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痴心海外纺织商 酸甜苦辣中国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9:18:06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兴致勃勃来到中国，但一开始就遭遇了令人沮丧的“寒流”。
该公司在中国北方城市临沂兴建的工厂在3月初投产，但整整两周之后，供暖设备还不能正常工作。纺织车间的女工们不得不时常揉搓一下冻得发红的手指，才能继续分拣数千条细细的棉线，这些棉线最终将加工成宾馆用的床单出口到美国。
中国在很多人心目中将很快成为服装的代名词，而临沂工厂则是Standard Textile在中国的第一家工厂。
工厂的各项工作几乎都未能按计划进行。因为寒冷，纱线变得非常脆，在喷气织机上每隔几分钟就会断线，直到供暖设备正常运转后才有所改善。工厂水井里的水也脏得不能用。公司为从美国进口的设备在中国厂家定做的零部件与订单上的规格要求相差好几英寸，工人只好用锉刀锉掉多余部分后装配。这一切似乎还不够，公司管理人士又告诉来访的Standard Textile首席执行长格雷·海曼(Gary Heiman)，当地电费刚刚上调了18%。
一天晚上，海曼在当地一家洗浴中心作足疗时心情抑郁地说到，没有顺利的事儿，一件也没有。
尽管初期经历了这种种困难和艰辛，但现在海曼确信到中国投资对Standard Textile是正确的决策。这周，他们就要开始向美国发货了。53岁的海曼说，现在似乎每件大事都围绕中国展开。
虽然美国纺织生产商大多数都在设法将工作职位留在美国本土，但也有一些像Standard Textile这样的公司悄悄地开始在中国建厂。随著全球性服装进口配额制的取消，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服装生产中心。
开始在中国建厂或继续扩大业务的外国企业中包括美国纺织业的一些大牌公司，比如弹性纤维领域巨头英威达(Invista)、生产Polartec品牌绒毛织物的著名厂商Malden Mills Industries Inc.以及发明Gore-Tex牌纤维的W.L. Gore & Associates。
海曼所在的私人持股企业Standard Textiles年销售额为5亿美元，主要为万豪(Marriott)、君悦(Hyatt)等连锁酒店客户生产高织棉布单、酒店服务员制服等产品。
中国纺织行业的外商投资近年来急剧攀升。2003年投资额已达到44.5亿美元，较1999年几乎增长了三倍。中国最近取消了限制外商必须与国内厂家合资生产的条例，允许外商兴建全资子公司，此举有望推动外商投资额继续增长。Malden Mills首席执行长迈克尔·史毕兰(Michael Spillane)说，“原因很简单，顾客在那里，我们就应该在那里。”
美国的纺织业非常封闭，目前处境艰难，因此上述纺织品生产商的做法受到了美国同行的密切关注和众多批评。另外，那些不像中国这样拥有大量廉价熟练工人和便捷交通等优势的纺织品生产国对此也怨声载道。
虽然包括海曼在内的很多在华投资的美国生产商没有一人说要裁减美国员工，但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瑞沃利(Pietra Rivoli)认为，海外合资企业的繁荣发展很可能会导致总公司重新分配投资，偏重海外业务，加速美国国内业务的减员。瑞沃利最近出版的新书《一件T恤衫在全球经济中的旅行》(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就是专门论述纺织品配额取消后的行业前景。据估计，未来5年内，美国纺织和服装业目前的420,000个职位将流失三分之一。
投资的不断增长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包括向临沂这样的非沿海富庶城市加大投资等，力求平衡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过，带头到鲜为人知的地区投资总会遇到更多困难。
整个90年代，各类产品的生产商就源源不断来到中国投资，小到玩具生产，大到丰田汽车(Toyota)。但美国的纺织品生产商仍坚守国内，部分原因是纺织品的生产不同于服装生产，是一项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过程，需要大量电力和洁净水配套，而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很难实现。
此外，在配额制度长达几十年的保护伞下，美国纺织品生产商也没有多大动力去国外投资建厂，因为配额制度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美国这个利润丰厚市场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配额制度使美国每年320亿美元规模的纺织品生产行业未受全球化的冲击。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去年10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9%的美国纺织品公司都没有海外生产部门，而在亚洲建厂的企业不到2%。
海曼是犹太裔，是从芝加哥郊外的一间出租公寓售卖床单开始逐步建立Standard Textile的。30年前刚从以色列军队退役时，他说服父亲拓展家族批发业务，并在以色利的Negev沙漠边缘兴建了一家生产厂。目前，Standard的业务开遍12个国家，包括柬埔寨的一家小型裁剪缝纫工厂。
海曼说，在中国的2,300万美元投资是他规模最大、困难也最多的一项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但这些难题从未动摇过海曼认为Standard应该落户中国的信心。
这种确信建立于5年前，当时看到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当地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海曼花了一年的时间遍访亚洲各国，寻找一个合适的建厂地点。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都是他认真考虑过的对象，但这些地区要么道路条件太差，要么官僚主义实在严重，要么就是工人的组织纪律性不如中国。
当然，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就给了Standard不小的打击。政府最初隐瞒真相的做法导致疫情传播恶化，海曼的建厂计划因此被搁置了半年之久，因为随后的隔离措施迫使Standard管理人员要么不能离开中国，要么不能进入中国。
今年，又有一个新问题。配额取消后中国政府未能控制住国内纺织品出口激增的势头，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相继采取一系列新的进口限制，比如说重新开始实施配额制度，或者展开反倾销调查等。不过，与服装生产商相比，纺织品生产商受到的冲击会相对较小，因为它们还能向其他国家的服装生产商继续供货。
海曼选择的临沂虽然远离中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但城市人口仍然相当可观──400万，高效的城际公路网可以在四小时内把Standard的产品运抵青岛港。
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也是一大诱惑。临沂的纺织工人月工资仅有200美元左右，比上海纺织厂的工人低了30%，与Standard在美国国内的纺织工人相比更是区区十分之一。
此外，同许多外资服装和纺织品生产商一样，海曼也很快发现中国工人掌握工作技巧的能力让人叹服。
比如说，在Standard的一次培训课上，19名没有纺织工作经验的年轻女工坐在那里耐心地练习给纺纱打结。给纺纱打结的要求很高，不但要在高速运转的纺纱机上眼疾手快，打出的结还要小到难以察觉，否则这匹布就有了瑕疵。只训练了短短两周，这些女工就能打出完美的纱线结了，根本不需要剪去接头处多余的纱线。
海曼对此叹为观止。打结后留下线头太常见了，织机操作工人往往需要用特制的剪刀来修整这些线头，但Standard的工人却用不著。海曼说，“这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纱线结）。”
但作为中国强项的人力资源也可能成为弱项。海曼说，工人们缺乏主动性，往往只是照指示行事。这可以追溯到国营企业的传统，盈利总是被列在全员就业和服从安排之后的目标。
中国工人有一句话描述这种工作态度：不做，不错。
在海曼的工厂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修理空气过滤系统花了六天。空气过滤系统对纺织厂来说至关重要，是保持车间温度和湿度的重要系统。Standard管理人员说，要是在其他国家，哪怕也是发展中国家，解决这种问题一般都只需24小时。
Standard临沂厂的生产主管约翰·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说，“我学得最快的一个词就是‘明天’。”
但是，空气过滤系统的问题至少已经解决了。而水井的问题──水质太差无法用来处理纺纱──直到海曼3月中旬到厂视察时还没有解决。他说，各部门的工人还在互相推诿，都不愿承担责任。
海曼说，并不是说美国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但那儿的大多数人都更重视如何迅速地解决问题。
Standard面前的电费上涨问题也彰显了在这个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进行投资会遇到的风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让电网运营达到了极限，石油和煤炭价格的上涨对此毫无助益。结果就是临沂政府宣布，2003年同Standard签署的每千瓦时人民币0.43元的电费不再适用，现在要提价18%，也就是说如果临沂厂全面开工，年经营成本就会增加500,000美元。
与政府机关的谈判起初并不理想。史蒂文森在一次员工会议上说，政府建议工厂自备发电设施。
海曼惊叫：那可是1,800万美元!
许多中国的国有纺织企业都有自备发电厂，但那是由政府拨款兴建的。美国的贸易游说团体坚持说，中国企业通过这些政府补贴（包括低息贷款）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但中国企业坚持说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这些政府援助都在逐步取消。
在员工大会上，海曼指示管理层动用在长达四年的建厂谈判中与政府官员建立的一切关系寻求降低电费。
海曼也亲自出马。在与临沂市副市长徐景颜共进晚宴时，海曼不失时机地抓住敬酒的机会，通过翻译表示：“如果我们想发展想扩大，就必须遵循已经签署的合约。”
另一桩难题是，Standard追加200万美元投资的计划受到复杂异常的中国法规的限制，这些条例旨在限制外资大量流入中国。
Standard首席财务长克里斯·鲍勃(Chris Bopp)说，是有些国家限制资本流出，但还没见过哪个国家会限制资本流入。
虽然第一次视察临沂工厂就遭遇重重困难，但精力充沛的海曼却在向整个工厂传递他毫不动摇的信心。这位黑带柔道运动员身穿薄薄的亮色开司米外套，一边在冰冷的厂房中穿行，一边向那些身穿羊毛衫、头戴羊毛帽子的员工连珠炮一样地提出问题、发出指示。
过了几周，临沂新厂的许多问题逐步解决了，生产开始回到正轨。
但电费上涨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过海曼说，希望与政府的谈判能在5月份之前得出结果，将18%的电费涨幅降到7%。
海曼已经看上了中国国内的广阔市场，计划在年底前向国内的客户供货。
他说，“我知道市场潜力一定非常可观。”【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兴致勃勃来到中国，但一开始就遭遇了令人沮丧的“寒流”。
该公司在中国北方城市临沂兴建的工厂在3月初投产，但整整两周之后，供暖设备还不能正常工作。纺织车间的女工们不得不时常揉搓一下冻得发红的手指，才能继续分拣数千条细细的棉线，这些棉线最终将加工成宾馆用的床单出口到美国。
中国在很多人心目中将很快成为服装的代名词，而临沂工厂则是Standard Textile在中国的第一家工厂。
工厂的各项工作几乎都未能按计划进行。因为寒冷，纱线变得非常脆，在喷气织机上每隔几分钟就会断线，直到供暖设备正常运转后才有所改善。工厂水井里的水也脏得不能用。公司为从美国进口的设备在中国厂家定做的零部件与订单上的规格要求相差好几英寸，工人只好用锉刀锉掉多余部分后装配。这一切似乎还不够，公司管理人士又告诉来访的Standard Textile首席执行长格雷·海曼(Gary Heiman)，当地电费刚刚上调了18%。
一天晚上，海曼在当地一家洗浴中心作足疗时心情抑郁地说到，没有顺利的事儿，一件也没有。
尽管初期经历了这种种困难和艰辛，但现在海曼确信到中国投资对Standard Textile是正确的决策。这周，他们就要开始向美国发货了。53岁的海曼说，现在似乎每件大事都围绕中国展开。
虽然美国纺织生产商大多数都在设法将工作职位留在美国本土，但也有一些像Standard Textile这样的公司悄悄地开始在中国建厂。随著全球性服装进口配额制的取消，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服装生产中心。
开始在中国建厂或继续扩大业务的外国企业中包括美国纺织业的一些大牌公司，比如弹性纤维领域巨头英威达(Invista)、生产Polartec品牌绒毛织物的著名厂商Malden Mills Industries Inc.以及发明Gore-Tex牌纤维的W.L. Gore & Associates。
海曼所在的私人持股企业Standard Textiles年销售额为5亿美元，主要为万豪(Marriott)、君悦(Hyatt)等连锁酒店客户生产高织棉布单、酒店服务员制服等产品。
中国纺织行业的外商投资近年来急剧攀升。2003年投资额已达到44.5亿美元，较1999年几乎增长了三倍。中国最近取消了限制外商必须与国内厂家合资生产的条例，允许外商兴建全资子公司，此举有望推动外商投资额继续增长。Malden Mills首席执行长迈克尔·史毕兰(Michael Spillane)说，“原因很简单，顾客在那里，我们就应该在那里。”
美国的纺织业非常封闭，目前处境艰难，因此上述纺织品生产商的做法受到了美国同行的密切关注和众多批评。另外，那些不像中国这样拥有大量廉价熟练工人和便捷交通等优势的纺织品生产国对此也怨声载道。
虽然包括海曼在内的很多在华投资的美国生产商没有一人说要裁减美国员工，但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瑞沃利(Pietra Rivoli)认为，海外合资企业的繁荣发展很可能会导致总公司重新分配投资，偏重海外业务，加速美国国内业务的减员。瑞沃利最近出版的新书《一件T恤衫在全球经济中的旅行》(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就是专门论述纺织品配额取消后的行业前景。据估计，未来5年内，美国纺织和服装业目前的420,000个职位将流失三分之一。
投资的不断增长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包括向临沂这样的非沿海富庶城市加大投资等，力求平衡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过，带头到鲜为人知的地区投资总会遇到更多困难。
整个90年代，各类产品的生产商就源源不断来到中国投资，小到玩具生产，大到丰田汽车(Toyota)。但美国的纺织品生产商仍坚守国内，部分原因是纺织品的生产不同于服装生产，是一项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过程，需要大量电力和洁净水配套，而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很难实现。
此外，在配额制度长达几十年的保护伞下，美国纺织品生产商也没有多大动力去国外投资建厂，因为配额制度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美国这个利润丰厚市场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配额制度使美国每年320亿美元规模的纺织品生产行业未受全球化的冲击。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去年10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9%的美国纺织品公司都没有海外生产部门，而在亚洲建厂的企业不到2%。
海曼是犹太裔，是从芝加哥郊外的一间出租公寓售卖床单开始逐步建立Standard Textile的。30年前刚从以色列军队退役时，他说服父亲拓展家族批发业务，并在以色利的Negev沙漠边缘兴建了一家生产厂。目前，Standard的业务开遍12个国家，包括柬埔寨的一家小型裁剪缝纫工厂。
海曼说，在中国的2,300万美元投资是他规模最大、困难也最多的一项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但这些难题从未动摇过海曼认为Standard应该落户中国的信心。
这种确信建立于5年前，当时看到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当地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海曼花了一年的时间遍访亚洲各国，寻找一个合适的建厂地点。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都是他认真考虑过的对象，但这些地区要么道路条件太差，要么官僚主义实在严重，要么就是工人的组织纪律性不如中国。
当然，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就给了Standard不小的打击。政府最初隐瞒真相的做法导致疫情传播恶化，海曼的建厂计划因此被搁置了半年之久，因为随后的隔离措施迫使Standard管理人员要么不能离开中国，要么不能进入中国。
今年，又有一个新问题。配额取消后中国政府未能控制住国内纺织品出口激增的势头，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相继采取一系列新的进口限制，比如说重新开始实施配额制度，或者展开反倾销调查等。不过，与服装生产商相比，纺织品生产商受到的冲击会相对较小，因为它们还能向其他国家的服装生产商继续供货。
海曼选择的临沂虽然远离中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但城市人口仍然相当可观──400万，高效的城际公路网可以在四小时内把Standard的产品运抵青岛港。
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也是一大诱惑。临沂的纺织工人月工资仅有200美元左右，比上海纺织厂的工人低了30%，与Standard在美国国内的纺织工人相比更是区区十分之一。
此外，同许多外资服装和纺织品生产商一样，海曼也很快发现中国工人掌握工作技巧的能力让人叹服。
比如说，在Standard的一次培训课上，19名没有纺织工作经验的年轻女工坐在那里耐心地练习给纺纱打结。给纺纱打结的要求很高，不但要在高速运转的纺纱机上眼疾手快，打出的结还要小到难以察觉，否则这匹布就有了瑕疵。只训练了短短两周，这些女工就能打出完美的纱线结了，根本不需要剪去接头处多余的纱线。
海曼对此叹为观止。打结后留下线头太常见了，织机操作工人往往需要用特制的剪刀来修整这些线头，但Standard的工人却用不著。海曼说，“这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纱线结）。”
但作为中国强项的人力资源也可能成为弱项。海曼说，工人们缺乏主动性，往往只是照指示行事。这可以追溯到国营企业的传统，盈利总是被列在全员就业和服从安排之后的目标。
中国工人有一句话描述这种工作态度：不做，不错。
在海曼的工厂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修理空气过滤系统花了六天。空气过滤系统对纺织厂来说至关重要，是保持车间温度和湿度的重要系统。Standard管理人员说，要是在其他国家，哪怕也是发展中国家，解决这种问题一般都只需24小时。
Standard临沂厂的生产主管约翰·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说，“我学得最快的一个词就是‘明天’。”
但是，空气过滤系统的问题至少已经解决了。而水井的问题──水质太差无法用来处理纺纱──直到海曼3月中旬到厂视察时还没有解决。他说，各部门的工人还在互相推诿，都不愿承担责任。
海曼说，并不是说美国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但那儿的大多数人都更重视如何迅速地解决问题。
Standard面前的电费上涨问题也彰显了在这个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进行投资会遇到的风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让电网运营达到了极限，石油和煤炭价格的上涨对此毫无助益。结果就是临沂政府宣布，2003年同Standard签署的每千瓦时人民币0.43元的电费不再适用，现在要提价18%，也就是说如果临沂厂全面开工，年经营成本就会增加500,000美元。
与政府机关的谈判起初并不理想。史蒂文森在一次员工会议上说，政府建议工厂自备发电设施。
海曼惊叫：那可是1,800万美元!
许多中国的国有纺织企业都有自备发电厂，但那是由政府拨款兴建的。美国的贸易游说团体坚持说，中国企业通过这些政府补贴（包括低息贷款）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但中国企业坚持说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这些政府援助都在逐步取消。
在员工大会上，海曼指示管理层动用在长达四年的建厂谈判中与政府官员建立的一切关系寻求降低电费。
海曼也亲自出马。在与临沂市副市长徐景颜共进晚宴时，海曼不失时机地抓住敬酒的机会，通过翻译表示：“如果我们想发展想扩大，就必须遵循已经签署的合约。”
另一桩难题是，Standard追加200万美元投资的计划受到复杂异常的中国法规的限制，这些条例旨在限制外资大量流入中国。
Standard首席财务长克里斯·鲍勃(Chris Bopp)说，是有些国家限制资本流出，但还没见过哪个国家会限制资本流入。
虽然第一次视察临沂工厂就遭遇重重困难，但精力充沛的海曼却在向整个工厂传递他毫不动摇的信心。这位黑带柔道运动员身穿薄薄的亮色开司米外套，一边在冰冷的厂房中穿行，一边向那些身穿羊毛衫、头戴羊毛帽子的员工连珠炮一样地提出问题、发出指示。
过了几周，临沂新厂的许多问题逐步解决了，生产开始回到正轨。
但电费上涨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过海曼说，希望与政府的谈判能在5月份之前得出结果，将18%的电费涨幅降到7%。
海曼已经看上了中国国内的广阔市场，计划在年底前向国内的客户供货。
他说，“我知道市场潜力一定非常可观。”
兴致勃勃来到中国，但一开始就遭遇了令人沮丧的“寒流”。
该公司在中国北方城市临沂兴建的工厂在3月初投产，但整整两周之后，供暖设备还不能正常工作。纺织车间的女工们不得不时常揉搓一下冻得发红的手指，才能继续分拣数千条细细的棉线，这些棉线最终将加工成宾馆用的床单出口到美国。
中国在很多人心目中将很快成为服装的代名词，而临沂工厂则是Standard Textile在中国的第一家工厂。
工厂的各项工作几乎都未能按计划进行。因为寒冷，纱线变得非常脆，在喷气织机上每隔几分钟就会断线，直到供暖设备正常运转后才有所改善。工厂水井里的水也脏得不能用。公司为从美国进口的设备在中国厂家定做的零部件与订单上的规格要求相差好几英寸，工人只好用锉刀锉掉多余部分后装配。这一切似乎还不够，公司管理人士又告诉来访的Standard Textile首席执行长格雷·海曼(Gary Heiman)，当地电费刚刚上调了18%。
一天晚上，海曼在当地一家洗浴中心作足疗时心情抑郁地说到，没有顺利的事儿，一件也没有。
尽管初期经历了这种种困难和艰辛，但现在海曼确信到中国投资对Standard Textile是正确的决策。这周，他们就要开始向美国发货了。53岁的海曼说，现在似乎每件大事都围绕中国展开。
虽然美国纺织生产商大多数都在设法将工作职位留在美国本土，但也有一些像Standard Textile这样的公司悄悄地开始在中国建厂。随著全球性服装进口配额制的取消，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服装生产中心。
开始在中国建厂或继续扩大业务的外国企业中包括美国纺织业的一些大牌公司，比如弹性纤维领域巨头英威达(Invista)、生产Polartec品牌绒毛织物的著名厂商Malden Mills Industries Inc.以及发明Gore-Tex牌纤维的W.L. Gore & Associates。
海曼所在的私人持股企业Standard Textiles年销售额为5亿美元，主要为万豪(Marriott)、君悦(Hyatt)等连锁酒店客户生产高织棉布单、酒店服务员制服等产品。
中国纺织行业的外商投资近年来急剧攀升。2003年投资额已达到44.5亿美元，较1999年几乎增长了三倍。中国最近取消了限制外商必须与国内厂家合资生产的条例，允许外商兴建全资子公司，此举有望推动外商投资额继续增长。Malden Mills首席执行长迈克尔·史毕兰(Michael Spillane)说，“原因很简单，顾客在那里，我们就应该在那里。”
美国的纺织业非常封闭，目前处境艰难，因此上述纺织品生产商的做法受到了美国同行的密切关注和众多批评。另外，那些不像中国这样拥有大量廉价熟练工人和便捷交通等优势的纺织品生产国对此也怨声载道。
虽然包括海曼在内的很多在华投资的美国生产商没有一人说要裁减美国员工，但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瑞沃利(Pietra Rivoli)认为，海外合资企业的繁荣发展很可能会导致总公司重新分配投资，偏重海外业务，加速美国国内业务的减员。瑞沃利最近出版的新书《一件T恤衫在全球经济中的旅行》(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就是专门论述纺织品配额取消后的行业前景。据估计，未来5年内，美国纺织和服装业目前的420,000个职位将流失三分之一。
投资的不断增长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包括向临沂这样的非沿海富庶城市加大投资等，力求平衡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过，带头到鲜为人知的地区投资总会遇到更多困难。
整个90年代，各类产品的生产商就源源不断来到中国投资，小到玩具生产，大到丰田汽车(Toyota)。但美国的纺织品生产商仍坚守国内，部分原因是纺织品的生产不同于服装生产，是一项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过程，需要大量电力和洁净水配套，而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很难实现。
此外，在配额制度长达几十年的保护伞下，美国纺织品生产商也没有多大动力去国外投资建厂，因为配额制度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美国这个利润丰厚市场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配额制度使美国每年320亿美元规模的纺织品生产行业未受全球化的冲击。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去年10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9%的美国纺织品公司都没有海外生产部门，而在亚洲建厂的企业不到2%。
海曼是犹太裔，是从芝加哥郊外的一间出租公寓售卖床单开始逐步建立Standard Textile的。30年前刚从以色列军队退役时，他说服父亲拓展家族批发业务，并在以色利的Negev沙漠边缘兴建了一家生产厂。目前，Standard的业务开遍12个国家，包括柬埔寨的一家小型裁剪缝纫工厂。
海曼说，在中国的2,300万美元投资是他规模最大、困难也最多的一项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但这些难题从未动摇过海曼认为Standard应该落户中国的信心。
这种确信建立于5年前，当时看到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当地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海曼花了一年的时间遍访亚洲各国，寻找一个合适的建厂地点。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都是他认真考虑过的对象，但这些地区要么道路条件太差，要么官僚主义实在严重，要么就是工人的组织纪律性不如中国。
当然，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就给了Standard不小的打击。政府最初隐瞒真相的做法导致疫情传播恶化，海曼的建厂计划因此被搁置了半年之久，因为随后的隔离措施迫使Standard管理人员要么不能离开中国，要么不能进入中国。
今年，又有一个新问题。配额取消后中国政府未能控制住国内纺织品出口激增的势头，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相继采取一系列新的进口限制，比如说重新开始实施配额制度，或者展开反倾销调查等。不过，与服装生产商相比，纺织品生产商受到的冲击会相对较小，因为它们还能向其他国家的服装生产商继续供货。
海曼选择的临沂虽然远离中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但城市人口仍然相当可观──400万，高效的城际公路网可以在四小时内把Standard的产品运抵青岛港。
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也是一大诱惑。临沂的纺织工人月工资仅有200美元左右，比上海纺织厂的工人低了30%，与Standard在美国国内的纺织工人相比更是区区十分之一。
此外，同许多外资服装和纺织品生产商一样，海曼也很快发现中国工人掌握工作技巧的能力让人叹服。
比如说，在Standard的一次培训课上，19名没有纺织工作经验的年轻女工坐在那里耐心地练习给纺纱打结。给纺纱打结的要求很高，不但要在高速运转的纺纱机上眼疾手快，打出的结还要小到难以察觉，否则这匹布就有了瑕疵。只训练了短短两周，这些女工就能打出完美的纱线结了，根本不需要剪去接头处多余的纱线。
海曼对此叹为观止。打结后留下线头太常见了，织机操作工人往往需要用特制的剪刀来修整这些线头，但Standard的工人却用不著。海曼说，“这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纱线结）。”
但作为中国强项的人力资源也可能成为弱项。海曼说，工人们缺乏主动性，往往只是照指示行事。这可以追溯到国营企业的传统，盈利总是被列在全员就业和服从安排之后的目标。
中国工人有一句话描述这种工作态度：不做，不错。
在海曼的工厂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修理空气过滤系统花了六天。空气过滤系统对纺织厂来说至关重要，是保持车间温度和湿度的重要系统。Standard管理人员说，要是在其他国家，哪怕也是发展中国家，解决这种问题一般都只需24小时。
Standard临沂厂的生产主管约翰·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说，“我学得最快的一个词就是‘明天’。”
但是，空气过滤系统的问题至少已经解决了。而水井的问题──水质太差无法用来处理纺纱──直到海曼3月中旬到厂视察时还没有解决。他说，各部门的工人还在互相推诿，都不愿承担责任。
海曼说，并不是说美国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但那儿的大多数人都更重视如何迅速地解决问题。
Standard面前的电费上涨问题也彰显了在这个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进行投资会遇到的风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让电网运营达到了极限，石油和煤炭价格的上涨对此毫无助益。结果就是临沂政府宣布，2003年同Standard签署的每千瓦时人民币0.43元的电费不再适用，现在要提价18%，也就是说如果临沂厂全面开工，年经营成本就会增加500,000美元。
与政府机关的谈判起初并不理想。史蒂文森在一次员工会议上说，政府建议工厂自备发电设施。
海曼惊叫：那可是1,800万美元!
许多中国的国有纺织企业都有自备发电厂，但那是由政府拨款兴建的。美国的贸易游说团体坚持说，中国企业通过这些政府补贴（包括低息贷款）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但中国企业坚持说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这些政府援助都在逐步取消。
在员工大会上，海曼指示管理层动用在长达四年的建厂谈判中与政府官员建立的一切关系寻求降低电费。
海曼也亲自出马。在与临沂市副市长徐景颜共进晚宴时，海曼不失时机地抓住敬酒的机会，通过翻译表示：“如果我们想发展想扩大，就必须遵循已经签署的合约。”
另一桩难题是，Standard追加200万美元投资的计划受到复杂异常的中国法规的限制，这些条例旨在限制外资大量流入中国。
Standard首席财务长克里斯·鲍勃(Chris Bopp)说，是有些国家限制资本流出，但还没见过哪个国家会限制资本流入。
虽然第一次视察临沂工厂就遭遇重重困难，但精力充沛的海曼却在向整个工厂传递他毫不动摇的信心。这位黑带柔道运动员身穿薄薄的亮色开司米外套，一边在冰冷的厂房中穿行，一边向那些身穿羊毛衫、头戴羊毛帽子的员工连珠炮一样地提出问题、发出指示。
过了几周，临沂新厂的许多问题逐步解决了，生产开始回到正轨。
但电费上涨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过海曼说，希望与政府的谈判能在5月份之前得出结果，将18%的电费涨幅降到7%。
海曼已经看上了中国国内的广阔市场，计划在年底前向国内的客户供货。
他说，“我知道市场潜力一定非常可观。”【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兴致勃勃来到中国，但一开始就遭遇了令人沮丧的“寒流”。
该公司在中国北方城市临沂兴建的工厂在3月初投产，但整整两周之后，供暖设备还不能正常工作。纺织车间的女工们不得不时常揉搓一下冻得发红的手指，才能继续分拣数千条细细的棉线，这些棉线最终将加工成宾馆用的床单出口到美国。
中国在很多人心目中将很快成为服装的代名词，而临沂工厂则是Standard Textile在中国的第一家工厂。
工厂的各项工作几乎都未能按计划进行。因为寒冷，纱线变得非常脆，在喷气织机上每隔几分钟就会断线，直到供暖设备正常运转后才有所改善。工厂水井里的水也脏得不能用。公司为从美国进口的设备在中国厂家定做的零部件与订单上的规格要求相差好几英寸，工人只好用锉刀锉掉多余部分后装配。这一切似乎还不够，公司管理人士又告诉来访的Standard Textile首席执行长格雷·海曼(Gary Heiman)，当地电费刚刚上调了18%。
一天晚上，海曼在当地一家洗浴中心作足疗时心情抑郁地说到，没有顺利的事儿，一件也没有。
尽管初期经历了这种种困难和艰辛，但现在海曼确信到中国投资对Standard Textile是正确的决策。这周，他们就要开始向美国发货了。53岁的海曼说，现在似乎每件大事都围绕中国展开。
虽然美国纺织生产商大多数都在设法将工作职位留在美国本土，但也有一些像Standard Textile这样的公司悄悄地开始在中国建厂。随著全球性服装进口配额制的取消，中国很可能会成为世界最主要的服装生产中心。
开始在中国建厂或继续扩大业务的外国企业中包括美国纺织业的一些大牌公司，比如弹性纤维领域巨头英威达(Invista)、生产Polartec品牌绒毛织物的著名厂商Malden Mills Industries Inc.以及发明Gore-Tex牌纤维的W.L. Gore & Associates。
海曼所在的私人持股企业Standard Textiles年销售额为5亿美元，主要为万豪(Marriott)、君悦(Hyatt)等连锁酒店客户生产高织棉布单、酒店服务员制服等产品。
中国纺织行业的外商投资近年来急剧攀升。2003年投资额已达到44.5亿美元，较1999年几乎增长了三倍。中国最近取消了限制外商必须与国内厂家合资生产的条例，允许外商兴建全资子公司，此举有望推动外商投资额继续增长。Malden Mills首席执行长迈克尔·史毕兰(Michael Spillane)说，“原因很简单，顾客在那里，我们就应该在那里。”
美国的纺织业非常封闭，目前处境艰难，因此上述纺织品生产商的做法受到了美国同行的密切关注和众多批评。另外，那些不像中国这样拥有大量廉价熟练工人和便捷交通等优势的纺织品生产国对此也怨声载道。
虽然包括海曼在内的很多在华投资的美国生产商没有一人说要裁减美国员工，但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教授瑞沃利(Pietra Rivoli)认为，海外合资企业的繁荣发展很可能会导致总公司重新分配投资，偏重海外业务，加速美国国内业务的减员。瑞沃利最近出版的新书《一件T恤衫在全球经济中的旅行》(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就是专门论述纺织品配额取消后的行业前景。据估计，未来5年内，美国纺织和服装业目前的420,000个职位将流失三分之一。
投资的不断增长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正在采取措施，包括向临沂这样的非沿海富庶城市加大投资等，力求平衡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过，带头到鲜为人知的地区投资总会遇到更多困难。
整个90年代，各类产品的生产商就源源不断来到中国投资，小到玩具生产，大到丰田汽车(Toyota)。但美国的纺织品生产商仍坚守国内，部分原因是纺织品的生产不同于服装生产，是一项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过程，需要大量电力和洁净水配套，而这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很难实现。
此外，在配额制度长达几十年的保护伞下，美国纺织品生产商也没有多大动力去国外投资建厂，因为配额制度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美国这个利润丰厚市场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配额制度使美国每年320亿美元规模的纺织品生产行业未受全球化的冲击。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去年10月份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9%的美国纺织品公司都没有海外生产部门，而在亚洲建厂的企业不到2%。
海曼是犹太裔，是从芝加哥郊外的一间出租公寓售卖床单开始逐步建立Standard Textile的。30年前刚从以色列军队退役时，他说服父亲拓展家族批发业务，并在以色利的Negev沙漠边缘兴建了一家生产厂。目前，Standard的业务开遍12个国家，包括柬埔寨的一家小型裁剪缝纫工厂。
海曼说，在中国的2,300万美元投资是他规模最大、困难也最多的一项投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但这些难题从未动摇过海曼认为Standard应该落户中国的信心。
这种确信建立于5年前，当时看到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当地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海曼花了一年的时间遍访亚洲各国，寻找一个合适的建厂地点。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都是他认真考虑过的对象，但这些地区要么道路条件太差，要么官僚主义实在严重，要么就是工人的组织纪律性不如中国。
当然，中国也有中国的问题。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就给了Standard不小的打击。政府最初隐瞒真相的做法导致疫情传播恶化，海曼的建厂计划因此被搁置了半年之久，因为随后的隔离措施迫使Standard管理人员要么不能离开中国，要么不能进入中国。
今年，又有一个新问题。配额取消后中国政府未能控制住国内纺织品出口激增的势头，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相继采取一系列新的进口限制，比如说重新开始实施配额制度，或者展开反倾销调查等。不过，与服装生产商相比，纺织品生产商受到的冲击会相对较小，因为它们还能向其他国家的服装生产商继续供货。
海曼选择的临沂虽然远离中国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但城市人口仍然相当可观──400万，高效的城际公路网可以在四小时内把Standard的产品运抵青岛港。
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也是一大诱惑。临沂的纺织工人月工资仅有200美元左右，比上海纺织厂的工人低了30%，与Standard在美国国内的纺织工人相比更是区区十分之一。
此外，同许多外资服装和纺织品生产商一样，海曼也很快发现中国工人掌握工作技巧的能力让人叹服。
比如说，在Standard的一次培训课上，19名没有纺织工作经验的年轻女工坐在那里耐心地练习给纺纱打结。给纺纱打结的要求很高，不但要在高速运转的纺纱机上眼疾手快，打出的结还要小到难以察觉，否则这匹布就有了瑕疵。只训练了短短两周，这些女工就能打出完美的纱线结了，根本不需要剪去接头处多余的纱线。
海曼对此叹为观止。打结后留下线头太常见了，织机操作工人往往需要用特制的剪刀来修整这些线头，但Standard的工人却用不著。海曼说，“这简直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纱线结）。”
但作为中国强项的人力资源也可能成为弱项。海曼说，工人们缺乏主动性，往往只是照指示行事。这可以追溯到国营企业的传统，盈利总是被列在全员就业和服从安排之后的目标。
中国工人有一句话描述这种工作态度：不做，不错。
在海曼的工厂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修理空气过滤系统花了六天。空气过滤系统对纺织厂来说至关重要，是保持车间温度和湿度的重要系统。Standard管理人员说，要是在其他国家，哪怕也是发展中国家，解决这种问题一般都只需24小时。
Standard临沂厂的生产主管约翰·史蒂文森(John Stevenson)说，“我学得最快的一个词就是‘明天’。”
但是，空气过滤系统的问题至少已经解决了。而水井的问题──水质太差无法用来处理纺纱──直到海曼3月中旬到厂视察时还没有解决。他说，各部门的工人还在互相推诿，都不愿承担责任。
海曼说，并不是说美国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但那儿的大多数人都更重视如何迅速地解决问题。
Standard面前的电费上涨问题也彰显了在这个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进行投资会遇到的风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让电网运营达到了极限，石油和煤炭价格的上涨对此毫无助益。结果就是临沂政府宣布，2003年同Standard签署的每千瓦时人民币0.43元的电费不再适用，现在要提价18%，也就是说如果临沂厂全面开工，年经营成本就会增加500,000美元。
与政府机关的谈判起初并不理想。史蒂文森在一次员工会议上说，政府建议工厂自备发电设施。
海曼惊叫：那可是1,800万美元!
许多中国的国有纺织企业都有自备发电厂，但那是由政府拨款兴建的。美国的贸易游说团体坚持说，中国企业通过这些政府补贴（包括低息贷款）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但中国企业坚持说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后，这些政府援助都在逐步取消。
在员工大会上，海曼指示管理层动用在长达四年的建厂谈判中与政府官员建立的一切关系寻求降低电费。
海曼也亲自出马。在与临沂市副市长徐景颜共进晚宴时，海曼不失时机地抓住敬酒的机会，通过翻译表示：“如果我们想发展想扩大，就必须遵循已经签署的合约。”
另一桩难题是，Standard追加200万美元投资的计划受到复杂异常的中国法规的限制，这些条例旨在限制外资大量流入中国。
Standard首席财务长克里斯·鲍勃(Chris Bopp)说，是有些国家限制资本流出，但还没见过哪个国家会限制资本流入。
虽然第一次视察临沂工厂就遭遇重重困难，但精力充沛的海曼却在向整个工厂传递他毫不动摇的信心。这位黑带柔道运动员身穿薄薄的亮色开司米外套，一边在冰冷的厂房中穿行，一边向那些身穿羊毛衫、头戴羊毛帽子的员工连珠炮一样地提出问题、发出指示。
过了几周，临沂新厂的许多问题逐步解决了，生产开始回到正轨。
但电费上涨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过海曼说，希望与政府的谈判能在5月份之前得出结果，将18%的电费涨幅降到7%。
海曼已经看上了中国国内的广阔市场，计划在年底前向国内的客户供货。
他说，“我知道市场潜力一定非常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