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中国做对了什么？

      中国做对了什么？结论会相当多，这是几位美国精英关于中国的持续讨论系列中最新一篇。

      迈克尔·赵（Michael Zhao），美国华裔科学家：

      前不久我有一次中国之行，在见到中国科学院的大多数前同事时，对祖国的面貌我感到很乐观，很有希望。从科研方面，或对前沿科学的实质资金投入方面来说，中国的情况确实越来越好。
我得知，科学家的薪资在最近二十多年里呈指数增长，（科研）款项已经达到了可与西方国家匹敌的程度，现在中国有许多大型科研设施，它们是用来发现新粒子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或用来测试核聚变技术的可持续产生1亿度高温环境（的实验设备），一些中国科学家希望这将能最终解决人类的能源短缺问题。

      我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去了解这些百万美元级的项目最终是否将带来预想的结果或帮助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但是中国这一代科学家的乐观自信的心态与前一代截然不同，那时候，他们中大多数人骑着自行车去实验室，依靠微薄的薪水勉强度日，梦想有电脑和任何别的设备去帮他们做事，现在他们则向往更大的梦想——这些梦想我甚至没从美国和欧洲科学家那里听说过。

      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最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并不惊异于这个国家的科学家在配备有大量资产和手段的条件中工作，但是我也印象深刻的听说一些关于培养专家方面的争论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世界各地。有一段时间，许多中国人乐于单独挑出中国的问题。现在情况开始转变，当中国的科学家不可以与他们的美欧同行竞争时，他们中的一些通过多种途径进入非洲和拉美做研究，所以这些人许多说着流利的英语，不久他们将在世界舞台上有突出的表现。

      不只是在科学与自然这样的期刊上独立署上中文名的现象在增多--事实是中国政府已经真正有远见的在科技上作长期的慷慨投资，北京并不真的要求有一份季度收益报告，中国领导人似乎为了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把它作为一项长期推动力去发展，它会在将来的数十年里贯彻到国家利益中去。

     大体上，不是投入到那些昂贵的仪器中的每个美元都会产生魔力，但是中国现在处于奢侈得起的地位，至少在财力上，能够负担掘到金矿之前的犯的错。

     还有一件事是，每次我回去，我总是留意到无论我去到中国哪里，基础设施都建设得又快又好，我去过中国西南边陲与缅甸交界的西双版纳，她的机场是一个21世纪的奇迹，尽管与北京和上海的相比仍然小得多。再回到我生活的纽约，我把我每日通勤的年久失修的地铁站的照片贴到华人在线社交网站上时，写到我家最近的站点这两年都在修建中，有人开玩笑的回复说，有一个好主意是引入一些中国工人，明天就可以修好。

      这些见闻也许不能完全说明中国“做对了什么”，但我认为它对美国明白谁是他们未来的对手是重要的，中国人渴望获得成功并非常努力的做事，他们工作如此努力，以致每次我回去时，我都不得不在他们周末做完事情后才与他们会面。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

      迈克尔·赵给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政府和一个大型的中国机构正在从事于自然科学研究，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白痴般的自我破坏的美国人正在让它的科学机构陷入眼下混乱不堪的预算程序之中，“自动减支计划”等等。

      我打赌这个话题的其他参与者能想到别的特定领域，那些领域里，北美，欧洲，日本等的努力是不稳定的，出现了资金不足或处于试验性质，相比之下中国的同行们正冲到前面。过去几年我有密切注意中国和美国的基于企业的可持续能源和其它“清洁技术”的创新活动，美国这边的起点通常更高，并且有重大的技术突破和产品从美国公司和公共机构面世。对代表许多中国人的努力的“跃跃欲试--能让我们做这件事--明天会更好”的精神（甚至那些是不合适的或可能失败的），和许多西方机构中的大量的宿命论和工作年限态度，（两者间）仍然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结论。

      这是一个风格和态度的差别，不只是在投资方式或增长比例上的具体比较，这向我描绘了“中国做对了什么”，就如同一个最近身在中国的人一样，我可以给你一个列举了那个国家及其机构的一百个严重问题的清单，但迄今为止，我总能列出中国那些由个人或社会机构体现出来的抱负、理想和力量，我上周又到了北京，而且又被提醒中国目前面对的危机，我再次觉得中国处于一个全民性的运动和伟大抱负的感觉之中。这样评价一个国家可能是模糊的，但我认为它是不可忽视的，它是重要的，而且它部份的表明为什么说赌中国体制的应付挑战的能力是愚蠢的。

      奥维尔·斯科勒（Orville Schell），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

      读吉姆·法洛斯提供的“中国做对了什么？”时，我的反应是感到惊讶并使我回想起旧时的一个晚宴，那次有他和我——除了来自纽约人的埃文·奥斯洛斯，还有纽约时报的埃德·王，以及我们的妻子——所有的人正好几天前到了北京，那是在Capital M西餐厅，天气是温暖惬意的，春日的傍晚，暮霭四起，我们与中国合伙人坐在露台上（这个合伙人现在是中国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的一员），那时，落日被前门遮掩，夕阳铺满了天安门广场，从这个无疑享有特权的优越地点来看，这个城市井然有序，而且中国进步的奇迹令人震撼，这对我的妻子而言尤其真实，她是在北京长大的，而我呢——我第一次来这个首都是在1975年，那时毛仍然当政，文革仍在进行。我们一起用餐人的都不幸被那些宣传影响了，热衷于分享对中国吹毛求疵和冷嘲热讽的话题，但是，远望北京这魔幻般的夜色，我们自己突然反直觉地发现了对这个城市的怀旧之情，这对埃文·奥斯洛斯特别真实，他即将要在驻此多年之后离开中国，应詹姆斯·法洛斯之召前往华盛顿的一个新职位任职。

      当我们用餐时，我们发觉自己在讨论的是中国能作为一个多变的情人，她欲拒还迎，制造引力和斥力电场，令我们所有人振奋和眩晕，就好象一心想在一个不断旋转的房间里紧紧抓住一个固定的东西。鉴于此，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轻描淡写的认知差距中的研究课题。

      所以，固然中国有无数值得批评的事，甚至新闻记者们经常懂得的情形是揭露不是工作，吉姆.法洛斯关于中国政府的行动主义值得注意的好的方面的论述还是完全正确的。它恪守承诺坚决地处理某些问题，比如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教育事业，投资于科学研究，等等，也已经创造了一种精神——“（容许）声调和态度上的差异”，法洛斯说，那取代了一个限制的时代对于表达的禁锢气氛，传达出一个拼搏的社会在建设一个更繁荣和更强大的国家上的感受。它也提醒我们那些日益被灌输去相信政府是个问题而不是解决之道的美国人，政府实际上能扮演一个建设性角色。
在中国，人民深切的渴望看到他们的国家“复兴”——借用他们新任党总书记的用词。而且，这种渴望急切的想去补回失去的时间，为最终恢复中国的那一份伟大而向它添加燃料。

      法洛斯是正确的，我们每个人都过着记者笔下的生活，在世界争论中国对与错的声音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达到收支平衡，同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不断吹毛求疵的长长的问题清单是不公平的，错误的，残缺的或平直不开化的。而且，对于任何试图理解这个刺激性的国家的人，这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情况，为了弄明白，我们必须训练我们的头脑去同时接受两个相当矛盾并且平行的中国人世界：就它总是着眼于未来而言，一个是有活力的甚至进步的，另一个是倒退的，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并且机能失调的，总想回复到中国的传统和革命的往昔，一个依然追踪它的最近的化身的世界。重要的是总要记住，一个中国人的世界不会排斥其它的事物，相反，它们的共存揭示了整个中国不断的（现代化）实验在这个与众不同的社会具有严重分歧的本质，在一个半世纪期，试图改造它自身。

      所以，通过询问“中国做对了什么”去制作一份它的发展的“财务状况表”来对比过去并不是无意义的行为，它的发展是巨大的，与一个理想化的未来相比，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没人可假装另辟蹊径，在这点上，中国并非与众不同。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渴望成为什么？因为许多过去的宏伟蓝图都归于失败，想想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漫长而断续的梦想－－中国人几乎已经习惯于对所谓的“愿景”持固有的怀疑（“the vision thing愿景”一词是按老布什总统的说法）。因此，仍然没有一个清晰而连贯的发展模式供北京遵循，在多年前邓小平主政时，中国人必须mou zhe shi tou guo he摸着石头过河（译注：原文为汉语拼音加汉字）——“摸着石头过河”。

      他们仍然在这样做，这听起来象一个危险的方式。但是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兼评论家鲁迅先生，在1920年代他自己试图描绘一个方法使崩溃中的中国摆脱无望的状态——他写到：“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杰里米·高德科恩（Jeremy Goldkorn）英语博客Danwei.org的创办人、主编和出版人：

      我将以一个即席发挥的很个人化的清单回答这个问题，有人可能会说这些观点实际上并不好，或者说在这些事情上中国实际上做得不好，或者说结果将不会很好。关于中国的非常负面的事情之一是，如果你对一个看起来很美的故事观察得足够深入，你会发现一些错误的或腐败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份正面的清单，所以我将发表我的观点，并作为对反方论据的一个答辞。

      ·持续使成百上千万人摆脱贫困（那是一件大事）。
      ·努力工作的文化，节俭，勤奋，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发票（译注：Fapiao_原文为汉语拼音），一个政府发行的发票系统，这个天才的工作使大量或大或小的未受管控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得以兴盛并仍可以向国家贡献税收。
      ·投资于非洲，视发展中国家为潜在市场，而放弃那些没有希望的。
      ·梦想很大。
      ·基础设施。
      ·日益增多的对禽流感，地震等的专业性的应急系统。
      ·顺应互联网，基于互联网的资料库。
      ·无神论政府，政府对科学的广泛支持压过了迷信和宗教。
      ·电子商务：你能买任何东西，得到不可想象的服务，在大城市经常能当日送达。
      ·真实的家庭价值观：中国文化是支持家庭的，随便哪里你都能带着小孩，没人给你白眼，一脸哭相，等等。
      ·食物
      ·基本卫生保健体系（如果你来自富裕国家，你只能嘲笑这一点）
      ·政府高层对气候改变和环境问题的应对。
      ·政府主动支持新能源与可持续性。
      ·北京-天津防沙尘造林计划。
      ·没有酒类专卖法。
      ·解除银行开户和网上银行。
      ·对尼日利亚人和美国人（或在我的个案中，南非人）的签证政策是相同的。

    （观察者网校对）
     原帖地址：大西洋月刊：中国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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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做对了什么？结论会相当多，这是几位美国精英关于中国的持续讨论系列中最新一篇。

      迈克尔·赵（Michael Zhao），美国华裔科学家：

      前不久我有一次中国之行，在见到中国科学院的大多数前同事时，对祖国的面貌我感到很乐观，很有希望。从科研方面，或对前沿科学的实质资金投入方面来说，中国的情况确实越来越好。
我得知，科学家的薪资在最近二十多年里呈指数增长，（科研）款项已经达到了可与西方国家匹敌的程度，现在中国有许多大型科研设施，它们是用来发现新粒子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或用来测试核聚变技术的可持续产生1亿度高温环境（的实验设备），一些中国科学家希望这将能最终解决人类的能源短缺问题。

      我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去了解这些百万美元级的项目最终是否将带来预想的结果或帮助解决人类面临的挑战，但是中国这一代科学家的乐观自信的心态与前一代截然不同，那时候，他们中大多数人骑着自行车去实验室，依靠微薄的薪水勉强度日，梦想有电脑和任何别的设备去帮他们做事，现在他们则向往更大的梦想——这些梦想我甚至没从美国和欧洲科学家那里听说过。

      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最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我并不惊异于这个国家的科学家在配备有大量资产和手段的条件中工作，但是我也印象深刻的听说一些关于培养专家方面的争论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世界各地。有一段时间，许多中国人乐于单独挑出中国的问题。现在情况开始转变，当中国的科学家不可以与他们的美欧同行竞争时，他们中的一些通过多种途径进入非洲和拉美做研究，所以这些人许多说着流利的英语，不久他们将在世界舞台上有突出的表现。

      不只是在科学与自然这样的期刊上独立署上中文名的现象在增多--事实是中国政府已经真正有远见的在科技上作长期的慷慨投资，北京并不真的要求有一份季度收益报告，中国领导人似乎为了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把它作为一项长期推动力去发展，它会在将来的数十年里贯彻到国家利益中去。

     大体上，不是投入到那些昂贵的仪器中的每个美元都会产生魔力，但是中国现在处于奢侈得起的地位，至少在财力上，能够负担掘到金矿之前的犯的错。

     还有一件事是，每次我回去，我总是留意到无论我去到中国哪里，基础设施都建设得又快又好，我去过中国西南边陲与缅甸交界的西双版纳，她的机场是一个21世纪的奇迹，尽管与北京和上海的相比仍然小得多。再回到我生活的纽约，我把我每日通勤的年久失修的地铁站的照片贴到华人在线社交网站上时，写到我家最近的站点这两年都在修建中，有人开玩笑的回复说，有一个好主意是引入一些中国工人，明天就可以修好。

      这些见闻也许不能完全说明中国“做对了什么”，但我认为它对美国明白谁是他们未来的对手是重要的，中国人渴望获得成功并非常努力的做事，他们工作如此努力，以致每次我回去时，我都不得不在他们周末做完事情后才与他们会面。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

      迈克尔·赵给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政府和一个大型的中国机构正在从事于自然科学研究，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白痴般的自我破坏的美国人正在让它的科学机构陷入眼下混乱不堪的预算程序之中，“自动减支计划”等等。

      我打赌这个话题的其他参与者能想到别的特定领域，那些领域里，北美，欧洲，日本等的努力是不稳定的，出现了资金不足或处于试验性质，相比之下中国的同行们正冲到前面。过去几年我有密切注意中国和美国的基于企业的可持续能源和其它“清洁技术”的创新活动，美国这边的起点通常更高，并且有重大的技术突破和产品从美国公司和公共机构面世。对代表许多中国人的努力的“跃跃欲试--能让我们做这件事--明天会更好”的精神（甚至那些是不合适的或可能失败的），和许多西方机构中的大量的宿命论和工作年限态度，（两者间）仍然还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结论。

      这是一个风格和态度的差别，不只是在投资方式或增长比例上的具体比较，这向我描绘了“中国做对了什么”，就如同一个最近身在中国的人一样，我可以给你一个列举了那个国家及其机构的一百个严重问题的清单，但迄今为止，我总能列出中国那些由个人或社会机构体现出来的抱负、理想和力量，我上周又到了北京，而且又被提醒中国目前面对的危机，我再次觉得中国处于一个全民性的运动和伟大抱负的感觉之中。这样评价一个国家可能是模糊的，但我认为它是不可忽视的，它是重要的，而且它部份的表明为什么说赌中国体制的应付挑战的能力是愚蠢的。

      奥维尔·斯科勒（Orville Schell），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

      读吉姆·法洛斯提供的“中国做对了什么？”时，我的反应是感到惊讶并使我回想起旧时的一个晚宴，那次有他和我——除了来自纽约人的埃文·奥斯洛斯，还有纽约时报的埃德·王，以及我们的妻子——所有的人正好几天前到了北京，那是在Capital M西餐厅，天气是温暖惬意的，春日的傍晚，暮霭四起，我们与中国合伙人坐在露台上（这个合伙人现在是中国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的一员），那时，落日被前门遮掩，夕阳铺满了天安门广场，从这个无疑享有特权的优越地点来看，这个城市井然有序，而且中国进步的奇迹令人震撼，这对我的妻子而言尤其真实，她是在北京长大的，而我呢——我第一次来这个首都是在1975年，那时毛仍然当政，文革仍在进行。我们一起用餐人的都不幸被那些宣传影响了，热衷于分享对中国吹毛求疵和冷嘲热讽的话题，但是，远望北京这魔幻般的夜色，我们自己突然反直觉地发现了对这个城市的怀旧之情，这对埃文·奥斯洛斯特别真实，他即将要在驻此多年之后离开中国，应詹姆斯·法洛斯之召前往华盛顿的一个新职位任职。

      当我们用餐时，我们发觉自己在讨论的是中国能作为一个多变的情人，她欲拒还迎，制造引力和斥力电场，令我们所有人振奋和眩晕，就好象一心想在一个不断旋转的房间里紧紧抓住一个固定的东西。鉴于此，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了一个轻描淡写的认知差距中的研究课题。

      所以，固然中国有无数值得批评的事，甚至新闻记者们经常懂得的情形是揭露不是工作，吉姆.法洛斯关于中国政府的行动主义值得注意的好的方面的论述还是完全正确的。它恪守承诺坚决地处理某些问题，比如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教育事业，投资于科学研究，等等，也已经创造了一种精神——“（容许）声调和态度上的差异”，法洛斯说，那取代了一个限制的时代对于表达的禁锢气氛，传达出一个拼搏的社会在建设一个更繁荣和更强大的国家上的感受。它也提醒我们那些日益被灌输去相信政府是个问题而不是解决之道的美国人，政府实际上能扮演一个建设性角色。
在中国，人民深切的渴望看到他们的国家“复兴”——借用他们新任党总书记的用词。而且，这种渴望急切的想去补回失去的时间，为最终恢复中国的那一份伟大而向它添加燃料。

      法洛斯是正确的，我们每个人都过着记者笔下的生活，在世界争论中国对与错的声音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达到收支平衡，同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我们不断吹毛求疵的长长的问题清单是不公平的，错误的，残缺的或平直不开化的。而且，对于任何试图理解这个刺激性的国家的人，这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情况，为了弄明白，我们必须训练我们的头脑去同时接受两个相当矛盾并且平行的中国人世界：就它总是着眼于未来而言，一个是有活力的甚至进步的，另一个是倒退的，官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并且机能失调的，总想回复到中国的传统和革命的往昔，一个依然追踪它的最近的化身的世界。重要的是总要记住，一个中国人的世界不会排斥其它的事物，相反，它们的共存揭示了整个中国不断的（现代化）实验在这个与众不同的社会具有严重分歧的本质，在一个半世纪期，试图改造它自身。

      所以，通过询问“中国做对了什么”去制作一份它的发展的“财务状况表”来对比过去并不是无意义的行为，它的发展是巨大的，与一个理想化的未来相比，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没人可假装另辟蹊径，在这点上，中国并非与众不同。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渴望成为什么？因为许多过去的宏伟蓝图都归于失败，想想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漫长而断续的梦想－－中国人几乎已经习惯于对所谓的“愿景”持固有的怀疑（“the vision thing愿景”一词是按老布什总统的说法）。因此，仍然没有一个清晰而连贯的发展模式供北京遵循，在多年前邓小平主政时，中国人必须mou zhe shi tou guo he摸着石头过河（译注：原文为汉语拼音加汉字）——“摸着石头过河”。

      他们仍然在这样做，这听起来象一个危险的方式。但是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兼评论家鲁迅先生，在1920年代他自己试图描绘一个方法使崩溃中的中国摆脱无望的状态——他写到：“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杰里米·高德科恩（Jeremy Goldkorn）英语博客Danwei.org的创办人、主编和出版人：

      我将以一个即席发挥的很个人化的清单回答这个问题，有人可能会说这些观点实际上并不好，或者说在这些事情上中国实际上做得不好，或者说结果将不会很好。关于中国的非常负面的事情之一是，如果你对一个看起来很美的故事观察得足够深入，你会发现一些错误的或腐败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份正面的清单，所以我将发表我的观点，并作为对反方论据的一个答辞。

      ·持续使成百上千万人摆脱贫困（那是一件大事）。
      ·努力工作的文化，节俭，勤奋，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发票（译注：Fapiao_原文为汉语拼音），一个政府发行的发票系统，这个天才的工作使大量或大或小的未受管控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得以兴盛并仍可以向国家贡献税收。
      ·投资于非洲，视发展中国家为潜在市场，而放弃那些没有希望的。
      ·梦想很大。
      ·基础设施。
      ·日益增多的对禽流感，地震等的专业性的应急系统。
      ·顺应互联网，基于互联网的资料库。
      ·无神论政府，政府对科学的广泛支持压过了迷信和宗教。
      ·电子商务：你能买任何东西，得到不可想象的服务，在大城市经常能当日送达。
      ·真实的家庭价值观：中国文化是支持家庭的，随便哪里你都能带着小孩，没人给你白眼，一脸哭相，等等。
      ·食物
      ·基本卫生保健体系（如果你来自富裕国家，你只能嘲笑这一点）
      ·政府高层对气候改变和环境问题的应对。
      ·政府主动支持新能源与可持续性。
      ·北京-天津防沙尘造林计划。
      ·没有酒类专卖法。
      ·解除银行开户和网上银行。
      ·对尼日利亚人和美国人（或在我的个案中，南非人）的签证政策是相同的。

    （观察者网校对）
     原帖地址：大西洋月刊：中国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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