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军团“海外夺宝”记

<P>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50407/xw/tb/200504070073.asp</P>

<P>南方周末　  　2005-04-07 15:29:51</P>
<P>□本报驻沪记者　曹筠武
　　
　　因为在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的豪壮出手，一些热衷于文物收藏的浙江企业家被冠上了“夺宝奇兵”的美名，有消息还说他们将聚首“夺宝峰会”深入探讨追击海外国宝“A计划”。
　　但是，民间资本扮演的这个爱国夺宝洗雪旧耻的角色，究竟是实至名归，还是媒体一厢情愿的奢望呢？
　　
　　■“他们中部分连英语也不会，甚至不知道价格多少，就举起了手中认购的牌子……”
　　　　　　
　　吃螃蟹的人
　　“中国新出现的艺术品收藏者已开始拜访伦敦和纽约等地的私人交易商了！”
　　50岁的陆汉振至今只会说宁波话，但他颇有些得意，“我恐怕是第一个在嘉士德、索斯比操着宁波腔买东西的人”。
　　不会说普通话，更不懂英语，陆汉振每次出国参加拍卖会，都会带上助手姚海芳和外语翻译。在拍卖会上，姚海芳更多扮演着一个传声筒的角色。“我就相当于老板的代言人。”他说。姚海芳在金轮集团内部的头衔是金轮艺术馆馆长，金轮集团艺术部经理。而他的实际职责，就是陆汉振的专职古董研究与购买顾问。
　　陆汉振的“金轮集团”雇佣了上万名员工，拥有着亚洲最大的摩托车轮胎原料帘子布生产基地，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但如今人们更加关心的，似乎是他收藏的上千件价值连城的中国古代瓷器、青铜器与玉器，以及那些已经被演绎过无数遍的一掷万金的故事。
　　最早是在2000年前后，随着企业不断做大，陆汉振出国考察逐渐频繁，他那时已经涉足文物收藏，每到一地总喜欢去博物馆看看。在伦敦、东京以及纽约，陆汉振和他的助手们看到了他在国内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文物精品。
　　“那种感觉很奇怪，有点像在别人家看到自家的好东西。”姚海芳代替“老板”解释说。
　　陆汉振发现，大量中国古代文物的精品，在国门以外。而如果想要获得这些文物，会有一个公平竞价的地方：拍卖会。
　　陆汉振第一次在海外参拍，以失败告终。
　　2000年，陆汉振派出委托人参加英国嘉士德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经过此前的研究与考证，他看中了拍卖会上的一件元代瓷器。
　　拍卖开始后，陆汉振与艺术部的工作人员们坐镇慈溪总部，用越洋电话遥控远在英国的委托人参与竞价。委托人不停地将拍卖会上的竞价情况报回慈溪，陆汉振用电话指示委托人举牌。随着委托人一次次举牌，价格已飙升到百万美金以上，最初参与竞价的买主逐渐减少，只剩下一位香港买家还在和陆汉振抗衡。陆汉振决定一拼到底，他拿过电话，准备告诉委托人不惜代价，可电话偏偏在这个时候断了。当手下手忙脚乱地再次接通电话时，英国的委托人告诉陆汉振，没有接到慈溪的指示，他不敢举牌，拍卖师已经一锤定音，敲定了香港买家最后的报价。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窝火。”陆汉振说。本来准备卯足劲开始在海外市场大展手脚，没想到出师不利。陆汉振的心情因为这个小小的意外大受打击，进军海外拍卖市场的计划一放就是将近一年。“要不是那件事情，我们2000年就开始在国外买东西了，出名得还要早。”姚海芳笑着说。
　　陆汉振后来还专门委托姚海芳到香港拜会当时的竞拍对手，并在对手家中再一次赏玩了那件瓷器，“也算是个补偿”。
　　2001年，陆汉振卷土重来。终于出手，气势逼人：2001年10月香港索斯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元釉里红玉壶春瓶；2001年10月香港嘉士德中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元青花鱼藻纹罐；2002年6月英国伦敦索斯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商代晚期兽面纹鼎；2003年10月香港索斯比中
　　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明嘉靖鱼藻纹罐；……
　　这些拍品意味着什么样的价值？陆汉振笑而不答。
　　2003年10月，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陆汉振以150万美元竞得一件清代官窑瓷器，他最终的报价是预估价格的10倍。这个人立即引起香港及海外媒体的关注，《华尔街日报》撰文描述那次的情景，“45岁的陆汉振戴着一个大型的玉指环和钻石手镯”，“以惊人的报价购得一个装饰有蝴蝶的清朝陶瓷花瓶”。
　　《华尔街日报》断言，中国购买者正在世界各地对中国艺术品提出高额报价，并因此拉高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市场的价格。伦敦一位著名东方艺术品交易商则通过媒体向同行们报喜：中国这些新出现的艺术品收藏者已开始拜访伦敦和纽约等地的私人交易商了！他评价说，“这种情况和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全球经济大国时出现的情景完全一致”。
　　
　　“最有激情的竞拍者”
　　“他们中部分连英语也不会，甚至不知道价格多少，就举起了手中认购的牌子……”
　　在海外的拍卖会上，陆汉振并不是惟一的浙江人。据业内人士透露，最近几年，几乎每年10月前后，江浙沪的一些大型旅行社便要组织特殊的赴欧美旅行团———旅行团的成员基本上是一些艺术品收藏者，他们到欧美的目的并非欣赏异域风情，而是到当地的拍卖场与古玩店采购中国艺术品。
　　徐其明在拍卖会上的表现同样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注意，《华尔街日报》把徐其明形容为一个“穿着并不合体的蓝西装，戴着镶钻金表”的中国暴发户，“每一次竞价都兴奋地挥舞手中的塑料牌”。然后《华尔街日报》写道：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兴起。
　　徐其明注意到了海外媒体的报道，他反评论道，说到中国经济的兴起，这些报纸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不过他不太同意对他个人形象的描写，“我还是个很追求生活品质和品位的人，从我挑选的藏品层次就看得出来。”
　　徐其明目前的藏品大约在百件以上，他的收藏原则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他偏爱古代皇室使用过的瓷器，认为“这样的东西才是精品，有品质，合身份”。
　　参加拍卖会之前，徐其明自己会对拍品图册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在国内近10年的收藏经历，使徐其明非常信任自己的眼光，“我买东西，首先要自己满意，我看这个图册，对好东西会很有感觉。”
　　对某件拍品“有了感觉”，徐其明接下来就会请专家在拍品预展上对实物进行鉴定。与国内很多藏家不一样，徐其明更加相信国外的专家，他觉得，“他们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见的好东西多，其实更有研究。”经过专家鉴定之后，他就会最终锁定竞拍目标，“我从来都是有备、有明确目的而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徐其明的身份是慈溪徐龙鳗业集团的老板，他的水产品主要供出口，2004年出口逾5000万美元。他对收藏的兴趣始于1994年，当年慈溪周边高速公路开通，大量瓷器随着施工的进行而出土，徐其明从此对古董尤其是瓷器产生了兴趣。
　　1995，徐其明开始涉足海外顶级拍卖会。2003年香港索斯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徐其明对一件明朝宫廷用的陶瓷茶杯报价112万美元，未能竞得。翌日，他从一位日本收藏家手里收购了一只有300年历史的绿色六边形花瓶，出价193000美元，是拍卖前预估价的两倍。
　　中国竞拍者购买文物的数量和对高价的承受能力，让国际拍卖界感到“不可思议”。
　　德国纳高拍卖公司掌门人罗宾说，据他们近年的统计，发现买家队伍中竟有五成是中国人。他们的购买力占拍卖总额的近三成。在一次中国文物研究家收藏家王世襄藏品拍卖会上，一个竹雕竟拍出100万美元的高价。而纽约收藏馆的一位中国艺术品负责人估计，5年前，这个竹雕最多拍出1／10的价格。旧金山的一名文物交易商则对媒体说，在许多艺术品拍卖中，中国富豪报价甚至比美国人高30％，在他的眼中，有些中国购买者看来完全“不惜血本”。
　　而《华尔街日报》说，嘉士德2004年3月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春季拍卖会上拍掉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中国艺术品，而全场最有激情的竞拍者便来自中国。
　　在拍卖一个商代青铜酒壶时，原估价为4万到6万美元，最后被一个中国买家以14万美元收入囊中，而在拍卖一尊估价10万美元的唐代佛像时，美国一名竞拍者把价钱抬到了31万美元，最后的买主依然是一位通过电话竞拍的中国人。
　　类似的场景也被拷贝到了德国。2004年11月26日，德国科隆市列姆佩茨拍卖行，一次规模不大的拍卖会。参加此次拍卖会的100多人，其中约一半人是中国商人。德国《时代周报》描述了这场拍卖会的情景：“他们中部分连英语也不会，甚至不知道价格多少，就举起了手中认购的牌子……”
　　
　　“他们对御用的物件更感兴趣”
　　“身边坐的都是外国人，展台上都是多年前流失的‘传家宝’，这时你就会想，一定要把它买回‘家’。”
　　金轮集团总部大楼的三楼，就是陆汉振保存和展览藏品的地方。这个过1500平方米的大型展览厅被命名为金轮艺术馆，一个外人眼中的神秘所在。1000余件从宋代官窑到清代后期官窑时期的瓷器，被按照年代顺序和工艺种类，放置在一个个单独的玻璃展柜里。
　　海外媒体率先注意到中国的民间收藏家们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些中国收藏家的非同寻常的一面：与1980年代日本投资者蜂拥进入国际艺术品市场搜集凡·高的作品及其他西方艺术品不同，中国许多收藏家对本国的文物更感兴趣。
　　一家国际顶级拍卖行的东方艺术品负责人发现，中国新收藏家最感兴趣的是前几个世纪的艺术家为皇室和宫廷创作的著名艺术品，特别是18世纪乾隆皇帝年间的陶器和玉器。另外，经典名画和书法也很热门，包括齐白石和傅抱石等个别现代画家的作品。“他们选择收藏的主要为瓷器、书画和玉器等，而对御用的物件更感兴趣。”列姆佩茨拍卖行驻上海联络处的张建国则对媒体记者如此说。
　　这也许的确和民族自尊心有些关系。一位慈溪老板曾对媒体记者如此形容参加国际拍卖会的感受：“身边坐的都是外国人，展台上都是多年前流失的‘传家宝’，这时你就会想，一定要把它买回‘家’。”
　　但是他们中意中国文物显然还有其他解释。徐其明说，除了喜好和熟悉以外，中国文物的价格相对较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翻开一本嘉士德拍品图录举例说，一件犀角杯，在故宫藏品图录里出现过，应该是顶尖的好东西了，但成交价也不过十多万美元。就算比较昂贵的瓷器，500万美元左右已经是极品了，但这个价格跟西方艺术品还是没法比。
　　
　　“夺宝奇兵？……”
　　“我只知道，那是一部美国电影的名字。”
　　富豪们为什么海外购宝？
　　媒体似乎更愿意把事情和“民族自尊心”联系起来，无论是国外媒体，还是国内媒体。
　　在《华尔街日报》2004年的一篇报道中，就给出了这样一个解释：由于众多国宝从中国流失海外，因此，让国宝重返祖国被看作是恢复民族自尊心的方式之一。
　　当中国买家们从日本人手里买回中国文物的时候，这种被海外媒体反复指出的“民族自尊心”似乎更加彰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末期，日本企业家也建立私人博物馆，并且和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一样，他们也囤积中国的艺术品和古董。而目前日本经济正力争从长达13年的经济萧条中复苏，中国人成为了最热心的买家。
　　当收藏界把这样的消息披露之后，恰到好处的兴奋点终于被国内媒体发掘了出来，陆汉振和徐其明们的行为和“国宝回归热”联系起来。在叙述完中国收藏家们挥洒金钱的豪情之后，媒体几乎都会接着回顾历史上中国文物被列强洗劫的痛苦，将现实与历史对比，中国收藏家们的头上，“爱国夺宝”的光环就开始浮现。“作为民营企业家，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从海外收集中国国宝。”
　　最热闹的报道来自去年12月下旬的一家南方媒体。这篇题为《海外夺宝民间出奇兵》的报道说：中国文物流失惊人，数以百万计，精品达几十万件，涉及47个国家。为了在顶级国宝拍卖场中形成可与跨国“文物大鳄”抗衡的力量，一次史无前例的“夺宝奇兵峰会”数月内将在浙江慈溪召开。企业家们计划在2005年3月聚首，深入探讨“追击”海外国宝“A计划”。
　　但陆汉振和徐其明更愿意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1987年3月，名不见经传的日本安田保险公司以58亿日元的高价，从伦敦嘉士德买走凡·高的名画《向日葵》而声名大噪，一时成为传媒焦点和日本国民的谈论对象，公司业务从此迅速扩展，仅直接收益就超过2万亿日元。“他们采用了最好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陆汉振说。
　　在金轮集团的办公大楼里，艺术部的工作人员将陆汉振心爱的一些精品翻拍出大幅精美照片，张贴在楼道里；而在徐龙集团的办公楼内，徐其明在海外高价竞得的几件元明瓷器的照片，也高高悬挂。
　　“这些文物给我们的影响不仅仅是短期的名气，更多的是未来的，长远的，现在看不到的。”徐其明甚至更加坦诚地说，“这么大的企业，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个三长两短呢？”他透过窗户看着楼下的厂区，“万一有个需要，死钱就应该变成活钱。”
　　徐其明还顺带抱怨了一下中国的文物政策。根据有关规定，中国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从海外购回文物，但购进1年半之后，就不准再贩卖出境。徐其明觉得，国内市场的购买力还是不够。虽然迄今为止他还珍藏着他的每一件瓷器，但万一他需要抛售藏品，他担心卖不出好价钱。
　　一位业内人士还向本报记者透露，民营企业老板们参与拍卖艺术品不仅为保值增值，还作为一种巧妙的规避税收之道，这样的事实大量存在。因为企业可以将艺术品作为“经营设施”摊入企业经营成本，不需要缴税。
　　而为什么是在海外购宝的问题，最容易引发的是富豪们他们对国内艺术品市场的不满。“我们已经很少国内买东西了”，金轮集团艺术部经理姚海芳说，经过超过百年的动荡，再加上这十多年来收集古董风潮的兴起，市面上有价值的古董早就各归其主。“现在是媒体鉴宝，大家找宝，藏家憋宝，我们买不到宝。”
　　最主要的，由于缺乏科学的鉴定制度和鉴定规范，国内艺术品市场至今没有基本的价格和价值评估体系，人情鉴定、虚假鉴定时常出现，各种鉴定争议和鉴定官司层不出穷。
　　姚海芳说到激动处，顺手翻出国内一家拍卖行玉器拍卖专场的拍品图册，“你看看，我们仔细研究过了，整个图册，没有一件东西是真的，这样的拍卖我们怎么敢去？”
　　关于那个看起来灿烂夺目的夺宝“A计划”，3月下旬，赵幼强，浙江省博物馆宣教部主任以企业家们顾问的身份，简单解释了这个聚会可能的主题：“虽然国内企业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需要面对许多问题。而且在拍卖时，国外买家非常团结，而中国买家往往是散兵游勇，最后很难拍到精品。”
　　海外竞拍的过程被渲染得那么具有传奇色彩，金轮集团的姚海芳也觉得不可思议。对于“夺宝奇兵”这样的称号，他没有表示接受，反而开玩笑说，“我只知道，那是一部美国电影的名字。”
　　
　　两大拍卖行伸出了橄榄枝
　　“以前他们不知道中国企业有实力买文物，觉得中国只是一个文物来源。”
　　让陆汉振和徐其明们大出风头，以至于竞拍海外市场的故事为国人知晓的，应该算是两年前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家有宝藏”浙江民间收藏珍品大展。
　　陆汉振们拿出来的藏品令浙江省博物馆的行家们大吃一惊：元代青花瓷，一来就是四五件；如宋哥窑瓷，明洪武釉里红瓷，清三代官窑瓷这样的珍品，也是目不暇接。且不说商代的鼎，上古时期氏族文化时代的玉，唐代的镜……浙江省博物馆社教部主任赵幼强非常肯定，展品在质量上已经超过了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
　　浙江省博物馆立即找来了国内文物研究界、考古界最顶尖和最德高望重的专家进行鉴定。赵幼强回忆，故宫博物院85岁的瓷器鉴定权威耿宝昌老先生见到如此高质量的古瓷后激动不已，不要人搀扶，站着一件一件仔细观赏了整整一天；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青铜器权威马承源老先生断言浙江私家收藏在品质上已经可以和国家博物馆媲美。
　　而这些珍品，大多正是由陆汉振、徐其明等人从海外购得的。经媒体渲染，中国企业家们俨然成了在海外一掷万金笑傲拍卖场的大鳄级人物。
　　一些海外顶级拍卖行的统计数据似乎也在印证这种印象。嘉士德驻中国代表江炳强透露，从1999年到2004年，中国藏家到海外购买中国艺术品的增长幅度，有200％多。
　　而根据以往几年德国纳高拍卖公司的成交记录，中国艺术品的买家结构大致是：40％来自欧洲，10％来自美国，其余来自中国———这个其余，就是50％。
　　2004年10月，由于频繁光顾世界顶级拍卖会，浙江慈溪一地就有20多名民间企业家收到了世界两大拍卖行———嘉士德和索斯比的宴会邀请信。10月30日晚，这些民间企业家出现在香港万豪酒店的晚宴会上，两大拍卖行亚洲区主席向他们举杯致意。
　　姚海芳说，“通过这些年中国企业在国际拍卖会上的表现，中国买家已经是他们需要重视和开发的对象了。”
　　但徐其明还是觉得中国人处于劣势。“索斯比、嘉士德都设中国文物拍卖专场，可千万元以上的中高档拍品，主导买家历来是欧美人。”
　　实际上，徐其明如今不止对中国古代文物感兴趣，除了中国瓷器，他还非常欣赏中东地区的古代雕塑和珠宝。只是“这些东西太贵了，我们也争不过其他外国的买家”。
　　“不光是钱的问题，个人的素质、艺术鉴赏能力等等各个方面，要出现真正的国际藏家，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徐其明挥着他经常举起报价牌的右手说，“我离那个顶级还有那么一些距离。”</P><P>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50407/xw/tb/200504070073.asp</P>

<P>南方周末　  　2005-04-07 15:29:51</P>
<P>□本报驻沪记者　曹筠武
　　
　　因为在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上的豪壮出手，一些热衷于文物收藏的浙江企业家被冠上了“夺宝奇兵”的美名，有消息还说他们将聚首“夺宝峰会”深入探讨追击海外国宝“A计划”。
　　但是，民间资本扮演的这个爱国夺宝洗雪旧耻的角色，究竟是实至名归，还是媒体一厢情愿的奢望呢？
　　
　　■“他们中部分连英语也不会，甚至不知道价格多少，就举起了手中认购的牌子……”
　　　　　　
　　吃螃蟹的人
　　“中国新出现的艺术品收藏者已开始拜访伦敦和纽约等地的私人交易商了！”
　　50岁的陆汉振至今只会说宁波话，但他颇有些得意，“我恐怕是第一个在嘉士德、索斯比操着宁波腔买东西的人”。
　　不会说普通话，更不懂英语，陆汉振每次出国参加拍卖会，都会带上助手姚海芳和外语翻译。在拍卖会上，姚海芳更多扮演着一个传声筒的角色。“我就相当于老板的代言人。”他说。姚海芳在金轮集团内部的头衔是金轮艺术馆馆长，金轮集团艺术部经理。而他的实际职责，就是陆汉振的专职古董研究与购买顾问。
　　陆汉振的“金轮集团”雇佣了上万名员工，拥有着亚洲最大的摩托车轮胎原料帘子布生产基地，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但如今人们更加关心的，似乎是他收藏的上千件价值连城的中国古代瓷器、青铜器与玉器，以及那些已经被演绎过无数遍的一掷万金的故事。
　　最早是在2000年前后，随着企业不断做大，陆汉振出国考察逐渐频繁，他那时已经涉足文物收藏，每到一地总喜欢去博物馆看看。在伦敦、东京以及纽约，陆汉振和他的助手们看到了他在国内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文物精品。
　　“那种感觉很奇怪，有点像在别人家看到自家的好东西。”姚海芳代替“老板”解释说。
　　陆汉振发现，大量中国古代文物的精品，在国门以外。而如果想要获得这些文物，会有一个公平竞价的地方：拍卖会。
　　陆汉振第一次在海外参拍，以失败告终。
　　2000年，陆汉振派出委托人参加英国嘉士德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经过此前的研究与考证，他看中了拍卖会上的一件元代瓷器。
　　拍卖开始后，陆汉振与艺术部的工作人员们坐镇慈溪总部，用越洋电话遥控远在英国的委托人参与竞价。委托人不停地将拍卖会上的竞价情况报回慈溪，陆汉振用电话指示委托人举牌。随着委托人一次次举牌，价格已飙升到百万美金以上，最初参与竞价的买主逐渐减少，只剩下一位香港买家还在和陆汉振抗衡。陆汉振决定一拼到底，他拿过电话，准备告诉委托人不惜代价，可电话偏偏在这个时候断了。当手下手忙脚乱地再次接通电话时，英国的委托人告诉陆汉振，没有接到慈溪的指示，他不敢举牌，拍卖师已经一锤定音，敲定了香港买家最后的报价。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很窝火。”陆汉振说。本来准备卯足劲开始在海外市场大展手脚，没想到出师不利。陆汉振的心情因为这个小小的意外大受打击，进军海外拍卖市场的计划一放就是将近一年。“要不是那件事情，我们2000年就开始在国外买东西了，出名得还要早。”姚海芳笑着说。
　　陆汉振后来还专门委托姚海芳到香港拜会当时的竞拍对手，并在对手家中再一次赏玩了那件瓷器，“也算是个补偿”。
　　2001年，陆汉振卷土重来。终于出手，气势逼人：2001年10月香港索斯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元釉里红玉壶春瓶；2001年10月香港嘉士德中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元青花鱼藻纹罐；2002年6月英国伦敦索斯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商代晚期兽面纹鼎；2003年10月香港索斯比中
　　国艺术品拍卖会，购得明嘉靖鱼藻纹罐；……
　　这些拍品意味着什么样的价值？陆汉振笑而不答。
　　2003年10月，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陆汉振以150万美元竞得一件清代官窑瓷器，他最终的报价是预估价格的10倍。这个人立即引起香港及海外媒体的关注，《华尔街日报》撰文描述那次的情景，“45岁的陆汉振戴着一个大型的玉指环和钻石手镯”，“以惊人的报价购得一个装饰有蝴蝶的清朝陶瓷花瓶”。
　　《华尔街日报》断言，中国购买者正在世界各地对中国艺术品提出高额报价，并因此拉高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市场的价格。伦敦一位著名东方艺术品交易商则通过媒体向同行们报喜：中国这些新出现的艺术品收藏者已开始拜访伦敦和纽约等地的私人交易商了！他评价说，“这种情况和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全球经济大国时出现的情景完全一致”。
　　
　　“最有激情的竞拍者”
　　“他们中部分连英语也不会，甚至不知道价格多少，就举起了手中认购的牌子……”
　　在海外的拍卖会上，陆汉振并不是惟一的浙江人。据业内人士透露，最近几年，几乎每年10月前后，江浙沪的一些大型旅行社便要组织特殊的赴欧美旅行团———旅行团的成员基本上是一些艺术品收藏者，他们到欧美的目的并非欣赏异域风情，而是到当地的拍卖场与古玩店采购中国艺术品。
　　徐其明在拍卖会上的表现同样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注意，《华尔街日报》把徐其明形容为一个“穿着并不合体的蓝西装，戴着镶钻金表”的中国暴发户，“每一次竞价都兴奋地挥舞手中的塑料牌”。然后《华尔街日报》写道：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复苏和兴起。
　　徐其明注意到了海外媒体的报道，他反评论道，说到中国经济的兴起，这些报纸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不过他不太同意对他个人形象的描写，“我还是个很追求生活品质和品位的人，从我挑选的藏品层次就看得出来。”
　　徐其明目前的藏品大约在百件以上，他的收藏原则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他偏爱古代皇室使用过的瓷器，认为“这样的东西才是精品，有品质，合身份”。
　　参加拍卖会之前，徐其明自己会对拍品图册进行长时间的研究。在国内近10年的收藏经历，使徐其明非常信任自己的眼光，“我买东西，首先要自己满意，我看这个图册，对好东西会很有感觉。”
　　对某件拍品“有了感觉”，徐其明接下来就会请专家在拍品预展上对实物进行鉴定。与国内很多藏家不一样，徐其明更加相信国外的专家，他觉得，“他们虽然不是中国人，但是见的好东西多，其实更有研究。”经过专家鉴定之后，他就会最终锁定竞拍目标，“我从来都是有备、有明确目的而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徐其明的身份是慈溪徐龙鳗业集团的老板，他的水产品主要供出口，2004年出口逾5000万美元。他对收藏的兴趣始于1994年，当年慈溪周边高速公路开通，大量瓷器随着施工的进行而出土，徐其明从此对古董尤其是瓷器产生了兴趣。
　　1995，徐其明开始涉足海外顶级拍卖会。2003年香港索斯比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徐其明对一件明朝宫廷用的陶瓷茶杯报价112万美元，未能竞得。翌日，他从一位日本收藏家手里收购了一只有300年历史的绿色六边形花瓶，出价193000美元，是拍卖前预估价的两倍。
　　中国竞拍者购买文物的数量和对高价的承受能力，让国际拍卖界感到“不可思议”。
　　德国纳高拍卖公司掌门人罗宾说，据他们近年的统计，发现买家队伍中竟有五成是中国人。他们的购买力占拍卖总额的近三成。在一次中国文物研究家收藏家王世襄藏品拍卖会上，一个竹雕竟拍出100万美元的高价。而纽约收藏馆的一位中国艺术品负责人估计，5年前，这个竹雕最多拍出1／10的价格。旧金山的一名文物交易商则对媒体说，在许多艺术品拍卖中，中国富豪报价甚至比美国人高30％，在他的眼中，有些中国购买者看来完全“不惜血本”。
　　而《华尔街日报》说，嘉士德2004年3月在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的春季拍卖会上拍掉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中国艺术品，而全场最有激情的竞拍者便来自中国。
　　在拍卖一个商代青铜酒壶时，原估价为4万到6万美元，最后被一个中国买家以14万美元收入囊中，而在拍卖一尊估价10万美元的唐代佛像时，美国一名竞拍者把价钱抬到了31万美元，最后的买主依然是一位通过电话竞拍的中国人。
　　类似的场景也被拷贝到了德国。2004年11月26日，德国科隆市列姆佩茨拍卖行，一次规模不大的拍卖会。参加此次拍卖会的100多人，其中约一半人是中国商人。德国《时代周报》描述了这场拍卖会的情景：“他们中部分连英语也不会，甚至不知道价格多少，就举起了手中认购的牌子……”
　　
　　“他们对御用的物件更感兴趣”
　　“身边坐的都是外国人，展台上都是多年前流失的‘传家宝’，这时你就会想，一定要把它买回‘家’。”
　　金轮集团总部大楼的三楼，就是陆汉振保存和展览藏品的地方。这个过1500平方米的大型展览厅被命名为金轮艺术馆，一个外人眼中的神秘所在。1000余件从宋代官窑到清代后期官窑时期的瓷器，被按照年代顺序和工艺种类，放置在一个个单独的玻璃展柜里。
　　海外媒体率先注意到中国的民间收藏家们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些中国收藏家的非同寻常的一面：与1980年代日本投资者蜂拥进入国际艺术品市场搜集凡·高的作品及其他西方艺术品不同，中国许多收藏家对本国的文物更感兴趣。
　　一家国际顶级拍卖行的东方艺术品负责人发现，中国新收藏家最感兴趣的是前几个世纪的艺术家为皇室和宫廷创作的著名艺术品，特别是18世纪乾隆皇帝年间的陶器和玉器。另外，经典名画和书法也很热门，包括齐白石和傅抱石等个别现代画家的作品。“他们选择收藏的主要为瓷器、书画和玉器等，而对御用的物件更感兴趣。”列姆佩茨拍卖行驻上海联络处的张建国则对媒体记者如此说。
　　这也许的确和民族自尊心有些关系。一位慈溪老板曾对媒体记者如此形容参加国际拍卖会的感受：“身边坐的都是外国人，展台上都是多年前流失的‘传家宝’，这时你就会想，一定要把它买回‘家’。”
　　但是他们中意中国文物显然还有其他解释。徐其明说，除了喜好和熟悉以外，中国文物的价格相对较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翻开一本嘉士德拍品图录举例说，一件犀角杯，在故宫藏品图录里出现过，应该是顶尖的好东西了，但成交价也不过十多万美元。就算比较昂贵的瓷器，500万美元左右已经是极品了，但这个价格跟西方艺术品还是没法比。
　　
　　“夺宝奇兵？……”
　　“我只知道，那是一部美国电影的名字。”
　　富豪们为什么海外购宝？
　　媒体似乎更愿意把事情和“民族自尊心”联系起来，无论是国外媒体，还是国内媒体。
　　在《华尔街日报》2004年的一篇报道中，就给出了这样一个解释：由于众多国宝从中国流失海外，因此，让国宝重返祖国被看作是恢复民族自尊心的方式之一。
　　当中国买家们从日本人手里买回中国文物的时候，这种被海外媒体反复指出的“民族自尊心”似乎更加彰显。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末期，日本企业家也建立私人博物馆，并且和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一样，他们也囤积中国的艺术品和古董。而目前日本经济正力争从长达13年的经济萧条中复苏，中国人成为了最热心的买家。
　　当收藏界把这样的消息披露之后，恰到好处的兴奋点终于被国内媒体发掘了出来，陆汉振和徐其明们的行为和“国宝回归热”联系起来。在叙述完中国收藏家们挥洒金钱的豪情之后，媒体几乎都会接着回顾历史上中国文物被列强洗劫的痛苦，将现实与历史对比，中国收藏家们的头上，“爱国夺宝”的光环就开始浮现。“作为民营企业家，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从海外收集中国国宝。”
　　最热闹的报道来自去年12月下旬的一家南方媒体。这篇题为《海外夺宝民间出奇兵》的报道说：中国文物流失惊人，数以百万计，精品达几十万件，涉及47个国家。为了在顶级国宝拍卖场中形成可与跨国“文物大鳄”抗衡的力量，一次史无前例的“夺宝奇兵峰会”数月内将在浙江慈溪召开。企业家们计划在2005年3月聚首，深入探讨“追击”海外国宝“A计划”。
　　但陆汉振和徐其明更愿意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1987年3月，名不见经传的日本安田保险公司以58亿日元的高价，从伦敦嘉士德买走凡·高的名画《向日葵》而声名大噪，一时成为传媒焦点和日本国民的谈论对象，公司业务从此迅速扩展，仅直接收益就超过2万亿日元。“他们采用了最好的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陆汉振说。
　　在金轮集团的办公大楼里，艺术部的工作人员将陆汉振心爱的一些精品翻拍出大幅精美照片，张贴在楼道里；而在徐龙集团的办公楼内，徐其明在海外高价竞得的几件元明瓷器的照片，也高高悬挂。
　　“这些文物给我们的影响不仅仅是短期的名气，更多的是未来的，长远的，现在看不到的。”徐其明甚至更加坦诚地说，“这么大的企业，谁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个三长两短呢？”他透过窗户看着楼下的厂区，“万一有个需要，死钱就应该变成活钱。”
　　徐其明还顺带抱怨了一下中国的文物政策。根据有关规定，中国人可以不受限制地从海外购回文物，但购进1年半之后，就不准再贩卖出境。徐其明觉得，国内市场的购买力还是不够。虽然迄今为止他还珍藏着他的每一件瓷器，但万一他需要抛售藏品，他担心卖不出好价钱。
　　一位业内人士还向本报记者透露，民营企业老板们参与拍卖艺术品不仅为保值增值，还作为一种巧妙的规避税收之道，这样的事实大量存在。因为企业可以将艺术品作为“经营设施”摊入企业经营成本，不需要缴税。
　　而为什么是在海外购宝的问题，最容易引发的是富豪们他们对国内艺术品市场的不满。“我们已经很少国内买东西了”，金轮集团艺术部经理姚海芳说，经过超过百年的动荡，再加上这十多年来收集古董风潮的兴起，市面上有价值的古董早就各归其主。“现在是媒体鉴宝，大家找宝，藏家憋宝，我们买不到宝。”
　　最主要的，由于缺乏科学的鉴定制度和鉴定规范，国内艺术品市场至今没有基本的价格和价值评估体系，人情鉴定、虚假鉴定时常出现，各种鉴定争议和鉴定官司层不出穷。
　　姚海芳说到激动处，顺手翻出国内一家拍卖行玉器拍卖专场的拍品图册，“你看看，我们仔细研究过了，整个图册，没有一件东西是真的，这样的拍卖我们怎么敢去？”
　　关于那个看起来灿烂夺目的夺宝“A计划”，3月下旬，赵幼强，浙江省博物馆宣教部主任以企业家们顾问的身份，简单解释了这个聚会可能的主题：“虽然国内企业在国际拍卖市场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需要面对许多问题。而且在拍卖时，国外买家非常团结，而中国买家往往是散兵游勇，最后很难拍到精品。”
　　海外竞拍的过程被渲染得那么具有传奇色彩，金轮集团的姚海芳也觉得不可思议。对于“夺宝奇兵”这样的称号，他没有表示接受，反而开玩笑说，“我只知道，那是一部美国电影的名字。”
　　
　　两大拍卖行伸出了橄榄枝
　　“以前他们不知道中国企业有实力买文物，觉得中国只是一个文物来源。”
　　让陆汉振和徐其明们大出风头，以至于竞拍海外市场的故事为国人知晓的，应该算是两年前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家有宝藏”浙江民间收藏珍品大展。
　　陆汉振们拿出来的藏品令浙江省博物馆的行家们大吃一惊：元代青花瓷，一来就是四五件；如宋哥窑瓷，明洪武釉里红瓷，清三代官窑瓷这样的珍品，也是目不暇接。且不说商代的鼎，上古时期氏族文化时代的玉，唐代的镜……浙江省博物馆社教部主任赵幼强非常肯定，展品在质量上已经超过了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
　　浙江省博物馆立即找来了国内文物研究界、考古界最顶尖和最德高望重的专家进行鉴定。赵幼强回忆，故宫博物院85岁的瓷器鉴定权威耿宝昌老先生见到如此高质量的古瓷后激动不已，不要人搀扶，站着一件一件仔细观赏了整整一天；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青铜器权威马承源老先生断言浙江私家收藏在品质上已经可以和国家博物馆媲美。
　　而这些珍品，大多正是由陆汉振、徐其明等人从海外购得的。经媒体渲染，中国企业家们俨然成了在海外一掷万金笑傲拍卖场的大鳄级人物。
　　一些海外顶级拍卖行的统计数据似乎也在印证这种印象。嘉士德驻中国代表江炳强透露，从1999年到2004年，中国藏家到海外购买中国艺术品的增长幅度，有200％多。
　　而根据以往几年德国纳高拍卖公司的成交记录，中国艺术品的买家结构大致是：40％来自欧洲，10％来自美国，其余来自中国———这个其余，就是50％。
　　2004年10月，由于频繁光顾世界顶级拍卖会，浙江慈溪一地就有20多名民间企业家收到了世界两大拍卖行———嘉士德和索斯比的宴会邀请信。10月30日晚，这些民间企业家出现在香港万豪酒店的晚宴会上，两大拍卖行亚洲区主席向他们举杯致意。
　　姚海芳说，“通过这些年中国企业在国际拍卖会上的表现，中国买家已经是他们需要重视和开发的对象了。”
　　但徐其明还是觉得中国人处于劣势。“索斯比、嘉士德都设中国文物拍卖专场，可千万元以上的中高档拍品，主导买家历来是欧美人。”
　　实际上，徐其明如今不止对中国古代文物感兴趣，除了中国瓷器，他还非常欣赏中东地区的古代雕塑和珠宝。只是“这些东西太贵了，我们也争不过其他外国的买家”。
　　“不光是钱的问题，个人的素质、艺术鉴赏能力等等各个方面，要出现真正的国际藏家，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徐其明挥着他经常举起报价牌的右手说，“我离那个顶级还有那么一些距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