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被囚的28天 女记者的绝望与坚强

“我们要去哪里？”我问道。

　　“快到了，还有十分钟。”

　　十分钟前，我正在喀布尔东北部相对安全的查拉希-卡姆巴难民营工作。我的翻译舒库尔和我是在2008年10月12日到达那儿的。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我的工作是采访那些从战火弥漫的坎大哈和阿富汗南部其他省份逃离出来的难民。

　　10月11号，我从坎大哈机场飞到了喀布尔。坎大哈是加拿大在南部的军事行动的驻扎地，也是我再次报道阿富汗战事的地方。作为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我大多时候都在写加拿大人的故事，因此能有机会再游阿富汗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国内记者很少能有机会体验战地报道，所以我决定竭尽所能做出最好的报道。一年前我第一次到阿富汗采访，当时便被这个国家和我所遇到的阿富汗人深深迷住了，于是我希望能有机会再次报道他们的故事。在过去几个月中，南方的战事愈演愈烈，坎大哈、埃尔芒和乌鲁兹甘的数千民众不得不逃离家乡，在北方相对安全的地方建立临时避难所。喀布尔城郊的难民营就是其中一个。

　　那天早上我到难民营的时候，将近十一点，天气热得让人无法忍受。空气中弥漫着难民营内敞开式下水道散发出的恶臭。

　　我们只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舒库尔带我在城里走动时总是非常小心，因为他知道，阿富汗对于外国人来说实在太危险了。因此我尽可能地融入环境，低调行事，头上也总是戴着头巾。我们采访了几户刚搬到难民营的家庭。在一间临时避难所的外面，一位妇女告诉了我们她的经历。在一次自杀性爆炸事件中，她失去了丈夫、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现在她和剩下的孩子们，三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以及一只狗一起窝在这里。她说她大概四十岁（阿富汗人不过生日），可是那张布满皱纹的棕色脸庞看起来却足有六十岁。不过她的眼睛很和善，笑容也很温柔。走的时候我忍不住塞给了她几百阿富汗尼。

　　另外一户来自坎大哈省的家庭有六七人，也和她们一起挤在那小小的空间里。我走的时候那十五六个人正围坐在一小团火周围，等着吃火上那一小锅白米饭。那大概就是他们一整天的食物了。那时的我根本想不到，白米饭对我来说，竟也会成为奢侈至极的东西。

　　采访结束后，舒库尔和我无意中遇到了来难民营访问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的专员。联合国对这儿的居民提供了一些援助，然而阿富汗和邻国巴基斯坦的难民情况却日益严重。成千上万的平民因战争而流离失所。我们当下便准备去一趟UNHCR办公室，和负责人谈谈难民们面临的困境。联合国的车开走后，我们便准备回到舒库尔的白色丰田花冠里。他的弟弟正在难民营出口处等着我们，那天他是我们的司机。

　　太阳毒辣辣地烤着，我迫切地希望赶紧出发。对联合国的采访将会使这次的报道更为丰富。然后我们还要去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一所学校，那是专门为因战争而变成孤儿的孩子们开设的，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为其提供了部分资助。今天有的忙了。我只在喀布尔待三天，却要写四篇报道，时间非常紧迫。

　　“真是太好了。”我对舒库尔说。我们沿着一条土路，向难民营外走去。他拿着我们采访时用的小数码相机，我拿着相机包和装有无线电设备的背包。一切都非常顺利。几乎没有西方记者来过这个难民营，因此我挖到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就在这时，一辆蓝色轿车从难民营入口向我们急速驶来，呼啸着停在我们面前，扬起了很多尘土。三个拿着武器的男人下了车，拿枪指着我们，其中最矮的那个抓住了我，用力将我的头往车里塞。“舒库尔！”我一边挣扎一边尖叫，出于本能，我伸出右手一拳砸在他的鼻子上。我看到了刀尾发出的闪光，然后感到有什么东西刺进了我的肩膀。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但我一点儿也没感到疼痛，也并不担心我自己，而是害怕他们会杀掉舒库尔。我看到一个男人拿枪指着他，而他则用手臂挡着头。我紧紧地闭着眼睛，害怕听到那可怕的枪声。

　　“舒库尔！”就在被推进车后座时，我大声地喊着，“打电话给保罗！不要报警！”

　车飞速开走了，车后又扬起了一阵尘土。透过后窗我看到舒库尔正拼命沿着土路跑着，肩上仍旧背着照相机。那几个男人用枪托将我的头压到他们脚边，我继续挣扎着，胡乱挥舞着拳头。车厢里混合着汽油与汗水的味道。我试着抬头，想看清他们的脸，但其中一个人用我的黑头巾盖住了我的脸，另一个则单脚踩在我的背上，不容我动弹。

　　“待着别动。”高个子男人说着，一脚踢在我脸上。他穿着一双满是灰尘的黑色皮鞋，后跟都磨平了，穿在脚上就像拖鞋一样。

　　两个男人开始翻我的背包，里面并没有多少东西。

　　“这是什么？”高个子男人从包里抓出几根电线，问道。

　　“你们是谁？要带我去哪里？”我一把扯下盖在脸上的头巾，问道。

　　“我不会杀你，”他回答道，“我是塔利班。”

　　上帝啊！这太糟了！真的太糟了！我们考虑过被塔利班绑架的可能性，每次外出采访前都会做很多准备工作，但从不相信会真的发生。

　　“我们现在去哪里？”

　　“不要说话。”

　　他的电话响了，于是把脚从我的背上拿了下来。我略微直了直腰。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焦急而大声的普什图语。那男人偷偷看着窗外，大概是在看警察设的路障。司机不断地换挡，踩油门，猛踩刹车，我感到汽车在不停地转弯，加速。那个穿着黑色长衬衫的高个子男人一直朝着司机大喊大叫。

　　那两个男人继续翻着我的东西。他们打开了我放粉饼与口红的红色小盒子，然后粗暴地将其扔回了背包。接着又抽出了我的笔记本和一个AA型电池盒，里面装着无线电。我的相机包里没放什么，只有一个镜头盖和几节电池。我很庆幸自己将大多数东西都留在了喀布尔的塞蕾娜酒店，尤其是我从加拿大带来的几千美金，那是用来支付舒库尔的工资以及其他费用的救命钱。

　　“你的笔记本电脑呢？”高个子阿富汗人问道。

　　“在我住的酒店里。”我告诉他，“你们何不送我回去呢，我一定把电脑给你。”

　　他笑了，用普什图语向旁边的卷发男子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一齐笑了。“你的手机呢？”他问。

　　“在我的包里。”我说。趁他们翻我背包的时候，我将备用电话从口袋里拿了出来，塞进了远足裤的裤裆里，幸好他们没有发现。

　　“你带钱了吗？”高个子男人一边说着一边拆掉了我的电话。他卸掉了电池，拔出了SIM卡，然后将它们和手机以及后盖一起放进了胸前的口袋。

　　“钱呢？”他又问了一遍。我身上只有几百阿富汗尼和两百美金。我把钱从口袋里拿了出来，全数交给了他们。

　　“这些都给你，能放我走吗？”我说。其实我知道他们的胃口并不是这一点钱就能满足的，但这并不能阻止我尝试——也许我能说服他们送我回喀布尔也说不定。高个子男人又笑了起来，然后向他的朋友翻译了我的话。他们一起笑了，然后分掉了我的钱，也分了一点点给司机。“如果你们带我回喀布尔，我把电脑给你们，此外我在酒店房间里还留了点钱。”

　　“多少钱？”

　　“大概有几千美金。”

　　他似乎有些心动，用普什图语与卷发男子交谈了一会儿，很显然，他是他们之中唯一会儿说一点英语的人。过了一会儿高个子男人说：“不行。几千美金什么都买不了，连把枪都买不到。”

　　“你不是有枪了吗？”我指了指他大腿上的武器，“为什么还要再买？”我希望能让他们继续说下去。

　　“杀美国佬。”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就好像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

卷发男子从身后拿出了一瓶橙色汽水，喝了一大口后递给了我。我摇了摇头。

　　“我们要去哪儿？”我又问道。现在距他们在难民营入口伏击我们似乎已过了半小时。

　　“到了，出来。”车停在了一个类似村庄边缘的地方。从这里我根本看不到喀布尔。一座大山矗立在我们面前，我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这时我才发现左边的隐形眼镜不见了，一定是在他们押我上车时弄掉的。我环顾四周，感到轻微的头晕与失衡。

　　“别往后看。”

　　“这是在哪儿？要去哪里？”

　　两个阿富汗人将他们的东西从车上拿了下来，两瓶橙色汽水，几盒巧克力，我的背包和相机包。随后汽车倒了回去，飞快地驶远了。

　　“走吧。”高个子命令道。我跟着他，卷发男子在我身后。两人肩上都扛着一支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

　　我们开始爬山。山路上满是石头和矮草。我回头往后看，远远地看到了一个村子。但我想也许那根本不是一个村子，否则不会在这么远的地方也能看到。那里看上去更像是一块房屋聚集地，也许是喀布尔郊区的郊区。

　　“别往后看。”高个子男人再次警告我。另一个男人则睁着黑眼睛怒视着我，抬了抬自己的枪，似乎叫我只管乖乖往前走。

　　“你叫什么？”我问高个子。

　　“哈利德。”

　　 “卡利得？”

　　“是哈，哈利德。”

　　“哈利德。”

　　“对。”

　　“你的朋友叫什么？”

　　哈利德转向卷发男子，用普什图语说了些什么。卷发男子转向我，用蹩脚的英语说：“我叫沙菲尔格拉。”

　　“沙什么？”

　　“沙—菲尔—格—拉”

　　“沙菲尔格拉。”

　　“对。”

　　菲尔格拉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递了一支给我。我在坎大哈机场抽的也是这种松牌香烟。我摇了摇头。哈利德拿了一支，舔了舔烟头（后来我才发现，这样做烟灰就不会掉落），划了根火柴。两个男人轮流抽起烟来。

　　“你的头，”哈利德指了指自己的头，对我说道，“把头巾戴好。”我这才发现自己的头巾已经滑到了肩膀上，便用左手将头巾重新盖在头上。

　　我们继续走着。除了蓝色的天空，周围的一切都是灰黄色的。下午的阳光仍旧毒辣辣地烤着，我出了不少汗。我低下头，发现每走一步便有大滴的鲜血滴落在脚边。黑红色的鲜血从我的肩膀汩汩涌出，如小溪般顺着我的身体流了下来。我感到内衣已经被血浸透了，黏答答地贴在身上。我的右手背上也有一道挺深的口子，好像是因为沙菲尔格拉将我推进车内后用刀插在了我的手上。我因为失血过多而感到晕眩。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注意到我一直在失血，过了一会儿，他们停了下来。

　　“坐下。”哈利德说。我很高兴能休息一下。我们在半山腰的一小块空地上坐了下来。那两个阿富汗人掀开我的头巾，看到了我肩膀上裂开的伤口。他们研究着我的伤口，用普什图语交流了一会儿。

　　“疼吗？”哈利德问。我点了点头，尽管我只感觉到了麻木。他解开脖子上的黑头巾，垫在我的右手臂下，在肩膀处系了一个很紧的结。我的克米兹被弄破了，并且浸满了鲜血。沙菲尔格拉递给我一瓶橙汁汽水，这一次我伸手接过了饮料，抿了几口。

　　“好些了吗？”沙菲尔格拉问。我点了点头。他打开了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巧克力夹心香草饼干。“饼干？”他递给我。我拿了一块，吃掉，再拿了一块。现在已是下午三点左右，自早上七点左右在塞蕾娜酒店的咖啡厅吃了一个荷包蛋和一片土司后，我一直都没有进食。我喜欢塞蕾娜酒店的自助早餐，有新鲜的果汁和水果，还有当日烘焙的面包。鸡蛋是无限供应的，想吃几个都可以。咖啡又浓又黑，我喝了两杯，现在仍能感觉到那份醇香。

　　“起来。”哈利德突然下了命令。

　　我们继续走着，山势越来越陡峭。远远地我看到了另一个村庄。是喀布尔吗？

　　我实在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处的地方在喀布尔的什么方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哈利德和沙菲尔格拉不断地看着天空，我隐约能听到隆隆的飞机声。

　　“你有GPS吗？”哈利德问。

　　“没有，”我说，“怎么了？”

　　“飞机。在跟踪我们。”他带着我们进了一个山沟，地面上满是类似页岩的石块。我跟着他们，几乎无法保持平衡。“嘘，坐下。”

　　我们又坐了下来。他们将冲锋枪放在了地上。我们静静等待着。飞机声音越来越大，然后又逐渐变小了。他们再次将我的背包翻了个底朝天。这次他们拿出了我的钱包，搜查了我的卡。

　　“信用卡。”哈利德说。

　　“对，”我告诉他，“但只能在加拿大用。这里不行。”他点了点头，将卡放回了卡槽中。

　　“这是哪里的钱？”他拿出了几张加币。

　　“加拿大。”

　　“值多少钱？”

　　我伸出手，他将钱放在我手中。我数了数。

　　“大概一百美金吧。”我说。他把钱拿了回去，塞进了裤子口袋。

　　他们似乎认准了我带着GPS，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出来，却找到了我的耐克腕表。哈利德将表放在耳边，好像在检查是否有滴答声。然后他拿了一块锋利的石头，将表砸了个粉碎，接着又砸了那些碎片。

　　“这只是我的手表，不是GPS。”我愤怒地看着他，他却自顾自地继续搜包，然后拿出了我新买的佳能傻瓜相机。这部相机还很新，两个月前还跟着我去北京奥运会采访。我看着他们把相机从相机包里拿出来，打开了开机按钮。

　　“照相机。”沙菲尔格拉说道。他很骄傲自己知道如何用英语说这个词。

　　他们一边翻看着里面的照片，一边问我“这是谁？”“这是哪里？”“他们在干吗？”

　　哈利德用相机指了指我，示意沙菲尔格拉坐到我旁边，然后为我们照了一张相。接着沙菲尔格拉捡起了他的枪，指着我的头，说了几句普什图语，大笑了起来，只听“咔嚓”一声，哈利德拍下了这个画面。

　　他们换了位置，哈利德告诉沙菲尔格拉按哪个键，然后便拿着枪指着我的头。

　　“别这样。”我说，“这样不好。”他们大笑起来。“而且也没什么好笑的。”

　　这时，从我的裆部传来了一阵哔哔声。

　　“那是什么？”哈利德说，“你有GPS！”

　　“没有，”我骗他们道，“是你的电话在响。”我指了指他的口袋。

　　哔。哔。哔。

　　“什么东西？在你口袋里！给我！”哈利德生气了。我别无选择，只能将备用电话从裤子里掏出来，交给了他们。

　　你骗我！”哈利德说，“你说你没有GPS。”

　　“没骗你，这是手机。我忘了还带了一个备用的。”

　　他一把从我手中夺过了我的蓝白诺基亚，拿出了电池和SIM卡，一起放在了口袋里。

　　“你口袋里还有什么？”他命令道。

　　“没什么了。”我又说谎。

“我要看。”他把手伸进我的口袋掏了一遍，又掏了掏另一个口袋，拿出了一串十年玫瑰经念珠。这是我在意大利买的，当时我和女伴在托斯卡纳区参加朋友莫琳的婚礼。这串玫瑰经是由玫瑰花瓣做的，以前还有玫瑰的味道，但现在香味早已消失了。我对宗教并不狂热，但也信奉天主教，所以一直将这串玫瑰经念珠放在右边裤子口袋里。梅丽莎，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到它。哈利德将珠子扔给沙菲尔格拉，他拿到珠子后随手扔在了地上。

　　“让我带着这个吧。”我说着，伸出了手。沙菲尔格拉将珠子捡了起来，还给了我。我赶紧塞回口袋。

　　“起来。”哈利德命令道。他用普什图语对沙菲尔格拉说了什么，然后那卷发男子便拿枪指着我，推搡着我往前走。我们不停地向山顶走去。我估计我们在往西走，因为太阳开始朝那个方向下沉。没走多久，就听到远处传来了声音。

　　“嘘，停下！坐下！”哈利德命令道。

　　沙菲尔格拉和我一起坐了下来。哈利德打开AK步枪的扳机走开了。

　　“饼干？”沙菲尔格拉打开了另一盒夹心饼干，拿了四个，然后将盒子递给了我。我拿了一片，大口咀嚼起来。和饥饿相比，口渴更让我无法忍耐，但汽水瓶已经空了。

　　哈利德很快回来了。两人交流了几句，然后哈利德拿出了他的手机。他四处走动，收到信号后拨了一个电话。我隐约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焦躁的男人的声音。挂了电话后，哈利德又拨了一个电话。第二通电话只持续了几秒钟。

　　沙菲尔格拉又摸出了香烟，拿着烟盒朝我晃了晃。我说不要。哈利德拿了一根，两人都点了火。

　　“起来。”他命令道。我们三人继续赶路。

　　太阳西沉。我们到达山顶时，山上吹起了冷风。

　　“你冷吗？”哈利德问我。

　　我点了点头。他脱下了那件足足大了两个号码的黑色外套，披在我的肩上。我个子小，那外套对我来说实在太大了，不停地滑下来。他示意我穿上。我找不到袖口，他看着，叹了口气，不耐烦地抓起我的左臂往袖子里塞。我的右臂仍旧绑着头巾。他提起了右边的袖子，我小心翼翼地将手臂套了进去。

　　“行了吗？”他问。我点了点头。我们朝山下走去。天气很冷，天空呈现出一片缤纷，有粉色，有紫色，还有蓝色，就像一幅绝妙的油画。我看到四周群山环绕，左边还有一条小溪。过了一会儿，一片山石嶙峋的土地映入眼帘，美得不像话，我不禁屏住了呼吸。鸟儿在上空盘旋着，偶尔俯冲下来啄一口长在山腹的高草。

　　“这是在哪里？”我问，“这座山叫什么名字？”

　　“你不用知道。”哈利德说。我知道他不会告诉我，因为他不希望我知道我们在哪里或者去哪里。我们又走了一个小时。黄昏降临了，我又感到有些晕眩。

　　“停在这儿。”哈利德拿出了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又是普什图语，真希望能听得懂。沙菲尔格拉又给了我一支烟，这一次我收下了。火柴受潮了，划不出火来，他一根接着一根使劲划着。最后，我拿过火柴盒，取出了两根，并在一起对着盒子侧面划了一下，两根都燃起来了。我将三支烟全部点燃后，给他们递了两支。我吸了一口，感到一阵头晕。

　　自我第一次抽烟已过去一年多了。我第一次去阿富汗采访时溜出了坎大哈机场的主基地，去了前线指挥阵地马森嘉。当时气温高达55℃，我们睡觉工作的帐篷里没有空调，也没有风，闷热的空气重重地笼罩在帐篷里。我的摄影师赛特?南德尔一到阿富汗就开始抽烟，当时我们正等着与士兵一起出任务，于是赛特便与《国家邮报》的摄影师理查德?乔纳森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我发誓不抽烟。除了众所周知的理由外，还因为我是一名赛跑选手，吸烟会影响我长跑的水平。在闷热的帐篷里吸二手烟实在让人无法忍受，于是我去了对面士兵们住的普通营地，至少那个帐篷的门是开着的。

　　结果我发现，所有的士兵都吸烟——至少我周围的人都吸烟。有人递给我一支烟，于是我抽上了人生第一支烟。在接下来六个月的采访期间，我的烟瘾很大，香烟时刻不离手。但我一坐上飞回加拿大的航班，就戒烟了。自那以后，我一口都没有抽过。

　　当我们快抽完最后几口烟时，沙菲尔格拉又拿出了一根。

　　“我们停在这儿干吗？”我问。

　　“等。”哈利德回答道。

　　“等什么？”

　“你喜欢摩托车吗？”他问。

　　“啊？”我不确定他到底问了我什么。

　　“摩——托——车。”他一字一顿地说，好让我听明白，“你骑吗？”

　　“以前骑，怎么了？”我回答道。

　　“我们等摩托车。”

　　我不明白。“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去我家。”他说，“我家很不错，你会喜欢的。”

　　我问他家里是否有家人，是母亲还是父亲。

　　“我女朋友。”

　　“你女朋友？”我重复了一遍。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不杀你，我们只要钱。”我当然知道他们要钱。

　　“你们要多少钱？”我问道。我开始和他们一样说起蹩脚的英语。

　　哈利德又点了一支烟。“两个人。上次我们绑了两个人。德国人和英国人。我们拿到了……怎么说……一千……”

　　“一千美金？”我问。

　　他心算了一下。“一百万……”

　　他从我的背包里拿出了笔记本，写了一个“1”，然后在后面加了五个“0”。

　　“十万美金？”我说。

　　“是的，每个人。”

　　“你想从我身上得到这个数？”我说，“十万美金？”我的心沉了下去，看来我无法指望我的熟人或者其他什么人与这些人进行谈判了。我曾听说有的人质挟持者会向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勒索数百万美金。

　　哈利德凑近了盯着我，就好像在研究我的脸。“不，你，我们也许要双倍，二十万美金。”

　　“你会杀我吗？”我希望能得到保证。

　　“不会，我不杀你。”

　　“你保证？”我问。

　　“是的。”

　　“我们握手成交吧。”他接过我伸出的双手，紧紧握住。

　　“我不杀你，我保证。”

　　我握着他的手不放，直到确定他是认真的，才松开手又要了一支香烟。正在全神贯注抱着电话发短信的沙菲尔格拉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和火柴一起递给了我。

　　我点燃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在尼古丁的作用下，我鼓起勇气，问哈利德能否将他的手机借我一用。

　　“你要打给谁？”哈利德回答道。

　　“朋友。”

　　“为什么？”

　　“让他知道我没事。他一定很担心我。”

　　“男朋友？”

　　“是的，就打一个电话，他会很担心的。”
　  
　　哈利德与沙菲尔格拉用普什图语商量了一会儿。

　　“好吧，就一个电话。”

　哈利德把那只被我藏了起来但发出哔哔声的电话重新组装好后递给了我。我看到一条短信，是保罗发来的。保罗?沃克曼是加拿大电视台的记者，我们自去年在坎大哈相遇后，便相恋了。“你怎么样了？”短信这样写道。看来他已经知道了我发生的事。我颤抖着双手，从快速拨号菜单上找出了他的电话。嘟——嘟——

　　“你好，我是保罗。”

　　“嗨，保罗，是我，我没事，别担心，我没事。”

　　“你在哪里？”

　　哈利德对我打了个手势。“告诉他你和塔利班在一起。”

　　“我和塔利班在一起，”我对着电话说，“但我没事。”

　　“上帝啊，梅丽莎。”

　　“没事，我很好。”

　　保罗问我是否知道自己在哪里，我的劫持人是否在听我们的对话。

　　“他们在听。他们对我很好。有一个很好的人在照顾我，他叫哈利德，他想要和你说话。”

　　这时，哈利德接过电话。“你好，一切都很好，她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照顾她。”突然，他的脸色一变，匆忙挂上了电话。他把电话拆开，放在胸前的口袋里。

　　“怎么了？”我问道。我讨厌还没说再见就被掐掉电话。我不敢想象此时保罗脑海里会想些什么。

　　他指了指天空。“飞机，在追踪我们。”简直是偏执狂，我想。我隐约听到模糊的隆隆声，但绝对不是在我们附近，过了几分钟，那声音就消失了。

　　“我还没有和他说再见。”我说，“能再打一个电话吗？”

　　“不行，只能一个。”他回答道。  

　　“求求你了！再打一个，补句再见而已，求你了！”

　　哈利德看着我，叹了口气。他从口袋里摸出了电话配件——电池、SIM卡、后盖。他装好后把手机递给了我。我拨了保罗的电话。

　　“我是保罗。”

　　“又是我。我只是想说一句再见。”

　　“什么？”

　　“我之前没有说嘛。我没事，他们对我很好，别担心，他们只是要钱而已。”

　　“要多少钱？问问他们，我们把钱送到哪里？”保罗说。信号断断续续，我没想到的是，这里竟然能打手机——毕竟，这里是阿富汗，而且我们在山里。

　　哈利德打断了我。“说再见，立刻。”

　　“我得挂了，再见，保罗。我没事，他们对我很好。”

　　“替我谢谢他们没有为难你。”

　　“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说。

　　“没有什么可抱歉的。”他回答道。

　　“再见。爱你。”

　　“我爱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