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尘封档案》-----潘汉年平反“妓女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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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第2期
潘汉年平反“妓女冤案”
东方明
1950年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为了查清一封“潘市长亲启”的来信所反映的问题，先后几次作出批示，并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催办，还直接向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华东局第一书记进言。
是否还记得那个“王家阿嫂”？
1950年2月6日中午刚过，两架国民党的轰炸机出现在东海上空，以低空飞行的方式掠过吴淞口的雷达网，来到位于上海杨树浦区的发电厂上空。敌机对发电厂进行了狂轰烂炸，当场炸死37名工人，并将发电厂的锅炉炸损，导致全市停电。这一严重事件，史称“二·六轰炸”。
轰炸发生后，副市长潘汉年和市长陈毅立刻驱车前往杨树浦发电厂进行现场视察。当天，陈毅市长下达了指示：两天之内修复被炸损的设备，恢复发电。潘汉年也下达了指示：公安机关即刻着手调查国民党潜伏敌特与“二·六轰炸”的关系，务必尽快将潜伏敌特缉拿归案。
这天晚上，潘汉年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回家时，在收发室傍晚送来的一叠邮件中，发现有一封写着“潘市长亲启“的挂号信，就对等在门口的警卫员摆了摆手：“我要再处理一件事情，你去下面坐着等吧。”
潘汉年重新回到办公室，把信放在面前的玻璃台板上。长期以来的特殊工作使他形成了特别细致缜密的习惯。据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潘汉年平时无论在何处，只要离开原先所待的位置，哪怕只有几秒钟，也能发现在他离开时原位置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包括一支铅笔、一张纸的移位，一扇窗户的开启尺度，一盏电灯的高低，无不在他的注意中。因此，当潘汉年处理这封来信前，他先拿过一把木尺，压在信封上来回移动了几次，看看没有什么异样，这才用剪刀剪开信封的一端。
潘汉年从信封里取出两张浅黄色的毛边纸，上面写着一行行笔流畅、笔划端正的毛笔字。潘汉年迅速过目了一遍，接着又慢慢地看了一遍，然后放下信纸，以手抚额，喃喃自语：“1942年……提篮桥诚德里……王家阿嫂……”
这封出自一位在邮局门口专门代人写信函的老先生之手的信，叙述了以下内容：写信人名叫王桃花(化名)，江苏江都县人，33岁，1942年她刚刚结婚做新娘子时，住在提篮桥区的一条叫诚德里的弄堂里。王桃花家的楼上，是一个姓单的单身男子租借的房间，这个银行职员有很多朋友，其中进出较多的一位是“邵先生”。解放后，王桃花从报纸上所刊登的照片中认出，这位“邵先生”就是现在担任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王桃花问：不知当年的“邵先生”、现在的潘市长是否还记得在提篮桥诚德里经常见面的那个“王家阿嫂”？
如果仅仅是这种叙旧性质，王桃花也不会写这封信了。她写这封信，是因为有一桩她个人的重要事情要向潘市长反映、求援：王桃花有一个哥哥，名叫王阿兴(化名)，35岁，是“兴顺南货店”的账房先生，已经在那家商店干了多年，解放前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或者帮会组织，解放后也一向遵守法纪。可是，“二·六轰炸”后，公安局在侦查潜伏敌特分子时，把王阿兴作为特务分子予以拘捕了。
潘汉年看过这封来信后，开始回忆信中所提到过的那位“王家阿嫂”。
潘汉年自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从事党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几分钟后，潘汉年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位身材窈窕、肤色白皙、有着一张好看的瓜子脸的青年女子。对了，她姓王，是提篮桥诚德里那条弄堂里的新媳妇，大家都唤她“王家阿嫂”。
当时，潘汉年受党中央之命，在上海、香港建立了情报系统，按照后来党内的习惯说法，叫“潘汉年系统”。“潘汉年系统“由潘汉年本人直接掌握，潘汉年以其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在上海设置了若干个机关和情报站、情报转换点。提篮桥诚德里的那个处所就是其中的一个机关，那个姓单的银行职员是潘汉年手下的一位地下党员。潘汉年当时经常去诚德里机关，由于上楼时必须经过王桃花家，所以一来二去，他就和王桃花认识了。当时潘汉年化名姓邵，因此王桃花也就跟着唤他“邵先生”。在潘汉年的记忆中，这个王桃花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有一次他冒雨去诚德里，由于未带雨伞，浑身淋得透湿，王桃花看到后，马上烧了一碗姜糖水送上楼来让他驱寒。
大约这年底，诚德里机关出事了。一天深夜，敌人突然包围了机关，敲门而进。去开门的正是楼下的王桃花，她虽然不清楚楼上那位先生的真实身份，但执拗地认为是一位好人，见来者不善，遂以一口江都家乡话高嗓大调与敌人周旋，想让单先生跳楼逃跑。单先生没有跳楼，但王桃花与敌人周旋的这点时间使他有机会销毁了一份名单和两份文件。单先生被捕后，由于没有证据，敌人无法对其处置，最后由潘汉年通过关系把他保释了出来。
潘汉年由此而想到，王桃花此举可算是掩护我革命志士，这个女子应该说是一个好人。她所反映的她哥哥被捕之事，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有必要查一查。如果确实属于错捕的，那就应该立即释放。
潘汉年于是提笔在王桃花的来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迅速调查此事，并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向他报告。
王家阿嫂已是“艳都会”妓女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潘汉年批示过的那封来信，非常重视，当即安排专人进行了调查。
1950年2月16日，也就是除夕那天的上午，一份报告送到了潘汉年的案头。王桃花，现住嵩山区润玉坊，系“艳都会”妓院的妓女，已经在那里待了5年。其兄王阿兴是“兴顺南货店”的店员，患有肺结核，也就是解放前被视为无药可治的“痨病”，因此，至今仍是单身一人，与其妹王桃花同住在润玉坊。王阿兴历史上没有参加过反动党团或者帮会组织的记录，也未查出曾经干过危害革命事业和人民安全的活动。但是，此人向来喜交朋友，解放前与三教九流都有往来，什么黄金荣、杜月笙的门人弟子，淞沪警备司令部军官，军统、中统之流都是他的朋友。据查，王阿兴很讲义气，为人豪爽，大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风范。正因为这样，所以上海解放伊始人民政府命令：解放前凡曾经是反动党团成员、特务分子、帮会众徒者应主动前往公安局登记。而在公安局内部掌握的名单上有“王阿兴”其名。当然他自认为问心无愧，没去公安局，后来还是公安局派员上门来问讯后方才弄清楚他确实不在登记对象范围内。不过，公安局始终对他不放心，还是把他作为需要加以注意的对象进行秘密监控。
“二·六轰炸”后，上海警方对社会各界成员中的监控对象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王阿兴自然也在其中。不过，像他这样历史上没有问题的角色不是重点对象，如果未发现有异样迹象的即算过关了。嵩山分局确实也是这样做了，但据居民委员会反映，王阿兴家最近出出进进的朋友很有几个，其中还有陌生面孔。公安局要查的就是这种“陌生面孔”，于是决定要跟王阿兴当面接触一下。
1950年2月9日上午，嵩山分局的两名警察来到了王家。王阿兴这天休息，正准备去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喝茶会朋友，民警的登门使他很不高兴，脸面上也显出一种不耐烦的神情。民警和王阿兴聊了几句家常话后，把话题扯上了本意，问道：“最近家里来过人吗？”
王阿兴一面看挂表，一面回答：“来过了。同志你们肯定也知道，我王某人交际广泛，好讲义气，平时家里一向是高朋满座的。”民警问：“这几天都来了些什么人？”“来了些什么人？这需要向你们报告吗？”王阿兴反问道。
“我们认为需要就需要嘛。”
王阿兴诘问：“我是什么人？是反革命分子还是反动帮会骨干？或者是贼骨头、强盗？我是老百姓！人民政府哪一律条规定老百姓家来了人要向巡捕房报告的？”他和当时一些老于世故的市民一样，还是习惯地把公安局称为“巡捕房”。
王阿兴的这个问题倒是提在点子上了，当时确实没有老百姓家里来了客人要向警方报告的规定。根据条律：居民家中来了客人需要过夜的，必须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一位民警问道：“王阿兴，你家里最近有客人住宿过夜的吗？你向派出所申报过临时户口没有？”王阿兴语塞。稍停，他说：“有过。我没有报过临时户口，不过有规定，事后也是可以补报的。我补报不就行了吗？”民警拿出了本子：“补报？也可以呀，你现在对我们报吧。”
王阿兴却说：“按照规定，申报临时户口是由派出所户籍警受理的，你们是分局的，也不是户籍警，我凭什么要向你们补报户口？”
“那你打算怎么样？”
“我去派出所补报！”
王阿兴说着，大步走了出去，直奔派出所。
反正要等王阿兴回来的，就坐一坐吧。处在这当儿，坐也坐不住，民警出于职业习惯，自然要看看屋里的情况，顺手翻翻东西。
不料，这一翻，竟翻出了一张香港的报纸——《民国大报》。这是一份由台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资、在香港出版的反共报纸，由于其反动性质，大陆是明令严禁带入的，怎么出现在王阿兴的家里？民警一看日期，是1950年2月1日的。这是否可以说明，在2月1日之后的几天内，曾有一名海外来客到过王家？当时的形势，凭这样一份报纸，就可以对王阿兴予以传讯。因此，民警当即决定对王阿兴传讯。
王阿兴从派出所返回，刚进家门就被传讯，当场带往分局。分局随即派员对王家进行搜查，但未搜得其他可疑物品。
王阿兴进了分局后，因为有那份《民国大报》为证，他只好承认2月3日晚上确有一位香港朋友来访。
那人名叫金舍余，取其姓名三字上半部分的笔划，别号“三人”，原是上海的一位生意人，解放前夕去了香港，这次是来上海和苏南地区看看有什么合适的货物贩到香港去的。至于其他，他一概不知。
这种回答，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于是王阿兴就被嵩山分局拘留了。由于“二·六轰炸“的调查是由上海市公安局统一掌握的，而王阿兴被认为具有重大嫌疑，于是次日即被押解市公安局关押审查。潘汉年当时看过这份报告后，亲自给上海市公安局打了一个电话，谈了两点意见：
1.加强对王阿兴的审讯，但要注意严格掌握政策，务求实效，促其交待真情；如王确属参与反革命活动，应依法处置。
2.如有可能，请了解王桃花沦为娼妓的原因及目前现状。
当天下午，市公安局向潘汉年汇报了对于王桃花情况的调查结果。
1942年，王桃花嫁给提篮桥诚德里一位姓郁的职员。其夫对王桃花不错，可惜身体不好，患有肺结核、心脏病、肾病，因此结婚后未能生儿育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郁某终因病重医治无效而殁。王桃花是位家庭妇女，在丈夫生病期间为生活和给丈夫治病，借了高利贷。丈夫死后，债主逼债甚剧，她是个性格刚烈之人，出于无奈，当了妓女。
王桃花在政治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潘汉年听了上述汇报后，不无感叹道：“旧社会害人啊，真正的逼良为娼！我们已经颁布了‘十四条’(指上海市公安局于1949年8月16日颁布的《关于管理妓院的暂行规定》)，但是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石家庄、吉林、北京、蚌埠已经宣布封闭全部妓院，上海不久也要这样做，要解救像王桃花那样的姐妹。”
潘汉年随即指示：市政府派工作人员去向王桃花当面说明处理信件的情况，立即去，不要拖过今天，因为拖过今天就是拖过“年”了。
仅仅过了五天，潘汉年再次收到了王桃花的一封信
上海市公安局承办王阿兴案件的部门，对于潘汉年的意见非常重视，当天晚上，是大年三十，承办员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决定去看守所讯问王阿兴。承办员考虑得很周到，在去看守所前，特意去找了王桃花，说要抓紧时间弄清王阿兴的问题，问王桃花有什么话要对哥哥说的，还可以带些东西给王阿兴。
这天下午，王桃花已经见到潘汉年派来的市政府工作人员，向她说明了处理来信的情况，非常感动，现在又有公安局民警登门，激动之下，连声说“谢谢”。王桃花托承办员给哥哥带了一封短信，要求哥哥如果真有问题，要如实向政府交待；如果确实没有问题，也应当配合政府把有关事情查清楚。她在信中还向哥哥说了她向潘市长写信的事，不无感慨地说：时隔多年，潘市长竟然还记得她，还亲自出面关心她所反映的情况，她将一辈子铭记在心头。另外，王桃花还请承办员给王阿兴带去她亲手制作的点心。
王阿兴绝对没有想到承办员大年三十晚上放弃团聚机会，赶到看守所来关心他的案子，等看到王桃花给他的信和点心后，一双眼睛湿润了：“民警同志，你们要知道什么，尽管问吧，我一定全部奉告，不留一丝一毫。”
承办员告诉王阿兴：要查明他的问题，关键在于找到那个别号“三人”的金舍余：如果此人是敌特，那就应当受到人民政府的制裁，这是不含糊的，这也是对包括他妹妹王桃花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负责的表现。
王阿兴听后，稍稍沉思了一下，说：“我明白了，我向政府提供金舍余的行踪，你们去找找看，如果找到，那当然最好。不过，我相信金舍余是好人，他不可能替台湾效命的。”
王阿兴接着告诉承办员，那天金舍余在他家过了一夜，次日清晨就离开了，说要赶火车去无锡，之后没有通过消息。
承办员问：“金舍余说过去无锡哪里吗？”王阿兴摇摇头，说：“他没有说，不过我估摸他去找他的一个姘头。”
“姘头？是怎么一回事？你说得详细点，越详细越好。”
王阿兴于是告诉承办员：金舍余解放前是上海一家洋行的买办，他是浙江宁波人，十多岁就由家里做主娶了一个当地地主家的小姐为妻。那小姐比他大7岁，又胖又黑，面目可憎，金舍余对其根本没有兴趣，一直把她扔在乡下老家不加理会。他自己在上海轧了两个姘头，其中一个是无锡人、姓袁、名银凤，原是在“大世界”唱锡剧的。上海解放前夕，那个袁银凤在金舍余去香港之前大约两个月因为受寒倒了嗓子，唱不成戏，已经返回无锡老家去了。此次金舍余到上海，曾经向王阿兴打听过是否知道袁银凤的消息。王阿兴说没有听说过，反正“大世界”那边是没见她重新出现过。金舍余说过一句：“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我要去无锡看看她，今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她哩！”次日早上他离开时，估计是已经决定了。
承办员接着又问了王阿兴与金舍余的关系以及此次与金舍余见面究竟是否有过什么触犯法律的行为，王阿兴答称确是朋友关系，这次见面对方也没有说到过什么反革命事情，双方只是聊了聊天。
如此这般聊天似的讯问了许久，结束时已是大年初一凌晨2时许，外面已经响过了第一轮爆竹。承办员回到公安局后，立刻向值班领导汇报了讯问情况，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即刻派员前往无锡缉拿金舍余。
1950年2月17日上午10时许，上海市公安局的三名侦查员赶到了无锡。由于王阿兴不清楚袁银凤的住址，只好请无锡市公安局帮忙了。无锡警方只用了10个小时就查明了袁银凤的住址，并且查知有一个外地男子来访，已经住了几天了。侦查员一问那个男子的模样，与王阿兴所说的金舍余无异，不禁大喜，于是马上去袁银凤家，当场拘捕了金舍余。
经审讯，金舍余作了如下供述：他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秘密特务了，按月领取特工津贴和活动经费。上海解放前夕，他根据上峰的命令与公司一起撤往香港，公开职业仍是买办，却还领着特工津贴。这次，上司指令其赴上海、苏南地区，刺探经济情报。至于“二·六轰炸，，他没有接受过任何与之相关的指令，也不清楚有这样一次轰炸。按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性质来说，这种情报不是中统局所负责的范围，而应当归“国防部保密局”也就是原先的军统局负责。
承办员当然也讯问了金舍余与王阿兴的关系。金舍余供称与王阿兴不过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王阿兴并非特务组织成员。
至此，这个案子应该说是查清楚了。承办员于是就写了结案报告，报告中认为王阿兴系无辜者，应当立即释放。报告交上去后，部门领导批准了，这样，王阿兴就于1950年2月25日正式被释放了。
潘汉年见事情已经妥善解决，也就不再过问，忙着处理其他公务了。
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五天，潘汉年再次收到了王桃花的一封信。这封信，竟是从看守所发出来的！
王桃花被捕了？！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第2期
潘汉年平反“妓女冤案”
东方明
1950年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为了查清一封“潘市长亲启”的来信所反映的问题，先后几次作出批示，并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催办，还直接向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华东局第一书记进言。
是否还记得那个“王家阿嫂”？
1950年2月6日中午刚过，两架国民党的轰炸机出现在东海上空，以低空飞行的方式掠过吴淞口的雷达网，来到位于上海杨树浦区的发电厂上空。敌机对发电厂进行了狂轰烂炸，当场炸死37名工人，并将发电厂的锅炉炸损，导致全市停电。这一严重事件，史称“二·六轰炸”。
轰炸发生后，副市长潘汉年和市长陈毅立刻驱车前往杨树浦发电厂进行现场视察。当天，陈毅市长下达了指示：两天之内修复被炸损的设备，恢复发电。潘汉年也下达了指示：公安机关即刻着手调查国民党潜伏敌特与“二·六轰炸”的关系，务必尽快将潜伏敌特缉拿归案。
这天晚上，潘汉年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回家时，在收发室傍晚送来的一叠邮件中，发现有一封写着“潘市长亲启“的挂号信，就对等在门口的警卫员摆了摆手：“我要再处理一件事情，你去下面坐着等吧。”
潘汉年重新回到办公室，把信放在面前的玻璃台板上。长期以来的特殊工作使他形成了特别细致缜密的习惯。据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潘汉年平时无论在何处，只要离开原先所待的位置，哪怕只有几秒钟，也能发现在他离开时原位置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包括一支铅笔、一张纸的移位，一扇窗户的开启尺度，一盏电灯的高低，无不在他的注意中。因此，当潘汉年处理这封来信前，他先拿过一把木尺，压在信封上来回移动了几次，看看没有什么异样，这才用剪刀剪开信封的一端。
潘汉年从信封里取出两张浅黄色的毛边纸，上面写着一行行笔流畅、笔划端正的毛笔字。潘汉年迅速过目了一遍，接着又慢慢地看了一遍，然后放下信纸，以手抚额，喃喃自语：“1942年……提篮桥诚德里……王家阿嫂……”
这封出自一位在邮局门口专门代人写信函的老先生之手的信，叙述了以下内容：写信人名叫王桃花(化名)，江苏江都县人，33岁，1942年她刚刚结婚做新娘子时，住在提篮桥区的一条叫诚德里的弄堂里。王桃花家的楼上，是一个姓单的单身男子租借的房间，这个银行职员有很多朋友，其中进出较多的一位是“邵先生”。解放后，王桃花从报纸上所刊登的照片中认出，这位“邵先生”就是现在担任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王桃花问：不知当年的“邵先生”、现在的潘市长是否还记得在提篮桥诚德里经常见面的那个“王家阿嫂”？
如果仅仅是这种叙旧性质，王桃花也不会写这封信了。她写这封信，是因为有一桩她个人的重要事情要向潘市长反映、求援：王桃花有一个哥哥，名叫王阿兴(化名)，35岁，是“兴顺南货店”的账房先生，已经在那家商店干了多年，解放前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或者帮会组织，解放后也一向遵守法纪。可是，“二·六轰炸”后，公安局在侦查潜伏敌特分子时，把王阿兴作为特务分子予以拘捕了。
潘汉年看过这封来信后，开始回忆信中所提到过的那位“王家阿嫂”。
潘汉年自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从事党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几分钟后，潘汉年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位身材窈窕、肤色白皙、有着一张好看的瓜子脸的青年女子。对了，她姓王，是提篮桥诚德里那条弄堂里的新媳妇，大家都唤她“王家阿嫂”。
当时，潘汉年受党中央之命，在上海、香港建立了情报系统，按照后来党内的习惯说法，叫“潘汉年系统”。“潘汉年系统“由潘汉年本人直接掌握，潘汉年以其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在上海设置了若干个机关和情报站、情报转换点。提篮桥诚德里的那个处所就是其中的一个机关，那个姓单的银行职员是潘汉年手下的一位地下党员。潘汉年当时经常去诚德里机关，由于上楼时必须经过王桃花家，所以一来二去，他就和王桃花认识了。当时潘汉年化名姓邵，因此王桃花也就跟着唤他“邵先生”。在潘汉年的记忆中，这个王桃花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有一次他冒雨去诚德里，由于未带雨伞，浑身淋得透湿，王桃花看到后，马上烧了一碗姜糖水送上楼来让他驱寒。
大约这年底，诚德里机关出事了。一天深夜，敌人突然包围了机关，敲门而进。去开门的正是楼下的王桃花，她虽然不清楚楼上那位先生的真实身份，但执拗地认为是一位好人，见来者不善，遂以一口江都家乡话高嗓大调与敌人周旋，想让单先生跳楼逃跑。单先生没有跳楼，但王桃花与敌人周旋的这点时间使他有机会销毁了一份名单和两份文件。单先生被捕后，由于没有证据，敌人无法对其处置，最后由潘汉年通过关系把他保释了出来。
潘汉年由此而想到，王桃花此举可算是掩护我革命志士，这个女子应该说是一个好人。她所反映的她哥哥被捕之事，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有必要查一查。如果确实属于错捕的，那就应该立即释放。
潘汉年于是提笔在王桃花的来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迅速调查此事，并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向他报告。
王家阿嫂已是“艳都会”妓女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潘汉年批示过的那封来信，非常重视，当即安排专人进行了调查。
1950年2月16日，也就是除夕那天的上午，一份报告送到了潘汉年的案头。王桃花，现住嵩山区润玉坊，系“艳都会”妓院的妓女，已经在那里待了5年。其兄王阿兴是“兴顺南货店”的店员，患有肺结核，也就是解放前被视为无药可治的“痨病”，因此，至今仍是单身一人，与其妹王桃花同住在润玉坊。王阿兴历史上没有参加过反动党团或者帮会组织的记录，也未查出曾经干过危害革命事业和人民安全的活动。但是，此人向来喜交朋友，解放前与三教九流都有往来，什么黄金荣、杜月笙的门人弟子，淞沪警备司令部军官，军统、中统之流都是他的朋友。据查，王阿兴很讲义气，为人豪爽，大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风范。正因为这样，所以上海解放伊始人民政府命令：解放前凡曾经是反动党团成员、特务分子、帮会众徒者应主动前往公安局登记。而在公安局内部掌握的名单上有“王阿兴”其名。当然他自认为问心无愧，没去公安局，后来还是公安局派员上门来问讯后方才弄清楚他确实不在登记对象范围内。不过，公安局始终对他不放心，还是把他作为需要加以注意的对象进行秘密监控。
“二·六轰炸”后，上海警方对社会各界成员中的监控对象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王阿兴自然也在其中。不过，像他这样历史上没有问题的角色不是重点对象，如果未发现有异样迹象的即算过关了。嵩山分局确实也是这样做了，但据居民委员会反映，王阿兴家最近出出进进的朋友很有几个，其中还有陌生面孔。公安局要查的就是这种“陌生面孔”，于是决定要跟王阿兴当面接触一下。
1950年2月9日上午，嵩山分局的两名警察来到了王家。王阿兴这天休息，正准备去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喝茶会朋友，民警的登门使他很不高兴，脸面上也显出一种不耐烦的神情。民警和王阿兴聊了几句家常话后，把话题扯上了本意，问道：“最近家里来过人吗？”
王阿兴一面看挂表，一面回答：“来过了。同志你们肯定也知道，我王某人交际广泛，好讲义气，平时家里一向是高朋满座的。”民警问：“这几天都来了些什么人？”“来了些什么人？这需要向你们报告吗？”王阿兴反问道。
“我们认为需要就需要嘛。”
王阿兴诘问：“我是什么人？是反革命分子还是反动帮会骨干？或者是贼骨头、强盗？我是老百姓！人民政府哪一律条规定老百姓家来了人要向巡捕房报告的？”他和当时一些老于世故的市民一样，还是习惯地把公安局称为“巡捕房”。
王阿兴的这个问题倒是提在点子上了，当时确实没有老百姓家里来了客人要向警方报告的规定。根据条律：居民家中来了客人需要过夜的，必须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一位民警问道：“王阿兴，你家里最近有客人住宿过夜的吗？你向派出所申报过临时户口没有？”王阿兴语塞。稍停，他说：“有过。我没有报过临时户口，不过有规定，事后也是可以补报的。我补报不就行了吗？”民警拿出了本子：“补报？也可以呀，你现在对我们报吧。”
王阿兴却说：“按照规定，申报临时户口是由派出所户籍警受理的，你们是分局的，也不是户籍警，我凭什么要向你们补报户口？”
“那你打算怎么样？”
“我去派出所补报！”
王阿兴说着，大步走了出去，直奔派出所。
反正要等王阿兴回来的，就坐一坐吧。处在这当儿，坐也坐不住，民警出于职业习惯，自然要看看屋里的情况，顺手翻翻东西。
不料，这一翻，竟翻出了一张香港的报纸——《民国大报》。这是一份由台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资、在香港出版的反共报纸，由于其反动性质，大陆是明令严禁带入的，怎么出现在王阿兴的家里？民警一看日期，是1950年2月1日的。这是否可以说明，在2月1日之后的几天内，曾有一名海外来客到过王家？当时的形势，凭这样一份报纸，就可以对王阿兴予以传讯。因此，民警当即决定对王阿兴传讯。
王阿兴从派出所返回，刚进家门就被传讯，当场带往分局。分局随即派员对王家进行搜查，但未搜得其他可疑物品。
王阿兴进了分局后，因为有那份《民国大报》为证，他只好承认2月3日晚上确有一位香港朋友来访。
那人名叫金舍余，取其姓名三字上半部分的笔划，别号“三人”，原是上海的一位生意人，解放前夕去了香港，这次是来上海和苏南地区看看有什么合适的货物贩到香港去的。至于其他，他一概不知。
这种回答，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于是王阿兴就被嵩山分局拘留了。由于“二·六轰炸“的调查是由上海市公安局统一掌握的，而王阿兴被认为具有重大嫌疑，于是次日即被押解市公安局关押审查。潘汉年当时看过这份报告后，亲自给上海市公安局打了一个电话，谈了两点意见：
1.加强对王阿兴的审讯，但要注意严格掌握政策，务求实效，促其交待真情；如王确属参与反革命活动，应依法处置。
2.如有可能，请了解王桃花沦为娼妓的原因及目前现状。
当天下午，市公安局向潘汉年汇报了对于王桃花情况的调查结果。
1942年，王桃花嫁给提篮桥诚德里一位姓郁的职员。其夫对王桃花不错，可惜身体不好，患有肺结核、心脏病、肾病，因此结婚后未能生儿育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郁某终因病重医治无效而殁。王桃花是位家庭妇女，在丈夫生病期间为生活和给丈夫治病，借了高利贷。丈夫死后，债主逼债甚剧，她是个性格刚烈之人，出于无奈，当了妓女。
王桃花在政治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潘汉年听了上述汇报后，不无感叹道：“旧社会害人啊，真正的逼良为娼！我们已经颁布了‘十四条’(指上海市公安局于1949年8月16日颁布的《关于管理妓院的暂行规定》)，但是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石家庄、吉林、北京、蚌埠已经宣布封闭全部妓院，上海不久也要这样做，要解救像王桃花那样的姐妹。”
潘汉年随即指示：市政府派工作人员去向王桃花当面说明处理信件的情况，立即去，不要拖过今天，因为拖过今天就是拖过“年”了。
仅仅过了五天，潘汉年再次收到了王桃花的一封信
上海市公安局承办王阿兴案件的部门，对于潘汉年的意见非常重视，当天晚上，是大年三十，承办员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决定去看守所讯问王阿兴。承办员考虑得很周到，在去看守所前，特意去找了王桃花，说要抓紧时间弄清王阿兴的问题，问王桃花有什么话要对哥哥说的，还可以带些东西给王阿兴。
这天下午，王桃花已经见到潘汉年派来的市政府工作人员，向她说明了处理来信的情况，非常感动，现在又有公安局民警登门，激动之下，连声说“谢谢”。王桃花托承办员给哥哥带了一封短信，要求哥哥如果真有问题，要如实向政府交待；如果确实没有问题，也应当配合政府把有关事情查清楚。她在信中还向哥哥说了她向潘市长写信的事，不无感慨地说：时隔多年，潘市长竟然还记得她，还亲自出面关心她所反映的情况，她将一辈子铭记在心头。另外，王桃花还请承办员给王阿兴带去她亲手制作的点心。
王阿兴绝对没有想到承办员大年三十晚上放弃团聚机会，赶到看守所来关心他的案子，等看到王桃花给他的信和点心后，一双眼睛湿润了：“民警同志，你们要知道什么，尽管问吧，我一定全部奉告，不留一丝一毫。”
承办员告诉王阿兴：要查明他的问题，关键在于找到那个别号“三人”的金舍余：如果此人是敌特，那就应当受到人民政府的制裁，这是不含糊的，这也是对包括他妹妹王桃花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负责的表现。
王阿兴听后，稍稍沉思了一下，说：“我明白了，我向政府提供金舍余的行踪，你们去找找看，如果找到，那当然最好。不过，我相信金舍余是好人，他不可能替台湾效命的。”
王阿兴接着告诉承办员，那天金舍余在他家过了一夜，次日清晨就离开了，说要赶火车去无锡，之后没有通过消息。
承办员问：“金舍余说过去无锡哪里吗？”王阿兴摇摇头，说：“他没有说，不过我估摸他去找他的一个姘头。”
“姘头？是怎么一回事？你说得详细点，越详细越好。”
王阿兴于是告诉承办员：金舍余解放前是上海一家洋行的买办，他是浙江宁波人，十多岁就由家里做主娶了一个当地地主家的小姐为妻。那小姐比他大7岁，又胖又黑，面目可憎，金舍余对其根本没有兴趣，一直把她扔在乡下老家不加理会。他自己在上海轧了两个姘头，其中一个是无锡人、姓袁、名银凤，原是在“大世界”唱锡剧的。上海解放前夕，那个袁银凤在金舍余去香港之前大约两个月因为受寒倒了嗓子，唱不成戏，已经返回无锡老家去了。此次金舍余到上海，曾经向王阿兴打听过是否知道袁银凤的消息。王阿兴说没有听说过，反正“大世界”那边是没见她重新出现过。金舍余说过一句：“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我要去无锡看看她，今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她哩！”次日早上他离开时，估计是已经决定了。
承办员接着又问了王阿兴与金舍余的关系以及此次与金舍余见面究竟是否有过什么触犯法律的行为，王阿兴答称确是朋友关系，这次见面对方也没有说到过什么反革命事情，双方只是聊了聊天。
如此这般聊天似的讯问了许久，结束时已是大年初一凌晨2时许，外面已经响过了第一轮爆竹。承办员回到公安局后，立刻向值班领导汇报了讯问情况，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即刻派员前往无锡缉拿金舍余。
1950年2月17日上午10时许，上海市公安局的三名侦查员赶到了无锡。由于王阿兴不清楚袁银凤的住址，只好请无锡市公安局帮忙了。无锡警方只用了10个小时就查明了袁银凤的住址，并且查知有一个外地男子来访，已经住了几天了。侦查员一问那个男子的模样，与王阿兴所说的金舍余无异，不禁大喜，于是马上去袁银凤家，当场拘捕了金舍余。
经审讯，金舍余作了如下供述：他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秘密特务了，按月领取特工津贴和活动经费。上海解放前夕，他根据上峰的命令与公司一起撤往香港，公开职业仍是买办，却还领着特工津贴。这次，上司指令其赴上海、苏南地区，刺探经济情报。至于“二·六轰炸，，他没有接受过任何与之相关的指令，也不清楚有这样一次轰炸。按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性质来说，这种情报不是中统局所负责的范围，而应当归“国防部保密局”也就是原先的军统局负责。
承办员当然也讯问了金舍余与王阿兴的关系。金舍余供称与王阿兴不过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王阿兴并非特务组织成员。
至此，这个案子应该说是查清楚了。承办员于是就写了结案报告，报告中认为王阿兴系无辜者，应当立即释放。报告交上去后，部门领导批准了，这样，王阿兴就于1950年2月25日正式被释放了。
潘汉年见事情已经妥善解决，也就不再过问，忙着处理其他公务了。
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五天，潘汉年再次收到了王桃花的一封信。这封信，竟是从看守所发出来的！
王桃花被捕了？！
潘汉年平反“妓女冤案”
东方明
1950年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为了查清一封“潘市长亲启”的来信所反映的问题，先后几次作出批示，并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催办，还直接向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华东局第一书记进言。
是否还记得那个“王家阿嫂”？
1950年2月6日中午刚过，两架国民党的轰炸机出现在东海上空，以低空飞行的方式掠过吴淞口的雷达网，来到位于上海杨树浦区的发电厂上空。敌机对发电厂进行了狂轰烂炸，当场炸死37名工人，并将发电厂的锅炉炸损，导致全市停电。这一严重事件，史称“二·六轰炸”。
轰炸发生后，副市长潘汉年和市长陈毅立刻驱车前往杨树浦发电厂进行现场视察。当天，陈毅市长下达了指示：两天之内修复被炸损的设备，恢复发电。潘汉年也下达了指示：公安机关即刻着手调查国民党潜伏敌特与“二·六轰炸”的关系，务必尽快将潜伏敌特缉拿归案。
这天晚上，潘汉年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回家时，在收发室傍晚送来的一叠邮件中，发现有一封写着“潘市长亲启“的挂号信，就对等在门口的警卫员摆了摆手：“我要再处理一件事情，你去下面坐着等吧。”
潘汉年重新回到办公室，把信放在面前的玻璃台板上。长期以来的特殊工作使他形成了特别细致缜密的习惯。据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潘汉年平时无论在何处，只要离开原先所待的位置，哪怕只有几秒钟，也能发现在他离开时原位置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包括一支铅笔、一张纸的移位，一扇窗户的开启尺度，一盏电灯的高低，无不在他的注意中。因此，当潘汉年处理这封来信前，他先拿过一把木尺，压在信封上来回移动了几次，看看没有什么异样，这才用剪刀剪开信封的一端。
潘汉年从信封里取出两张浅黄色的毛边纸，上面写着一行行笔流畅、笔划端正的毛笔字。潘汉年迅速过目了一遍，接着又慢慢地看了一遍，然后放下信纸，以手抚额，喃喃自语：“1942年……提篮桥诚德里……王家阿嫂……”
这封出自一位在邮局门口专门代人写信函的老先生之手的信，叙述了以下内容：写信人名叫王桃花(化名)，江苏江都县人，33岁，1942年她刚刚结婚做新娘子时，住在提篮桥区的一条叫诚德里的弄堂里。王桃花家的楼上，是一个姓单的单身男子租借的房间，这个银行职员有很多朋友，其中进出较多的一位是“邵先生”。解放后，王桃花从报纸上所刊登的照片中认出，这位“邵先生”就是现在担任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王桃花问：不知当年的“邵先生”、现在的潘市长是否还记得在提篮桥诚德里经常见面的那个“王家阿嫂”？
如果仅仅是这种叙旧性质，王桃花也不会写这封信了。她写这封信，是因为有一桩她个人的重要事情要向潘市长反映、求援：王桃花有一个哥哥，名叫王阿兴(化名)，35岁，是“兴顺南货店”的账房先生，已经在那家商店干了多年，解放前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或者帮会组织，解放后也一向遵守法纪。可是，“二·六轰炸”后，公安局在侦查潜伏敌特分子时，把王阿兴作为特务分子予以拘捕了。
潘汉年看过这封来信后，开始回忆信中所提到过的那位“王家阿嫂”。
潘汉年自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从事党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几分钟后，潘汉年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位身材窈窕、肤色白皙、有着一张好看的瓜子脸的青年女子。对了，她姓王，是提篮桥诚德里那条弄堂里的新媳妇，大家都唤她“王家阿嫂”。
当时，潘汉年受党中央之命，在上海、香港建立了情报系统，按照后来党内的习惯说法，叫“潘汉年系统”。“潘汉年系统“由潘汉年本人直接掌握，潘汉年以其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在上海设置了若干个机关和情报站、情报转换点。提篮桥诚德里的那个处所就是其中的一个机关，那个姓单的银行职员是潘汉年手下的一位地下党员。潘汉年当时经常去诚德里机关，由于上楼时必须经过王桃花家，所以一来二去，他就和王桃花认识了。当时潘汉年化名姓邵，因此王桃花也就跟着唤他“邵先生”。在潘汉年的记忆中，这个王桃花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有一次他冒雨去诚德里，由于未带雨伞，浑身淋得透湿，王桃花看到后，马上烧了一碗姜糖水送上楼来让他驱寒。
大约这年底，诚德里机关出事了。一天深夜，敌人突然包围了机关，敲门而进。去开门的正是楼下的王桃花，她虽然不清楚楼上那位先生的真实身份，但执拗地认为是一位好人，见来者不善，遂以一口江都家乡话高嗓大调与敌人周旋，想让单先生跳楼逃跑。单先生没有跳楼，但王桃花与敌人周旋的这点时间使他有机会销毁了一份名单和两份文件。单先生被捕后，由于没有证据，敌人无法对其处置，最后由潘汉年通过关系把他保释了出来。
潘汉年由此而想到，王桃花此举可算是掩护我革命志士，这个女子应该说是一个好人。她所反映的她哥哥被捕之事，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有必要查一查。如果确实属于错捕的，那就应该立即释放。
潘汉年于是提笔在王桃花的来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迅速调查此事，并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向他报告。
王家阿嫂已是“艳都会”妓女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潘汉年批示过的那封来信，非常重视，当即安排专人进行了调查。
1950年2月16日，也就是除夕那天的上午，一份报告送到了潘汉年的案头。王桃花，现住嵩山区润玉坊，系“艳都会”妓院的妓女，已经在那里待了5年。其兄王阿兴是“兴顺南货店”的店员，患有肺结核，也就是解放前被视为无药可治的“痨病”，因此，至今仍是单身一人，与其妹王桃花同住在润玉坊。王阿兴历史上没有参加过反动党团或者帮会组织的记录，也未查出曾经干过危害革命事业和人民安全的活动。但是，此人向来喜交朋友，解放前与三教九流都有往来，什么黄金荣、杜月笙的门人弟子，淞沪警备司令部军官，军统、中统之流都是他的朋友。据查，王阿兴很讲义气，为人豪爽，大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风范。正因为这样，所以上海解放伊始人民政府命令：解放前凡曾经是反动党团成员、特务分子、帮会众徒者应主动前往公安局登记。而在公安局内部掌握的名单上有“王阿兴”其名。当然他自认为问心无愧，没去公安局，后来还是公安局派员上门来问讯后方才弄清楚他确实不在登记对象范围内。不过，公安局始终对他不放心，还是把他作为需要加以注意的对象进行秘密监控。
“二·六轰炸”后，上海警方对社会各界成员中的监控对象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王阿兴自然也在其中。不过，像他这样历史上没有问题的角色不是重点对象，如果未发现有异样迹象的即算过关了。嵩山分局确实也是这样做了，但据居民委员会反映，王阿兴家最近出出进进的朋友很有几个，其中还有陌生面孔。公安局要查的就是这种“陌生面孔”，于是决定要跟王阿兴当面接触一下。
1950年2月9日上午，嵩山分局的两名警察来到了王家。王阿兴这天休息，正准备去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喝茶会朋友，民警的登门使他很不高兴，脸面上也显出一种不耐烦的神情。民警和王阿兴聊了几句家常话后，把话题扯上了本意，问道：“最近家里来过人吗？”
王阿兴一面看挂表，一面回答：“来过了。同志你们肯定也知道，我王某人交际广泛，好讲义气，平时家里一向是高朋满座的。”民警问：“这几天都来了些什么人？”“来了些什么人？这需要向你们报告吗？”王阿兴反问道。
“我们认为需要就需要嘛。”
王阿兴诘问：“我是什么人？是反革命分子还是反动帮会骨干？或者是贼骨头、强盗？我是老百姓！人民政府哪一律条规定老百姓家来了人要向巡捕房报告的？”他和当时一些老于世故的市民一样，还是习惯地把公安局称为“巡捕房”。
王阿兴的这个问题倒是提在点子上了，当时确实没有老百姓家里来了客人要向警方报告的规定。根据条律：居民家中来了客人需要过夜的，必须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一位民警问道：“王阿兴，你家里最近有客人住宿过夜的吗？你向派出所申报过临时户口没有？”王阿兴语塞。稍停，他说：“有过。我没有报过临时户口，不过有规定，事后也是可以补报的。我补报不就行了吗？”民警拿出了本子：“补报？也可以呀，你现在对我们报吧。”
王阿兴却说：“按照规定，申报临时户口是由派出所户籍警受理的，你们是分局的，也不是户籍警，我凭什么要向你们补报户口？”
“那你打算怎么样？”
“我去派出所补报！”
王阿兴说着，大步走了出去，直奔派出所。
反正要等王阿兴回来的，就坐一坐吧。处在这当儿，坐也坐不住，民警出于职业习惯，自然要看看屋里的情况，顺手翻翻东西。
不料，这一翻，竟翻出了一张香港的报纸——《民国大报》。这是一份由台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资、在香港出版的反共报纸，由于其反动性质，大陆是明令严禁带入的，怎么出现在王阿兴的家里？民警一看日期，是1950年2月1日的。这是否可以说明，在2月1日之后的几天内，曾有一名海外来客到过王家？当时的形势，凭这样一份报纸，就可以对王阿兴予以传讯。因此，民警当即决定对王阿兴传讯。
王阿兴从派出所返回，刚进家门就被传讯，当场带往分局。分局随即派员对王家进行搜查，但未搜得其他可疑物品。
王阿兴进了分局后，因为有那份《民国大报》为证，他只好承认2月3日晚上确有一位香港朋友来访。
那人名叫金舍余，取其姓名三字上半部分的笔划，别号“三人”，原是上海的一位生意人，解放前夕去了香港，这次是来上海和苏南地区看看有什么合适的货物贩到香港去的。至于其他，他一概不知。
这种回答，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于是王阿兴就被嵩山分局拘留了。由于“二·六轰炸“的调查是由上海市公安局统一掌握的，而王阿兴被认为具有重大嫌疑，于是次日即被押解市公安局关押审查。潘汉年当时看过这份报告后，亲自给上海市公安局打了一个电话，谈了两点意见：
1.加强对王阿兴的审讯，但要注意严格掌握政策，务求实效，促其交待真情；如王确属参与反革命活动，应依法处置。
2.如有可能，请了解王桃花沦为娼妓的原因及目前现状。
当天下午，市公安局向潘汉年汇报了对于王桃花情况的调查结果。
1942年，王桃花嫁给提篮桥诚德里一位姓郁的职员。其夫对王桃花不错，可惜身体不好，患有肺结核、心脏病、肾病，因此结婚后未能生儿育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郁某终因病重医治无效而殁。王桃花是位家庭妇女，在丈夫生病期间为生活和给丈夫治病，借了高利贷。丈夫死后，债主逼债甚剧，她是个性格刚烈之人，出于无奈，当了妓女。
王桃花在政治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潘汉年听了上述汇报后，不无感叹道：“旧社会害人啊，真正的逼良为娼！我们已经颁布了‘十四条’(指上海市公安局于1949年8月16日颁布的《关于管理妓院的暂行规定》)，但是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石家庄、吉林、北京、蚌埠已经宣布封闭全部妓院，上海不久也要这样做，要解救像王桃花那样的姐妹。”
潘汉年随即指示：市政府派工作人员去向王桃花当面说明处理信件的情况，立即去，不要拖过今天，因为拖过今天就是拖过“年”了。
仅仅过了五天，潘汉年再次收到了王桃花的一封信
上海市公安局承办王阿兴案件的部门，对于潘汉年的意见非常重视，当天晚上，是大年三十，承办员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决定去看守所讯问王阿兴。承办员考虑得很周到，在去看守所前，特意去找了王桃花，说要抓紧时间弄清王阿兴的问题，问王桃花有什么话要对哥哥说的，还可以带些东西给王阿兴。
这天下午，王桃花已经见到潘汉年派来的市政府工作人员，向她说明了处理来信的情况，非常感动，现在又有公安局民警登门，激动之下，连声说“谢谢”。王桃花托承办员给哥哥带了一封短信，要求哥哥如果真有问题，要如实向政府交待；如果确实没有问题，也应当配合政府把有关事情查清楚。她在信中还向哥哥说了她向潘市长写信的事，不无感慨地说：时隔多年，潘市长竟然还记得她，还亲自出面关心她所反映的情况，她将一辈子铭记在心头。另外，王桃花还请承办员给王阿兴带去她亲手制作的点心。
王阿兴绝对没有想到承办员大年三十晚上放弃团聚机会，赶到看守所来关心他的案子，等看到王桃花给他的信和点心后，一双眼睛湿润了：“民警同志，你们要知道什么，尽管问吧，我一定全部奉告，不留一丝一毫。”
承办员告诉王阿兴：要查明他的问题，关键在于找到那个别号“三人”的金舍余：如果此人是敌特，那就应当受到人民政府的制裁，这是不含糊的，这也是对包括他妹妹王桃花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负责的表现。
王阿兴听后，稍稍沉思了一下，说：“我明白了，我向政府提供金舍余的行踪，你们去找找看，如果找到，那当然最好。不过，我相信金舍余是好人，他不可能替台湾效命的。”
王阿兴接着告诉承办员，那天金舍余在他家过了一夜，次日清晨就离开了，说要赶火车去无锡，之后没有通过消息。
承办员问：“金舍余说过去无锡哪里吗？”王阿兴摇摇头，说：“他没有说，不过我估摸他去找他的一个姘头。”
“姘头？是怎么一回事？你说得详细点，越详细越好。”
王阿兴于是告诉承办员：金舍余解放前是上海一家洋行的买办，他是浙江宁波人，十多岁就由家里做主娶了一个当地地主家的小姐为妻。那小姐比他大7岁，又胖又黑，面目可憎，金舍余对其根本没有兴趣，一直把她扔在乡下老家不加理会。他自己在上海轧了两个姘头，其中一个是无锡人、姓袁、名银凤，原是在“大世界”唱锡剧的。上海解放前夕，那个袁银凤在金舍余去香港之前大约两个月因为受寒倒了嗓子，唱不成戏，已经返回无锡老家去了。此次金舍余到上海，曾经向王阿兴打听过是否知道袁银凤的消息。王阿兴说没有听说过，反正“大世界”那边是没见她重新出现过。金舍余说过一句：“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我要去无锡看看她，今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她哩！”次日早上他离开时，估计是已经决定了。
承办员接着又问了王阿兴与金舍余的关系以及此次与金舍余见面究竟是否有过什么触犯法律的行为，王阿兴答称确是朋友关系，这次见面对方也没有说到过什么反革命事情，双方只是聊了聊天。
如此这般聊天似的讯问了许久，结束时已是大年初一凌晨2时许，外面已经响过了第一轮爆竹。承办员回到公安局后，立刻向值班领导汇报了讯问情况，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即刻派员前往无锡缉拿金舍余。
1950年2月17日上午10时许，上海市公安局的三名侦查员赶到了无锡。由于王阿兴不清楚袁银凤的住址，只好请无锡市公安局帮忙了。无锡警方只用了10个小时就查明了袁银凤的住址，并且查知有一个外地男子来访，已经住了几天了。侦查员一问那个男子的模样，与王阿兴所说的金舍余无异，不禁大喜，于是马上去袁银凤家，当场拘捕了金舍余。
经审讯，金舍余作了如下供述：他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秘密特务了，按月领取特工津贴和活动经费。上海解放前夕，他根据上峰的命令与公司一起撤往香港，公开职业仍是买办，却还领着特工津贴。这次，上司指令其赴上海、苏南地区，刺探经济情报。至于“二·六轰炸，，他没有接受过任何与之相关的指令，也不清楚有这样一次轰炸。按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性质来说，这种情报不是中统局所负责的范围，而应当归“国防部保密局”也就是原先的军统局负责。
承办员当然也讯问了金舍余与王阿兴的关系。金舍余供称与王阿兴不过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王阿兴并非特务组织成员。
至此，这个案子应该说是查清楚了。承办员于是就写了结案报告，报告中认为王阿兴系无辜者，应当立即释放。报告交上去后，部门领导批准了，这样，王阿兴就于1950年2月25日正式被释放了。
潘汉年见事情已经妥善解决，也就不再过问，忙着处理其他公务了。
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五天，潘汉年再次收到了王桃花的一封信。这封信，竟是从看守所发出来的！
王桃花被捕了？！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第2期
潘汉年平反“妓女冤案”
东方明
1950年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潘汉年，为了查清一封“潘市长亲启”的来信所反映的问题，先后几次作出批示，并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催办，还直接向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华东局第一书记进言。
是否还记得那个“王家阿嫂”？
1950年2月6日中午刚过，两架国民党的轰炸机出现在东海上空，以低空飞行的方式掠过吴淞口的雷达网，来到位于上海杨树浦区的发电厂上空。敌机对发电厂进行了狂轰烂炸，当场炸死37名工人，并将发电厂的锅炉炸损，导致全市停电。这一严重事件，史称“二·六轰炸”。
轰炸发生后，副市长潘汉年和市长陈毅立刻驱车前往杨树浦发电厂进行现场视察。当天，陈毅市长下达了指示：两天之内修复被炸损的设备，恢复发电。潘汉年也下达了指示：公安机关即刻着手调查国民党潜伏敌特与“二·六轰炸”的关系，务必尽快将潜伏敌特缉拿归案。
这天晚上，潘汉年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回家时，在收发室傍晚送来的一叠邮件中，发现有一封写着“潘市长亲启“的挂号信，就对等在门口的警卫员摆了摆手：“我要再处理一件事情，你去下面坐着等吧。”
潘汉年重新回到办公室，把信放在面前的玻璃台板上。长期以来的特殊工作使他形成了特别细致缜密的习惯。据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潘汉年平时无论在何处，只要离开原先所待的位置，哪怕只有几秒钟，也能发现在他离开时原位置所发生的任何变化，包括一支铅笔、一张纸的移位，一扇窗户的开启尺度，一盏电灯的高低，无不在他的注意中。因此，当潘汉年处理这封来信前，他先拿过一把木尺，压在信封上来回移动了几次，看看没有什么异样，这才用剪刀剪开信封的一端。
潘汉年从信封里取出两张浅黄色的毛边纸，上面写着一行行笔流畅、笔划端正的毛笔字。潘汉年迅速过目了一遍，接着又慢慢地看了一遍，然后放下信纸，以手抚额，喃喃自语：“1942年……提篮桥诚德里……王家阿嫂……”
这封出自一位在邮局门口专门代人写信函的老先生之手的信，叙述了以下内容：写信人名叫王桃花(化名)，江苏江都县人，33岁，1942年她刚刚结婚做新娘子时，住在提篮桥区的一条叫诚德里的弄堂里。王桃花家的楼上，是一个姓单的单身男子租借的房间，这个银行职员有很多朋友，其中进出较多的一位是“邵先生”。解放后，王桃花从报纸上所刊登的照片中认出，这位“邵先生”就是现在担任上海副市长的潘汉年。王桃花问：不知当年的“邵先生”、现在的潘市长是否还记得在提篮桥诚德里经常见面的那个“王家阿嫂”？
如果仅仅是这种叙旧性质，王桃花也不会写这封信了。她写这封信，是因为有一桩她个人的重要事情要向潘市长反映、求援：王桃花有一个哥哥，名叫王阿兴(化名)，35岁，是“兴顺南货店”的账房先生，已经在那家商店干了多年，解放前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或者帮会组织，解放后也一向遵守法纪。可是，“二·六轰炸”后，公安局在侦查潜伏敌特分子时，把王阿兴作为特务分子予以拘捕了。
潘汉年看过这封来信后，开始回忆信中所提到过的那位“王家阿嫂”。
潘汉年自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从事党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几分钟后，潘汉年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位身材窈窕、肤色白皙、有着一张好看的瓜子脸的青年女子。对了，她姓王，是提篮桥诚德里那条弄堂里的新媳妇，大家都唤她“王家阿嫂”。
当时，潘汉年受党中央之命，在上海、香港建立了情报系统，按照后来党内的习惯说法，叫“潘汉年系统”。“潘汉年系统“由潘汉年本人直接掌握，潘汉年以其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在上海设置了若干个机关和情报站、情报转换点。提篮桥诚德里的那个处所就是其中的一个机关，那个姓单的银行职员是潘汉年手下的一位地下党员。潘汉年当时经常去诚德里机关，由于上楼时必须经过王桃花家，所以一来二去，他就和王桃花认识了。当时潘汉年化名姓邵，因此王桃花也就跟着唤他“邵先生”。在潘汉年的记忆中，这个王桃花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有一次他冒雨去诚德里，由于未带雨伞，浑身淋得透湿，王桃花看到后，马上烧了一碗姜糖水送上楼来让他驱寒。
大约这年底，诚德里机关出事了。一天深夜，敌人突然包围了机关，敲门而进。去开门的正是楼下的王桃花，她虽然不清楚楼上那位先生的真实身份，但执拗地认为是一位好人，见来者不善，遂以一口江都家乡话高嗓大调与敌人周旋，想让单先生跳楼逃跑。单先生没有跳楼，但王桃花与敌人周旋的这点时间使他有机会销毁了一份名单和两份文件。单先生被捕后，由于没有证据，敌人无法对其处置，最后由潘汉年通过关系把他保释了出来。
潘汉年由此而想到，王桃花此举可算是掩护我革命志士，这个女子应该说是一个好人。她所反映的她哥哥被捕之事，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来有必要查一查。如果确实属于错捕的，那就应该立即释放。
潘汉年于是提笔在王桃花的来信上作了批示，要求上海市公安局迅速调查此事，并将调查和处理结果向他报告。
王家阿嫂已是“艳都会”妓女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潘汉年批示过的那封来信，非常重视，当即安排专人进行了调查。
1950年2月16日，也就是除夕那天的上午，一份报告送到了潘汉年的案头。王桃花，现住嵩山区润玉坊，系“艳都会”妓院的妓女，已经在那里待了5年。其兄王阿兴是“兴顺南货店”的店员，患有肺结核，也就是解放前被视为无药可治的“痨病”，因此，至今仍是单身一人，与其妹王桃花同住在润玉坊。王阿兴历史上没有参加过反动党团或者帮会组织的记录，也未查出曾经干过危害革命事业和人民安全的活动。但是，此人向来喜交朋友，解放前与三教九流都有往来，什么黄金荣、杜月笙的门人弟子，淞沪警备司令部军官，军统、中统之流都是他的朋友。据查，王阿兴很讲义气，为人豪爽，大有“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风范。正因为这样，所以上海解放伊始人民政府命令：解放前凡曾经是反动党团成员、特务分子、帮会众徒者应主动前往公安局登记。而在公安局内部掌握的名单上有“王阿兴”其名。当然他自认为问心无愧，没去公安局，后来还是公安局派员上门来问讯后方才弄清楚他确实不在登记对象范围内。不过，公安局始终对他不放心，还是把他作为需要加以注意的对象进行秘密监控。
“二·六轰炸”后，上海警方对社会各界成员中的监控对象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王阿兴自然也在其中。不过，像他这样历史上没有问题的角色不是重点对象，如果未发现有异样迹象的即算过关了。嵩山分局确实也是这样做了，但据居民委员会反映，王阿兴家最近出出进进的朋友很有几个，其中还有陌生面孔。公安局要查的就是这种“陌生面孔”，于是决定要跟王阿兴当面接触一下。
1950年2月9日上午，嵩山分局的两名警察来到了王家。王阿兴这天休息，正准备去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喝茶会朋友，民警的登门使他很不高兴，脸面上也显出一种不耐烦的神情。民警和王阿兴聊了几句家常话后，把话题扯上了本意，问道：“最近家里来过人吗？”
王阿兴一面看挂表，一面回答：“来过了。同志你们肯定也知道，我王某人交际广泛，好讲义气，平时家里一向是高朋满座的。”民警问：“这几天都来了些什么人？”“来了些什么人？这需要向你们报告吗？”王阿兴反问道。
“我们认为需要就需要嘛。”
王阿兴诘问：“我是什么人？是反革命分子还是反动帮会骨干？或者是贼骨头、强盗？我是老百姓！人民政府哪一律条规定老百姓家来了人要向巡捕房报告的？”他和当时一些老于世故的市民一样，还是习惯地把公安局称为“巡捕房”。
王阿兴的这个问题倒是提在点子上了，当时确实没有老百姓家里来了客人要向警方报告的规定。根据条律：居民家中来了客人需要过夜的，必须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一位民警问道：“王阿兴，你家里最近有客人住宿过夜的吗？你向派出所申报过临时户口没有？”王阿兴语塞。稍停，他说：“有过。我没有报过临时户口，不过有规定，事后也是可以补报的。我补报不就行了吗？”民警拿出了本子：“补报？也可以呀，你现在对我们报吧。”
王阿兴却说：“按照规定，申报临时户口是由派出所户籍警受理的，你们是分局的，也不是户籍警，我凭什么要向你们补报户口？”
“那你打算怎么样？”
“我去派出所补报！”
王阿兴说着，大步走了出去，直奔派出所。
反正要等王阿兴回来的，就坐一坐吧。处在这当儿，坐也坐不住，民警出于职业习惯，自然要看看屋里的情况，顺手翻翻东西。
不料，这一翻，竟翻出了一张香港的报纸——《民国大报》。这是一份由台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资、在香港出版的反共报纸，由于其反动性质，大陆是明令严禁带入的，怎么出现在王阿兴的家里？民警一看日期，是1950年2月1日的。这是否可以说明，在2月1日之后的几天内，曾有一名海外来客到过王家？当时的形势，凭这样一份报纸，就可以对王阿兴予以传讯。因此，民警当即决定对王阿兴传讯。
王阿兴从派出所返回，刚进家门就被传讯，当场带往分局。分局随即派员对王家进行搜查，但未搜得其他可疑物品。
王阿兴进了分局后，因为有那份《民国大报》为证，他只好承认2月3日晚上确有一位香港朋友来访。
那人名叫金舍余，取其姓名三字上半部分的笔划，别号“三人”，原是上海的一位生意人，解放前夕去了香港，这次是来上海和苏南地区看看有什么合适的货物贩到香港去的。至于其他，他一概不知。
这种回答，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于是王阿兴就被嵩山分局拘留了。由于“二·六轰炸“的调查是由上海市公安局统一掌握的，而王阿兴被认为具有重大嫌疑，于是次日即被押解市公安局关押审查。潘汉年当时看过这份报告后，亲自给上海市公安局打了一个电话，谈了两点意见：
1.加强对王阿兴的审讯，但要注意严格掌握政策，务求实效，促其交待真情；如王确属参与反革命活动，应依法处置。
2.如有可能，请了解王桃花沦为娼妓的原因及目前现状。
当天下午，市公安局向潘汉年汇报了对于王桃花情况的调查结果。
1942年，王桃花嫁给提篮桥诚德里一位姓郁的职员。其夫对王桃花不错，可惜身体不好，患有肺结核、心脏病、肾病，因此结婚后未能生儿育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郁某终因病重医治无效而殁。王桃花是位家庭妇女，在丈夫生病期间为生活和给丈夫治病，借了高利贷。丈夫死后，债主逼债甚剧，她是个性格刚烈之人，出于无奈，当了妓女。
王桃花在政治上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潘汉年听了上述汇报后，不无感叹道：“旧社会害人啊，真正的逼良为娼！我们已经颁布了‘十四条’(指上海市公安局于1949年8月16日颁布的《关于管理妓院的暂行规定》)，但是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石家庄、吉林、北京、蚌埠已经宣布封闭全部妓院，上海不久也要这样做，要解救像王桃花那样的姐妹。”
潘汉年随即指示：市政府派工作人员去向王桃花当面说明处理信件的情况，立即去，不要拖过今天，因为拖过今天就是拖过“年”了。
仅仅过了五天，潘汉年再次收到了王桃花的一封信
上海市公安局承办王阿兴案件的部门，对于潘汉年的意见非常重视，当天晚上，是大年三十，承办员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决定去看守所讯问王阿兴。承办员考虑得很周到，在去看守所前，特意去找了王桃花，说要抓紧时间弄清王阿兴的问题，问王桃花有什么话要对哥哥说的，还可以带些东西给王阿兴。
这天下午，王桃花已经见到潘汉年派来的市政府工作人员，向她说明了处理来信的情况，非常感动，现在又有公安局民警登门，激动之下，连声说“谢谢”。王桃花托承办员给哥哥带了一封短信，要求哥哥如果真有问题，要如实向政府交待；如果确实没有问题，也应当配合政府把有关事情查清楚。她在信中还向哥哥说了她向潘市长写信的事，不无感慨地说：时隔多年，潘市长竟然还记得她，还亲自出面关心她所反映的情况，她将一辈子铭记在心头。另外，王桃花还请承办员给王阿兴带去她亲手制作的点心。
王阿兴绝对没有想到承办员大年三十晚上放弃团聚机会，赶到看守所来关心他的案子，等看到王桃花给他的信和点心后，一双眼睛湿润了：“民警同志，你们要知道什么，尽管问吧，我一定全部奉告，不留一丝一毫。”
承办员告诉王阿兴：要查明他的问题，关键在于找到那个别号“三人”的金舍余：如果此人是敌特，那就应当受到人民政府的制裁，这是不含糊的，这也是对包括他妹妹王桃花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负责的表现。
王阿兴听后，稍稍沉思了一下，说：“我明白了，我向政府提供金舍余的行踪，你们去找找看，如果找到，那当然最好。不过，我相信金舍余是好人，他不可能替台湾效命的。”
王阿兴接着告诉承办员，那天金舍余在他家过了一夜，次日清晨就离开了，说要赶火车去无锡，之后没有通过消息。
承办员问：“金舍余说过去无锡哪里吗？”王阿兴摇摇头，说：“他没有说，不过我估摸他去找他的一个姘头。”
“姘头？是怎么一回事？你说得详细点，越详细越好。”
王阿兴于是告诉承办员：金舍余解放前是上海一家洋行的买办，他是浙江宁波人，十多岁就由家里做主娶了一个当地地主家的小姐为妻。那小姐比他大7岁，又胖又黑，面目可憎，金舍余对其根本没有兴趣，一直把她扔在乡下老家不加理会。他自己在上海轧了两个姘头，其中一个是无锡人、姓袁、名银凤，原是在“大世界”唱锡剧的。上海解放前夕，那个袁银凤在金舍余去香港之前大约两个月因为受寒倒了嗓子，唱不成戏，已经返回无锡老家去了。此次金舍余到上海，曾经向王阿兴打听过是否知道袁银凤的消息。王阿兴说没有听说过，反正“大世界”那边是没见她重新出现过。金舍余说过一句：“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我要去无锡看看她，今后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她哩！”次日早上他离开时，估计是已经决定了。
承办员接着又问了王阿兴与金舍余的关系以及此次与金舍余见面究竟是否有过什么触犯法律的行为，王阿兴答称确是朋友关系，这次见面对方也没有说到过什么反革命事情，双方只是聊了聊天。
如此这般聊天似的讯问了许久，结束时已是大年初一凌晨2时许，外面已经响过了第一轮爆竹。承办员回到公安局后，立刻向值班领导汇报了讯问情况，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即刻派员前往无锡缉拿金舍余。
1950年2月17日上午10时许，上海市公安局的三名侦查员赶到了无锡。由于王阿兴不清楚袁银凤的住址，只好请无锡市公安局帮忙了。无锡警方只用了10个小时就查明了袁银凤的住址，并且查知有一个外地男子来访，已经住了几天了。侦查员一问那个男子的模样，与王阿兴所说的金舍余无异，不禁大喜，于是马上去袁银凤家，当场拘捕了金舍余。
经审讯，金舍余作了如下供述：他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秘密特务了，按月领取特工津贴和活动经费。上海解放前夕，他根据上峰的命令与公司一起撤往香港，公开职业仍是买办，却还领着特工津贴。这次，上司指令其赴上海、苏南地区，刺探经济情报。至于“二·六轰炸，，他没有接受过任何与之相关的指令，也不清楚有这样一次轰炸。按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性质来说，这种情报不是中统局所负责的范围，而应当归“国防部保密局”也就是原先的军统局负责。
承办员当然也讯问了金舍余与王阿兴的关系。金舍余供称与王阿兴不过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王阿兴并非特务组织成员。
至此，这个案子应该说是查清楚了。承办员于是就写了结案报告，报告中认为王阿兴系无辜者，应当立即释放。报告交上去后，部门领导批准了，这样，王阿兴就于1950年2月25日正式被释放了。
潘汉年见事情已经妥善解决，也就不再过问，忙着处理其他公务了。
万万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五天，潘汉年再次收到了王桃花的一封信。这封信，竟是从看守所发出来的！
王桃花被捕了？！
王桃花的被捕，是因为敌特的“亲笔供词”中提到她
王桃花的被捕，与金舍余在看守所所写的材料有关。
金舍余被捕后，由于已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其确实是台湾特务，因此次日就被上海市公安局宣布逮捕了。逮捕的当天，承办员去看守所，又讯问了一次，向其交代了共产党的政策，然后给了他纸笔，要他写一份“亲笔供词”。
金舍余用了一天时间完成了这份“亲笔供词”，交了上去。承办员一看，发现金舍余在这份材料中写到他去王阿兴家时，曾经向王阿兴打听过有关上海地区的经济情报，王阿兴在回答时，王桃花也在场，她也插嘴回答过一些问题。
承办员认为此事不可小觑，按照当时办案时的有些做法，像王阿兴兄妹的这种行为是要受到追究的，因为两人已在事实上向敌特提供了情报。承办员向领导报告后，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对王阿兴重新收监，同时应将王桃花也一并审查。
这样，1950年2月28日晚上，公安人员就去“艳都会”将王桃花抓了起来。
王桃花的哥哥王阿兴，因为释放后去了外地，当时没有找到他，等其返回上海后再拘捕。
王桃花绝对没有想到这件事竟会扯上她，抓她时她就大发雷霆，差点要跟执行任务的警察动起手来。一到看守所，她就大声喊冤，叫得整个看守所都听见了，看守所不得不把她暂时关押于监区外面的一间空房子里，为防止出事，还专门派了一位女警看着她。
王桃花叫喊了一会“冤枉”后，提出要见公安局的“领导”。这当然不大可能，王桃花于是就宣布绝食，声称非得与领导谈一谈之后方才进食。她果然一连三顿拒绝进食，期间承办员来看守所讯问她时，她也只字不应。
这样，看守所领导就让女警出面跟王桃花谈谈，做她的思想工作。女警跟王桃花谈了几个小时，双方总算达成“协议”：看守所将王桃花的要求负责向上级汇报，并且允许王桃花以书面形式写出自己的要求，所方负责转达；王桃花须端正态度，停止绝食，接受审查，如实讲清问题。
王桃花于是想到要给潘汉年写第二封信件。她一提出，所方有点为难，因为写给潘汉年的信件他们不一定转达得到。王桃花听了，说你们不必担心，只管往上转就是了，这已经不是第一封信了。如此这般一说，看守所这才知道王桃花前面还有过这样一段情况。于是，那名女警就给她代笔写了给潘汉年的第二封信。
由于当时王桃花还没有接受过讯问，因此对于自己为何被捕浑然不知，她在给潘汉年的第二封信中自然不谈原因，只是反映情况，反复写上“冤枉”两字，临末还咬破手指按下了一个血指印。
诚如王桃花所料，这封信果然未受任何阻拦，通行无阻地到了潘汉年的案头。潘汉年读了这封信，一时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想公安局既然逮人，那当然是有其原因的，于是就让人往公安局打电话问了问。得到回答后，潘汉年又在王桃花的那封来信上作了批示，让公安局同志核查情况，秉公处理。
王桃花这时已经停止绝食，也不再叫“冤枉”了，看守所对她解除了单独监禁。承办员听说王桃花的态度有了转变，就到看守所来讯问她。直到这时，王桃花才知道她是为何原因被弄进来审查的。她回忆后，说自己并未向金舍余提供过什么情报，因为那天金舍余在跟她哥哥谈话时，她在厨房烧菜，尽管去过客堂间，但没有跟两人搭过话。
承办员寻思这事确实倒只有金舍余一人的说法，看来还要向另一个在场的人即王桃花的哥哥王阿兴了解。现在王阿兴尚未到案，那就只好暂时等一等了。于是，承办员就把王桃花撇在一旁，不再过问，腾出时间专门审讯金舍余。
这样过了三天，王阿兴突然主动到公安局来了。原来，王阿兴这些日子去了苏州一个朋友处，顺便烧香拜佛要“去去晦气”。哪知返回上海后，听说妹妹给“巡捕房”捉去了，不禁大吃一惊，连行李也没放下，随即赶来公安局询问原因。这一来，正好自投罗网。
王阿兴对于自己的再次被捕倒并不特别激动，但他非常关心妹妹的被捕原因，反复向承办员询问。承办员当然不会告诉他，随即对他进行了审讯。这一讯问，使承办员感到有点意外：王阿兴说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人，一个姓席的隔壁邻居，而金舍余说是王桃花说过的那句话，就是此人说的。
王阿兴记得，当时金舍余和他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金舍余确实向他提出了一些关于上海解放后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他认为金舍余是生意人，关心经济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口无遮拦，晓得什么说什么。当时，王桃花在烧菜，没有参加谈话，只是在端菜上来时对客人说几句客气话。倒是隔壁邻居大嫂席富燕(化名)来坐一会儿时，跟金舍余对过几句话语。
承办员问：“两人说过些什么话你还记得吗？”
王阿兴想了想，说：“我记得当时金舍余问我造船厂有多少工人，又问该厂的范围现在有多大，就这两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席家嫂子说她清楚，因为她兄弟就在造船厂，她最近又去过那里，就说了。““另外还说过什么没有？”王阿兴又想了想，说：“金舍余接着又问造船厂生产些什么产品，席家嫂子说这可不知道。”
这样一番对答后，承办员心里有了底，因为王阿兴所说的这几句话语，正是金舍余的“亲笔供词”中说是王桃花说的。如此说来，王桃花看来确实是冤枉的。
承办员当即去向席富燕调查核实上述情况，席富燕承认那几句话确实出自她，当时王桃花不在场。承办员返回公安局后，向领导作了汇报。按照对待王桃花的路子，席富燕这样是应当拘留的。但是，公安局却没有这样决定。此话怎说？原来，席富燕是烈属，她的丈夫是地下党员，1948年秋天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了。这件事的处理方式是由派出所出面找席富燕谈话，予以教育，以后须引以为戒，不可再犯。
王桃花的问题清楚了，因为此事已经两次惊动了潘汉年，公安局有关部门因此立刻写了一份书面报告送往潘汉年办公室。
她去了一家纺织厂，后来择偶成立了家庭
潘汉年接到报告，知道王桃花确实属于冤枉，就让人向公安局转达了他的意见：立即释放王桃花，要当面向其道歉，哪里抓的在哪里放，挽回不良影响。
原以为此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公安局却没有把王桃花释放。原来，由于“二·六轰炸”惊动了北京高层，连毛泽东主席也几次询问侦查情况，周恩来曾亲自向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打电话了解侦查动态，上海市委和华东局上上下下都非常重视。上海市公安局每天将侦查动态写成简报呈送市委、华东局陈毅、饶漱石、潘汉年、曾山等领导。
金舍余一案的情况自然也上了简报，饶漱石看了该期简报后，作了一个批示，说尽管金舍余一案与“二·六轰炸”无关，但对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同样具有相当的潜在破坏性，因此应对“金舍余、王阿兴、王桃花采取严惩措施”。
王桃花的冤情刚刚洗涤清楚，饶漱石的批示就到了。以饶漱石当时的权势和作风，一时是无人敢出面向其说明王桃花冤情的。同时鉴于当时的形势，也不敢把王桃花冤情写入新一期的简报，以使饶漱石知晓。这样，潘汉年的指示一时就无法执行。
这一情况，潘汉年并不知晓。而公安局方面也不便单为此事向潘汉年报告。这样，潘汉年以为王桃花已经释放了，而王桃花则还在看守所呆着指望潘汉年为她做主。
幸亏这种状况没维持几天。1950年3月7日，潘汉年代表上海市委去市公安局慰问民警，碰上了一位熟识的同志。这位同志是潘汉年的老部下，以前是“潘汉年系统”的成员，解放后去了上海市公安局，系政保部门负责人之一。潘汉年跟他闲聊时，说到了王桃花冤案，说今后办案一定要注意“稳、准、狠”，特别要注意掌握政策。这位同志于是悄悄告诉潘汉年王桃花还未释放之事。
潘汉年听了一愣，马上问：“为什么？”对方略略说了说。潘汉年微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
当天，潘汉年下达了一条指示，让王桃花“交保释放”。可是，一时找不到保人，因为王桃花在上海没有亲戚，邻居则因为她是妓女而看不起她，自然无人肯出面签保。最后还是有关经办人员想了个办法，去找了“艳都会”的老板，让他出面担保，这才解决了问题。
但是，事情到此尚未结束，因为有饶漱石的那个批示在，对于王桃花的处理还留了一个尾巴。潘汉年决定找个机会跟饶漱石当面说明，别人不敢说，他潘汉年还是敢的。三天后，潘汉年去华东局开会时，特地提前赶到那里，向饶漱石说了王桃花一案的情况。饶漱石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甚至连那个案件也有点记不清了。不过这样也好，潘汉年心里有了底，于是随即让人割去了王桃花的那个“尾巴”。
王桃花释放后，仍在妓院。直到1951年11月23日上午，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会议作出决议：建议市人民政府取缔妓院，对于上海现存的妓女、暗娼进行收容安置。市政府当场表示接受该决议，并立即下令市公安局、民政局执行。
1951年11月25日下午7时，上海开始进行首次收容妓女的大行动，王桃花也在其中。被收容的妓女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技能学习后，都分配了工作。王桃花去了杨浦区的一家纺织厂，由于劳动积极，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后来择偶成立了家庭。
1973年，王桃花因病去世。
王桃花的被捕，与金舍余在看守所所写的材料有关。
金舍余被捕后，由于已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其确实是台湾特务，因此次日就被上海市公安局宣布逮捕了。逮捕的当天，承办员去看守所，又讯问了一次，向其交代了共产党的政策，然后给了他纸笔，要他写一份“亲笔供词”。
金舍余用了一天时间完成了这份“亲笔供词”，交了上去。承办员一看，发现金舍余在这份材料中写到他去王阿兴家时，曾经向王阿兴打听过有关上海地区的经济情报，王阿兴在回答时，王桃花也在场，她也插嘴回答过一些问题。
承办员认为此事不可小觑，按照当时办案时的有些做法，像王阿兴兄妹的这种行为是要受到追究的，因为两人已在事实上向敌特提供了情报。承办员向领导报告后，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对王阿兴重新收监，同时应将王桃花也一并审查。
这样，1950年2月28日晚上，公安人员就去“艳都会”将王桃花抓了起来。
王桃花的哥哥王阿兴，因为释放后去了外地，当时没有找到他，等其返回上海后再拘捕。
王桃花绝对没有想到这件事竟会扯上她，抓她时她就大发雷霆，差点要跟执行任务的警察动起手来。一到看守所，她就大声喊冤，叫得整个看守所都听见了，看守所不得不把她暂时关押于监区外面的一间空房子里，为防止出事，还专门派了一位女警看着她。
王桃花叫喊了一会“冤枉”后，提出要见公安局的“领导”。这当然不大可能，王桃花于是就宣布绝食，声称非得与领导谈一谈之后方才进食。她果然一连三顿拒绝进食，期间承办员来看守所讯问她时，她也只字不应。
这样，看守所领导就让女警出面跟王桃花谈谈，做她的思想工作。女警跟王桃花谈了几个小时，双方总算达成“协议”：看守所将王桃花的要求负责向上级汇报，并且允许王桃花以书面形式写出自己的要求，所方负责转达；王桃花须端正态度，停止绝食，接受审查，如实讲清问题。
王桃花于是想到要给潘汉年写第二封信件。她一提出，所方有点为难，因为写给潘汉年的信件他们不一定转达得到。王桃花听了，说你们不必担心，只管往上转就是了，这已经不是第一封信了。如此这般一说，看守所这才知道王桃花前面还有过这样一段情况。于是，那名女警就给她代笔写了给潘汉年的第二封信。
由于当时王桃花还没有接受过讯问，因此对于自己为何被捕浑然不知，她在给潘汉年的第二封信中自然不谈原因，只是反映情况，反复写上“冤枉”两字，临末还咬破手指按下了一个血指印。
诚如王桃花所料，这封信果然未受任何阻拦，通行无阻地到了潘汉年的案头。潘汉年读了这封信，一时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想公安局既然逮人，那当然是有其原因的，于是就让人往公安局打电话问了问。得到回答后，潘汉年又在王桃花的那封来信上作了批示，让公安局同志核查情况，秉公处理。
王桃花这时已经停止绝食，也不再叫“冤枉”了，看守所对她解除了单独监禁。承办员听说王桃花的态度有了转变，就到看守所来讯问她。直到这时，王桃花才知道她是为何原因被弄进来审查的。她回忆后，说自己并未向金舍余提供过什么情报，因为那天金舍余在跟她哥哥谈话时，她在厨房烧菜，尽管去过客堂间，但没有跟两人搭过话。
承办员寻思这事确实倒只有金舍余一人的说法，看来还要向另一个在场的人即王桃花的哥哥王阿兴了解。现在王阿兴尚未到案，那就只好暂时等一等了。于是，承办员就把王桃花撇在一旁，不再过问，腾出时间专门审讯金舍余。
这样过了三天，王阿兴突然主动到公安局来了。原来，王阿兴这些日子去了苏州一个朋友处，顺便烧香拜佛要“去去晦气”。哪知返回上海后，听说妹妹给“巡捕房”捉去了，不禁大吃一惊，连行李也没放下，随即赶来公安局询问原因。这一来，正好自投罗网。
王阿兴对于自己的再次被捕倒并不特别激动，但他非常关心妹妹的被捕原因，反复向承办员询问。承办员当然不会告诉他，随即对他进行了审讯。这一讯问，使承办员感到有点意外：王阿兴说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人，一个姓席的隔壁邻居，而金舍余说是王桃花说过的那句话，就是此人说的。
王阿兴记得，当时金舍余和他一边喝酒一边聊天，金舍余确实向他提出了一些关于上海解放后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他认为金舍余是生意人，关心经济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口无遮拦，晓得什么说什么。当时，王桃花在烧菜，没有参加谈话，只是在端菜上来时对客人说几句客气话。倒是隔壁邻居大嫂席富燕(化名)来坐一会儿时，跟金舍余对过几句话语。
承办员问：“两人说过些什么话你还记得吗？”
王阿兴想了想，说：“我记得当时金舍余问我造船厂有多少工人，又问该厂的范围现在有多大，就这两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席家嫂子说她清楚，因为她兄弟就在造船厂，她最近又去过那里，就说了。““另外还说过什么没有？”王阿兴又想了想，说：“金舍余接着又问造船厂生产些什么产品，席家嫂子说这可不知道。”
这样一番对答后，承办员心里有了底，因为王阿兴所说的这几句话语，正是金舍余的“亲笔供词”中说是王桃花说的。如此说来，王桃花看来确实是冤枉的。
承办员当即去向席富燕调查核实上述情况，席富燕承认那几句话确实出自她，当时王桃花不在场。承办员返回公安局后，向领导作了汇报。按照对待王桃花的路子，席富燕这样是应当拘留的。但是，公安局却没有这样决定。此话怎说？原来，席富燕是烈属，她的丈夫是地下党员，1948年秋天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了。这件事的处理方式是由派出所出面找席富燕谈话，予以教育，以后须引以为戒，不可再犯。
王桃花的问题清楚了，因为此事已经两次惊动了潘汉年，公安局有关部门因此立刻写了一份书面报告送往潘汉年办公室。
她去了一家纺织厂，后来择偶成立了家庭
潘汉年接到报告，知道王桃花确实属于冤枉，就让人向公安局转达了他的意见：立即释放王桃花，要当面向其道歉，哪里抓的在哪里放，挽回不良影响。
原以为此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公安局却没有把王桃花释放。原来，由于“二·六轰炸”惊动了北京高层，连毛泽东主席也几次询问侦查情况，周恩来曾亲自向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打电话了解侦查动态，上海市委和华东局上上下下都非常重视。上海市公安局每天将侦查动态写成简报呈送市委、华东局陈毅、饶漱石、潘汉年、曾山等领导。
金舍余一案的情况自然也上了简报，饶漱石看了该期简报后，作了一个批示，说尽管金舍余一案与“二·六轰炸”无关，但对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同样具有相当的潜在破坏性，因此应对“金舍余、王阿兴、王桃花采取严惩措施”。
王桃花的冤情刚刚洗涤清楚，饶漱石的批示就到了。以饶漱石当时的权势和作风，一时是无人敢出面向其说明王桃花冤情的。同时鉴于当时的形势，也不敢把王桃花冤情写入新一期的简报，以使饶漱石知晓。这样，潘汉年的指示一时就无法执行。
这一情况，潘汉年并不知晓。而公安局方面也不便单为此事向潘汉年报告。这样，潘汉年以为王桃花已经释放了，而王桃花则还在看守所呆着指望潘汉年为她做主。
幸亏这种状况没维持几天。1950年3月7日，潘汉年代表上海市委去市公安局慰问民警，碰上了一位熟识的同志。这位同志是潘汉年的老部下，以前是“潘汉年系统”的成员，解放后去了上海市公安局，系政保部门负责人之一。潘汉年跟他闲聊时，说到了王桃花冤案，说今后办案一定要注意“稳、准、狠”，特别要注意掌握政策。这位同志于是悄悄告诉潘汉年王桃花还未释放之事。
潘汉年听了一愣，马上问：“为什么？”对方略略说了说。潘汉年微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
当天，潘汉年下达了一条指示，让王桃花“交保释放”。可是，一时找不到保人，因为王桃花在上海没有亲戚，邻居则因为她是妓女而看不起她，自然无人肯出面签保。最后还是有关经办人员想了个办法，去找了“艳都会”的老板，让他出面担保，这才解决了问题。
但是，事情到此尚未结束，因为有饶漱石的那个批示在，对于王桃花的处理还留了一个尾巴。潘汉年决定找个机会跟饶漱石当面说明，别人不敢说，他潘汉年还是敢的。三天后，潘汉年去华东局开会时，特地提前赶到那里，向饶漱石说了王桃花一案的情况。饶漱石已经忘记了这件事，甚至连那个案件也有点记不清了。不过这样也好，潘汉年心里有了底，于是随即让人割去了王桃花的那个“尾巴”。
王桃花释放后，仍在妓院。直到1951年11月23日上午，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会议作出决议：建议市人民政府取缔妓院，对于上海现存的妓女、暗娼进行收容安置。市政府当场表示接受该决议，并立即下令市公安局、民政局执行。
1951年11月25日下午7时，上海开始进行首次收容妓女的大行动，王桃花也在其中。被收容的妓女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技能学习后，都分配了工作。王桃花去了杨浦区的一家纺织厂，由于劳动积极，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后来择偶成立了家庭。
1973年，王桃花因病去世。
小开这个人真是有点谜啊。
看过一些文章，说一个过去替小开做过外围地下工作的人，后来失去联系，解放后找到小开，小开对他居然翻脸无情；可看到这个故事，小开对一个连外围都算不上的普通妇女如此念旧，又不像是个绝情之人啊……
看过一些文章，说一个过去替小开做过外围地下工作的人，后来失去联系，解放后找到小开，小开对他居然翻脸无情；可看到这个故事，小开对一个连外围都算不上的普通妇女如此念旧，又不像是个绝情之人啊……
这个东方明的笔杆子真是吊爆,写什么都火
《贺兰山下的枪声》
一、血溅火车站
巍巍贺兰山，静静地横卧在夜幕之中。
1988年6月20日凌晨2时23分，由兰州开往呼和浩特的402次列车在沉沉的夜幕中驶进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塞北重镇石嘴山火车站。旅客们纷纷向站台涌去。此时一辆自行车悄然进入车站。“快，去买两张火车票”。骑车的高个子身着警眼，露着凶狠的目光，低沉地催促着坐在车后座的矮个子。然后高个子将自行车随手一扔，身背一个、手提两个塞得鼓鼓囊囊的旅行包匆匆闯过检票口，神色慌张地向车厢走去。
职业的敏感使值班铁路民警陈程、白淑英顿时警觉起来：此人高大的身材，却裹着短小的警服，且神色慌张地四下张望。两人联想到石嘴山市严重的社会治安形势，便会同另外3名干警果断地登上了那即将启动的列车。
“我们要检查，你俩一块下去!”民警白淑英命令道。
“耽误了我们的公务淮负责?我要找你们领导。”太高个歇斯底里地嚷嚷起来。
“出了问题我负责，你就下车吧!”另一民警不容置疑地喝道。
五位民警迅速地把这两个可疑人和他们的包裹拽下车。穿警服的高个骂骂咧咧。民警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陈程同两位民警把穿警服的高个带往值班室，令其出示证件：一进值班室，高个子把提包一丢，咬牙切齿地说：“好，我给你们证件，我让你们查!”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支“五四”式手枪，“呼呼”，甩手向身后的民警开了两枪。身后的民警机警地一闪，跳出门外。刚走到值班室门口的另一民警听到枪声，拔枪向室内还了3枪，高个子突然一脚将门踹上，民警陈程被关在屋里。面对突然袭击，陈程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飞身从背后扑过去抱住歹徒，双手死死抓住歹徒握枪的手。歹徒疯任地朝陈程的手臂、肩膀乱啃乱咬，又猛一扬枪，子弹擦着陈程的耳边呼啸而过，接着又用力弯腰，从胯下击穿了陈程的右大腿。陈程腿一软．又咬牙挺了起来，有力的双臂紧紧卡住了歹徒的脖子……歹徒被陈程紧紧地压在身下。
枪声在贺兰山谷发出沉闷的回响，在站台上急速地扩散着。随即赶来的民警几乎是同一瞬间持枪踹门而入，面对着持枪疯狂反扑的歹徒，民警们果断地扣响了扳机，子弹同时击穿了歹徒的头部、颈部、胸部，歹徒当场毙命。
慌乱中，矮个歹徒夺门而出，顺着铁路向乌海方向逃去，高个子歹徒的污血在值勤室里流淌着，民警们迅速搜查了歹徒的尸体，翻出了“宁复(夏)公安厅”、“宁夏(夏)安全检查局”的“李贵、王军到建设银行石嘴山区办事处进行安全检查、堵塞漏洞。的介绍信。打开3只提包一看，里面装满了成捆成捆的人民币及血衣、凶器。在场的民警随即判定，这可能是一起重大的抢劫、杀人案。此刻是凌晨2时50分。
二、天罗地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拂晓，一张巨大的搜捕网在宁夏和内蒙古两个自治区之间张开。
警车嘶鸣，公安干警、武警部队、铁路警察紧急出动，公路、铁路、渡口全部被封锁了。中午，内蒙古乌达公安分局的干警头顶炎炎烈日，驱车驶入了浩瀚的腾格里沙漠的边缘，设下了游动卡，密切地注视着戈壁滩上的“风吹草动”。下午5时，他们终于发现了一辆从石嘴山方向开来的东风牌货车，驾驶室里司机旁边坐着一个瘦长脸、短头发的小伙子，似有通报描述的逃犯的特征。民警们迅速将可疑分子扑倒，锃亮的手铐戴在可疑分子的手上，并从他身上搜出了和被击毙的高个子歹徒相同的证件。审讯中，刑警们发现了他衣服上虽经涂抹却仍依稀可见的血迹。面对铁的证据，歹徒难圆其说，终于虚汗直流，败下阵来。
此时，距犯罪分子逃跑整整15个小时。
三、金库血案
电波划破长空，一则短讯在国内外传播。
石嘴山市广播电台消息：6月19日深夜，两名身着警服的罪犯持枪闯入建设银行石嘴山区办事处，开枪打死了5名银行职工，抢走巨款174305．30元。这是一起建国以来宁夏罕见的持枪杀人、抢劫案……
制造这个罪恶的两名凶犯，就是被我公安干警击毙的武兰有和被生擒归案的闫军。
时针拨回到那个罪恶的时刻。
6月的煤城绚丽多姿，玉带似的黄河沿着巍巍贺兰山蜿蜒北去，二省交界的石嘴山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塞北高原上。6月19日，武兰有、闫军乘火车从内蒙古集宁市窜到石嘴山区。闫军装成一副斯文相，蹲在建设银行石嘴山办事处附近的书报摊上，窥视着办事处。老谋深算的武兰有则龟缩在一家小旅社里，反复盘算着5月份来踩点制定好的抢劫方案，逃跑的时间和路线，准备伺机作案。两个恶魔将罪恶的阴云笼罩在煤城的上空。
时针指向21时，武兰有、闫军来到办事处对面的朔方冷饮店。他们谈天说地、细品冷食，一副悠然自得的神色。22时30分左右，歹徒们开始了行动。他们迅速窜入办事处旁边的夹道里换了装束，武兰有一副民警打扮，闫军则身着警裤，扮成联防队员；武兰有把手枪装入躲兜，闫军将一根橇棍别在腰间，并把旅行包带好，窥视着办事处门前的动静，等待时机。23时刚过，一个骑自行车去办事的小伙子叫开办事处的大门，武兰有、闫军急速地跟了上去。
“干什么的?”开门的老值班员问道。
“我们是自治区公安厅检查安全的。”武兰有随手掏出一张介绍信递了过去。借着幽暗的灯光，值班员接过介绍信一看，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兹有李贵、王军二同志前往你处检查安全防范工作，以堵塞漏洞，请接洽。”上面盖着“宁夏区公安厅”和“宁夏区公安检查局。的大红印章，印章上的“夏”字明显错刻成“复”字，然而值班员并没有察觉，武、闫俩人得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们要检查金库的安全措施”武兰有迫不及待。“好。”老值班员一边应着，一边打开通往金库的数道铁门，把俩人领进了紧靠金库的值班室，并主动地介绍了金库的结构、布置及报警装置、值班情况、防范措施。“嗯”。武兰有和闫军煞有介事地点着头。随着老值班员又回到了大院。此时大院东南角一间单身宿舍里，灯火通明，嘈杂的麻将牌伴随着吆喝声传了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武兰有“威严”地喝道。“是4个值班的小青年，玩得正热闹呢，”值班员讨好地回答着，接着又主动汇报说：“今晚是我们保卫股长带班，孩子有病被叫回家去了。”
“好。”俩歹徒得意地点着头。
“你们可不能麻痹大意啊，麻将可不是……”闰军一边说着，一边装模作样的东瞧西看，分散着值班员的注意力，武兰有趁势悄悄转到老值班员的身后，突然掏出手枪，从背后开火，老值班员未喊一声，便倒在地上。闫军趁势掏出撬棍又向老人头部猛击数下。枪声惊动了玩兴正酣的4个年轻值班员，他们惊慌失措，纷纷从宿舍跑出来，想看个究竟。
“X他妈的!”武兰有恶狠狠地骂着。几发子弹雨点般地泼了过去，带着呼啸声，在坚固的水泥墙面上撞出一串串火星。涉世未深的青年值班员吓呆了，在武兰有的火力逼迫下纷纷缩回宿舍，他们一面大声呼救、一面死命地将门顶住，有的则拿起茶杯、暖瓶准备抵抗。武兰有几步跨了过去，隔着被顶住的屋门，一顿乱枪将两个顶门的青年打倒，又一脚将门踹开，一个点射将另一个值班员撂翻。凶神恶煞般的闫军随即跟了进来，抡起铁撬棍凶狠地向年轻人头上砸去，顿时屋内哭嚎声一片，鲜血溅满了雪白的墙壁，宿舍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武兰有为了“灭口”手起刀落，在死者的尸体上连戳几十刀。短短的几分钟内，这两个惨绝人寰的恶魔枪杀、棍击、刀戳，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全国罕见的抢劫银行杀人案。
望着地上的尸体，武兰有露出凶狠的冷笑，他得意地从老值班员身上翻出一串钥匙交给了闫军。闫军迅速戴上了白尼龙手套用钥匙开门，但没有打开，随即就用撬棍撬锁开门进入金库。两犯掐断了电话线、警报线，从金库存放的皮箱、铁卷柜内将成捆成捆的人民币、国库券塞进了旅行包。
20日凌晨l时40分，武兰有让闫军用水将凶器上的血迹冲洗掉，用扫帚将留下的脚印一一扫掉。然后，武兰有推出一辆自行车，闫军怀抱3个盛满巨款的旅行包溜出了大门。在浓浓夜色中，两个歹徒窜向了石嘴山市火车站。阴风凄凄、月色哀怨。建设银行石嘴山办事处那五具尸体，给贺兰山下的煤城投下了难以抹掉的阴影。
四、步入深渊
8月24日，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这起罕见的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庄严的审判庭里，来自宁夏以及全国的数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参加了这次举国瞩目的审判。审判台上，威严的法官宣读了大量证言证词，出示了一件件令死者亲属悲痛欲绝的血衣，当石嘴山市中级法院的法官出示了大同、陕西两地公安机关提供的弹痕、枪痕检验鉴定结论后，面对着如山的铁证，血债累累的闫军不得不交待了他和武兰有在陕西宝鸡市金台区李家崖信用社制造的另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
1987年3月下旬，劳教释放不久的闫军就拜在集宁市有名的流氓头子武兰有的名下，武兰有这个集宁有名的恶魔，打架斗殴、盗窃抢劫、调戏妇女，无恶不作。怀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武兰有阅读了大量介绍国外黑社会组织的书籍。为了他所谓罪恶的“事业”，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不成功，就成仁。干事业要象军人一样忠诚，要象政治家一样狡诈，要象商人一样精明。这个世界我谁都不信，只相信钱。”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大潮，武兰有和闫军也曾开过饭馆，搞过信息，可挥霍无度的生活时时刺激着他们进行更大的冒险，搞到枪就能搞到一切。1987年6月3日，武兰有伙同其他犯罪分子携带菜刀窜入大同市公安民警曹存柱的家，疯狂地向曹胸腹部连砍12刀，将其杀死后，抢走“五四”式手枪一支。他们便经常窜到集宁附近的卧龙山，在一个废弃的山洞里练枪法。
自此，两个恶魔的气焰更加嚣张。一次，武兰有在家当着3名执行公务的民警，狂妄地说：“警察都是他妈的孙子，收拾他们还不是一句话吗?”待3名警察走后，武兰有一手提着酒瓶，一手指着警察背影狂呼乱叫：“收拾他们还不是一句话，全国杀人报名我不是数一就是数二”。
1987年7月3日，武兰有、闫军从集宁窜到兰州后又窜到陕西省宝鸡金台区李家崖信用分社。这里地处偏僻，民俗纯朴。清晨，信用社刚刚开门营业，储户时断时续，武兰有、闫年俩人骑一辆自行车来到信用社的对面。8点40分左右，武、闫两人看到信用社内没有客户，便装作储户窜了进去。
“同志，给我存个钱!”武兰有将10元钱仍到营业台上。趁着一男一女营业员埋头填单、数钱的空隙，武兰有将手枪拔了出来。两个营业员惊恐地盯着枪管，武兰有手起枪响，6发子弹狂扫过去，两个营业员应声横卧在血泊里。
“快，关门闭窗。”武兰有催促着闫军，顺势窜入营业台里面，搜罗着信用社里的存款。闫军则快步窜了出去把信用社里的窗户拦板关上，把信用社门外放着的一块写有“有奖储蓄”的牌子抱了进来，又顺手把信用社的门倒插起来。武兰有持枪顺着门缝盯着门外，闫军慌忙将信用社的8497．96元钱塞进了自己的背心。信用社里的枪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几位没有上班的居民奔了过来。
“不好”。武兰有盯着门外，附耳对闫军说了几句，然后大摇大摆走出信用社，向围观的居民走去。
“我们是检查工作的，今天我们全天停业……”武兰有俨然一副上级领导的派头。他故意同围观群众拉起话，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闫军借机悄悄溜出信用社，把信用社的门从外锁上，造成停业的假象，然后把自行车推过来，俩人扬长而去。
五、正义的审判
1988年9月13日，恶贯满盈的杀人恶魔闫军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闫军伙同武兰有两次持枪抢劫银行巨额现金，杀死银行工作人员7人，打伤民警1人，情节极为恶劣，手段十分残忍、危害特别严重、已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依法呈报上级法院核准，判处被告人闫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抢劫犯武兰有在1988年6月20日拒捕中被我民警击毙，给他罪恶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巍巍贺兰山，回荡着正义的枪声。
一、血溅火车站
巍巍贺兰山，静静地横卧在夜幕之中。
1988年6月20日凌晨2时23分，由兰州开往呼和浩特的402次列车在沉沉的夜幕中驶进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塞北重镇石嘴山火车站。旅客们纷纷向站台涌去。此时一辆自行车悄然进入车站。“快，去买两张火车票”。骑车的高个子身着警眼，露着凶狠的目光，低沉地催促着坐在车后座的矮个子。然后高个子将自行车随手一扔，身背一个、手提两个塞得鼓鼓囊囊的旅行包匆匆闯过检票口，神色慌张地向车厢走去。
职业的敏感使值班铁路民警陈程、白淑英顿时警觉起来：此人高大的身材，却裹着短小的警服，且神色慌张地四下张望。两人联想到石嘴山市严重的社会治安形势，便会同另外3名干警果断地登上了那即将启动的列车。
“我们要检查，你俩一块下去!”民警白淑英命令道。
“耽误了我们的公务淮负责?我要找你们领导。”太高个歇斯底里地嚷嚷起来。
“出了问题我负责，你就下车吧!”另一民警不容置疑地喝道。
五位民警迅速地把这两个可疑人和他们的包裹拽下车。穿警服的高个骂骂咧咧。民警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陈程同两位民警把穿警服的高个带往值班室，令其出示证件：一进值班室，高个子把提包一丢，咬牙切齿地说：“好，我给你们证件，我让你们查!”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一支“五四”式手枪，“呼呼”，甩手向身后的民警开了两枪。身后的民警机警地一闪，跳出门外。刚走到值班室门口的另一民警听到枪声，拔枪向室内还了3枪，高个子突然一脚将门踹上，民警陈程被关在屋里。面对突然袭击，陈程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飞身从背后扑过去抱住歹徒，双手死死抓住歹徒握枪的手。歹徒疯任地朝陈程的手臂、肩膀乱啃乱咬，又猛一扬枪，子弹擦着陈程的耳边呼啸而过，接着又用力弯腰，从胯下击穿了陈程的右大腿。陈程腿一软．又咬牙挺了起来，有力的双臂紧紧卡住了歹徒的脖子……歹徒被陈程紧紧地压在身下。
枪声在贺兰山谷发出沉闷的回响，在站台上急速地扩散着。随即赶来的民警几乎是同一瞬间持枪踹门而入，面对着持枪疯狂反扑的歹徒，民警们果断地扣响了扳机，子弹同时击穿了歹徒的头部、颈部、胸部，歹徒当场毙命。
慌乱中，矮个歹徒夺门而出，顺着铁路向乌海方向逃去，高个子歹徒的污血在值勤室里流淌着，民警们迅速搜查了歹徒的尸体，翻出了“宁复(夏)公安厅”、“宁夏(夏)安全检查局”的“李贵、王军到建设银行石嘴山区办事处进行安全检查、堵塞漏洞。的介绍信。打开3只提包一看，里面装满了成捆成捆的人民币及血衣、凶器。在场的民警随即判定，这可能是一起重大的抢劫、杀人案。此刻是凌晨2时50分。
二、天罗地网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拂晓，一张巨大的搜捕网在宁夏和内蒙古两个自治区之间张开。
警车嘶鸣，公安干警、武警部队、铁路警察紧急出动，公路、铁路、渡口全部被封锁了。中午，内蒙古乌达公安分局的干警头顶炎炎烈日，驱车驶入了浩瀚的腾格里沙漠的边缘，设下了游动卡，密切地注视着戈壁滩上的“风吹草动”。下午5时，他们终于发现了一辆从石嘴山方向开来的东风牌货车，驾驶室里司机旁边坐着一个瘦长脸、短头发的小伙子，似有通报描述的逃犯的特征。民警们迅速将可疑分子扑倒，锃亮的手铐戴在可疑分子的手上，并从他身上搜出了和被击毙的高个子歹徒相同的证件。审讯中，刑警们发现了他衣服上虽经涂抹却仍依稀可见的血迹。面对铁的证据，歹徒难圆其说，终于虚汗直流，败下阵来。
此时，距犯罪分子逃跑整整15个小时。
三、金库血案
电波划破长空，一则短讯在国内外传播。
石嘴山市广播电台消息：6月19日深夜，两名身着警服的罪犯持枪闯入建设银行石嘴山区办事处，开枪打死了5名银行职工，抢走巨款174305．30元。这是一起建国以来宁夏罕见的持枪杀人、抢劫案……
制造这个罪恶的两名凶犯，就是被我公安干警击毙的武兰有和被生擒归案的闫军。
时针拨回到那个罪恶的时刻。
6月的煤城绚丽多姿，玉带似的黄河沿着巍巍贺兰山蜿蜒北去，二省交界的石嘴山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塞北高原上。6月19日，武兰有、闫军乘火车从内蒙古集宁市窜到石嘴山区。闫军装成一副斯文相，蹲在建设银行石嘴山办事处附近的书报摊上，窥视着办事处。老谋深算的武兰有则龟缩在一家小旅社里，反复盘算着5月份来踩点制定好的抢劫方案，逃跑的时间和路线，准备伺机作案。两个恶魔将罪恶的阴云笼罩在煤城的上空。
时针指向21时，武兰有、闫军来到办事处对面的朔方冷饮店。他们谈天说地、细品冷食，一副悠然自得的神色。22时30分左右，歹徒们开始了行动。他们迅速窜入办事处旁边的夹道里换了装束，武兰有一副民警打扮，闫军则身着警裤，扮成联防队员；武兰有把手枪装入躲兜，闫军将一根橇棍别在腰间，并把旅行包带好，窥视着办事处门前的动静，等待时机。23时刚过，一个骑自行车去办事的小伙子叫开办事处的大门，武兰有、闫军急速地跟了上去。
“干什么的?”开门的老值班员问道。
“我们是自治区公安厅检查安全的。”武兰有随手掏出一张介绍信递了过去。借着幽暗的灯光，值班员接过介绍信一看，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兹有李贵、王军二同志前往你处检查安全防范工作，以堵塞漏洞，请接洽。”上面盖着“宁夏区公安厅”和“宁夏区公安检查局。的大红印章，印章上的“夏”字明显错刻成“复”字，然而值班员并没有察觉，武、闫俩人得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我们要检查金库的安全措施”武兰有迫不及待。“好。”老值班员一边应着，一边打开通往金库的数道铁门，把俩人领进了紧靠金库的值班室，并主动地介绍了金库的结构、布置及报警装置、值班情况、防范措施。“嗯”。武兰有和闫军煞有介事地点着头。随着老值班员又回到了大院。此时大院东南角一间单身宿舍里，灯火通明，嘈杂的麻将牌伴随着吆喝声传了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武兰有“威严”地喝道。“是4个值班的小青年，玩得正热闹呢，”值班员讨好地回答着，接着又主动汇报说：“今晚是我们保卫股长带班，孩子有病被叫回家去了。”
“好。”俩歹徒得意地点着头。
“你们可不能麻痹大意啊，麻将可不是……”闰军一边说着，一边装模作样的东瞧西看，分散着值班员的注意力，武兰有趁势悄悄转到老值班员的身后，突然掏出手枪，从背后开火，老值班员未喊一声，便倒在地上。闫军趁势掏出撬棍又向老人头部猛击数下。枪声惊动了玩兴正酣的4个年轻值班员，他们惊慌失措，纷纷从宿舍跑出来，想看个究竟。
“X他妈的!”武兰有恶狠狠地骂着。几发子弹雨点般地泼了过去，带着呼啸声，在坚固的水泥墙面上撞出一串串火星。涉世未深的青年值班员吓呆了，在武兰有的火力逼迫下纷纷缩回宿舍，他们一面大声呼救、一面死命地将门顶住，有的则拿起茶杯、暖瓶准备抵抗。武兰有几步跨了过去，隔着被顶住的屋门，一顿乱枪将两个顶门的青年打倒，又一脚将门踹开，一个点射将另一个值班员撂翻。凶神恶煞般的闫军随即跟了进来，抡起铁撬棍凶狠地向年轻人头上砸去，顿时屋内哭嚎声一片，鲜血溅满了雪白的墙壁，宿舍里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武兰有为了“灭口”手起刀落，在死者的尸体上连戳几十刀。短短的几分钟内，这两个惨绝人寰的恶魔枪杀、棍击、刀戳，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全国罕见的抢劫银行杀人案。
望着地上的尸体，武兰有露出凶狠的冷笑，他得意地从老值班员身上翻出一串钥匙交给了闫军。闫军迅速戴上了白尼龙手套用钥匙开门，但没有打开，随即就用撬棍撬锁开门进入金库。两犯掐断了电话线、警报线，从金库存放的皮箱、铁卷柜内将成捆成捆的人民币、国库券塞进了旅行包。
20日凌晨l时40分，武兰有让闫军用水将凶器上的血迹冲洗掉，用扫帚将留下的脚印一一扫掉。然后，武兰有推出一辆自行车，闫军怀抱3个盛满巨款的旅行包溜出了大门。在浓浓夜色中，两个歹徒窜向了石嘴山市火车站。阴风凄凄、月色哀怨。建设银行石嘴山办事处那五具尸体，给贺兰山下的煤城投下了难以抹掉的阴影。
四、步入深渊
8月24日，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这起罕见的特大持枪抢劫、杀人案。庄严的审判庭里，来自宁夏以及全国的数十家新闻单位的记者都参加了这次举国瞩目的审判。审判台上，威严的法官宣读了大量证言证词，出示了一件件令死者亲属悲痛欲绝的血衣，当石嘴山市中级法院的法官出示了大同、陕西两地公安机关提供的弹痕、枪痕检验鉴定结论后，面对着如山的铁证，血债累累的闫军不得不交待了他和武兰有在陕西宝鸡市金台区李家崖信用社制造的另一起持枪抢劫、杀人案。
1987年3月下旬，劳教释放不久的闫军就拜在集宁市有名的流氓头子武兰有的名下，武兰有这个集宁有名的恶魔，打架斗殴、盗窃抢劫、调戏妇女，无恶不作。怀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武兰有阅读了大量介绍国外黑社会组织的书籍。为了他所谓罪恶的“事业”，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不成功，就成仁。干事业要象军人一样忠诚，要象政治家一样狡诈，要象商人一样精明。这个世界我谁都不信，只相信钱。”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大潮，武兰有和闫军也曾开过饭馆，搞过信息，可挥霍无度的生活时时刺激着他们进行更大的冒险，搞到枪就能搞到一切。1987年6月3日，武兰有伙同其他犯罪分子携带菜刀窜入大同市公安民警曹存柱的家，疯狂地向曹胸腹部连砍12刀，将其杀死后，抢走“五四”式手枪一支。他们便经常窜到集宁附近的卧龙山，在一个废弃的山洞里练枪法。
自此，两个恶魔的气焰更加嚣张。一次，武兰有在家当着3名执行公务的民警，狂妄地说：“警察都是他妈的孙子，收拾他们还不是一句话吗?”待3名警察走后，武兰有一手提着酒瓶，一手指着警察背影狂呼乱叫：“收拾他们还不是一句话，全国杀人报名我不是数一就是数二”。
1987年7月3日，武兰有、闫军从集宁窜到兰州后又窜到陕西省宝鸡金台区李家崖信用分社。这里地处偏僻，民俗纯朴。清晨，信用社刚刚开门营业，储户时断时续，武兰有、闫年俩人骑一辆自行车来到信用社的对面。8点40分左右，武、闫两人看到信用社内没有客户，便装作储户窜了进去。
“同志，给我存个钱!”武兰有将10元钱仍到营业台上。趁着一男一女营业员埋头填单、数钱的空隙，武兰有将手枪拔了出来。两个营业员惊恐地盯着枪管，武兰有手起枪响，6发子弹狂扫过去，两个营业员应声横卧在血泊里。
“快，关门闭窗。”武兰有催促着闫军，顺势窜入营业台里面，搜罗着信用社里的存款。闫军则快步窜了出去把信用社里的窗户拦板关上，把信用社门外放着的一块写有“有奖储蓄”的牌子抱了进来，又顺手把信用社的门倒插起来。武兰有持枪顺着门缝盯着门外，闫军慌忙将信用社的8497．96元钱塞进了自己的背心。信用社里的枪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几位没有上班的居民奔了过来。
“不好”。武兰有盯着门外，附耳对闫军说了几句，然后大摇大摆走出信用社，向围观的居民走去。
“我们是检查工作的，今天我们全天停业……”武兰有俨然一副上级领导的派头。他故意同围观群众拉起话，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闫军借机悄悄溜出信用社，把信用社的门从外锁上，造成停业的假象，然后把自行车推过来，俩人扬长而去。
五、正义的审判
1988年9月13日，恶贯满盈的杀人恶魔闫军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闫军伙同武兰有两次持枪抢劫银行巨额现金，杀死银行工作人员7人，打伤民警1人，情节极为恶劣，手段十分残忍、危害特别严重、已构成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依法呈报上级法院核准，判处被告人闫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抢劫犯武兰有在1988年6月20日拒捕中被我民警击毙，给他罪恶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巍巍贺兰山，回荡着正义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