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一位“另类城管队员”眼里的“城管日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6 07:59:02
一位“另类城管队员”眼里的“城管日记”
“我很清楚小商贩的不易”
本报记者 骆沙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6月20日 11 版）
最近，“城管”一词再次成为网络热点。不久前，延安城管跳踩商户一事尚未平息，武汉“双面城管”又浮出水面。
6月17日，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澄清两名城管人员在辖区内摆摊一事。公众听到的解释是：两城管人员在辖区内摆摊是“为深入了解小贩们的实际情况的‘体验式执法’”，“此事只有少数领导知道，属‘高度保密’”。
发布会上，两名城管的体验日记也被公布出来。“原定体验两个月，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曝光了。”洪山区城管局局长称。
根据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负责人的解释，该区城管队员桂文静在今年5月提出体验练摊想法，“通过小商贩身份了解小商贩群体心理及需求，感受城市管理有关工作的现实情况，多方位地评价城管执法工作，更好地推进执法工作。”
这番解释随即在网络上引来分歧颇大的两种观点。一方认为：城管愿意设身处地了解商贩处境，值得鼓励；一方则认为：解释很牵强，此举“噱头”大于实质意义。
“双面城管”之争引发了另一位城管的关注。微博中，他的名字叫“桥上人家”。“赵阳，办城管论坛，开城管博客，曝光城管打人秘笈，举报全国城管局长联席会议非法组织，一名最具争议性的南京城管队员。”这是他对自己的简介。
一个城管眼中的“城管印象”
赵阳是南京市玄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一名城管队员。这几天，他在微博上异常活跃。作为城管队伍中的一员，赵阳倒没帮武汉同行说话。
当武汉方面解释：两名城管白天执法，晚上摆摊，实为“卧底”。他发微博称：请问卧底人员违法占道经营收入怎么处理？
当有解释称：两名城管有摆摊日记。他质疑：这份证据可靠吗？要不就把内容全公开了。几天前，他还在微博上叫嚷：“哪个媒体能提供全部日记？请联系我。”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听到这个解释第一反应是怀疑，感觉像看《无间道》。”他说。
除去技术层面的分析，从常理判断，赵阳也不赞同此举。“就算为了了解小贩，也不用花两个月时间‘打入这个群体’。”作为一个工龄10年以上的“老城管”，赵阳说，“以平时工作中打交道的频率来看，这两人一个工作了10年、一个5年，应该很了解当地情况了。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卧底’，执法成本有些高吧？”
虽然就事论事，赵阳并不支持武汉同行此举，但他承认“城管其实很纠结”。
赵阳觉得，自己听过最尴尬的一句评价就是：“城管，不是在打人，就是被人打。”“好像在大多数人眼中，暴力冲突成了我们的工作常态。如果我说自己工作十来年，没有动过手，应该很多人都不相信吧。”
这样的职业形象让他感到很尴尬。如果非要找一个和城管关系密切的词语，赵阳也觉得并不是“动手”，而是“小商贩”。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同各类小商贩打交道。时间长了，我对辖区内谁的生活比较贫困、谁在吃低保、谁是哪里人……等等，都了如指掌。”他说,“我很清楚小商贩的不易。”
在日前武汉城管公布的“卧底日记”中，这种感受也有所体现。两名城管工作人员在接触了200多名摊贩后发现，“占道摆摊的人群主要为五大类，其中大学生、自主创业者和残疾人占了很大部分；生活所需、兼职赚些外快则是摆摊的主要目的。”“两人摆摊一个月，收入仅为几百元。”
“双方不是一见面便大动干戈。有时，商贩们也会拉住我们聊天，倾诉自己的困难。工作中遇到的，大多是琐碎的小事。”赵阳说。
他承认辖区中不乏好人，城管队伍中也确有粗暴执法之人。“但我们也受过委屈。”他回忆。
“有一次，我去查处小贩。有个人远远看见我们，知道跑不掉了，就把水果摊一掀，躺在地上，说城管打人、掀摊了。”他说，“因为他们知道，三轮车肯定跑不过执法车。”
对方的应对瞬间令赵阳陷入被动。“接下来就很难办了，我们没法扣留物品或是罚没了，只能以教育为主。”他说。
另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发生在2012年夏天。“当时，我去附近菜市场处理问题。那里水果摊贩很多，纠纷也比较多。”他回忆说，一个屡次占道摆摊的商贩让他很为难。
“第一次执法时，现场有很多市民。我们刚要收摊，他就躺在地上，说我们打人了。过了几天，我们又去整改，这次周围没什么人围观。我把开好的限期整改通知书递给他，可他当场就撕碎了，纸片撒了一地。”他说。
面对这样的事实，虽不甘心，但赵阳不得不承认：城管的执法威信并不高。
“我相信，如果公众同时看见这两个镜头捕捉的画面，一定会作出更准确的评判。可是，很多人没机会看到这样的对比。”镜头的选择性捕捉，让他面对职业形象时更为“纠结”。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曾说过：“尽管湖北英山城管队长因阻止违建遭袭身亡让人同情，尽管合肥城管集体凑钱买下摊贩余货柔性执法获得赞扬，然而，一则90后女商贩遭广州城管掐脖子引发的公众愤慨，就把这些同情和赞扬淹没了。”
城管都在忙什么？
最近，赵阳感到，城管的曝光率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总是看见相关的报道，而且基本都是负面的。其实我也很揪心，谁愿意自己所在的行业总被骂？”
他承认，很多同行的举动，他看见了也很愤慨。“就像延安城管踩踏对方，这样的事儿实在过分。而且，发生类似的事情也不是一两次了。我想也是因为多年积累，才使目前城管面临的舆论环境很恶劣。”
城管每天都在忙什么？赵阳的生活和一般的上班族并无区别。
“除了值班加班，正常工作日，我们9点上班。从家到单位半个小时，我早晨要送小孩，所以7点出门，8点前就到了单位。剩下这段时间会打扫下卫生、吃早点什么的。9点钟一上班，我们就会接到各种举报电话。”他说。
以南京地区为例，当地的举报电话除了市里设置的12345热线，还有城管局的12319举报号码。“我们也接受上级部门直接转来的举报信息。每天处理十几个投诉总是有的。”
工作内容大多比较琐碎：某街道菜市场门口有违建问题、某商贩违章占道经营、某小区有一堆莫名垃圾、某个拉土车随便倾倒建筑废料……这些都属于日常工作范畴。
“我的工作不是接到电话就结束了，比如有违章建筑，得查到是谁盖的，矛盾双方是谁等。”赵阳说，“中午在路边吃饭是常态，经常顶着太阳、蹲着吃盒饭。”
作为一名公职人员，赵阳曾打算将自己的QQ签名设计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后来同事们开玩笑说:‘别自吹自擂了。’让我改成了‘一身排骨，两袖热风’。”他笑称，“是瘦啊，原先合身的制服，现在是松的。而且总往外跑，每天都一身汗，热得很呐。我也很想安静地坐在办公室工作。”
不过他知道，这个愿望很难实现。“处理举报不出去跑是不可能的，后续还有考核和问责。我们处理完问题，要打电话给举报人，还得向上级汇报处理情况。如果举报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就要重新解决。公众满意度是重要考核指标。”他说。
于是每年夏天，赵阳面对的并非“是否被晒成煤球的问题”，而是“掉不掉层皮的问题”。“要只是晒黑倒好啦，至少看着挺健康。去年夏天我胳膊上就脱了一层皮。虽然规定夏天上班要穿短袖制服，但我尽量穿长袖的，热点也得穿。”他说。
每日平均半天在外跑动、工作内容琐碎繁多、与各类人士打交道，这就是赵阳每天忙碌的内容。
城管的“相对弱势”体现在哪里
说起城管队伍存在的问题，赵阳觉得“有一箩筐”；说起城管执法的困难，赵阳觉得“也有一箩筐”。“问题到底出在哪呢？总之很复杂。”他说，“要讲全了，可以写篇论文。比如体制、机制、人员素质、经费等方面都有问题。首先就是执法地位不明确。”
“在所有执法部门，城管是相对弱势的部门。我并不是说城管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再三强调。
不少学者也持类似观点。按照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法治政府与地方制度研究中心主任熊文钊的分析：相对弱势地位会导致一个问题，即其他部门不想管、管不了、不讨巧的事，便会落在城管头上。
“城管归属地方政府管理，在中央没有对接的部委管理。缺一条腿，使得这个群体无论在管理、监督还是自身地位上都有所欠缺。”熊文钊说。
“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并不认可城管的地位，认为这不是一个正规的执法部门。这也是我们工作中的大难题。”赵阳说。
第二“难”便是缺乏标准。
“城管的执法标准究竟是什么？摆摊设点究竟是不是违法？是否被允许？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说到这个话题，赵阳有些无奈。
他感到，这个“边界”无论在行业内，还是公众中，都未达成共识。
“有人认为摆摊是天经地义的，方便大家生活；也有人认为应该严厉取缔，因为影响市容。按照常理，摆摊设点是违反国家规定的，可如果城管局批准了，又是合法的。再比如，今天摆摊可能是违法的，明天上级提出‘疏堵结合’，又合法了。”他说。
缺乏标准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北京地区的城管可以查处黑车，南京城管没有这权限；就连制服，每个地区都不一样。
标准模糊还体现在城管的自身定位上。“实际上很多城管都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包括一些领导，听说要调到城管部门，也是不愿意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城管说。
城管形象从何时开始下滑？赵阳说自己也记不清楚。他感到，与10年前初入行时相比，这个职业的口碑在变差。
“那时城管的名字叫‘市容’，工作范围也小很多。现在，城管到底管什么，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楚。你让我做填空题，我答不出来。要是问答题，我大概能说清楚。”赵阳回答，“我还想说，城管队伍肯定存在问题，但也为城市管理作出了贡献。”
虽然目前，媒体曝光了大量与城管有关的负面新闻，但有一点赵阳承认：当前，舆论监督是约束城管执法的有效方式。
回忆自己的工作履历，赵阳觉得并不缺乏感动。“脚踏实地地做事，别人都看在眼里。”他说，“难忘的瞬间有很多。比如走在街上，会有不知名的老人说：‘你赵阳吧，赶紧回来吧，还是你在这里好。’刚过去的端午节，不少人发来了祝福短信。”
“我能做的就是这些小事了。”他说，“城管既不伟大也不卑鄙，但需要监督和制度规范。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支队伍就会良莠不齐。”
日前，不少学者呼吁：针对城管成立中央主管部门，并出台城管法律或法规，建立全国统一的管理体系和标准。
“城管的队伍管理应该分离，建立类似于法警和法官的关系。如何处理由法官决定，法警只按照文书实施。”熊文钊说，“现在城管队伍整体管理是比较混乱的，这也造成了这个群体身份感不强、水平参差不齐。虽然这属于地方事务，但中央应当出台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城管肯定是有贡献的，如果没有这个群体，城市管理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http://zqb.cyol.com/html/2013-06 ... b_20130620_2-11.htm一位“另类城管队员”眼里的“城管日记”
“我很清楚小商贩的不易”
本报记者 骆沙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6月20日 11 版）
最近，“城管”一词再次成为网络热点。不久前，延安城管跳踩商户一事尚未平息，武汉“双面城管”又浮出水面。
6月17日，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澄清两名城管人员在辖区内摆摊一事。公众听到的解释是：两城管人员在辖区内摆摊是“为深入了解小贩们的实际情况的‘体验式执法’”，“此事只有少数领导知道，属‘高度保密’”。
发布会上，两名城管的体验日记也被公布出来。“原定体验两个月，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曝光了。”洪山区城管局局长称。
根据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负责人的解释，该区城管队员桂文静在今年5月提出体验练摊想法，“通过小商贩身份了解小商贩群体心理及需求，感受城市管理有关工作的现实情况，多方位地评价城管执法工作，更好地推进执法工作。”
这番解释随即在网络上引来分歧颇大的两种观点。一方认为：城管愿意设身处地了解商贩处境，值得鼓励；一方则认为：解释很牵强，此举“噱头”大于实质意义。
“双面城管”之争引发了另一位城管的关注。微博中，他的名字叫“桥上人家”。“赵阳，办城管论坛，开城管博客，曝光城管打人秘笈，举报全国城管局长联席会议非法组织，一名最具争议性的南京城管队员。”这是他对自己的简介。
一个城管眼中的“城管印象”
赵阳是南京市玄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一名城管队员。这几天，他在微博上异常活跃。作为城管队伍中的一员，赵阳倒没帮武汉同行说话。
当武汉方面解释：两名城管白天执法，晚上摆摊，实为“卧底”。他发微博称：请问卧底人员违法占道经营收入怎么处理？
当有解释称：两名城管有摆摊日记。他质疑：这份证据可靠吗？要不就把内容全公开了。几天前，他还在微博上叫嚷：“哪个媒体能提供全部日记？请联系我。”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听到这个解释第一反应是怀疑，感觉像看《无间道》。”他说。
除去技术层面的分析，从常理判断，赵阳也不赞同此举。“就算为了了解小贩，也不用花两个月时间‘打入这个群体’。”作为一个工龄10年以上的“老城管”，赵阳说，“以平时工作中打交道的频率来看，这两人一个工作了10年、一个5年，应该很了解当地情况了。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卧底’，执法成本有些高吧？”
虽然就事论事，赵阳并不支持武汉同行此举，但他承认“城管其实很纠结”。
赵阳觉得，自己听过最尴尬的一句评价就是：“城管，不是在打人，就是被人打。”“好像在大多数人眼中，暴力冲突成了我们的工作常态。如果我说自己工作十来年，没有动过手，应该很多人都不相信吧。”
这样的职业形象让他感到很尴尬。如果非要找一个和城管关系密切的词语，赵阳也觉得并不是“动手”，而是“小商贩”。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同各类小商贩打交道。时间长了，我对辖区内谁的生活比较贫困、谁在吃低保、谁是哪里人……等等，都了如指掌。”他说,“我很清楚小商贩的不易。”
在日前武汉城管公布的“卧底日记”中，这种感受也有所体现。两名城管工作人员在接触了200多名摊贩后发现，“占道摆摊的人群主要为五大类，其中大学生、自主创业者和残疾人占了很大部分；生活所需、兼职赚些外快则是摆摊的主要目的。”“两人摆摊一个月，收入仅为几百元。”
“双方不是一见面便大动干戈。有时，商贩们也会拉住我们聊天，倾诉自己的困难。工作中遇到的，大多是琐碎的小事。”赵阳说。
他承认辖区中不乏好人，城管队伍中也确有粗暴执法之人。“但我们也受过委屈。”他回忆。
“有一次，我去查处小贩。有个人远远看见我们，知道跑不掉了，就把水果摊一掀，躺在地上，说城管打人、掀摊了。”他说，“因为他们知道，三轮车肯定跑不过执法车。”
对方的应对瞬间令赵阳陷入被动。“接下来就很难办了，我们没法扣留物品或是罚没了，只能以教育为主。”他说。
另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发生在2012年夏天。“当时，我去附近菜市场处理问题。那里水果摊贩很多，纠纷也比较多。”他回忆说，一个屡次占道摆摊的商贩让他很为难。
“第一次执法时，现场有很多市民。我们刚要收摊，他就躺在地上，说我们打人了。过了几天，我们又去整改，这次周围没什么人围观。我把开好的限期整改通知书递给他，可他当场就撕碎了，纸片撒了一地。”他说。
面对这样的事实，虽不甘心，但赵阳不得不承认：城管的执法威信并不高。
“我相信，如果公众同时看见这两个镜头捕捉的画面，一定会作出更准确的评判。可是，很多人没机会看到这样的对比。”镜头的选择性捕捉，让他面对职业形象时更为“纠结”。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曾说过：“尽管湖北英山城管队长因阻止违建遭袭身亡让人同情，尽管合肥城管集体凑钱买下摊贩余货柔性执法获得赞扬，然而，一则90后女商贩遭广州城管掐脖子引发的公众愤慨，就把这些同情和赞扬淹没了。”
城管都在忙什么？
最近，赵阳感到，城管的曝光率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总是看见相关的报道，而且基本都是负面的。其实我也很揪心，谁愿意自己所在的行业总被骂？”
他承认，很多同行的举动，他看见了也很愤慨。“就像延安城管踩踏对方，这样的事儿实在过分。而且，发生类似的事情也不是一两次了。我想也是因为多年积累，才使目前城管面临的舆论环境很恶劣。”
城管每天都在忙什么？赵阳的生活和一般的上班族并无区别。
“除了值班加班，正常工作日，我们9点上班。从家到单位半个小时，我早晨要送小孩，所以7点出门，8点前就到了单位。剩下这段时间会打扫下卫生、吃早点什么的。9点钟一上班，我们就会接到各种举报电话。”他说。
以南京地区为例，当地的举报电话除了市里设置的12345热线，还有城管局的12319举报号码。“我们也接受上级部门直接转来的举报信息。每天处理十几个投诉总是有的。”
工作内容大多比较琐碎：某街道菜市场门口有违建问题、某商贩违章占道经营、某小区有一堆莫名垃圾、某个拉土车随便倾倒建筑废料……这些都属于日常工作范畴。
“我的工作不是接到电话就结束了，比如有违章建筑，得查到是谁盖的，矛盾双方是谁等。”赵阳说，“中午在路边吃饭是常态，经常顶着太阳、蹲着吃盒饭。”
作为一名公职人员，赵阳曾打算将自己的QQ签名设计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后来同事们开玩笑说:‘别自吹自擂了。’让我改成了‘一身排骨，两袖热风’。”他笑称，“是瘦啊，原先合身的制服，现在是松的。而且总往外跑，每天都一身汗，热得很呐。我也很想安静地坐在办公室工作。”
不过他知道，这个愿望很难实现。“处理举报不出去跑是不可能的，后续还有考核和问责。我们处理完问题，要打电话给举报人，还得向上级汇报处理情况。如果举报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就要重新解决。公众满意度是重要考核指标。”他说。
于是每年夏天，赵阳面对的并非“是否被晒成煤球的问题”，而是“掉不掉层皮的问题”。“要只是晒黑倒好啦，至少看着挺健康。去年夏天我胳膊上就脱了一层皮。虽然规定夏天上班要穿短袖制服，但我尽量穿长袖的，热点也得穿。”他说。
每日平均半天在外跑动、工作内容琐碎繁多、与各类人士打交道，这就是赵阳每天忙碌的内容。
城管的“相对弱势”体现在哪里
说起城管队伍存在的问题，赵阳觉得“有一箩筐”；说起城管执法的困难，赵阳觉得“也有一箩筐”。“问题到底出在哪呢？总之很复杂。”他说，“要讲全了，可以写篇论文。比如体制、机制、人员素质、经费等方面都有问题。首先就是执法地位不明确。”
“在所有执法部门，城管是相对弱势的部门。我并不是说城管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再三强调。
不少学者也持类似观点。按照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法治政府与地方制度研究中心主任熊文钊的分析：相对弱势地位会导致一个问题，即其他部门不想管、管不了、不讨巧的事，便会落在城管头上。
“城管归属地方政府管理，在中央没有对接的部委管理。缺一条腿，使得这个群体无论在管理、监督还是自身地位上都有所欠缺。”熊文钊说。
“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并不认可城管的地位，认为这不是一个正规的执法部门。这也是我们工作中的大难题。”赵阳说。
第二“难”便是缺乏标准。
“城管的执法标准究竟是什么？摆摊设点究竟是不是违法？是否被允许？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说到这个话题，赵阳有些无奈。
他感到，这个“边界”无论在行业内，还是公众中，都未达成共识。
“有人认为摆摊是天经地义的，方便大家生活；也有人认为应该严厉取缔，因为影响市容。按照常理，摆摊设点是违反国家规定的，可如果城管局批准了，又是合法的。再比如，今天摆摊可能是违法的，明天上级提出‘疏堵结合’，又合法了。”他说。
缺乏标准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北京地区的城管可以查处黑车，南京城管没有这权限；就连制服，每个地区都不一样。
标准模糊还体现在城管的自身定位上。“实际上很多城管都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包括一些领导，听说要调到城管部门，也是不愿意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城管说。
城管形象从何时开始下滑？赵阳说自己也记不清楚。他感到，与10年前初入行时相比，这个职业的口碑在变差。
“那时城管的名字叫‘市容’，工作范围也小很多。现在，城管到底管什么，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楚。你让我做填空题，我答不出来。要是问答题，我大概能说清楚。”赵阳回答，“我还想说，城管队伍肯定存在问题，但也为城市管理作出了贡献。”
虽然目前，媒体曝光了大量与城管有关的负面新闻，但有一点赵阳承认：当前，舆论监督是约束城管执法的有效方式。
回忆自己的工作履历，赵阳觉得并不缺乏感动。“脚踏实地地做事，别人都看在眼里。”他说，“难忘的瞬间有很多。比如走在街上，会有不知名的老人说：‘你赵阳吧，赶紧回来吧，还是你在这里好。’刚过去的端午节，不少人发来了祝福短信。”
“我能做的就是这些小事了。”他说，“城管既不伟大也不卑鄙，但需要监督和制度规范。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支队伍就会良莠不齐。”
日前，不少学者呼吁：针对城管成立中央主管部门，并出台城管法律或法规，建立全国统一的管理体系和标准。
“城管的队伍管理应该分离，建立类似于法警和法官的关系。如何处理由法官决定，法警只按照文书实施。”熊文钊说，“现在城管队伍整体管理是比较混乱的，这也造成了这个群体身份感不强、水平参差不齐。虽然这属于地方事务，但中央应当出台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城管肯定是有贡献的，如果没有这个群体，城市管理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http://zqb.cyol.com/html/2013-06 ... b_20130620_2-11.htm
“我很清楚小商贩的不易”
本报记者 骆沙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6月20日 11 版）
最近，“城管”一词再次成为网络热点。不久前，延安城管跳踩商户一事尚未平息，武汉“双面城管”又浮出水面。
6月17日，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澄清两名城管人员在辖区内摆摊一事。公众听到的解释是：两城管人员在辖区内摆摊是“为深入了解小贩们的实际情况的‘体验式执法’”，“此事只有少数领导知道，属‘高度保密’”。
发布会上，两名城管的体验日记也被公布出来。“原定体验两个月，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曝光了。”洪山区城管局局长称。
根据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负责人的解释，该区城管队员桂文静在今年5月提出体验练摊想法，“通过小商贩身份了解小商贩群体心理及需求，感受城市管理有关工作的现实情况，多方位地评价城管执法工作，更好地推进执法工作。”
这番解释随即在网络上引来分歧颇大的两种观点。一方认为：城管愿意设身处地了解商贩处境，值得鼓励；一方则认为：解释很牵强，此举“噱头”大于实质意义。
“双面城管”之争引发了另一位城管的关注。微博中，他的名字叫“桥上人家”。“赵阳，办城管论坛，开城管博客，曝光城管打人秘笈，举报全国城管局长联席会议非法组织，一名最具争议性的南京城管队员。”这是他对自己的简介。
一个城管眼中的“城管印象”
赵阳是南京市玄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一名城管队员。这几天，他在微博上异常活跃。作为城管队伍中的一员，赵阳倒没帮武汉同行说话。
当武汉方面解释：两名城管白天执法，晚上摆摊，实为“卧底”。他发微博称：请问卧底人员违法占道经营收入怎么处理？
当有解释称：两名城管有摆摊日记。他质疑：这份证据可靠吗？要不就把内容全公开了。几天前，他还在微博上叫嚷：“哪个媒体能提供全部日记？请联系我。”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听到这个解释第一反应是怀疑，感觉像看《无间道》。”他说。
除去技术层面的分析，从常理判断，赵阳也不赞同此举。“就算为了了解小贩，也不用花两个月时间‘打入这个群体’。”作为一个工龄10年以上的“老城管”，赵阳说，“以平时工作中打交道的频率来看，这两人一个工作了10年、一个5年，应该很了解当地情况了。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卧底’，执法成本有些高吧？”
虽然就事论事，赵阳并不支持武汉同行此举，但他承认“城管其实很纠结”。
赵阳觉得，自己听过最尴尬的一句评价就是：“城管，不是在打人，就是被人打。”“好像在大多数人眼中，暴力冲突成了我们的工作常态。如果我说自己工作十来年，没有动过手，应该很多人都不相信吧。”
这样的职业形象让他感到很尴尬。如果非要找一个和城管关系密切的词语，赵阳也觉得并不是“动手”，而是“小商贩”。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同各类小商贩打交道。时间长了，我对辖区内谁的生活比较贫困、谁在吃低保、谁是哪里人……等等，都了如指掌。”他说,“我很清楚小商贩的不易。”
在日前武汉城管公布的“卧底日记”中，这种感受也有所体现。两名城管工作人员在接触了200多名摊贩后发现，“占道摆摊的人群主要为五大类，其中大学生、自主创业者和残疾人占了很大部分；生活所需、兼职赚些外快则是摆摊的主要目的。”“两人摆摊一个月，收入仅为几百元。”
“双方不是一见面便大动干戈。有时，商贩们也会拉住我们聊天，倾诉自己的困难。工作中遇到的，大多是琐碎的小事。”赵阳说。
他承认辖区中不乏好人，城管队伍中也确有粗暴执法之人。“但我们也受过委屈。”他回忆。
“有一次，我去查处小贩。有个人远远看见我们，知道跑不掉了，就把水果摊一掀，躺在地上，说城管打人、掀摊了。”他说，“因为他们知道，三轮车肯定跑不过执法车。”
对方的应对瞬间令赵阳陷入被动。“接下来就很难办了，我们没法扣留物品或是罚没了，只能以教育为主。”他说。
另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发生在2012年夏天。“当时，我去附近菜市场处理问题。那里水果摊贩很多，纠纷也比较多。”他回忆说，一个屡次占道摆摊的商贩让他很为难。
“第一次执法时，现场有很多市民。我们刚要收摊，他就躺在地上，说我们打人了。过了几天，我们又去整改，这次周围没什么人围观。我把开好的限期整改通知书递给他，可他当场就撕碎了，纸片撒了一地。”他说。
面对这样的事实，虽不甘心，但赵阳不得不承认：城管的执法威信并不高。
“我相信，如果公众同时看见这两个镜头捕捉的画面，一定会作出更准确的评判。可是，很多人没机会看到这样的对比。”镜头的选择性捕捉，让他面对职业形象时更为“纠结”。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曾说过：“尽管湖北英山城管队长因阻止违建遭袭身亡让人同情，尽管合肥城管集体凑钱买下摊贩余货柔性执法获得赞扬，然而，一则90后女商贩遭广州城管掐脖子引发的公众愤慨，就把这些同情和赞扬淹没了。”
城管都在忙什么？
最近，赵阳感到，城管的曝光率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总是看见相关的报道，而且基本都是负面的。其实我也很揪心，谁愿意自己所在的行业总被骂？”
他承认，很多同行的举动，他看见了也很愤慨。“就像延安城管踩踏对方，这样的事儿实在过分。而且，发生类似的事情也不是一两次了。我想也是因为多年积累，才使目前城管面临的舆论环境很恶劣。”
城管每天都在忙什么？赵阳的生活和一般的上班族并无区别。
“除了值班加班，正常工作日，我们9点上班。从家到单位半个小时，我早晨要送小孩，所以7点出门，8点前就到了单位。剩下这段时间会打扫下卫生、吃早点什么的。9点钟一上班，我们就会接到各种举报电话。”他说。
以南京地区为例，当地的举报电话除了市里设置的12345热线，还有城管局的12319举报号码。“我们也接受上级部门直接转来的举报信息。每天处理十几个投诉总是有的。”
工作内容大多比较琐碎：某街道菜市场门口有违建问题、某商贩违章占道经营、某小区有一堆莫名垃圾、某个拉土车随便倾倒建筑废料……这些都属于日常工作范畴。
“我的工作不是接到电话就结束了，比如有违章建筑，得查到是谁盖的，矛盾双方是谁等。”赵阳说，“中午在路边吃饭是常态，经常顶着太阳、蹲着吃盒饭。”
作为一名公职人员，赵阳曾打算将自己的QQ签名设计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后来同事们开玩笑说:‘别自吹自擂了。’让我改成了‘一身排骨，两袖热风’。”他笑称，“是瘦啊，原先合身的制服，现在是松的。而且总往外跑，每天都一身汗，热得很呐。我也很想安静地坐在办公室工作。”
不过他知道，这个愿望很难实现。“处理举报不出去跑是不可能的，后续还有考核和问责。我们处理完问题，要打电话给举报人，还得向上级汇报处理情况。如果举报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就要重新解决。公众满意度是重要考核指标。”他说。
于是每年夏天，赵阳面对的并非“是否被晒成煤球的问题”，而是“掉不掉层皮的问题”。“要只是晒黑倒好啦，至少看着挺健康。去年夏天我胳膊上就脱了一层皮。虽然规定夏天上班要穿短袖制服，但我尽量穿长袖的，热点也得穿。”他说。
每日平均半天在外跑动、工作内容琐碎繁多、与各类人士打交道，这就是赵阳每天忙碌的内容。
城管的“相对弱势”体现在哪里
说起城管队伍存在的问题，赵阳觉得“有一箩筐”；说起城管执法的困难，赵阳觉得“也有一箩筐”。“问题到底出在哪呢？总之很复杂。”他说，“要讲全了，可以写篇论文。比如体制、机制、人员素质、经费等方面都有问题。首先就是执法地位不明确。”
“在所有执法部门，城管是相对弱势的部门。我并不是说城管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再三强调。
不少学者也持类似观点。按照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法治政府与地方制度研究中心主任熊文钊的分析：相对弱势地位会导致一个问题，即其他部门不想管、管不了、不讨巧的事，便会落在城管头上。
“城管归属地方政府管理，在中央没有对接的部委管理。缺一条腿，使得这个群体无论在管理、监督还是自身地位上都有所欠缺。”熊文钊说。
“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并不认可城管的地位，认为这不是一个正规的执法部门。这也是我们工作中的大难题。”赵阳说。
第二“难”便是缺乏标准。
“城管的执法标准究竟是什么？摆摊设点究竟是不是违法？是否被允许？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说到这个话题，赵阳有些无奈。
他感到，这个“边界”无论在行业内，还是公众中，都未达成共识。
“有人认为摆摊是天经地义的，方便大家生活；也有人认为应该严厉取缔，因为影响市容。按照常理，摆摊设点是违反国家规定的，可如果城管局批准了，又是合法的。再比如，今天摆摊可能是违法的，明天上级提出‘疏堵结合’，又合法了。”他说。
缺乏标准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北京地区的城管可以查处黑车，南京城管没有这权限；就连制服，每个地区都不一样。
标准模糊还体现在城管的自身定位上。“实际上很多城管都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包括一些领导，听说要调到城管部门，也是不愿意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城管说。
城管形象从何时开始下滑？赵阳说自己也记不清楚。他感到，与10年前初入行时相比，这个职业的口碑在变差。
“那时城管的名字叫‘市容’，工作范围也小很多。现在，城管到底管什么，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楚。你让我做填空题，我答不出来。要是问答题，我大概能说清楚。”赵阳回答，“我还想说，城管队伍肯定存在问题，但也为城市管理作出了贡献。”
虽然目前，媒体曝光了大量与城管有关的负面新闻，但有一点赵阳承认：当前，舆论监督是约束城管执法的有效方式。
回忆自己的工作履历，赵阳觉得并不缺乏感动。“脚踏实地地做事，别人都看在眼里。”他说，“难忘的瞬间有很多。比如走在街上，会有不知名的老人说：‘你赵阳吧，赶紧回来吧，还是你在这里好。’刚过去的端午节，不少人发来了祝福短信。”
“我能做的就是这些小事了。”他说，“城管既不伟大也不卑鄙，但需要监督和制度规范。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支队伍就会良莠不齐。”
日前，不少学者呼吁：针对城管成立中央主管部门，并出台城管法律或法规，建立全国统一的管理体系和标准。
“城管的队伍管理应该分离，建立类似于法警和法官的关系。如何处理由法官决定，法警只按照文书实施。”熊文钊说，“现在城管队伍整体管理是比较混乱的，这也造成了这个群体身份感不强、水平参差不齐。虽然这属于地方事务，但中央应当出台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城管肯定是有贡献的，如果没有这个群体，城市管理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http://zqb.cyol.com/html/2013-06 ... b_20130620_2-11.htm一位“另类城管队员”眼里的“城管日记”
“我很清楚小商贩的不易”
本报记者 骆沙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6月20日 11 版）
最近，“城管”一词再次成为网络热点。不久前，延安城管跳踩商户一事尚未平息，武汉“双面城管”又浮出水面。
6月17日，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澄清两名城管人员在辖区内摆摊一事。公众听到的解释是：两城管人员在辖区内摆摊是“为深入了解小贩们的实际情况的‘体验式执法’”，“此事只有少数领导知道，属‘高度保密’”。
发布会上，两名城管的体验日记也被公布出来。“原定体验两个月，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曝光了。”洪山区城管局局长称。
根据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负责人的解释，该区城管队员桂文静在今年5月提出体验练摊想法，“通过小商贩身份了解小商贩群体心理及需求，感受城市管理有关工作的现实情况，多方位地评价城管执法工作，更好地推进执法工作。”
这番解释随即在网络上引来分歧颇大的两种观点。一方认为：城管愿意设身处地了解商贩处境，值得鼓励；一方则认为：解释很牵强，此举“噱头”大于实质意义。
“双面城管”之争引发了另一位城管的关注。微博中，他的名字叫“桥上人家”。“赵阳，办城管论坛，开城管博客，曝光城管打人秘笈，举报全国城管局长联席会议非法组织，一名最具争议性的南京城管队员。”这是他对自己的简介。
一个城管眼中的“城管印象”
赵阳是南京市玄武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一名城管队员。这几天，他在微博上异常活跃。作为城管队伍中的一员，赵阳倒没帮武汉同行说话。
当武汉方面解释：两名城管白天执法，晚上摆摊，实为“卧底”。他发微博称：请问卧底人员违法占道经营收入怎么处理？
当有解释称：两名城管有摆摊日记。他质疑：这份证据可靠吗？要不就把内容全公开了。几天前，他还在微博上叫嚷：“哪个媒体能提供全部日记？请联系我。”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听到这个解释第一反应是怀疑，感觉像看《无间道》。”他说。
除去技术层面的分析，从常理判断，赵阳也不赞同此举。“就算为了了解小贩，也不用花两个月时间‘打入这个群体’。”作为一个工龄10年以上的“老城管”，赵阳说，“以平时工作中打交道的频率来看，这两人一个工作了10年、一个5年，应该很了解当地情况了。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卧底’，执法成本有些高吧？”
虽然就事论事，赵阳并不支持武汉同行此举，但他承认“城管其实很纠结”。
赵阳觉得，自己听过最尴尬的一句评价就是：“城管，不是在打人，就是被人打。”“好像在大多数人眼中，暴力冲突成了我们的工作常态。如果我说自己工作十来年，没有动过手，应该很多人都不相信吧。”
这样的职业形象让他感到很尴尬。如果非要找一个和城管关系密切的词语，赵阳也觉得并不是“动手”，而是“小商贩”。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同各类小商贩打交道。时间长了，我对辖区内谁的生活比较贫困、谁在吃低保、谁是哪里人……等等，都了如指掌。”他说,“我很清楚小商贩的不易。”
在日前武汉城管公布的“卧底日记”中，这种感受也有所体现。两名城管工作人员在接触了200多名摊贩后发现，“占道摆摊的人群主要为五大类，其中大学生、自主创业者和残疾人占了很大部分；生活所需、兼职赚些外快则是摆摊的主要目的。”“两人摆摊一个月，收入仅为几百元。”
“双方不是一见面便大动干戈。有时，商贩们也会拉住我们聊天，倾诉自己的困难。工作中遇到的，大多是琐碎的小事。”赵阳说。
他承认辖区中不乏好人，城管队伍中也确有粗暴执法之人。“但我们也受过委屈。”他回忆。
“有一次，我去查处小贩。有个人远远看见我们，知道跑不掉了，就把水果摊一掀，躺在地上，说城管打人、掀摊了。”他说，“因为他们知道，三轮车肯定跑不过执法车。”
对方的应对瞬间令赵阳陷入被动。“接下来就很难办了，我们没法扣留物品或是罚没了，只能以教育为主。”他说。
另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发生在2012年夏天。“当时，我去附近菜市场处理问题。那里水果摊贩很多，纠纷也比较多。”他回忆说，一个屡次占道摆摊的商贩让他很为难。
“第一次执法时，现场有很多市民。我们刚要收摊，他就躺在地上，说我们打人了。过了几天，我们又去整改，这次周围没什么人围观。我把开好的限期整改通知书递给他，可他当场就撕碎了，纸片撒了一地。”他说。
面对这样的事实，虽不甘心，但赵阳不得不承认：城管的执法威信并不高。
“我相信，如果公众同时看见这两个镜头捕捉的画面，一定会作出更准确的评判。可是，很多人没机会看到这样的对比。”镜头的选择性捕捉，让他面对职业形象时更为“纠结”。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曾说过：“尽管湖北英山城管队长因阻止违建遭袭身亡让人同情，尽管合肥城管集体凑钱买下摊贩余货柔性执法获得赞扬，然而，一则90后女商贩遭广州城管掐脖子引发的公众愤慨，就把这些同情和赞扬淹没了。”
城管都在忙什么？
最近，赵阳感到，城管的曝光率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总是看见相关的报道，而且基本都是负面的。其实我也很揪心，谁愿意自己所在的行业总被骂？”
他承认，很多同行的举动，他看见了也很愤慨。“就像延安城管踩踏对方，这样的事儿实在过分。而且，发生类似的事情也不是一两次了。我想也是因为多年积累，才使目前城管面临的舆论环境很恶劣。”
城管每天都在忙什么？赵阳的生活和一般的上班族并无区别。
“除了值班加班，正常工作日，我们9点上班。从家到单位半个小时，我早晨要送小孩，所以7点出门，8点前就到了单位。剩下这段时间会打扫下卫生、吃早点什么的。9点钟一上班，我们就会接到各种举报电话。”他说。
以南京地区为例，当地的举报电话除了市里设置的12345热线，还有城管局的12319举报号码。“我们也接受上级部门直接转来的举报信息。每天处理十几个投诉总是有的。”
工作内容大多比较琐碎：某街道菜市场门口有违建问题、某商贩违章占道经营、某小区有一堆莫名垃圾、某个拉土车随便倾倒建筑废料……这些都属于日常工作范畴。
“我的工作不是接到电话就结束了，比如有违章建筑，得查到是谁盖的，矛盾双方是谁等。”赵阳说，“中午在路边吃饭是常态，经常顶着太阳、蹲着吃盒饭。”
作为一名公职人员，赵阳曾打算将自己的QQ签名设计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后来同事们开玩笑说:‘别自吹自擂了。’让我改成了‘一身排骨，两袖热风’。”他笑称，“是瘦啊，原先合身的制服，现在是松的。而且总往外跑，每天都一身汗，热得很呐。我也很想安静地坐在办公室工作。”
不过他知道，这个愿望很难实现。“处理举报不出去跑是不可能的，后续还有考核和问责。我们处理完问题，要打电话给举报人，还得向上级汇报处理情况。如果举报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就要重新解决。公众满意度是重要考核指标。”他说。
于是每年夏天，赵阳面对的并非“是否被晒成煤球的问题”，而是“掉不掉层皮的问题”。“要只是晒黑倒好啦，至少看着挺健康。去年夏天我胳膊上就脱了一层皮。虽然规定夏天上班要穿短袖制服，但我尽量穿长袖的，热点也得穿。”他说。
每日平均半天在外跑动、工作内容琐碎繁多、与各类人士打交道，这就是赵阳每天忙碌的内容。
城管的“相对弱势”体现在哪里
说起城管队伍存在的问题，赵阳觉得“有一箩筐”；说起城管执法的困难，赵阳觉得“也有一箩筐”。“问题到底出在哪呢？总之很复杂。”他说，“要讲全了，可以写篇论文。比如体制、机制、人员素质、经费等方面都有问题。首先就是执法地位不明确。”
“在所有执法部门，城管是相对弱势的部门。我并不是说城管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再三强调。
不少学者也持类似观点。按照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法治政府与地方制度研究中心主任熊文钊的分析：相对弱势地位会导致一个问题，即其他部门不想管、管不了、不讨巧的事，便会落在城管头上。
“城管归属地方政府管理，在中央没有对接的部委管理。缺一条腿，使得这个群体无论在管理、监督还是自身地位上都有所欠缺。”熊文钊说。
“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并不认可城管的地位，认为这不是一个正规的执法部门。这也是我们工作中的大难题。”赵阳说。
第二“难”便是缺乏标准。
“城管的执法标准究竟是什么？摆摊设点究竟是不是违法？是否被允许？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都回答不了。”说到这个话题，赵阳有些无奈。
他感到，这个“边界”无论在行业内，还是公众中，都未达成共识。
“有人认为摆摊是天经地义的，方便大家生活；也有人认为应该严厉取缔，因为影响市容。按照常理，摆摊设点是违反国家规定的，可如果城管局批准了，又是合法的。再比如，今天摆摊可能是违法的，明天上级提出‘疏堵结合’，又合法了。”他说。
缺乏标准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北京地区的城管可以查处黑车，南京城管没有这权限；就连制服，每个地区都不一样。
标准模糊还体现在城管的自身定位上。“实际上很多城管都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包括一些领导，听说要调到城管部门，也是不愿意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城管说。
城管形象从何时开始下滑？赵阳说自己也记不清楚。他感到，与10年前初入行时相比，这个职业的口碑在变差。
“那时城管的名字叫‘市容’，工作范围也小很多。现在，城管到底管什么，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楚。你让我做填空题，我答不出来。要是问答题，我大概能说清楚。”赵阳回答，“我还想说，城管队伍肯定存在问题，但也为城市管理作出了贡献。”
虽然目前，媒体曝光了大量与城管有关的负面新闻，但有一点赵阳承认：当前，舆论监督是约束城管执法的有效方式。
回忆自己的工作履历，赵阳觉得并不缺乏感动。“脚踏实地地做事，别人都看在眼里。”他说，“难忘的瞬间有很多。比如走在街上，会有不知名的老人说：‘你赵阳吧，赶紧回来吧，还是你在这里好。’刚过去的端午节，不少人发来了祝福短信。”
“我能做的就是这些小事了。”他说，“城管既不伟大也不卑鄙，但需要监督和制度规范。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支队伍就会良莠不齐。”
日前，不少学者呼吁：针对城管成立中央主管部门，并出台城管法律或法规，建立全国统一的管理体系和标准。
“城管的队伍管理应该分离，建立类似于法警和法官的关系。如何处理由法官决定，法警只按照文书实施。”熊文钊说，“现在城管队伍整体管理是比较混乱的，这也造成了这个群体身份感不强、水平参差不齐。虽然这属于地方事务，但中央应当出台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城管肯定是有贡献的，如果没有这个群体，城市管理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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