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事实孤儿”：社会的暗角之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23:31:42
http://china.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3-08/4262721.html
有时候你听不到，但不等于没有人在呻吟。
2013年8月5日，广东省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郑俊钦给《南风窗》特约记者展示了一叠厚厚的名单，上面每一行，都是一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信息。简单的信息，但却触目惊心。
他们大多处于上小学或初中的年纪，无父有母，但母亲都已失踪，少部分双亲尚在，或者一方尚在，但都没有劳动能力，有的还有严重的精神病。
按照国家对孤儿的定义，他们不是孤儿。媒体将这个人群简化称呼为“事实孤儿”，不过他们的处境，远比孤儿更艰难，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甚至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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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社会的一个暗角，站在光亮处的人们看不到里面上演着的痛苦挣扎，然而这个社会始终还是要去面对。
他们的父亲是英雄
从汕头市区去雷岭镇的路，坑洼崎岖，颠得人五脏翻腾，一如刘晓虹、刘晓华、刘晓文仨姐弟不幸的人生。
南溪村，一个算不上贫穷的村子，一半以上的房屋都是坚固的三四层小楼。刘氏三姐弟住在其中一幢白色的3层小楼里，那是他们的家，但那是伯父和伯母的房子。他们自己的房子，是村子后面一幢破烂的平房。
2004年，大姐刘晓虹9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刘木海见到同村一名儿童掉入池塘，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施救。孩子推了上来，但已经死亡，刘木海筋疲力尽，沉入池中去世。
如今，晓虹已经18岁，她说已经记不住父亲和母亲的样子。
“不记得了？你爸爸送去火化的时候，我就在你旁边，叫你跪下给爸爸磕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40多岁的堂兄、南溪村支部副书记刘锦在旁边多次追问，晓虹还是腼腆地笑着摇头，问得急了，就回答说：“有一点点。”16岁的晓华和12岁的晓文，对于父母更是没有任何印象。
晓虹面对记者，偶尔还回答几句，而晓华、晓文虽然也态度友善，但基本上一语不发。刘锦说，可能是因为父亲去世的阴影长期笼罩，造成这3个孩子性格都极其内向，平时基本不说话。
刘锦对晓虹还能不能记得死去的父亲的追问，让旁边的记者都感觉窒息，但晓虹一直保持着一种令人心酸的微笑。
刘锦认为没什么好忌讳的，孩子们心理上始终要过这道关。“你们没什么好自卑的，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英雄，是全社会都要尊敬的人，你们去到哪里都可以抬头挺胸。”
晓虹低着头，然后，点了一下头。
晓华和晓文都出去了，婶婶去把他们找了回来。相处的20分钟里，姐弟俩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连一个“嗯”都没有。
失踪的母亲
刘木海去世以后才一个月，其妻就突然失踪，至今杳无音信。刘锦说，肯定是改嫁去了，当时人刚死，我们就料到会这样，所以我开导她，说你应该考虑一下招一个上门女婿，一起抚养这几个孩子长大，长大之后也有个依靠。“她当时已经结扎了，改嫁也生不了孩子，这些情况我都是跟她分析过的，但是没用，突然人就不见了。”
在基金会那份拟自助名单中，父亲死去、残疾或者重病之后母亲失踪的情况，在627个孩子中至少占90%。
母亲的狠心，成为这些孩子陷入困境的共同原因。而这些不幸的家庭，大多原本就十分贫穷，所以母亲大多是来自外地更贫穷的地方，甚至有一部分是来自越南。这些外地媳妇，一直比较难以融入潮汕这个以特异的地域文化著称的地方，一旦失去丈夫，便失去了所有精神支撑。
这些失踪的母亲，基本没有一个再回头的，孩子们事实上就是无父无母。然而因为母亲还活着，他们不能被认定为孤儿，也就得不到来自政府的帮助，大部分处于艰难挣扎、自生自灭的处境。
晓虹他们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至少还有伯父伯母。刘木海的哥嫂刘木清夫妇，把孩子们接到了自己家中，当成亲生儿女一般抚养。刘锦说，木清叔叔和婶婶，当之无愧是一对伟大的夫妻。他们原本生活也不富裕，夫妻俩靠种荔枝为生，因为价格和天气都变动不居，某些年能赚钱，某些年则亏得血本无归，而且他们自己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不过对于晓虹姐弟，他们从无怨言，视同己出。
刘锦的生活状况好一些，在村里还开了一家工厂，生产手电筒线路板。多年来，他也不停地接济着3个孩子。“我和他爸爸是一个院子长大的，在村子里最要好，我一定会做我所能做的。”
其他许多“事实孤儿”，也是靠亲戚或者邻居的接济过日子，但大多没有刘木清夫妇这么好的亲戚。有的七八岁的孩子，一天只有两顿饭吃，而且常常是酱油拌饭。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会长张泽华说，在现场看到他们的处境，“心里实在是难受啊”。
被揭开的幕布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由一些从机关岗位退下来的老干部牵头组织，他们凭借自己以往积累的人脉资源，“端着碗四处乞讨”，去向汕头企业家筹集公益资金。在去年8月份之前，他们所作的事情和大多数民间公益组织一样，扶贫、助教、关注福利院的儿童……
2012年8月份，基金会着手做一项叫做“恤孤圆梦”的活动，然而深入基层之后，他们偶然发现了“事实孤儿”这样一个群体。村里、社区反映，这些儿童的处境，远比孤儿要艰难得多，基本得不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救助。其中状况最好的，基层民政部门帮着办理了低保，每个月能领到300元，但“无人抚养”这一事实本身没有带来任何应有的关注。
就这样，这个社会的一个暗角，被汕头市公益基金会揭开了遮蔽阳光的幕布。该基金会确定，这些孩子是更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于是他们马上着手募集资金，准备尽全力去帮助他们。
基金会随即向汕头市民政局发了一个函件，希望能协助对这些孩子进行全市范围内的摸底。最后在民政部门帮助下，确定了627个孩子的名单。目前资金还在筹措，预计将在9月份向名单上的孩子按月发放200~300元的资助金，先期资助3年。
不过，基金会也清楚自身力量的有限。对这些孩子的帮助，最终要依赖政策层面，这是让他们脱离暗角的终极办法。所以汕头市基金会更希望用行动起到一个示范和呼吁的效果，让各级政府真正予以重视，同时也让更多的慈善机构看到真实的情况而采取行动。
“首先国家应该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个清晰的标准，就像给孤儿一个标准一样，这是制定政策的前提。”在郑俊钦看来，各级政府从现行法律的角度，确实没有义务必须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救助，救助不救助，全凭各地的意愿，为此，首先应该从国家层面进行系统的规范。
从去年开始，郑俊钦对任何有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消息都十分关注，他希望能看到政府重视的迹象。“一些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困境儿童的保障政策尚未落实。”在2012年10月2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到这样一句话，郑俊钦说，这表明至少政府知道有这样一群人。
几年前，国家曾下文给省一级政府，要求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全面摸查，广东省政府将这一文件也转到了各地市。不过一方面要求不够具体，仅仅是一份简单的通知，另一方面上面发文之后催促也不急，所以最终没有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若说官方完全不清楚这个群体的困境，从逻辑上以及种种迹象上都说不过去，因为许多村级组织一直都在积极向上反映情况。了解事实的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可能考虑到财政负担，或者不想增加新的工作量，而选择性地失明。
如果说袁厉害事件让全国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政策孤儿”的生存境况，那么南京江宁女童饿死事件则以一个极端惨烈的方式，告诫官方与社会应该积极关注“事实孤儿”的问题。
父母健在的“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个群体的情况十分复杂，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把他们装进去。作为曾经的汕头市委党校校长，一个严谨的学者，郑俊钦认为“事实孤儿”的民间叫法也不恰当，“事实孤儿”并不被认为是孤儿，最终无法用孤儿的相关约束条件去要求什么单位，什么人。
这是一个全新的，应该有新的制度专门照顾的群体，因此必须有规范的标准对他们的身份予以认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拿着基金会提供的名单，记者按图索骥敲开一扇扇门，五味杂陈的感觉也能反映其中的复杂性。
龙湖区新溪镇中三合村的谢佳涵，是一个刚满两岁的小女孩。她的整个家庭都很健全，爷爷、父亲、母亲都还健在。只是父亲患有精神一级残疾，母亲被车撞致腿骨粉碎性骨折，夫妻俩都丧失了劳动能力。目前他们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爷爷一个人身上，而爷爷能做的，也仅仅是往拜祭用的黄纸上贴上一层金色的薄膜，收取一点微薄得可怜的劳务费。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送去了4000元的慰问金，同时将小佳涵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资助名单中，这样的帮助，更像是针对爷爷而不是孩子—这正是“复杂性”所在。
爷爷似乎也感觉到了这层关系，他说，我认为我还能劳动，基金会的资助不应该要，不能要。
这位赤着膀子的干瘦老人，浑身的皮肤都是古铜色，脸上皱纹深刻，显示着一生的劳碌，然而他的眼神依旧十分坚毅。不过当他抬头望向天花板的时候，分明也能从眼光里读到令人悲凉的无助。
同样在新溪镇，西南村的谢冬纯已经读初一。她家的电话经常无人接听，因为拿着电话的父亲谢木青患了食道癌，已经无法发声。母亲陈丽粧患有精神病，曾经投水自尽被救，如今骨瘦如柴，多数时间也是躺在床上无法行动。冬纯还有一个上高二的哥哥和一个读中专的姐姐，但因为已经成年，无法纳入资助范围。
如果说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的行动有示范意义，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概念放得很宽，尽量地让更多陷于困境的孩子从中受益。
接过好心人送来的慰问金，谢木青表情复杂，因为无法说话，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上“谢谢”两个字。
给他们一个未来
晓虹现在在村里的一家手袋厂学习做环保袋，刚刚去了3天，还没有学会。她跟记者说，那些很熟练的工人，多的一个月能拿到4000元工资。她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高的收入，就可以帮伯父伯母减轻一点负担。因为伯母眼睛不好，现在全家的担子都在伯父一个人身上。
“多少钱？4000块？做梦吧，怎么可能呢！”刘锦在一旁泼冷水。他说，自己就是开工厂的，能不清楚吗？厂里的工人基本上一个月就拿1000多元。伯母也在旁边帮腔，说没有这么好的事，她说，还是去读书好，读多一点书，你将来就过得好一点。
虽然已经18岁，但晓虹还是在读初一。原来父亲不让她上学，所以上学前班还是父亲死后伯父送去的，当时已经9岁。上完小学，她不想继续念书，就跑到深圳去打了两年工。伯母觉得这样太荒废前途，又亲自跑了一趟把她带回来，继续念初一。现在，晓虹又不愿意去了。
“读不懂，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晓虹觉得，自己读书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妹妹和弟弟和她一样，成绩也很差劲，既然自己已经成年，不如早点挣钱让一家人过得宽裕一点。于是整个暑假，她都在和伯母、堂哥拉锯战，在读与不读之间争执。说不过大人，晓虹就低头不语。
伯母和堂哥都想尽力给这几个不幸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然而在全国各地，还有多少“事实孤儿”，并没有人去为他们的前景操心。
8月4日下午3时，12岁的晓文，在烈日下帮助伯父种黄豆，伯父犁开一条沟，他就往里点豆子，一下一下，节奏纯熟。
他的未来，是否也将随着豆子一起，种在这片深山的土地上？http://china.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3-08/4262721.html
有时候你听不到，但不等于没有人在呻吟。
2013年8月5日，广东省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郑俊钦给《南风窗》特约记者展示了一叠厚厚的名单，上面每一行，都是一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信息。简单的信息，但却触目惊心。
他们大多处于上小学或初中的年纪，无父有母，但母亲都已失踪，少部分双亲尚在，或者一方尚在，但都没有劳动能力，有的还有严重的精神病。
按照国家对孤儿的定义，他们不是孤儿。媒体将这个人群简化称呼为“事实孤儿”，不过他们的处境，远比孤儿更艰难，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甚至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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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社会的一个暗角，站在光亮处的人们看不到里面上演着的痛苦挣扎，然而这个社会始终还是要去面对。
他们的父亲是英雄
从汕头市区去雷岭镇的路，坑洼崎岖，颠得人五脏翻腾，一如刘晓虹、刘晓华、刘晓文仨姐弟不幸的人生。
南溪村，一个算不上贫穷的村子，一半以上的房屋都是坚固的三四层小楼。刘氏三姐弟住在其中一幢白色的3层小楼里，那是他们的家，但那是伯父和伯母的房子。他们自己的房子，是村子后面一幢破烂的平房。
2004年，大姐刘晓虹9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刘木海见到同村一名儿童掉入池塘，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施救。孩子推了上来，但已经死亡，刘木海筋疲力尽，沉入池中去世。
如今，晓虹已经18岁，她说已经记不住父亲和母亲的样子。
“不记得了？你爸爸送去火化的时候，我就在你旁边，叫你跪下给爸爸磕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40多岁的堂兄、南溪村支部副书记刘锦在旁边多次追问，晓虹还是腼腆地笑着摇头，问得急了，就回答说：“有一点点。”16岁的晓华和12岁的晓文，对于父母更是没有任何印象。
晓虹面对记者，偶尔还回答几句，而晓华、晓文虽然也态度友善，但基本上一语不发。刘锦说，可能是因为父亲去世的阴影长期笼罩，造成这3个孩子性格都极其内向，平时基本不说话。
刘锦对晓虹还能不能记得死去的父亲的追问，让旁边的记者都感觉窒息，但晓虹一直保持着一种令人心酸的微笑。
刘锦认为没什么好忌讳的，孩子们心理上始终要过这道关。“你们没什么好自卑的，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英雄，是全社会都要尊敬的人，你们去到哪里都可以抬头挺胸。”
晓虹低着头，然后，点了一下头。
晓华和晓文都出去了，婶婶去把他们找了回来。相处的20分钟里，姐弟俩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连一个“嗯”都没有。
失踪的母亲
刘木海去世以后才一个月，其妻就突然失踪，至今杳无音信。刘锦说，肯定是改嫁去了，当时人刚死，我们就料到会这样，所以我开导她，说你应该考虑一下招一个上门女婿，一起抚养这几个孩子长大，长大之后也有个依靠。“她当时已经结扎了，改嫁也生不了孩子，这些情况我都是跟她分析过的，但是没用，突然人就不见了。”
在基金会那份拟自助名单中，父亲死去、残疾或者重病之后母亲失踪的情况，在627个孩子中至少占90%。
母亲的狠心，成为这些孩子陷入困境的共同原因。而这些不幸的家庭，大多原本就十分贫穷，所以母亲大多是来自外地更贫穷的地方，甚至有一部分是来自越南。这些外地媳妇，一直比较难以融入潮汕这个以特异的地域文化著称的地方，一旦失去丈夫，便失去了所有精神支撑。
这些失踪的母亲，基本没有一个再回头的，孩子们事实上就是无父无母。然而因为母亲还活着，他们不能被认定为孤儿，也就得不到来自政府的帮助，大部分处于艰难挣扎、自生自灭的处境。
晓虹他们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至少还有伯父伯母。刘木海的哥嫂刘木清夫妇，把孩子们接到了自己家中，当成亲生儿女一般抚养。刘锦说，木清叔叔和婶婶，当之无愧是一对伟大的夫妻。他们原本生活也不富裕，夫妻俩靠种荔枝为生，因为价格和天气都变动不居，某些年能赚钱，某些年则亏得血本无归，而且他们自己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不过对于晓虹姐弟，他们从无怨言，视同己出。
刘锦的生活状况好一些，在村里还开了一家工厂，生产手电筒线路板。多年来，他也不停地接济着3个孩子。“我和他爸爸是一个院子长大的，在村子里最要好，我一定会做我所能做的。”
其他许多“事实孤儿”，也是靠亲戚或者邻居的接济过日子，但大多没有刘木清夫妇这么好的亲戚。有的七八岁的孩子，一天只有两顿饭吃，而且常常是酱油拌饭。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会长张泽华说，在现场看到他们的处境，“心里实在是难受啊”。
被揭开的幕布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由一些从机关岗位退下来的老干部牵头组织，他们凭借自己以往积累的人脉资源，“端着碗四处乞讨”，去向汕头企业家筹集公益资金。在去年8月份之前，他们所作的事情和大多数民间公益组织一样，扶贫、助教、关注福利院的儿童……
2012年8月份，基金会着手做一项叫做“恤孤圆梦”的活动，然而深入基层之后，他们偶然发现了“事实孤儿”这样一个群体。村里、社区反映，这些儿童的处境，远比孤儿要艰难得多，基本得不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救助。其中状况最好的，基层民政部门帮着办理了低保，每个月能领到300元，但“无人抚养”这一事实本身没有带来任何应有的关注。
就这样，这个社会的一个暗角，被汕头市公益基金会揭开了遮蔽阳光的幕布。该基金会确定，这些孩子是更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于是他们马上着手募集资金，准备尽全力去帮助他们。
基金会随即向汕头市民政局发了一个函件，希望能协助对这些孩子进行全市范围内的摸底。最后在民政部门帮助下，确定了627个孩子的名单。目前资金还在筹措，预计将在9月份向名单上的孩子按月发放200~300元的资助金，先期资助3年。
不过，基金会也清楚自身力量的有限。对这些孩子的帮助，最终要依赖政策层面，这是让他们脱离暗角的终极办法。所以汕头市基金会更希望用行动起到一个示范和呼吁的效果，让各级政府真正予以重视，同时也让更多的慈善机构看到真实的情况而采取行动。
“首先国家应该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个清晰的标准，就像给孤儿一个标准一样，这是制定政策的前提。”在郑俊钦看来，各级政府从现行法律的角度，确实没有义务必须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救助，救助不救助，全凭各地的意愿，为此，首先应该从国家层面进行系统的规范。
从去年开始，郑俊钦对任何有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消息都十分关注，他希望能看到政府重视的迹象。“一些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困境儿童的保障政策尚未落实。”在2012年10月2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到这样一句话，郑俊钦说，这表明至少政府知道有这样一群人。
几年前，国家曾下文给省一级政府，要求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全面摸查，广东省政府将这一文件也转到了各地市。不过一方面要求不够具体，仅仅是一份简单的通知，另一方面上面发文之后催促也不急，所以最终没有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若说官方完全不清楚这个群体的困境，从逻辑上以及种种迹象上都说不过去，因为许多村级组织一直都在积极向上反映情况。了解事实的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可能考虑到财政负担，或者不想增加新的工作量，而选择性地失明。
如果说袁厉害事件让全国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政策孤儿”的生存境况，那么南京江宁女童饿死事件则以一个极端惨烈的方式，告诫官方与社会应该积极关注“事实孤儿”的问题。
父母健在的“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个群体的情况十分复杂，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把他们装进去。作为曾经的汕头市委党校校长，一个严谨的学者，郑俊钦认为“事实孤儿”的民间叫法也不恰当，“事实孤儿”并不被认为是孤儿，最终无法用孤儿的相关约束条件去要求什么单位，什么人。
这是一个全新的，应该有新的制度专门照顾的群体，因此必须有规范的标准对他们的身份予以认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拿着基金会提供的名单，记者按图索骥敲开一扇扇门，五味杂陈的感觉也能反映其中的复杂性。
龙湖区新溪镇中三合村的谢佳涵，是一个刚满两岁的小女孩。她的整个家庭都很健全，爷爷、父亲、母亲都还健在。只是父亲患有精神一级残疾，母亲被车撞致腿骨粉碎性骨折，夫妻俩都丧失了劳动能力。目前他们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爷爷一个人身上，而爷爷能做的，也仅仅是往拜祭用的黄纸上贴上一层金色的薄膜，收取一点微薄得可怜的劳务费。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送去了4000元的慰问金，同时将小佳涵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资助名单中，这样的帮助，更像是针对爷爷而不是孩子—这正是“复杂性”所在。
爷爷似乎也感觉到了这层关系，他说，我认为我还能劳动，基金会的资助不应该要，不能要。
这位赤着膀子的干瘦老人，浑身的皮肤都是古铜色，脸上皱纹深刻，显示着一生的劳碌，然而他的眼神依旧十分坚毅。不过当他抬头望向天花板的时候，分明也能从眼光里读到令人悲凉的无助。
同样在新溪镇，西南村的谢冬纯已经读初一。她家的电话经常无人接听，因为拿着电话的父亲谢木青患了食道癌，已经无法发声。母亲陈丽粧患有精神病，曾经投水自尽被救，如今骨瘦如柴，多数时间也是躺在床上无法行动。冬纯还有一个上高二的哥哥和一个读中专的姐姐，但因为已经成年，无法纳入资助范围。
如果说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的行动有示范意义，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概念放得很宽，尽量地让更多陷于困境的孩子从中受益。
接过好心人送来的慰问金，谢木青表情复杂，因为无法说话，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上“谢谢”两个字。
给他们一个未来
晓虹现在在村里的一家手袋厂学习做环保袋，刚刚去了3天，还没有学会。她跟记者说，那些很熟练的工人，多的一个月能拿到4000元工资。她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高的收入，就可以帮伯父伯母减轻一点负担。因为伯母眼睛不好，现在全家的担子都在伯父一个人身上。
“多少钱？4000块？做梦吧，怎么可能呢！”刘锦在一旁泼冷水。他说，自己就是开工厂的，能不清楚吗？厂里的工人基本上一个月就拿1000多元。伯母也在旁边帮腔，说没有这么好的事，她说，还是去读书好，读多一点书，你将来就过得好一点。
虽然已经18岁，但晓虹还是在读初一。原来父亲不让她上学，所以上学前班还是父亲死后伯父送去的，当时已经9岁。上完小学，她不想继续念书，就跑到深圳去打了两年工。伯母觉得这样太荒废前途，又亲自跑了一趟把她带回来，继续念初一。现在，晓虹又不愿意去了。
“读不懂，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晓虹觉得，自己读书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妹妹和弟弟和她一样，成绩也很差劲，既然自己已经成年，不如早点挣钱让一家人过得宽裕一点。于是整个暑假，她都在和伯母、堂哥拉锯战，在读与不读之间争执。说不过大人，晓虹就低头不语。
伯母和堂哥都想尽力给这几个不幸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然而在全国各地，还有多少“事实孤儿”，并没有人去为他们的前景操心。
8月4日下午3时，12岁的晓文，在烈日下帮助伯父种黄豆，伯父犁开一条沟，他就往里点豆子，一下一下，节奏纯熟。
他的未来，是否也将随着豆子一起，种在这片深山的土地上？
有时候你听不到，但不等于没有人在呻吟。
2013年8月5日，广东省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郑俊钦给《南风窗》特约记者展示了一叠厚厚的名单，上面每一行，都是一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信息。简单的信息，但却触目惊心。
他们大多处于上小学或初中的年纪，无父有母，但母亲都已失踪，少部分双亲尚在，或者一方尚在，但都没有劳动能力，有的还有严重的精神病。
按照国家对孤儿的定义，他们不是孤儿。媒体将这个人群简化称呼为“事实孤儿”，不过他们的处境，远比孤儿更艰难，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甚至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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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社会的一个暗角，站在光亮处的人们看不到里面上演着的痛苦挣扎，然而这个社会始终还是要去面对。
他们的父亲是英雄
从汕头市区去雷岭镇的路，坑洼崎岖，颠得人五脏翻腾，一如刘晓虹、刘晓华、刘晓文仨姐弟不幸的人生。
南溪村，一个算不上贫穷的村子，一半以上的房屋都是坚固的三四层小楼。刘氏三姐弟住在其中一幢白色的3层小楼里，那是他们的家，但那是伯父和伯母的房子。他们自己的房子，是村子后面一幢破烂的平房。
2004年，大姐刘晓虹9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刘木海见到同村一名儿童掉入池塘，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施救。孩子推了上来，但已经死亡，刘木海筋疲力尽，沉入池中去世。
如今，晓虹已经18岁，她说已经记不住父亲和母亲的样子。
“不记得了？你爸爸送去火化的时候，我就在你旁边，叫你跪下给爸爸磕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40多岁的堂兄、南溪村支部副书记刘锦在旁边多次追问，晓虹还是腼腆地笑着摇头，问得急了，就回答说：“有一点点。”16岁的晓华和12岁的晓文，对于父母更是没有任何印象。
晓虹面对记者，偶尔还回答几句，而晓华、晓文虽然也态度友善，但基本上一语不发。刘锦说，可能是因为父亲去世的阴影长期笼罩，造成这3个孩子性格都极其内向，平时基本不说话。
刘锦对晓虹还能不能记得死去的父亲的追问，让旁边的记者都感觉窒息，但晓虹一直保持着一种令人心酸的微笑。
刘锦认为没什么好忌讳的，孩子们心理上始终要过这道关。“你们没什么好自卑的，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英雄，是全社会都要尊敬的人，你们去到哪里都可以抬头挺胸。”
晓虹低着头，然后，点了一下头。
晓华和晓文都出去了，婶婶去把他们找了回来。相处的20分钟里，姐弟俩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连一个“嗯”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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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木海去世以后才一个月，其妻就突然失踪，至今杳无音信。刘锦说，肯定是改嫁去了，当时人刚死，我们就料到会这样，所以我开导她，说你应该考虑一下招一个上门女婿，一起抚养这几个孩子长大，长大之后也有个依靠。“她当时已经结扎了，改嫁也生不了孩子，这些情况我都是跟她分析过的，但是没用，突然人就不见了。”
在基金会那份拟自助名单中，父亲死去、残疾或者重病之后母亲失踪的情况，在627个孩子中至少占90%。
母亲的狠心，成为这些孩子陷入困境的共同原因。而这些不幸的家庭，大多原本就十分贫穷，所以母亲大多是来自外地更贫穷的地方，甚至有一部分是来自越南。这些外地媳妇，一直比较难以融入潮汕这个以特异的地域文化著称的地方，一旦失去丈夫，便失去了所有精神支撑。
这些失踪的母亲，基本没有一个再回头的，孩子们事实上就是无父无母。然而因为母亲还活着，他们不能被认定为孤儿，也就得不到来自政府的帮助，大部分处于艰难挣扎、自生自灭的处境。
晓虹他们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至少还有伯父伯母。刘木海的哥嫂刘木清夫妇，把孩子们接到了自己家中，当成亲生儿女一般抚养。刘锦说，木清叔叔和婶婶，当之无愧是一对伟大的夫妻。他们原本生活也不富裕，夫妻俩靠种荔枝为生，因为价格和天气都变动不居，某些年能赚钱，某些年则亏得血本无归，而且他们自己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不过对于晓虹姐弟，他们从无怨言，视同己出。
刘锦的生活状况好一些，在村里还开了一家工厂，生产手电筒线路板。多年来，他也不停地接济着3个孩子。“我和他爸爸是一个院子长大的，在村子里最要好，我一定会做我所能做的。”
其他许多“事实孤儿”，也是靠亲戚或者邻居的接济过日子，但大多没有刘木清夫妇这么好的亲戚。有的七八岁的孩子，一天只有两顿饭吃，而且常常是酱油拌饭。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会长张泽华说，在现场看到他们的处境，“心里实在是难受啊”。
被揭开的幕布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由一些从机关岗位退下来的老干部牵头组织，他们凭借自己以往积累的人脉资源，“端着碗四处乞讨”，去向汕头企业家筹集公益资金。在去年8月份之前，他们所作的事情和大多数民间公益组织一样，扶贫、助教、关注福利院的儿童……
2012年8月份，基金会着手做一项叫做“恤孤圆梦”的活动，然而深入基层之后，他们偶然发现了“事实孤儿”这样一个群体。村里、社区反映，这些儿童的处境，远比孤儿要艰难得多，基本得不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救助。其中状况最好的，基层民政部门帮着办理了低保，每个月能领到300元，但“无人抚养”这一事实本身没有带来任何应有的关注。
就这样，这个社会的一个暗角，被汕头市公益基金会揭开了遮蔽阳光的幕布。该基金会确定，这些孩子是更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于是他们马上着手募集资金，准备尽全力去帮助他们。
基金会随即向汕头市民政局发了一个函件，希望能协助对这些孩子进行全市范围内的摸底。最后在民政部门帮助下，确定了627个孩子的名单。目前资金还在筹措，预计将在9月份向名单上的孩子按月发放200~300元的资助金，先期资助3年。
不过，基金会也清楚自身力量的有限。对这些孩子的帮助，最终要依赖政策层面，这是让他们脱离暗角的终极办法。所以汕头市基金会更希望用行动起到一个示范和呼吁的效果，让各级政府真正予以重视，同时也让更多的慈善机构看到真实的情况而采取行动。
“首先国家应该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个清晰的标准，就像给孤儿一个标准一样，这是制定政策的前提。”在郑俊钦看来，各级政府从现行法律的角度，确实没有义务必须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救助，救助不救助，全凭各地的意愿，为此，首先应该从国家层面进行系统的规范。
从去年开始，郑俊钦对任何有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消息都十分关注，他希望能看到政府重视的迹象。“一些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困境儿童的保障政策尚未落实。”在2012年10月2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到这样一句话，郑俊钦说，这表明至少政府知道有这样一群人。
几年前，国家曾下文给省一级政府，要求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全面摸查，广东省政府将这一文件也转到了各地市。不过一方面要求不够具体，仅仅是一份简单的通知，另一方面上面发文之后催促也不急，所以最终没有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若说官方完全不清楚这个群体的困境，从逻辑上以及种种迹象上都说不过去，因为许多村级组织一直都在积极向上反映情况。了解事实的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可能考虑到财政负担，或者不想增加新的工作量，而选择性地失明。
如果说袁厉害事件让全国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政策孤儿”的生存境况，那么南京江宁女童饿死事件则以一个极端惨烈的方式，告诫官方与社会应该积极关注“事实孤儿”的问题。
父母健在的“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个群体的情况十分复杂，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把他们装进去。作为曾经的汕头市委党校校长，一个严谨的学者，郑俊钦认为“事实孤儿”的民间叫法也不恰当，“事实孤儿”并不被认为是孤儿，最终无法用孤儿的相关约束条件去要求什么单位，什么人。
这是一个全新的，应该有新的制度专门照顾的群体，因此必须有规范的标准对他们的身份予以认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拿着基金会提供的名单，记者按图索骥敲开一扇扇门，五味杂陈的感觉也能反映其中的复杂性。
龙湖区新溪镇中三合村的谢佳涵，是一个刚满两岁的小女孩。她的整个家庭都很健全，爷爷、父亲、母亲都还健在。只是父亲患有精神一级残疾，母亲被车撞致腿骨粉碎性骨折，夫妻俩都丧失了劳动能力。目前他们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爷爷一个人身上，而爷爷能做的，也仅仅是往拜祭用的黄纸上贴上一层金色的薄膜，收取一点微薄得可怜的劳务费。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送去了4000元的慰问金，同时将小佳涵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资助名单中，这样的帮助，更像是针对爷爷而不是孩子—这正是“复杂性”所在。
爷爷似乎也感觉到了这层关系，他说，我认为我还能劳动，基金会的资助不应该要，不能要。
这位赤着膀子的干瘦老人，浑身的皮肤都是古铜色，脸上皱纹深刻，显示着一生的劳碌，然而他的眼神依旧十分坚毅。不过当他抬头望向天花板的时候，分明也能从眼光里读到令人悲凉的无助。
同样在新溪镇，西南村的谢冬纯已经读初一。她家的电话经常无人接听，因为拿着电话的父亲谢木青患了食道癌，已经无法发声。母亲陈丽粧患有精神病，曾经投水自尽被救，如今骨瘦如柴，多数时间也是躺在床上无法行动。冬纯还有一个上高二的哥哥和一个读中专的姐姐，但因为已经成年，无法纳入资助范围。
如果说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的行动有示范意义，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概念放得很宽，尽量地让更多陷于困境的孩子从中受益。
接过好心人送来的慰问金，谢木青表情复杂，因为无法说话，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上“谢谢”两个字。
给他们一个未来
晓虹现在在村里的一家手袋厂学习做环保袋，刚刚去了3天，还没有学会。她跟记者说，那些很熟练的工人，多的一个月能拿到4000元工资。她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高的收入，就可以帮伯父伯母减轻一点负担。因为伯母眼睛不好，现在全家的担子都在伯父一个人身上。
“多少钱？4000块？做梦吧，怎么可能呢！”刘锦在一旁泼冷水。他说，自己就是开工厂的，能不清楚吗？厂里的工人基本上一个月就拿1000多元。伯母也在旁边帮腔，说没有这么好的事，她说，还是去读书好，读多一点书，你将来就过得好一点。
虽然已经18岁，但晓虹还是在读初一。原来父亲不让她上学，所以上学前班还是父亲死后伯父送去的，当时已经9岁。上完小学，她不想继续念书，就跑到深圳去打了两年工。伯母觉得这样太荒废前途，又亲自跑了一趟把她带回来，继续念初一。现在，晓虹又不愿意去了。
“读不懂，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晓虹觉得，自己读书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妹妹和弟弟和她一样，成绩也很差劲，既然自己已经成年，不如早点挣钱让一家人过得宽裕一点。于是整个暑假，她都在和伯母、堂哥拉锯战，在读与不读之间争执。说不过大人，晓虹就低头不语。
伯母和堂哥都想尽力给这几个不幸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然而在全国各地，还有多少“事实孤儿”，并没有人去为他们的前景操心。
8月4日下午3时，12岁的晓文，在烈日下帮助伯父种黄豆，伯父犁开一条沟，他就往里点豆子，一下一下，节奏纯熟。
他的未来，是否也将随着豆子一起，种在这片深山的土地上？http://china.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3-08/4262721.html
有时候你听不到，但不等于没有人在呻吟。
2013年8月5日，广东省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郑俊钦给《南风窗》特约记者展示了一叠厚厚的名单，上面每一行，都是一个“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信息。简单的信息，但却触目惊心。
他们大多处于上小学或初中的年纪，无父有母，但母亲都已失踪，少部分双亲尚在，或者一方尚在，但都没有劳动能力，有的还有严重的精神病。
按照国家对孤儿的定义，他们不是孤儿。媒体将这个人群简化称呼为“事实孤儿”，不过他们的处境，远比孤儿更艰难，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甚至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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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社会的一个暗角，站在光亮处的人们看不到里面上演着的痛苦挣扎，然而这个社会始终还是要去面对。
他们的父亲是英雄
从汕头市区去雷岭镇的路，坑洼崎岖，颠得人五脏翻腾，一如刘晓虹、刘晓华、刘晓文仨姐弟不幸的人生。
南溪村，一个算不上贫穷的村子，一半以上的房屋都是坚固的三四层小楼。刘氏三姐弟住在其中一幢白色的3层小楼里，那是他们的家，但那是伯父和伯母的房子。他们自己的房子，是村子后面一幢破烂的平房。
2004年，大姐刘晓虹9岁的时候，他们的父亲刘木海见到同村一名儿童掉入池塘，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施救。孩子推了上来，但已经死亡，刘木海筋疲力尽，沉入池中去世。
如今，晓虹已经18岁，她说已经记不住父亲和母亲的样子。
“不记得了？你爸爸送去火化的时候，我就在你旁边，叫你跪下给爸爸磕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40多岁的堂兄、南溪村支部副书记刘锦在旁边多次追问，晓虹还是腼腆地笑着摇头，问得急了，就回答说：“有一点点。”16岁的晓华和12岁的晓文，对于父母更是没有任何印象。
晓虹面对记者，偶尔还回答几句，而晓华、晓文虽然也态度友善，但基本上一语不发。刘锦说，可能是因为父亲去世的阴影长期笼罩，造成这3个孩子性格都极其内向，平时基本不说话。
刘锦对晓虹还能不能记得死去的父亲的追问，让旁边的记者都感觉窒息，但晓虹一直保持着一种令人心酸的微笑。
刘锦认为没什么好忌讳的，孩子们心理上始终要过这道关。“你们没什么好自卑的，要记得你爸爸是一个英雄，是全社会都要尊敬的人，你们去到哪里都可以抬头挺胸。”
晓虹低着头，然后，点了一下头。
晓华和晓文都出去了，婶婶去把他们找了回来。相处的20分钟里，姐弟俩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连一个“嗯”都没有。
失踪的母亲
刘木海去世以后才一个月，其妻就突然失踪，至今杳无音信。刘锦说，肯定是改嫁去了，当时人刚死，我们就料到会这样，所以我开导她，说你应该考虑一下招一个上门女婿，一起抚养这几个孩子长大，长大之后也有个依靠。“她当时已经结扎了，改嫁也生不了孩子，这些情况我都是跟她分析过的，但是没用，突然人就不见了。”
在基金会那份拟自助名单中，父亲死去、残疾或者重病之后母亲失踪的情况，在627个孩子中至少占90%。
母亲的狠心，成为这些孩子陷入困境的共同原因。而这些不幸的家庭，大多原本就十分贫穷，所以母亲大多是来自外地更贫穷的地方，甚至有一部分是来自越南。这些外地媳妇，一直比较难以融入潮汕这个以特异的地域文化著称的地方，一旦失去丈夫，便失去了所有精神支撑。
这些失踪的母亲，基本没有一个再回头的，孩子们事实上就是无父无母。然而因为母亲还活着，他们不能被认定为孤儿，也就得不到来自政府的帮助，大部分处于艰难挣扎、自生自灭的处境。
晓虹他们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至少还有伯父伯母。刘木海的哥嫂刘木清夫妇，把孩子们接到了自己家中，当成亲生儿女一般抚养。刘锦说，木清叔叔和婶婶，当之无愧是一对伟大的夫妻。他们原本生活也不富裕，夫妻俩靠种荔枝为生，因为价格和天气都变动不居，某些年能赚钱，某些年则亏得血本无归，而且他们自己还有两个孩子要抚养。不过对于晓虹姐弟，他们从无怨言，视同己出。
刘锦的生活状况好一些，在村里还开了一家工厂，生产手电筒线路板。多年来，他也不停地接济着3个孩子。“我和他爸爸是一个院子长大的，在村子里最要好，我一定会做我所能做的。”
其他许多“事实孤儿”，也是靠亲戚或者邻居的接济过日子，但大多没有刘木清夫妇这么好的亲戚。有的七八岁的孩子，一天只有两顿饭吃，而且常常是酱油拌饭。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会长张泽华说，在现场看到他们的处境，“心里实在是难受啊”。
被揭开的幕布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由一些从机关岗位退下来的老干部牵头组织，他们凭借自己以往积累的人脉资源，“端着碗四处乞讨”，去向汕头企业家筹集公益资金。在去年8月份之前，他们所作的事情和大多数民间公益组织一样，扶贫、助教、关注福利院的儿童……
2012年8月份，基金会着手做一项叫做“恤孤圆梦”的活动，然而深入基层之后，他们偶然发现了“事实孤儿”这样一个群体。村里、社区反映，这些儿童的处境，远比孤儿要艰难得多，基本得不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救助。其中状况最好的，基层民政部门帮着办理了低保，每个月能领到300元，但“无人抚养”这一事实本身没有带来任何应有的关注。
就这样，这个社会的一个暗角，被汕头市公益基金会揭开了遮蔽阳光的幕布。该基金会确定，这些孩子是更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于是他们马上着手募集资金，准备尽全力去帮助他们。
基金会随即向汕头市民政局发了一个函件，希望能协助对这些孩子进行全市范围内的摸底。最后在民政部门帮助下，确定了627个孩子的名单。目前资金还在筹措，预计将在9月份向名单上的孩子按月发放200~300元的资助金，先期资助3年。
不过，基金会也清楚自身力量的有限。对这些孩子的帮助，最终要依赖政策层面，这是让他们脱离暗角的终极办法。所以汕头市基金会更希望用行动起到一个示范和呼吁的效果，让各级政府真正予以重视，同时也让更多的慈善机构看到真实的情况而采取行动。
“首先国家应该给‘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一个清晰的标准，就像给孤儿一个标准一样，这是制定政策的前提。”在郑俊钦看来，各级政府从现行法律的角度，确实没有义务必须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救助，救助不救助，全凭各地的意愿，为此，首先应该从国家层面进行系统的规范。
从去年开始，郑俊钦对任何有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消息都十分关注，他希望能看到政府重视的迹象。“一些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困境儿童的保障政策尚未落实。”在2012年10月2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说到这样一句话，郑俊钦说，这表明至少政府知道有这样一群人。
几年前，国家曾下文给省一级政府，要求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情况进行全面摸查，广东省政府将这一文件也转到了各地市。不过一方面要求不够具体，仅仅是一份简单的通知，另一方面上面发文之后催促也不急，所以最终没有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若说官方完全不清楚这个群体的困境，从逻辑上以及种种迹象上都说不过去，因为许多村级组织一直都在积极向上反映情况。了解事实的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可能考虑到财政负担，或者不想增加新的工作量，而选择性地失明。
如果说袁厉害事件让全国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政策孤儿”的生存境况，那么南京江宁女童饿死事件则以一个极端惨烈的方式，告诫官方与社会应该积极关注“事实孤儿”的问题。
父母健在的“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个群体的情况十分复杂，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把他们装进去。作为曾经的汕头市委党校校长，一个严谨的学者，郑俊钦认为“事实孤儿”的民间叫法也不恰当，“事实孤儿”并不被认为是孤儿，最终无法用孤儿的相关约束条件去要求什么单位，什么人。
这是一个全新的，应该有新的制度专门照顾的群体，因此必须有规范的标准对他们的身份予以认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拿着基金会提供的名单，记者按图索骥敲开一扇扇门，五味杂陈的感觉也能反映其中的复杂性。
龙湖区新溪镇中三合村的谢佳涵，是一个刚满两岁的小女孩。她的整个家庭都很健全，爷爷、父亲、母亲都还健在。只是父亲患有精神一级残疾，母亲被车撞致腿骨粉碎性骨折，夫妻俩都丧失了劳动能力。目前他们家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爷爷一个人身上，而爷爷能做的，也仅仅是往拜祭用的黄纸上贴上一层金色的薄膜，收取一点微薄得可怜的劳务费。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送去了4000元的慰问金，同时将小佳涵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资助名单中，这样的帮助，更像是针对爷爷而不是孩子—这正是“复杂性”所在。
爷爷似乎也感觉到了这层关系，他说，我认为我还能劳动，基金会的资助不应该要，不能要。
这位赤着膀子的干瘦老人，浑身的皮肤都是古铜色，脸上皱纹深刻，显示着一生的劳碌，然而他的眼神依旧十分坚毅。不过当他抬头望向天花板的时候，分明也能从眼光里读到令人悲凉的无助。
同样在新溪镇，西南村的谢冬纯已经读初一。她家的电话经常无人接听，因为拿着电话的父亲谢木青患了食道癌，已经无法发声。母亲陈丽粧患有精神病，曾经投水自尽被救，如今骨瘦如柴，多数时间也是躺在床上无法行动。冬纯还有一个上高二的哥哥和一个读中专的姐姐，但因为已经成年，无法纳入资助范围。
如果说汕头市公益基金会的行动有示范意义，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概念放得很宽，尽量地让更多陷于困境的孩子从中受益。
接过好心人送来的慰问金，谢木青表情复杂，因为无法说话，他用粉笔在墙上写上“谢谢”两个字。
给他们一个未来
晓虹现在在村里的一家手袋厂学习做环保袋，刚刚去了3天，还没有学会。她跟记者说，那些很熟练的工人，多的一个月能拿到4000元工资。她希望自己也能有这样高的收入，就可以帮伯父伯母减轻一点负担。因为伯母眼睛不好，现在全家的担子都在伯父一个人身上。
“多少钱？4000块？做梦吧，怎么可能呢！”刘锦在一旁泼冷水。他说，自己就是开工厂的，能不清楚吗？厂里的工人基本上一个月就拿1000多元。伯母也在旁边帮腔，说没有这么好的事，她说，还是去读书好，读多一点书，你将来就过得好一点。
虽然已经18岁，但晓虹还是在读初一。原来父亲不让她上学，所以上学前班还是父亲死后伯父送去的，当时已经9岁。上完小学，她不想继续念书，就跑到深圳去打了两年工。伯母觉得这样太荒废前途，又亲自跑了一趟把她带回来，继续念初一。现在，晓虹又不愿意去了。
“读不懂，根本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晓虹觉得，自己读书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妹妹和弟弟和她一样，成绩也很差劲，既然自己已经成年，不如早点挣钱让一家人过得宽裕一点。于是整个暑假，她都在和伯母、堂哥拉锯战，在读与不读之间争执。说不过大人，晓虹就低头不语。
伯母和堂哥都想尽力给这几个不幸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然而在全国各地，还有多少“事实孤儿”，并没有人去为他们的前景操心。
8月4日下午3时，12岁的晓文，在烈日下帮助伯父种黄豆，伯父犁开一条沟，他就往里点豆子，一下一下，节奏纯熟。
他的未来，是否也将随着豆子一起，种在这片深山的土地上？
三姐妹的自卑内向并非因为父亲的去世，而是母亲的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