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會悼教宗釋善意 陳水扁梵帝岡行碰軟釘子

亞洲時報在線報道

(13/04/2005)
Francesco Sisci撰文
羅馬－臺灣總統陳水扁本來想憑藉弔唁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的機會來會面各國政要，以便增強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和拓寬臺灣的生存空間。雖然在教宗葬禮上，梵蒂岡按著英文字母先後次序給陳水扁安排靠前的座位，但梵帝岡並沒有為他提供翻譯，所以陳水扁並沒有獲得與其他領導人交談的機會。據消息人士透露，陳水扁曾經向梵蒂岡要求會見紅衣大主教或是其他的高層領導人，但也被後者拒絕了。大國領袖似乎都不想被看見跟陳水扁搭訕，生怕惹惱北京。
義大利政府似乎也不給陳水扁面子，只容許他在羅馬逗留短短幾個小時，要他在葬禮一結束就得馬上離開。事實上，陳水扁在飛機上呆的時間足足是他在羅馬逗留時間的四倍。
陳水扁何以身陷如此尷尬境地呢？梵蒂岡和北京政府並沒有外交關係，並不需要過於顧及北京的想法。相反，梵蒂岡是歐洲唯一與臺灣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按理說應該多照顧一下臺灣的利益才對。仔細看來，玄機也許就在大陸政府對教宗逝世所做出的反應。
由於中梵兩國在臺灣以及中國的宗教自由等問題上交惡多年，本來大陸政府對梵蒂岡的消息是一概的不聞不問。但對於教宗的離世，北京當局還是通過了官方控制的天主教愛國聯合會向梵蒂岡方面表示了哀悼。這對長期以來淡如水的中梵關係而言，雖不至於是一個重大突破，但算是一個友好的姿態。也許是梵蒂岡方面感受到了北京拋出的橄欖枝，所以就不得不低調處理陳水扁在羅馬的活動安排。
而且從北京對梵蒂岡同意給陳水扁發出簽證做出的反應來看，北京甚至原本計劃派出代表團到羅馬參加教宗的葬禮。外交部發言人秦剛當時的反應是：“在目前情況下（梵蒂岡及義大利已經向陳水扁發出了簽證），中方不會派團。”言下之意就是北京計畫派出代表團參加葬禮，但由於出現了陳水扁獲得簽證這個意外情況，北京政府只得作罷。可見，中梵兩國早前可能就北京參加該葬禮的安排進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接觸，只不過最終沒有達成一致而已。
也許梵蒂岡本來並不願意見到陳水扁出現在這種場合上，這從後者在葬禮上受到的冷遇可見一斑。其實，只要有心悼念教宗，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這項活動。因此，若強行阻止陳水扁出席就顯得既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天主教寬恕和博愛的精神。因此有很大機會成事的中梵兩國破冰之旅就這樣胎死腹中了。
現在由於陳水扁取代了大陸代表團的位置而出席了教宗的葬禮，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了，要想恢復中梵兩國的正常關係就更加困難了。而且隨著教宗的辭世，兩國關係還得取決於新任教宗對北京政府的態度。
2000 年羅馬教廷對曾經到中國傳教的外國傳教士以及追隨者進行封聖，北京大為震怒。不過後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逐漸改變了對中國的態度，試圖修補兩國關係。在 2001年給大陸政府的一封公開信中，教宗向北京就部分傳教士在殖民時代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進行了道歉，要求得到大陸當局的“寬恕和諒解”。教宗當時還呼籲與北京當局進行對話以求恢復兩國關係，無奈久候不見北京的善意回應，提議不了了之。錯過這次機會後，也許要等很久才會再次出現類似的機遇。因為新的教宗尚未選出，不同的教宗人選也許會有大相徑庭的對華態度。
同樣，這種僵局對梵蒂岡也是百害而無一利。中國人口超過了全球總數的兩成，未能在這個人口如此之多的國度裏廣為傳播福音實乃羅馬教廷的一大遺憾。由於共產黨近年來逐步放鬆了對老百姓宗教信教的控制，各類宗教的信眾不斷增多，其中包括基督教和一些民間宗教如現代佛教等。羅馬天主教不能輕易地放棄這個教區的發展和傳教工作，中國教區也許會對天主教與其他宗教之間的競爭結果起到決定性作用。

而且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中國在一些天主教為主的地區的經濟投資也逐漸擴大。根據梵蒂岡的資料顯示，過去幾年中國在天主教傳統勢力範圍拉丁美洲地區所進行的投資已經達到了美國的兩倍之多。而在天主教影響日漸深厚的非洲地區，中國的投資更是逐年大幅度增加。因此在上述地區中，中梵兩國的關係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夠間接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梵關係這一因素很有可能會影響教宗選舉的最終結果，一如27年前羅馬教廷選擇了波蘭人卡若耳·沃迪拉（Karol Wojtila，教宗的原名）而不是傳統上的義大利人出任教宗的職位。因為教宗出身波蘭，也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主義，由他出任教宗有利於推動東歐地區早日結束共產黨的統治。結果12年後，波蘭就結束了共黨統治，投向資本主義陣營。1991年冷戰全面結束，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部消失。
或許有人會質疑中國因素對教宗選舉所擁有的影響力。他們認為全世界有超過10億名天主教徒，就算是加上地下天主教會的教徒數目，中國的天主教徒也不會超過 1000萬人，影響力有限。但這兩個數字只是事實的一部分，導致中國教區對羅馬教廷仍然擁有舉足輕重影響力還有兩個因素。
首先是歷史因素。早在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由當時的基督教分裂出去的聶斯多略派（Nestorianismus）就曾將其教義傳入中國，在長安一帶以及其他地方廣泛流傳，歷史上稱為景教。景教雖非天主教，而只是一個由基督教分裂出去的教派，但其教義除個別與天主教不相同外，其他所有部分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景教傳入中國在某些意義上說也等於是天主教傳入中國。不過一般都把1582年傳教士利瑪竇進入中國之時作為天主教正式進入中國。之後就有不少的耶穌會會士在中國進行辦學和傳教等工作，影響力漸厚。但在18世紀初期，羅馬教廷要求所有的耶穌會會士撤出中國，認為後者受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太深。當時在中國傳教的牧師幾乎都是教會的高層，擁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若望·保祿二世在位期間，羅馬教廷承認當年撤出中國的決定是錯誤的。教廷內有不少人都認為羅馬天主教當年錯過了讓大批中國人皈依天主教的機會。
其次就是中國的天主教徒都十分虔誠。北京指定的中國官方天主教會領導人傅鐵山就來自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
中國國內的天主教力量也有很強的生命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幾乎是所有來自國外的東西都要被批判和打倒，天主教教會仍然堅持了下來。這些天主教徒在政治方面也比較低調，從來不參加反對現政權的社會運動。隨著共產黨政府進一步放寬宗教信仰自由，中國天主教徒將會逐漸增加，這也有利於羅馬教廷擴大在亞洲地區內影響力。
由於近年來不斷傳出牽涉天主教神父的性侵犯醜聞，羅馬教廷的公信力及威嚴也大受影響。假如能在這個時候打開中國教區傳教的缺口，這對梵蒂岡來講無疑是一大勝利。
但這一切都取決於新教宗的對華態度以及政策。只有在選出新教宗之後，梵蒂岡和臺灣以及大陸的未來關係才能夠明朗化。亞洲時報在線報道

(13/04/2005)
Francesco Sisci撰文
羅馬－臺灣總統陳水扁本來想憑藉弔唁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的機會來會面各國政要，以便增強臺灣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和拓寬臺灣的生存空間。雖然在教宗葬禮上，梵蒂岡按著英文字母先後次序給陳水扁安排靠前的座位，但梵帝岡並沒有為他提供翻譯，所以陳水扁並沒有獲得與其他領導人交談的機會。據消息人士透露，陳水扁曾經向梵蒂岡要求會見紅衣大主教或是其他的高層領導人，但也被後者拒絕了。大國領袖似乎都不想被看見跟陳水扁搭訕，生怕惹惱北京。
義大利政府似乎也不給陳水扁面子，只容許他在羅馬逗留短短幾個小時，要他在葬禮一結束就得馬上離開。事實上，陳水扁在飛機上呆的時間足足是他在羅馬逗留時間的四倍。
陳水扁何以身陷如此尷尬境地呢？梵蒂岡和北京政府並沒有外交關係，並不需要過於顧及北京的想法。相反，梵蒂岡是歐洲唯一與臺灣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按理說應該多照顧一下臺灣的利益才對。仔細看來，玄機也許就在大陸政府對教宗逝世所做出的反應。
由於中梵兩國在臺灣以及中國的宗教自由等問題上交惡多年，本來大陸政府對梵蒂岡的消息是一概的不聞不問。但對於教宗的離世，北京當局還是通過了官方控制的天主教愛國聯合會向梵蒂岡方面表示了哀悼。這對長期以來淡如水的中梵關係而言，雖不至於是一個重大突破，但算是一個友好的姿態。也許是梵蒂岡方面感受到了北京拋出的橄欖枝，所以就不得不低調處理陳水扁在羅馬的活動安排。
而且從北京對梵蒂岡同意給陳水扁發出簽證做出的反應來看，北京甚至原本計劃派出代表團到羅馬參加教宗的葬禮。外交部發言人秦剛當時的反應是：“在目前情況下（梵蒂岡及義大利已經向陳水扁發出了簽證），中方不會派團。”言下之意就是北京計畫派出代表團參加葬禮，但由於出現了陳水扁獲得簽證這個意外情況，北京政府只得作罷。可見，中梵兩國早前可能就北京參加該葬禮的安排進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接觸，只不過最終沒有達成一致而已。
也許梵蒂岡本來並不願意見到陳水扁出現在這種場合上，這從後者在葬禮上受到的冷遇可見一斑。其實，只要有心悼念教宗，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這項活動。因此，若強行阻止陳水扁出席就顯得既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天主教寬恕和博愛的精神。因此有很大機會成事的中梵兩國破冰之旅就這樣胎死腹中了。
現在由於陳水扁取代了大陸代表團的位置而出席了教宗的葬禮，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了，要想恢復中梵兩國的正常關係就更加困難了。而且隨著教宗的辭世，兩國關係還得取決於新任教宗對北京政府的態度。
2000 年羅馬教廷對曾經到中國傳教的外國傳教士以及追隨者進行封聖，北京大為震怒。不過後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逐漸改變了對中國的態度，試圖修補兩國關係。在 2001年給大陸政府的一封公開信中，教宗向北京就部分傳教士在殖民時代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進行了道歉，要求得到大陸當局的“寬恕和諒解”。教宗當時還呼籲與北京當局進行對話以求恢復兩國關係，無奈久候不見北京的善意回應，提議不了了之。錯過這次機會後，也許要等很久才會再次出現類似的機遇。因為新的教宗尚未選出，不同的教宗人選也許會有大相徑庭的對華態度。
同樣，這種僵局對梵蒂岡也是百害而無一利。中國人口超過了全球總數的兩成，未能在這個人口如此之多的國度裏廣為傳播福音實乃羅馬教廷的一大遺憾。由於共產黨近年來逐步放鬆了對老百姓宗教信教的控制，各類宗教的信眾不斷增多，其中包括基督教和一些民間宗教如現代佛教等。羅馬天主教不能輕易地放棄這個教區的發展和傳教工作，中國教區也許會對天主教與其他宗教之間的競爭結果起到決定性作用。

而且隨著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中國在一些天主教為主的地區的經濟投資也逐漸擴大。根據梵蒂岡的資料顯示，過去幾年中國在天主教傳統勢力範圍拉丁美洲地區所進行的投資已經達到了美國的兩倍之多。而在天主教影響日漸深厚的非洲地區，中國的投資更是逐年大幅度增加。因此在上述地區中，中梵兩國的關係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夠間接影響當地的經濟發展。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梵關係這一因素很有可能會影響教宗選舉的最終結果，一如27年前羅馬教廷選擇了波蘭人卡若耳·沃迪拉（Karol Wojtila，教宗的原名）而不是傳統上的義大利人出任教宗的職位。因為教宗出身波蘭，也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主義，由他出任教宗有利於推動東歐地區早日結束共產黨的統治。結果12年後，波蘭就結束了共黨統治，投向資本主義陣營。1991年冷戰全面結束，歐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全部消失。
或許有人會質疑中國因素對教宗選舉所擁有的影響力。他們認為全世界有超過10億名天主教徒，就算是加上地下天主教會的教徒數目，中國的天主教徒也不會超過 1000萬人，影響力有限。但這兩個數字只是事實的一部分，導致中國教區對羅馬教廷仍然擁有舉足輕重影響力還有兩個因素。
首先是歷史因素。早在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由當時的基督教分裂出去的聶斯多略派（Nestorianismus）就曾將其教義傳入中國，在長安一帶以及其他地方廣泛流傳，歷史上稱為景教。景教雖非天主教，而只是一個由基督教分裂出去的教派，但其教義除個別與天主教不相同外，其他所有部分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景教傳入中國在某些意義上說也等於是天主教傳入中國。不過一般都把1582年傳教士利瑪竇進入中國之時作為天主教正式進入中國。之後就有不少的耶穌會會士在中國進行辦學和傳教等工作，影響力漸厚。但在18世紀初期，羅馬教廷要求所有的耶穌會會士撤出中國，認為後者受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太深。當時在中國傳教的牧師幾乎都是教會的高層，擁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若望·保祿二世在位期間，羅馬教廷承認當年撤出中國的決定是錯誤的。教廷內有不少人都認為羅馬天主教當年錯過了讓大批中國人皈依天主教的機會。
其次就是中國的天主教徒都十分虔誠。北京指定的中國官方天主教會領導人傅鐵山就來自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
中國國內的天主教力量也有很強的生命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幾乎是所有來自國外的東西都要被批判和打倒，天主教教會仍然堅持了下來。這些天主教徒在政治方面也比較低調，從來不參加反對現政權的社會運動。隨著共產黨政府進一步放寬宗教信仰自由，中國天主教徒將會逐漸增加，這也有利於羅馬教廷擴大在亞洲地區內影響力。
由於近年來不斷傳出牽涉天主教神父的性侵犯醜聞，羅馬教廷的公信力及威嚴也大受影響。假如能在這個時候打開中國教區傳教的缺口，這對梵蒂岡來講無疑是一大勝利。
但這一切都取決於新教宗的對華態度以及政策。只有在選出新教宗之後，梵蒂岡和臺灣以及大陸的未來關係才能夠明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