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之子：主席为“大事”由着林彪整死父亲

本文来源：《新民晚报》2013年4月14日第B07版，作者：罗箭，原题：《罗瑞卿和上海》

作者简介：罗箭，原名罗小卿（罗小青），1938年4月生于延安。抗战胜利后到河北阜平县，后入“八·一小学”（原荣臻小学），1949年进入北京，毕业后上北京师大二附中（即现在的北京一零一中），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原子能系，1961年2月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工委第21试验基地研究所，参加了我国第一次、第二次核试验，两次荣立三等功。1966年因受父亲问题牵连，被停职。1970年被按战士复员处理回原籍四川南充第二缫丝厂当工人。1976年落实政策回到21试验基地研究所，1978年调入国防科工委机关，后到国防科工委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任政委，之后又调入后勤部任副政委，1994年被授以少将军衔。1996年退休。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千年看西安，百年看上海”。上海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发展成中国第一大工业、商业、金融城市，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这一个多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和上海有关。我的父亲罗瑞卿也和上海存着深深地牵连。他从这里走向苏区，加入中央红军跟随毛主席奋斗终生，又在这里栽倒，成为“文革罪人”。上海是让他又爱又痛的地方。总在时时勾连我们的记忆。

一

我的父亲第一次到上海是1928年8月，之前他是武汉黄埔的学生，为了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由武汉黄埔学生组成的教导团从武汉乘船南下，经过九江时被张发奎阻拦并解散了，公开了组织关系的随陈毅南下找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了，没有暴露政治面目的学生被遣散了。父亲回到了武汉大病一场，得的是斑疹伤寒，差一点送了命，靠一个姓熊的龛师每天喂他一点儿米汤慢慢好起来。但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后来听人说党中央在上海，到上海可能会找到组织的人，这样他和几个四川籍的黄埔同学辗转来到上海。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上海，几经辗转，中央派欧阳钦（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同志在黄浦滩（今外滩）公园和父亲接上了头，通知他关系已恢复，以后由一位交通叫陈德的与他联系，并送了文件和生活费。这样，他就像一个长久在外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一样，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踏实多了。1962年我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临去哈尔滨之前，他跟我讲了这段经历，还交代我星期天可以去看欧阳钦伯伯。他始终不忘这艰难的寻找和接头，这是他几十年军旅生活的开头呀！

因为他是黄埔的学生，中国工农红军急需懂军事的人才，1929年3月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东征，一路打到闽西，打下了汀州，军委决定派父亲到闽西找中央红军。于是，父亲乘坐一艘日本船，同行的共有七人，离开了上海去厦门。直到上海解放后的五十年代，父亲才回到上海，这一去二十多年，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间正道是沧桑。

二

离开上海前，听说梅兰芳到了上海，父亲是个戏迷，特别崇拜梅老板，有梅老板的戏，一定要想法去听，他当了自己的铺盖买了一张站票，过了一把戏迷瘾。解放后见到梅兰芳说起这段往事，梅老板说：怎么，和我要铺盖钱呀！……说起这段上海经历，父亲眉飞色舞、感慨万千！

全国解放后，父亲出任公安部部长，因工作或陪同毛主席到上海的次数就多了。我第一次随父亲去上海是1951年2月。当时我在武汉上小学，我们的学校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上了庐山，父亲从广州北上沿路视察各地的公安工作，派人把我接到了南昌，他到南昌和我们汇合后就随他路经上海回北京，和他同行的还有我大妹妹罗峪田，邓发烈士的女儿邓金娜。我们几个孩子都没有到过上海，到了上海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睛都不够使了。我们先上了外滩当时最高的大厦，第一次坐电梯上了十八层鸟瞰外滩和全上海。又去逛了南京路，进了号称上海“三大公司”之一的永安公司，买了一些日用品，又按妈妈的意见买了两辆儿童自行车。当时公司还有摸奖活动，小孩子爱热闹，就由我去摸，竟然摸到了一个头等奖，那可是个大奖，有500万（旧币，相当于现在的500元），爸爸妈妈当时还是供给制，每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津贴，500万在当时也算个天文数字了，结果惊动了老板，出来打圆场，说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占老百姓便宜，不应拿这么多钱。带我们去的秘书、警卫员更没有要他这个钱的意思，老板不好意思就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我们还很高兴。

三

“文革”前我父亲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65年12月了，而且不在他的计划安排之中，是被突然叫去的。当时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我父亲到广西、云南边境地区查看地形，还接到小平伯伯的一个电话，说他和李富春、李井泉正在昆明，让他赶到昆明见面，父亲说恐怕不行，还有几个地方没有看完，要到河口、老街看完后才能到昆明，到昆明后还约好和妈妈一起到西双版纳。不久听温玉成说上海要开会，广州军区黄永胜司令员，邓小平都要去，你怎么不知道？父亲因为其他事和杨勇通电话，杨在电话上说第二天他要同贺龙、肖劲光到上海开会，什么内容不清楚。第二天到了一个军分区，父亲亲自给彭真伯伯打电话，彭在北京值班，他应该知道。可彭也不知道，说可能是讨论作战问题，总理在电话上，说不是，是庐山会议性质的问题。父亲问是谁？彭说不知道，总理说电话上不好说，会写信告诉他，他接到信后再告诉父亲。过了一两天彭伯伯来电话了，说上海会议分批开，我和你是第二批。马上总理电话也到了，要父亲11日赶到上海开会，父亲问什么事？总理说电话上不好说，来了就知道了。这样父亲9日赶到昆明（而在昆明等他的邓小平、李富春、李井泉已经飞往上海了）。10日在昆明停了一天，在昆明军区高级干部会上讲了话，11日和先前已经到昆明的妈妈一块坐飞机从昆明到了上海。

后来才知道，上海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常委才7人，可参加会议的多达几十人，连不是中央委员的叶群都参加了。事先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常委中只有毛、林、周知道，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都是到了上海后才知道。军队中也是少数人才知道，其中像杨成武、肖华等人还是林彪亲自打了招呼的。而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也不知道，他也以为是研究作战问题。

四

父亲后来回忆这次到上海充满了诡异，下了飞机就感到气氛不对。在机场等着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以往接机、送机吴法宪在机场是最忙碌的，跑前跑后，拿大衣，开车门的事都要抢着做，这次却板着面孔一直催促“快上车！快上车！”。陈丕显和爸爸、妈妈坐在同一辆车上，爸爸急于解开心中的谜团，一上车就问：“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陈指了指前排的司机和警卫人员，意即不便说，接着东拉西扯起天气、交通、工农业生产等，气氛十分尴尬。快到驻地时陈又说锦江饭店已经满了（以往每次来上海几乎都住锦江饭店），这次换个地方住公馆，在建国西路618号。又说总理和小平同志在公馆等着和你谈话。进了会客室见到总理和小平伯伯，总理才告诉他上海会议就是解决你的问题，父亲犹如听到一个晴天霹雳，他事先一点迹象也未察觉到，也没想到这次会整到他的头上。总理说了他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和林彪的关系，林彪说对他六年的观察，发现父亲有意封锁他。

据父亲后来回忆，1959年任总长时主席找他谈话，说我是军委主席，你作为秘书长军队的事情你一个月向我汇报一次做到做不到？父亲说保证做到。主席又说一个星期汇报一次做到做不到？父亲又说保证做到。可林彪给他规定凡是向主席汇报的事，向主席送的文件必须先向他请示，同意了才能去汇报、去送。这给父亲出了很大的难题，林彪身体不好，经常在外地休养，主席在北京突然召父亲去汇报，根本无法事先请示林彪，只能事后汇报，主席有时和其他老帅，有时和父亲当场商量就定了。林彪认为父亲有意“架空”他，企图让主席冷落他，这当然是林彪最不能容忍的事。第二条反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搞“折中主义”。实际上父亲就是反对林彪提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实用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罗荣桓元帅的提法，全面地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为此林彪还发了脾气，说什么肖华、杨成武这些人离开我都没有关系，你们两个罗，一个“大罗”，一个“小罗”（中央苏区时期对罗荣桓、罗瑞卿的称谓）离开我，我就难过。第三条和同志们关系不好，几个老帅也有意见，底下人意见更多。但刘伯承元帅替他说了公道话，刘帅说：“说罗瑞卿不尊重老帅，封锁我们，我没有感觉，他还是经常到我这里来汇报的。”爹爹朱德已经不管军队的事了，从上海开会回来经常一个人独自叹气，在康妈妈一再追问下，才叹口气说：“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要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真给爹爹不幸说中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总理谈完后，邓小平接着传达主席、常委的意见，情节是严重的，只要认真地改，仍然允许革命。

可能是总理和小平的安排，第二天晚上，陶铸先来看父亲，第三天上午李井泉也来看父亲……

12月15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来第二次谈话，传达主席和常委们的意见，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军队继续工作已不适宜，可以写个报告请示调离军队。有些事不承认可以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会议今天就结束了，17日和他们同机回北京。这次卓琳阿姨也来了，上楼去看了妈妈。妈妈一见到卓琳阿姨就哭了，说：卓琳，你看，别的还可以说，说他反对林副主席，怎么会有这种事？卓琳阿姨也哭了，说有什么办法呢？她要妈妈不要太难过。现在只有找一个比较合理的办法解决。

17日父亲和总理、小平伯伯、李富春同机回京。同机的还有张茜（陈毅元帅夫人）一个人，张茜阿姨手里拿着一枝花，上了飞机就送到妈妈这里，说我就送给你一个人！

五

打到“四人帮”后许多人都对上海会议感兴趣，总想解开这个谜团。父亲在世的时候来问的人很多，问的人多了父亲也觉得烦了，后来他精炼成了一句话：“林彪想拉我入伙，我不干！”关键是毛主席的态度，为什么会同意林彪整罗瑞卿呢？上海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刘少奇，毛主席需要林彪，所以听了他的一面之词。1965年11月，父亲陪同柬埔寨国防部长朗诺到上海见主席，曾对主席说要去苏州看望林彪。主席反应很快，很认真地交代：“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主席让大家充分揭露问题，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主席认为三年多来的成绩和错误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但多数人同意少奇同志的分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中也包括苏联人逼债造成的因素。这时林彪出来讲话，说：“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主席看了这篇讲话后亲自作了修改印发全党，并加上按语：“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到了武汉还问父亲：“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父亲老老实实地说：“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毛主席严厉地说讲不出来要好好学嘛！主席现在又提这个话应该是向林彪传达该请他出山的信息了。同时也希望缓和一下林和罗的关系。但林彪听到这个口信却下了整倒父亲的决心，于是立刻要吴法宪安排飞机，让叶群带上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到杭州向主席告状去了。

我猜测主席的大意是让父亲离开部队，到地方去工作，像早先已倒台的谭政叔叔到哪个省当个副省长，离开漩涡。所以在上海会议期间还对林彪说过，说他反对你，他还没有反对过我嘛，只有一次反对我游泳，那还是为了我好嘛！但主席想打圆场，林彪不干，非置父亲于死地而后快，主席为了自己的“大事”只好由他去了。林彪摔死后这个障碍没有了，1973年12月小平伯伯向主席建议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提到父亲时，主席马上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随后父亲就被解除监护。

父亲到底到过上海多少次？已不可数，但这一头一尾的上海之行却始终令他刻骨铭心，成为他一生经历中两道深深地刻痕。
[url= http://t.cn/zTTx79b  ]罗瑞卿之子：主席为“大事”由着林彪整死父亲[/url]本文来源：《新民晚报》2013年4月14日第B07版，作者：罗箭，原题：《罗瑞卿和上海》

作者简介：罗箭，原名罗小卿（罗小青），1938年4月生于延安。抗战胜利后到河北阜平县，后入“八·一小学”（原荣臻小学），1949年进入北京，毕业后上北京师大二附中（即现在的北京一零一中），中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原子能系，1961年2月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国防科工委第21试验基地研究所，参加了我国第一次、第二次核试验，两次荣立三等功。1966年因受父亲问题牵连，被停职。1970年被按战士复员处理回原籍四川南充第二缫丝厂当工人。1976年落实政策回到21试验基地研究所，1978年调入国防科工委机关，后到国防科工委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任政委，之后又调入后勤部任副政委，1994年被授以少将军衔。1996年退休。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千年看西安，百年看上海”。上海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发展成中国第一大工业、商业、金融城市，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这一个多世纪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和上海有关。我的父亲罗瑞卿也和上海存着深深地牵连。他从这里走向苏区，加入中央红军跟随毛主席奋斗终生，又在这里栽倒，成为“文革罪人”。上海是让他又爱又痛的地方。总在时时勾连我们的记忆。

一

我的父亲第一次到上海是1928年8月，之前他是武汉黄埔的学生，为了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由武汉黄埔学生组成的教导团从武汉乘船南下，经过九江时被张发奎阻拦并解散了，公开了组织关系的随陈毅南下找朱德率领的起义部队了，没有暴露政治面目的学生被遣散了。父亲回到了武汉大病一场，得的是斑疹伤寒，差一点送了命，靠一个姓熊的龛师每天喂他一点儿米汤慢慢好起来。但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后来听人说党中央在上海，到上海可能会找到组织的人，这样他和几个四川籍的黄埔同学辗转来到上海。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上海，几经辗转，中央派欧阳钦（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同志在黄浦滩（今外滩）公园和父亲接上了头，通知他关系已恢复，以后由一位交通叫陈德的与他联系，并送了文件和生活费。这样，他就像一个长久在外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一样，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踏实多了。1962年我转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临去哈尔滨之前，他跟我讲了这段经历，还交代我星期天可以去看欧阳钦伯伯。他始终不忘这艰难的寻找和接头，这是他几十年军旅生活的开头呀！

因为他是黄埔的学生，中国工农红军急需懂军事的人才，1929年3月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东征，一路打到闽西，打下了汀州，军委决定派父亲到闽西找中央红军。于是，父亲乘坐一艘日本船，同行的共有七人，离开了上海去厦门。直到上海解放后的五十年代，父亲才回到上海，这一去二十多年，中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间正道是沧桑。

二

离开上海前，听说梅兰芳到了上海，父亲是个戏迷，特别崇拜梅老板，有梅老板的戏，一定要想法去听，他当了自己的铺盖买了一张站票，过了一把戏迷瘾。解放后见到梅兰芳说起这段往事，梅老板说：怎么，和我要铺盖钱呀！……说起这段上海经历，父亲眉飞色舞、感慨万千！

全国解放后，父亲出任公安部部长，因工作或陪同毛主席到上海的次数就多了。我第一次随父亲去上海是1951年2月。当时我在武汉上小学，我们的学校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飞机轰炸上了庐山，父亲从广州北上沿路视察各地的公安工作，派人把我接到了南昌，他到南昌和我们汇合后就随他路经上海回北京，和他同行的还有我大妹妹罗峪田，邓发烈士的女儿邓金娜。我们几个孩子都没有到过上海，到了上海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睛都不够使了。我们先上了外滩当时最高的大厦，第一次坐电梯上了十八层鸟瞰外滩和全上海。又去逛了南京路，进了号称上海“三大公司”之一的永安公司，买了一些日用品，又按妈妈的意见买了两辆儿童自行车。当时公司还有摸奖活动，小孩子爱热闹，就由我去摸，竟然摸到了一个头等奖，那可是个大奖，有500万（旧币，相当于现在的500元），爸爸妈妈当时还是供给制，每个月只有几十块钱津贴，500万在当时也算个天文数字了，结果惊动了老板，出来打圆场，说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占老百姓便宜，不应拿这么多钱。带我们去的秘书、警卫员更没有要他这个钱的意思，老板不好意思就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我们还很高兴。

三

“文革”前我父亲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65年12月了，而且不在他的计划安排之中，是被突然叫去的。当时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我父亲到广西、云南边境地区查看地形，还接到小平伯伯的一个电话，说他和李富春、李井泉正在昆明，让他赶到昆明见面，父亲说恐怕不行，还有几个地方没有看完，要到河口、老街看完后才能到昆明，到昆明后还约好和妈妈一起到西双版纳。不久听温玉成说上海要开会，广州军区黄永胜司令员，邓小平都要去，你怎么不知道？父亲因为其他事和杨勇通电话，杨在电话上说第二天他要同贺龙、肖劲光到上海开会，什么内容不清楚。第二天到了一个军分区，父亲亲自给彭真伯伯打电话，彭在北京值班，他应该知道。可彭也不知道，说可能是讨论作战问题，总理在电话上，说不是，是庐山会议性质的问题。父亲问是谁？彭说不知道，总理说电话上不好说，会写信告诉他，他接到信后再告诉父亲。过了一两天彭伯伯来电话了，说上海会议分批开，我和你是第二批。马上总理电话也到了，要父亲11日赶到上海开会，父亲问什么事？总理说电话上不好说，来了就知道了。这样父亲9日赶到昆明（而在昆明等他的邓小平、李富春、李井泉已经飞往上海了）。10日在昆明停了一天，在昆明军区高级干部会上讲了话，11日和先前已经到昆明的妈妈一块坐飞机从昆明到了上海。

后来才知道，上海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常委才7人，可参加会议的多达几十人，连不是中央委员的叶群都参加了。事先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常委中只有毛、林、周知道，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都是到了上海后才知道。军队中也是少数人才知道，其中像杨成武、肖华等人还是林彪亲自打了招呼的。而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也不知道，他也以为是研究作战问题。

四

父亲后来回忆这次到上海充满了诡异，下了飞机就感到气氛不对。在机场等着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以往接机、送机吴法宪在机场是最忙碌的，跑前跑后，拿大衣，开车门的事都要抢着做，这次却板着面孔一直催促“快上车！快上车！”。陈丕显和爸爸、妈妈坐在同一辆车上，爸爸急于解开心中的谜团，一上车就问：“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陈指了指前排的司机和警卫人员，意即不便说，接着东拉西扯起天气、交通、工农业生产等，气氛十分尴尬。快到驻地时陈又说锦江饭店已经满了（以往每次来上海几乎都住锦江饭店），这次换个地方住公馆，在建国西路618号。又说总理和小平同志在公馆等着和你谈话。进了会客室见到总理和小平伯伯，总理才告诉他上海会议就是解决你的问题，父亲犹如听到一个晴天霹雳，他事先一点迹象也未察觉到，也没想到这次会整到他的头上。总理说了他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和林彪的关系，林彪说对他六年的观察，发现父亲有意封锁他。

据父亲后来回忆，1959年任总长时主席找他谈话，说我是军委主席，你作为秘书长军队的事情你一个月向我汇报一次做到做不到？父亲说保证做到。主席又说一个星期汇报一次做到做不到？父亲又说保证做到。可林彪给他规定凡是向主席汇报的事，向主席送的文件必须先向他请示，同意了才能去汇报、去送。这给父亲出了很大的难题，林彪身体不好，经常在外地休养，主席在北京突然召父亲去汇报，根本无法事先请示林彪，只能事后汇报，主席有时和其他老帅，有时和父亲当场商量就定了。林彪认为父亲有意“架空”他，企图让主席冷落他，这当然是林彪最不能容忍的事。第二条反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搞“折中主义”。实际上父亲就是反对林彪提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实用主义的做法，他支持罗荣桓元帅的提法，全面地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为此林彪还发了脾气，说什么肖华、杨成武这些人离开我都没有关系，你们两个罗，一个“大罗”，一个“小罗”（中央苏区时期对罗荣桓、罗瑞卿的称谓）离开我，我就难过。第三条和同志们关系不好，几个老帅也有意见，底下人意见更多。但刘伯承元帅替他说了公道话，刘帅说：“说罗瑞卿不尊重老帅，封锁我们，我没有感觉，他还是经常到我这里来汇报的。”爹爹朱德已经不管军队的事了，从上海开会回来经常一个人独自叹气，在康妈妈一再追问下，才叹口气说：“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要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真给爹爹不幸说中了，不久“文化大革命”就来了。

总理谈完后，邓小平接着传达主席、常委的意见，情节是严重的，只要认真地改，仍然允许革命。

可能是总理和小平的安排，第二天晚上，陶铸先来看父亲，第三天上午李井泉也来看父亲……

12月15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来第二次谈话，传达主席和常委们的意见，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军队继续工作已不适宜，可以写个报告请示调离军队。有些事不承认可以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会议今天就结束了，17日和他们同机回北京。这次卓琳阿姨也来了，上楼去看了妈妈。妈妈一见到卓琳阿姨就哭了，说：卓琳，你看，别的还可以说，说他反对林副主席，怎么会有这种事？卓琳阿姨也哭了，说有什么办法呢？她要妈妈不要太难过。现在只有找一个比较合理的办法解决。

17日父亲和总理、小平伯伯、李富春同机回京。同机的还有张茜（陈毅元帅夫人）一个人，张茜阿姨手里拿着一枝花，上了飞机就送到妈妈这里，说我就送给你一个人！

五

打到“四人帮”后许多人都对上海会议感兴趣，总想解开这个谜团。父亲在世的时候来问的人很多，问的人多了父亲也觉得烦了，后来他精炼成了一句话：“林彪想拉我入伙，我不干！”关键是毛主席的态度，为什么会同意林彪整罗瑞卿呢？上海会议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刘少奇，毛主席需要林彪，所以听了他的一面之词。1965年11月，父亲陪同柬埔寨国防部长朗诺到上海见主席，曾对主席说要去苏州看望林彪。主席反应很快，很认真地交代：“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工作，主席让大家充分揭露问题，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主席认为三年多来的成绩和错误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但多数人同意少奇同志的分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中也包括苏联人逼债造成的因素。这时林彪出来讲话，说：“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主席看了这篇讲话后亲自作了修改印发全党，并加上按语：“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到了武汉还问父亲：“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父亲老老实实地说：“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毛主席严厉地说讲不出来要好好学嘛！主席现在又提这个话应该是向林彪传达该请他出山的信息了。同时也希望缓和一下林和罗的关系。但林彪听到这个口信却下了整倒父亲的决心，于是立刻要吴法宪安排飞机，让叶群带上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到杭州向主席告状去了。

我猜测主席的大意是让父亲离开部队，到地方去工作，像早先已倒台的谭政叔叔到哪个省当个副省长，离开漩涡。所以在上海会议期间还对林彪说过，说他反对你，他还没有反对过我嘛，只有一次反对我游泳，那还是为了我好嘛！但主席想打圆场，林彪不干，非置父亲于死地而后快，主席为了自己的“大事”只好由他去了。林彪摔死后这个障碍没有了，1973年12月小平伯伯向主席建议解放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提到父亲时，主席马上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随后父亲就被解除监护。

父亲到底到过上海多少次？已不可数，但这一头一尾的上海之行却始终令他刻骨铭心，成为他一生经历中两道深深地刻痕。
[url= http://t.cn/zTTx79b  ]罗瑞卿之子：主席为“大事”由着林彪整死父亲[/u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