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红色地下情报员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增刊第5期

红色地下情报员

穆玉敏


刘光人，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目前与他的发妻居住在京城北二环内的一所住宅里。他在北京解放前后从事了十二年地下工作，其中有初涉情报战线的稚嫩莽撞，有孤雁单飞的冷暖沧桑，更有虎穴历险的惊心动魄。


新来的剧社文化兵

　　刘光人出生在冀中蠡县大王村一个三代同堂的大户人家里。他是家里的长孙，自然备受爷爷的偏爱，爷爷希望他秉承传统，安心读书，以承家业。
　　刘光人听从祖训，读书非常刻苦，以至于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戴上了近视眼镜。他神情庄重，头总是昂着，下巴微微翘起，小小年纪已露出几分少年倜傥的风采。

　1932年8月27日，中共河北省委在刘光人的家乡蠡县发起暴动。一时间，革命风暴席卷高蠡大地。30日，地方苏维埃政府建立，同时整编队伍，正式成立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31日，红军游击队正在北辛庄举行会议，国民党驻安国白凤翔骑兵旅的一个骑兵连和地方武装突然包围了北辛庄。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大部分游击队员突围，有17人英勇战死，9人被捕。北辛庄战斗结束后，敌人即抽调兵力向北追捕突围人员，红军
　　游击队被迫解散，在反动当局的大搜捕和大屠杀中，游击队员前后共牺牲了47人。
　　五年后，日寇的铁蹄踏上了刘光人家乡的土地。村庄被炸，学校被毁。“高蠡暴动”的枪声又回响在刘光人的耳际，于是，19岁的他走出富裕的家庭，跟着当年“高蠡暴动”的共产党抗日救国。
　　接待刘光人的冀中解放区干部见他眉清目秀，文化程度较高，还戴着个近视眼镜，知道他是个文才，就对他说：“别上前线了，到新世纪剧社发挥你的作用吧！”
　　当年，冀中新世纪剧社聚集着梁斌、远千里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文人的青年才子。梁斌解放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红旗谱》。
　　刘光人到剧社的时候，社长梁斌正带领剧团四处演出宣传抗日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环境，年轻的刘光人像获得了新生一样兴奋异常，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学，力图把自己对祖国对家乡人民的热爱融入到创作中。193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了剧社的指导员、支部书记。在根据地报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并写了两部三幕话剧，由剧社排练后在根据地演出。
　　1939年，日寇不间断地“扫荡”抗日根据地，刘光人所在的剧社不得不随着冀中区领导机关转移到冀西山区。
　　由于剧社的同志被分散隐蔽在冀西山区，条件艰苦暂且不说，重要的是丧失了创作的生活源泉。于是，1942年年底，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决定让新世纪剧社的同志分批回到冀中体验生活，社长梁斌率先潜回冀中敌占区，为创作新剧本深入生活。此时的刘光人已经担任了剧社副社长职务，他原想在剧社发挥他的文化优势，不想，一个偶然的因素，使他从此走向了一条通往神圣目的地的秘密道路。这条路一走就是12年，他无法回头，也不能回头。


初涉情报战线

　　1943年初，在刘光人焦急地等待从冀西回冀中的命令时，冀中区社会部部长兼冀中公安局局长张国坚突然把他叫了去。原来，组织上了解到刘光人的姐姐在北平，决定派他潜入北平做情报工作。
　　当年，为了到敌占区后有落脚点，利于隐蔽和开展工作，组织上派遣的情报人员大都是在当地有投靠对象的。张国坚对刘光人说：“你在北平有亲戚，这是很好的工作条件，所以，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北平搞情报工作。”
　　“搞情报工作？”刘光人感到很意外。尽管当年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大都受过秘密工作的基本教育和训练，但是被派到敌占区搞情报的却很少。
　　“以前你是做群众宣传工作的，这次是秘密搞情报，很不一样啊！不能与地下党的其他同志有横向联系，是单线联系，记住，单线联系。这是一个很光荣的工作，也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张国坚严肃地说。
　　对于这个新的任务，刘光人心里没底，但是服从命令是天职，他庄严地接受了任务。
　　张国坚接着说：“今后，你要独立作战了。这可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啊！你既要大胆，又要心细，既要勇敢，又要谨慎，既要在便于接触敌人的阶层站住脚，又要在思想上保持住一名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到了北平，你也许一时找不到职业，但不要着急，要先通过亲戚朋友了解情况。”
　　“我懂！请党组织考验我！”一种庄严、神圣和大义凛然的感觉使刘光人心情激动。
　　“因为经费紧张，组织上就不给你解决路费和生活费了，就靠家里解决吧！还有，为了便于隐蔽，你可以参加反动组织。”张国坚最后说。
　　刘光人告别同志们，离开根据地，只身潜回被日寇占领的冀中，在那里设法找到了他的单线联系人王冀农。王冀农帮助他搞到了合法的良民证，然后，他就回家取盘缠。
　　爷爷见到毫发未损的长孙自然喜出望外，老人家并不过多地过问孙子在外的情况，刘光人不能说出自己去北平的真实目的，只能说自己想去北平找份工作。当时找工作就意味着为国民党政府服务。爷爷欲言又止，村里坚持抗日的一些伙伴们知道后都很气愤，有的干脆跑来指责他：
　　“抗日才是出路，你这是当逃兵！”
　　刘光人听后一愣。在这之前，他所能想到的是自己将踏上一条隐秘但却充满危险的道路，他必须承受的是，他也许会在某一天默默地死在一个角落而没有人发现，除了他的单线联系人，没人知道他的死因。如果他的单线联系人尚且活着并为他作证的话，他可能被追认为烈士；如果没人证明他的真实身份，他将背着一个恶名死无葬身之地。但此刻他明白了，做地下工作仅仅承受牺牲的风险和压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忍受来自于自己同志的误解。
　　1943年3月的一天深夜，刘光人乘坐的火车停在了北平前门火车站，他从怀里掏出化名刘泽民的良民证，递给在火车站盘查的伪警察。
　　冷雨纷纷，寒风凛凛，火车站外大街两旁的霓虹灯若明若暗，不时有日军和伪军的巡逻队伍恶狠狠地踏着路面走过。
　　按照事先安排，他顺利地住进了北平东煤厂二号齐振林老人家。齐振林既是他的蠡县老乡，又是北平颇有声望的开明人士，清末举人，曾任段祺瑞政府的陆军次长兼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北洋军阀时期结束后，他离开了军政界。日伪时期，北平伪政权多次请他出山，都被他拒绝了。表面上，齐家是官宦家庭，四子齐执度在伪治安军任上校作战科科长，长孙齐宝顺在北平警察局任督察。实际上，齐振林老人家与家乡蠡县解放区和根据地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齐家帮助了很多地下党员，而齐执度更是暗地里为中共工作，1946年不幸暴露身份，被蒋介石下令处死。
　　齐振林的长孙齐宝顺帮刘光人办理了北平居住证后，刘光人一边熟悉北平的情况，一边把搜集到的北平敌伪机关的机构和人员等情况秘密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
　　1943年10月，他通过层层关卡，把在北平搜集到的情报交回到冀中解放区后，得知在洛阳国民党军队任职的父亲希望他到洛阳谋职。组织上考虑洛阳也是国统区，也需要情报人员，于是，就指示刘光人暂不回北平，到洛阳投靠父亲，在父亲的帮助下混入敌伪机构，取得合法身份后再回北平活动。于是，他带上叔父卖地的钱，在秘密关系的介绍下，转道去了洛阳。
　　父亲给他搞了一张在沦陷区就学的假证明，然后把他送到国民党洛阳战地学生辅导处参加培训。刘光人原本打算培训结束后回北平谋职，不想却因洛阳失守而被迫去了西安。
　　到了西安，父亲希望他继续求学，并为他搞了一张北平高中毕业的证明信。但刘光人却另有打算，他决定做一名记者，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可以公开出入很多地方，接触各种层面的人物，便于搞情报。
　　为了打基础，他先到一个短期训练班学习速记，然后报考了一个新闻补习学校。战乱时期的许多学生无心学习，而刘光人却是有心人，所以成绩很好。还有一名与他同样用功的学生，叫林木楠，后更名为林军，两人成了朋友。
　　补习班结业时，校长通知刘光人和林木楠到他的办公室去。原来，校长观察这两个学生有培养前途，故而要推荐他们加入国民党组织。刘光人这才知道这个学校归国民党西安市党部调查统计处直管，调查统计处是国民党“中统”机构在西安的办事机构。
　　校长说：“经过考察，你们两个品德优良，符合选才条件，我愿意介绍你们加入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组织正中刘光人的下怀，有了这个保护色作掩护，他甚至可以放开手脚工作。林木楠也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后，校长又希望他和林木楠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如果愿意，马上就可以到中统机关参加情报资料整理工作，还可以领到一份不薄的薪金。
　　缺乏经验的刘光人拿不定主意。他想，张国坚告诉自己可以参加反动组织，但并未说可以参加特务组织。考虑再三，他决定暂不加入特务组织。林木楠因为在西安生活无着落，就决定加入特务组织，于是，他马上获得了生活来源。
　　不久，刘光人被《西北文化日报》录用了。《西北文化日报》是杨虎城将军办的报纸，最初是共产党员宋绮云任社长，“西安事变”后，宋绮云被捕并遭杀害，刘光人到报社时，报纸虽然被国民党政府收管，但是革命和民主的基础还是较好的。刘光人的工作是每天晚上八点至零点收听国外的话语新闻广播，记录整理后，交给夜班编辑，第二天一早作为该报特稿见报。因为人手紧缺，在取得报社信任后，刘光人便着手发展秘密组织。他先是把林木楠介绍过来，又推荐了一个叫张惠人的可靠关系来报社当校对。
　　在报社站住了脚，刘光人开始考虑如何开展工作。离开组织在外漂泊两年多了，其间，按照组织的要求，他只能往指定的联络点寄送报平安的信件，而组织是不给他回信的，也没有派人与他联络过，所以，遇事全要靠自己判断，他决定首先利用报社编辑和记者的便利条件，在报社间互相交换的各类报纸中发现敌情动态。其次是要团结进步青年，宣传革命。
　　毕竟是情报战线上的新兵，又缺乏有经验的人指点，刘光人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做起了革命宣传工作。他把林木楠和张惠人团结在自己身边后，报社又陆续来了两个女青年，刘光人把两个女青年也聚在自己身边，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传阅进步书籍，还把解放区流传的“白毛女”故事讲给他们听。甚至，他还自作主张，把重庆一家报纸上刊登的郭沫若的一篇持左派观点的文章摘登在《西安文化日报》副刊上，受到社长的严厉批评。此时的刘光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工作将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危险，更没意识到这是情报工作所忌讳的。幸好报社的政治环境还算开明，不然后果难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刘光人觉得回北平的机会到了，于是，他马上报考了胡宗南在西安城南办的“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战工班”，也就是为国统区训练工作人员，国民党把国统区称为“战地”。报考时，除了《西北文化日报》出具的证明外，刘光人还提前准备了一个“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假学历证明，凭此得到了“战工班”招生人员的青睐，他被录取了。
　　其实，“战工班”里后来出了不少中共特工，比如，“战工班”的教务主任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中共红色情报员陈忠经；“战工班”的指导员李年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调任东北任国民党东北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二组少校组长，因组织被破坏遭逮捕。
　　10月中旬，刘光人顺利地拿到了“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的结业证，他穿上国民党军服，被派往北平。临行前，已经离开军队到西安三原车站工作的父亲特意给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的齐科长写了一封信，要他关照自己的儿子。
　　由于铁路被破坏，刘光人一行先到了河南新乡，在等待平汉铁路通车时，又接到通知，经陇海线去北平。于是，他们又上了去开封的火车，然后到连云港，乘船到青岛，再到秦皇岛，到北平时，已经是1946年的1月份了。
　　父亲的信起了作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的齐科长马上举荐刘光人到位于保定城内的河北清苑县当县长助理。但是，刘光人并没去保定上任，而是辗转去了解放区张家口。离别解放区这个革命家庭已经两年了，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他要把在西安搜集到的情报，特别是在“战工班”接受训练时了解的情报向组织汇报，另外，他太需要组织上的指导和教育了。他用了整整七天的时间，把自己两年间的经历详细地追记了下来。
　　刘光人又见到了张国坚，此时的张国坚已经担任了中共张家口市公安局局长职务，他的话直率中肯：“你在西安站住了脚，搞到了情报，这是你的成绩，组织上对此很满意。但是，北平和西安相比，搞情报的难度要大得多，环境也危险得多，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张国坚话锋一转，“在西安的时候，你参加了国民党，接着可以参加特务组织嘛！那样，你就可以获得重要情报，为什么不参加呢？”
　　“当初你指示我可以参加反动组织，并没有提到可以参加特务组织。如果我不请示就参加了，回来怎么说得清呢？”刘光人嘟嚷着。
　　“我怎么可能预见你在敌后可能碰到的所有情况呢？你独自在外，凡事应该从自己的实际任务出发，而不应该首先考虑个人得失！我明确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参加特务组织，事后再汇报！”张国坚说。
　　“个人得失”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刘光人觉得有些委屈，自己的确是按照张国坚的指示去做的，参加国民党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了，还要加入特务组织，加入特务组织就意味着必须要做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情，自己怎么做得来？两年来，自己漂泊在陌生的地方，冀中平原那白茫茫的梨花，时常摇曳在他的梦里……他的眼睛潮湿了。可深入一想，自己没有断然参加特务组织的客观原因就是个人利益为先，回到队伍里虽然确实存在难以澄清的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失去了这个机会，的确失去了获得重要情报的可能。他惭愧地说：“我的确不成熟，能不能让我到‘华北联大’学习一年？”刘光人不想因自己的不成熟而影响工作。
　　“你还是回北平，继续在斗争中学习吧！谁也不是情报斗争的天才，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回北平争取进入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单位，最好还是当报社记者，清苑县当县长助理的差事要辞掉。我们党内可以做群众工作的人很多，但是做情报工作的人却很少，做情报工作需要一定的条件，具备这样条件的同志毕竟很少，你具备了这些条件，要好好利用啊！要广交朋友，表面上要学会有些‘朋友’的恶习，又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你的任务是，打进去，站住脚，长期隐蔽，尽量往上爬，尽快取得国民党政府的信任，搜集他们的核心情报！”张国坚坚定地说。
　　“你的关系属华北局社会部平西情报站，你获取的情报直接交给平西情报站，为防不测，没有紧急情况你不能与他们联系，你在北平必须独立作战！”张国坚最后说。
　　“是！”刘光人神情凝重。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4年增刊第5期

红色地下情报员

穆玉敏


刘光人，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目前与他的发妻居住在京城北二环内的一所住宅里。他在北京解放前后从事了十二年地下工作，其中有初涉情报战线的稚嫩莽撞，有孤雁单飞的冷暖沧桑，更有虎穴历险的惊心动魄。


新来的剧社文化兵

　　刘光人出生在冀中蠡县大王村一个三代同堂的大户人家里。他是家里的长孙，自然备受爷爷的偏爱，爷爷希望他秉承传统，安心读书，以承家业。
　　刘光人听从祖训，读书非常刻苦，以至于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戴上了近视眼镜。他神情庄重，头总是昂着，下巴微微翘起，小小年纪已露出几分少年倜傥的风采。

　1932年8月27日，中共河北省委在刘光人的家乡蠡县发起暴动。一时间，革命风暴席卷高蠡大地。30日，地方苏维埃政府建立，同时整编队伍，正式成立河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31日，红军游击队正在北辛庄举行会议，国民党驻安国白凤翔骑兵旅的一个骑兵连和地方武装突然包围了北辛庄。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大部分游击队员突围，有17人英勇战死，9人被捕。北辛庄战斗结束后，敌人即抽调兵力向北追捕突围人员，红军
　　游击队被迫解散，在反动当局的大搜捕和大屠杀中，游击队员前后共牺牲了47人。
　　五年后，日寇的铁蹄踏上了刘光人家乡的土地。村庄被炸，学校被毁。“高蠡暴动”的枪声又回响在刘光人的耳际，于是，19岁的他走出富裕的家庭，跟着当年“高蠡暴动”的共产党抗日救国。
　　接待刘光人的冀中解放区干部见他眉清目秀，文化程度较高，还戴着个近视眼镜，知道他是个文才，就对他说：“别上前线了，到新世纪剧社发挥你的作用吧！”
　　当年，冀中新世纪剧社聚集着梁斌、远千里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文人的青年才子。梁斌解放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红旗谱》。
　　刘光人到剧社的时候，社长梁斌正带领剧团四处演出宣传抗日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崭新环境，年轻的刘光人像获得了新生一样兴奋异常，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学，力图把自己对祖国对家乡人民的热爱融入到创作中。193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了剧社的指导员、支部书记。在根据地报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并写了两部三幕话剧，由剧社排练后在根据地演出。
　　1939年，日寇不间断地“扫荡”抗日根据地，刘光人所在的剧社不得不随着冀中区领导机关转移到冀西山区。
　　由于剧社的同志被分散隐蔽在冀西山区，条件艰苦暂且不说，重要的是丧失了创作的生活源泉。于是，1942年年底，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决定让新世纪剧社的同志分批回到冀中体验生活，社长梁斌率先潜回冀中敌占区，为创作新剧本深入生活。此时的刘光人已经担任了剧社副社长职务，他原想在剧社发挥他的文化优势，不想，一个偶然的因素，使他从此走向了一条通往神圣目的地的秘密道路。这条路一走就是12年，他无法回头，也不能回头。


初涉情报战线

　　1943年初，在刘光人焦急地等待从冀西回冀中的命令时，冀中区社会部部长兼冀中公安局局长张国坚突然把他叫了去。原来，组织上了解到刘光人的姐姐在北平，决定派他潜入北平做情报工作。
　　当年，为了到敌占区后有落脚点，利于隐蔽和开展工作，组织上派遣的情报人员大都是在当地有投靠对象的。张国坚对刘光人说：“你在北平有亲戚，这是很好的工作条件，所以，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北平搞情报工作。”
　　“搞情报工作？”刘光人感到很意外。尽管当年革命队伍里的同志大都受过秘密工作的基本教育和训练，但是被派到敌占区搞情报的却很少。
　　“以前你是做群众宣传工作的，这次是秘密搞情报，很不一样啊！不能与地下党的其他同志有横向联系，是单线联系，记住，单线联系。这是一个很光荣的工作，也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张国坚严肃地说。
　　对于这个新的任务，刘光人心里没底，但是服从命令是天职，他庄严地接受了任务。
　　张国坚接着说：“今后，你要独立作战了。这可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啊！你既要大胆，又要心细，既要勇敢，又要谨慎，既要在便于接触敌人的阶层站住脚，又要在思想上保持住一名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到了北平，你也许一时找不到职业，但不要着急，要先通过亲戚朋友了解情况。”
　　“我懂！请党组织考验我！”一种庄严、神圣和大义凛然的感觉使刘光人心情激动。
　　“因为经费紧张，组织上就不给你解决路费和生活费了，就靠家里解决吧！还有，为了便于隐蔽，你可以参加反动组织。”张国坚最后说。
　　刘光人告别同志们，离开根据地，只身潜回被日寇占领的冀中，在那里设法找到了他的单线联系人王冀农。王冀农帮助他搞到了合法的良民证，然后，他就回家取盘缠。
　　爷爷见到毫发未损的长孙自然喜出望外，老人家并不过多地过问孙子在外的情况，刘光人不能说出自己去北平的真实目的，只能说自己想去北平找份工作。当时找工作就意味着为国民党政府服务。爷爷欲言又止，村里坚持抗日的一些伙伴们知道后都很气愤，有的干脆跑来指责他：
　　“抗日才是出路，你这是当逃兵！”
　　刘光人听后一愣。在这之前，他所能想到的是自己将踏上一条隐秘但却充满危险的道路，他必须承受的是，他也许会在某一天默默地死在一个角落而没有人发现，除了他的单线联系人，没人知道他的死因。如果他的单线联系人尚且活着并为他作证的话，他可能被追认为烈士；如果没人证明他的真实身份，他将背着一个恶名死无葬身之地。但此刻他明白了，做地下工作仅仅承受牺牲的风险和压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忍受来自于自己同志的误解。
　　1943年3月的一天深夜，刘光人乘坐的火车停在了北平前门火车站，他从怀里掏出化名刘泽民的良民证，递给在火车站盘查的伪警察。
　　冷雨纷纷，寒风凛凛，火车站外大街两旁的霓虹灯若明若暗，不时有日军和伪军的巡逻队伍恶狠狠地踏着路面走过。
　　按照事先安排，他顺利地住进了北平东煤厂二号齐振林老人家。齐振林既是他的蠡县老乡，又是北平颇有声望的开明人士，清末举人，曾任段祺瑞政府的陆军次长兼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北洋军阀时期结束后，他离开了军政界。日伪时期，北平伪政权多次请他出山，都被他拒绝了。表面上，齐家是官宦家庭，四子齐执度在伪治安军任上校作战科科长，长孙齐宝顺在北平警察局任督察。实际上，齐振林老人家与家乡蠡县解放区和根据地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齐家帮助了很多地下党员，而齐执度更是暗地里为中共工作，1946年不幸暴露身份，被蒋介石下令处死。
　　齐振林的长孙齐宝顺帮刘光人办理了北平居住证后，刘光人一边熟悉北平的情况，一边把搜集到的北平敌伪机关的机构和人员等情况秘密写在一张张小纸条上。
　　1943年10月，他通过层层关卡，把在北平搜集到的情报交回到冀中解放区后，得知在洛阳国民党军队任职的父亲希望他到洛阳谋职。组织上考虑洛阳也是国统区，也需要情报人员，于是，就指示刘光人暂不回北平，到洛阳投靠父亲，在父亲的帮助下混入敌伪机构，取得合法身份后再回北平活动。于是，他带上叔父卖地的钱，在秘密关系的介绍下，转道去了洛阳。
　　父亲给他搞了一张在沦陷区就学的假证明，然后把他送到国民党洛阳战地学生辅导处参加培训。刘光人原本打算培训结束后回北平谋职，不想却因洛阳失守而被迫去了西安。
　　到了西安，父亲希望他继续求学，并为他搞了一张北平高中毕业的证明信。但刘光人却另有打算，他决定做一名记者，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可以公开出入很多地方，接触各种层面的人物，便于搞情报。
　　为了打基础，他先到一个短期训练班学习速记，然后报考了一个新闻补习学校。战乱时期的许多学生无心学习，而刘光人却是有心人，所以成绩很好。还有一名与他同样用功的学生，叫林木楠，后更名为林军，两人成了朋友。
　　补习班结业时，校长通知刘光人和林木楠到他的办公室去。原来，校长观察这两个学生有培养前途，故而要推荐他们加入国民党组织。刘光人这才知道这个学校归国民党西安市党部调查统计处直管，调查统计处是国民党“中统”机构在西安的办事机构。
　　校长说：“经过考察，你们两个品德优良，符合选才条件，我愿意介绍你们加入国民党。”
　　加入国民党组织正中刘光人的下怀，有了这个保护色作掩护，他甚至可以放开手脚工作。林木楠也表示愿意加入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后，校长又希望他和林木楠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如果愿意，马上就可以到中统机关参加情报资料整理工作，还可以领到一份不薄的薪金。
　　缺乏经验的刘光人拿不定主意。他想，张国坚告诉自己可以参加反动组织，但并未说可以参加特务组织。考虑再三，他决定暂不加入特务组织。林木楠因为在西安生活无着落，就决定加入特务组织，于是，他马上获得了生活来源。
　　不久，刘光人被《西北文化日报》录用了。《西北文化日报》是杨虎城将军办的报纸，最初是共产党员宋绮云任社长，“西安事变”后，宋绮云被捕并遭杀害，刘光人到报社时，报纸虽然被国民党政府收管，但是革命和民主的基础还是较好的。刘光人的工作是每天晚上八点至零点收听国外的话语新闻广播，记录整理后，交给夜班编辑，第二天一早作为该报特稿见报。因为人手紧缺，在取得报社信任后，刘光人便着手发展秘密组织。他先是把林木楠介绍过来，又推荐了一个叫张惠人的可靠关系来报社当校对。
　　在报社站住了脚，刘光人开始考虑如何开展工作。离开组织在外漂泊两年多了，其间，按照组织的要求，他只能往指定的联络点寄送报平安的信件，而组织是不给他回信的，也没有派人与他联络过，所以，遇事全要靠自己判断，他决定首先利用报社编辑和记者的便利条件，在报社间互相交换的各类报纸中发现敌情动态。其次是要团结进步青年，宣传革命。
　　毕竟是情报战线上的新兵，又缺乏有经验的人指点，刘光人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做起了革命宣传工作。他把林木楠和张惠人团结在自己身边后，报社又陆续来了两个女青年，刘光人把两个女青年也聚在自己身边，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传阅进步书籍，还把解放区流传的“白毛女”故事讲给他们听。甚至，他还自作主张，把重庆一家报纸上刊登的郭沫若的一篇持左派观点的文章摘登在《西安文化日报》副刊上，受到社长的严厉批评。此时的刘光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工作将会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危险，更没意识到这是情报工作所忌讳的。幸好报社的政治环境还算开明，不然后果难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刘光人觉得回北平的机会到了，于是，他马上报考了胡宗南在西安城南办的“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简称“战工班”，也就是为国统区训练工作人员，国民党把国统区称为“战地”。报考时，除了《西北文化日报》出具的证明外，刘光人还提前准备了一个“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假学历证明，凭此得到了“战工班”招生人员的青睐，他被录取了。
　　其实，“战工班”里后来出了不少中共特工，比如，“战工班”的教务主任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中共红色情报员陈忠经；“战工班”的指导员李年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调任东北任国民党东北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二组少校组长，因组织被破坏遭逮捕。
　　10月中旬，刘光人顺利地拿到了“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的结业证，他穿上国民党军服，被派往北平。临行前，已经离开军队到西安三原车站工作的父亲特意给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的齐科长写了一封信，要他关照自己的儿子。
　　由于铁路被破坏，刘光人一行先到了河南新乡，在等待平汉铁路通车时，又接到通知，经陇海线去北平。于是，他们又上了去开封的火车，然后到连云港，乘船到青岛，再到秦皇岛，到北平时，已经是1946年的1月份了。
　　父亲的信起了作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民政厅的齐科长马上举荐刘光人到位于保定城内的河北清苑县当县长助理。但是，刘光人并没去保定上任，而是辗转去了解放区张家口。离别解放区这个革命家庭已经两年了，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他要把在西安搜集到的情报，特别是在“战工班”接受训练时了解的情报向组织汇报，另外，他太需要组织上的指导和教育了。他用了整整七天的时间，把自己两年间的经历详细地追记了下来。
　　刘光人又见到了张国坚，此时的张国坚已经担任了中共张家口市公安局局长职务，他的话直率中肯：“你在西安站住了脚，搞到了情报，这是你的成绩，组织上对此很满意。但是，北平和西安相比，搞情报的难度要大得多，环境也危险得多，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张国坚话锋一转，“在西安的时候，你参加了国民党，接着可以参加特务组织嘛！那样，你就可以获得重要情报，为什么不参加呢？”
　　“当初你指示我可以参加反动组织，并没有提到可以参加特务组织。如果我不请示就参加了，回来怎么说得清呢？”刘光人嘟嚷着。
　　“我怎么可能预见你在敌后可能碰到的所有情况呢？你独自在外，凡事应该从自己的实际任务出发，而不应该首先考虑个人得失！我明确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参加特务组织，事后再汇报！”张国坚说。
　　“个人得失”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刘光人觉得有些委屈，自己的确是按照张国坚的指示去做的，参加国民党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了，还要加入特务组织，加入特务组织就意味着必须要做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情，自己怎么做得来？两年来，自己漂泊在陌生的地方，冀中平原那白茫茫的梨花，时常摇曳在他的梦里……他的眼睛潮湿了。可深入一想，自己没有断然参加特务组织的客观原因就是个人利益为先，回到队伍里虽然确实存在难以澄清的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失去了这个机会，的确失去了获得重要情报的可能。他惭愧地说：“我的确不成熟，能不能让我到‘华北联大’学习一年？”刘光人不想因自己的不成熟而影响工作。
　　“你还是回北平，继续在斗争中学习吧！谁也不是情报斗争的天才，你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回北平争取进入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单位，最好还是当报社记者，清苑县当县长助理的差事要辞掉。我们党内可以做群众工作的人很多，但是做情报工作的人却很少，做情报工作需要一定的条件，具备这样条件的同志毕竟很少，你具备了这些条件，要好好利用啊！要广交朋友，表面上要学会有些‘朋友’的恶习，又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你的任务是，打进去，站住脚，长期隐蔽，尽量往上爬，尽快取得国民党政府的信任，搜集他们的核心情报！”张国坚坚定地说。
　　“你的关系属华北局社会部平西情报站，你获取的情报直接交给平西情报站，为防不测，没有紧急情况你不能与他们联系，你在北平必须独立作战！”张国坚最后说。
　　“是！”刘光人神情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