耕代种代收等等，为卫生防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4）广大专业防疫人员的努力与无私奉献。1950年6月，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中央防疫总队灾区工作汇报会议上致辞说：“你们是到了人民最需要卫生的地方去，与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天上下着雨，地下踏着泥，……你们都是毫无怨言的工作着。”这一评价并非过誉。建国初期中央防疫总队和各地方防疫队深入广大疫区村屯，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启发群众，使群众认识提高，便于进行各项预防工作，如亲自领导群众捕鼠灭蚤以改善环境卫生，以及防疫宣传与教育、治疗护理工作等，不避危险艰苦，始终战斗在防疫工作第一线，为尽早消灭或控制疫病，减少人民的经济损失，保护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党和政府以及广大人民的不懈努力下，建国初期的疫病防治获得了成功。刚刚翻身获得解放的广大人民在防治疫病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同时，普遍地获得了正确的防疫知识，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为以后新中国的防疫工作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大大推动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4期《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