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飞扬：俄罗斯教员与中国学员讨论前苏军阿富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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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听俄罗斯教员讲前苏军阿富汗战争  

律言


　　1979年12月5日，就是斯大林生日的那一天，前苏军突然进入阿富汗。打了十年之后，苏军在付出了沉重的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代价的情况下，遗憾地撤出了阿富汗。
　　苏军，曾经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强大军队，为什么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没能制服一个阿富汗游击队？这是全世界都在研究的问题。
　　2004年，我在俄罗斯武装力量诸军兵种合成指挥学院（前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有幸听到《前苏军阿富汗战争的经验教训》一课，感受很深。
　　授课的是62岁的退役上校库德利昂采夫教授，他上课前自我介绍说：“我1962年参军，在部队担任过副连长、连长、营长，又在院校担任过学员营营长、军事历史教员。1988年—1993年，我在总参领导过一个军事历史部门，期间写过一本关于总参谋部历史的书。我曾经与苏联大多数元帅交谈过。我是俄罗斯主要历史学家之一。”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用三个课时从五个方面给我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前苏军阿富汗战争情况。一是影响苏军军事行动的因素；二是苏军在阿富汗作战的计划和特点；三是苏军在阿富汗的主要作战方法；四是苏军在阿富汗的作战特点；五是苏军在阿富汗作战的教训。课后，又用一个课时回答了我们感兴趣的十个问题。由于课堂提问时间不够，我们又利用课外时间与老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后来，我们还找曾经亲历阿富汗战争的其他教授座谈了解了一些具体的情况。
　　我们觉得，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可以算是“第一手资料”，尤其是俄军教员对这场战争的反思，基本代表了俄军当前对苏军阿富汗战争的态度。认真研究这些材料，对于我们全面研究这场战争，对于丰富我们的军事学术都是非常有益的。
“不要用刺刀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25年过去了，用现在的眼光看，我们认为当时出兵是一个错误。” 教授一开始就坦率的给阿富汗战争作了个否定的结论。他说：“当时，在阿富汗上层发生了权力斗争，苏联领导人没有正确的评估阿富汗的形势，以为是发生了‘革命’而去‘支持和保护’。但是，进入之后才发现所谓的‘革命’实际上是政变。既然不是革命，老百姓对苏军的进驻当然是不欢迎的。”
　　从教授的讲述中，我们明显感到了一代军人为一场错误的战争承受的精神压力：“当时进驻阿富汗，使苏军面临很复杂的形势。许多国家在政治上抗议，在经济上封锁，在意识形态上和心理上大规模攻击、对抗。许多国家包括你们中国开始援助阿富汗反政府力量，局面非常复杂。”
　　那么这场战争根本性的错误在哪里？仅仅是“苏联领导人没有正确的评估阿富汗的革命”吗？是革命就应当大举出兵吗？明确地说，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是干涉内政？还是履行国际政治义务？
　　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在我们与教授进行了更加坦率和友好的交谈之后，我忍不住还是提出了这个问题：“教授在讲阿富汗战争的时候，虽然也说出兵是个错误，但是，只是认为错在没有把所谓的‘革命’搞清楚，可是世界舆论包括我们中国都认为是侵略。现在，作为学生我想请教：以军事的手段去解决其他国家的内政问题，是不是干涉内政？是不是侵略？以这个问题为例，我想请教授从理论上讲讲：‘侵略’、‘干涉内政’和‘履行国际政治义务’的概念与区别。”
　　为了不把气氛搞僵了，翻译翻完后我又笑着补充说：“我还要表明，我的提问是友好国家的学生向老师请教理论问题，而不是批评和评价阿富汗战争。”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笑的仍然很爽朗，但是，问题回答得却很勉强，他说：“首先，苏联领导人没有正确的评估阿富汗的形势，开始的出发点不对。一步不对，后边的就都不对了。如果阿富汗真的是革命的话，援助就是正确的。因为不是革命，派兵就不对了。但是，不存在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当时对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不实施作战行动，任务是保护和援助。那么，没有发生革命，人民与政府出现了矛盾，外国军队也进来了，就只能开枪，苏联就不由自主的被拖进去了。当时政治局对局势评估不对，但决策是保护和援助。所以，你说的‘侵略’，表述是不准确的。”
　　我对教授的这个回答是不满意的，他不但没有承认这个本来是明确的问题，也没有从理论上讲述它们的概念和区别。但是，我也很理解。这个问题让他为难了，这毕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毕竟是在课堂上，而且是面对着当年的敌对国家的军人。
　　课后整理笔记的时候，我觉得，库德利昂采夫教授在正式讲课和回答别的问题的时候已经隐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曾说：“无论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都不要用刺刀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在谈到当时的伊拉克战争时，他曾说：“伊斯兰人民有自己的特点，不仅宗教信仰不同，心理状态也有自己的，生活的本质意义也有自己的。欧洲、俄罗斯、美国都对伊斯兰教了解不深。要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们，他们不会同意的。我也不喜欢萨达姆，但还是让人民去推翻他吧。”他曾多次谈到中国和俄罗斯过去的分歧，他说：“我不想在我们之间第三次发生分歧和矛盾，即使有了，也可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两国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我们大家现在一起学习军事艺术，不是为了发动下一次战争，而是为了搞清楚一些理论问题。我已经快70岁了，作为一个年长的军官，我建议大家这样。”你听，这不是很明白吗！
　　在听课和提问的过程中，我们深感库德利昂采夫教授确实象他自己介绍的那样是一个资深的军事历史学家，他对战争历史有深刻的理性思考。而他这样一位资深的军事历史学家，不止一次的而且有点激动的讲述反对侵略的观点，这决不是一般的理论辅导，不是教科书的重复，而是一位老军人对战争进行了长期的、痛苦的反思之后，从心灵深处迸发出的呐喊。我想，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能够在当年的敌对国家的军人面前大谈本国的战争错误，这还说明，他的观点已经成为俄罗斯军人以及民众的主流观点。就是说俄罗斯军人和俄罗斯人民都反对那场战争。
　　从这里出发，我又提问到：“在当时，军队和民众对政府的错误有那些反映，这些反映对政府的决策和军队的作战有什么影响？”
教授回答说：“首先，当时政治局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从现在解密的文件看，当时政治局的意见不统一。总长第一个反对，总理柯西金也反对。外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坚决同意，安德罗波夫曾经犹豫但后来也同意了。这三个人也都动摇过，但最后还是决定了。当时人民的态度比较简单，因为报纸、电台、电视宣传的都是苏军帮助阿富汗挽救革命，民众不了解真实情况，只知道阿富汗领导人不下二十次来莫斯科要求出兵。当时苏军是带着美好的愿望去的，人民也是以积极的态度支持的。我当时也持积极态度。如果你听到这些宣传，也会支持的。八十年代，曾经叫我总结阿富汗战争的经验给学员讲，现在我看我自己当时的教案，结论是相反的。当时，一年又一年，都有从阿富汗参战的军官来学院学习，我和他们一对一的交谈。在交谈中，我听到了许多消极的东西，才知道阿富汗的情况一塌糊涂，应当撤军。我得出应当撤军的结论是1983年，而政府是1985年才得出这个结论。”
　　听了这一段话，我们对当时的苏军、对当时的苏联人民不仅产生了理解，也产生了同情。俄罗斯人民同样热爱和平，他们同样反对侵略，他们又一次深受战争的煎熬，错误的战争使他们的心理和荣誉受到折磨。
重重困难来自哪里？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给我们例数了苏军在阿富汗作战中遇到的重重困难。
　　改变民众的抵抗意识非常困难。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讲到：“俄罗斯有位将军在他写的《阿富汗战争的教训》一书中写道：‘不管他怎么朝你笑，他内心是不会喜欢你的。’当时在阿富汗作战，确定敌人和朋友是非常复杂的。阿富汗的土地非常有限，我们当时把土地都分给穷人。农民有了土地对新政权应当喜欢吧？正好相反！他们有的满意有的不满意，有的没有农具，有的与地主发生了矛盾，后来有的主动不要了。当你给他粮食吃的时候，他们向你微笑。当他们把粮食吃完的时候，他就把你忘记了。因此，任何时候，任何人，想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强加给别人（可以理解为被占领国家的人）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现在也能看来，美国就是例子。”
　　用军事手段解决宗教问题困难太大。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讲到：“在阿富汗，98%的人信奉伊斯兰教，有1500座寺庙，8000多个宗教纪念碑，有25万左右的牧师、教主和其他从事宗教活动的人，他们每天有5次祈祷。伊斯兰教可以号召人们去参加圣战。阿富汗人民一生都被宗教控制着，排除宗教的干预非常困难。所以，想用军事手段解决宗教问题困难太大。车臣也是例证。”
　　情报侦察非常困难。库德利昂采夫教授在讲课时曾经说到，在异国作战中，组织情报侦察有很大的难度。在课后提问时我问：“请您谈谈在异国组织情报侦察的做法和经验。”教授回答说：“当时使用了各种侦察手段：a)陆军各兵种的侦察。具体由每个师、团负责一个地区。b)从当地居民中获得情报。c)使用总参情报总局提供的情报。各个机构中都展开侦察间谍网，并且已经打入敌人内部，如在马苏德就有一个苏军上校。d)使用了外交部的渠道。e)使用了阿富汗人民军的情报。与阿情报总局一直保持联系。另外，苏联南部的居民与阿富汗同一个语言，早就选派（谍报）人员了。”最后，教授说：“就这样，各种手段都用了，而情报远远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
　　封锁非常困难。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讲到：“当时在阿富汗作战，真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封锁阿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边界，断绝阿与支援力量的联系。1979年12月25日至1989年2月结束，10年时间，阿富汗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其中有美国、西方也有中国供给的。谁来训练他们呢？一方面，我也在这个教室训练过阿富汗人民党的军官，中国的军官在巴基斯坦也培训过他们（大笑）。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现在可以给你们通报，你们中国在巴基斯坦的训练中心的数量以及训练了多少军官，连人名都可以讲出来的。我相信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讨论的。但强调一点，当时的培训质量还是很高的。因此，苏军面对的对手不是愚昧无能的，他们不仅会射击，而且能准确射击。这是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回避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讨论的。当时敌人也有反坦克武器，有先进的导弹，有76MM山炮、80-82MM迫击炮，这些炮都是轻型的，便于山地机动。还有便携式防空导弹。苏军在阿富汗10年未取胜，为什么？当时世界存在两大阵营，阿富汗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支持，这个战争不可能有好的结局。14集团军有10万人，若去50万人呢、去100万人呢，如果能把所有的通道都封了，结果会怎么样呢？即使把阿富汗都占领了，也不能把阿富汗人变为文明人。”（苏军在阿富汗遇到的封锁困难，美军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都遇到过，这正是局部战争的一条规律：正义的一方可能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的作用在不断上升。）
   　　作战企图的保密非常困难。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讲到：“在制定计划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作战企图的保密问题。敌人的侦探分布在各层面、各个单位，在政府中有，在最高统帅部有，在部队的团、营、连有。我们与阿富汗人民军军官一起研究作战计划，一起下达命令，下级也在一起汇报决心，讨论协同问题、火力毁伤问题、航空兵突击问题等，而会后一两个小时，不用等到第二天，我们的企图敌人都知道了。1984年，我们准备了一个巴木特热斯基峡谷战役，使用了许多部队，达到60个营，当时敌人是一个很精明的指挥员，这个人大家可能知道，他叫赫马苏，他早就知道我们的企图，提前就撤走了。第二天，我们进行火力准备时，结果炸的是个空地方。这样的事情很多。在孙子兵法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永远让你的企图保密。”后来教授在回答别的问题时也说到：“阿富汗常常用小孩、妇女和老人进行侦察，我们难以防备。”
　　听了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讲困难，我得出的结论是：
　　1、苏军在阿富汗遇到的困难，正是被侵略国家进行人民战争的天然优势。这是一切侵略者都可能遇到的必然的困难。
　　2、再优良的装备和训练，都难以克服侵略战争给军队带来的难题。国家政治上、战略上的错误，是军队战术技术无法弥补的。
　　在后来专门座谈时，我问：“您认为苏军在阿富汗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原因还是战术上的原因？”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却回答说：“首先，我要阐明一点，苏军在阿富汗并没有失败。因为，苏军在阿十年作战，亡13500人，伤35000人，10年时间伤亡这些人，数字并不算高。当时，苏联预期用30年时间解决阿富汗的问题。因为在二十、三十年代解决中亚的民族问题时用了20年的时间，而解决阿的问题只进行了10年还未见到结果就撤军了，因此不能就此说以失败告终。”
　　关于“原因”，教授说：“在政治上的错误是，‘任何时候都不要与不愿意打仗的人打仗’。如果说，当时在阿作战真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封锁阿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边界，断绝阿与支援力量的联系。”
　　我对老教授的回答是不满意的，对“任何时候都不要与不愿意打仗的人打仗”这句话也不理解。但是，当时不好再问了。我想，要让一个强大的军队承认失败是很难的，要让一个普通军人去总结国家战略决策上的教训也是不容易的。
“军队既要准备打大仗，也要准备打小仗”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用大量的时间讲了苏军在阿富汗的不适应。
　　首先是在地理气候上的不适应。他说：“对苏军来说，如果在莫斯科郊区作战是一种情况，而在阿富汗是另一回事。那是一个山区、高原，海拔在2700米至7500米。当时大家哼一首歌：只要是我们的山地，就能帮助我们作战，然而这不是我们的山地，并不能帮助我们。除山地外还有难以通行的沙漠，公路条件也很差。气候恶劣，水源非常少，而且水源不经过处理不能饮用。天气炎热可达45度，俄罗斯的士兵受不了，俄罗斯的士兵是需要喝水的，而水不能喝。因此，士兵中产生大量的反应如胃肠病等，90%的官兵不同程度患病，战斗力也因此而下降。恶劣的环境对人员的素质有很高的要求，实践证明，连续作战4-5个昼夜后，由于缺氧，士兵体力大幅度下降。”教授说：“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和平时期军队要训练如何适应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洗手、洗脸都应有专用水。对战斗来说，这是个重要的因素。”
　　关于装备和兵种的不适应，教授说：“对于坦克， 40-50度的高温，又是沙漠，不便行动。在高原上，坦克功率降低60%，燃料消耗需要2倍的。天气炎热，发动机还可能烧坏。八十年代初期，有一个元帅下令写一本这样的教材：如何在阿富汗使用坦克。当我向这位元帅报告在阿富汗不能使用坦克时，这位元帅非常吃惊。对于炮兵，只能分散，不能集中使用；战前装备准备时间要长的多；炮兵团要充分展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时炮兵只能以营连为单位使用。对于航空兵，直升机寻找目标难度大，起降场少。现代的新型飞机起降，要求飞行员进行特殊训练。我曾经与一个著名的飞行员楼兹可耶（他曾经任叶利钦的副总统，93年时还组建了一个党反对叶利钦，曾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监狱关过）交谈，他不一止一次的强调，在阿富汗的飞行员必须有特殊训练。当时大量使用空降兵，而主要的是通过伞降的方法而不是机降。”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多次强调，最大的不适应是正规军不适应游击战，他说“在阿富汗的地形上正规军发挥不了作用，坦克找不到目标，航空兵、导弹、炮兵都没有效果。1981年时，苏军已消灭了阿领土上的大股匪徒，只剩残余敌人。以后直到1989年撤军时，苏军都是与小股敌人作战，最多的投入2000多人，敌人一般每股20-50人左右，不成规模，使用步枪、手榴弹、地雷等轻武器。苏军60%的人员伤亡是被地雷炸的。在那种情况下，苏军大多以连、排规模的纵队，背负着沉重的装具，步行与阿游击队作战。敌人对我们的作战形式分析判断的非常准确，他们知道苏军的装备比他们强，所以他们不会象正规军队那样建许多堑壕，而是充分利用夜暗，尤其是针对苏军的弱点，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出奇不意地袭击。”他说：“那种游击战不是在学校学的那种典型的作战方式，当时有三种情况，一是作战正面的改变，二是作战纵深的改变，还表现出向空中发展。”
　　教授说：“对于部队指挥影响也很大。首先，通信要建立许多中继站。还需要许多空中指挥所。”
　　教授还说，部队的不适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在苏军里，很多人是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军官，没有真正的作战经验，在作战中犯下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
在讲述了诸多不适应之后，教授说：“当军队做好全球作战准备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做好了小型战争（可以理解为局部战争）的准备。我们在学院学习的那些正规的定下决心的东西，在阿富汗是不适应的。用战斗条例去和这些人（可以理解为游击队，或者是被占领国的人民群众）打仗是愚蠢的。在和平时期，军队既要准备打大仗，也要准备打小仗，这是实战的教训。我们培养训练干部，从军官到军士，不仅要使他们掌握条令，更重要的培养他们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果断地定下决心，并付诸实施。只知理论，不会实际应用，是不合格的军官。”
　　听了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这一段讲授，我想到三点：
　　1、我想到毛主席的教导：“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2、我想到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我们曾经苦苦研究如何对付苏军“宽正面、大纵深”的集群进攻。现在看来，一方面，那个时候如果苏军要入侵我国，可能也会像在阿富汗一样不适应和指导失误，可能会采用在欧洲平原大规模作战的理论进行山地进攻作战。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比在阿富汗输的更惨。那么，苏军的作战指导往往具有盲目性，而我们当时对苏军的研究、判断也有盲目性。
　　3、苏军毕竟是一支有光荣历史的强军，他们在阿富汗折腾了十年，难道就没有一些成功的战法吗？
　　在后来的座谈中，我问：“苏军在与阿富汗游击队作战时采取了哪些有效的作战方法？”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回答说，苏军后来针对阿富汗战场实际，采取许多新的作战方法。
　　比如奔袭行动：主要由侦察、搜索、迂回和空降行动组成。
　　比如封锁作战：先封后打，以小分队封，以主力大部队打。一般有三种方法，第一种，以步兵晚上徒步前出包围监督敌人，天亮时，空降兵突然空降，装甲兵前出，围歼敌人。第二种方法是步兵夜间占领制高点，早晨与装甲兵夹击敌人。第三种方法是大规模空降，占领制高点，围歼敌人。最多的时候空降了5000-6000人。
　　比如清剿。一般先缩小包围圈，然后突然撤离而实施密集的火力打击。比较难的是对地下通道的搜剿，教授说：“在许多居民地，地下有很长的通道，也流水。我们冲击到居民地附近的时候，敌人突然不见影子了，对居民地清剿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就在居民地边上抽烟，突然，敌人从我们后边冒出来向我们开抢。这就要求我们指挥员研究如何消灭地下通道中的敌人，要研究一旦敌人从后边冒出来，我们仍然能以强大的火力打击敌人。”
　　在作战手段上，苏军强调广泛使用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突击以及战术空降，以达到行动的隐蔽性、突然性和果断性。这样，也能充分发挥苏军装备优势，克服高原、山地兵力机动困难的问题。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说，苏军后来在指挥决策的方法上也有很大的改变。他说：“在集团军计划的基础上，师团营各级都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师团对每个火力点都要详细评估，详细的程度是学校学习时达不到的。平时，我们对一些小事可能不在乎，而在阿富汗，它可能是起决定作用的。确定计划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上级要确定下三级的计划，如师要确定到营、团要确定到连的计划。这并不是师长不相信团长、营长，而是负责和关心。师长是将军，必定经验丰富，又对局势研究得深，又可以吸收友邻的情况并得到协同。这是保存士兵生命的最好的办法。”
　　听了库德利昂采夫教授的讲述，我认为，排斥政治上的因素，单从军事上分析，这些战法是符合当时的作战特点的，它对于以正规军队对付游击武装那样的作战形式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的。
　　啊，一场持续十年的战争，就这样在盲目中犹豫地决策，在错误中痛苦地坚持，在无奈中尴尬地撤军。
　　“在仗打不赢的情况下，政府和民众都对军队的战斗力发生了怀疑和埋怨。来自政府和民众的怀疑和埋怨，深深地刺痛着军人。”但愿世人不要忘记那些军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警示。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苏军，是一支战功赫赫的军队。让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支军队公开地承认失败和错误，应当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尤其是输在阿富汗这么个小国家，输给这些素质底下的人，是很难服气的。而今天，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军人与当年反对过他们的军人坐在一起，坦率地讨论战争的教训，更是难得的，也同样是伟大的。
　　“战争教会了我们什么？我们可以从战争中吸取的有用的东西有哪些？”从俄罗斯回来近十年了，库德利昂采夫教授反复说的这句话仍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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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听俄罗斯教员讲前苏军阿富汗战争  

律言


　　1979年12月5日，就是斯大林生日的那一天，前苏军突然进入阿富汗。打了十年之后，苏军在付出了沉重的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代价的情况下，遗憾地撤出了阿富汗。
　　苏军，曾经是一支震撼世界的强大军队，为什么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没能制服一个阿富汗游击队？这是全世界都在研究的问题。
　　2004年，我在俄罗斯武装力量诸军兵种合成指挥学院（前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有幸听到《前苏军阿富汗战争的经验教训》一课，感受很深。
　　授课的是62岁的退役上校库德利昂采夫教授，他上课前自我介绍说：“我1962年参军，在部队担任过副连长、连长、营长，又在院校担任过学员营营长、军事历史教员。1988年—1993年，我在总参领导过一个军事历史部门，期间写过一本关于总参谋部历史的书。我曾经与苏联大多数元帅交谈过。我是俄罗斯主要历史学家之一。”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用三个课时从五个方面给我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前苏军阿富汗战争情况。一是影响苏军军事行动的因素；二是苏军在阿富汗作战的计划和特点；三是苏军在阿富汗的主要作战方法；四是苏军在阿富汗的作战特点；五是苏军在阿富汗作战的教训。课后，又用一个课时回答了我们感兴趣的十个问题。由于课堂提问时间不够，我们又利用课外时间与老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后来，我们还找曾经亲历阿富汗战争的其他教授座谈了解了一些具体的情况。
　　我们觉得，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可以算是“第一手资料”，尤其是俄军教员对这场战争的反思，基本代表了俄军当前对苏军阿富汗战争的态度。认真研究这些材料，对于我们全面研究这场战争，对于丰富我们的军事学术都是非常有益的。
“不要用刺刀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25年过去了，用现在的眼光看，我们认为当时出兵是一个错误。” 教授一开始就坦率的给阿富汗战争作了个否定的结论。他说：“当时，在阿富汗上层发生了权力斗争，苏联领导人没有正确的评估阿富汗的形势，以为是发生了‘革命’而去‘支持和保护’。但是，进入之后才发现所谓的‘革命’实际上是政变。既然不是革命，老百姓对苏军的进驻当然是不欢迎的。”
　　从教授的讲述中，我们明显感到了一代军人为一场错误的战争承受的精神压力：“当时进驻阿富汗，使苏军面临很复杂的形势。许多国家在政治上抗议，在经济上封锁，在意识形态上和心理上大规模攻击、对抗。许多国家包括你们中国开始援助阿富汗反政府力量，局面非常复杂。”
　　那么这场战争根本性的错误在哪里？仅仅是“苏联领导人没有正确的评估阿富汗的革命”吗？是革命就应当大举出兵吗？明确地说，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是干涉内政？还是履行国际政治义务？
　　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在我们与教授进行了更加坦率和友好的交谈之后，我忍不住还是提出了这个问题：“教授在讲阿富汗战争的时候，虽然也说出兵是个错误，但是，只是认为错在没有把所谓的‘革命’搞清楚，可是世界舆论包括我们中国都认为是侵略。现在，作为学生我想请教：以军事的手段去解决其他国家的内政问题，是不是干涉内政？是不是侵略？以这个问题为例，我想请教授从理论上讲讲：‘侵略’、‘干涉内政’和‘履行国际政治义务’的概念与区别。”
　　为了不把气氛搞僵了，翻译翻完后我又笑着补充说：“我还要表明，我的提问是友好国家的学生向老师请教理论问题，而不是批评和评价阿富汗战争。”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笑的仍然很爽朗，但是，问题回答得却很勉强，他说：“首先，苏联领导人没有正确的评估阿富汗的形势，开始的出发点不对。一步不对，后边的就都不对了。如果阿富汗真的是革命的话，援助就是正确的。因为不是革命，派兵就不对了。但是，不存在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当时对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不实施作战行动，任务是保护和援助。那么，没有发生革命，人民与政府出现了矛盾，外国军队也进来了，就只能开枪，苏联就不由自主的被拖进去了。当时政治局对局势评估不对，但决策是保护和援助。所以，你说的‘侵略’，表述是不准确的。”
　　我对教授的这个回答是不满意的，他不但没有承认这个本来是明确的问题，也没有从理论上讲述它们的概念和区别。但是，我也很理解。这个问题让他为难了，这毕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毕竟是在课堂上，而且是面对着当年的敌对国家的军人。
　　课后整理笔记的时候，我觉得，库德利昂采夫教授在正式讲课和回答别的问题的时候已经隐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曾说：“无论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都不要用刺刀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在谈到当时的伊拉克战争时，他曾说：“伊斯兰人民有自己的特点，不仅宗教信仰不同，心理状态也有自己的，生活的本质意义也有自己的。欧洲、俄罗斯、美国都对伊斯兰教了解不深。要把我们的意志强加于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他们，他们不会同意的。我也不喜欢萨达姆，但还是让人民去推翻他吧。”他曾多次谈到中国和俄罗斯过去的分歧，他说：“我不想在我们之间第三次发生分歧和矛盾，即使有了，也可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两国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我们大家现在一起学习军事艺术，不是为了发动下一次战争，而是为了搞清楚一些理论问题。我已经快70岁了，作为一个年长的军官，我建议大家这样。”你听，这不是很明白吗！
　　在听课和提问的过程中，我们深感库德利昂采夫教授确实象他自己介绍的那样是一个资深的军事历史学家，他对战争历史有深刻的理性思考。而他这样一位资深的军事历史学家，不止一次的而且有点激动的讲述反对侵略的观点，这决不是一般的理论辅导，不是教科书的重复，而是一位老军人对战争进行了长期的、痛苦的反思之后，从心灵深处迸发出的呐喊。我想，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能够在当年的敌对国家的军人面前大谈本国的战争错误，这还说明，他的观点已经成为俄罗斯军人以及民众的主流观点。就是说俄罗斯军人和俄罗斯人民都反对那场战争。
　　从这里出发，我又提问到：“在当时，军队和民众对政府的错误有那些反映，这些反映对政府的决策和军队的作战有什么影响？”
教授回答说：“首先，当时政治局也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从现在解密的文件看，当时政治局的意见不统一。总长第一个反对，总理柯西金也反对。外长葛罗米柯和国防部长坚决同意，安德罗波夫曾经犹豫但后来也同意了。这三个人也都动摇过，但最后还是决定了。当时人民的态度比较简单，因为报纸、电台、电视宣传的都是苏军帮助阿富汗挽救革命，民众不了解真实情况，只知道阿富汗领导人不下二十次来莫斯科要求出兵。当时苏军是带着美好的愿望去的，人民也是以积极的态度支持的。我当时也持积极态度。如果你听到这些宣传，也会支持的。八十年代，曾经叫我总结阿富汗战争的经验给学员讲，现在我看我自己当时的教案，结论是相反的。当时，一年又一年，都有从阿富汗参战的军官来学院学习，我和他们一对一的交谈。在交谈中，我听到了许多消极的东西，才知道阿富汗的情况一塌糊涂，应当撤军。我得出应当撤军的结论是1983年，而政府是1985年才得出这个结论。”
　　听了这一段话，我们对当时的苏军、对当时的苏联人民不仅产生了理解，也产生了同情。俄罗斯人民同样热爱和平，他们同样反对侵略，他们又一次深受战争的煎熬，错误的战争使他们的心理和荣誉受到折磨。
重重困难来自哪里？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给我们例数了苏军在阿富汗作战中遇到的重重困难。
　　改变民众的抵抗意识非常困难。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讲到：“俄罗斯有位将军在他写的《阿富汗战争的教训》一书中写道：‘不管他怎么朝你笑，他内心是不会喜欢你的。’当时在阿富汗作战，确定敌人和朋友是非常复杂的。阿富汗的土地非常有限，我们当时把土地都分给穷人。农民有了土地对新政权应当喜欢吧？正好相反！他们有的满意有的不满意，有的没有农具，有的与地主发生了矛盾，后来有的主动不要了。当你给他粮食吃的时候，他们向你微笑。当他们把粮食吃完的时候，他就把你忘记了。因此，任何时候，任何人，想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强加给别人（可以理解为被占领国家的人）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现在也能看来，美国就是例子。”
　　用军事手段解决宗教问题困难太大。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讲到：“在阿富汗，98%的人信奉伊斯兰教，有1500座寺庙，8000多个宗教纪念碑，有25万左右的牧师、教主和其他从事宗教活动的人，他们每天有5次祈祷。伊斯兰教可以号召人们去参加圣战。阿富汗人民一生都被宗教控制着，排除宗教的干预非常困难。所以，想用军事手段解决宗教问题困难太大。车臣也是例证。”
　　情报侦察非常困难。库德利昂采夫教授在讲课时曾经说到，在异国作战中，组织情报侦察有很大的难度。在课后提问时我问：“请您谈谈在异国组织情报侦察的做法和经验。”教授回答说：“当时使用了各种侦察手段：a)陆军各兵种的侦察。具体由每个师、团负责一个地区。b)从当地居民中获得情报。c)使用总参情报总局提供的情报。各个机构中都展开侦察间谍网，并且已经打入敌人内部，如在马苏德就有一个苏军上校。d)使用了外交部的渠道。e)使用了阿富汗人民军的情报。与阿情报总局一直保持联系。另外，苏联南部的居民与阿富汗同一个语言，早就选派（谍报）人员了。”最后，教授说：“就这样，各种手段都用了，而情报远远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
　　封锁非常困难。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讲到：“当时在阿富汗作战，真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封锁阿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边界，断绝阿与支援力量的联系。1979年12月25日至1989年2月结束，10年时间，阿富汗的武器越来越先进，其中有美国、西方也有中国供给的。谁来训练他们呢？一方面，我也在这个教室训练过阿富汗人民党的军官，中国的军官在巴基斯坦也培训过他们（大笑）。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现在可以给你们通报，你们中国在巴基斯坦的训练中心的数量以及训练了多少军官，连人名都可以讲出来的。我相信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讨论的。但强调一点，当时的培训质量还是很高的。因此，苏军面对的对手不是愚昧无能的，他们不仅会射击，而且能准确射击。这是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回避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讨论的。当时敌人也有反坦克武器，有先进的导弹，有76MM山炮、80-82MM迫击炮，这些炮都是轻型的，便于山地机动。还有便携式防空导弹。苏军在阿富汗10年未取胜，为什么？当时世界存在两大阵营，阿富汗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支持，这个战争不可能有好的结局。14集团军有10万人，若去50万人呢、去100万人呢，如果能把所有的通道都封了，结果会怎么样呢？即使把阿富汗都占领了，也不能把阿富汗人变为文明人。”（苏军在阿富汗遇到的封锁困难，美军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都遇到过，这正是局部战争的一条规律：正义的一方可能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的作用在不断上升。）
   　　作战企图的保密非常困难。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讲到：“在制定计划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作战企图的保密问题。敌人的侦探分布在各层面、各个单位，在政府中有，在最高统帅部有，在部队的团、营、连有。我们与阿富汗人民军军官一起研究作战计划，一起下达命令，下级也在一起汇报决心，讨论协同问题、火力毁伤问题、航空兵突击问题等，而会后一两个小时，不用等到第二天，我们的企图敌人都知道了。1984年，我们准备了一个巴木特热斯基峡谷战役，使用了许多部队，达到60个营，当时敌人是一个很精明的指挥员，这个人大家可能知道，他叫赫马苏，他早就知道我们的企图，提前就撤走了。第二天，我们进行火力准备时，结果炸的是个空地方。这样的事情很多。在孙子兵法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永远让你的企图保密。”后来教授在回答别的问题时也说到：“阿富汗常常用小孩、妇女和老人进行侦察，我们难以防备。”
　　听了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讲困难，我得出的结论是：
　　1、苏军在阿富汗遇到的困难，正是被侵略国家进行人民战争的天然优势。这是一切侵略者都可能遇到的必然的困难。
　　2、再优良的装备和训练，都难以克服侵略战争给军队带来的难题。国家政治上、战略上的错误，是军队战术技术无法弥补的。
　　在后来专门座谈时，我问：“您认为苏军在阿富汗的失败是战略上的原因还是战术上的原因？”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却回答说：“首先，我要阐明一点，苏军在阿富汗并没有失败。因为，苏军在阿十年作战，亡13500人，伤35000人，10年时间伤亡这些人，数字并不算高。当时，苏联预期用30年时间解决阿富汗的问题。因为在二十、三十年代解决中亚的民族问题时用了20年的时间，而解决阿的问题只进行了10年还未见到结果就撤军了，因此不能就此说以失败告终。”
　　关于“原因”，教授说：“在政治上的错误是，‘任何时候都不要与不愿意打仗的人打仗’。如果说，当时在阿作战真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封锁阿与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边界，断绝阿与支援力量的联系。”
　　我对老教授的回答是不满意的，对“任何时候都不要与不愿意打仗的人打仗”这句话也不理解。但是，当时不好再问了。我想，要让一个强大的军队承认失败是很难的，要让一个普通军人去总结国家战略决策上的教训也是不容易的。
“军队既要准备打大仗，也要准备打小仗”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用大量的时间讲了苏军在阿富汗的不适应。
　　首先是在地理气候上的不适应。他说：“对苏军来说，如果在莫斯科郊区作战是一种情况，而在阿富汗是另一回事。那是一个山区、高原，海拔在2700米至7500米。当时大家哼一首歌：只要是我们的山地，就能帮助我们作战，然而这不是我们的山地，并不能帮助我们。除山地外还有难以通行的沙漠，公路条件也很差。气候恶劣，水源非常少，而且水源不经过处理不能饮用。天气炎热可达45度，俄罗斯的士兵受不了，俄罗斯的士兵是需要喝水的，而水不能喝。因此，士兵中产生大量的反应如胃肠病等，90%的官兵不同程度患病，战斗力也因此而下降。恶劣的环境对人员的素质有很高的要求，实践证明，连续作战4-5个昼夜后，由于缺氧，士兵体力大幅度下降。”教授说：“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结论：和平时期军队要训练如何适应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洗手、洗脸都应有专用水。对战斗来说，这是个重要的因素。”
　　关于装备和兵种的不适应，教授说：“对于坦克， 40-50度的高温，又是沙漠，不便行动。在高原上，坦克功率降低60%，燃料消耗需要2倍的。天气炎热，发动机还可能烧坏。八十年代初期，有一个元帅下令写一本这样的教材：如何在阿富汗使用坦克。当我向这位元帅报告在阿富汗不能使用坦克时，这位元帅非常吃惊。对于炮兵，只能分散，不能集中使用；战前装备准备时间要长的多；炮兵团要充分展开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时炮兵只能以营连为单位使用。对于航空兵，直升机寻找目标难度大，起降场少。现代的新型飞机起降，要求飞行员进行特殊训练。我曾经与一个著名的飞行员楼兹可耶（他曾经任叶利钦的副总统，93年时还组建了一个党反对叶利钦，曾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监狱关过）交谈，他不一止一次的强调，在阿富汗的飞行员必须有特殊训练。当时大量使用空降兵，而主要的是通过伞降的方法而不是机降。”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多次强调，最大的不适应是正规军不适应游击战，他说“在阿富汗的地形上正规军发挥不了作用，坦克找不到目标，航空兵、导弹、炮兵都没有效果。1981年时，苏军已消灭了阿领土上的大股匪徒，只剩残余敌人。以后直到1989年撤军时，苏军都是与小股敌人作战，最多的投入2000多人，敌人一般每股20-50人左右，不成规模，使用步枪、手榴弹、地雷等轻武器。苏军60%的人员伤亡是被地雷炸的。在那种情况下，苏军大多以连、排规模的纵队，背负着沉重的装具，步行与阿游击队作战。敌人对我们的作战形式分析判断的非常准确，他们知道苏军的装备比他们强，所以他们不会象正规军队那样建许多堑壕，而是充分利用夜暗，尤其是针对苏军的弱点，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出奇不意地袭击。”他说：“那种游击战不是在学校学的那种典型的作战方式，当时有三种情况，一是作战正面的改变，二是作战纵深的改变，还表现出向空中发展。”
　　教授说：“对于部队指挥影响也很大。首先，通信要建立许多中继站。还需要许多空中指挥所。”
　　教授还说，部队的不适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在苏军里，很多人是二战以后成长起来的军官，没有真正的作战经验，在作战中犯下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
在讲述了诸多不适应之后，教授说：“当军队做好全球作战准备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做好了小型战争（可以理解为局部战争）的准备。我们在学院学习的那些正规的定下决心的东西，在阿富汗是不适应的。用战斗条例去和这些人（可以理解为游击队，或者是被占领国的人民群众）打仗是愚蠢的。在和平时期，军队既要准备打大仗，也要准备打小仗，这是实战的教训。我们培养训练干部，从军官到军士，不仅要使他们掌握条令，更重要的培养他们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果断地定下决心，并付诸实施。只知理论，不会实际应用，是不合格的军官。”
　　听了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这一段讲授，我想到三点：
　　1、我想到毛主席的教导：“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2、我想到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我们曾经苦苦研究如何对付苏军“宽正面、大纵深”的集群进攻。现在看来，一方面，那个时候如果苏军要入侵我国，可能也会像在阿富汗一样不适应和指导失误，可能会采用在欧洲平原大规模作战的理论进行山地进攻作战。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比在阿富汗输的更惨。那么，苏军的作战指导往往具有盲目性，而我们当时对苏军的研究、判断也有盲目性。
　　3、苏军毕竟是一支有光荣历史的强军，他们在阿富汗折腾了十年，难道就没有一些成功的战法吗？
　　在后来的座谈中，我问：“苏军在与阿富汗游击队作战时采取了哪些有效的作战方法？”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回答说，苏军后来针对阿富汗战场实际，采取许多新的作战方法。
　　比如奔袭行动：主要由侦察、搜索、迂回和空降行动组成。
　　比如封锁作战：先封后打，以小分队封，以主力大部队打。一般有三种方法，第一种，以步兵晚上徒步前出包围监督敌人，天亮时，空降兵突然空降，装甲兵前出，围歼敌人。第二种方法是步兵夜间占领制高点，早晨与装甲兵夹击敌人。第三种方法是大规模空降，占领制高点，围歼敌人。最多的时候空降了5000-6000人。
　　比如清剿。一般先缩小包围圈，然后突然撤离而实施密集的火力打击。比较难的是对地下通道的搜剿，教授说：“在许多居民地，地下有很长的通道，也流水。我们冲击到居民地附近的时候，敌人突然不见影子了，对居民地清剿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就在居民地边上抽烟，突然，敌人从我们后边冒出来向我们开抢。这就要求我们指挥员研究如何消灭地下通道中的敌人，要研究一旦敌人从后边冒出来，我们仍然能以强大的火力打击敌人。”
　　在作战手段上，苏军强调广泛使用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突击以及战术空降，以达到行动的隐蔽性、突然性和果断性。这样，也能充分发挥苏军装备优势，克服高原、山地兵力机动困难的问题。
　　库德利昂采夫教授说，苏军后来在指挥决策的方法上也有很大的改变。他说：“在集团军计划的基础上，师团营各级都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师团对每个火力点都要详细评估，详细的程度是学校学习时达不到的。平时，我们对一些小事可能不在乎，而在阿富汗，它可能是起决定作用的。确定计划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上级要确定下三级的计划，如师要确定到营、团要确定到连的计划。这并不是师长不相信团长、营长，而是负责和关心。师长是将军，必定经验丰富，又对局势研究得深，又可以吸收友邻的情况并得到协同。这是保存士兵生命的最好的办法。”
　　听了库德利昂采夫教授的讲述，我认为，排斥政治上的因素，单从军事上分析，这些战法是符合当时的作战特点的，它对于以正规军队对付游击武装那样的作战形式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的。
　　啊，一场持续十年的战争，就这样在盲目中犹豫地决策，在错误中痛苦地坚持，在无奈中尴尬地撤军。
　　“在仗打不赢的情况下，政府和民众都对军队的战斗力发生了怀疑和埋怨。来自政府和民众的怀疑和埋怨，深深地刺痛着军人。”但愿世人不要忘记那些军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警示。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苏军，是一支战功赫赫的军队。让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支军队公开地承认失败和错误，应当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尤其是输在阿富汗这么个小国家，输给这些素质底下的人，是很难服气的。而今天，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军人与当年反对过他们的军人坐在一起，坦率地讨论战争的教训，更是难得的，也同样是伟大的。
　　“战争教会了我们什么？我们可以从战争中吸取的有用的东西有哪些？”从俄罗斯回来近十年了，库德利昂采夫教授反复说的这句话仍然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