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力推的引水工程被《人民日报》批成干蠢事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

http://cpc.people.com.cn/GB/6748 ... 138864/8413516.html

　　山西省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万个，耗资达几千万元，最近终于下马了。这是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中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所谓“西水东调”，就是从昔阳县境西部截住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从地下引向东流，经过昔阳的五个公社，改入海河水系。这真是一项“改天换地”的大工程！近两年，它每年占用山西省水利经费十分之一，征用的劳力包括昔阳县各社队的民工、机关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和教师，还有阳泉矿务局的煤矿工人，解放军工程兵的指战员，真可谓不惜工本、不惜民力。据估算，全部工程完工后，每亩水浇地成本将高达一千多元。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发展农业究竟靠什么？多少年来，我们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结果是“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大都挨过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大都下过台”。这种蠢事，我们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当然很可贵，很需要发扬，不仅现在需要发扬，将来也需要发扬；问题是“大干”干什么？近十几年来，在农业战线的所谓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围湖造田”等等。这些工程里边，当然有很多是搞得对，搞得好的。所谓搞得对，搞得好，就是说这些工程是切合实际，投资少、收益大的。但是，其中也确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是搞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该搞的。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例。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无效投资。如果我们把农业生产的发展寄托在这种“大干”上，我国的农业是永远没有指望的。

　　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老老实实地办事，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搞农业，也靠实事求是。大干，必须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地干。我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土壤、植被、水利等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发展农业生产应该鼓励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到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搞农业基本建设，也应该从各个地区的特点出发，扬长避短，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在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可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不问土质、地势、生产习惯、技术条件等具体情况，统统强调抓粮食，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宜渔不渔，不但不能扬其所长，反而强人所难，趋其所短，结果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种“一刀切”的错误方针，表现在农业基本建设上，突出的就是到处硬搞整齐划一的“旱地改水田”，硬搞“人造平原”、“水平田”、“海绵田”，硬搞“连成片，一条线”的园林化。大量的人力，大捆大捆的人民币，耗费在收益很小的黄土大搬家上，甚至不但没有收益，反而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了子孙后代。

　　我们国家还很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不可能拿出很多钱向农业投资。无效投资我们花不起，有效投资我们也要精打细算。象昔阳“西水东调”工程，且不说它本身是不合理的，它实际上是抢占别人的水来浇昔阳的地；就算它有一点合理成分，但是花一千元建设一亩水浇地，也是我们花不起的。即便减去一半，用五百元建设一亩水浇地，我们也建不起。用这种办法来搞农业，只能愈搞愈穷。我们国家人力资源丰富，是不是可以无限度地使用民力呢？也是不行的。中国农民历来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愿意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家乡的建设，为了祖国的富强流血流汗。但是，中国农民也是讲实际的，懂得算账的。劳而无效，疲于奔命的事情，让他们干一回两回还可以，让他们长久地干下去，是不可能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战线拨乱反正，革除积弊，是有很大成绩的。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传达了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和规定，社队的自主权开始受到尊重，各种生产责任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开始得到贯彻，社员的家庭副业、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受到保护，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党对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领导实事求是了，整个农业经济活了。这是农业生产大有希望之所在。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再也不能搞林彪、“四人帮”那套极左的东西，再也不能用一个模式来套所有的社队，再也不能搞“西水东调”这种劳民伤财的农田水利工程了。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技术人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作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家长式统治是一种封建思想。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虽然封建制度早就打倒了，但是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的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带着封建色彩的东西。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得好得多。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

http://cpc.people.com.cn/GB/6748 ... 138864/8413516.html

　　山西省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万个，耗资达几千万元，最近终于下马了。这是农田水利建设工程中一个极为沉痛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所谓“西水东调”，就是从昔阳县境西部截住流入黄河水系的潇河水，通过人工开凿的隧洞穿过太行山，从地下引向东流，经过昔阳的五个公社，改入海河水系。这真是一项“改天换地”的大工程！近两年，它每年占用山西省水利经费十分之一，征用的劳力包括昔阳县各社队的民工、机关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工人和教师，还有阳泉矿务局的煤矿工人，解放军工程兵的指战员，真可谓不惜工本、不惜民力。据估算，全部工程完工后，每亩水浇地成本将高达一千多元。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发展农业究竟靠什么？多少年来，我们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结果是“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大都挨过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大都下过台”。这种蠢事，我们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当然很可贵，很需要发扬，不仅现在需要发扬，将来也需要发扬；问题是“大干”干什么？近十几年来，在农业战线的所谓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水利”，“大搞围湖造田”等等。这些工程里边，当然有很多是搞得对，搞得好的。所谓搞得对，搞得好，就是说这些工程是切合实际，投资少、收益大的。但是，其中也确有很大一部分工程，是搞得很不好，甚至根本不该搞的。昔阳县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其中的一例。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无效投资。如果我们把农业生产的发展寄托在这种“大干”上，我国的农业是永远没有指望的。

　　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老老实实地办事，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搞农业，也靠实事求是。大干，必须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地干。我国幅员辽阔，地形、气候、土壤、植被、水利等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各不相同。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发展农业生产应该鼓励各个地区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到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搞农业基本建设，也应该从各个地区的特点出发，扬长避短，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在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可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不问土质、地势、生产习惯、技术条件等具体情况，统统强调抓粮食，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宜渔不渔，不但不能扬其所长，反而强人所难，趋其所短，结果是“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这种“一刀切”的错误方针，表现在农业基本建设上，突出的就是到处硬搞整齐划一的“旱地改水田”，硬搞“人造平原”、“水平田”、“海绵田”，硬搞“连成片，一条线”的园林化。大量的人力，大捆大捆的人民币，耗费在收益很小的黄土大搬家上，甚至不但没有收益，反而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了子孙后代。

　　我们国家还很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不可能拿出很多钱向农业投资。无效投资我们花不起，有效投资我们也要精打细算。象昔阳“西水东调”工程，且不说它本身是不合理的，它实际上是抢占别人的水来浇昔阳的地；就算它有一点合理成分，但是花一千元建设一亩水浇地，也是我们花不起的。即便减去一半，用五百元建设一亩水浇地，我们也建不起。用这种办法来搞农业，只能愈搞愈穷。我们国家人力资源丰富，是不是可以无限度地使用民力呢？也是不行的。中国农民历来能够吃大苦，耐大劳，愿意为了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家乡的建设，为了祖国的富强流血流汗。但是，中国农民也是讲实际的，懂得算账的。劳而无效，疲于奔命的事情，让他们干一回两回还可以，让他们长久地干下去，是不可能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业战线拨乱反正，革除积弊，是有很大成绩的。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传达了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和规定，社队的自主权开始受到尊重，各种生产责任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开始得到贯彻，社员的家庭副业、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受到保护，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党对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领导实事求是了，整个农业经济活了。这是农业生产大有希望之所在。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再也不能搞林彪、“四人帮”那套极左的东西，再也不能用一个模式来套所有的社队，再也不能搞“西水东调”这种劳民伤财的农田水利工程了。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技术人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作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家长式统治是一种封建思想。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虽然封建制度早就打倒了，但是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的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在我们党的生活中，仍有很多带着封建色彩的东西。它反映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也反映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上。我们要把反对封建思想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得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