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生泪述军人脆弱：一年后他仍时见废墟中断手

　　症状消减的速度有快有慢，甚至伴随终生
　　“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产生了这样大的变化？”
　　犹豫了几秒后，他开始回忆——
　　那天，部队接到命令便赶往灾区。路上，随队的心理咨询师已经开始“打预防针”：“你们接下来要见到的场面是比较惨烈的……”
　　但他从小没见过死人，根本无法预料现场惨烈的程度。
　　在废墟中看见那只手后，他第一个冲上前去牢牢抓住，本能地往外拉，结果……
　　说完之后，他痛苦地皱眉，“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手”。
　　从此，这只手就反反复复地出现在他眼前，没有任何预兆，不分白天或夜晚。他想忘记，可是却根本没有办法。
　　孙剑后来向部队了解到关于这位士兵的更多情况——这是一位2008年入伍的新兵，入伍时刚满18岁，平时各种行动都愿意冲在最前面，部队领导评价为“积极、主动、上进的好兵”。
　　但现在，他觉得自己不再是位好兵。“我本来不是这样的，以前遇到车祸这样的事，我会克制住自己的恐惧，第一时间冲上去救人，但是看过这只手以后，我再也没有办法克制自己了！哪怕只是听到哪里发生了事故，我都无法去想，我太害怕了……”一年来，他第一次向别人倾吐心中的恐惧。
　　在孙剑建议下，他接受了住院治疗。
　　孙剑说，这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都符合3个特征：
　　——“闪回”，悲伤的情景不断出现；
　　——“回避”，不愿说起自己的感受、不想经历任何与创伤类似的刺激；
　　——“持续性的警觉性升高”，精神紧张。
　　这些症状多数在遭受创伤后数日至半年内出现，消减的速度则有快有慢，甚至伴随终生。有些经历过战争的老兵退伍多年后，听到发动机“哒哒哒”的声音仍会全身发抖；去过汶川救援的医生回来，地板稍稍一震，就下意识地站起来，以为“要跑出帐篷”。
　　汶川地震6个月后，战时心理服务大队对参与救援的官兵做过一次回访，调查显示，6.53%的人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服务大队专家高志勤说，未来战争依靠高科技、电磁战、心理战，这个比例并不小。
　　对于军队来说，患上心理疾病属于非战斗减员。战时心理服务大队的目标是，减少心理伤减员，提高部队战斗力。
　　以前是坐在医院里等，现在是上门，主动筛查
　　有些心理障碍的发生，也跟不同人的人格基础相关。
　　心理专家陈方斌打了个比方：5个碗掉在地上，有的整个碎了，有的可能只裂不碎。人本身的心理和人格基础不一样，反应也不一样。
　　首先就要心理评估，防止本身有精神心理疾病的患者进入部队。
　　但此前，我国对军人心理健康评估几乎是一片空白。大队里的老专家张理义成立了课题组，组织人员对全军230多个单位的10多万名官兵跟踪调查，10年，研发的“中国军人心理健康测评仪”，后被广泛用于新兵入伍、学员入学、执行重大任务人员选拔等心理筛查和平时心理健康保障。
　　2003年9月，测评仪“卡”住了一个兵。当时某部需派人员出国执行维和任务，用测评仪进行心理健康筛查。一位平时工作出色、综合素质都过硬的驾驶员小刘测后，结果却显示有轻微妄想症。
　　任何测评都有不同程度的假阳性率，需要精神心理专家再一次进行“人工”判断。结果，小刘的确患有妄想症。
　　高志勤说，现在新兵入伍要经过两轮不同系统的筛查。一次是在入伍前，一次入伍后。
　　尽管这样，3个月或半年后，还是会有官兵因精神心理问题住院，“但已经比以前不做筛查要少得多”。

　　我们没有习惯表现我们的脆弱，但脆弱是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的
　　汶川地震，是一场硬仗。
　　33天，战时心理服务大队分7个批次，深入到33个驻扎点和52个村寨。既帮助灾民，也帮助官兵。他们发现，灾民相对容易发泄出情绪，而军人往往选择克制自己的情感。
　　李光耀和宋梓祥是一个批次的，震后第7天前往灾区，与两位武警战士同住一个帐篷，驻扎在一个70多人的医疗救援部队旁。
　　李光耀的直觉是，这两位20岁左右的小伙子都很淡漠，看起来很木讷，跟年龄不相符的淡漠。他发现有着同样表情的还有周边帐篷里的战士，甚至，几乎整个群体都是。
　　战士和他慢慢熟悉了之后，讲起自己的经历。说到某天看见两条腿露在废墟外，想把尸体拉出来，结果，“噗嗤”，身体断开了……描述这个场景时，他同样是面无表情的。
　　这是一种正常的保护性反应。如果只是短时间，确实是对防止自己再受伤害的本能保护，但若不及时发泄，让这种情绪积淀下来，则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况且，军人很少轻易暴露情感。
　　地震发生后的前几个星期里，所有人都在忙碌，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救援上；但是空闲下来后，发现身边的战友不对劲了：矛盾、冲突多了；空旷、封闭的环境，也让人烦躁了；以前不会在意的评奖名额，也可能引发矛盾……
　　副院长意识到了，直言：“我们这个部队到底怎么了？”宋梓祥早已看出大家的心理异常，建议道：“我们都是部队的救援人员，也不方便说大家有问题，不如我给大家写一封信？”
　　晨会上，院长将800字的信念了两遍之后，所有人都哭了。信上首先肯定了大家的辛勤劳动，继而写道：“随着抗震救灾任务的转换……我们疲劳了，我们想家了，随之我们的焦虑也不知不觉增加了，我们甚至开始厌倦现在的环境了。领导爱发火了，同事的抱怨也增加了。所有的这些可能让我们更加地烦躁和困惑，我们到底怎么了？
　　“其实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每天扮演着很多的角色。我们不仅是一名医务工作者，还是父母的孩子、爱人的伴侣、孩子的父母亲，多重的身份造就了我们多重的需求。当我们的身份被过度单一后，我们很多的情感需求就得不到有效释放，所以我们开始越来越烦躁，越来越喜欢抱怨，这些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的身份单一化。”
　　读到这里，不少人抹起了眼泪。
　　信里接着探讨该怎么办。
　　首先，要接纳自己的情绪，因为“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了，而不是心理出了什么问题”；其次，表达自己的感受，“可能我们还没有习惯在同事面前去表现我们的脆弱，但脆弱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的”。还要增加对周围同事的理解和包容、探讨焦虑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保证充足的睡眠与休息等。
　　此后，来到宋梓祥他们帐篷里的官兵越来越多。“虽然只是聊聊天、谈谈理想，但很多时候，有了对心理的认识，又有了疏解的渠道，这就足够了。”宋梓祥说。

　心理咨询是一种互助，不是谁一定帮助谁
　　李光耀犹豫了两天，还是没有去。
　　这是李光耀在2008年9月参加的中德精神分析培训班发生的事情。来自全国的心理医生聚在一起共同进修。主讲的德国老师对李光耀去四川做心理援助的经历非常感兴趣，专门空出一堂课请李光耀谈谈经历。
　　“开始，我答应了。”但到了当天，李光耀没有去，他不愿意再去回忆面对那些场景。
　　那堂课上，同行们转而讨论李光耀的行为。大家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回避行为，回避救援工作时产生的心理创伤。
　　“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在受到应激。无论是灾民，救助灾民的官兵，还是去做心理咨询的我们。”李光耀说。
　　李光耀说从汶川回来以后，他好像爱哭了。一次，他和病人家属交谈。不是谈地震的事，就只是提到了四川，眼泪就突然流下来了。
　　病人家属没有惊讶，只是轻轻地摆手：“那我们不谈这事儿了吧。”
　　电视里，汶川的画面一次次闪现，李光耀也会心有波澜。“但我理解自己的这些心理反应，所以可以自我调节。”
　　困扰时，他也找自己的心理学老师寻求帮助。
　　老师当时的原话他已记不太清，只记得主要的意思——你觉得会哭是一件坏事吗？其实你的情感被调动起来，你可能因为这件事变得更加感性，更加温暖，对你来说不一定是坏事。
　　心理咨询本身就是平等的，互助，不是谁一定帮助谁。

心理障碍，不能当成是思想觉悟问题来处理
　　如果说抗震救灾是经受一次高压水泵的冲击，那么执行8个月的备勤任务，就像每天日复一日地感受涓涓细流——日积月累的压抑感，也会令人难以忍受。
　　为了保障大型活动的开展，预防不稳定因素发生，部队常常要承担安全保障任务。一部分是安保部队，是负责安检等工作的；一部分是备勤部队，为了防止突发事件，必须长时间处于待命状态。这些部队的屯兵点，通常是将市区里不用的房子临时改造，住宿空间狭小，而且为了不影响老百姓生活，官兵不能随便出门。
　　北京奥运(上海赛区)和上海世博期间，孙剑都去了部队，进行心理辅导。“相比于奥运，世博的跨度更长，官兵的压力也越大”，有的部队从世博园开始建设的第一袋水泥入场就开始入驻。
　　王雅楠是某部队专职的心理咨询师，是地方大学的心理专业研究生。
　　世博期间，她作为部队一员，全程参与8个月备勤。部队所在的屯兵点也算处在闹市区，窗外就能看到外滩和东方明珠，但是根据军队纪律，除了集体去世博园执勤，哪儿都不能去。“那种感觉，太压抑了。尤其是晚上，落差特别大。外面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可是却和我们无关，这份寂寞，只能自己独守……”
　　普通人的情感支持通常来源于家庭、朋友，但官兵，必须依赖这个集体。于是王雅楠尽可能地设计一些促进团队合作的活动。
　　安保部队的一位女兵曾向孙剑诉说：自己每天蹲下站起无数次，单调枯燥，这其中还要忍受来自游客的抱怨甚至辱骂。有些游客排队久了，直接向给自己安检的士兵发脾气，非要携带打火机进园区，对新兵开骂“小保安”。
　　孙剑开导她：“给别人送礼物，是不是别人收了是他的，不收还是送礼人自己的？这和别人向你发脾气一样，你接受了，就受到影响，会使得你不开心。但如果你不接受，那还是他自己的，好比他冲他自己发脾气，那你为什么要替他难受呢？”
　　孙剑说自己其实是在偷换概念，但或许此时，她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自我调节的方法。
　　除了具体的执行任务，日趋变化的时代也在给军人带来心理上的冲突。
　　李光耀说，对于父辈那些兵，当时的环境更崇尚服从，与军队的管理模式是一致的，而且很多家庭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进了部队可以解决衣食困难；
　　而现在，社会越来越崇尚自由，但服从命令依然是军人的天职，进入部队，就必须遵守一种与社会、和家庭不一样的管理模式。
　　有的兵心理落差较大，“如果当初选择打工，或许现在已经赚了多少钱”，有的还忍不住和以前同学比，“他们可能读了大学、在某个公司就业了”。
　　个别官兵渐与社会脱节。李光耀遇到过一位35岁左右的老兵，不会聊QQ，对离开部队、进入社会的生活感到恐慌。
　　好在，部队近年越来越重视官兵的心理问题，更多的部队领导意识到，心理障碍不能当成是思想觉悟问题来处理。心理服务大队还编印了 《80后、90后官兵心理健康指南》指导基层的心理健康工作。
　　“心理咨询是专业活儿，是平等的。不是谁教导谁。你必须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尊重他。”
　　面对前面那位想提前退伍的兵，李光耀这样说道：“你看到的，可能是你在部队失去的东西，人都会做假设，都会把没有选择的那个方向想得很好。”
　　士兵想了想，点点头。
　　李光耀继续说：“在这个群体，你一定可以学到和感受到在社会上不同的东西。那些老兵退伍时通常会哭，因为这种集体生活，可以完成一个人性格的蜕变……”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是需要帮助的
　　李宁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给人带来的心理伤是在1986年，在军校读书，一个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模代表团来给大家介绍英雄事迹。
　　给李宁留下深刻印象的英雄是位上海人。
　　这位战士所在的部队驻扎相对靠后，大家白天轮流蹲猫耳洞，夜晚防敌偷袭。对面的山上有敌人，也蹲在洞里。双方展开拉锯战，不动时，相安无事；谁动一动，可能一个黑枪就来了。
　　某一天，没水了，一位战友出洞去前面的小水塘打水，正拎水往回走，只听砰的一声枪响，战友倒下了。
　　大家一下子呆住了。特别是这位战士。平日里，两人都是上海人，感情格外好。可一刹那，“人没了”。
　　虽然不知道敌人藏身哪里，但他执意要把战友遗体带回来。
　　他刚出洞口，敌人的子弹又飞了过来，这边很快发现了枪手的位置，马上还击。
　　战友的遗体很重，更惊险的是，子弹就“突-突-突”地在他身边落下，随时可能被打中。但他愣是把尸体顶在身上，一点一点地爬了回来。
　　第二天，战友们想想就光火：我们牺牲了一个，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死伤。
　　但至少，现在知道敌人的老窝了。他整天就在想，怎么去包抄，怎么去把对方的猫耳洞掏了……深思熟虑的谋划加上对敌人的仇恨，大家齐心协力很快把那一块儿的敌人全歼了。
　　立了功！这位战士有了上军校的机遇，但他已经无心于此。
　　让李宁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述当时的心情——刚开始，把战友接回来，恨啊；把敌人打死了之后，就不行了！天天做噩梦，什么时候都在想，以前都是一起玩的，一起聊天的，怎么会这样？怎么就没了！天天想，实在想不过来……“只有离开这个环境，才可能活过来。”
　　“现在自己做了这行，再回想起来，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确实是容易有心理问题的，是需要帮助的。”李宁感叹。
　　但目前，我国当年参加战争的老兵，他们的心理状况或许鲜为人知。
　　临床心理学工作者、《治疗创伤后压力》的作者研究过不少美国越战之后的老兵，她发现，一个人等待帮助的时间越长，他越可能去酗酒、抽烟或者通过别的方式来试图逃避。当战争结束，许多人已经基本忘记了他们的时候，那些没有被诊断出来的但是备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的人，就会变得木讷，更加不可能寻求治疗，他们已经安于现状了。
　　陈方斌专门研究过美国伤残军人的精神康复系统。按照那个体系，6个人一个小组，每个病员需要单独的40课时(每课时40分钟)的培训，再加120课时的小组互助培训。在小组中，他们可以互相扮演角色，体验重新融入社会的感受。“这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重建信心的过程。”
　　陈方斌说，这样的模式光靠服务大队肯定不行，需要建立起纵向和横向的机制。目前，战时心理服务大队已为全军和军区培训了3500多名心理骨干，还可以通过“全军远程医学网”进行远程的精神心理会诊和教学。
　　战时心理服务大队专家们自己觉得，服务大队只是一个平常人组成的部队，但是战场却很大，从新兵入伍到老兵退伍，从平时心理预防到重大任务时的心理干预。
　　干预，不仅仅只是治疗心理问题。“更多的人并没有心理问题。我们提供的是心理健康的保障，这也是一种战斗力。”孙剑说。

本报记者 王潇

比以前有进步

pretty 发表于 2013-8-15 18:59
比以前有进步
　　有很大的进步了。既然是人，就会恐惧和害怕，所以就需要心理辅导。现在重视起来，就是人性化管理。

　　有很大的进步了。既然是人，就会恐惧和害怕，所以就需要心理辅导。现在重视起来，就是人性化管理。
不仅是人性化，更重要的是科学化。

神圣的战争 发表于 2013-8-15 21:51
不仅是人性化，更重要的是科学化。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