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人还在“愤怒” 革命后的埃及：瞬间天堂与漫漫地狱

王丁楠　青年学人，游学埃及

去年9月20日清晨，我在开往开罗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的校车上昏昏欲睡。车行出开罗市区，快到沙漠中的校园时，一个学生冲上来对全车师生喊道：“我们已经占领了学校，谁也不得入内。愿意加入示威的可以留下，不愿意的请现在走人。”
自去年2月开罗德国大学(the German University in Cairo)大规模游行起，美国大学紧随其后。但一群学生在凌晨封锁校门，把住各个入口，进而以退还学费为条件与校长谈判，着实引来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学生抗议的理由多种多样，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学费上涨，行政管理低效，教学水平欠佳，学校领导对民主、自由支持不力。

在拥有25万本科生的开罗大学，学生在“1.25革命”后把数名教员和系主任赶下台，指责他们是穆巴拉克政府的“代言人”。在爱因沙姆斯(Ain Shams University)大学和曼苏拉大学(Mansoura University)，敦促校长下台的声音此起彼伏。此外，埃及英国大学(British University in Egypt)的学生于今年年初抗议教授故意压低期末考试分数，从而以成绩不达标为由免除一些人的奖学金。经过对校长办公楼一个星期的封锁，校长和高层领导最终宣布辞职。

在逊尼穆斯林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学生以食物中毒和行政腐败为由赶走了校长，甚至一度敦促在世界享有盛誉的爱资哈尔清真寺伊玛目下台。此时此刻，埃及国际大学(Mis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仍在无限期停课，起因是学生联名上书要求校方在门口修建过街桥，被拒绝后与大学保安发生群殴。砖头、玻璃、桌椅和棍棒在空中横飞，校园俨然成了战场，地上鲜血淋淋，建筑体无完肤。

开罗德国大学的一位名学生领袖说：“每个大学生都应该通过改变周围的小环境践行革命精神。”这是对埃及“革命青年”(shabab thawrwa)的真实写照。革命两年来，外界常常把目光聚焦在埃及政府和反对派身上，然而这条线索仅仅是这场革命庞大“体系”中的一支。在抗议政治权威的大标题下，人们的诉求多种多样：学生反对老师、员工对付老板、警察抗议上级、党员赶走党首、女性挑战男权、穷人打击富人、从业者改造行业协会、基督徒反抗穆斯林、什叶派不满逊尼派、全民声讨西方和以色列……革命使埃及人的生活和思维动荡不安。

旅居本地多年的中国人说，革命以后埃及人火气大、脾气暴。来自海湾国家的阿拉伯同学说，埃及人越来越固执、认死理。几位平日“身居闺阁”的埃及女生则表示，现在没有权威，人们游手好闲，无所畏惧，什么都敢做：孩子不服家长、学生不怕老师、性骚扰者何惧警察和法律！

“1.25革命”把埃及百姓的期望和自尊提得很高，随后的衰败和乱象又把他们的信心摔向谷底。“埃及历史上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么糟糕”——这句话在不同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的人口中道出，两年来不绝于耳。


埃及民众占领开罗解放广场。埃及革命发生在1月25日，成千上万名游行者占领了开罗的解放广场，以抗议穆巴拉克政府。与此同时，在伊斯梅里亚、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也爆发了抗议活动。

埃及人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抗争。“1.25革命”的四项要求（革命“四兄弟”）——面包、自由、社会正义和人的尊严——除了自由外，其他都没有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埃及经济危机空前，社会治安持续恶化。

2011年12月临近革命一周年时，埃及还处于军队执政的过渡阶段，示威者动用一切自制武器袭击士兵和警察，冲击议会和行政机构。当时，我和同事在开罗的一个菜市场里采访。身着黑袍的女摊主Sabah Mahmoud年近五十，坐在菜筐上把各色蔬菜码放得整整齐齐。她说每月5号、10号大家领完工资，买菜的人还多一些，到了月底几乎是门可罗雀。“我已经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并一直以为革命能带来好日子，却没想到等来这样的结果。”她说着说着便掉下泪来。

过去一年埃及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人们的工资水平却依然很低，大众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窘迫。公立大学的毕业生每天工作8-13个小时不等，月薪普遍只有1200埃镑（约合1000人民币）。有的起薪甚至不足500镑。由于革命后暴力冲突持续不断，外国游客和投资者望而却步，埃及当前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失业率从革命前的9.8%升至去年年底的13%。（由于埃及工作不稳定，加之近1000万人口出生后未曾登记，一些学者估计实际失业率要比这个大得多。）因为游客数量锐减，卢克索等地长期以旅游业谋生的居民不得不到其他城市另寻生路。对于家庭观念强、迫切希望成家立业的年轻人来说，微薄的薪水和渺茫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结婚、买房、抚养子女的憧憬一一破灭。

与此同时，埃镑自去年第三季度起剧烈贬值，美元与埃镑的兑换率从革命初的5.1升至现在黑市上的8.0。为了获得贷款，应对外汇储备减半（与革命前相比）的危机，埃及政府不得不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缩减对面包、液化气和汽油的补贴（这些补贴约占政府全年财政预算的四分之一）。然而此举一出，举国骚乱，生产停滞，近百人在冲突中丧生。政府最终只好收回成命。

埃及向海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求援让民众自尊心受挫。“1.25革命”时，埃及人曾喊出家喻户晓的口号“抬起头来，你是埃及人”，争取社会正义和人的尊严。如今，人们对埃及国际地位下滑感到耻辱。“现在埃及必须像乞丐一样向西方、甚至是其他阿拉伯国家要钱”，希伯来语翻译Mohammad Ali说，“你看那些示威者，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钱、有喜欢的人却没法结婚。他们袭击警察和政府机构，宁愿警察把自己杀死。”

伴随经济低迷不振的是持续恶化的治安和层出不穷的谣言。埃及人曾经号称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如今女孩子们却纷纷表示，“不要说晚上，就是白天也不敢一个人出门”。不久前一位德国考古学家慕名前往解放广场“瞻仰”。她回来向我感叹道，“1.25革命时埃及人说解放广场是最安全的地方，今天却把我吓得半死。我到那里好像羊入虎口，晚上一路走来，处处是骚扰和猥亵。”周围一些土生土长的埃及人则说，由于安全隐患和随时可能升级的冲突，两年来从没去过解放广场周边，更不敢让孩子去。

“我不关心政治，我痛恨革命。我对幸福的理解就是结婚后作个尽职尽责的家庭主妇。但我很担心安全——可动荡是我两年来的唯一收获”，我的老师Nermin Ibrahim说，“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1.25’百万人游行又能怎样？媒体觉得百万人的诉求就是民主，可那不过是埃及人口的百分之一！”

造成革命后埃及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是与日俱增的谣言。从球迷闹事到公共建筑被焚，从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到骚扰女性、殴打记者，从首都到外省，从穆巴拉克倒台到军政府接班、穆尔西执政，随着言论自由的放开，谣言和传闻无孔不入。媒体为了轰动效应什么都敢说，有的甚至找出若干年前的图片和视频冒充刚刚发生的新闻。而民众对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要么一问三不知，要么众说纷纭。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为什么发生冲突、穿警服的真是警察吗、打着球队旗帜的真是球迷吗，作为外国人我看不明白，埃及人也说不清。每有危机发生，政府和司法系统都声称组建委员会进行调查，最终不是杳无音讯就是不了了之、无人问津。昨日的危机马上被新的爆炸新闻取代，埃及人变得既亢奋又健忘。

然而，每当我感叹“1.25革命”深刻改变埃及的方方面面、甚至是人的个性时，又有许多情景浮现眼前，告诉我这场革命远未能撼动社会深层问题和民众根深蒂固的观念。

“1.25革命”时，开罗市民和各国观察者惊喜地发现，埃及即使没有穆巴拉克，人们依旧可以保证日常生活的良好运转——男人组织起来维护社区安全和交通秩序；妇女准备食物和生活用品，慰劳广场上的示威者；基督徒和穆斯林互相保护；医生们在解放广场建立临时医院；学生们自发打扫环境、整顿市容；立交桥上和地铁站里挂出标语“建设我们的国家”……有记者问埃及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答道：“因为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我们现在是国家的主人，心甘情愿为祖国奉献。”

但这种革命期间迸发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犹如昙花一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虽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一如既往地搞公益活动、造福大众，但整个社会随即又陷入空谈、指责和猜疑之中。两年来步入人们视野的是各种主义、立场和划线，那些勤恳务实，靠知识和努力改变命运的人却少之又少。

在校大学生对我说，埃及教育制度差、师资差、只强调死记硬背，因此我没法学习。在家待业的年轻人说，埃及公司工作累、假期短、工资低，外国公司又不来投资，所以我不工作。开罗的每一所大学都熙熙攘攘、人满为患，学生们聚在各个角落抽烟、闲聊、玩笑，毕业后又随即加入失业群体。一些同学坦诚地说：“埃及不是没有工作，而是他们不愿意干。”有的欧洲企业驻埃代表则抱怨在北非经营成本高、员工难管理、高端职位无人能胜任：“显而易见，埃及有这么多劳动力，又是欧盟的邻国，要是这里适合投资的话，北非早就在中国之前成了欧洲工厂”。

面对环境污染、垃圾成堆、交通混乱等社会问题，埃及人指责管理者不作为，却不愿反思自身的行为。“1.25革命”期间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和自觉早已烟消云散，一切又回到老样子：教师一面迟到旷课，一面批判教育制度失败；学生一边在车上丢垃圾，一边向客运公司投诉校车不干净；示威者一面封锁校园，禁止教职工入内，一面声讨校方未能给抗议者提供遮阳棚和饮用水；居民从窗口随手把垃圾扔到楼下，指责有关部门不处理垃圾暴露问题；司机们在两车道的路上开出四排车，然后说政府该下台，因为改善不了交通秩序。人们对政府和大大小小的管理层极具反感却又过度依赖，二者实是一体两面。

被外界宣传得轰轰烈烈的革命真的改变了埃及社会么？现在穷人依旧贫困，富人更加富有，两者之间仍是井水不犯河水；基督教与伊斯兰的冲突依然频发；男人与女人仍旧很不平等。但另一方面，革命又深深触及了埃及人的生活：莫谈国事的时代结束，大大小小的权威失去了光芒和震慑，人们把免于恐惧的自由发展到极致，又担忧自由本身会给生活带来新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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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丁楠　青年学人，游学埃及

去年9月20日清晨，我在开往开罗美国大学(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的校车上昏昏欲睡。车行出开罗市区，快到沙漠中的校园时，一个学生冲上来对全车师生喊道：“我们已经占领了学校，谁也不得入内。愿意加入示威的可以留下，不愿意的请现在走人。”
自去年2月开罗德国大学(the German University in Cairo)大规模游行起，美国大学紧随其后。但一群学生在凌晨封锁校门，把住各个入口，进而以退还学费为条件与校长谈判，着实引来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学生抗议的理由多种多样，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学费上涨，行政管理低效，教学水平欠佳，学校领导对民主、自由支持不力。

在拥有25万本科生的开罗大学，学生在“1.25革命”后把数名教员和系主任赶下台，指责他们是穆巴拉克政府的“代言人”。在爱因沙姆斯(Ain Shams University)大学和曼苏拉大学(Mansoura University)，敦促校长下台的声音此起彼伏。此外，埃及英国大学(British University in Egypt)的学生于今年年初抗议教授故意压低期末考试分数，从而以成绩不达标为由免除一些人的奖学金。经过对校长办公楼一个星期的封锁，校长和高层领导最终宣布辞职。

在逊尼穆斯林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学生以食物中毒和行政腐败为由赶走了校长，甚至一度敦促在世界享有盛誉的爱资哈尔清真寺伊玛目下台。此时此刻，埃及国际大学(Mis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仍在无限期停课，起因是学生联名上书要求校方在门口修建过街桥，被拒绝后与大学保安发生群殴。砖头、玻璃、桌椅和棍棒在空中横飞，校园俨然成了战场，地上鲜血淋淋，建筑体无完肤。

开罗德国大学的一位名学生领袖说：“每个大学生都应该通过改变周围的小环境践行革命精神。”这是对埃及“革命青年”(shabab thawrwa)的真实写照。革命两年来，外界常常把目光聚焦在埃及政府和反对派身上，然而这条线索仅仅是这场革命庞大“体系”中的一支。在抗议政治权威的大标题下，人们的诉求多种多样：学生反对老师、员工对付老板、警察抗议上级、党员赶走党首、女性挑战男权、穷人打击富人、从业者改造行业协会、基督徒反抗穆斯林、什叶派不满逊尼派、全民声讨西方和以色列……革命使埃及人的生活和思维动荡不安。

旅居本地多年的中国人说，革命以后埃及人火气大、脾气暴。来自海湾国家的阿拉伯同学说，埃及人越来越固执、认死理。几位平日“身居闺阁”的埃及女生则表示，现在没有权威，人们游手好闲，无所畏惧，什么都敢做：孩子不服家长、学生不怕老师、性骚扰者何惧警察和法律！

“1.25革命”把埃及百姓的期望和自尊提得很高，随后的衰败和乱象又把他们的信心摔向谷底。“埃及历史上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么糟糕”——这句话在不同性别、年龄、身份、地位的人口中道出，两年来不绝于耳。


埃及民众占领开罗解放广场。埃及革命发生在1月25日，成千上万名游行者占领了开罗的解放广场，以抗议穆巴拉克政府。与此同时，在伊斯梅里亚、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也爆发了抗议活动。

埃及人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抗争。“1.25革命”的四项要求（革命“四兄弟”）——面包、自由、社会正义和人的尊严——除了自由外，其他都没有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埃及经济危机空前，社会治安持续恶化。

2011年12月临近革命一周年时，埃及还处于军队执政的过渡阶段，示威者动用一切自制武器袭击士兵和警察，冲击议会和行政机构。当时，我和同事在开罗的一个菜市场里采访。身着黑袍的女摊主Sabah Mahmoud年近五十，坐在菜筐上把各色蔬菜码放得整整齐齐。她说每月5号、10号大家领完工资，买菜的人还多一些，到了月底几乎是门可罗雀。“我已经失去了丈夫和儿子，并一直以为革命能带来好日子，却没想到等来这样的结果。”她说着说着便掉下泪来。

过去一年埃及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人们的工资水平却依然很低，大众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窘迫。公立大学的毕业生每天工作8-13个小时不等，月薪普遍只有1200埃镑（约合1000人民币）。有的起薪甚至不足500镑。由于革命后暴力冲突持续不断，外国游客和投资者望而却步，埃及当前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失业率从革命前的9.8%升至去年年底的13%。（由于埃及工作不稳定，加之近1000万人口出生后未曾登记，一些学者估计实际失业率要比这个大得多。）因为游客数量锐减，卢克索等地长期以旅游业谋生的居民不得不到其他城市另寻生路。对于家庭观念强、迫切希望成家立业的年轻人来说，微薄的薪水和渺茫的就业机会使他们结婚、买房、抚养子女的憧憬一一破灭。

与此同时，埃镑自去年第三季度起剧烈贬值，美元与埃镑的兑换率从革命初的5.1升至现在黑市上的8.0。为了获得贷款，应对外汇储备减半（与革命前相比）的危机，埃及政府不得不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缩减对面包、液化气和汽油的补贴（这些补贴约占政府全年财政预算的四分之一）。然而此举一出，举国骚乱，生产停滞，近百人在冲突中丧生。政府最终只好收回成命。

埃及向海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求援让民众自尊心受挫。“1.25革命”时，埃及人曾喊出家喻户晓的口号“抬起头来，你是埃及人”，争取社会正义和人的尊严。如今，人们对埃及国际地位下滑感到耻辱。“现在埃及必须像乞丐一样向西方、甚至是其他阿拉伯国家要钱”，希伯来语翻译Mohammad Ali说，“你看那些示威者，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钱、有喜欢的人却没法结婚。他们袭击警察和政府机构，宁愿警察把自己杀死。”

伴随经济低迷不振的是持续恶化的治安和层出不穷的谣言。埃及人曾经号称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如今女孩子们却纷纷表示，“不要说晚上，就是白天也不敢一个人出门”。不久前一位德国考古学家慕名前往解放广场“瞻仰”。她回来向我感叹道，“1.25革命时埃及人说解放广场是最安全的地方，今天却把我吓得半死。我到那里好像羊入虎口，晚上一路走来，处处是骚扰和猥亵。”周围一些土生土长的埃及人则说，由于安全隐患和随时可能升级的冲突，两年来从没去过解放广场周边，更不敢让孩子去。

“我不关心政治，我痛恨革命。我对幸福的理解就是结婚后作个尽职尽责的家庭主妇。但我很担心安全——可动荡是我两年来的唯一收获”，我的老师Nermin Ibrahim说，“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1.25’百万人游行又能怎样？媒体觉得百万人的诉求就是民主，可那不过是埃及人口的百分之一！”

造成革命后埃及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是与日俱增的谣言。从球迷闹事到公共建筑被焚，从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到骚扰女性、殴打记者，从首都到外省，从穆巴拉克倒台到军政府接班、穆尔西执政，随着言论自由的放开，谣言和传闻无孔不入。媒体为了轰动效应什么都敢说，有的甚至找出若干年前的图片和视频冒充刚刚发生的新闻。而民众对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要么一问三不知，要么众说纷纭。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为什么发生冲突、穿警服的真是警察吗、打着球队旗帜的真是球迷吗，作为外国人我看不明白，埃及人也说不清。每有危机发生，政府和司法系统都声称组建委员会进行调查，最终不是杳无音讯就是不了了之、无人问津。昨日的危机马上被新的爆炸新闻取代，埃及人变得既亢奋又健忘。

然而，每当我感叹“1.25革命”深刻改变埃及的方方面面、甚至是人的个性时，又有许多情景浮现眼前，告诉我这场革命远未能撼动社会深层问题和民众根深蒂固的观念。

“1.25革命”时，开罗市民和各国观察者惊喜地发现，埃及即使没有穆巴拉克，人们依旧可以保证日常生活的良好运转——男人组织起来维护社区安全和交通秩序；妇女准备食物和生活用品，慰劳广场上的示威者；基督徒和穆斯林互相保护；医生们在解放广场建立临时医院；学生们自发打扫环境、整顿市容；立交桥上和地铁站里挂出标语“建设我们的国家”……有记者问埃及人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答道：“因为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我们现在是国家的主人，心甘情愿为祖国奉献。”

但这种革命期间迸发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犹如昙花一现。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虽然也有一些年轻人一如既往地搞公益活动、造福大众，但整个社会随即又陷入空谈、指责和猜疑之中。两年来步入人们视野的是各种主义、立场和划线，那些勤恳务实，靠知识和努力改变命运的人却少之又少。

在校大学生对我说，埃及教育制度差、师资差、只强调死记硬背，因此我没法学习。在家待业的年轻人说，埃及公司工作累、假期短、工资低，外国公司又不来投资，所以我不工作。开罗的每一所大学都熙熙攘攘、人满为患，学生们聚在各个角落抽烟、闲聊、玩笑，毕业后又随即加入失业群体。一些同学坦诚地说：“埃及不是没有工作，而是他们不愿意干。”有的欧洲企业驻埃代表则抱怨在北非经营成本高、员工难管理、高端职位无人能胜任：“显而易见，埃及有这么多劳动力，又是欧盟的邻国，要是这里适合投资的话，北非早就在中国之前成了欧洲工厂”。

面对环境污染、垃圾成堆、交通混乱等社会问题，埃及人指责管理者不作为，却不愿反思自身的行为。“1.25革命”期间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和自觉早已烟消云散，一切又回到老样子：教师一面迟到旷课，一面批判教育制度失败；学生一边在车上丢垃圾，一边向客运公司投诉校车不干净；示威者一面封锁校园，禁止教职工入内，一面声讨校方未能给抗议者提供遮阳棚和饮用水；居民从窗口随手把垃圾扔到楼下，指责有关部门不处理垃圾暴露问题；司机们在两车道的路上开出四排车，然后说政府该下台，因为改善不了交通秩序。人们对政府和大大小小的管理层极具反感却又过度依赖，二者实是一体两面。

被外界宣传得轰轰烈烈的革命真的改变了埃及社会么？现在穷人依旧贫困，富人更加富有，两者之间仍是井水不犯河水；基督教与伊斯兰的冲突依然频发；男人与女人仍旧很不平等。但另一方面，革命又深深触及了埃及人的生活：莫谈国事的时代结束，大大小小的权威失去了光芒和震慑，人们把免于恐惧的自由发展到极致，又担忧自由本身会给生活带来新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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