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传染病威胁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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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9113/847589.html
人民网>>环球时报>>第二十一版 前沿书评
2003年05月05日
传染病威胁国家安全
兰德公司推出《新型和再生传染病的全球威胁》
翟坤
正当非典在全球蔓延之际，美国兰德公司，推出了由詹妮弗·布劳尔和彼得·乔克撰写的《新型和再生传染病（ReemergingInfec鄄tiousDiseases）的全球威胁———协调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政策》一书。作者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型和再生传染病对“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呈上升趋势，就连美国的现行政策已不足以应付，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传染病细菌搭上全球化、城市化、气候变化的便车
作者纠正了现代医疗手段和政府应对能力足以应付传染病的错觉。人类虽然战胜了天花、肺结核等老传染病，但依然在与新疾病做斗争，比如近几十年来滋生的艾滋病、埃博拉病毒、丙肝等。仅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就发现了30种新的人类疾病。抗生素虽“道高一尺”，但病毒的耐药性也“魔高一丈”。同时，传染病细菌也搭上全球化、城市化、气候变化等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改变的便车，使人类与致命病菌接触的机会大增。
传染病的致死率总是高于战争。在诸多传染病中，艾滋病、疟疾、麻疹、肺炎、肺结核、痢疾是致死率最高的六大杀手。全球每年死于肺结核的有300万人，其中10万是儿童。全球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病，到2011年，预计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将达8000万。以南非为例，艾滋病泛滥导致该国1/4的成年人患病或携带病毒，留下200万孤儿，造成2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国际社会也因艾滋病问题限制南非参与国际维和。艾滋病也降低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国防和军事能力以及公务员的工作能力。由传染病引发的大量跨境人口等因素可能导致国家和地区冲突。
美国还不足以应对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的传染病暴发
美国应对传染病威胁的医疗基础设施，广泛分布在医院、诊所、公共卫生实验室、药物公司、兽医院、大学。一些研究机构正努力减少微生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行政管理方面，最重要的部门是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该机构集中了应对传染病的主要责任和资源，并为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信息、建议和技术支持。州和地方各级的公共卫生能力基本上也通过该中心来协调和提供。最近，中心加强了疾病监测、调查、预防和传染病控制能力；加强对公众的教育，接种疫苗、控制带菌者以及食物回收、隔离和检疫等。总之，临床医生和公共卫生实验室将发挥关键作用，另外，传染病问题所具有的国际性特点也迫使美国通过国际手段来解决。
但业界和相关政府部门仍对这套机制的能力缺乏信心。美国药物研究所早在1992年发表的报告中即指出，美国越来越暴露于新型疾病的威胁之下，但政府的应对能力却在很多方面呈下降趋势。此后，美国各级政府不断增强公共卫生和医疗能力。1994年，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草拟了包括提高监测、应用研究、预防和控制以及基础设施能力的战略。1995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建议政府应在全球反传染病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翌年，该委员会以此建议为基础，再度呼吁政府发展全球性的监测和应对网络，加强研究、培训以及国际合作。但联邦、州和地方各级部门在应对2001年“9·11”事件后炭疽热袭击时仍然暴露出很多问题，“总体上看是失败的”。这再度唤起了美国各界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重视。
但到2002年，全美的公共卫生和医疗设施仍然是分散的，在很多方面还不足以应付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的传染病的暴发。美国各州在实验方面的能力不平衡，严重滞后，而且，它们只关注几种比较重大的传染病，忽略了对丙肝等疾病的监测，造成监测能力不足；在全美总的医疗预算中，只有3%花在公共卫生行动上，公共卫生部门和实验室所开发技术的发展相对落后；从业人员缺乏识别新型及再生疾病的教育和培训；护理、流行病控制和其它公共卫生及医疗从业人员，特别是实验室人员严重短缺，到2020年，护理人员将短缺20%；疫苗的研究、发展和生产只集中在少数公司。由于疫苗研制生产周期长（10—15年），花费高（3000万—5000万美元），因此短时间内难以提高疫苗的种类、产量。此外，美国对国际医疗援助还不够重视，联邦、州和地方官员之间以及私营部门之间还缺乏协调和沟通。
把防止传染病威胁纳入国家安全战略
作者还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建议美国须重新评估国家安全战略，其内容要从“国家安全”拓展到“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此，国防、司法、情报、公共卫生、农业和环境等过去彼此不太相关的部门应加强协调，并形成新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功能。另外，作者也提醒美国政府，“那些不太可能在军事上构成威胁的欠发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最有可能在疾病领域对美构成威胁”。美国情报部门应对此有充分认识，并将其纳入战略威胁分析的框架。具体而言，安全分析人员应与公共卫生官员合作，在流行病学方面投入更大精力以把握新型威胁的趋势。情报部门应扩大海外监测行动的范围。如建立国家医疗监测系统，搜集导致疫情的主要地缘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等的情报，理顺国内卫生法与国际卫生公约和协定等的关系等。
该书建议美国通过在全球治理传染病等威胁来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比如，美国政府应借助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利用该组织早期预警和反应指示等机制处理全球性的疾病危机，加大对全球流行疾病监测的支持力度，逐步形成保护公共和全球卫生方面的功能，以充分发挥其除政治、军事之外的人道主义使命。
该书没有丝毫内容涉及非典，但它推出的时间很巧，凭着兰德公司多年来为美国政府进行科学分析、出谋划策的影响力，相信这本书足以作为美国应对非典的政策指南。▲
《新型和再生传染病的全球威胁》，詹妮弗·布劳尔和彼得·乔克著，美国兰德公司2003年出版。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9113/847589.html
人民网>>环球时报>>第二十一版 前沿书评
2003年05月05日
传染病威胁国家安全
兰德公司推出《新型和再生传染病的全球威胁》
翟坤
正当非典在全球蔓延之际，美国兰德公司，推出了由詹妮弗·布劳尔和彼得·乔克撰写的《新型和再生传染病（ReemergingInfec鄄tiousDiseases）的全球威胁———协调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政策》一书。作者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型和再生传染病对“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呈上升趋势，就连美国的现行政策已不足以应付，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传染病细菌搭上全球化、城市化、气候变化的便车
作者纠正了现代医疗手段和政府应对能力足以应付传染病的错觉。人类虽然战胜了天花、肺结核等老传染病，但依然在与新疾病做斗争，比如近几十年来滋生的艾滋病、埃博拉病毒、丙肝等。仅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就发现了30种新的人类疾病。抗生素虽“道高一尺”，但病毒的耐药性也“魔高一丈”。同时，传染病细菌也搭上全球化、城市化、气候变化等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改变的便车，使人类与致命病菌接触的机会大增。
传染病的致死率总是高于战争。在诸多传染病中，艾滋病、疟疾、麻疹、肺炎、肺结核、痢疾是致死率最高的六大杀手。全球每年死于肺结核的有300万人，其中10万是儿童。全球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病，到2011年，预计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将达8000万。以南非为例，艾滋病泛滥导致该国1/4的成年人患病或携带病毒，留下200万孤儿，造成2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国际社会也因艾滋病问题限制南非参与国际维和。艾滋病也降低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国防和军事能力以及公务员的工作能力。由传染病引发的大量跨境人口等因素可能导致国家和地区冲突。
美国还不足以应对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的传染病暴发
美国应对传染病威胁的医疗基础设施，广泛分布在医院、诊所、公共卫生实验室、药物公司、兽医院、大学。一些研究机构正努力减少微生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行政管理方面，最重要的部门是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该机构集中了应对传染病的主要责任和资源，并为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信息、建议和技术支持。州和地方各级的公共卫生能力基本上也通过该中心来协调和提供。最近，中心加强了疾病监测、调查、预防和传染病控制能力；加强对公众的教育，接种疫苗、控制带菌者以及食物回收、隔离和检疫等。总之，临床医生和公共卫生实验室将发挥关键作用，另外，传染病问题所具有的国际性特点也迫使美国通过国际手段来解决。
但业界和相关政府部门仍对这套机制的能力缺乏信心。美国药物研究所早在1992年发表的报告中即指出，美国越来越暴露于新型疾病的威胁之下，但政府的应对能力却在很多方面呈下降趋势。此后，美国各级政府不断增强公共卫生和医疗能力。1994年，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草拟了包括提高监测、应用研究、预防和控制以及基础设施能力的战略。1995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建议政府应在全球反传染病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翌年，该委员会以此建议为基础，再度呼吁政府发展全球性的监测和应对网络，加强研究、培训以及国际合作。但联邦、州和地方各级部门在应对2001年“9·11”事件后炭疽热袭击时仍然暴露出很多问题，“总体上看是失败的”。这再度唤起了美国各界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重视。
但到2002年，全美的公共卫生和医疗设施仍然是分散的，在很多方面还不足以应付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的传染病的暴发。美国各州在实验方面的能力不平衡，严重滞后，而且，它们只关注几种比较重大的传染病，忽略了对丙肝等疾病的监测，造成监测能力不足；在全美总的医疗预算中，只有3%花在公共卫生行动上，公共卫生部门和实验室所开发技术的发展相对落后；从业人员缺乏识别新型及再生疾病的教育和培训；护理、流行病控制和其它公共卫生及医疗从业人员，特别是实验室人员严重短缺，到2020年，护理人员将短缺20%；疫苗的研究、发展和生产只集中在少数公司。由于疫苗研制生产周期长（10—15年），花费高（3000万—5000万美元），因此短时间内难以提高疫苗的种类、产量。此外，美国对国际医疗援助还不够重视，联邦、州和地方官员之间以及私营部门之间还缺乏协调和沟通。
把防止传染病威胁纳入国家安全战略
作者还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建议美国须重新评估国家安全战略，其内容要从“国家安全”拓展到“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此，国防、司法、情报、公共卫生、农业和环境等过去彼此不太相关的部门应加强协调，并形成新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功能。另外，作者也提醒美国政府，“那些不太可能在军事上构成威胁的欠发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最有可能在疾病领域对美构成威胁”。美国情报部门应对此有充分认识，并将其纳入战略威胁分析的框架。具体而言，安全分析人员应与公共卫生官员合作，在流行病学方面投入更大精力以把握新型威胁的趋势。情报部门应扩大海外监测行动的范围。如建立国家医疗监测系统，搜集导致疫情的主要地缘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等的情报，理顺国内卫生法与国际卫生公约和协定等的关系等。
该书建议美国通过在全球治理传染病等威胁来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比如，美国政府应借助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利用该组织早期预警和反应指示等机制处理全球性的疾病危机，加大对全球流行疾病监测的支持力度，逐步形成保护公共和全球卫生方面的功能，以充分发挥其除政治、军事之外的人道主义使命。
该书没有丝毫内容涉及非典，但它推出的时间很巧，凭着兰德公司多年来为美国政府进行科学分析、出谋划策的影响力，相信这本书足以作为美国应对非典的政策指南。▲
《新型和再生传染病的全球威胁》，詹妮弗·布劳尔和彼得·乔克著，美国兰德公司2003年出版。
人民网>>环球时报>>第二十一版 前沿书评
2003年05月05日
传染病威胁国家安全
兰德公司推出《新型和再生传染病的全球威胁》
翟坤
正当非典在全球蔓延之际，美国兰德公司，推出了由詹妮弗·布劳尔和彼得·乔克撰写的《新型和再生传染病（ReemergingInfec鄄tiousDiseases）的全球威胁———协调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政策》一书。作者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型和再生传染病对“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呈上升趋势，就连美国的现行政策已不足以应付，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传染病细菌搭上全球化、城市化、气候变化的便车
作者纠正了现代医疗手段和政府应对能力足以应付传染病的错觉。人类虽然战胜了天花、肺结核等老传染病，但依然在与新疾病做斗争，比如近几十年来滋生的艾滋病、埃博拉病毒、丙肝等。仅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就发现了30种新的人类疾病。抗生素虽“道高一尺”，但病毒的耐药性也“魔高一丈”。同时，传染病细菌也搭上全球化、城市化、气候变化等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改变的便车，使人类与致命病菌接触的机会大增。
传染病的致死率总是高于战争。在诸多传染病中，艾滋病、疟疾、麻疹、肺炎、肺结核、痢疾是致死率最高的六大杀手。全球每年死于肺结核的有300万人，其中10万是儿童。全球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病，到2011年，预计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将达8000万。以南非为例，艾滋病泛滥导致该国1/4的成年人患病或携带病毒，留下200万孤儿，造成2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国际社会也因艾滋病问题限制南非参与国际维和。艾滋病也降低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国防和军事能力以及公务员的工作能力。由传染病引发的大量跨境人口等因素可能导致国家和地区冲突。
美国还不足以应对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的传染病暴发
美国应对传染病威胁的医疗基础设施，广泛分布在医院、诊所、公共卫生实验室、药物公司、兽医院、大学。一些研究机构正努力减少微生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行政管理方面，最重要的部门是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该机构集中了应对传染病的主要责任和资源，并为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信息、建议和技术支持。州和地方各级的公共卫生能力基本上也通过该中心来协调和提供。最近，中心加强了疾病监测、调查、预防和传染病控制能力；加强对公众的教育，接种疫苗、控制带菌者以及食物回收、隔离和检疫等。总之，临床医生和公共卫生实验室将发挥关键作用，另外，传染病问题所具有的国际性特点也迫使美国通过国际手段来解决。
但业界和相关政府部门仍对这套机制的能力缺乏信心。美国药物研究所早在1992年发表的报告中即指出，美国越来越暴露于新型疾病的威胁之下，但政府的应对能力却在很多方面呈下降趋势。此后，美国各级政府不断增强公共卫生和医疗能力。1994年，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草拟了包括提高监测、应用研究、预防和控制以及基础设施能力的战略。1995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建议政府应在全球反传染病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翌年，该委员会以此建议为基础，再度呼吁政府发展全球性的监测和应对网络，加强研究、培训以及国际合作。但联邦、州和地方各级部门在应对2001年“9·11”事件后炭疽热袭击时仍然暴露出很多问题，“总体上看是失败的”。这再度唤起了美国各界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重视。
但到2002年，全美的公共卫生和医疗设施仍然是分散的，在很多方面还不足以应付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的传染病的暴发。美国各州在实验方面的能力不平衡，严重滞后，而且，它们只关注几种比较重大的传染病，忽略了对丙肝等疾病的监测，造成监测能力不足；在全美总的医疗预算中，只有3%花在公共卫生行动上，公共卫生部门和实验室所开发技术的发展相对落后；从业人员缺乏识别新型及再生疾病的教育和培训；护理、流行病控制和其它公共卫生及医疗从业人员，特别是实验室人员严重短缺，到2020年，护理人员将短缺20%；疫苗的研究、发展和生产只集中在少数公司。由于疫苗研制生产周期长（10—15年），花费高（3000万—5000万美元），因此短时间内难以提高疫苗的种类、产量。此外，美国对国际医疗援助还不够重视，联邦、州和地方官员之间以及私营部门之间还缺乏协调和沟通。
把防止传染病威胁纳入国家安全战略
作者还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建议美国须重新评估国家安全战略，其内容要从“国家安全”拓展到“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此，国防、司法、情报、公共卫生、农业和环境等过去彼此不太相关的部门应加强协调，并形成新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功能。另外，作者也提醒美国政府，“那些不太可能在军事上构成威胁的欠发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最有可能在疾病领域对美构成威胁”。美国情报部门应对此有充分认识，并将其纳入战略威胁分析的框架。具体而言，安全分析人员应与公共卫生官员合作，在流行病学方面投入更大精力以把握新型威胁的趋势。情报部门应扩大海外监测行动的范围。如建立国家医疗监测系统，搜集导致疫情的主要地缘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等的情报，理顺国内卫生法与国际卫生公约和协定等的关系等。
该书建议美国通过在全球治理传染病等威胁来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比如，美国政府应借助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利用该组织早期预警和反应指示等机制处理全球性的疾病危机，加大对全球流行疾病监测的支持力度，逐步形成保护公共和全球卫生方面的功能，以充分发挥其除政治、军事之外的人道主义使命。
该书没有丝毫内容涉及非典，但它推出的时间很巧，凭着兰德公司多年来为美国政府进行科学分析、出谋划策的影响力，相信这本书足以作为美国应对非典的政策指南。▲
《新型和再生传染病的全球威胁》，詹妮弗·布劳尔和彼得·乔克著，美国兰德公司2003年出版。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9113/847589.html
人民网>>环球时报>>第二十一版 前沿书评
2003年05月05日
传染病威胁国家安全
兰德公司推出《新型和再生传染病的全球威胁》
翟坤
正当非典在全球蔓延之际，美国兰德公司，推出了由詹妮弗·布劳尔和彼得·乔克撰写的《新型和再生传染病（ReemergingInfec鄄tiousDiseases）的全球威胁———协调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政策》一书。作者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型和再生传染病对“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呈上升趋势，就连美国的现行政策已不足以应付，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
传染病细菌搭上全球化、城市化、气候变化的便车
作者纠正了现代医疗手段和政府应对能力足以应付传染病的错觉。人类虽然战胜了天花、肺结核等老传染病，但依然在与新疾病做斗争，比如近几十年来滋生的艾滋病、埃博拉病毒、丙肝等。仅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就发现了30种新的人类疾病。抗生素虽“道高一尺”，但病毒的耐药性也“魔高一丈”。同时，传染病细菌也搭上全球化、城市化、气候变化等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改变的便车，使人类与致命病菌接触的机会大增。
传染病的致死率总是高于战争。在诸多传染病中，艾滋病、疟疾、麻疹、肺炎、肺结核、痢疾是致死率最高的六大杀手。全球每年死于肺结核的有300万人，其中10万是儿童。全球每小时有1500人死于传染病，到2011年，预计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将达8000万。以南非为例，艾滋病泛滥导致该国1/4的成年人患病或携带病毒，留下200万孤儿，造成2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国际社会也因艾滋病问题限制南非参与国际维和。艾滋病也降低了一些非洲国家的国防和军事能力以及公务员的工作能力。由传染病引发的大量跨境人口等因素可能导致国家和地区冲突。
美国还不足以应对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的传染病暴发
美国应对传染病威胁的医疗基础设施，广泛分布在医院、诊所、公共卫生实验室、药物公司、兽医院、大学。一些研究机构正努力减少微生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行政管理方面，最重要的部门是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该机构集中了应对传染病的主要责任和资源，并为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信息、建议和技术支持。州和地方各级的公共卫生能力基本上也通过该中心来协调和提供。最近，中心加强了疾病监测、调查、预防和传染病控制能力；加强对公众的教育，接种疫苗、控制带菌者以及食物回收、隔离和检疫等。总之，临床医生和公共卫生实验室将发挥关键作用，另外，传染病问题所具有的国际性特点也迫使美国通过国际手段来解决。
但业界和相关政府部门仍对这套机制的能力缺乏信心。美国药物研究所早在1992年发表的报告中即指出，美国越来越暴露于新型疾病的威胁之下，但政府的应对能力却在很多方面呈下降趋势。此后，美国各级政府不断增强公共卫生和医疗能力。1994年，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草拟了包括提高监测、应用研究、预防和控制以及基础设施能力的战略。1995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建议政府应在全球反传染病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翌年，该委员会以此建议为基础，再度呼吁政府发展全球性的监测和应对网络，加强研究、培训以及国际合作。但联邦、州和地方各级部门在应对2001年“9·11”事件后炭疽热袭击时仍然暴露出很多问题，“总体上看是失败的”。这再度唤起了美国各界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重视。
但到2002年，全美的公共卫生和医疗设施仍然是分散的，在很多方面还不足以应付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的传染病的暴发。美国各州在实验方面的能力不平衡，严重滞后，而且，它们只关注几种比较重大的传染病，忽略了对丙肝等疾病的监测，造成监测能力不足；在全美总的医疗预算中，只有3%花在公共卫生行动上，公共卫生部门和实验室所开发技术的发展相对落后；从业人员缺乏识别新型及再生疾病的教育和培训；护理、流行病控制和其它公共卫生及医疗从业人员，特别是实验室人员严重短缺，到2020年，护理人员将短缺20%；疫苗的研究、发展和生产只集中在少数公司。由于疫苗研制生产周期长（10—15年），花费高（3000万—5000万美元），因此短时间内难以提高疫苗的种类、产量。此外，美国对国际医疗援助还不够重视，联邦、州和地方官员之间以及私营部门之间还缺乏协调和沟通。
把防止传染病威胁纳入国家安全战略
作者还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建议美国须重新评估国家安全战略，其内容要从“国家安全”拓展到“人的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此，国防、司法、情报、公共卫生、农业和环境等过去彼此不太相关的部门应加强协调，并形成新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功能。另外，作者也提醒美国政府，“那些不太可能在军事上构成威胁的欠发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最有可能在疾病领域对美构成威胁”。美国情报部门应对此有充分认识，并将其纳入战略威胁分析的框架。具体而言，安全分析人员应与公共卫生官员合作，在流行病学方面投入更大精力以把握新型威胁的趋势。情报部门应扩大海外监测行动的范围。如建立国家医疗监测系统，搜集导致疫情的主要地缘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等的情报，理顺国内卫生法与国际卫生公约和协定等的关系等。
该书建议美国通过在全球治理传染病等威胁来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比如，美国政府应借助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利用该组织早期预警和反应指示等机制处理全球性的疾病危机，加大对全球流行疾病监测的支持力度，逐步形成保护公共和全球卫生方面的功能，以充分发挥其除政治、军事之外的人道主义使命。
该书没有丝毫内容涉及非典，但它推出的时间很巧，凭着兰德公司多年来为美国政府进行科学分析、出谋划策的影响力，相信这本书足以作为美国应对非典的政策指南。▲
《新型和再生传染病的全球威胁》，詹妮弗·布劳尔和彼得·乔克著，美国兰德公司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