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 新加坡的語言政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9:25:31
仔细读完此文 相信对大家了解近来新加坡对华政策很有启发 原文很长请按下链接去看 这里只截选头尾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paper17.htm
一、新加坡的社會的特徵與流變
與台灣相似，新加坡是一個海島型的移民社會。移入台灣的閩粵先民是屬於對岸的漢族，是由中原移居中國東南沿海各省得鶴佬（河洛）與客家人，在輾轉渡過黑水溝來澎湖和來台灣定居的漢人，這點與新加坡稍有不同。原來稱為獅島的新加坡扼印度洋與太平洋咽喉的要衝，成為原住民馬來人以外的南印度人（稱為淡米爾族）和中國南方漢人覬覦的對象。加上19世紀初英國在侵併印度、緬甸和中南半島的南方，亦即馬來半島之後，企圖染指這個為馬來酋長所發現、所擁有的島嶼。
因之，同是移民社會、同是原住民不敵和降服外來的侵略者，台灣和新加坡都曾經被外國殖民過，台灣早期被西、葡、荷蘭、其後的滿清與日本殖民（在相當程度也被國民黨外來政府統治過），新加坡則被英國殖民140年左右，也曾淪陷於日軍統治之下，變成三年半的昭南（昭和南方之）島。
自1965年獨立建國迄今只有37年歷史的新加坡，可以說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綜觀新加坡的歷史背景，除了自1965年以的建國史外，事實上還可包括受到英國統治的140年歷史。
1819年1月28日，英國探險家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nford Raffles）登陸新加坡，正式揭開新加坡近代史的序幕。19世紀初，新加坡是由柔佛州的蘇丹胡先（Sultan Hussien Sayah of Johor）委託他的家臣天猛公阿布杜拉曼（Temenggong Abdur Rahman）所統治【1】。新加坡由於位於印度洋與太平洋之南中國海等兩大水域之間，地理位置適中且具戰略上的價值，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萊佛士前往闢建根據地。1819年2月6日，萊氏與柔佛蘇丹和天猛公簽訂協約，正式開始從事新加坡的開發計畫【2】：(1)制訂大規模的移民方案；(2)宣布新加坡為一自由貿易港；(3)從各地不同地方移民過來的種族社群，殖民政府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依其各自的族群習慣自行管理。
1826年，英國將檳榔嶼、馬六甲和新加坡合併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華人習慣將此三地統稱為「三州府」，1867年4月1日，三州府則改由倫敦殖民部管轄，直屬於英國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隨著19世紀中葉輪船的出現，以及1869年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的開通，新加坡成為溝通亞洲和歐洲的重要海港。
英國人佔領之初，該島僅有120名左右的馬來人和30名的華人。可是在長達140年的英國統治期內（1821-1942和1945-1959），由南中國閩粵地區湧入大批華人，以致1836年華人人口多達13700人，已超過該島原住民的馬來人數目（12500）。此外，由印尼群島遷入馬來人，由印度次大陸和錫蘭島也移入南印度人（淡米爾人）、巴基斯坦人、錫蘭人等。在1860年全島80800人中，華人高達49000人，約佔61%。星島移民的時代高峰分別為1867年與1914年，都是由於開發急需外來的勞工，俾在錫礦和橡膠園工作，當時殖民政府允許華工和印工大量的湧入。
由於英國殖民官員和商人向海外拓殖的目標在奪取土地與擴大市場，而競相渡洋越海的華人和印度人則在逃避本國的天災人禍，希望外海外另創天地，其結果造成不同人種和族群在獅島的意外相會，這也導致扼馬六甲星州海峽咽喉的新加坡短期間成為東西文明與南北商賈薈萃的商埠。工商業的迅速發達造成各行各業的蓬勃成長，而且各族也傾向於分工與專業。譬如英國人、歐陸人和福建人控制對外商貿、英國人與印度人專擅公共行政、廣東人與客家人專門搞房地產和建築業、海南人善於食物零售、開設咖啡店等。
華族算是新加坡最大的種族，來自中國各個不同區域，因之又可分為福建人、潮洲人、廣東人、海南人、客家人、及大陸其餘各省的移民。同樣是馬來人也分為馬來人、爪哇人、玻雅尼人（Boyanese）。印度人則分為印度淡米爾人、馬來亞力人（Malayalee）、旁遮普人和錫蘭人。在新加坡官方統計表「其他」欄下的族群，包括歐洲人、歐亞混血兒（又稱為高加索人、或稱為歐美人）。星州的福建人稱他們為「紅毛」、「白皮」等。顯然新加坡人種繁多、族群互異，依其人口多寡可分類為四種：即華人、馬來（巫）人、印度人和高加索白種人。在1836年左右前三種人的數目為華人46%、馬來人42%、印度人10%。到了1921年新加坡全島人口多達418000人，三族的比例為75.3%、12.8%、7.7%。當1931年新加坡人口已達50萬人時，英殖民地當局下令禁止移民活動【3】。於是在1940年以後，新加坡幾乎已經停止接受外地大規模移民的遷居。
九、結論與析評
如前所述，新加坡使用了多元語言的模型。對於這個模型實施了四、五十年之後，加以檢討其得失，就會發現問題的複雜。就其總體而言，無論是雙語教育，還是講華語運動，多元語言教育在促成新加坡為一個新興國家的意識抬升方面，大體上而言還算成功。這是由於新加坡乃為一個人口集中、政府強勢而有效率的島國，新加坡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語言政策、是種族政策、是教育政策，很少受到弱勢的反對黨之挑剔、反彈，更不會受到少數民族之疑懼、不悅。因之，語言與教育政策一旦制定，便要求徹底落實。
可是在成功的另一方面卻也暴露多元語言的模式之缺陷。
首先，這一模型系建立在四種官方語言完全平等的道義基礎之上。但鑒於英語一枝獨秀，而馬來語只保留了名義上（憲法上規定）國語的地位，加上淡米爾語的用途又因為印度族人口比例的微小，未見擴大，反而遞減【15】，結果顯示四種語言在實質上的不平等。
其次，除了英語之外，其他三種語言 ---- 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 --- 的並存，指明三個語言及群體的同時並存。語言的分別與隔離，反而造成種族和文化的分開。提倡多元語言政策，無意間也強調新加坡四個族群的存在與差異，而難以消弭種族或族群的壁壘分明，對於四個族群彼此的通婚、融合幫助不大。
第三，事實上在新加坡只識英語而不懂華語的統治精英，亦即接受英文教育的華人領袖，在自治與建國的這五十多年間，曾經有過重大的貢獻，他們當中如吳慶瑞、杜進才、陳慶炎等雖不懂華語，但至少尚通南中國的某一方言，而能夠與百姓溝通。，李光耀、李顯龍父子和吳作棟則認真學習華語，與華校出身的王鼎昌（已逝世）、楊榮文都能夠使用華語演講。但基本上，新加的精英仍以只懂英語者位居要職，英語教育與華語教育的界線仍極分明。雖政府努力倡導第二語文的華語，但一般英語家庭出身的華僑學童仍視華文的學習為畏途。況且要找到適當易學的第二語言之華語教本，在新加坡是困難重重。
第四，新加坡多元語文教育的實施目的，在企圖利用英語吸收西洋的科技與企管知識。利用第二語文的母語灌輸下一代東方的文化價值與道德觀念。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組合。但要付諸落實，卻非急功近利的星島朝野短期間能辦得到。因之，儘管為政者耳提面命，大聲疾呼，但老百姓對語言的掌握卻極其緩慢。更何況在歐風美雨的衝擊下，東方的傳統文化與道德價值觀能否只靠語言學習獲得保留卻是值得商榷思考的課題。
第五，鑒於中國的大力改革開放和經濟情勢的昂揚，華語前途的看好是必然的，這會促使其學習又多了一項強而有力的理由。但過度地哄抬中國語言的重要，與過度地宣揚中國政經改革可能的成就，是否會使這隻「馬來大海中的小蝦」之新加坡，刺激其鄰國的馬來大魚，而遭到某種程度的抵制、威脅或吞併之危險，也值得警惕反思。
由此可知，多元語言的新加坡種族、語言、文化的歧異仍有待朝野的合力消弭排除。要構成一個單一同質的新加坡自主的意識與文化仍舊是一個遙遠而不可企的夢想。仔细读完此文 相信对大家了解近来新加坡对华政策很有启发 原文很长请按下链接去看 这里只截选头尾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paper17.htm
一、新加坡的社會的特徵與流變
與台灣相似，新加坡是一個海島型的移民社會。移入台灣的閩粵先民是屬於對岸的漢族，是由中原移居中國東南沿海各省得鶴佬（河洛）與客家人，在輾轉渡過黑水溝來澎湖和來台灣定居的漢人，這點與新加坡稍有不同。原來稱為獅島的新加坡扼印度洋與太平洋咽喉的要衝，成為原住民馬來人以外的南印度人（稱為淡米爾族）和中國南方漢人覬覦的對象。加上19世紀初英國在侵併印度、緬甸和中南半島的南方，亦即馬來半島之後，企圖染指這個為馬來酋長所發現、所擁有的島嶼。
因之，同是移民社會、同是原住民不敵和降服外來的侵略者，台灣和新加坡都曾經被外國殖民過，台灣早期被西、葡、荷蘭、其後的滿清與日本殖民（在相當程度也被國民黨外來政府統治過），新加坡則被英國殖民140年左右，也曾淪陷於日軍統治之下，變成三年半的昭南（昭和南方之）島。
自1965年獨立建國迄今只有37年歷史的新加坡，可以說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綜觀新加坡的歷史背景，除了自1965年以的建國史外，事實上還可包括受到英國統治的140年歷史。
1819年1月28日，英國探險家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nford Raffles）登陸新加坡，正式揭開新加坡近代史的序幕。19世紀初，新加坡是由柔佛州的蘇丹胡先（Sultan Hussien Sayah of Johor）委託他的家臣天猛公阿布杜拉曼（Temenggong Abdur Rahman）所統治【1】。新加坡由於位於印度洋與太平洋之南中國海等兩大水域之間，地理位置適中且具戰略上的價值，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萊佛士前往闢建根據地。1819年2月6日，萊氏與柔佛蘇丹和天猛公簽訂協約，正式開始從事新加坡的開發計畫【2】：(1)制訂大規模的移民方案；(2)宣布新加坡為一自由貿易港；(3)從各地不同地方移民過來的種族社群，殖民政府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依其各自的族群習慣自行管理。
1826年，英國將檳榔嶼、馬六甲和新加坡合併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華人習慣將此三地統稱為「三州府」，1867年4月1日，三州府則改由倫敦殖民部管轄，直屬於英國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隨著19世紀中葉輪船的出現，以及1869年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的開通，新加坡成為溝通亞洲和歐洲的重要海港。
英國人佔領之初，該島僅有120名左右的馬來人和30名的華人。可是在長達140年的英國統治期內（1821-1942和1945-1959），由南中國閩粵地區湧入大批華人，以致1836年華人人口多達13700人，已超過該島原住民的馬來人數目（12500）。此外，由印尼群島遷入馬來人，由印度次大陸和錫蘭島也移入南印度人（淡米爾人）、巴基斯坦人、錫蘭人等。在1860年全島80800人中，華人高達49000人，約佔61%。星島移民的時代高峰分別為1867年與1914年，都是由於開發急需外來的勞工，俾在錫礦和橡膠園工作，當時殖民政府允許華工和印工大量的湧入。
由於英國殖民官員和商人向海外拓殖的目標在奪取土地與擴大市場，而競相渡洋越海的華人和印度人則在逃避本國的天災人禍，希望外海外另創天地，其結果造成不同人種和族群在獅島的意外相會，這也導致扼馬六甲星州海峽咽喉的新加坡短期間成為東西文明與南北商賈薈萃的商埠。工商業的迅速發達造成各行各業的蓬勃成長，而且各族也傾向於分工與專業。譬如英國人、歐陸人和福建人控制對外商貿、英國人與印度人專擅公共行政、廣東人與客家人專門搞房地產和建築業、海南人善於食物零售、開設咖啡店等。
華族算是新加坡最大的種族，來自中國各個不同區域，因之又可分為福建人、潮洲人、廣東人、海南人、客家人、及大陸其餘各省的移民。同樣是馬來人也分為馬來人、爪哇人、玻雅尼人（Boyanese）。印度人則分為印度淡米爾人、馬來亞力人（Malayalee）、旁遮普人和錫蘭人。在新加坡官方統計表「其他」欄下的族群，包括歐洲人、歐亞混血兒（又稱為高加索人、或稱為歐美人）。星州的福建人稱他們為「紅毛」、「白皮」等。顯然新加坡人種繁多、族群互異，依其人口多寡可分類為四種：即華人、馬來（巫）人、印度人和高加索白種人。在1836年左右前三種人的數目為華人46%、馬來人42%、印度人10%。到了1921年新加坡全島人口多達418000人，三族的比例為75.3%、12.8%、7.7%。當1931年新加坡人口已達50萬人時，英殖民地當局下令禁止移民活動【3】。於是在1940年以後，新加坡幾乎已經停止接受外地大規模移民的遷居。
九、結論與析評
如前所述，新加坡使用了多元語言的模型。對於這個模型實施了四、五十年之後，加以檢討其得失，就會發現問題的複雜。就其總體而言，無論是雙語教育，還是講華語運動，多元語言教育在促成新加坡為一個新興國家的意識抬升方面，大體上而言還算成功。這是由於新加坡乃為一個人口集中、政府強勢而有效率的島國，新加坡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語言政策、是種族政策、是教育政策，很少受到弱勢的反對黨之挑剔、反彈，更不會受到少數民族之疑懼、不悅。因之，語言與教育政策一旦制定，便要求徹底落實。
可是在成功的另一方面卻也暴露多元語言的模式之缺陷。
首先，這一模型系建立在四種官方語言完全平等的道義基礎之上。但鑒於英語一枝獨秀，而馬來語只保留了名義上（憲法上規定）國語的地位，加上淡米爾語的用途又因為印度族人口比例的微小，未見擴大，反而遞減【15】，結果顯示四種語言在實質上的不平等。
其次，除了英語之外，其他三種語言 ---- 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 --- 的並存，指明三個語言及群體的同時並存。語言的分別與隔離，反而造成種族和文化的分開。提倡多元語言政策，無意間也強調新加坡四個族群的存在與差異，而難以消弭種族或族群的壁壘分明，對於四個族群彼此的通婚、融合幫助不大。
第三，事實上在新加坡只識英語而不懂華語的統治精英，亦即接受英文教育的華人領袖，在自治與建國的這五十多年間，曾經有過重大的貢獻，他們當中如吳慶瑞、杜進才、陳慶炎等雖不懂華語，但至少尚通南中國的某一方言，而能夠與百姓溝通。，李光耀、李顯龍父子和吳作棟則認真學習華語，與華校出身的王鼎昌（已逝世）、楊榮文都能夠使用華語演講。但基本上，新加的精英仍以只懂英語者位居要職，英語教育與華語教育的界線仍極分明。雖政府努力倡導第二語文的華語，但一般英語家庭出身的華僑學童仍視華文的學習為畏途。況且要找到適當易學的第二語言之華語教本，在新加坡是困難重重。
第四，新加坡多元語文教育的實施目的，在企圖利用英語吸收西洋的科技與企管知識。利用第二語文的母語灌輸下一代東方的文化價值與道德觀念。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組合。但要付諸落實，卻非急功近利的星島朝野短期間能辦得到。因之，儘管為政者耳提面命，大聲疾呼，但老百姓對語言的掌握卻極其緩慢。更何況在歐風美雨的衝擊下，東方的傳統文化與道德價值觀能否只靠語言學習獲得保留卻是值得商榷思考的課題。
第五，鑒於中國的大力改革開放和經濟情勢的昂揚，華語前途的看好是必然的，這會促使其學習又多了一項強而有力的理由。但過度地哄抬中國語言的重要，與過度地宣揚中國政經改革可能的成就，是否會使這隻「馬來大海中的小蝦」之新加坡，刺激其鄰國的馬來大魚，而遭到某種程度的抵制、威脅或吞併之危險，也值得警惕反思。
由此可知，多元語言的新加坡種族、語言、文化的歧異仍有待朝野的合力消弭排除。要構成一個單一同質的新加坡自主的意識與文化仍舊是一個遙遠而不可企的夢想。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paper17.htm
一、新加坡的社會的特徵與流變
與台灣相似，新加坡是一個海島型的移民社會。移入台灣的閩粵先民是屬於對岸的漢族，是由中原移居中國東南沿海各省得鶴佬（河洛）與客家人，在輾轉渡過黑水溝來澎湖和來台灣定居的漢人，這點與新加坡稍有不同。原來稱為獅島的新加坡扼印度洋與太平洋咽喉的要衝，成為原住民馬來人以外的南印度人（稱為淡米爾族）和中國南方漢人覬覦的對象。加上19世紀初英國在侵併印度、緬甸和中南半島的南方，亦即馬來半島之後，企圖染指這個為馬來酋長所發現、所擁有的島嶼。
因之，同是移民社會、同是原住民不敵和降服外來的侵略者，台灣和新加坡都曾經被外國殖民過，台灣早期被西、葡、荷蘭、其後的滿清與日本殖民（在相當程度也被國民黨外來政府統治過），新加坡則被英國殖民140年左右，也曾淪陷於日軍統治之下，變成三年半的昭南（昭和南方之）島。
自1965年獨立建國迄今只有37年歷史的新加坡，可以說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綜觀新加坡的歷史背景，除了自1965年以的建國史外，事實上還可包括受到英國統治的140年歷史。
1819年1月28日，英國探險家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nford Raffles）登陸新加坡，正式揭開新加坡近代史的序幕。19世紀初，新加坡是由柔佛州的蘇丹胡先（Sultan Hussien Sayah of Johor）委託他的家臣天猛公阿布杜拉曼（Temenggong Abdur Rahman）所統治【1】。新加坡由於位於印度洋與太平洋之南中國海等兩大水域之間，地理位置適中且具戰略上的價值，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萊佛士前往闢建根據地。1819年2月6日，萊氏與柔佛蘇丹和天猛公簽訂協約，正式開始從事新加坡的開發計畫【2】：(1)制訂大規模的移民方案；(2)宣布新加坡為一自由貿易港；(3)從各地不同地方移民過來的種族社群，殖民政府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依其各自的族群習慣自行管理。
1826年，英國將檳榔嶼、馬六甲和新加坡合併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華人習慣將此三地統稱為「三州府」，1867年4月1日，三州府則改由倫敦殖民部管轄，直屬於英國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隨著19世紀中葉輪船的出現，以及1869年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的開通，新加坡成為溝通亞洲和歐洲的重要海港。
英國人佔領之初，該島僅有120名左右的馬來人和30名的華人。可是在長達140年的英國統治期內（1821-1942和1945-1959），由南中國閩粵地區湧入大批華人，以致1836年華人人口多達13700人，已超過該島原住民的馬來人數目（12500）。此外，由印尼群島遷入馬來人，由印度次大陸和錫蘭島也移入南印度人（淡米爾人）、巴基斯坦人、錫蘭人等。在1860年全島80800人中，華人高達49000人，約佔61%。星島移民的時代高峰分別為1867年與1914年，都是由於開發急需外來的勞工，俾在錫礦和橡膠園工作，當時殖民政府允許華工和印工大量的湧入。
由於英國殖民官員和商人向海外拓殖的目標在奪取土地與擴大市場，而競相渡洋越海的華人和印度人則在逃避本國的天災人禍，希望外海外另創天地，其結果造成不同人種和族群在獅島的意外相會，這也導致扼馬六甲星州海峽咽喉的新加坡短期間成為東西文明與南北商賈薈萃的商埠。工商業的迅速發達造成各行各業的蓬勃成長，而且各族也傾向於分工與專業。譬如英國人、歐陸人和福建人控制對外商貿、英國人與印度人專擅公共行政、廣東人與客家人專門搞房地產和建築業、海南人善於食物零售、開設咖啡店等。
華族算是新加坡最大的種族，來自中國各個不同區域，因之又可分為福建人、潮洲人、廣東人、海南人、客家人、及大陸其餘各省的移民。同樣是馬來人也分為馬來人、爪哇人、玻雅尼人（Boyanese）。印度人則分為印度淡米爾人、馬來亞力人（Malayalee）、旁遮普人和錫蘭人。在新加坡官方統計表「其他」欄下的族群，包括歐洲人、歐亞混血兒（又稱為高加索人、或稱為歐美人）。星州的福建人稱他們為「紅毛」、「白皮」等。顯然新加坡人種繁多、族群互異，依其人口多寡可分類為四種：即華人、馬來（巫）人、印度人和高加索白種人。在1836年左右前三種人的數目為華人46%、馬來人42%、印度人10%。到了1921年新加坡全島人口多達418000人，三族的比例為75.3%、12.8%、7.7%。當1931年新加坡人口已達50萬人時，英殖民地當局下令禁止移民活動【3】。於是在1940年以後，新加坡幾乎已經停止接受外地大規模移民的遷居。
九、結論與析評
如前所述，新加坡使用了多元語言的模型。對於這個模型實施了四、五十年之後，加以檢討其得失，就會發現問題的複雜。就其總體而言，無論是雙語教育，還是講華語運動，多元語言教育在促成新加坡為一個新興國家的意識抬升方面，大體上而言還算成功。這是由於新加坡乃為一個人口集中、政府強勢而有效率的島國，新加坡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語言政策、是種族政策、是教育政策，很少受到弱勢的反對黨之挑剔、反彈，更不會受到少數民族之疑懼、不悅。因之，語言與教育政策一旦制定，便要求徹底落實。
可是在成功的另一方面卻也暴露多元語言的模式之缺陷。
首先，這一模型系建立在四種官方語言完全平等的道義基礎之上。但鑒於英語一枝獨秀，而馬來語只保留了名義上（憲法上規定）國語的地位，加上淡米爾語的用途又因為印度族人口比例的微小，未見擴大，反而遞減【15】，結果顯示四種語言在實質上的不平等。
其次，除了英語之外，其他三種語言 ---- 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 --- 的並存，指明三個語言及群體的同時並存。語言的分別與隔離，反而造成種族和文化的分開。提倡多元語言政策，無意間也強調新加坡四個族群的存在與差異，而難以消弭種族或族群的壁壘分明，對於四個族群彼此的通婚、融合幫助不大。
第三，事實上在新加坡只識英語而不懂華語的統治精英，亦即接受英文教育的華人領袖，在自治與建國的這五十多年間，曾經有過重大的貢獻，他們當中如吳慶瑞、杜進才、陳慶炎等雖不懂華語，但至少尚通南中國的某一方言，而能夠與百姓溝通。，李光耀、李顯龍父子和吳作棟則認真學習華語，與華校出身的王鼎昌（已逝世）、楊榮文都能夠使用華語演講。但基本上，新加的精英仍以只懂英語者位居要職，英語教育與華語教育的界線仍極分明。雖政府努力倡導第二語文的華語，但一般英語家庭出身的華僑學童仍視華文的學習為畏途。況且要找到適當易學的第二語言之華語教本，在新加坡是困難重重。
第四，新加坡多元語文教育的實施目的，在企圖利用英語吸收西洋的科技與企管知識。利用第二語文的母語灌輸下一代東方的文化價值與道德觀念。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組合。但要付諸落實，卻非急功近利的星島朝野短期間能辦得到。因之，儘管為政者耳提面命，大聲疾呼，但老百姓對語言的掌握卻極其緩慢。更何況在歐風美雨的衝擊下，東方的傳統文化與道德價值觀能否只靠語言學習獲得保留卻是值得商榷思考的課題。
第五，鑒於中國的大力改革開放和經濟情勢的昂揚，華語前途的看好是必然的，這會促使其學習又多了一項強而有力的理由。但過度地哄抬中國語言的重要，與過度地宣揚中國政經改革可能的成就，是否會使這隻「馬來大海中的小蝦」之新加坡，刺激其鄰國的馬來大魚，而遭到某種程度的抵制、威脅或吞併之危險，也值得警惕反思。
由此可知，多元語言的新加坡種族、語言、文化的歧異仍有待朝野的合力消弭排除。要構成一個單一同質的新加坡自主的意識與文化仍舊是一個遙遠而不可企的夢想。仔细读完此文 相信对大家了解近来新加坡对华政策很有启发 原文很长请按下链接去看 这里只截选头尾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paper17.htm
一、新加坡的社會的特徵與流變
與台灣相似，新加坡是一個海島型的移民社會。移入台灣的閩粵先民是屬於對岸的漢族，是由中原移居中國東南沿海各省得鶴佬（河洛）與客家人，在輾轉渡過黑水溝來澎湖和來台灣定居的漢人，這點與新加坡稍有不同。原來稱為獅島的新加坡扼印度洋與太平洋咽喉的要衝，成為原住民馬來人以外的南印度人（稱為淡米爾族）和中國南方漢人覬覦的對象。加上19世紀初英國在侵併印度、緬甸和中南半島的南方，亦即馬來半島之後，企圖染指這個為馬來酋長所發現、所擁有的島嶼。
因之，同是移民社會、同是原住民不敵和降服外來的侵略者，台灣和新加坡都曾經被外國殖民過，台灣早期被西、葡、荷蘭、其後的滿清與日本殖民（在相當程度也被國民黨外來政府統治過），新加坡則被英國殖民140年左右，也曾淪陷於日軍統治之下，變成三年半的昭南（昭和南方之）島。
自1965年獨立建國迄今只有37年歷史的新加坡，可以說是一個年輕的國家。綜觀新加坡的歷史背景，除了自1965年以的建國史外，事實上還可包括受到英國統治的140年歷史。
1819年1月28日，英國探險家萊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nford Raffles）登陸新加坡，正式揭開新加坡近代史的序幕。19世紀初，新加坡是由柔佛州的蘇丹胡先（Sultan Hussien Sayah of Johor）委託他的家臣天猛公阿布杜拉曼（Temenggong Abdur Rahman）所統治【1】。新加坡由於位於印度洋與太平洋之南中國海等兩大水域之間，地理位置適中且具戰略上的價值，因此英國東印度公司派遣萊佛士前往闢建根據地。1819年2月6日，萊氏與柔佛蘇丹和天猛公簽訂協約，正式開始從事新加坡的開發計畫【2】：(1)制訂大規模的移民方案；(2)宣布新加坡為一自由貿易港；(3)從各地不同地方移民過來的種族社群，殖民政府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依其各自的族群習慣自行管理。
1826年，英國將檳榔嶼、馬六甲和新加坡合併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華人習慣將此三地統稱為「三州府」，1867年4月1日，三州府則改由倫敦殖民部管轄，直屬於英國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隨著19世紀中葉輪船的出現，以及1869年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的開通，新加坡成為溝通亞洲和歐洲的重要海港。
英國人佔領之初，該島僅有120名左右的馬來人和30名的華人。可是在長達140年的英國統治期內（1821-1942和1945-1959），由南中國閩粵地區湧入大批華人，以致1836年華人人口多達13700人，已超過該島原住民的馬來人數目（12500）。此外，由印尼群島遷入馬來人，由印度次大陸和錫蘭島也移入南印度人（淡米爾人）、巴基斯坦人、錫蘭人等。在1860年全島80800人中，華人高達49000人，約佔61%。星島移民的時代高峰分別為1867年與1914年，都是由於開發急需外來的勞工，俾在錫礦和橡膠園工作，當時殖民政府允許華工和印工大量的湧入。
由於英國殖民官員和商人向海外拓殖的目標在奪取土地與擴大市場，而競相渡洋越海的華人和印度人則在逃避本國的天災人禍，希望外海外另創天地，其結果造成不同人種和族群在獅島的意外相會，這也導致扼馬六甲星州海峽咽喉的新加坡短期間成為東西文明與南北商賈薈萃的商埠。工商業的迅速發達造成各行各業的蓬勃成長，而且各族也傾向於分工與專業。譬如英國人、歐陸人和福建人控制對外商貿、英國人與印度人專擅公共行政、廣東人與客家人專門搞房地產和建築業、海南人善於食物零售、開設咖啡店等。
華族算是新加坡最大的種族，來自中國各個不同區域，因之又可分為福建人、潮洲人、廣東人、海南人、客家人、及大陸其餘各省的移民。同樣是馬來人也分為馬來人、爪哇人、玻雅尼人（Boyanese）。印度人則分為印度淡米爾人、馬來亞力人（Malayalee）、旁遮普人和錫蘭人。在新加坡官方統計表「其他」欄下的族群，包括歐洲人、歐亞混血兒（又稱為高加索人、或稱為歐美人）。星州的福建人稱他們為「紅毛」、「白皮」等。顯然新加坡人種繁多、族群互異，依其人口多寡可分類為四種：即華人、馬來（巫）人、印度人和高加索白種人。在1836年左右前三種人的數目為華人46%、馬來人42%、印度人10%。到了1921年新加坡全島人口多達418000人，三族的比例為75.3%、12.8%、7.7%。當1931年新加坡人口已達50萬人時，英殖民地當局下令禁止移民活動【3】。於是在1940年以後，新加坡幾乎已經停止接受外地大規模移民的遷居。
九、結論與析評
如前所述，新加坡使用了多元語言的模型。對於這個模型實施了四、五十年之後，加以檢討其得失，就會發現問題的複雜。就其總體而言，無論是雙語教育，還是講華語運動，多元語言教育在促成新加坡為一個新興國家的意識抬升方面，大體上而言還算成功。這是由於新加坡乃為一個人口集中、政府強勢而有效率的島國，新加坡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不管是語言政策、是種族政策、是教育政策，很少受到弱勢的反對黨之挑剔、反彈，更不會受到少數民族之疑懼、不悅。因之，語言與教育政策一旦制定，便要求徹底落實。
可是在成功的另一方面卻也暴露多元語言的模式之缺陷。
首先，這一模型系建立在四種官方語言完全平等的道義基礎之上。但鑒於英語一枝獨秀，而馬來語只保留了名義上（憲法上規定）國語的地位，加上淡米爾語的用途又因為印度族人口比例的微小，未見擴大，反而遞減【15】，結果顯示四種語言在實質上的不平等。
其次，除了英語之外，其他三種語言 ---- 華語、馬來語、和淡米爾語 --- 的並存，指明三個語言及群體的同時並存。語言的分別與隔離，反而造成種族和文化的分開。提倡多元語言政策，無意間也強調新加坡四個族群的存在與差異，而難以消弭種族或族群的壁壘分明，對於四個族群彼此的通婚、融合幫助不大。
第三，事實上在新加坡只識英語而不懂華語的統治精英，亦即接受英文教育的華人領袖，在自治與建國的這五十多年間，曾經有過重大的貢獻，他們當中如吳慶瑞、杜進才、陳慶炎等雖不懂華語，但至少尚通南中國的某一方言，而能夠與百姓溝通。，李光耀、李顯龍父子和吳作棟則認真學習華語，與華校出身的王鼎昌（已逝世）、楊榮文都能夠使用華語演講。但基本上，新加的精英仍以只懂英語者位居要職，英語教育與華語教育的界線仍極分明。雖政府努力倡導第二語文的華語，但一般英語家庭出身的華僑學童仍視華文的學習為畏途。況且要找到適當易學的第二語言之華語教本，在新加坡是困難重重。
第四，新加坡多元語文教育的實施目的，在企圖利用英語吸收西洋的科技與企管知識。利用第二語文的母語灌輸下一代東方的文化價值與道德觀念。這當然是一種理想的組合。但要付諸落實，卻非急功近利的星島朝野短期間能辦得到。因之，儘管為政者耳提面命，大聲疾呼，但老百姓對語言的掌握卻極其緩慢。更何況在歐風美雨的衝擊下，東方的傳統文化與道德價值觀能否只靠語言學習獲得保留卻是值得商榷思考的課題。
第五，鑒於中國的大力改革開放和經濟情勢的昂揚，華語前途的看好是必然的，這會促使其學習又多了一項強而有力的理由。但過度地哄抬中國語言的重要，與過度地宣揚中國政經改革可能的成就，是否會使這隻「馬來大海中的小蝦」之新加坡，刺激其鄰國的馬來大魚，而遭到某種程度的抵制、威脅或吞併之危險，也值得警惕反思。
由此可知，多元語言的新加坡種族、語言、文化的歧異仍有待朝野的合力消弭排除。要構成一個單一同質的新加坡自主的意識與文化仍舊是一個遙遠而不可企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