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国安全vs未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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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４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令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震惊世界的科索沃战争自此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对于中国值得研究的是，我们将制定怎样的安全战略才能在明天可能的战争中赢得胜利。
对世界霸权而言，历史意味着强权对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分割和控制史；而对世界的控制则意味着对领先于时代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控制。在２０世纪就要结束的今天，我们在巴尔干地区见到与１８４０年发生于中国东海岸的鸦片战争相似的情景，即掌握制海权的西方列强在海上远距离侵犯他国主权，并强行达到分裂他国主权的目的。在强迫南斯拉夫放弃对科索沃主权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约便对南斯拉夫发起大规模空袭。与发生于上世纪的鸦片战争不同的只是，西方列强这次动用的已不仅是“坚船利炮”，而是依托于集海陆空三维作战方式为一体的航空母舰（及邻国基地）并配以在卫星监控技术协助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攻击和准确拦截的现代军事手段。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对美国士兵来说，侵入敌国内陆作战已成为一种后怕的经验。然而在９０年代初对伊拉克军事打击的胜利中，美国恢复了军事干涉他国事务的信心：美国在对伊拉克的远距离海空打击中不仅基本摧毁了伊拉克的军事作战手段，同时也在“人道主义”的幌子下用“禁飞区”的方式达到了事实分裂伊拉克的目的。这样，美国与上世纪的英国一样，在痛苦的陆战经验中总结出海上远距离立体打击这种得以扬长避短的作战方式。在打垮伊拉克以及北约刚刚接收波兰、捷克、匈牙利之后，美国及其盟国把目标移向南斯拉夫，企图通过肢解南斯拉夫来实现其控制世界的战略。巴尔干是俄国南进战略的主要基地，南斯拉夫与俄国又是历史盟友。在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合作加深这一对俄两翼合围日紧的形势下，俄国迫切希望打开南面的战略出口，为此，位于巴尔干的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对今天的俄国就有了特别的战略意义。而打败南斯拉夫，就将意味着打断俄国在巴尔干的战略支点。
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及其他非北约国家而言，如果北约肢解南斯拉夫的企图得逞，则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将这一模式在亚太及其他地区进一步应用，以打击对其控制世界有“威胁”的国家。４月６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表达了这层意思。她说：２１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
２０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９０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无序状态；但到９０年代中期，西方以俄国和中国为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型。９０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酝酿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今后这种合围进程并不会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将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据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美国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清楚地认识到，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仅不排斥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还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和推动这一趋势。问题在于，美国所要求的只是一个便于美国控制和操纵的多极化趋势。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可以接受的既不是一个强大的、更不是一个弱小的、而是一个在综合国力上可与日本、俄国和印度掣肘而又不能与美国抗衡的中国。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２０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现实，已为美国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机，而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及美国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的提出，是美国在下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下去（也是变相分裂）的切实步骤。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２０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２／３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无有实力的大国。因此，在下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的战略目标。
维持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国的国防能力，而一国的国防能力又最终取决于该国的技术能力。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攻击手段和方式。仅就有限战争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主要是国家的综合国力（除工业技术要素外，上世纪中叶清帝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英国逊色），而是一国的军事技术能力及由技术能力决定的军事作战能力。上世纪的鸦片战争及本世纪末的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２１世纪人类将面临在外层空间卫星（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浅层海域（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在现代战争中，二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已为在卫星监控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比较本世纪中叶美国入侵朝鲜、越南的战争模式和本世纪末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模式，不难发现，后两场战争已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作战方式初步实现了上述转变。在新的战争模式中，“诺曼底”式的大规模陆海空军进攻已让位于在航空母舰上形成的、在太空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海上和空中打击；传统的人与人的正面交锋已让位于物与物的冲突；陆军（若不与其他军种混合）的作用将大幅度下降。
在未来战场上，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将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及其传统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质量及其所拥有的现代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基础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也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和制海权；掌握了制空和制海权，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上世纪末英国和日本的海上胜利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和台湾；本世纪末，美国在海上、继而空中的胜利，使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变相损失了部分主权；下世纪，中国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进而外层空间的相对优势，就可能失去对台湾、南沙群岛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不能以宿命论的态度来理解中国没有分裂的历史（其实沙俄时期我们已失去了大片领土），我们必须以更为积极的姿态阻止中国出现再次被分裂的可能性，迅速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不能阻止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科索沃危机的模式在中国的台海乃至西藏地区重演，而且不能为中国崛起创造一个最基本的国际安全环境。
二
在近现代，利润成为经济的绝对动力，而保证高额利润来源的前提是对世界市场及战略资源的控制，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是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１．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２．它的力量（固有或后天的）；３．它的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与中世纪不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获取（当然是按市场交换原则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主要表现为对海上航线的控制。因此，控制了海洋，也就控制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环境。这时，对影响国家 安全环境要素的评估，已不再主要是对本土安全的评估，而是国家对海上交通线控制能力的评估。从制海权的角度看，台湾和南沙地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从而对当代中国的安全利益，已升至关键的层面。
２０世纪末所谓的“西藏问题”，与上世纪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上世纪的西藏问题实质是英俄中三方力量较量的问题。２０世纪 末，国际形势巨变使“西藏问题”升温并再次出现不利于中国的情势。８０年代中国的崛起和９０年代苏联的解体及中亚五国的出现，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美国在需要中国与之合作的同时，日益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威胁”。又由于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的前沿地区之一，因此，在下世纪，西藏在西方战略中所起的间隔英俄的作用转变为隔离中国力量接近世界地缘能源中心区的作用。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以此阻止中国力量从这一地区向中东中亚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目标所在。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如果再考虑到已具有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与西方相同的立场，北约军事干涉科索沃危机后，中国西部安全将面临比２０世纪更为严峻的形势。
三
与３０年代的苏联部分相似，邓小平抓住了历史上罕见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使中国经济在改革与发展中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上世纪末的美国部分相似，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急需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必须解决的“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不是没有，只是开发成本太大以至影响效益），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就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但保持中国快速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畅通的海外资源、能源及海上贸易交通线。如从这个视角看，就会发现台湾和南沙群岛这两个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非常迫切的地缘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台湾和南沙群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与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最低限度的控制力；第二、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如果我们还从“敌人大规模入侵”的视角安排国防布局，则不管胜利与否，都将承受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第三、海上贸易必需的海军力量存在的前提是海上基地，中国海军存在的最起码前提是属于中国的海上岛屿。陆地和沿岸不应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天地，若失去台湾和南沙地区，就等于中国海军失去了在中国主权内应有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中国的发展已到了经济向海洋和西部内陆同时推进的时期，中国应对其中必然出现的东部和西部安全问题有一个清醒和大范围的战略考虑。其中，应回答三个问题：就保障中国下世纪的发展而言，中国安全的关键利益是什么？阻碍中国实现这些利益的关键是什么？解决这些障碍的关键手段是什么？
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很多，但若从发展的角度看，对国家安全来说影响最大、最深远从而也是最关键的利益，是中国与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关系；影响这一问题的关键障碍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区再次拉起并日益收紧的从日本、台湾到南中国海区的环岛链条。与５０年代不同并令中国担忧的是，这一次的目标明确对着中国的环岛链条并与现代卫星监控技术（比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如不能在近期突破这道链条，而且在军事、特别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则下世纪的中国就存在着失去台湾和南沙群岛主权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对台湾或东盟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对美国——当然对中国也是一样——地缘政治的利益太重要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不难断定，只要中国的军事（主要是海军和空军）实力及其技术含量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绝对不会像贸易谈判那样有妥协（甚至没有平等对话）的余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经济实力如不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就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国家力量。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步伐加快和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介入的加深，目前留给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为与美国搞好关系，迁就美国，事实放弃对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要么在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尽快提高军事实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意义。从太平洋战争及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华后中美合作的经验看，中美关系才是美国（对中国也是一样）亚太政策的历史基石。本世纪美国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威胁（如太平洋战争与７０年代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扩张），都是在与中国的实质性合作中解决的。毫无疑问，在亚太地区离开美国的合作，中国在许多事情上将难有作为，但问题是美国也不能让中国因与美合作——至少是在自己主权范围内——而一事无成。台海统一、捍卫南沙主权是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利益所在，这是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底线。但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军事实力存在，恐怕这条底线终将变成虚线。尼克松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中说：“地缘政治的一个原理是，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如果说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在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谈判中还有时间拖延台湾和南沙问题的话，那么，对于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来说，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利益需求已成了非解决不可的现实问题。尽管这对具有中庸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难的选择。但问题是，只要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中国就不能没有至少是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海权；没有海权，中国就绝对不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７０年代启动的良性互动的中美关系，目前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除了苏联解体的因素外，还因为（尽管在贸易方面双方有很大的互补性）在一些关键利益即在台湾与南沙问题上的利益已日益冲突且难以调和。中美关系中，中国处于弱势，因而对美国支持台湾、南沙及西藏分裂主义的行为，中国始终处于守势。但从美国对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看，美国对待弱者是从不手软的。目前，中美双方都想打时间差：前者想在后者忙于处理世界其他事务之时，迅速从经济继而政治上在亚太崛起；后者则想趁前者羽毛未丰之际将其限制在中国不能接受的范围内。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之后，时间对中国日益不利。从战略布局看，美国及其盟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的军事干涉，表明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及其盟国用和平方式演变世界政治的政策已近尾声，自苏联解体以来新出现的多种战略力量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新的组合，新的“两个阵营”开始萌动。尼克松曾戏称美国的盟国起初是因恐怖而非爱情结为一体的，而２０世纪末的情况却戏剧性地翻了过来：今天，北约的联合行动已有了爱情的基础，而非北约国家却因对北约的恐惧正在走向一起。曾是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的南斯拉夫在无力阻止北约武力打击中，作出了加入俄白联盟的决定。这表明，冷战时期形成的中间力量在世纪末已被逼得无路可走。
根据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兴亡的经验，退让的结果更糟。在美国政治家眼中，这两个国家地位最高的时期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铁托时期。现在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如果有那么一天（但愿没有！），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的必要努力遇到美国及其盟国用干涉科索沃的方式反弹，中国是否还可以作出除抗议之外的实质性的回应呢？如果不能，而中国又不能作出放弃（或像中国清政府和现在的南斯拉夫政府一样变相放弃）主权之外的选择，那么，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认真地、迅速地作好准备。
准备当然首先是军事准备。正如马汉曾引用的一句西谚所云，“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从海湾战争和北约干涉科索沃战争看，军事技术已与航天和航空技术结合一起，战争指挥艺术已与制海和制空权结合一起；不与制海权和制空权结合的陆军及步兵传统战法作用甚微。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的人与人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其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也只能有名义而并非事实的主权；但如果因军力（主要是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力，中国陆军将在捍卫西部主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中国将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为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应优先迅速地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只有拥有与中国的对手相差不至过于悬殊的战斗力，中国才能避免鸦片战争再次在中国东海降临，避免或推迟类似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云在台湾、南沙及西藏地区重演。
四
现在人们常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邓小平同志则在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讲话中告诫我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解决。”事实上，自８０年代开始的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在本世纪末北约抛开联合国单方面地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中正在结束。
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呢？苏联最后一届领导人曾怀着善良的愿望（即使有人性的伟大），为取信于西方，全面放弃了得以与北约抗衡的华约组织和武装力量乃至意识形态，结果换来的竟是北约东扩；面对着北约对自己（即使有伟大的人性）的历史盟友狂轰滥炸却无可奈何。南斯拉夫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然而在眼看着国家主权被割裂出去而无力挽回时，毅然作出参加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的抉择。现在留给中国的问题是，中国能有把握说自己不会有那一天吗？如果那天真的降临，中国将和谁结盟呢？已饱受屈辱和欺骗的俄国去年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明确的结盟信息，但并未得到中国和印度的积极回应。这是因为他们尚未感受到与俄国同样的压力。谁都知道独立自主的好处，而与人结盟就连北约在开始时也是 不得已的事。但问题是现在的北约是国际社会无法制约的联合军事力量。为实现下世纪的全球地缘战略，北约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单独向主权国家诉诸集体武力。而在台湾、南沙乃至印度洋地区，中国和印度都有与美国不可妥协的（远比中印在边界利益更为重大的）利益存在。中国在看到苏联解体和俄国衰落下去之后，渐渐地感到同种压力正在降临；印度是印度洋的唯一大国，而印度洋又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条海上航线的交汇点，是美国海权战略必须控制的核心地区。且不说印度版图像利剑直插印度洋中心、直逼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仅就具有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这世界海权心脏区崛起的现实而言，就难以让西方列强放心。可以推定，西方解决了中国台湾和南沙问题之后，印度问题连同西藏问题将提到西方海权国家的桌面。唇亡齿寒，难道中国和印度还能等到美国对其各个击破之后，再像南斯拉夫那样因恐惧而考虑与他国联合吗？
历史是辩证的。今天控制世界的七国集团成员多是经由战争的道路打到一起的；而为这些国家长期提供原材料的南方国家中的多数，至今仍为贫穷所困。难道人类非经“不打不相识”的逻辑才能平等相处吗？
１９世纪末中国遭受了差点被列强瓜分的命运，２０世纪末南斯拉夫又在强权下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欧洲科索沃战火未尽的当下，展望下世纪的亚洲能否依然和平，颇有点乐观不起来。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４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令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震惊世界的科索沃战争自此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对于中国值得研究的是，我们将制定怎样的安全战略才能在明天可能的战争中赢得胜利。
对世界霸权而言，历史意味着强权对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分割和控制史；而对世界的控制则意味着对领先于时代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控制。在２０世纪就要结束的今天，我们在巴尔干地区见到与１８４０年发生于中国东海岸的鸦片战争相似的情景，即掌握制海权的西方列强在海上远距离侵犯他国主权，并强行达到分裂他国主权的目的。在强迫南斯拉夫放弃对科索沃主权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约便对南斯拉夫发起大规模空袭。与发生于上世纪的鸦片战争不同的只是，西方列强这次动用的已不仅是“坚船利炮”，而是依托于集海陆空三维作战方式为一体的航空母舰（及邻国基地）并配以在卫星监控技术协助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攻击和准确拦截的现代军事手段。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对美国士兵来说，侵入敌国内陆作战已成为一种后怕的经验。然而在９０年代初对伊拉克军事打击的胜利中，美国恢复了军事干涉他国事务的信心：美国在对伊拉克的远距离海空打击中不仅基本摧毁了伊拉克的军事作战手段，同时也在“人道主义”的幌子下用“禁飞区”的方式达到了事实分裂伊拉克的目的。这样，美国与上世纪的英国一样，在痛苦的陆战经验中总结出海上远距离立体打击这种得以扬长避短的作战方式。在打垮伊拉克以及北约刚刚接收波兰、捷克、匈牙利之后，美国及其盟国把目标移向南斯拉夫，企图通过肢解南斯拉夫来实现其控制世界的战略。巴尔干是俄国南进战略的主要基地，南斯拉夫与俄国又是历史盟友。在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合作加深这一对俄两翼合围日紧的形势下，俄国迫切希望打开南面的战略出口，为此，位于巴尔干的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对今天的俄国就有了特别的战略意义。而打败南斯拉夫，就将意味着打断俄国在巴尔干的战略支点。
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及其他非北约国家而言，如果北约肢解南斯拉夫的企图得逞，则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将这一模式在亚太及其他地区进一步应用，以打击对其控制世界有“威胁”的国家。４月６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表达了这层意思。她说：２１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
２０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９０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无序状态；但到９０年代中期，西方以俄国和中国为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型。９０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酝酿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今后这种合围进程并不会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将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据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美国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清楚地认识到，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仅不排斥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还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和推动这一趋势。问题在于，美国所要求的只是一个便于美国控制和操纵的多极化趋势。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可以接受的既不是一个强大的、更不是一个弱小的、而是一个在综合国力上可与日本、俄国和印度掣肘而又不能与美国抗衡的中国。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２０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现实，已为美国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机，而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及美国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的提出，是美国在下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下去（也是变相分裂）的切实步骤。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２０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２／３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无有实力的大国。因此，在下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的战略目标。
维持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国的国防能力，而一国的国防能力又最终取决于该国的技术能力。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攻击手段和方式。仅就有限战争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主要是国家的综合国力（除工业技术要素外，上世纪中叶清帝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英国逊色），而是一国的军事技术能力及由技术能力决定的军事作战能力。上世纪的鸦片战争及本世纪末的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２１世纪人类将面临在外层空间卫星（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浅层海域（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在现代战争中，二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已为在卫星监控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比较本世纪中叶美国入侵朝鲜、越南的战争模式和本世纪末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模式，不难发现，后两场战争已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作战方式初步实现了上述转变。在新的战争模式中，“诺曼底”式的大规模陆海空军进攻已让位于在航空母舰上形成的、在太空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海上和空中打击；传统的人与人的正面交锋已让位于物与物的冲突；陆军（若不与其他军种混合）的作用将大幅度下降。
在未来战场上，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将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及其传统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质量及其所拥有的现代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基础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也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和制海权；掌握了制空和制海权，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上世纪末英国和日本的海上胜利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和台湾；本世纪末，美国在海上、继而空中的胜利，使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变相损失了部分主权；下世纪，中国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进而外层空间的相对优势，就可能失去对台湾、南沙群岛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不能以宿命论的态度来理解中国没有分裂的历史（其实沙俄时期我们已失去了大片领土），我们必须以更为积极的姿态阻止中国出现再次被分裂的可能性，迅速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不能阻止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科索沃危机的模式在中国的台海乃至西藏地区重演，而且不能为中国崛起创造一个最基本的国际安全环境。
二
在近现代，利润成为经济的绝对动力，而保证高额利润来源的前提是对世界市场及战略资源的控制，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是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１．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２．它的力量（固有或后天的）；３．它的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与中世纪不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获取（当然是按市场交换原则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主要表现为对海上航线的控制。因此，控制了海洋，也就控制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环境。这时，对影响国家 安全环境要素的评估，已不再主要是对本土安全的评估，而是国家对海上交通线控制能力的评估。从制海权的角度看，台湾和南沙地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从而对当代中国的安全利益，已升至关键的层面。
２０世纪末所谓的“西藏问题”，与上世纪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上世纪的西藏问题实质是英俄中三方力量较量的问题。２０世纪 末，国际形势巨变使“西藏问题”升温并再次出现不利于中国的情势。８０年代中国的崛起和９０年代苏联的解体及中亚五国的出现，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美国在需要中国与之合作的同时，日益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威胁”。又由于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的前沿地区之一，因此，在下世纪，西藏在西方战略中所起的间隔英俄的作用转变为隔离中国力量接近世界地缘能源中心区的作用。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以此阻止中国力量从这一地区向中东中亚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目标所在。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如果再考虑到已具有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与西方相同的立场，北约军事干涉科索沃危机后，中国西部安全将面临比２０世纪更为严峻的形势。
三
与３０年代的苏联部分相似，邓小平抓住了历史上罕见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使中国经济在改革与发展中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上世纪末的美国部分相似，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急需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必须解决的“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不是没有，只是开发成本太大以至影响效益），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就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但保持中国快速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畅通的海外资源、能源及海上贸易交通线。如从这个视角看，就会发现台湾和南沙群岛这两个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非常迫切的地缘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台湾和南沙群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与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最低限度的控制力；第二、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如果我们还从“敌人大规模入侵”的视角安排国防布局，则不管胜利与否，都将承受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第三、海上贸易必需的海军力量存在的前提是海上基地，中国海军存在的最起码前提是属于中国的海上岛屿。陆地和沿岸不应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天地，若失去台湾和南沙地区，就等于中国海军失去了在中国主权内应有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中国的发展已到了经济向海洋和西部内陆同时推进的时期，中国应对其中必然出现的东部和西部安全问题有一个清醒和大范围的战略考虑。其中，应回答三个问题：就保障中国下世纪的发展而言，中国安全的关键利益是什么？阻碍中国实现这些利益的关键是什么？解决这些障碍的关键手段是什么？
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很多，但若从发展的角度看，对国家安全来说影响最大、最深远从而也是最关键的利益，是中国与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关系；影响这一问题的关键障碍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区再次拉起并日益收紧的从日本、台湾到南中国海区的环岛链条。与５０年代不同并令中国担忧的是，这一次的目标明确对着中国的环岛链条并与现代卫星监控技术（比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如不能在近期突破这道链条，而且在军事、特别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则下世纪的中国就存在着失去台湾和南沙群岛主权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对台湾或东盟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对美国——当然对中国也是一样——地缘政治的利益太重要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不难断定，只要中国的军事（主要是海军和空军）实力及其技术含量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绝对不会像贸易谈判那样有妥协（甚至没有平等对话）的余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经济实力如不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就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国家力量。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步伐加快和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介入的加深，目前留给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为与美国搞好关系，迁就美国，事实放弃对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要么在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尽快提高军事实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意义。从太平洋战争及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华后中美合作的经验看，中美关系才是美国（对中国也是一样）亚太政策的历史基石。本世纪美国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威胁（如太平洋战争与７０年代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扩张），都是在与中国的实质性合作中解决的。毫无疑问，在亚太地区离开美国的合作，中国在许多事情上将难有作为，但问题是美国也不能让中国因与美合作——至少是在自己主权范围内——而一事无成。台海统一、捍卫南沙主权是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利益所在，这是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底线。但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军事实力存在，恐怕这条底线终将变成虚线。尼克松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中说：“地缘政治的一个原理是，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如果说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在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谈判中还有时间拖延台湾和南沙问题的话，那么，对于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来说，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利益需求已成了非解决不可的现实问题。尽管这对具有中庸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难的选择。但问题是，只要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中国就不能没有至少是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海权；没有海权，中国就绝对不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７０年代启动的良性互动的中美关系，目前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除了苏联解体的因素外，还因为（尽管在贸易方面双方有很大的互补性）在一些关键利益即在台湾与南沙问题上的利益已日益冲突且难以调和。中美关系中，中国处于弱势，因而对美国支持台湾、南沙及西藏分裂主义的行为，中国始终处于守势。但从美国对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看，美国对待弱者是从不手软的。目前，中美双方都想打时间差：前者想在后者忙于处理世界其他事务之时，迅速从经济继而政治上在亚太崛起；后者则想趁前者羽毛未丰之际将其限制在中国不能接受的范围内。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之后，时间对中国日益不利。从战略布局看，美国及其盟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的军事干涉，表明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及其盟国用和平方式演变世界政治的政策已近尾声，自苏联解体以来新出现的多种战略力量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新的组合，新的“两个阵营”开始萌动。尼克松曾戏称美国的盟国起初是因恐怖而非爱情结为一体的，而２０世纪末的情况却戏剧性地翻了过来：今天，北约的联合行动已有了爱情的基础，而非北约国家却因对北约的恐惧正在走向一起。曾是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的南斯拉夫在无力阻止北约武力打击中，作出了加入俄白联盟的决定。这表明，冷战时期形成的中间力量在世纪末已被逼得无路可走。
根据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兴亡的经验，退让的结果更糟。在美国政治家眼中，这两个国家地位最高的时期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铁托时期。现在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如果有那么一天（但愿没有！），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的必要努力遇到美国及其盟国用干涉科索沃的方式反弹，中国是否还可以作出除抗议之外的实质性的回应呢？如果不能，而中国又不能作出放弃（或像中国清政府和现在的南斯拉夫政府一样变相放弃）主权之外的选择，那么，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认真地、迅速地作好准备。
准备当然首先是军事准备。正如马汉曾引用的一句西谚所云，“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从海湾战争和北约干涉科索沃战争看，军事技术已与航天和航空技术结合一起，战争指挥艺术已与制海和制空权结合一起；不与制海权和制空权结合的陆军及步兵传统战法作用甚微。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的人与人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其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也只能有名义而并非事实的主权；但如果因军力（主要是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力，中国陆军将在捍卫西部主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中国将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为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应优先迅速地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只有拥有与中国的对手相差不至过于悬殊的战斗力，中国才能避免鸦片战争再次在中国东海降临，避免或推迟类似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云在台湾、南沙及西藏地区重演。
四
现在人们常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邓小平同志则在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讲话中告诫我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解决。”事实上，自８０年代开始的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在本世纪末北约抛开联合国单方面地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中正在结束。
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呢？苏联最后一届领导人曾怀着善良的愿望（即使有人性的伟大），为取信于西方，全面放弃了得以与北约抗衡的华约组织和武装力量乃至意识形态，结果换来的竟是北约东扩；面对着北约对自己（即使有伟大的人性）的历史盟友狂轰滥炸却无可奈何。南斯拉夫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然而在眼看着国家主权被割裂出去而无力挽回时，毅然作出参加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的抉择。现在留给中国的问题是，中国能有把握说自己不会有那一天吗？如果那天真的降临，中国将和谁结盟呢？已饱受屈辱和欺骗的俄国去年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明确的结盟信息，但并未得到中国和印度的积极回应。这是因为他们尚未感受到与俄国同样的压力。谁都知道独立自主的好处，而与人结盟就连北约在开始时也是 不得已的事。但问题是现在的北约是国际社会无法制约的联合军事力量。为实现下世纪的全球地缘战略，北约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单独向主权国家诉诸集体武力。而在台湾、南沙乃至印度洋地区，中国和印度都有与美国不可妥协的（远比中印在边界利益更为重大的）利益存在。中国在看到苏联解体和俄国衰落下去之后，渐渐地感到同种压力正在降临；印度是印度洋的唯一大国，而印度洋又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条海上航线的交汇点，是美国海权战略必须控制的核心地区。且不说印度版图像利剑直插印度洋中心、直逼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仅就具有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这世界海权心脏区崛起的现实而言，就难以让西方列强放心。可以推定，西方解决了中国台湾和南沙问题之后，印度问题连同西藏问题将提到西方海权国家的桌面。唇亡齿寒，难道中国和印度还能等到美国对其各个击破之后，再像南斯拉夫那样因恐惧而考虑与他国联合吗？
历史是辩证的。今天控制世界的七国集团成员多是经由战争的道路打到一起的；而为这些国家长期提供原材料的南方国家中的多数，至今仍为贫穷所困。难道人类非经“不打不相识”的逻辑才能平等相处吗？
１９世纪末中国遭受了差点被列强瓜分的命运，２０世纪末南斯拉夫又在强权下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欧洲科索沃战火未尽的当下，展望下世纪的亚洲能否依然和平，颇有点乐观不起来。
对世界霸权而言，历史意味着强权对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分割和控制史；而对世界的控制则意味着对领先于时代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控制。在２０世纪就要结束的今天，我们在巴尔干地区见到与１８４０年发生于中国东海岸的鸦片战争相似的情景，即掌握制海权的西方列强在海上远距离侵犯他国主权，并强行达到分裂他国主权的目的。在强迫南斯拉夫放弃对科索沃主权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约便对南斯拉夫发起大规模空袭。与发生于上世纪的鸦片战争不同的只是，西方列强这次动用的已不仅是“坚船利炮”，而是依托于集海陆空三维作战方式为一体的航空母舰（及邻国基地）并配以在卫星监控技术协助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攻击和准确拦截的现代军事手段。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对美国士兵来说，侵入敌国内陆作战已成为一种后怕的经验。然而在９０年代初对伊拉克军事打击的胜利中，美国恢复了军事干涉他国事务的信心：美国在对伊拉克的远距离海空打击中不仅基本摧毁了伊拉克的军事作战手段，同时也在“人道主义”的幌子下用“禁飞区”的方式达到了事实分裂伊拉克的目的。这样，美国与上世纪的英国一样，在痛苦的陆战经验中总结出海上远距离立体打击这种得以扬长避短的作战方式。在打垮伊拉克以及北约刚刚接收波兰、捷克、匈牙利之后，美国及其盟国把目标移向南斯拉夫，企图通过肢解南斯拉夫来实现其控制世界的战略。巴尔干是俄国南进战略的主要基地，南斯拉夫与俄国又是历史盟友。在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合作加深这一对俄两翼合围日紧的形势下，俄国迫切希望打开南面的战略出口，为此，位于巴尔干的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对今天的俄国就有了特别的战略意义。而打败南斯拉夫，就将意味着打断俄国在巴尔干的战略支点。
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及其他非北约国家而言，如果北约肢解南斯拉夫的企图得逞，则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将这一模式在亚太及其他地区进一步应用，以打击对其控制世界有“威胁”的国家。４月６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表达了这层意思。她说：２１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
２０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９０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无序状态；但到９０年代中期，西方以俄国和中国为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型。９０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酝酿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今后这种合围进程并不会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将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据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美国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清楚地认识到，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仅不排斥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还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和推动这一趋势。问题在于，美国所要求的只是一个便于美国控制和操纵的多极化趋势。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可以接受的既不是一个强大的、更不是一个弱小的、而是一个在综合国力上可与日本、俄国和印度掣肘而又不能与美国抗衡的中国。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２０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现实，已为美国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机，而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及美国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的提出，是美国在下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下去（也是变相分裂）的切实步骤。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２０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２／３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无有实力的大国。因此，在下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的战略目标。
维持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国的国防能力，而一国的国防能力又最终取决于该国的技术能力。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攻击手段和方式。仅就有限战争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主要是国家的综合国力（除工业技术要素外，上世纪中叶清帝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英国逊色），而是一国的军事技术能力及由技术能力决定的军事作战能力。上世纪的鸦片战争及本世纪末的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２１世纪人类将面临在外层空间卫星（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浅层海域（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在现代战争中，二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已为在卫星监控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比较本世纪中叶美国入侵朝鲜、越南的战争模式和本世纪末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模式，不难发现，后两场战争已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作战方式初步实现了上述转变。在新的战争模式中，“诺曼底”式的大规模陆海空军进攻已让位于在航空母舰上形成的、在太空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海上和空中打击；传统的人与人的正面交锋已让位于物与物的冲突；陆军（若不与其他军种混合）的作用将大幅度下降。
在未来战场上，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将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及其传统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质量及其所拥有的现代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基础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也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和制海权；掌握了制空和制海权，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上世纪末英国和日本的海上胜利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和台湾；本世纪末，美国在海上、继而空中的胜利，使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变相损失了部分主权；下世纪，中国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进而外层空间的相对优势，就可能失去对台湾、南沙群岛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不能以宿命论的态度来理解中国没有分裂的历史（其实沙俄时期我们已失去了大片领土），我们必须以更为积极的姿态阻止中国出现再次被分裂的可能性，迅速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不能阻止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科索沃危机的模式在中国的台海乃至西藏地区重演，而且不能为中国崛起创造一个最基本的国际安全环境。
二
在近现代，利润成为经济的绝对动力，而保证高额利润来源的前提是对世界市场及战略资源的控制，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是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１．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２．它的力量（固有或后天的）；３．它的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与中世纪不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获取（当然是按市场交换原则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主要表现为对海上航线的控制。因此，控制了海洋，也就控制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环境。这时，对影响国家 安全环境要素的评估，已不再主要是对本土安全的评估，而是国家对海上交通线控制能力的评估。从制海权的角度看，台湾和南沙地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从而对当代中国的安全利益，已升至关键的层面。
２０世纪末所谓的“西藏问题”，与上世纪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上世纪的西藏问题实质是英俄中三方力量较量的问题。２０世纪 末，国际形势巨变使“西藏问题”升温并再次出现不利于中国的情势。８０年代中国的崛起和９０年代苏联的解体及中亚五国的出现，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美国在需要中国与之合作的同时，日益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威胁”。又由于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的前沿地区之一，因此，在下世纪，西藏在西方战略中所起的间隔英俄的作用转变为隔离中国力量接近世界地缘能源中心区的作用。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以此阻止中国力量从这一地区向中东中亚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目标所在。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如果再考虑到已具有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与西方相同的立场，北约军事干涉科索沃危机后，中国西部安全将面临比２０世纪更为严峻的形势。
三
与３０年代的苏联部分相似，邓小平抓住了历史上罕见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使中国经济在改革与发展中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上世纪末的美国部分相似，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急需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必须解决的“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不是没有，只是开发成本太大以至影响效益），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就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但保持中国快速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畅通的海外资源、能源及海上贸易交通线。如从这个视角看，就会发现台湾和南沙群岛这两个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非常迫切的地缘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台湾和南沙群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与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最低限度的控制力；第二、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如果我们还从“敌人大规模入侵”的视角安排国防布局，则不管胜利与否，都将承受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第三、海上贸易必需的海军力量存在的前提是海上基地，中国海军存在的最起码前提是属于中国的海上岛屿。陆地和沿岸不应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天地，若失去台湾和南沙地区，就等于中国海军失去了在中国主权内应有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中国的发展已到了经济向海洋和西部内陆同时推进的时期，中国应对其中必然出现的东部和西部安全问题有一个清醒和大范围的战略考虑。其中，应回答三个问题：就保障中国下世纪的发展而言，中国安全的关键利益是什么？阻碍中国实现这些利益的关键是什么？解决这些障碍的关键手段是什么？
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很多，但若从发展的角度看，对国家安全来说影响最大、最深远从而也是最关键的利益，是中国与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关系；影响这一问题的关键障碍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区再次拉起并日益收紧的从日本、台湾到南中国海区的环岛链条。与５０年代不同并令中国担忧的是，这一次的目标明确对着中国的环岛链条并与现代卫星监控技术（比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如不能在近期突破这道链条，而且在军事、特别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则下世纪的中国就存在着失去台湾和南沙群岛主权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对台湾或东盟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对美国——当然对中国也是一样——地缘政治的利益太重要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不难断定，只要中国的军事（主要是海军和空军）实力及其技术含量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绝对不会像贸易谈判那样有妥协（甚至没有平等对话）的余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经济实力如不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就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国家力量。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步伐加快和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介入的加深，目前留给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为与美国搞好关系，迁就美国，事实放弃对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要么在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尽快提高军事实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意义。从太平洋战争及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华后中美合作的经验看，中美关系才是美国（对中国也是一样）亚太政策的历史基石。本世纪美国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威胁（如太平洋战争与７０年代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扩张），都是在与中国的实质性合作中解决的。毫无疑问，在亚太地区离开美国的合作，中国在许多事情上将难有作为，但问题是美国也不能让中国因与美合作——至少是在自己主权范围内——而一事无成。台海统一、捍卫南沙主权是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利益所在，这是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底线。但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军事实力存在，恐怕这条底线终将变成虚线。尼克松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中说：“地缘政治的一个原理是，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如果说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在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谈判中还有时间拖延台湾和南沙问题的话，那么，对于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来说，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利益需求已成了非解决不可的现实问题。尽管这对具有中庸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难的选择。但问题是，只要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中国就不能没有至少是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海权；没有海权，中国就绝对不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７０年代启动的良性互动的中美关系，目前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除了苏联解体的因素外，还因为（尽管在贸易方面双方有很大的互补性）在一些关键利益即在台湾与南沙问题上的利益已日益冲突且难以调和。中美关系中，中国处于弱势，因而对美国支持台湾、南沙及西藏分裂主义的行为，中国始终处于守势。但从美国对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看，美国对待弱者是从不手软的。目前，中美双方都想打时间差：前者想在后者忙于处理世界其他事务之时，迅速从经济继而政治上在亚太崛起；后者则想趁前者羽毛未丰之际将其限制在中国不能接受的范围内。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之后，时间对中国日益不利。从战略布局看，美国及其盟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的军事干涉，表明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及其盟国用和平方式演变世界政治的政策已近尾声，自苏联解体以来新出现的多种战略力量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新的组合，新的“两个阵营”开始萌动。尼克松曾戏称美国的盟国起初是因恐怖而非爱情结为一体的，而２０世纪末的情况却戏剧性地翻了过来：今天，北约的联合行动已有了爱情的基础，而非北约国家却因对北约的恐惧正在走向一起。曾是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的南斯拉夫在无力阻止北约武力打击中，作出了加入俄白联盟的决定。这表明，冷战时期形成的中间力量在世纪末已被逼得无路可走。
根据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兴亡的经验，退让的结果更糟。在美国政治家眼中，这两个国家地位最高的时期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铁托时期。现在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如果有那么一天（但愿没有！），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的必要努力遇到美国及其盟国用干涉科索沃的方式反弹，中国是否还可以作出除抗议之外的实质性的回应呢？如果不能，而中国又不能作出放弃（或像中国清政府和现在的南斯拉夫政府一样变相放弃）主权之外的选择，那么，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认真地、迅速地作好准备。
准备当然首先是军事准备。正如马汉曾引用的一句西谚所云，“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从海湾战争和北约干涉科索沃战争看，军事技术已与航天和航空技术结合一起，战争指挥艺术已与制海和制空权结合一起；不与制海权和制空权结合的陆军及步兵传统战法作用甚微。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的人与人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其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也只能有名义而并非事实的主权；但如果因军力（主要是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力，中国陆军将在捍卫西部主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中国将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为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应优先迅速地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只有拥有与中国的对手相差不至过于悬殊的战斗力，中国才能避免鸦片战争再次在中国东海降临，避免或推迟类似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云在台湾、南沙及西藏地区重演。
四
现在人们常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邓小平同志则在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讲话中告诫我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解决。”事实上，自８０年代开始的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在本世纪末北约抛开联合国单方面地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中正在结束。
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呢？苏联最后一届领导人曾怀着善良的愿望（即使有人性的伟大），为取信于西方，全面放弃了得以与北约抗衡的华约组织和武装力量乃至意识形态，结果换来的竟是北约东扩；面对着北约对自己（即使有伟大的人性）的历史盟友狂轰滥炸却无可奈何。南斯拉夫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然而在眼看着国家主权被割裂出去而无力挽回时，毅然作出参加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的抉择。现在留给中国的问题是，中国能有把握说自己不会有那一天吗？如果那天真的降临，中国将和谁结盟呢？已饱受屈辱和欺骗的俄国去年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明确的结盟信息，但并未得到中国和印度的积极回应。这是因为他们尚未感受到与俄国同样的压力。谁都知道独立自主的好处，而与人结盟就连北约在开始时也是 不得已的事。但问题是现在的北约是国际社会无法制约的联合军事力量。为实现下世纪的全球地缘战略，北约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单独向主权国家诉诸集体武力。而在台湾、南沙乃至印度洋地区，中国和印度都有与美国不可妥协的（远比中印在边界利益更为重大的）利益存在。中国在看到苏联解体和俄国衰落下去之后，渐渐地感到同种压力正在降临；印度是印度洋的唯一大国，而印度洋又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条海上航线的交汇点，是美国海权战略必须控制的核心地区。且不说印度版图像利剑直插印度洋中心、直逼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仅就具有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这世界海权心脏区崛起的现实而言，就难以让西方列强放心。可以推定，西方解决了中国台湾和南沙问题之后，印度问题连同西藏问题将提到西方海权国家的桌面。唇亡齿寒，难道中国和印度还能等到美国对其各个击破之后，再像南斯拉夫那样因恐惧而考虑与他国联合吗？
历史是辩证的。今天控制世界的七国集团成员多是经由战争的道路打到一起的；而为这些国家长期提供原材料的南方国家中的多数，至今仍为贫穷所困。难道人类非经“不打不相识”的逻辑才能平等相处吗？
１９世纪末中国遭受了差点被列强瓜分的命运，２０世纪末南斯拉夫又在强权下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欧洲科索沃战火未尽的当下，展望下世纪的亚洲能否依然和平，颇有点乐观不起来。
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４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令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震惊世界的科索沃战争自此牵动了世界的神经。对于中国值得研究的是，我们将制定怎样的安全战略才能在明天可能的战争中赢得胜利。
对世界霸权而言，历史意味着强权对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分割和控制史；而对世界的控制则意味着对领先于时代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控制。在２０世纪就要结束的今天，我们在巴尔干地区见到与１８４０年发生于中国东海岸的鸦片战争相似的情景，即掌握制海权的西方列强在海上远距离侵犯他国主权，并强行达到分裂他国主权的目的。在强迫南斯拉夫放弃对科索沃主权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约便对南斯拉夫发起大规模空袭。与发生于上世纪的鸦片战争不同的只是，西方列强这次动用的已不仅是“坚船利炮”，而是依托于集海陆空三维作战方式为一体的航空母舰（及邻国基地）并配以在卫星监控技术协助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攻击和准确拦截的现代军事手段。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对美国士兵来说，侵入敌国内陆作战已成为一种后怕的经验。然而在９０年代初对伊拉克军事打击的胜利中，美国恢复了军事干涉他国事务的信心：美国在对伊拉克的远距离海空打击中不仅基本摧毁了伊拉克的军事作战手段，同时也在“人道主义”的幌子下用“禁飞区”的方式达到了事实分裂伊拉克的目的。这样，美国与上世纪的英国一样，在痛苦的陆战经验中总结出海上远距离立体打击这种得以扬长避短的作战方式。在打垮伊拉克以及北约刚刚接收波兰、捷克、匈牙利之后，美国及其盟国把目标移向南斯拉夫，企图通过肢解南斯拉夫来实现其控制世界的战略。巴尔干是俄国南进战略的主要基地，南斯拉夫与俄国又是历史盟友。在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合作加深这一对俄两翼合围日紧的形势下，俄国迫切希望打开南面的战略出口，为此，位于巴尔干的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对今天的俄国就有了特别的战略意义。而打败南斯拉夫，就将意味着打断俄国在巴尔干的战略支点。
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及其他非北约国家而言，如果北约肢解南斯拉夫的企图得逞，则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将这一模式在亚太及其他地区进一步应用，以打击对其控制世界有“威胁”的国家。４月６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表达了这层意思。她说：２１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
２０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９０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无序状态；但到９０年代中期，西方以俄国和中国为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型。９０年代末，以波捷匈加入北约、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酝酿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今后这种合围进程并不会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将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据美国对付前苏联及前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美国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清楚地认识到，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已在尼克松时期为美国政府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仅不排斥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还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和推动这一趋势。问题在于，美国所要求的只是一个便于美国控制和操纵的多极化趋势。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可以接受的既不是一个强大的、更不是一个弱小的、而是一个在综合国力上可与日本、俄国和印度掣肘而又不能与美国抗衡的中国。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二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２０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成为世界级大国的机会。
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
台湾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途。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裂和南中国海主权纷争的现实，已为美国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了良机，而日美防卫合作范围的扩大及美国在东亚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设想的提出，是美国在下世纪促成台海两岸无限期分裂、南中国海主权纷争长期拖延下去（也是变相分裂）的切实步骤。
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２０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２／３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绝对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无有实力的大国。因此，在下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的战略目标。
维持国家主权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国的国防能力，而一国的国防能力又最终取决于该国的技术能力。有什么样的技术能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攻击手段和方式。仅就有限战争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主要是国家的综合国力（除工业技术要素外，上世纪中叶清帝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英国逊色），而是一国的军事技术能力及由技术能力决定的军事作战能力。上世纪的鸦片战争及本世纪末的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２１世纪人类将面临在外层空间卫星（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浅层海域（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在现代战争中，二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已为在卫星监控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比较本世纪中叶美国入侵朝鲜、越南的战争模式和本世纪末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模式，不难发现，后两场战争已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作战方式初步实现了上述转变。在新的战争模式中，“诺曼底”式的大规模陆海空军进攻已让位于在航空母舰上形成的、在太空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海上和空中打击；传统的人与人的正面交锋已让位于物与物的冲突；陆军（若不与其他军种混合）的作用将大幅度下降。
在未来战场上，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将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及其传统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质量及其所拥有的现代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基础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也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和制海权；掌握了制空和制海权，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上世纪末英国和日本的海上胜利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和台湾；本世纪末，美国在海上、继而空中的胜利，使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变相损失了部分主权；下世纪，中国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进而外层空间的相对优势，就可能失去对台湾、南沙群岛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不能以宿命论的态度来理解中国没有分裂的历史（其实沙俄时期我们已失去了大片领土），我们必须以更为积极的姿态阻止中国出现再次被分裂的可能性，迅速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不然的话，我们不仅不能阻止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科索沃危机的模式在中国的台海乃至西藏地区重演，而且不能为中国崛起创造一个最基本的国际安全环境。
二
在近现代，利润成为经济的绝对动力，而保证高额利润来源的前提是对世界市场及战略资源的控制，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是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１．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２．它的力量（固有或后天的）；３．它的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关注所在。与中世纪不同，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它获取（当然是按市场交换原则获取）海外资源和市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则主要表现为对海上航线的控制。因此，控制了海洋，也就控制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环境。这时，对影响国家 安全环境要素的评估，已不再主要是对本土安全的评估，而是国家对海上交通线控制能力的评估。从制海权的角度看，台湾和南沙地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从而对当代中国的安全利益，已升至关键的层面。
２０世纪末所谓的“西藏问题”，与上世纪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上世纪的西藏问题实质是英俄中三方力量较量的问题。２０世纪 末，国际形势巨变使“西藏问题”升温并再次出现不利于中国的情势。８０年代中国的崛起和９０年代苏联的解体及中亚五国的出现，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美国在需要中国与之合作的同时，日益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威胁”。又由于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的前沿地区之一，因此，在下世纪，西藏在西方战略中所起的间隔英俄的作用转变为隔离中国力量接近世界地缘能源中心区的作用。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以此阻止中国力量从这一地区向中东中亚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目标所在。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如果再考虑到已具有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与西方相同的立场，北约军事干涉科索沃危机后，中国西部安全将面临比２０世纪更为严峻的形势。
三
与３０年代的苏联部分相似，邓小平抓住了历史上罕见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使中国经济在改革与发展中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上世纪末的美国部分相似，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在初步崛起并急需全面走向世界的前夜，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必须解决的“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大国，而近代史中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高速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不是没有，只是开发成本太大以至影响效益），而没有高速发展并由此形成的包括现代化国防在内的强大实力，在现代国际舞台上，中国就不会有被其他大国尊重的地位。但保持中国快速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畅通的海外资源、能源及海上贸易交通线。如从这个视角看，就会发现台湾和南沙群岛这两个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非常迫切的地缘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台湾和南沙群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与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最低限度的控制力；第二、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如果我们还从“敌人大规模入侵”的视角安排国防布局，则不管胜利与否，都将承受远比敌人更为沉重的代价；第三、海上贸易必需的海军力量存在的前提是海上基地，中国海军存在的最起码前提是属于中国的海上岛屿。陆地和沿岸不应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天地，若失去台湾和南沙地区，就等于中国海军失去了在中国主权内应有的发展空间。可以说，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中国的发展已到了经济向海洋和西部内陆同时推进的时期，中国应对其中必然出现的东部和西部安全问题有一个清醒和大范围的战略考虑。其中，应回答三个问题：就保障中国下世纪的发展而言，中国安全的关键利益是什么？阻碍中国实现这些利益的关键是什么？解决这些障碍的关键手段是什么？
中国现阶段的问题很多，但若从发展的角度看，对国家安全来说影响最大、最深远从而也是最关键的利益，是中国与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关系；影响这一问题的关键障碍是美国及其盟国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区再次拉起并日益收紧的从日本、台湾到南中国海区的环岛链条。与５０年代不同并令中国担忧的是，这一次的目标明确对着中国的环岛链条并与现代卫星监控技术（比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相结合。中国如不能在近期突破这道链条，而且在军事、特别在海军和空军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则下世纪的中国就存在着失去台湾和南沙群岛主权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由于美国对台湾或东盟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而是由于这两个地区对美国——当然对中国也是一样——地缘政治的利益太重要了。
根据上面的分析，不难断定，只要中国的军事（主要是海军和空军）实力及其技术含量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绝对不会像贸易谈判那样有妥协（甚至没有平等对话）的余地。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经济实力如不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就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国家力量。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步伐加快和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介入的加深，目前留给中国的选择只能是：要么为与美国搞好关系，迁就美国，事实放弃对台湾和南沙地区的主权；要么在发展经济实力的同时，尽快提高军事实力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国合作的意义。从太平洋战争及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华后中美合作的经验看，中美关系才是美国（对中国也是一样）亚太政策的历史基石。本世纪美国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威胁（如太平洋战争与７０年代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实力扩张），都是在与中国的实质性合作中解决的。毫无疑问，在亚太地区离开美国的合作，中国在许多事情上将难有作为，但问题是美国也不能让中国因与美合作——至少是在自己主权范围内——而一事无成。台海统一、捍卫南沙主权是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利益所在，这是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底线。但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军事实力存在，恐怕这条底线终将变成虚线。尼克松在《１９９９不战而胜》中说：“地缘政治的一个原理是，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如果说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在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谈判中还有时间拖延台湾和南沙问题的话，那么，对于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来说，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利益需求已成了非解决不可的现实问题。尽管这对具有中庸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难的选择。但问题是，只要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中国就不能没有至少是在自己主权范围内的海权；没有海权，中国就绝对不能成为世界性的大国。
７０年代启动的良性互动的中美关系，目前已进入最艰难的阶段。除了苏联解体的因素外，还因为（尽管在贸易方面双方有很大的互补性）在一些关键利益即在台湾与南沙问题上的利益已日益冲突且难以调和。中美关系中，中国处于弱势，因而对美国支持台湾、南沙及西藏分裂主义的行为，中国始终处于守势。但从美国对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看，美国对待弱者是从不手软的。目前，中美双方都想打时间差：前者想在后者忙于处理世界其他事务之时，迅速从经济继而政治上在亚太崛起；后者则想趁前者羽毛未丰之际将其限制在中国不能接受的范围内。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之后，时间对中国日益不利。从战略布局看，美国及其盟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的军事干涉，表明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及其盟国用和平方式演变世界政治的政策已近尾声，自苏联解体以来新出现的多种战略力量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新的组合，新的“两个阵营”开始萌动。尼克松曾戏称美国的盟国起初是因恐怖而非爱情结为一体的，而２０世纪末的情况却戏剧性地翻了过来：今天，北约的联合行动已有了爱情的基础，而非北约国家却因对北约的恐惧正在走向一起。曾是不结盟运动创始国之一的南斯拉夫在无力阻止北约武力打击中，作出了加入俄白联盟的决定。这表明，冷战时期形成的中间力量在世纪末已被逼得无路可走。
根据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兴亡的经验，退让的结果更糟。在美国政治家眼中，这两个国家地位最高的时期是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铁托时期。现在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如果有那么一天（但愿没有！），中国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的必要努力遇到美国及其盟国用干涉科索沃的方式反弹，中国是否还可以作出除抗议之外的实质性的回应呢？如果不能，而中国又不能作出放弃（或像中国清政府和现在的南斯拉夫政府一样变相放弃）主权之外的选择，那么，时不我待，中国现在就应认真地、迅速地作好准备。
准备当然首先是军事准备。正如马汉曾引用的一句西谚所云，“天鹅绒手套里面要有铁掌”。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不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从海湾战争和北约干涉科索沃战争看，军事技术已与航天和航空技术结合一起，战争指挥艺术已与制海和制空权结合一起；不与制海权和制空权结合的陆军及步兵传统战法作用甚微。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冲突已代替传统的人与人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权，其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也只能有名义而并非事实的主权；但如果因军力（主要是海军和空军的战斗力，中国陆军将在捍卫西部主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不济而导致战争失败，中国将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为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应优先迅速地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只有拥有与中国的对手相差不至过于悬殊的战斗力，中国才能避免鸦片战争再次在中国东海降临，避免或推迟类似北约干涉科索沃的战云在台湾、南沙及西藏地区重演。
四
现在人们常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邓小平同志则在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讲话中告诫我们：“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解决。”事实上，自８０年代开始的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在本世纪末北约抛开联合国单方面地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中正在结束。
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呢？苏联最后一届领导人曾怀着善良的愿望（即使有人性的伟大），为取信于西方，全面放弃了得以与北约抗衡的华约组织和武装力量乃至意识形态，结果换来的竟是北约东扩；面对着北约对自己（即使有伟大的人性）的历史盟友狂轰滥炸却无可奈何。南斯拉夫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之一，然而在眼看着国家主权被割裂出去而无力挽回时，毅然作出参加俄罗斯—白俄罗斯联盟的抉择。现在留给中国的问题是，中国能有把握说自己不会有那一天吗？如果那天真的降临，中国将和谁结盟呢？已饱受屈辱和欺骗的俄国去年向中国和印度发出明确的结盟信息，但并未得到中国和印度的积极回应。这是因为他们尚未感受到与俄国同样的压力。谁都知道独立自主的好处，而与人结盟就连北约在开始时也是 不得已的事。但问题是现在的北约是国际社会无法制约的联合军事力量。为实现下世纪的全球地缘战略，北约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单独向主权国家诉诸集体武力。而在台湾、南沙乃至印度洋地区，中国和印度都有与美国不可妥协的（远比中印在边界利益更为重大的）利益存在。中国在看到苏联解体和俄国衰落下去之后，渐渐地感到同种压力正在降临；印度是印度洋的唯一大国，而印度洋又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条海上航线的交汇点，是美国海权战略必须控制的核心地区。且不说印度版图像利剑直插印度洋中心、直逼横穿印度洋的国际航海线，仅就具有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这世界海权心脏区崛起的现实而言，就难以让西方列强放心。可以推定，西方解决了中国台湾和南沙问题之后，印度问题连同西藏问题将提到西方海权国家的桌面。唇亡齿寒，难道中国和印度还能等到美国对其各个击破之后，再像南斯拉夫那样因恐惧而考虑与他国联合吗？
历史是辩证的。今天控制世界的七国集团成员多是经由战争的道路打到一起的；而为这些国家长期提供原材料的南方国家中的多数，至今仍为贫穷所困。难道人类非经“不打不相识”的逻辑才能平等相处吗？
１９世纪末中国遭受了差点被列强瓜分的命运，２０世纪末南斯拉夫又在强权下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在欧洲科索沃战火未尽的当下，展望下世纪的亚洲能否依然和平，颇有点乐观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