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历史省思：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9:57:55
历史省思：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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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自天津前往北京，白河上的平底帆船队。这些船来自当地百姓，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华勇营”出面征集而来，每艘船上大约5-6名中国船夫。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拍摄
中评社北京10月13日讯／“带路党”一词近来颇为流行，不但常见于国内网络纸媒，亦曾引起外国媒体“关注”。揆诸历史，更有人惊讶发现：八国联军侵华时，已有不少中国民众充当前驱。此类“带路党”，究竟该如何理解？
联军侵华时，主要有三类“带路党”
概括而言，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大致有三类：一般民众、特殊教民和华勇营。
一般民众选择给联军“带路”，或与本国官兵团民之暴行有关，或利益驱动受其雇用
著名报人、《时务报》创始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曾记载了两个普通民众给联军“带路”的案例。一件发生在联军入北京城之后：“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有拳匪余孽匿翠微（山），居焰光（寺）者居多，灵光（寺）次之。拳匪无所得食，则以近村富人韩姓至，勒出万金。韩请减，不许，竟杀之。韩之妻子拟控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径入城控诸洋人较佳，则果以兵队至寺前，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一排，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查义和团确曾一度在焰光寺、灵光寺设坛盘踞，两寺也确曾毁于联军之手。汪氏此说，大概不虚。
另一案例发生在联军攻击通州之际：“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是时余在申，见南京人丁二仲，其兄为营中文案，亦死是役。”——汪氏这段记载，或许不确。联军进入通州时，中国守军早已尽数逃走，当不至于有“带路党”引领联军对守军“围而歼之”之事。但中国守军在撤退前，对通州内外的大肆掠略，确曾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度反感，当地民众亦确曾将这种反感诉诸敌军。俄国《新边疆报》战地记者德米特里.扬切韦次基曾参与此役，据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记载：
http://www.zhgpl.com/crn-webapp/ ... d=0&docid=102785195历史省思：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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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军自天津前往北京，白河上的平底帆船队。这些船来自当地百姓，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华勇营”出面征集而来，每艘船上大约5-6名中国船夫。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拍摄
中评社北京10月13日讯／“带路党”一词近来颇为流行，不但常见于国内网络纸媒，亦曾引起外国媒体“关注”。揆诸历史，更有人惊讶发现：八国联军侵华时，已有不少中国民众充当前驱。此类“带路党”，究竟该如何理解？
联军侵华时，主要有三类“带路党”
概括而言，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大致有三类：一般民众、特殊教民和华勇营。
一般民众选择给联军“带路”，或与本国官兵团民之暴行有关，或利益驱动受其雇用
著名报人、《时务报》创始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曾记载了两个普通民众给联军“带路”的案例。一件发生在联军入北京城之后：“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有拳匪余孽匿翠微（山），居焰光（寺）者居多，灵光（寺）次之。拳匪无所得食，则以近村富人韩姓至，勒出万金。韩请减，不许，竟杀之。韩之妻子拟控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径入城控诸洋人较佳，则果以兵队至寺前，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一排，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查义和团确曾一度在焰光寺、灵光寺设坛盘踞，两寺也确曾毁于联军之手。汪氏此说，大概不虚。
另一案例发生在联军攻击通州之际：“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是时余在申，见南京人丁二仲，其兄为营中文案，亦死是役。”——汪氏这段记载，或许不确。联军进入通州时，中国守军早已尽数逃走，当不至于有“带路党”引领联军对守军“围而歼之”之事。但中国守军在撤退前，对通州内外的大肆掠略，确曾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度反感，当地民众亦确曾将这种反感诉诸敌军。俄国《新边疆报》战地记者德米特里.扬切韦次基曾参与此役，据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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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10-13
联军自天津前往北京，白河上的平底帆船队。这些船来自当地百姓，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华勇营”出面征集而来，每艘船上大约5-6名中国船夫。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拍摄
中评社北京10月13日讯／“带路党”一词近来颇为流行，不但常见于国内网络纸媒，亦曾引起外国媒体“关注”。揆诸历史，更有人惊讶发现：八国联军侵华时，已有不少中国民众充当前驱。此类“带路党”，究竟该如何理解？
联军侵华时，主要有三类“带路党”
概括而言，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大致有三类：一般民众、特殊教民和华勇营。
一般民众选择给联军“带路”，或与本国官兵团民之暴行有关，或利益驱动受其雇用
著名报人、《时务报》创始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曾记载了两个普通民众给联军“带路”的案例。一件发生在联军入北京城之后：“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有拳匪余孽匿翠微（山），居焰光（寺）者居多，灵光（寺）次之。拳匪无所得食，则以近村富人韩姓至，勒出万金。韩请减，不许，竟杀之。韩之妻子拟控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径入城控诸洋人较佳，则果以兵队至寺前，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一排，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查义和团确曾一度在焰光寺、灵光寺设坛盘踞，两寺也确曾毁于联军之手。汪氏此说，大概不虚。
另一案例发生在联军攻击通州之际：“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是时余在申，见南京人丁二仲，其兄为营中文案，亦死是役。”——汪氏这段记载，或许不确。联军进入通州时，中国守军早已尽数逃走，当不至于有“带路党”引领联军对守军“围而歼之”之事。但中国守军在撤退前，对通州内外的大肆掠略，确曾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度反感，当地民众亦确曾将这种反感诉诸敌军。俄国《新边疆报》战地记者德米特里.扬切韦次基曾参与此役，据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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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10-13
联军自天津前往北京，白河上的平底帆船队。这些船来自当地百姓，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华勇营”出面征集而来，每艘船上大约5-6名中国船夫。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拍摄
中评社北京10月13日讯／“带路党”一词近来颇为流行，不但常见于国内网络纸媒，亦曾引起外国媒体“关注”。揆诸历史，更有人惊讶发现：八国联军侵华时，已有不少中国民众充当前驱。此类“带路党”，究竟该如何理解？
联军侵华时，主要有三类“带路党”
概括而言，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带路党”，大致有三类：一般民众、特殊教民和华勇营。
一般民众选择给联军“带路”，或与本国官兵团民之暴行有关，或利益驱动受其雇用
著名报人、《时务报》创始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曾记载了两个普通民众给联军“带路”的案例。一件发生在联军入北京城之后：“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有拳匪余孽匿翠微（山），居焰光（寺）者居多，灵光（寺）次之。拳匪无所得食，则以近村富人韩姓至，勒出万金。韩请减，不许，竟杀之。韩之妻子拟控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径入城控诸洋人较佳，则果以兵队至寺前，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一排，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查义和团确曾一度在焰光寺、灵光寺设坛盘踞，两寺也确曾毁于联军之手。汪氏此说，大概不虚。
另一案例发生在联军攻击通州之际：“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是时余在申，见南京人丁二仲，其兄为营中文案，亦死是役。”——汪氏这段记载，或许不确。联军进入通州时，中国守军早已尽数逃走，当不至于有“带路党”引领联军对守军“围而歼之”之事。但中国守军在撤退前，对通州内外的大肆掠略，确曾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度反感，当地民众亦确曾将这种反感诉诸敌军。俄国《新边疆报》战地记者德米特里.扬切韦次基曾参与此役，据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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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美军在天津雇用的独轮车车队，日薪20美分。星条旗下，即美军军需总部。右图：中国教民登船逃离天津。虽有不少教民愿为联军提供情报服务，但据宝复礼披露，“北京获得解救之前，（向使馆传递信息）出到一千英镑，但都被拒绝了，因为很多企图递送信息的人都被杀死了”。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拍摄。
“（从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庄里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们，东门(总共三个门)是关闭的，前一天从通州逃出来的中国官军驻扎在北京南边一个叫做南海闸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军队。其他的村民告诉说，京都已完全没有中国官军。中国的农民从事着和平劳动，他们抱怨着遭到自己国家士兵的抢劫，他们倒水给我们喝，对我们十分恭顺。侦察队收集到这些情报后就往回走，……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中国农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村民们用茶水款待我们，并要我们送一些俄国旗给他们。”
此外，亦有民众为利益驱动，而受联军雇用。如自天津到北京，白河上用以运输物资的帆船队，即是在联军半笼络半胁迫下，由中国船主和船夫组织起来的。
中国教民是给联军“带路”、“搜集情报”的主要力量
联军侵华，以义和团运动为大背景。而义和团运动之大背景，乃中国教民挟洋人之威，于中国传统基层权力结构中另树一帜，造成教民与非教民在具体利益冲突博弈中之不平等。此中逻辑，即便是镇压义和团最力者之袁世凯，亦未曾回避，袁氏曾奏称：义和团之兴起，“实由民、教积怨构成”。如此，当不难理解，何以不少中国教民会积极为八国联军“带路”。
美以美会的英国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当年曾担任侵华联军的谍报部情报官。在其回忆录《京津随军记》中，有许多关于中国教民充当“带路党”的记载。譬如：
“一个时期，当租界陷于危险绝望的关头，由于射来的炮弹用的是无烟火药，因此找不到炮位。有两个人，一个是年老的中国传教士，另一位是他的儿子，自告奋勇去城里侦察大炮的位置，然后回来报告。另外两个人，通过义和团防线到大沽去把我们的急迫要求报告给海军司令们。一个被捉着投入了海河，另一个也再没有回来。五十个改信基督教的人们，为英国十二磅海军大炮运送炮弹，他们把大炮从一个炮位拖到另一个更有利的炮位，有两次，在敌人重炮轰击之下，炮弹在他们的头上飞过，枪弹在他们的周围嘶鸣，而他们却勇敢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冷静地听从指挥，象是一些毫不怕死的人。他们应当赢得保护，受到无限量的赞美。……牒报部负责为每天的行军准备一张以一英里等于一英寸为比例的地图。图上画着每个村庄和道路，还加上很多侦察员所能得到的情报，如大炮的位置，敌人的战壕，实际上，这地图对指挥官来说就如一张航海图对一个船长一样的重要了。除地图之外，还要写一份对明天行军的说明，说明敌人的大约人数和位置，道路和道路的情况。每位指挥官都有了一份地图和说明之后，部队才准备出发。在我们出发之前，两个教徒学生就已作为侦察员活动了五天了。……这类日常工作天天都在做，而象那样得到的情报则除了借助这些中国基督徒侦察员的帮助之外，是无法得到的。”
参与围攻天津、通州、北京等役的英军“华勇营”。英国军官巴恩斯观察到：联军紫禁城阅兵时，“华勇营”士兵“脸上充满了鄙夷与不屑和一种非常糟糕的表情”。这种复杂表情究竟该如何解读？可惜没有任何一个“华勇营”士兵留下只言片语。
最有名的“带路党”，无疑是直接参与攻击中国的“华勇营”
若要论及联军侵华时最有名的“带路党”，毫无疑问应该是来自威海卫的“华勇营”。 宝复礼一度对联军中的这群中国人感到很好奇：“威海卫军团负责英军所捉到的俘虏。奇怪的是看到这些由中国人所组成的英国军队同他们自己本国人进行作战。……最有趣的，是来自威海卫的英属中国联队手里端着上刺刀的枪，跟在中国俘虏后面，像是得意洋洋的样子。”宝复礼无法理解这些中国人为什么愿意和自己的国家作战，他勉强找到一种解释：“如果他们是来自一个省，他们可能会拒绝同他们作战。但是，他们是山东人，与这京师所在省份的我们的敌人毫无共同之处。”
“华勇营”实际上是英国强租威海卫之后，招募的中国雇佣军。该部队之筹划始于1898年，1899年正式成军。该部初始编制有七个连，步兵连、骑兵连、长枪连、机枪连以及炮队、军乐队、卫生队一应俱全。共有军官、士兵534人，并配备有精通英语的翻译人员。其中，所有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这些军官，“自华勇营创立之日起就和他们在一起，在招募到第一个新兵前就已经抵达威海卫了。这些军官都可以说汉语并且都已经通过了测试，他们比任何一个欧洲人都深谙中国人的内在性格和等级观念。”华勇营配备的武器，是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到马克西姆机枪。其训练参照英国正规军，英国军官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非常遵守纪律，而且十分自律；他们非常强壮，而且十分坚忍，具有良好地抗疲劳和承当艰苦工作的能力；而且，他们各个都是射击高手，几乎环环击中；他们很好养活，他们似乎对食物没有什么要求，不论是什么，只要是能吃的，他们唯一关心的是食物的数量。”所有士兵签约三年，经其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
华勇营早期，主要承担威海卫地区的保卫工作。如驱散当地反英集会、镇压当地反英暴动等。1900年华勇营曾射杀当地民众10余人，酿成威海惨案。联军侵华给了威海卫的英国军官们将华勇营编入英国正规军建制的机会。按英方的报道，似乎华勇营自身也非常希望被派往前线：“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威海卫的华勇营强烈要求被派遣到前线去，因为他们在大英帝国的国旗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命令迟迟没有下达，于是不满开始在士兵当中蔓延。最后，当局终于决定给这个新的军团一次机会，当接到这条命令的时候，威海卫的所有人都兴高采烈！”稍后，华勇营即被编为“中国第一军团”，向北京进发。在天津，该部“从南门第一个冲进了天津的围城，成为最后总攻中占领天津城的英国军队的唯一代表”；在老龙头火车站，这些中国籍雇佣兵和清廷的部队在车厢内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在去北京的路上，他们利用自身的种族优势，“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且“施加了点温柔的压力”，出色地在短短几天内为联军征集了上百艘平底帆船和相应数目的水手、船夫；攻陷北京后，中国军团的主要任务改为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并参加了联军组织的“紫禁城阅兵”；……概而言之，“华勇营”在联军侵华过程中的表现，正如当年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所说的那般：“对于这一支新建的团队的表现，事先纷纷臆测，而且，由于叫他们跟自己的亲友作战不免有些不公平与苛刻，有些人真是相当担心。但是，不能怀疑的却是，不管是不是跟亲友作战，他们只要有打战的机会，就打得很好。”英国陆军部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军徽以资表彰，亦可见其基本表现。
这种老调重弹，在具体教学科目的章程规定里，表现得更加露骨。以历史教学为例，《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教学）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教学）其要义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如此念念不忘地强调“本朝仁政”、“ 本朝列圣德政”，恍若没有爱新觉罗，天下万民就没了活路一般。此等陈腐论调，对底层民众能产生何种效应，自然可想而知。
之所以举三元里民众抗英与义和团之兴起两例，乃旨在说明：民众有天然地为自身之共同利益、共同文化而抵御外敌之本能。此种本能早已觉醒，并不待知识分子为其灌输民族主义意识。换言之，“民族主义”在近代，诚然有过莫大的救亡作用；但其终究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非承载共同利益、共同文化的唯一载体。也就是说：“民族认同”并不是解决“带路党”问题的唯一办法。
清廷没有意识到，“政体认同”同样能够助其收拾民心
诚然，清廷以其满洲之敏感身份，忌讳提倡“民族主义”，乃是情理中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当日，除了重弹“忠孝为本”之老调外，再无收拾民心的办法。须知“民族认同”之外，尚有“政体认同”。慈禧曾对曹汝霖感叹“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曹汝霖亦曾回答：“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曹氏说：“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这番话所讲的，其实就是“政体认同”对收拾民心的关键作用。
可惜的是，慈禧的感叹没有换来真正的反思。清末十年新政，朝野终于还是为“立宪”二字打得头破血流，究其原因，无非是朝廷欲效仿扩张君权之日式立宪；士绅欲效仿扩张民权之英式立宪。所谓“政体认同”终成泡影；辛亥一役，支撑清廷数百年统治之“士绅”，亦做了革命的“带路党”，成为策动各省独立最关键的力量，清廷遂土崩瓦解。
结语
观清末朝野解决“带路党”问题之得失，可知时代之变迁，必有草蛇灰线。
诚然，清廷以其满洲之敏感身份，忌讳提倡“民族主义”，乃是情理中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当日，除了重弹“忠孝为本”之老调外，再无收拾民心的办法。须知“民族认同”之外，尚有“政体认同”。慈禧曾对曹汝霖感叹“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曹汝霖亦曾回答：“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曹氏说：“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总理，或由钦派，或由国会选出再钦命，都规定在宪法，总理大臣有一切行政权柄，即为行政的中心。可是总理大臣，不能做违背宪法的事，若有违宪之事，国会即可弹劾，朝廷即可罢免，另举总理。若是国会与政府的行策，不能相容，政府亦可奏请解散，另行选举。所以这个办法，各国都通行，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臣故以为立了宪，开了国会，为团结的中心，一切行政，都可顺利进行了”——这番话所讲的，其实就是“政体认同”对收拾民心的关键作用。
可惜的是，慈禧的感叹没有换来真正的反思。清末十年新政，朝野终于还是为“立宪”二字打得头破血流，究其原因，无非是朝廷欲效仿扩张君权之日式立宪；士绅欲效仿扩张民权之英式立宪。所谓“政体认同”终成泡影；辛亥一役，支撑清廷数百年统治之“士绅”，亦做了革命的“带路党”，成为策动各省独立最关键的力量，清廷遂土崩瓦解。
结语
观清末朝野解决“带路党”问题之得失，可知时代之变迁，必有草蛇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