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进口战略与政府智慧

何帆

                     

                     
　　
　　一个庞大而开放的国内市场，远胜过一个雄辩的外交官军团。过去20年，我们在重视出口的同时对进口却存在忽视甚至歧视。这种具有“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战略会制约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实际上，进口那些我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意味着我们能够节省更多的资源，意味着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进口战略远比出口战略复杂
　　进口战略并不意味着多进口。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很多官员会觉得无所适从。一个好的战略，如果难以落地，难以分解为可操作的目标和步骤，最后只会流于纸面文章
　　进口和出口是中国贸易战略的两只翅膀。想要展翅翱翔的中国经济，缺少这两只翅膀中的任何一只都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过去20多年的贸易战略越来越呈现出来一种失衡。在重视出口的同时，对进口却存在着忽视甚至歧视。这种具有严重“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战略将制约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推出进口战略。
　　和出口战略相比，进口战略可能会更加复杂而艰难。这主要表现在：
　　出口战略的指导思想是“调动民间的积极性”，而进口战略则需要在加强管理和放松管制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出口战略的基本思想就是给市场松绑，让经济活动沸腾起来。当亿万中国人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之后，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尽情地发挥出来。政府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将已经停止不动的皮球踢上一脚，这只球就会自动地运动起来。一旦有了星星之火，市场经济就会形成燎原之势。江浙一带的民营经济自称是“一有土地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
　　但是进口战略则远比出口战略复杂。一方面，中国进口的大宗产品中涉及能源、粮食等战略性物资，如果缺乏通盘考虑，势必影响到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同时，也要警惕垄断部门借战略进口之名，行市场垄断之实。缺乏通盘调控和存在市场垄断是政府必须两面作战、加以改进的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引进进口的同时也就引进了竞争，外部的竞争能够很好地激活国内经济的活力，但仅仅引进外部竞争却没有放松对国内企业的束缚，将带来效率的损失和风险的增加。如何处理好引进竞争和国内保护，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和技巧。
　　出口战略可以由一个部门单独负责，而进口战略则涉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利益平衡。出口主要是由商务部来推动，同时其他各个部门均围绕着如何推动出口，对商务部的工作进行了很好的配合，由于目标非常明确，利益相对一致，同时又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因此出口战略的推进得益于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
　　进口战略则恰恰相反，我们目前仍然找不到一个进口部门的代言人。和出口战略的单一目标不同，进口战略是多重目标的。多重目标则带来利益的分化。有些部门会更强调放松对进口的管制，有的部门则会强调加强对进口的管理；有的部门要求提高竞争的程度，有的部门则会要求增加保护的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政策均有成本，均会带来赢家和输家。不过进口战略带来的成本是机会成本，即过度发展出口部门带来了国内服务业和其他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滞后，而机会成本是难以观察到的，事实上因此受损的部门也不会将矛头直接指向出口部门。进口带来的成本则直接体现为再分配成本，由于增加进口对国内相关部门的冲击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考虑到政府部门之间协调和沟通不足的问题，进口战略的实施难度要远高于出口战略。
　　出口战略更适宜于进行“指标管理”，而进口战略则体现“平衡艺术”和制度建设。扩大出口，外汇创收，这些都可以很直接地量化为增长指标，因此很容易对这些指标进行分配和指导，加之这些指标事实上和官员的政绩考核高度相关，因此官员们有足够的动力去完成这些指标。
　　进口战略的意义在于通过理顺进出口的关系、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推动一系列制度创新，从而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创造条件，但是，进口战略要更加高瞻远瞩，更加统筹规划，其操作的难度也相应增加。我们很难将进口战略分解为若干量化的指标。进口战略就意味着多进口吗？并非如此。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很多官员会觉得无所适从。一个好的战略，如果难以落地，难以分解为可操作的目标和步骤，最后只会流于纸面文章。
　　出口战略较少争议，而进口战略中仍然存在若干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
　　首先，出口战略有比较优势理论的支撑。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只有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并参与到国际分工之中，才能真正分享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福利增加。国际贸易理论还告诉我们，即使劳动力不能自由迁移，但是如果商品能够自由贸易，也意味着间接地解决了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民工移民到美国，但是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工厂搬到中国，这样也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的就业问题。
　　其次，由于出口战略的成功，出口管理部门在中国政策决策中的影响力日益提高，推进出口战略有了强大的保障。但是，进口战略中的理论争议要更多。是否需要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这不仅在学术上见仁见智，而且这种讨论很容易掺杂进民族主义的感情色彩。是否需要增加粮食进口，这也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说，中国需要进口粮食，因为粮食生产消耗了我们的土地和水资源，而且农民通过生产粮食是无法致富的。但是，如果粮食难以自给，是否会出现一旦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粮食封锁，国内就粮食短缺？对这些重大问题没有一个合理的、明确的回答，必然会使得相关的政策处于左右摇摆、犹豫不定的局面。
　　对进口战略的几点建议
　　即使是对消费品而言，我们也没有必要全部国内生产，换言之，我们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国内产业的齐全化，而是国内产业的效率最大化。历来大国的地位都不是通过出口确立的，相反，谁的国内市场越大，谁的进口越多，谁在国际经济中的发言权就越大
　　首先，必须明确进口战略的目标。简单地讲，进口战略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尽可能地减少进口带来的风险，二是尽可能地实现进口可能带来的“收益”。
　　进口可能带来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会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初级产品，但是油价高涨、部分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高涨和价格波动，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以石油为例，到2003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高达58％，铁矿52％，锰矿38％，铜82％，铅52％，锌69％。当前国际市场上油价一直在50美元一桶的高位徘徊，据估计，我国由于国际油价高涨，在2004年多支出了320亿至630亿元。不久前，国外铁矿石供应商甚至采取联手行动，迫使中国企业接受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71.5％的条件，这意味着我国钢铁企业今年要增加进口矿石成本达到300亿元—400亿元。中国是世界上石油、铜、大豆、铁矿石等许多大宗原材料的“大买家”，却没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对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影响大但“影响力”薄弱。
　　进口可能带来的第二个风险是对国内的有关行业带来的冲击。当然，国内相关行业能否有效面对对外开放的挑战取决于其自身的竞争力，但是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又取决于国内的相关政策。比较改革政策和开放政策之间的协调，最优的组合是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内改革，具体讲就是放松对国内企业的管制，鼓励国内企业的成长；最糟糕的组合就是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不实行对内改革，仍然对国内企业实行较多的束缚。过度管制带来了效率的损失，而对外开放可能会引入外部的风险。
　　对进口所带来的收益也要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从最基本的认识来讲，进口可以起到互通有无的作用，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进口很多原材料、能源和高技术产品的缘故。
　　但经济学原理指出，进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远大于此。进口那些我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意味着我们能够节省更多的资源，专注于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才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中国可以进口的产品要比现在的更加广泛。
　　即使是对消费品而言，我们也没有必要全部国内生产，换言之，我们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国内产业的齐全化，而是国内产业的效率最大化。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进口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因素，进口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来大国的地位都不是通过出口确立的，相反，谁的国内市场越大，谁的进口越多，谁在国际经济中的发言权就越大。
　　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国家，并非由于其能够对外出口，而是因为其提供了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国颐指气使，也是因为中国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美国还通过“议题关联”，最大地利用了其进口市场这一优势。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它可以通过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实行制裁，如果其他问题上难以令美国人满意，它同样会诉诸贸易制裁，中国的出口恰恰成为了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但是，中国对周边国家基本上是贸易逆差，中国的壮大为周边国家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甚至日本的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对中国出口的增加。
　　周边地区在过去曾经是中国威胁论的策源地之一，现在，我们的邻国都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更多地是机遇而非挑战。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充分地利用国内市场的进口能量，将在很多方面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一个庞大而开放的国内市场，远远胜过一个雄辩的外交官军团。
　　其次，进口战略必须是一个综合而全局的规划。我们必须跳出进口看进口，跳出外贸看进口，甚至跳出经济看进口。进口战略至少应该考虑在以下方面有所建树：
（1）战略性进口的安全战略。
必须对国际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的动向进行严密的监控。能源进口和原材料进口要实现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必须稳定海外资源的供给，通过购买油田股份、签订产量分成协议、投资开放油田、投资有利地区的风险勘探等多种方式，参与海外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建立海外资源供应基地。必须保证能源和原材料输送回国的运输通道安全。建立战略性物资的储备制度。改革战略性物资的进口管理，防止有关利益集团借战略进口之名实行垄断。改善进口管理的决策机制，克服世界市场高价时进口、世界市场低价时出口的“怪圈”。提高中国在关键产品上的定价权。通过期货市场等金融工具减少价格波动的风险。加强和能源出口国、原材料出口国的合作，设法签订长期的供应合同。加强和其他能源进口国、原材料进口国的国际合作，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实现国内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2）通过扩大进口促进国内改革。
有些国内保护程度较高的行业需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比如服务业中的金融业、教育、交通运输和电信等。在对外开放的同时甚至在对外开放之前要加快这些行业的对内开放，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必要时对民营企业提供优惠待遇，因为民营企业在资金实力和经验方面都可能和跨国公司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是一场不同量级的拳击赛。
　　
（3）建立贸易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减少由于对外开放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冲击。
所谓的贸易保障体系包括：贸易救济机制（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应对外国不正当、不合理贸易做法机制；制度化的贸易谈判、协调和磋商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和应诉机制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关注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损失的阶层和部门，相应地给予帮助和补偿，同时维护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合法性。
　　
（4）改善政府管理，同时调动民间的积极性。
需要有一个类似中枢系统一样的政府部门负责和进口战略相关的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对话。各级政府部门需要改变行政理念和行政方式，解决政府管理中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提供更有效率的政府服务。建立一套制度化的渠道，让政府能够听到不同阶层和不同行业、部门的声音，确保在决策层中有各个阶层的代言人，防止利益集团“俘虏”政府决策。重视中小企业利益的保护，同时要协调企业利益和劳动者利益，重视保护劳动者权益。行业协会可以有效地做政府与企业沟通的桥梁、企业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市场经济秩序的调节者。建立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沟通、合作和共同参与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何帆

                     

                     
　　
　　一个庞大而开放的国内市场，远胜过一个雄辩的外交官军团。过去20年，我们在重视出口的同时对进口却存在忽视甚至歧视。这种具有“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战略会制约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实际上，进口那些我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意味着我们能够节省更多的资源，意味着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进口战略远比出口战略复杂
　　进口战略并不意味着多进口。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很多官员会觉得无所适从。一个好的战略，如果难以落地，难以分解为可操作的目标和步骤，最后只会流于纸面文章
　　进口和出口是中国贸易战略的两只翅膀。想要展翅翱翔的中国经济，缺少这两只翅膀中的任何一只都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过去20多年的贸易战略越来越呈现出来一种失衡。在重视出口的同时，对进口却存在着忽视甚至歧视。这种具有严重“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战略将制约中国未来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推出进口战略。
　　和出口战略相比，进口战略可能会更加复杂而艰难。这主要表现在：
　　出口战略的指导思想是“调动民间的积极性”，而进口战略则需要在加强管理和放松管制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出口战略的基本思想就是给市场松绑，让经济活动沸腾起来。当亿万中国人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之后，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尽情地发挥出来。政府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将已经停止不动的皮球踢上一脚，这只球就会自动地运动起来。一旦有了星星之火，市场经济就会形成燎原之势。江浙一带的民营经济自称是“一有土地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
　　但是进口战略则远比出口战略复杂。一方面，中国进口的大宗产品中涉及能源、粮食等战略性物资，如果缺乏通盘考虑，势必影响到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同时，也要警惕垄断部门借战略进口之名，行市场垄断之实。缺乏通盘调控和存在市场垄断是政府必须两面作战、加以改进的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对外开放，引进进口的同时也就引进了竞争，外部的竞争能够很好地激活国内经济的活力，但仅仅引进外部竞争却没有放松对国内企业的束缚，将带来效率的损失和风险的增加。如何处理好引进竞争和国内保护，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和技巧。
　　出口战略可以由一个部门单独负责，而进口战略则涉及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利益平衡。出口主要是由商务部来推动，同时其他各个部门均围绕着如何推动出口，对商务部的工作进行了很好的配合，由于目标非常明确，利益相对一致，同时又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因此出口战略的推进得益于各部门之间的协同作战。
　　进口战略则恰恰相反，我们目前仍然找不到一个进口部门的代言人。和出口战略的单一目标不同，进口战略是多重目标的。多重目标则带来利益的分化。有些部门会更强调放松对进口的管制，有的部门则会强调加强对进口的管理；有的部门要求提高竞争的程度，有的部门则会要求增加保护的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政策均有成本，均会带来赢家和输家。不过进口战略带来的成本是机会成本，即过度发展出口部门带来了国内服务业和其他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滞后，而机会成本是难以观察到的，事实上因此受损的部门也不会将矛头直接指向出口部门。进口带来的成本则直接体现为再分配成本，由于增加进口对国内相关部门的冲击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考虑到政府部门之间协调和沟通不足的问题，进口战略的实施难度要远高于出口战略。
　　出口战略更适宜于进行“指标管理”，而进口战略则体现“平衡艺术”和制度建设。扩大出口，外汇创收，这些都可以很直接地量化为增长指标，因此很容易对这些指标进行分配和指导，加之这些指标事实上和官员的政绩考核高度相关，因此官员们有足够的动力去完成这些指标。
　　进口战略的意义在于通过理顺进出口的关系、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推动一系列制度创新，从而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成熟创造条件，但是，进口战略要更加高瞻远瞩，更加统筹规划，其操作的难度也相应增加。我们很难将进口战略分解为若干量化的指标。进口战略就意味着多进口吗？并非如此。没有一个量化的指标，很多官员会觉得无所适从。一个好的战略，如果难以落地，难以分解为可操作的目标和步骤，最后只会流于纸面文章。
　　出口战略较少争议，而进口战略中仍然存在若干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
　　首先，出口战略有比较优势理论的支撑。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只有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并参与到国际分工之中，才能真正分享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福利增加。国际贸易理论还告诉我们，即使劳动力不能自由迁移，但是如果商品能够自由贸易，也意味着间接地解决了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民工移民到美国，但是我们可以把美国的工厂搬到中国，这样也有效地解决了中国的就业问题。
　　其次，由于出口战略的成功，出口管理部门在中国政策决策中的影响力日益提高，推进出口战略有了强大的保障。但是，进口战略中的理论争议要更多。是否需要对国内产业进行保护，这不仅在学术上见仁见智，而且这种讨论很容易掺杂进民族主义的感情色彩。是否需要增加粮食进口，这也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说，中国需要进口粮食，因为粮食生产消耗了我们的土地和水资源，而且农民通过生产粮食是无法致富的。但是，如果粮食难以自给，是否会出现一旦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粮食封锁，国内就粮食短缺？对这些重大问题没有一个合理的、明确的回答，必然会使得相关的政策处于左右摇摆、犹豫不定的局面。
　　对进口战略的几点建议
　　即使是对消费品而言，我们也没有必要全部国内生产，换言之，我们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国内产业的齐全化，而是国内产业的效率最大化。历来大国的地位都不是通过出口确立的，相反，谁的国内市场越大，谁的进口越多，谁在国际经济中的发言权就越大
　　首先，必须明确进口战略的目标。简单地讲，进口战略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尽可能地减少进口带来的风险，二是尽可能地实现进口可能带来的“收益”。
　　进口可能带来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会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初级产品，但是油价高涨、部分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高涨和价格波动，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以石油为例，到2003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了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根据有关部门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高达58％，铁矿52％，锰矿38％，铜82％，铅52％，锌69％。当前国际市场上油价一直在50美元一桶的高位徘徊，据估计，我国由于国际油价高涨，在2004年多支出了320亿至630亿元。不久前，国外铁矿石供应商甚至采取联手行动，迫使中国企业接受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71.5％的条件，这意味着我国钢铁企业今年要增加进口矿石成本达到300亿元—400亿元。中国是世界上石油、铜、大豆、铁矿石等许多大宗原材料的“大买家”，却没有掌握大宗原材料市场竞争的“主场权”，对国际大宗原材料市场影响大但“影响力”薄弱。
　　进口可能带来的第二个风险是对国内的有关行业带来的冲击。当然，国内相关行业能否有效面对对外开放的挑战取决于其自身的竞争力，但是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又取决于国内的相关政策。比较改革政策和开放政策之间的协调，最优的组合是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内改革，具体讲就是放松对国内企业的管制，鼓励国内企业的成长；最糟糕的组合就是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不实行对内改革，仍然对国内企业实行较多的束缚。过度管制带来了效率的损失，而对外开放可能会引入外部的风险。
　　对进口所带来的收益也要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从最基本的认识来讲，进口可以起到互通有无的作用，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进口很多原材料、能源和高技术产品的缘故。
　　但经济学原理指出，进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远大于此。进口那些我们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意味着我们能够节省更多的资源，专注于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样才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如果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中国可以进口的产品要比现在的更加广泛。
　　即使是对消费品而言，我们也没有必要全部国内生产，换言之，我们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国内产业的齐全化，而是国内产业的效率最大化。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进口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因素，进口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来大国的地位都不是通过出口确立的，相反，谁的国内市场越大，谁的进口越多，谁在国际经济中的发言权就越大。
　　美国之所以是世界上最大的霸权国家，并非由于其能够对外出口，而是因为其提供了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国颐指气使，也是因为中国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美国还通过“议题关联”，最大地利用了其进口市场这一优势。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它可以通过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实行制裁，如果其他问题上难以令美国人满意，它同样会诉诸贸易制裁，中国的出口恰恰成为了我们的“阿喀琉斯之踵”。
　　但是，中国对周边国家基本上是贸易逆差，中国的壮大为周边国家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甚至日本的经济复苏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对中国出口的增加。
　　周边地区在过去曾经是中国威胁论的策源地之一，现在，我们的邻国都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更多地是机遇而非挑战。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充分地利用国内市场的进口能量，将在很多方面起到化解矛盾的作用。一个庞大而开放的国内市场，远远胜过一个雄辩的外交官军团。
　　其次，进口战略必须是一个综合而全局的规划。我们必须跳出进口看进口，跳出外贸看进口，甚至跳出经济看进口。进口战略至少应该考虑在以下方面有所建树：
（1）战略性进口的安全战略。
必须对国际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的动向进行严密的监控。能源进口和原材料进口要实现多元化以分散风险。必须稳定海外资源的供给，通过购买油田股份、签订产量分成协议、投资开放油田、投资有利地区的风险勘探等多种方式，参与海外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建立海外资源供应基地。必须保证能源和原材料输送回国的运输通道安全。建立战略性物资的储备制度。改革战略性物资的进口管理，防止有关利益集团借战略进口之名实行垄断。改善进口管理的决策机制，克服世界市场高价时进口、世界市场低价时出口的“怪圈”。提高中国在关键产品上的定价权。通过期货市场等金融工具减少价格波动的风险。加强和能源出口国、原材料出口国的合作，设法签订长期的供应合同。加强和其他能源进口国、原材料进口国的国际合作，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实现国内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2）通过扩大进口促进国内改革。
有些国内保护程度较高的行业需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比如服务业中的金融业、教育、交通运输和电信等。在对外开放的同时甚至在对外开放之前要加快这些行业的对内开放，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必要时对民营企业提供优惠待遇，因为民营企业在资金实力和经验方面都可能和跨国公司存在较大的差距，这是一场不同量级的拳击赛。
　　
（3）建立贸易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减少由于对外开放对国内经济带来的冲击。
所谓的贸易保障体系包括：贸易救济机制（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应对外国不正当、不合理贸易做法机制；制度化的贸易谈判、协调和磋商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和应诉机制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关注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损失的阶层和部门，相应地给予帮助和补偿，同时维护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合法性。
　　
（4）改善政府管理，同时调动民间的积极性。
需要有一个类似中枢系统一样的政府部门负责和进口战略相关的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和对话。各级政府部门需要改变行政理念和行政方式，解决政府管理中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提供更有效率的政府服务。建立一套制度化的渠道，让政府能够听到不同阶层和不同行业、部门的声音，确保在决策层中有各个阶层的代言人，防止利益集团“俘虏”政府决策。重视中小企业利益的保护，同时要协调企业利益和劳动者利益，重视保护劳动者权益。行业协会可以有效地做政府与企业沟通的桥梁、企业合法权益的维护者、市场经济秩序的调节者。建立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沟通、合作和共同参与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