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官员撰文重温延安整风背景：为分清路线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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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2013年6月1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李洪峰
《中国纪检监察报》编者按：延安整风（1941年－1945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是我们党着重从思想政治上建设党的一次成功实践。这次整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对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加强党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这一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版分三期刊发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部党组成员李洪峰的文章《重温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敬请关注。
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20年里，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经受了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给中国革命造成危害最大的是王明的“左”倾错误。从1931年到1934年，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而开始长征，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
毛泽东在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者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是，由于当时严峻的斗争环境，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还不够统一。
早先，王明曾写过一本叫《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作，曾于1931年2月在上海出版，翌年3月在莫斯科再版。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足为怪。但是在时隔9年之后，在经历革命严重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的重大历史曲折，在我们党已经结束王明错误路线统治、开始走上正确道路的时候，这本小册子竟然于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而且，王明在“三版序言”中仍以“共产国际代表”、“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吹嘘“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这种情况表明，王明对其“左”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还没有认识，同时也有许多党员和干部对王明错误的实质认识不清。尤为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王明的“左”倾错误缺乏正确认识。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政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求大家在党的政策上区分两条路线的是非。可是，在讨论这个指示时，有些领导同志却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上的错误。为了彻底清理王明的错误及其恶劣影响，分清路线是非，党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整顿。这是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从整个党员队伍状况来看，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民族革命形势的高涨，党员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80万人。这些党员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店员，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都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革命斗争考验，有的人把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带进党内。许多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而在此时，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反侵略战争方面，对大批新党员还来不及进行普遍的教育，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很贫乏，容易受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这就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在党内滋长，提供了一定的土壤。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开展整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从当时面临的战争局势看，1941年至1942年，我们党正处于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集中主力部队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们的生存条件，消灭解放区。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消极抗日的同时，加紧了反共活动。继1939年底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1941年初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还对解放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解放区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我们党制定和实行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其中，发展生产和“整顿三风”是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当时极端困难的环境和条件是对我们党的严峻考验，迫切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整顿党的作风，使全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和巩固。这是党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延安整风的准备
延安整风经过了充分、扎实的准备。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机关从陕西保安迁驻延安。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为了适应领导中国革命的需要，党中央把教育训练干部工作提到重要日程，相继在延安开办了各种学校，如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为干部的学习提高提供了阵地。
1938年10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时隔7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时指出：“中共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关键性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号召：“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在倡导全党学习的同时，首先从自己做起，挤出时间、不分昼夜、发愤苦读。他还亲自组织一个学哲学小组，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成立延安新哲学会，许多机关和学校成立学哲学小组。针对当时研究哲学拘泥于3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情况，毛泽东强调，研究哲学一定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要打破教科书的框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理论研究，写作并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共收入1922年至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献750多篇，提供给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这些历史文献集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使高级干部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思想认识趋于统一。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些历史文献集的影响。他曾在1943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6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为了加强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从1938年开始，由延安解放社陆续重印和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部、《列宁选集》第1至18卷等，为全党整风学习准备了教材。
延安整风准备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1941年5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学习。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有120多人。学习文件有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重要历史文件等。同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在延安和各重要地方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有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级机关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军队的师、军区或纵队干部，地方区党委或省委的干部。同时，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由毛泽东任组长。党中央还把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选出的七大代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
整风学习开始的时候，干部中普遍存在教条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许多人只注意引用马恩列斯的个别词句，而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注意研究中国现状、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问题。针对这种倾向，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着重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随后，党中央成立《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编辑委员会。同年7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党中央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把学习理论和增强党性、调查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有力促进了全党作风的转变。
从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在全党学习热潮的推动下，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和政策问题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曾写过一篇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章。后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的标题改定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毛泽东极其珍爱这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整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这里，毛泽东从反面揭示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所谓“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也是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深刻批评。所有这些，都为全党整风的开展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李洪峰）http://history.sohu.com/20130619/n379234380_1.shtml原文出处：2013年6月1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李洪峰
《中国纪检监察报》编者按：延安整风（1941年－1945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是我们党着重从思想政治上建设党的一次成功实践。这次整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对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加强党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这一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版分三期刊发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部党组成员李洪峰的文章《重温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敬请关注。
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20年里，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经受了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给中国革命造成危害最大的是王明的“左”倾错误。从1931年到1934年，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而开始长征，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
毛泽东在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者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是，由于当时严峻的斗争环境，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还不够统一。
早先，王明曾写过一本叫《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作，曾于1931年2月在上海出版，翌年3月在莫斯科再版。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足为怪。但是在时隔9年之后，在经历革命严重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的重大历史曲折，在我们党已经结束王明错误路线统治、开始走上正确道路的时候，这本小册子竟然于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而且，王明在“三版序言”中仍以“共产国际代表”、“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吹嘘“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这种情况表明，王明对其“左”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还没有认识，同时也有许多党员和干部对王明错误的实质认识不清。尤为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王明的“左”倾错误缺乏正确认识。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政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求大家在党的政策上区分两条路线的是非。可是，在讨论这个指示时，有些领导同志却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上的错误。为了彻底清理王明的错误及其恶劣影响，分清路线是非，党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整顿。这是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从整个党员队伍状况来看，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民族革命形势的高涨，党员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80万人。这些党员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店员，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都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革命斗争考验，有的人把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带进党内。许多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而在此时，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反侵略战争方面，对大批新党员还来不及进行普遍的教育，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很贫乏，容易受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这就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在党内滋长，提供了一定的土壤。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开展整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从当时面临的战争局势看，1941年至1942年，我们党正处于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集中主力部队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们的生存条件，消灭解放区。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消极抗日的同时，加紧了反共活动。继1939年底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1941年初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还对解放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解放区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我们党制定和实行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其中，发展生产和“整顿三风”是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当时极端困难的环境和条件是对我们党的严峻考验，迫切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整顿党的作风，使全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和巩固。这是党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延安整风的准备
延安整风经过了充分、扎实的准备。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机关从陕西保安迁驻延安。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为了适应领导中国革命的需要，党中央把教育训练干部工作提到重要日程，相继在延安开办了各种学校，如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为干部的学习提高提供了阵地。
1938年10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时隔7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时指出：“中共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关键性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号召：“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在倡导全党学习的同时，首先从自己做起，挤出时间、不分昼夜、发愤苦读。他还亲自组织一个学哲学小组，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成立延安新哲学会，许多机关和学校成立学哲学小组。针对当时研究哲学拘泥于3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情况，毛泽东强调，研究哲学一定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要打破教科书的框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理论研究，写作并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共收入1922年至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献750多篇，提供给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这些历史文献集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使高级干部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思想认识趋于统一。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些历史文献集的影响。他曾在1943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6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为了加强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从1938年开始，由延安解放社陆续重印和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部、《列宁选集》第1至18卷等，为全党整风学习准备了教材。
延安整风准备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1941年5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学习。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有120多人。学习文件有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重要历史文件等。同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在延安和各重要地方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有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级机关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军队的师、军区或纵队干部，地方区党委或省委的干部。同时，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由毛泽东任组长。党中央还把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选出的七大代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
整风学习开始的时候，干部中普遍存在教条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许多人只注意引用马恩列斯的个别词句，而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注意研究中国现状、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问题。针对这种倾向，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着重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随后，党中央成立《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编辑委员会。同年7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党中央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把学习理论和增强党性、调查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有力促进了全党作风的转变。
从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在全党学习热潮的推动下，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和政策问题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曾写过一篇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章。后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的标题改定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毛泽东极其珍爱这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整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这里，毛泽东从反面揭示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所谓“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也是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深刻批评。所有这些，都为全党整风的开展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李洪峰）http://history.sohu.com/20130619/n379234380_1.shtml
《中国纪检监察报》编者按：延安整风（1941年－1945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是我们党着重从思想政治上建设党的一次成功实践。这次整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对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加强党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这一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版分三期刊发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部党组成员李洪峰的文章《重温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敬请关注。
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20年里，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经受了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给中国革命造成危害最大的是王明的“左”倾错误。从1931年到1934年，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而开始长征，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
毛泽东在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者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是，由于当时严峻的斗争环境，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还不够统一。
早先，王明曾写过一本叫《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作，曾于1931年2月在上海出版，翌年3月在莫斯科再版。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足为怪。但是在时隔9年之后，在经历革命严重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的重大历史曲折，在我们党已经结束王明错误路线统治、开始走上正确道路的时候，这本小册子竟然于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而且，王明在“三版序言”中仍以“共产国际代表”、“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吹嘘“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这种情况表明，王明对其“左”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还没有认识，同时也有许多党员和干部对王明错误的实质认识不清。尤为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王明的“左”倾错误缺乏正确认识。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政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求大家在党的政策上区分两条路线的是非。可是，在讨论这个指示时，有些领导同志却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上的错误。为了彻底清理王明的错误及其恶劣影响，分清路线是非，党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整顿。这是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从整个党员队伍状况来看，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民族革命形势的高涨，党员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80万人。这些党员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店员，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都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革命斗争考验，有的人把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带进党内。许多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而在此时，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反侵略战争方面，对大批新党员还来不及进行普遍的教育，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很贫乏，容易受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这就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在党内滋长，提供了一定的土壤。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开展整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从当时面临的战争局势看，1941年至1942年，我们党正处于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集中主力部队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们的生存条件，消灭解放区。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消极抗日的同时，加紧了反共活动。继1939年底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1941年初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还对解放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解放区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我们党制定和实行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其中，发展生产和“整顿三风”是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当时极端困难的环境和条件是对我们党的严峻考验，迫切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整顿党的作风，使全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和巩固。这是党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延安整风的准备
延安整风经过了充分、扎实的准备。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机关从陕西保安迁驻延安。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为了适应领导中国革命的需要，党中央把教育训练干部工作提到重要日程，相继在延安开办了各种学校，如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为干部的学习提高提供了阵地。
1938年10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时隔7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时指出：“中共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关键性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号召：“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在倡导全党学习的同时，首先从自己做起，挤出时间、不分昼夜、发愤苦读。他还亲自组织一个学哲学小组，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成立延安新哲学会，许多机关和学校成立学哲学小组。针对当时研究哲学拘泥于3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情况，毛泽东强调，研究哲学一定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要打破教科书的框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理论研究，写作并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共收入1922年至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献750多篇，提供给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这些历史文献集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使高级干部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思想认识趋于统一。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些历史文献集的影响。他曾在1943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6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为了加强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从1938年开始，由延安解放社陆续重印和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部、《列宁选集》第1至18卷等，为全党整风学习准备了教材。
延安整风准备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1941年5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学习。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有120多人。学习文件有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重要历史文件等。同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在延安和各重要地方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有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级机关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军队的师、军区或纵队干部，地方区党委或省委的干部。同时，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由毛泽东任组长。党中央还把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选出的七大代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
整风学习开始的时候，干部中普遍存在教条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许多人只注意引用马恩列斯的个别词句，而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注意研究中国现状、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问题。针对这种倾向，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着重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随后，党中央成立《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编辑委员会。同年7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党中央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把学习理论和增强党性、调查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有力促进了全党作风的转变。
从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在全党学习热潮的推动下，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和政策问题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曾写过一篇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章。后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的标题改定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毛泽东极其珍爱这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整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这里，毛泽东从反面揭示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所谓“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也是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深刻批评。所有这些，都为全党整风的开展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李洪峰）http://history.sohu.com/20130619/n379234380_1.shtml原文出处：2013年6月1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李洪峰
《中国纪检监察报》编者按：延安整风（1941年－1945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是我们党着重从思想政治上建设党的一次成功实践。这次整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对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加强党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这一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版分三期刊发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部党组成员李洪峰的文章《重温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敬请关注。
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20年里，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经受了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给中国革命造成危害最大的是王明的“左”倾错误。从1931年到1934年，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而开始长征，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
毛泽东在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者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是，由于当时严峻的斗争环境，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还不够统一。
早先，王明曾写过一本叫《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作，曾于1931年2月在上海出版，翌年3月在莫斯科再版。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足为怪。但是在时隔9年之后，在经历革命严重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的重大历史曲折，在我们党已经结束王明错误路线统治、开始走上正确道路的时候，这本小册子竟然于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而且，王明在“三版序言”中仍以“共产国际代表”、“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吹嘘“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这种情况表明，王明对其“左”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还没有认识，同时也有许多党员和干部对王明错误的实质认识不清。尤为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王明的“左”倾错误缺乏正确认识。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政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求大家在党的政策上区分两条路线的是非。可是，在讨论这个指示时，有些领导同志却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上的错误。为了彻底清理王明的错误及其恶劣影响，分清路线是非，党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整顿。这是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从整个党员队伍状况来看，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民族革命形势的高涨，党员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80万人。这些党员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店员，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都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革命斗争考验，有的人把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带进党内。许多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而在此时，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反侵略战争方面，对大批新党员还来不及进行普遍的教育，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很贫乏，容易受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这就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在党内滋长，提供了一定的土壤。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开展整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从当时面临的战争局势看，1941年至1942年，我们党正处于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集中主力部队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们的生存条件，消灭解放区。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消极抗日的同时，加紧了反共活动。继1939年底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1941年初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还对解放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解放区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我们党制定和实行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其中，发展生产和“整顿三风”是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当时极端困难的环境和条件是对我们党的严峻考验，迫切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整顿党的作风，使全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和巩固。这是党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延安整风的准备
延安整风经过了充分、扎实的准备。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机关从陕西保安迁驻延安。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为了适应领导中国革命的需要，党中央把教育训练干部工作提到重要日程，相继在延安开办了各种学校，如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为干部的学习提高提供了阵地。
1938年10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时隔7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时指出：“中共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关键性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号召：“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在倡导全党学习的同时，首先从自己做起，挤出时间、不分昼夜、发愤苦读。他还亲自组织一个学哲学小组，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成立延安新哲学会，许多机关和学校成立学哲学小组。针对当时研究哲学拘泥于3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情况，毛泽东强调，研究哲学一定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要打破教科书的框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理论研究，写作并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共收入1922年至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献750多篇，提供给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这些历史文献集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使高级干部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思想认识趋于统一。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些历史文献集的影响。他曾在1943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6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为了加强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从1938年开始，由延安解放社陆续重印和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部、《列宁选集》第1至18卷等，为全党整风学习准备了教材。
延安整风准备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1941年5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学习。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有120多人。学习文件有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重要历史文件等。同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在延安和各重要地方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有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级机关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军队的师、军区或纵队干部，地方区党委或省委的干部。同时，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由毛泽东任组长。党中央还把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选出的七大代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
整风学习开始的时候，干部中普遍存在教条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许多人只注意引用马恩列斯的个别词句，而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注意研究中国现状、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问题。针对这种倾向，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着重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随后，党中央成立《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编辑委员会。同年7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党中央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把学习理论和增强党性、调查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有力促进了全党作风的转变。
从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在全党学习热潮的推动下，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和政策问题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曾写过一篇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章。后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的标题改定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毛泽东极其珍爱这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整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这里，毛泽东从反面揭示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所谓“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也是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深刻批评。所有这些，都为全党整风的开展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李洪峰）http://history.sohu.com/20130619/n379234380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