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之手”不是社会正义的嫡亲

　　　　　　　　　“无形之手”不是社会正义的嫡亲
　　　　　　　　　　　　　　　夏河年

　　在拙文《不怕折腾那就民主吧》之后关于民主话题的讨论中，个人认为，对方辩友中余晓平的《民主是这样炼成的》是最棒的，它没有华丽动人的词藻，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通篇都在平静地讲述着道理，并用客观现象作为己方观点的支撑。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我欣赏其论述风格。刘学伟和刘正才两位的论述也非常精彩，但对我而言，在民主话题上这两位不是典型意义的“对方辩友”，本文就此一笔带过。
　　我最“害怕”的辩论有四种：第一种是批评你不曾有过的观点。比如“既然民主＝折腾，为了不至于折腾，所以不能搞民主，可见夏先生是反民主的”，而事实上我在这里所说的民主指的是一种特定的模式，并非泛泛的民主概念，正文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意思；第二种，当你逐条论证、逐条反驳时，他突然用抒情代替辩论，比如当你为三聚氰胺的最高限量标准辩护时，他高唱“生命是人世间最宝贵的”、“人命大于天”、“鼓励在奶粉中投毒是可耻的”。得，无论你支持他还是反驳他都是不可能的，辩论到此结束，我常说的“感性民主”就是这类意思；第三种，各自的论辩轨迹是两条平行线，虽方向相反，但永远也碰不到一块儿，彼此反对的不是对方坚持的，各自坚持的不是对方反对的，也就是各说各话，争论老半天，什么意义都没有；第四点，誓死匿名，连网名也不署，不讲具体道理，仅仅是丢一个结论或一句粗话走人，如你没有被激怒，他继续灌粗话。
　　《民主是这样炼成的》一文的精彩之处在于余先生主张的正是对方辩友真正的指向：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其论述方式也是单刀直入，用事实、用逻辑组织自己的主张。该文最精彩的地方是这一句：
　　让聪明的人有钱，让执政纲领正确的人有钱，所以政治就是为有钱人服务的，因为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让有钱人为社会服务。
　　他没有继续谈有钱人是否一定聪明，也没有论证有钱人的执政纲领一定是对的，但这些不影响主要观点的表达，通篇的论述依然精彩。
　　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当然是典型的西式民主，如果要反对西式民主，看到这篇文章而假装没看见，在以后的论述中特意离该文的论述远远的，那叫底气不足，或叫临阵脱逃。既然人家论述得好，不能驳倒就得承认它，不想承认就要能够反驳它，是否服众是另一回事，起码要能自圆其说。
　　从《民》文中不难看出，余晓平显然对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非常推崇，该观点认为：在理想的状态下，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的有效分配。转回到余晓平本人的观点，个人认为有两个结论是余先生深信不疑的：市场经济能保证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充分发展生产力）；社会正义是最佳配置之后再之后或再再之后的自然结果（和谐社会关系）。
　　的确很美妙，个体欲望和种群利益在高层次统一了。“无形之手”将主流经济学家熏陶得晕晕乎乎，除非用一大盆冷水擦把脸。我们看看下面这盆水的温度够不够低。
　　克鲁格曼在《良知》中将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分成前后两个３０年。前一个３０年与罗斯福新政关系重大，那段时期，共和民主两党关系和谐，劳动者的声音分量大，政府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但是，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富人从主张中庸之道的中产阶级手中夺过了发令枪，经济政策向极少数富人倾斜，当富人的资本将大多数美国人远远抛在后面时，富人掠夺财富的手段向无所顾忌过渡，因为金钱不仅仅是能购买商品那么简单，它还具有游说政治和操控舆论的功能，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才由从前的猜测变成明晰结论。
　　由于时下金融危机已经爆发且没有触底，世界经济已经遭受重创，“最佳配置”显然是谈不上了，大概没有谁会说“最佳配置”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只“无形之手”个人认为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应该讨论的是另一只“无形之手”——和谐社会关系或者说社会正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４０倍，进入２１世纪，这个数字变成了３６７倍，金融危机爆发时，普通员工失业了，与此同时，一些高管怀揣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退职金飞走了，后来又发生了还没倒下的将政府救市款拿来分红的丑事。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资产的“无形之手”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前期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各阶层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共同受益，一旦富人资本壮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凭借具有的能量夺取政治主导权，逐渐润滑配套的刹车皮，加速富人聚集财富的速度。财富在一定时期都是一个定值，有人提高了比例就有人降低了比例，两极分化达到空前高度后，经济灾难就到来了，因为只要摆脱了必要的监管，敛财手段必然会趋向毒辣和诡异。
　　“无形之手”不是社会正义的直系亲属。当战争会给军火商与石油商带来暴利时，他们会利用掌握的宣传机器激发国民对“反人权”、“反人道”的热情，战争打赢了，财团获得一大盆肉，普通民众也能从中分到一杯羹，要是战争久拖不决甚至失败，最起码军火商是赚了盆满钵满的，而战争经费是国家出的，国民都掏了钱。
　　转到选举方面，对外强硬的政治领袖总是能用国家利益和道义蛊惑赢得民众支持，他们背后的财团有钱，有钱就有金喇叭，直到发现是谎言而在下一轮选举中淘汰他，但这一轮淘汰并不意味着结束，他们会换一种方式重复国家利益与道义。民众不是傻瓜，他们是有甄别能力的，但金钱能够招募到足够多的更聪明的吹鼓手，甄别与反甄别的斗争是无穷无尽的，获胜的通常是反甄别一方。甄别一方当然也经常获胜，只不过他们总是在难以逆转的时候获胜，比如战争进入如火如荼阶段时发现这是一场不该打的战争，战争发动者也不得不承认错了，但战争还必须打下去，就是要撤军，也要打到不那么狼狈的时候，反战的民众是无力阻止追加战争经费的，反对党也会为了日后选票而阻挠追加战争拨款，真也罢秀也罢，最后都会放行，例外的时候很少。
　　将西式民主说成“资产阶级民主”是很贴切的，“资产阶级”通俗地说就是富人阶级，当他们夺得政治发令枪时，游戏规则为提高聚敛财富的速度服务就毫不奇怪了。资本主义的美国，两极分化加速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克林顿时期担任劳工部长的著名经济学家赖克说，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很大的话，那么在现在的超级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差距得到了成倍成倍的扩大，“大家可能知道，近３０年来，贫富之间的差距扩大了……（现在）是１８９０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赖克还说，企业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可以放弃民主、人权、自由等传统价值，我们不妨对老赖这种说法看作资产阶级左派经济学家的激情声讨，可你不得不承认这些现象并非罕见。
　　余晓平先生是从组织就业和缴纳税收两方面论证“为有钱人服务”的正义性的，由于就业率在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故本文但从税收方面探讨。
　　曾经有人用某教授缴纳的所得税比一般白领多而证明某教授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他也许真的是贡献大，但从这一点作出证明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公职教授的薪水高低与政策的非客观因素多少有关，不与“产出”成正比，极端地说，如果你给我１０万月薪，我愿意拿出７万缴税，但不表示我的贡献很大。
　　最有说服力的是冷冰冰的数字。美国国税局自１９９２年起每年都会公布全美个人所得最高的前４００名纳税人的资料。从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６年，“幸运４００”的平均年所得在１５年内翻高了４倍，平均税率却大幅降低。艾森豪威尔时代，富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是９１％，肯尼迪时代下降到７６％，１９９５年“幸运４００”的平均税率是２９．９％，１９９７年是２０％，２００３年是１５％，２００６年是１７．２％，中途虽有些微波动，但趋势是一路下降，说一千道一万，税后所得才是实实在在的。“幸运４００”的所得总值在２００２年占全美纳税人所得总值的０．６９％，到了２００６年所占的比例增高一倍，达到１．３１％。
　　但是，除了某些局部，总体来说美国人民不仇富，他们坚信“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过去和父辈都不会成为个人发展障碍”，奥巴马当选总统是“美国梦”的又一个铁证，他们认为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利益冲突“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而美国不是初级工业化国家。我们应该佩服美国人民这样“有性格”。在欧洲，穷人会将自己贫穷归咎于本国富人为富不仁，但在美国，人们相信了政客的表述：都是外国惹的祸，“移民太多抢走了我们的饭碗”，“工作外包拉低了我们的工资”，“贸易赤字让我们无钱可赚”，“购买美国货”问题就解决了。除了白宫高层，老百姓没有必要知道，正是外来移民、工作外包、贸易赤字和外国产品支撑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我们早就不输出革命了，美国人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比我们高，说不定人家的无等级观念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是一件好事呢，我们不想管也管不着他们这档子事，但我们考虑自己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的。说起来，中国这些年两极分化的速度也是罕见的快，原因似乎不能全部归结为腐败，因为两极分化加速的时期正是大量引入资本主义管理模式时期，考虑到美国两极分化加速的现实，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中国如此是半生不熟地引入所致。
　　如果中国采用美国那种社会模式（不要求细节相同），不得回避成本支付和社会稳定这两点。以中国目前落后的经济水平，那种真金白银的支出和“误工费”是否合算？特别是社会稳定方面，我们都看到，美国的民主一直运行良好，虽然差距继续扩大，但横向比较，下层民众所得比大部分国家的中产阶级的绝对值还是要高，因为一直有对外掠夺部分充抵被富人刮去的那一部分，美国的总收入为社会保障提供了保障，而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增加社会保障可以，但不可能突然间达到很高的水平，一旦下层再下，他们就没法活了，这时候就会有人振臂一呼，动乱就到来了。有人会说，那么多欠发达国家不也实行民主制度么？可是，他们的民主运行良好么？远的不说，邻近的印度、印尼、泰国，如何？日本不是后起之秀，本来就发达，轰炸不能改变这个结论，有些东西是炸不烂的。韩国是后起的，但与“桥头堡”有关，美国这只老母鸡孵化了很久呢，它有能力在１３亿人口的中国孵化民主吗？没有，也不想，２１天还不出鸡他才高兴呢。
　　如果承认在发展和道德之间寻找某种平衡的正当性，如果认同美国两极分化不可逆转的事实，那么，探讨另一条道路就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在低头走路和抬头看路之间交替，如果发现不远处就是死胡同，那我会认为跨到另一条路上是自然结果，否则不会。　　　　　　　　　“无形之手”不是社会正义的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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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拙文《不怕折腾那就民主吧》之后关于民主话题的讨论中，个人认为，对方辩友中余晓平的《民主是这样炼成的》是最棒的，它没有华丽动人的词藻，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通篇都在平静地讲述着道理，并用客观现象作为己方观点的支撑。我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我欣赏其论述风格。刘学伟和刘正才两位的论述也非常精彩，但对我而言，在民主话题上这两位不是典型意义的“对方辩友”，本文就此一笔带过。
　　我最“害怕”的辩论有四种：第一种是批评你不曾有过的观点。比如“既然民主＝折腾，为了不至于折腾，所以不能搞民主，可见夏先生是反民主的”，而事实上我在这里所说的民主指的是一种特定的模式，并非泛泛的民主概念，正文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意思；第二种，当你逐条论证、逐条反驳时，他突然用抒情代替辩论，比如当你为三聚氰胺的最高限量标准辩护时，他高唱“生命是人世间最宝贵的”、“人命大于天”、“鼓励在奶粉中投毒是可耻的”。得，无论你支持他还是反驳他都是不可能的，辩论到此结束，我常说的“感性民主”就是这类意思；第三种，各自的论辩轨迹是两条平行线，虽方向相反，但永远也碰不到一块儿，彼此反对的不是对方坚持的，各自坚持的不是对方反对的，也就是各说各话，争论老半天，什么意义都没有；第四点，誓死匿名，连网名也不署，不讲具体道理，仅仅是丢一个结论或一句粗话走人，如你没有被激怒，他继续灌粗话。
　　《民主是这样炼成的》一文的精彩之处在于余先生主张的正是对方辩友真正的指向：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其论述方式也是单刀直入，用事实、用逻辑组织自己的主张。该文最精彩的地方是这一句：
　　让聪明的人有钱，让执政纲领正确的人有钱，所以政治就是为有钱人服务的，因为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让有钱人为社会服务。
　　他没有继续谈有钱人是否一定聪明，也没有论证有钱人的执政纲领一定是对的，但这些不影响主要观点的表达，通篇的论述依然精彩。
　　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当然是典型的西式民主，如果要反对西式民主，看到这篇文章而假装没看见，在以后的论述中特意离该文的论述远远的，那叫底气不足，或叫临阵脱逃。既然人家论述得好，不能驳倒就得承认它，不想承认就要能够反驳它，是否服众是另一回事，起码要能自圆其说。
　　从《民》文中不难看出，余晓平显然对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非常推崇，该观点认为：在理想的状态下，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的有效分配。转回到余晓平本人的观点，个人认为有两个结论是余先生深信不疑的：市场经济能保证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充分发展生产力）；社会正义是最佳配置之后再之后或再再之后的自然结果（和谐社会关系）。
　　的确很美妙，个体欲望和种群利益在高层次统一了。“无形之手”将主流经济学家熏陶得晕晕乎乎，除非用一大盆冷水擦把脸。我们看看下面这盆水的温度够不够低。
　　克鲁格曼在《良知》中将二战后的美国经济分成前后两个３０年。前一个３０年与罗斯福新政关系重大，那段时期，共和民主两党关系和谐，劳动者的声音分量大，政府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到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但是，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富人从主张中庸之道的中产阶级手中夺过了发令枪，经济政策向极少数富人倾斜，当富人的资本将大多数美国人远远抛在后面时，富人掠夺财富的手段向无所顾忌过渡，因为金钱不仅仅是能购买商品那么简单，它还具有游说政治和操控舆论的功能，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才由从前的猜测变成明晰结论。
　　由于时下金融危机已经爆发且没有触底，世界经济已经遭受重创，“最佳配置”显然是谈不上了，大概没有谁会说“最佳配置”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只“无形之手”个人认为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应该讨论的是另一只“无形之手”——和谐社会关系或者说社会正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大公司主管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全职工人平均工资的４０倍，进入２１世纪，这个数字变成了３６７倍，金融危机爆发时，普通员工失业了，与此同时，一些高管怀揣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退职金飞走了，后来又发生了还没倒下的将政府救市款拿来分红的丑事。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资产的“无形之手”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前期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各阶层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共同受益，一旦富人资本壮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凭借具有的能量夺取政治主导权，逐渐润滑配套的刹车皮，加速富人聚集财富的速度。财富在一定时期都是一个定值，有人提高了比例就有人降低了比例，两极分化达到空前高度后，经济灾难就到来了，因为只要摆脱了必要的监管，敛财手段必然会趋向毒辣和诡异。
　　“无形之手”不是社会正义的直系亲属。当战争会给军火商与石油商带来暴利时，他们会利用掌握的宣传机器激发国民对“反人权”、“反人道”的热情，战争打赢了，财团获得一大盆肉，普通民众也能从中分到一杯羹，要是战争久拖不决甚至失败，最起码军火商是赚了盆满钵满的，而战争经费是国家出的，国民都掏了钱。
　　转到选举方面，对外强硬的政治领袖总是能用国家利益和道义蛊惑赢得民众支持，他们背后的财团有钱，有钱就有金喇叭，直到发现是谎言而在下一轮选举中淘汰他，但这一轮淘汰并不意味着结束，他们会换一种方式重复国家利益与道义。民众不是傻瓜，他们是有甄别能力的，但金钱能够招募到足够多的更聪明的吹鼓手，甄别与反甄别的斗争是无穷无尽的，获胜的通常是反甄别一方。甄别一方当然也经常获胜，只不过他们总是在难以逆转的时候获胜，比如战争进入如火如荼阶段时发现这是一场不该打的战争，战争发动者也不得不承认错了，但战争还必须打下去，就是要撤军，也要打到不那么狼狈的时候，反战的民众是无力阻止追加战争经费的，反对党也会为了日后选票而阻挠追加战争拨款，真也罢秀也罢，最后都会放行，例外的时候很少。
　　将西式民主说成“资产阶级民主”是很贴切的，“资产阶级”通俗地说就是富人阶级，当他们夺得政治发令枪时，游戏规则为提高聚敛财富的速度服务就毫不奇怪了。资本主义的美国，两极分化加速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克林顿时期担任劳工部长的著名经济学家赖克说，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很大的话，那么在现在的超级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差距得到了成倍成倍的扩大，“大家可能知道，近３０年来，贫富之间的差距扩大了……（现在）是１８９０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赖克还说，企业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可以放弃民主、人权、自由等传统价值，我们不妨对老赖这种说法看作资产阶级左派经济学家的激情声讨，可你不得不承认这些现象并非罕见。
　　余晓平先生是从组织就业和缴纳税收两方面论证“为有钱人服务”的正义性的，由于就业率在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故本文但从税收方面探讨。
　　曾经有人用某教授缴纳的所得税比一般白领多而证明某教授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他也许真的是贡献大，但从这一点作出证明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公职教授的薪水高低与政策的非客观因素多少有关，不与“产出”成正比，极端地说，如果你给我１０万月薪，我愿意拿出７万缴税，但不表示我的贡献很大。
　　最有说服力的是冷冰冰的数字。美国国税局自１９９２年起每年都会公布全美个人所得最高的前４００名纳税人的资料。从１９９２年到２００６年，“幸运４００”的平均年所得在１５年内翻高了４倍，平均税率却大幅降低。艾森豪威尔时代，富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是９１％，肯尼迪时代下降到７６％，１９９５年“幸运４００”的平均税率是２９．９％，１９９７年是２０％，２００３年是１５％，２００６年是１７．２％，中途虽有些微波动，但趋势是一路下降，说一千道一万，税后所得才是实实在在的。“幸运４００”的所得总值在２００２年占全美纳税人所得总值的０．６９％，到了２００６年所占的比例增高一倍，达到１．３１％。
　　但是，除了某些局部，总体来说美国人民不仇富，他们坚信“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过去和父辈都不会成为个人发展障碍”，奥巴马当选总统是“美国梦”的又一个铁证，他们认为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利益冲突“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而美国不是初级工业化国家。我们应该佩服美国人民这样“有性格”。在欧洲，穷人会将自己贫穷归咎于本国富人为富不仁，但在美国，人们相信了政客的表述：都是外国惹的祸，“移民太多抢走了我们的饭碗”，“工作外包拉低了我们的工资”，“贸易赤字让我们无钱可赚”，“购买美国货”问题就解决了。除了白宫高层，老百姓没有必要知道，正是外来移民、工作外包、贸易赤字和外国产品支撑了他们的幸福生活。
　　我们早就不输出革命了，美国人民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比我们高，说不定人家的无等级观念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是一件好事呢，我们不想管也管不着他们这档子事，但我们考虑自己这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的。说起来，中国这些年两极分化的速度也是罕见的快，原因似乎不能全部归结为腐败，因为两极分化加速的时期正是大量引入资本主义管理模式时期，考虑到美国两极分化加速的现实，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中国如此是半生不熟地引入所致。
　　如果中国采用美国那种社会模式（不要求细节相同），不得回避成本支付和社会稳定这两点。以中国目前落后的经济水平，那种真金白银的支出和“误工费”是否合算？特别是社会稳定方面，我们都看到，美国的民主一直运行良好，虽然差距继续扩大，但横向比较，下层民众所得比大部分国家的中产阶级的绝对值还是要高，因为一直有对外掠夺部分充抵被富人刮去的那一部分，美国的总收入为社会保障提供了保障，而中国不具备这些条件，增加社会保障可以，但不可能突然间达到很高的水平，一旦下层再下，他们就没法活了，这时候就会有人振臂一呼，动乱就到来了。有人会说，那么多欠发达国家不也实行民主制度么？可是，他们的民主运行良好么？远的不说，邻近的印度、印尼、泰国，如何？日本不是后起之秀，本来就发达，轰炸不能改变这个结论，有些东西是炸不烂的。韩国是后起的，但与“桥头堡”有关，美国这只老母鸡孵化了很久呢，它有能力在１３亿人口的中国孵化民主吗？没有，也不想，２１天还不出鸡他才高兴呢。
　　如果承认在发展和道德之间寻找某种平衡的正当性，如果认同美国两极分化不可逆转的事实，那么，探讨另一条道路就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在低头走路和抬头看路之间交替，如果发现不远处就是死胡同，那我会认为跨到另一条路上是自然结果，否则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