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F2020的“藏南也许只能留在历史记忆里了！”贴子， ...

第一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是遵守这一原则的。中国同缅甸的关系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始终是尊重缅甸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中国没有，也不应该有领土的要求。中国同十二个国家接壤，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次谈不好，就再谈，不能超越现状。

自卫反击战的目标不是收复藏南，而是反击印度在边境的挑衅。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对在清末中国衰退时各个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新中国同周边邻国划分边界的大致方针政策其基本上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周恩来利用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机会表明了其政府的态度：　我们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改变这种作法。周恩来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声明某些段落尚未划定，需要鉴别。接着是维持现状的协定，双方严格维持现状，如果发生超越边界的事情，应立即承认并予以纠正。第二，他期待着未来的谈判，并且保证中国将只能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领土争端。最后，他警告说中国将不会容许任何其它办法，含意是如果邻国使用武力则会以武力回答。中国在此后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贯地并且严格地执行了周恩来制定的政策，并取得明显的，现在近乎完满的成功。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和老挝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边界条约。现在谈判在有序地进行：同越南，并且在新德里允许的程度上，同不丹；至于俄国和前苏联的中亚各国，谈判已经完成，除对几个具体地点的争执尚未解决需留待将来尚未确定的日期予以解决而作出防止误解的说明外，已达成（双方）同意的边界。在三种情况下，“和平方法”为武装力量所取代：同印度，苏联和越南。其实在1960年中国与缅甸的边界划分也牵涉到“麦克马洪线”，在周恩来的主导之下，双方在尊重历史和现状的情况之下划分了边界，中缅边界的划分基本是沿“麦克马洪线”所划分的。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中印发生边界磨擦后，为解决边界问题。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第四次访问印度（尼赫鲁任总理时只访问过中国一次），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提议以尊重边界现状为基础，在东西两段边界上以互谅互让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讲得相当清楚：“让东不让西—中国放弃在东线对藏南的领土要求、在西线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对此，尼赫鲁却表示：“边界问题上不存在物物交换”。他将边界东段已占的9万平方公里地区视为既得利益，对西段印军从未进入过的3万平方地区还继续索要，对此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同意，于是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1979年2月，印度外长瓦杰帕依访问了中国，邓小平在接见他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世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解决”。针对中印边界争端，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当年确定的方针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向瓦杰帕依提出：中国在东段让，印度在西段让。邓小平同时还表示说，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达不成协议，让下一代人解决。中国的态度自周恩来在1960年高峰会议上首次阐明以来从未改变。自那时以来一次最为明确的阐述是1981年邓小平在接见一批印度评论员时简结地作出的：中国从未要求归还为旧殖民主义者非法并入侵印度的全部领土。中国建议双方都在实际控制边界线的基础上作出让步，中国在东段，印度在西段，以使中印边界问题在一揽子计划中予以解决。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政府有达成各以各实际控制线为准的边界划分准则的意图，但遭到西藏代表的否决：西藏代表认为达旺是风流活佛”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故乡，西藏驻军代表认为放弃藏南不可取，西藏人民的心中不能接受达旺成为印度领土。于是中国最高当局将中印边界划分一事搁浅下来。此种情况一直拖到今天。

“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在三门峡市西南方，距离市区90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里，村支书张大万(化名)笑嘻嘻地对市里来的驻村工作队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