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踏上前途未卜的试验 中国特区引其官方注意

印度踏上前途未卜的试验 中国特区引其官方注意


《商务周刊》杂志

　　中国的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先验，越来越被印度官方所中意。然而，“经济特区—FDI—快速发展”模式想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取得成功并不容易
　　□记者 朱萍 庞皎明
　　3月14日，印度商工部部长卡迈勒·纳特宣布：“印度政府计划允许国内29个邦绕过印度严格的劳工法规，创建中国式的经济特区。”此消息甫一公布，关于印度依靠经济特区快速发展经济的话题骤然增温。
　　“实行了经济改革的中国是日新月异的，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让我们惊叹——它有利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和促进出口。”印度东海岸维扎加帕特南经济特区的一位官员对《商务周刊》说。
　　据印度官方消息，印度借鉴中国特区选址和功能设置的经验，将多数特区建设在国土东西两侧的港口城市。其大概分布情况是：东部的维扎加帕特南和卡基纳达以及库尔比、盐湖、弗尔达；东南部的南古纳利、切奈；分布在东北部恒河流域的巴多伊、坎普尔、大诺伊德和莫拉达巴；西部城市苏拉特和胜克鲁斯，纳维孟买、卡普达和哈桑；西南部的科钦、瓦拉尔帕德姆和普苏维皮恩；以及印度中部的茵多尔等等。据本刊了解，目前印度政府正式批准建立的经济特区共27个，而原则上将总共批准38个经济特区。
　　然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特区—FDI—快速发展”模式，能否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取得成功？对此，印度国内也有争议。
　　特区的FDI追求
　　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印度就有类似“特区”设置，但发展一直不好。
　　这些类似中国特区的设置其实是7个出口加工区。他们分别是:1965年在古吉拉特邦的根德拉建立的出口加工区；1972年在孟买建立的胜克鲁斯电子出口加工区；1983年分别在北方邦德诺伊达、西孟加拉邦的弗尔达、喀拉拉邦的科钦、泰米尔纳德邦的切奈成立了4个出口加工区以及1989年在安德拉邦的维扎加帕特南建立的出口加工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南亚中亚研究所所长王德华向《商务周刊》介绍说：“现在大家所说的经济特区，源自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推动的‘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经济改革。”然而拉奥经济改革实行了将近10年，印度GDP虽然在逐步增长，但在吸引FDI和促进出口方面却没有明显的变化。据说，印度政府先前曾热情宣布要建立的几个自由贸易港，也是一切如故。
　　这与中国对比显得反差尤大。来自中、印官方的资料显示：中国2001年吸引了468亿美元FDI，而印度只有23亿美元；2002年，中国吸收FDI高达527亿美元，印度也只有35亿美元；2003年，中国是535亿美元，印度为47亿美元；去年，中国的FDI总额达600亿美元，是印度的12倍。
　　今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有关中国与印度市场比较的调查报告。该调查认为，导致中印两国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FDI。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严重短缺仍然是印度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障碍。但有着长期被殖民统治记忆的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对FDI一直都非常谨慎。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被迫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可独立之后，却放缓了全球化的步伐。”长期研究印度问题的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文富德教授说，“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他们对FDI控制较严。允许FDI进入的领域，多是被认为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者是确保产品出口的行业。”
　　据文教授介绍，一直以来，印度主要只利用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等国外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以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优惠贷款，很少利用甚至不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商业性贷款。它不但很少涉足国际金融市场，利用FDI也不多，根据印度经济监控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直到1990年代末期FDI仅约20亿美元。
　　在发展中国家大都极力吸引FDI、加强对外贸易的背景下，印度对FDI的态度，似乎与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但到1990年代初，由于收支危机及外汇短缺，印度对FDI的政策才有了较大的变动。
　　“他们很想向中国学习，很想知道我们在办经济特区方面有什么好的措施和政策。”王德华向《商务周刊》说，“1990年代，印度的官员和学者来到深圳、上海等地考察时，他们惊呆了。”
　　2000年1月，印度政府将古吉拉特的根德拉和苏拉特、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哈孟买和喀拉拉邦的科钦的出口加工区升格为经济特区。当年5月，时任印度商工部长的穆拉索利·马朗宣布将建立经济特区，地处沿海的古吉拉特、泰米尔纳德、奥里萨、马拉哈施特拉、西孟加拉和安德拉6个邦都被作为经济特区的试点。媒体自然而然的称之为学习中国的模式。在第一批特区建立之后，印度政府根据本国私企和邦政府的建议，又相继建立了17个经济特区。
　　“为什么还要建立新的特区？因为没有特区的邦也想谋求发展，想通过特区来吸引FDI。”文富德说。
　　特区里的印度传统
　　印度政府在特区里推出了更多优惠政策。科钦经济特区的官员Ethin Euphen对《商务周刊》说：“出口所得税在前5年全免，后两年减免50%，此外，在服务税等政策上也有优惠。”
　　除此之外的优惠政策还包括：特区将保证持续的、高质量的能源供应；来自国内关税区的货物将在经济特区免除中央销售税；对特区里公司的酬劳管理放宽限制；在药品管理上，取消进口许可证制度和进口登记，各特区可自行批准、检查；农产品、海产品、橡胶、茶叶等免税；除军火、原子能、毒品、烟酒外，印度政府已批准在特区内企业的FDI比例可达100%，投资总额也不设上限。
　　“这些措施，可以看出与中国当年经济特区的许多作法相似。”王德华说。印度的一些官员也从中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如果中国能行，印度为什么不能？这几乎成为印度官方自我激励的口头禅。”印度前商工部部长穆拉索利·马朗说。
　　尽管对兴建特区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印度经济特区5年来的发展并没有如中国那样立竿见影。
　　今年2月，由摩根士丹利撰写的《印度经济月报》指出：2003年，印度所有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加起来的出口贸易只占印度当年出口的5%，在2000-2003年期间，特区内的出口平均增长率只有7%。而中国在建立深圳特区的前四年间(1980-1984年)，深圳的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9.2%。
　　“印度的经济特区规模太小，更像是铁丝网和站岗卫兵包围起来的集中营。”印度当地评价说。由于规模太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导致特区本身的基础建设都难以自给自足，这种情况的出现将对特区的发展产生不确定性。
　　相关硬件和政策的不配套是印度经济特区发展的一大障碍。长期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印度在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远远落后于中国，例如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长是印度的10倍，每1000人拥有的移动和固定电话则是印度的6倍。
　　“他们铁轨的规格还存在差异，真正称得上高速公路的道路也寥寥无几。”文富德说，“在软环境方面，臃肿的官僚机构和低效率的公共管理，使繁文缛节和低效率几乎成为了印度公共管理的代名词。这样的投资环境将使FDI望而却步。”
　　与此同时，由于印度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向，对特区的发展势必也会产生影响。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对国内的经济给予很高程度的保护，这使得国内市场一般比出口市场更加有利可图，试图通过特区吸引FDI以促进出口的策略显然面临旧商业生态下“逆向激励”的束缚。
　　保护劳工制度成了发展绊脚石？
　　这也使印度朝野对如何建设“有印度特色”的经济特区提出了各种看法。《印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说：“印度的经济特区如果想与中国的经济特区一样成为生产出口的引擎，其整个的理念都应该重加思考。”
　　“印度的政治经济模式，决定了中国的经验难以适用于他们的经济特区。”文富德说。一位常驻印度的中国商人也对本刊介绍，印度的情况似乎很复杂，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比如印度的劳工法规非常苛刻，跟市场经济难以相容”。
　　19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印度开始逐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第一个大的措施是放宽了企业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的生产情况，可以依据市场需求决定，不再接受政府的管制。
　　然而，按照印度现有劳工法规的规定，雇员人数达100人以上的公司企业要想裁减员工，必须得到所在邦政府的批准；同时，企业与员工的合同期满之后，如果无法提供长期的雇佣协议，也将无法续聘员工。
　　王德华认为，如果印度修改这些苛刻的劳工法规，允许企业依据生产需要决定对员工的聘用或者解雇，肯定将有助于推动印度经济特区的发展和FDI的引入。
　　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试图修改及绕过劳工法规的做法，受到了印度左翼人士的批评。国大党与其联盟在2004年5月上台后，曾经商定了一个政策蓝图，根据这一蓝图，私有化和劳工改革都被排除于议事日程之外。
　　“目前，左翼政党领导的一些邦对私有化和劳工改革闭口不提。如果允许各邦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决定适用何种劳工法规。左翼政党领导的邦估计会抵制这项法律。”文富德说，“民主体制的制约使得私有化在印度并未得到大张旗鼓的提倡。左翼政党有选票，工会的力量强大，这些都决定了印度将大力推动的特区并不会一帆风顺。”
　　对于特区建设由谁来推动的问题，目前在印度左右两派也尚未达成共识。
　　中国1992年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政府行政权威和企业的商业力量共同主导。印度商工部秘书长梅隆认为，经济特区能够吸引大量FDI、建造好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但是经济特区的建设不应该是政府推动，而应由地方和私人产业共同努力，中央更多的是促进、协调作用。他表示，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是经过研究的，印度不能复制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经验。
　　更为关键的是，印度的官方观点仍认为，FDI还不是印度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在我看来，印度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还应该主要靠国内储蓄和投资。这并不是我们不重视外商投资，而是要把两个好好的结合起来，最大限度的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印度驻华大使苏理宁对中国媒体说。
　　中国企业的印度机会
　　“印度经济改革的深入，将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大市场。”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境外企业管理处一位官员对《商务周刊》说，“现在，我国的很多企业，眼睛只是盯着欧美市场，这种思想必须改变。”
　　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逐渐改善，双方的贸易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1990年代，康佳、TCL、海尔、华为等中国企业已在印度“试水”。
　　中国企业具体可在印度的哪些领域进行投资，商务部的相关官员给予了参考性的解答。
　　目前，印度的家电制造业基本上属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如电视、冰箱、空调等产业在印度将有很大的市场。同时，由于对摩托车和农机的需求量较大，这些领域也将会给中国相关企业提供商机。
　　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受到印度政府的重视，对基建工程的投入在不断增加，工程器械设备(如起重机、混凝土搅拌机等)的需求量也持续放大。随着印度对电力建设的投入，对与电力设备相关的产品也有很大的需求。另外，基建工程也带动相关的工程承包机会增多。
　　在能源、钢铁、通讯产品和机械制造等领域，中国企业的投资前景也比较广阔。
　　目前，印度人均电话拥有率较低。2003年以来，中国手机生产企业如波导、科健等已经进入印度市场，通讯设备商华为公司在印度也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印度，中国的化妆品、丝绸、鞋具、玩具等商品也比较受当地人的欢迎。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的一位官员向《商务周刊》介绍，目前，印度政府规定FDI可以通过金融协作、技术合作、合资、独资和资本市场等方式进行，FDI主要投资领域有信息技术、电子电器设备、生物医药、工程项目、汽车制造和食品加工、化工化肥等。
　　虽然，印度市场对中国众多的企业存在吸引力，但到印度投资却不可盲目。“中国的一些企业对印度市场还应该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必须尽快缩短观望期。”王德华说，“应该占领印度的市场，但事先做好可行性研究非常必要。”由于对印度市场了解不够，我国家电企业如TCL、康佳已经逐步从印度市场退出；今年，由于没有应对印度的窄织布反倾销调查，中国企业在这一市场已经退出。印度踏上前途未卜的试验 中国特区引其官方注意


《商务周刊》杂志

　　中国的经济特区作为一种先验，越来越被印度官方所中意。然而，“经济特区—FDI—快速发展”模式想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取得成功并不容易
　　□记者 朱萍 庞皎明
　　3月14日，印度商工部部长卡迈勒·纳特宣布：“印度政府计划允许国内29个邦绕过印度严格的劳工法规，创建中国式的经济特区。”此消息甫一公布，关于印度依靠经济特区快速发展经济的话题骤然增温。
　　“实行了经济改革的中国是日新月异的，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让我们惊叹——它有利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和促进出口。”印度东海岸维扎加帕特南经济特区的一位官员对《商务周刊》说。
　　据印度官方消息，印度借鉴中国特区选址和功能设置的经验，将多数特区建设在国土东西两侧的港口城市。其大概分布情况是：东部的维扎加帕特南和卡基纳达以及库尔比、盐湖、弗尔达；东南部的南古纳利、切奈；分布在东北部恒河流域的巴多伊、坎普尔、大诺伊德和莫拉达巴；西部城市苏拉特和胜克鲁斯，纳维孟买、卡普达和哈桑；西南部的科钦、瓦拉尔帕德姆和普苏维皮恩；以及印度中部的茵多尔等等。据本刊了解，目前印度政府正式批准建立的经济特区共27个，而原则上将总共批准38个经济特区。
　　然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特区—FDI—快速发展”模式，能否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取得成功？对此，印度国内也有争议。
　　特区的FDI追求
　　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印度就有类似“特区”设置，但发展一直不好。
　　这些类似中国特区的设置其实是7个出口加工区。他们分别是:1965年在古吉拉特邦的根德拉建立的出口加工区；1972年在孟买建立的胜克鲁斯电子出口加工区；1983年分别在北方邦德诺伊达、西孟加拉邦的弗尔达、喀拉拉邦的科钦、泰米尔纳德邦的切奈成立了4个出口加工区以及1989年在安德拉邦的维扎加帕特南建立的出口加工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南亚中亚研究所所长王德华向《商务周刊》介绍说：“现在大家所说的经济特区，源自1991年印度拉奥政府推动的‘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经济改革。”然而拉奥经济改革实行了将近10年，印度GDP虽然在逐步增长，但在吸引FDI和促进出口方面却没有明显的变化。据说，印度政府先前曾热情宣布要建立的几个自由贸易港，也是一切如故。
　　这与中国对比显得反差尤大。来自中、印官方的资料显示：中国2001年吸引了468亿美元FDI，而印度只有23亿美元；2002年，中国吸收FDI高达527亿美元，印度也只有35亿美元；2003年，中国是535亿美元，印度为47亿美元；去年，中国的FDI总额达600亿美元，是印度的12倍。
　　今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有关中国与印度市场比较的调查报告。该调查认为，导致中印两国经济增长速度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FDI。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严重短缺仍然是印度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障碍。但有着长期被殖民统治记忆的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对FDI一直都非常谨慎。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被迫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可独立之后，却放缓了全球化的步伐。”长期研究印度问题的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文富德教授说，“为了维护民族独立，他们对FDI控制较严。允许FDI进入的领域，多是被认为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者是确保产品出口的行业。”
　　据文教授介绍，一直以来，印度主要只利用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等国外金融机构的优惠贷款以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优惠贷款，很少利用甚至不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商业性贷款。它不但很少涉足国际金融市场，利用FDI也不多，根据印度经济监控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直到1990年代末期FDI仅约20亿美元。
　　在发展中国家大都极力吸引FDI、加强对外贸易的背景下，印度对FDI的态度，似乎与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但到1990年代初，由于收支危机及外汇短缺，印度对FDI的政策才有了较大的变动。
　　“他们很想向中国学习，很想知道我们在办经济特区方面有什么好的措施和政策。”王德华向《商务周刊》说，“1990年代，印度的官员和学者来到深圳、上海等地考察时，他们惊呆了。”
　　2000年1月，印度政府将古吉拉特的根德拉和苏拉特、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哈孟买和喀拉拉邦的科钦的出口加工区升格为经济特区。当年5月，时任印度商工部长的穆拉索利·马朗宣布将建立经济特区，地处沿海的古吉拉特、泰米尔纳德、奥里萨、马拉哈施特拉、西孟加拉和安德拉6个邦都被作为经济特区的试点。媒体自然而然的称之为学习中国的模式。在第一批特区建立之后，印度政府根据本国私企和邦政府的建议，又相继建立了17个经济特区。
　　“为什么还要建立新的特区？因为没有特区的邦也想谋求发展，想通过特区来吸引FDI。”文富德说。
　　特区里的印度传统
　　印度政府在特区里推出了更多优惠政策。科钦经济特区的官员Ethin Euphen对《商务周刊》说：“出口所得税在前5年全免，后两年减免50%，此外，在服务税等政策上也有优惠。”
　　除此之外的优惠政策还包括：特区将保证持续的、高质量的能源供应；来自国内关税区的货物将在经济特区免除中央销售税；对特区里公司的酬劳管理放宽限制；在药品管理上，取消进口许可证制度和进口登记，各特区可自行批准、检查；农产品、海产品、橡胶、茶叶等免税；除军火、原子能、毒品、烟酒外，印度政府已批准在特区内企业的FDI比例可达100%，投资总额也不设上限。
　　“这些措施，可以看出与中国当年经济特区的许多作法相似。”王德华说。印度的一些官员也从中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如果中国能行，印度为什么不能？这几乎成为印度官方自我激励的口头禅。”印度前商工部部长穆拉索利·马朗说。
　　尽管对兴建特区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印度经济特区5年来的发展并没有如中国那样立竿见影。
　　今年2月，由摩根士丹利撰写的《印度经济月报》指出：2003年，印度所有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加起来的出口贸易只占印度当年出口的5%，在2000-2003年期间，特区内的出口平均增长率只有7%。而中国在建立深圳特区的前四年间(1980-1984年)，深圳的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9.2%。
　　“印度的经济特区规模太小，更像是铁丝网和站岗卫兵包围起来的集中营。”印度当地评价说。由于规模太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导致特区本身的基础建设都难以自给自足，这种情况的出现将对特区的发展产生不确定性。
　　相关硬件和政策的不配套是印度经济特区发展的一大障碍。长期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印度在如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领域，远远落后于中国，例如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长是印度的10倍，每1000人拥有的移动和固定电话则是印度的6倍。
　　“他们铁轨的规格还存在差异，真正称得上高速公路的道路也寥寥无几。”文富德说，“在软环境方面，臃肿的官僚机构和低效率的公共管理，使繁文缛节和低效率几乎成为了印度公共管理的代名词。这样的投资环境将使FDI望而却步。”
　　与此同时，由于印度政府的经济政策偏向，对特区的发展势必也会产生影响。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对国内的经济给予很高程度的保护，这使得国内市场一般比出口市场更加有利可图，试图通过特区吸引FDI以促进出口的策略显然面临旧商业生态下“逆向激励”的束缚。
　　保护劳工制度成了发展绊脚石？
　　这也使印度朝野对如何建设“有印度特色”的经济特区提出了各种看法。《印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说：“印度的经济特区如果想与中国的经济特区一样成为生产出口的引擎，其整个的理念都应该重加思考。”
　　“印度的政治经济模式，决定了中国的经验难以适用于他们的经济特区。”文富德说。一位常驻印度的中国商人也对本刊介绍，印度的情况似乎很复杂，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比如印度的劳工法规非常苛刻，跟市场经济难以相容”。
　　19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印度开始逐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第一个大的措施是放宽了企业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的生产情况，可以依据市场需求决定，不再接受政府的管制。
　　然而，按照印度现有劳工法规的规定，雇员人数达100人以上的公司企业要想裁减员工，必须得到所在邦政府的批准；同时，企业与员工的合同期满之后，如果无法提供长期的雇佣协议，也将无法续聘员工。
　　王德华认为，如果印度修改这些苛刻的劳工法规，允许企业依据生产需要决定对员工的聘用或者解雇，肯定将有助于推动印度经济特区的发展和FDI的引入。
　　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试图修改及绕过劳工法规的做法，受到了印度左翼人士的批评。国大党与其联盟在2004年5月上台后，曾经商定了一个政策蓝图，根据这一蓝图，私有化和劳工改革都被排除于议事日程之外。
　　“目前，左翼政党领导的一些邦对私有化和劳工改革闭口不提。如果允许各邦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决定适用何种劳工法规。左翼政党领导的邦估计会抵制这项法律。”文富德说，“民主体制的制约使得私有化在印度并未得到大张旗鼓的提倡。左翼政党有选票，工会的力量强大，这些都决定了印度将大力推动的特区并不会一帆风顺。”
　　对于特区建设由谁来推动的问题，目前在印度左右两派也尚未达成共识。
　　中国1992年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政府行政权威和企业的商业力量共同主导。印度商工部秘书长梅隆认为，经济特区能够吸引大量FDI、建造好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但是经济特区的建设不应该是政府推动，而应由地方和私人产业共同努力，中央更多的是促进、协调作用。他表示，建设经济特区的政策是经过研究的，印度不能复制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经验。
　　更为关键的是，印度的官方观点仍认为，FDI还不是印度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在我看来，印度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还应该主要靠国内储蓄和投资。这并不是我们不重视外商投资，而是要把两个好好的结合起来，最大限度的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印度驻华大使苏理宁对中国媒体说。
　　中国企业的印度机会
　　“印度经济改革的深入，将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大市场。”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境外企业管理处一位官员对《商务周刊》说，“现在，我国的很多企业，眼睛只是盯着欧美市场，这种思想必须改变。”
　　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逐渐改善，双方的贸易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1990年代，康佳、TCL、海尔、华为等中国企业已在印度“试水”。
　　中国企业具体可在印度的哪些领域进行投资，商务部的相关官员给予了参考性的解答。
　　目前，印度的家电制造业基本上属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如电视、冰箱、空调等产业在印度将有很大的市场。同时，由于对摩托车和农机的需求量较大，这些领域也将会给中国相关企业提供商机。
　　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受到印度政府的重视，对基建工程的投入在不断增加，工程器械设备(如起重机、混凝土搅拌机等)的需求量也持续放大。随着印度对电力建设的投入，对与电力设备相关的产品也有很大的需求。另外，基建工程也带动相关的工程承包机会增多。
　　在能源、钢铁、通讯产品和机械制造等领域，中国企业的投资前景也比较广阔。
　　目前，印度人均电话拥有率较低。2003年以来，中国手机生产企业如波导、科健等已经进入印度市场，通讯设备商华为公司在印度也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在印度，中国的化妆品、丝绸、鞋具、玩具等商品也比较受当地人的欢迎。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的一位官员向《商务周刊》介绍，目前，印度政府规定FDI可以通过金融协作、技术合作、合资、独资和资本市场等方式进行，FDI主要投资领域有信息技术、电子电器设备、生物医药、工程项目、汽车制造和食品加工、化工化肥等。
　　虽然，印度市场对中国众多的企业存在吸引力，但到印度投资却不可盲目。“中国的一些企业对印度市场还应该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必须尽快缩短观望期。”王德华说，“应该占领印度的市场，但事先做好可行性研究非常必要。”由于对印度市场了解不够，我国家电企业如TCL、康佳已经逐步从印度市场退出；今年，由于没有应对印度的窄织布反倾销调查，中国企业在这一市场已经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