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5 二战中的波斯尼亚

一，南斯拉夫主要政治势力和对穆斯林的态度  

南斯拉夫地区在二战中的历史错综复杂。在德意轴心国入侵，以南斯拉夫为依托同英美同盟国作战的背景下，若干发生在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内战又叠加在一起。主要的内战有两个，一是克罗地亚极端主义者针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境内塞尔维亚居民的战争，二是后来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党——切特尼克人同铁托领导的共产党之间的战争。在这四年中，南斯拉夫全境共有100万人丧生，以人口比例计算，穆斯林丧生的人数占到其总人口的8.1%，要高于塞尔维亚人的丧生比例7.3%。仅小于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由此可见，波斯尼亚穆斯林加杂在这些错众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可谓是风雨飘摇，命运坎坷。  

1941年4月10日，德国炮制的“克罗地亚独立国”诞生了，简称NDH，它同时也涵盖了波斯尼亚和黑塞戈维纳（波黑）的版图。实际上，NDH在军事上被德国和意大利分而治之。NDH 的执政党叫做“乌斯塔沙”，这是一个极端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政党，是不折不扣法西斯种族灭绝工具。它鼓吹：唯一的公民权，唯一的种族划分，维护雅利安血统和克罗地亚人民的荣誉。在NDH 诞生不久后的同年4月18日就颁布了《反犹太法》。  

1941年4月16日，德军开入萨拉热窝，犹太教堂遭到德军破坏，里面的收藏尽数被焚毁。德军指挥官还在萨拉热窝博物馆搜寻珍贵的萨拉热窝犹太古卷，而博物馆的馆长机智勇敢地把这部古卷保存了下来，藏匿在一个农舍中直至战争结束。我希望这部古卷还保留在伊斯兰共和国的博物馆中，我举意将来有机会的一定要寻访它，站在它面前品味伊斯兰的萨拉热窝赋予它的生命延续，以及它的主人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灾难。  






于NDH 相呼应，稍晚的时候在塞尔维亚境内也展开了隔离犹太人行动，并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支持。截至到1941年底，这两块领土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口都被送入了集中营。无论是NDH还是塞尔维亚，在迫害犹太人这个问题上都摆脱不了罪责。截至到战争结束，波斯尼亚境内的1万4千名犹太人中有1万2千人被屠杀。  






对于极端的乌斯塔沙党来说，其实排犹只是它的“副业”而已。在它的意识形态中，“解决”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口才是主要任务。（在总人口6百30万中占1百90万。）自建国后的5月起，针对萨尔维亚人恐怖活动在NDH内展开，6月，在莫斯塔市，几百名塞尔维亚人被枪决后扔入内热特瓦河。不久，塞尔维亚人展开了暴动，并在黑塞戈维纳和黑山建立起了“解放区”。他们驱逐了乌斯塔沙党人，并展开了对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村庄的报复行动。由于这些村庄没有对抗乌斯塔沙政策，塞尔维亚人就把他们算做是NDH的帮凶。在贝莱卡地区，600名穆斯林遭到屠戮，7月在韦斯戈莱德地区，又有500人被杀害。8月中旬，一为共产党组织人员从萨拉热窝发回消息写到：“…这些（塞尔维亚）人的暴动劫掠了穆斯林村庄，从而把他们自己变成了所有穆斯林群众的公敌。”  

于是，这就引出了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的另外两个组织，一个是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代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切特尼克党，在政治上拥护流亡的南斯拉夫皇室。另外一个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他们都在波斯尼亚有所活动。  

切特尼克党成立初期在反德舞台上风头很强尽，因为它成为了盟军反攻德国这个大战略下的一枚棋子。而相比之间，南共显得有些名不见经传，但是铁托也是一位具有远见的领导人，他预料到德国入侵苏联必将以失败告终，所以他一直厉兵秣马，准备在德军撤出之后，趁机在权力真空地带建立共产党政权。可见，切特尼克和南共在长远目标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两党在短期内有共同的使命，但是从长远来讲，分道扬镳乃至彼此敌视是必然的。甚至在抗击德军之前，双方就已经为了争夺地盘而发生了冲突。  

另外，两党在执政方针和群众策略上也迥然不同，在切特尼克领导核心中，有一部分人是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们的胃口不仅仅是波斯尼亚，他们还计划把达尔马提亚，黑山，部分克罗地亚，甚至北部阿尔巴尼亚也并入塞尔维亚的版图。他们号召塞尔维亚人建立一个“纯净的”塞尔维亚，其中包括全部那些有塞尔维亚人居住的领土。  

由此可见，虽然切特尼克诞生于NDH极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的压迫中，但是它流露出的极端民族主义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其中还含有强烈的扩张性。1942年其首要党徒，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律师莫耶维奇在一封信中写道：“塞尔维亚领土要一直扩展到达尔马提亚，随后清除领土上一切非塞尔维亚的成分，把敌人全部送回老家：克罗地亚人回克罗地亚，穆斯林回土耳其或阿尔巴尼亚。”这里他完全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波斯尼亚穆斯林早在土耳其人来临之前，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同时，切特尼克的党魁也流露出大塞尔维亚主义思想，在一份声明中他曾经表达：“…为所有塞尔维亚领土的自由和统一而战…有塞尔维亚人墓穴之处，便是塞尔维亚领土。”由此可见，赛尼克斯党人对其他民族，包括穆斯林抱有极端的敌意和排斥。  

下面，再来看一下南共对穆斯林的态度。受斯大林意识形态的影响，起初南共对于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认识是模糊的，不知道应该如何界定它。因为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并不承认一个群体因为其宗教信仰，从而具有独立的政治性和民族性。1935年，南共开始规划未来的行政区域划分，波斯尼亚被划为一个独立的地区。此时，在界定波斯尼亚居民到底是“克罗地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这个问题上，他们遇到了困境，并开始注意穆斯林独特的界定问题。1936年，一位南共智囊人物写道：“…我们很南说穆斯林是一个民族（nation），但是…是一个特殊的族群（ethnic group）。”1939年，南共人士写给波斯尼亚的“公开信”中表示，穆斯林是一个特殊的整体和团体。在1940年的党代会上，民族政策事务负责人形容：“穆斯林，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特殊的族群。”  

但是，划分问题还是比较微妙。纵观南共三四十年代的各个阶段，对于穆斯林的认同也一直是摇摆不定，有时承认穆斯林的独立性，比如，在1943年的反法西斯同盟波斯尼亚地方代表大会上，一份文件指出：“来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穆斯林的人民代表。”此时，穆斯林显然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但是同年，在反法西斯同盟的中央大会提出的“五族共和”南斯拉夫苏维埃模式中，仅仅提到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和马其顿。又把波斯尼亚穆斯林排除在外。波斯尼亚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但仅仅是“自治区”，而不是“共和国”。于是，与会的塞尔维亚代表和波斯尼亚代表之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塞尔维亚一方想把波斯尼亚吸入自己的共和国版图，而波斯尼亚一方则坚持要求同等的共和国地位。最终妥协的结果是：给予波斯尼亚共和国的地位，但是同时描述它为：“由部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以及波斯尼亚穆斯林居住的”共和国。在今天看来，这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  

值得一提的是，铁托党人在内战中为了和切特尼克党人争夺实地，曾经和德军进行了合作。1943年3月，铁托派三名高级官员在波斯尼亚的城镇高尼集，瓦库夫，随后的萨格勒布同德军方面协商。在会议中南共代表告知德方：“针对于英美登陆，铁托准备在克罗地亚同德军联合作战，以抵御入侵者。”因为铁托晓得，盟军如果成功登陆，则意味着南斯拉夫皇室及其政府的复辟，使得共产党人接管国家的计划成为泡影。一位在南斯拉夫的德方高级官员也指出：“在1944年，共产党在某些时候人更担心的是盟军的登陆，而不是德军。”后来，在南共对切特尼克党的作战中，南共方面同德军也有不同程度的合作。德军较早的战略重点是切特尼克人，并适当地减轻对南共的压力，以便然铁托放手进攻死敌米哈伊洛维奇。然而，德军平定了切特尼克人之后，又开始敲打南共铁托的部队。而在此过程中，意大利驻军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切特尼克人。而最后盟军转而支援铁托的部队之后，切特尼克人又投靠了德国。确实是一场奇特，各为其利益的混战！  

OK，上面我们基本介绍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三股主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NDH，切特尼克党、南共，以及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态度和政策。总的来说，穆斯林早期是被囊括在NDH的版图和政策之下，和NDH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波斯尼亚这种政治上亲克罗地亚的传统，早在伊斯兰化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另外一章中会介绍。但是由于主持NDH的乌斯塔沙党人极端的克罗地亚民族性、其种族灭绝政策以及对波斯尼亚自治权的剥夺，最终让穆斯林和乌斯塔沙人分道扬镳。再看切特尼克党，它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排斥穆斯林以及其他民族的大塞尔维亚主义本质，所以穆斯林与切特尼克党人绝无合作的可能。相比之下，由于南共淡化了民族矛盾，并给于波斯尼亚一定的自治权，在民族事务上主持公道，（铁托本人的成分来自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给穆斯林同南共的合作打开了方面之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穆斯林与南共的合作也存在一定的顾虑。在下面一节中，我们就要具体来了解一下波斯尼亚穆斯林与NDH的决裂，穆斯林在南共中的角色，以及另外一些波斯尼亚穆斯林是如何厌倦了国内错综复杂的党派争斗和民族牺牲，最终投靠了超级强权德国。然而与德国的合作也是一段曲折的经历，最终以破裂而告终。  

虽然NDH 政府并没有对穆斯林施以迫害手段，而且保证了穆斯林的基本权利。在穆斯林民间，反NDH 的情绪却不断高涨。1941年的夏秋两季，伊斯兰宗教人士发起了民间一系列针对NDH 政策的抗议和实际行动。在莫斯塔，穆斯林的行动表明他们反对一切针对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传统上受天主教会控制，迫害东正教徒）和其他同胞居民的犯罪行为和强制皈依政策。在班杰卢卡市，穆斯林宗教领袖谴责了针对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财产的盗窃和趁火打劫。10月，穆斯林领袖哈兹哈桑诺维奇以及萨拉热窝100名穆斯林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了请愿书，谴责了针对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暴力行径，认为这些行为践踏了所有公民的生命安全、尊严、财产和宗教信仰。1941年年底德国的一份报告也确凿地证实了当时的情况，该报告指出：“穆斯林和（NDH）政府的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损了。”  

由此可见，穆斯林之与NDH 政府的对抗主要出于两点原因，一是克罗地亚对波斯尼亚自治请求的拒绝。二是穆斯林从信仰的正义角度对于乌斯塔沙主义的厌恶。第一点代表了一种政治诉求，而第二点则表现了伊斯兰信仰赋予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良知。伊斯兰是全人类的信仰，穆斯林也不会以一种民族性去践踏其他民族的尊严，这是伊斯兰信仰赋予波斯尼亚人瑰宝，我也深深地为波斯尼亚同胞在这场民族浩劫中表现出的正义感而自豪。但不幸的是，这种正义感在这场赤裸裸的巴尔干民族浩劫中，也使得穆斯林成为多方面的受害者。  

在穆斯林对抗乌斯塔沙党人的同时，也遭受着来自塞尔维亚暴民的迫害，尤其是在黑塞戈维纳地区，这使得穆斯林无法加入塞尔维亚人反抗乌斯塔沙暴政的行列。而反之，由于塞尔维亚人的骚扰，使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加入到乌斯塔沙民兵的行列中。在穆斯林同南斯拉夫流亡皇室几乎没有什么瓜葛，在流亡政府中没有任何席位。更不要说这个流亡政府的军事首脑就是臭名昭著切特尼克党的党魁米哈伊洛维奇。相比之下，随着南共不断地和切特尼克党人划清界限，尤其是南共军官明确地制止其士兵骚扰穆斯林村庄之后，穆斯林对其产生了好感，并开始有穆斯林加入铁托的队伍。  

1941年8月，第一支南共穆斯林部队“穆杰那-切塔”成立了，到了12月，它发展成为一个营。1941-1942年间的冬天，铁托部队驻扎在夫卡地区的时候，亦组建了一个由穆斯林青年组成的部队。1942年初，在黑塞戈维纳的则尼卡，也有穆斯林加入南共部队。同年，随着更多的穆斯林不断加入，12月就成立了完全由穆斯林构成的“第八地方旅”，指挥官是奥斯曼-卡拉贝格维奇。  

起初，穆斯林入伍的人数并不多，也只有一位穆斯林知名人士加入了南共。而且，伊玛目和穆夫提们更是担心将来的穆斯林能够能够依赖于奉行无神论的南共。也许，他们早已听说了伊斯兰在苏联所遭受的灾难性打击。而南共颁发的宣传小册子上则说，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是一片宽容的乐土，穆斯林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虽然地方的切特尼克党徒一边在穆斯林村庄烧杀，切特尼克党在另外一边却公开地呼吁穆斯林的支持。但波斯尼亚东南部和黑塞戈维纳的穆斯林却无法消除1941-1942年间的冬天，以及1942年夏天，切特尼克和其他地方塞尔维亚武装曾经屠杀了数千穆斯林这一阴影。在夫卡-恰尼切地区，2000穆斯林被杀害，查哈利杰地区，9000人遭到屠杀，其中8000人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而塞尔维亚人越是屠杀穆斯林，就越促使穆斯林加入南共，而切特尼克党人就越发与穆斯林为敌，制造更多的屠杀。穆斯林就是这样夹杂在敌对的政治势力中，卷入了一个仇杀的怪圈。  

但是在某些地区，也存在一些穆斯林和切特尼克党人合作的例子。比如，在则尼卡地区，一个穆斯林-切特尼克组织在1942年通令德国当局：“清除波斯尼亚境内的乌斯塔沙党人，我们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会在两个星期之内让一切恢复秩序。”最活跃的亲切特尼克穆斯林知名人士是伊斯梅特-波波瓦奇博士，他曾任康集奇市市长，还有一个就是曾任萨拉热窝警察局局长的夫瓦德-穆萨卡蒂奇。波波瓦奇曾至信给米哈伊洛维奇，建议他收编穆斯林进入他的部队。在波斯尼亚的一些城镇，一些反共产主义的穆斯林确实加入了切特尼克，截至到1943年12月，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中的穆斯林比例达到了8%，约4000多人。波波瓦奇在1943年1月甚至亲自指挥“解放”了一个穆斯林村庄。但是当年的晚些时候，他和穆萨卡蒂奇都被南共俘获并枪决。  

穆斯林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彻底摆脱这场无休止而复杂的暴力循环和党派纷争，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组建自己的武装，抵御一切来犯之敌。在这样一个愿望的策动下，一些穆斯林自卫团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起来。1942年10月，成立了4000多人的“穆斯林志愿军”。这支部队对南共的作战要多于对切特尼克党人的作战，它并不信任 NDH 政府（但是接受该政府的武器装备），而是直接同德国方面合作。  

1943年夏，另外一支武装也在波斯尼亚的西北部组建。相比于“穆斯林志愿军”，它更为独立一些。领导人是前南共党员胡斯卡-米贾科维奇，这支部队主要由前南共党员和地方武装的退役人员构成。它下设8个旅，控制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南共和NDH 都想收编胡斯卡的队伍，经过长时间的抉择，胡终于在1944年2月做出决定倒向南共。但是这也导致他遭到部队内部亲乌斯塔沙分子的暗杀。  

对于多数穆斯林政治家来说，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这样才能解决难以忍受的血腥局面。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满足这个愿望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德国。于是，就诞生了1942年由穆斯林政客提交给希特勒的著名的“备忘录”。其中宣称，波斯尼亚人从血统上属于古伊朗种族，优于斯拉夫血统，从而迎合纳粹德国的种族优越论。  

从伊斯兰信仰来看，这是波斯尼亚穆斯林在这场浩劫中的一处败笔，它让神圣的伊斯兰信仰让位于血统论，而这种古伊朗血统的说法，其实也是很牵强附会（相关资料在波斯尼亚的形成中会提到）。我想，无论是波斯尼亚领袖还是希特勒本人，都不会被这份备忘录说服。它的存在，不过是给双方都期待的合作拼凑一个虚设的理论而已。  

从穆斯林一方考虑，是想早日摆脱乌斯塔沙人以及塞尔维亚人的控制和洗劫，让“穆斯林志愿军”能够切实担当起保护波斯尼亚领土和人民的责任。而从德方考虑，波斯尼亚自治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这会影响到 NDH 的格局，但是出于德国的利益，它正需要扩充其国外军团的招募。所以，1942年 12月，希特勒命令驻罗马尼亚的普林兹尤根党卫军团开入 NDH 境内，招募纯粹的“日耳曼人”。1943年，德方决定由罗马尼亚党卫军团招募和培养一支全新的党卫军团，于是希姆莱建议，可以从波斯尼亚穆斯林选择兵源。虽然遭到了萨格勒布方面的强烈反对，这个计划最终还是通过了。纳粹德国从占领领土上招募党卫军团的机制早已经建立，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都已经建立了类次的军团。这支穆斯林军团被编号为第13党卫军团，并且土耳其弯刀“汗札”来命名。  

招募活动自1943年春季开始。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招募活动开始前夕，德国方面安排了来自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侯赛因访问萨拉热窝。这是因为，自1917年英国方面炮制了促成犹太人移民并占领巴勒斯坦的《贝福尔宣言》之后，侯赛因就一直从事反英活动。他号召建立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德意志联盟，来抗拒英国唆使下的犹太人窃国行为。同时，一些波斯尼亚的伊玛目和穆夫提也参与了征兵的宣传鼓动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汗札”党卫军团的建立，从局部上来讲，反映了波斯尼亚人自决自立的政治诉求，从穆斯林世界的大局出发，它也迎合了保卫伊斯兰圣地，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伊斯兰信仰理念。这个选择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这两种愿望都被寄托在了强权势力身上。《古兰经》教导我们，凡事都是为了追求真主的喜悦，除真主之外，我们再无可依赖。我想，那个时代的穆斯林学者们很清楚这个原则。但是由于此前的千百年来，伊斯兰世界在实践方面落伍了，一直缺乏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伊斯兰社会实践方法论。因此，在穆斯林世界受到威胁的时候，只能被迫寄希望于强权势力。这最终导致了耶路撒冷的沦陷，也导致了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悲惨命运。历史的教训，让我们后人警醒和思考。  

最终波斯尼亚党卫军团共招募了2万1千名穆斯林入伍，军团中各个部队中都配置了随军伊玛目作为宗教导师。但是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是来自德国方面。军团的组建本着自愿加入的原则，但是不得不说很多人都受到了误导。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卫波斯尼亚村庄和城市，但殊不知这只是纳粹扩军计划中的一个策略而已，对于改善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境况没有任何作用。  

军团组建后就被派遣到德国和法国长期受训而远离波斯尼亚本土。还有两部分人则加入克罗地亚工程队，被送到法国图卢兹的训练营。在那里，1943年9月的一个夜晚，穆斯林法利德-达则尼奇和克罗地亚人波佐-节勒尼克领导了一场暴动，他们袭击了德国指挥官，准备逃脱并加入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然而，不幸的是这次起义被赶来的德军部队挫败，节勒尼克逃脱，法利德等另外13名起义者牺牲，在随后的清洗行动中，又有141人遭到杀害。在该地区，每年还都举行此次起义的纪念活动，但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提到穆斯林的义举，而仅仅片面把它命名为：“克罗地亚人起义”。  

而“汗札”军团则被派得离波斯尼亚原来越远，不满情绪开始在波斯尼亚高涨。因为乌斯塔沙人还在不断地袭击穆斯林村庄，而穆斯林自己的队伍却还不知身在何方。于是穆斯林民间武装又开始重新建立起来，它们被称为“绿色分队”，领袖是纳赛德-托普希奇教授，他同时也从事波斯尼亚自治运动。萨拉热窝的伊斯兰宗教领袖穆罕默德-潘札也号召人们摆脱乌斯塔沙的统治，建立波斯尼亚自治区，让所有的公民，无论其宗教信仰都享有平等的权力。这个消息传到了“汗札”军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穆罕默德-潘札曾经是军团招募活动中的鼓动人之一。与此同时，1943年9月，由于铁托部队中的“穆斯林第16旅”的建立，也激发了更多的穆斯林加入南共。  

经过多次要求，希特勒终于在1944年3月把“汗札”军团派回波斯尼亚从事“维和”行动。驻扎在波斯尼亚北部和东部地区。同年春季和夏季，它对当地的塞尔维亚居民从事了不加区分的报复行动，受害者的人数尚不清楚，大概有数百甚至数千。同年，随着时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开始同南共配合，因为切特尼克人同德国的合作让穆斯林对德国失去信任。而且，此时德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也开始恶化。此时铁托则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在他的号召下，约2000名“汗札”军团的士兵加入了南共。反 NDH 的情绪在穆斯林士兵中与日俱增，因为乌斯塔沙开始对穆斯林居民展开了大屠杀。于是，“汗札”军团迅速解体了。10月，驻萨格勒布的德国当局向柏林报告说，该军团已经完全失控。他们还竟然不识时务地准备建立另外一个党卫军团来填补这个空缺，其结果显然是一无所获。截至到1944年底，NDH境内的所有党卫军团都解散了。  

1945年4月6日，南共解放了萨拉热窝，随后的几个星期了，他们又控制了波斯尼亚全境。4月28日，波斯尼亚建立了人民政府。许多穆斯林也认同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对此寄予厚望。虽然赋予波斯尼亚的联邦地位还不是很明确，但是至少要被乌斯塔沙人和切特尼克人所推行政策要好，因为它们仅仅意味着波斯尼亚被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所吞并。波斯尼亚穆斯林正期待着一个没有血腥杀戮的未来。  

纵观波斯尼亚的二战历史，穆斯林的经历可谓是苦难和无奈。可以说，这是一场波斯尼亚人不愿意接受，但又不得不痛苦接受的战争。在血腥的仇杀和战争机器的挤压中，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基本愿望就是自身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波斯尼亚的基本政治纲领就是获得自治。伊斯兰信仰在二战中的波斯尼亚人心中仍然占据中主导地位，宗教机构也参与并主导着波斯尼亚的政治运动。只是和当时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情况类似，伊斯兰的力量是微弱的，无法左右受压迫的穆斯林的命运。战后的波斯尼亚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民族和睦的时期。波斯尼亚也享有了一定的自治权。但是，这种平静能够持续多久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命运如何呢？又有多少危机仅仅是暂时地潜伏于地表之下，伺机燃起杀戮的烈焰呢？—— 请继续关注 1945-1989铁托时代的波斯尼亚和波斯尼亚90年代那场毁灭性的灾难。

二、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政治角逐和反压迫的民族斗争  

在整个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波斯尼亚穆斯林在政治倾向于萨格勒布而远离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穆斯林协会总的方针是，在认同南斯拉夫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自治权。其领导人斯帕霍描述自己为一个“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这个概念，是凌驾于各个民族之上的一个统一的，虚无的民族概念，就如同我们所熟悉的“中华民族”。  

与之相对的是，斯帕霍他的大多数同僚都将自己定位为“克罗地亚穆斯林”。然而“克罗地亚穆斯林”这个定位在穆斯林中并无太大的市场，比如，亲克罗地亚的穆斯林领袖哈奇亚组建了一个克罗地亚农民党的穆斯林分支，并参加1938年的大选时，仅得到了区区的几千张选票。  

在穆斯林宗教人士中，对于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地亚化”的态度也十分复杂。穆哈卖德-斯帕霍的兄弟费希姆于1938到1942年间担任宗教领袖，在亲克罗地亚的穆斯林文化协会——Naroudna Uzdanica （以下简称NU）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NU 相对立的，还有亲塞尔维亚的穆斯林团体“加莱特”。尽管费希姆自称是“克罗地亚”人，但是他也十分坚定地保留着穆斯林特有的认同身份，同时他认为这种认同感正在受到威胁。为此，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教法，包括禁止与非穆斯林的通婚、反对给新生儿取非穆斯林的名字，甚至还禁止穆斯林进入天主教堂。  

在保证伊斯兰信仰不受到侵犯的前提下，大多数的穆斯林政治家和宗教领袖都宁可在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之间选择前者。NDH 的元首帕沃利奇在执掌大权后的不久，也就是1941年4月25日，就派特使向费希姆保证，穆斯林将会得到自由，权力和平等。其中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穆斯林的教育体系等等。甚至前南斯拉夫穆斯林协会的领袖们也本邀请加入了萨格勒布正在筹备中的议会。其中，协会的领导人库勒诺维奇于1941年11月还被任命为 NDH 的副总统。但此人并不拥护乌斯塔沙。当时的一位专家分析道：“虽然他一直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但是乌斯塔沙党人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同时他也失去了南斯拉夫穆斯林协会下属群众们的信任。并在此压力下，他多次声明：他不代表这些穆斯林群众，只代表他自己。”  

穆哈卖德-斯帕霍归真之后，南斯拉夫穆斯林协会最有影响力的人当属来自萨拉热窝的企业家哈兹哈桑诺维奇。正是他鼓励库勒诺维奇加入 NDH 政府，从而避免有害的立法，并利用他的影响来削弱哈奇亚，其人当时被任命为乌斯塔沙党驻波斯尼亚专员。  

1941年4月底，哈兹哈桑诺维奇也加入了塞尔维亚——穆斯林同盟会，他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政治家米兰伯季奇向哈奇亚提出了波斯尼亚自治的。但是这反而招来了杀身之祸，伯季奇和他的同僚被捕并立即遭到杀害。而哈兹哈桑诺维奇也被勒令放弃他的“反克罗地亚”主张。  

虽然NDH 政府并没有对穆斯林施以迫害手段，而且保证了穆斯林的基本权利。在穆斯林民间，反NDH 的情绪却不断高涨。1941年的夏秋两季，伊斯兰宗教人士发起了民间一系列针对NDH 政策的抗议和实际行动。在莫斯塔，穆斯林的行动表明他们反对一切针对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传统上受天主教会控制，迫害东正教徒）和其他同胞居民的犯罪行为和强制皈依政策。在班杰卢卡市，穆斯林宗教领袖谴责了针对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财产的盗窃和趁火打劫。10月，穆斯林领袖哈兹哈桑诺维奇以及萨拉热窝100名穆斯林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了请愿书，谴责了针对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暴力行径，认为这些行为践踏了所有公民的生命安全、尊严、财产和宗教信仰。1941年年底德国的一份报告也确凿地证实了当时的情况，该报告指出：“穆斯林和（NDH）政府的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损了。”  





由此可见，穆斯林之与NDH 政府的对抗主要出于两点原因，一是克罗地亚对波斯尼亚自治请求的拒绝。二是穆斯林从信仰的正义角度对于乌斯塔沙主义的厌恶。第一点代表了一种政治诉求，而第二点则表现了伊斯兰信仰赋予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良知。伊斯兰是全人类的信仰，穆斯林也不会以一种民族性去践踏其他民族的尊严，这是伊斯兰信仰赋予波斯尼亚人瑰宝，我也深深地为波斯尼亚同胞在这场民族浩劫中表现出的正义感而自豪。但不幸的是，这种正义感在这场赤裸裸的巴尔干民族浩劫中，也使得穆斯林成为多方面的受害者。  






在穆斯林对抗乌斯塔沙党人的同时，也遭受着来自塞尔维亚暴民的迫害，尤其是在黑塞戈维纳地区，这使得穆斯林无法加入塞尔维亚人反抗乌斯塔沙暴政的行列。而反之，由于塞尔维亚人的骚扰，使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加入到乌斯塔沙民兵的行列中。在穆斯林同南斯拉夫流亡皇室几乎没有什么瓜葛，在流亡政府中没有任何席位。更不要说这个流亡政府的军事首脑就是臭名昭著切特尼克党的党魁米哈伊洛维奇。相比之下，随着南共不断地和切特尼克党人划清界限，尤其是南共军官明确地制止其士兵骚扰穆斯林村庄之后，穆斯林对其产生了好感，并开始有穆斯林加入铁托的队伍。  






1941年8月，第一支南共穆斯林部队“穆杰那-切塔”成立了，到了12月，它发展成为一个营。1941-1942年间的冬天，铁托部队驻扎在夫卡地区的时候，亦组建了一个由穆斯林青年组成的部队。1942年初，在黑塞戈维纳的则尼卡，也有穆斯林加入南共部队。同年，随着更多的穆斯林不断加入，12月就成立了完全由穆斯林构成的“第八地方旅”，指挥官是奥斯曼-卡拉贝格维奇。  






起初，穆斯林入伍的人数并不多，也只有一位穆斯林知名人士加入了南共。而且，伊玛目和穆夫提们更是担心将来的穆斯林能够能够依赖于奉行无神论的南共。也许，他们早已听说了伊斯兰在苏联所遭受的灾难性打击。而南共颁发的宣传小册子上则说，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是一片宽容的乐土，穆斯林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虽然地方的切特尼克党徒一边在穆斯林村庄烧杀，切特尼克党在另外一边却公开地呼吁穆斯林的支持。但波斯尼亚东南部和黑塞戈维纳的穆斯林却无法消除1941-1942年间的冬天，以及1942年夏天，切特尼克和其他地方塞尔维亚武装曾经屠杀了数千穆斯林这一阴影。在夫卡-恰尼切地区，2000穆斯林被杀害，查哈利杰地区，9000人遭到屠杀，其中8000人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而塞尔维亚人越是屠杀穆斯林，就越促使穆斯林加入南共，而切特尼克党人就越发与穆斯林为敌，制造更多的屠杀。穆斯林就是这样夹杂在敌对的政治势力中，卷入了一个仇杀的怪圈。  






但是在某些地区，也存在一些穆斯林和切特尼克党人合作的例子。比如，在则尼卡地区，一个穆斯林-切特尼克组织在1942年通令德国当局：“清除波斯尼亚境内的乌斯塔沙党人，我们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会在两个星期之内让一切恢复秩序。”最活跃的亲切特尼克穆斯林知名人士是伊斯梅特-波波瓦奇博士，他曾任康集奇市市长，还有一个就是曾任萨拉热窝警察局局长的夫瓦德-穆萨卡蒂奇。波波瓦奇曾至信给米哈伊洛维奇，建议他收编穆斯林进入他的部队。在波斯尼亚的一些城镇，一些反共产主义的穆斯林确实加入了切特尼克，截至到1943年12月，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中的穆斯林比例达到了8%，约4000多人。波波瓦奇在1943年1月甚至亲自指挥“解放”了一个穆斯林村庄。但是当年的晚些时候，他和穆萨卡蒂奇都被南共俘获并枪决。  






穆斯林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彻底摆脱这场无休止而复杂的暴力循环和党派纷争，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组建自己的武装，抵御一切来犯之敌。在这样一个愿望的策动下，一些穆斯林自卫团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起来。1942年10月，成立了4000多人的“穆斯林志愿军”。这支部队对南共的作战要多于对切特尼克党人的作战，它并不信任 NDH 政府（但是接受该政府的武器装备），而是直接同德国方面合作。  






1943年夏，另外一支武装也在波斯尼亚的西北部组建。相比于“穆斯林志愿军”，它更为独立一些。领导人是前南共党员胡斯卡-米贾科维奇，这支部队主要由前南共党员和地方武装的退役人员构成。它下设8个旅，控制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南共和NDH 都想收编胡斯卡的队伍，经过长时间的抉择，胡终于在1944年2月做出决定倒向南共。但是这也导致他遭到部队内部亲乌斯塔沙分子的暗杀。  






对于多数穆斯林政治家来说，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这样才能解决难以忍受的血腥局面。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满足这个愿望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德国。于是，就诞生了1942年由穆斯林政客提交给希特勒的著名的“备忘录”。其中宣称，波斯尼亚人从血统上属于古伊朗种族，优于斯拉夫血统，从而迎合纳粹德国的种族优越论。  






从伊斯兰信仰来看，这是波斯尼亚穆斯林在这场浩劫中的一处败笔，它让神圣的伊斯兰信仰让位于血统论，而这种古伊朗血统的说法，其实也是很牵强附会（相关资料在波斯尼亚的形成中会提到）。我想，无论是波斯尼亚领袖还是希特勒本人，都不会被这份备忘录说服。它的存在，不过是给双方都期待的合作拼凑一个虚设的理论而已。  






从穆斯林一方考虑，是想早日摆脱乌斯塔沙人以及塞尔维亚人的控制和洗劫，让“穆斯林志愿军”能够切实担当起保护波斯尼亚领土和人民的责任。而从德方考虑，波斯尼亚自治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这会影响到 NDH 的格局，但是出于德国的利益，它正需要扩充其国外军团的招募。所以，1942年 12月，希特勒命令驻罗马尼亚的普林兹尤根党卫军团开入 NDH 境内，招募纯粹的“日耳曼人”。1943年，德方决定由罗马尼亚党卫军团招募和培养一支全新的党卫军团，于是希姆莱建议，可以从波斯尼亚穆斯林选择兵源。虽然遭到了萨格勒布方面的强烈反对，这个计划最终还是通过了。纳粹德国从占领领土上招募党卫军团的机制早已经建立，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都已经建立了类次的军团。这支穆斯林军团被编号为第13党卫军团，并且土耳其弯刀“汗札”来命名。  






招募活动自1943年春季开始。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招募活动开始前夕，德国方面安排了来自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侯赛因访问萨拉热窝。这是因为，自1917年英国方面炮制了促成犹太人移民并占领巴勒斯坦的《贝福尔宣言》之后，侯赛因就一直从事反英活动。他号召建立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德意志联盟，来抗拒英国唆使下的犹太人窃国行为。同时，一些波斯尼亚的伊玛目和穆夫提也参与了征兵的宣传鼓动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汗札”党卫军团的建立，从局部上来讲，反映了波斯尼亚人自决自立的政治诉求，从穆斯林世界的大局出发，它也迎合了保卫伊斯兰圣地，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伊斯兰信仰理念。这个选择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这两种愿望都被寄托在了强权势力身上。《古兰经》教导我们，凡事都是为了追求真主的喜悦，除真主之外，我们再无可依赖。我想，那个时代的穆斯林学者们很清楚这个原则。但是由于此前的千百年来，伊斯兰世界在实践方面落伍了，一直缺乏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伊斯兰社会实践方法论。因此，在穆斯林世界受到威胁的时候，只能被迫寄希望于强权势力。这最终导致了耶路撒冷的沦陷，也导致了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悲惨命运。历史的教训，让我们后人警醒和思考。  






最终波斯尼亚党卫军团共招募了2万1千名穆斯林入伍，军团中各个部队中都配置了随军伊玛目作为宗教导师。但是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是来自德国方面。军团的组建本着自愿加入的原则，但是不得不说很多人都受到了误导。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卫波斯尼亚村庄和城市，但殊不知这只是纳粹扩军计划中的一个策略而已，对于改善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境况没有任何作用。  






军团组建后就被派遣到德国和法国长期受训而远离波斯尼亚本土。还有两部分人则加入克罗地亚工程队，被送到法国图卢兹的训练营。在那里，1943年9月的一个夜晚，穆斯林法利德-达则尼奇和克罗地亚人波佐-节勒尼克领导了一场暴动，他们袭击了德国指挥官，准备逃脱并加入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然而，不幸的是这次起义被赶来的德军部队挫败，节勒尼克逃脱，法利德等另外13名起义者牺牲，在随后的清洗行动中，又有141人遭到杀害。在该地区，每年还都举行此次起义的纪念活动，但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提到穆斯林的义举，而仅仅片面把它命名为：“克罗地亚人起义”。  






而“汗札”军团则被派得离波斯尼亚原来越远，不满情绪开始在波斯尼亚高涨。因为乌斯塔沙人还在不断地袭击穆斯林村庄，而穆斯林自己的队伍却还不知身在何方。于是穆斯林民间武装又开始重新建立起来，它们被称为“绿色分队”，领袖是纳赛德-托普希奇教授，他同时也从事波斯尼亚自治运动。萨拉热窝的伊斯兰宗教领袖穆罕默德-潘札也号召人们摆脱乌斯塔沙的统治，建立波斯尼亚自治区，让所有的公民，无论其宗教信仰都享有平等的权力。这个消息传到了“汗札”军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穆罕默德-潘札曾经是军团招募活动中的鼓动人之一。与此同时，1943年9月，由于铁托部队中的“穆斯林第16旅”的建立，也激发了更多的穆斯林加入南共。  






经过多次要求，希特勒终于在1944年3月把“汗札”军团派回波斯尼亚从事“维和”行动。驻扎在波斯尼亚北部和东部地区。同年春季和夏季，它对当地的塞尔维亚居民从事了不加区分的报复行动，受害者的人数尚不清楚，大概有数百甚至数千。同年，随着时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开始同南共配合，因为切特尼克人同德国的合作让穆斯林对德国失去信任。而且，此时德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也开始恶化。此时铁托则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在他的号召下，约2000名“汗札”军团的士兵加入了南共。反 NDH 的情绪在穆斯林士兵中与日俱增，因为乌斯塔沙开始对穆斯林居民展开了大屠杀。于是，“汗札”军团迅速解体了。10月，驻萨格勒布的德国当局向柏林报告说，该军团已经完全失控。他们还竟然不识时务地准备建立另外一个党卫军团来填补这个空缺，其结果显然是一无所获。截至到1944年底，NDH境内的所有党卫军团都解散了。  






1945年4月6日，南共解放了萨拉热窝，随后的几个星期了，他们又控制了波斯尼亚全境。4月28日，波斯尼亚建立了人民政府。许多穆斯林也认同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对此寄予厚望。虽然赋予波斯尼亚的联邦地位还不是很明确，但是至少要被乌斯塔沙人和切特尼克人所推行政策要好，因为它们仅仅意味着波斯尼亚被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所吞并。波斯尼亚穆斯林正期待着一个没有血腥杀戮的未来。  






纵观波斯尼亚的二战历史，穆斯林的经历可谓是苦难和无奈。可以说，这是一场波斯尼亚人不愿意接受，但又不得不痛苦接受的战争。在血腥的仇杀和战争机器的挤压中，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基本愿望就是自身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波斯尼亚的基本政治纲领就是获得自治。伊斯兰信仰在二战中的波斯尼亚人心中仍然占据中主导地位，宗教机构也参与并主导着波斯尼亚的政治运动。只是和当时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情况类似，伊斯兰的力量是微弱的，无法左右受压迫的穆斯林的命运。战后的波斯尼亚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民族和睦的时期。波斯尼亚也享有了一定的自治权。但是，这种平静能够持续多久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命运如何呢？又有多少危机仅仅是暂时地潜伏于地表之下，伺机燃起杀戮的烈焰呢？—— 请继续关注 1945-1989铁托时代的波斯尼亚和波斯尼亚90年代那场毁灭性的灾难。  

一，南斯拉夫主要政治势力和对穆斯林的态度  

南斯拉夫地区在二战中的历史错综复杂。在德意轴心国入侵，以南斯拉夫为依托同英美同盟国作战的背景下，若干发生在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内战又叠加在一起。主要的内战有两个，一是克罗地亚极端主义者针对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境内塞尔维亚居民的战争，二是后来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党——切特尼克人同铁托领导的共产党之间的战争。在这四年中，南斯拉夫全境共有100万人丧生，以人口比例计算，穆斯林丧生的人数占到其总人口的8.1%，要高于塞尔维亚人的丧生比例7.3%。仅小于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由此可见，波斯尼亚穆斯林加杂在这些错众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可谓是风雨飘摇，命运坎坷。  

1941年4月10日，德国炮制的“克罗地亚独立国”诞生了，简称NDH，它同时也涵盖了波斯尼亚和黑塞戈维纳（波黑）的版图。实际上，NDH在军事上被德国和意大利分而治之。NDH 的执政党叫做“乌斯塔沙”，这是一个极端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政党，是不折不扣法西斯种族灭绝工具。它鼓吹：唯一的公民权，唯一的种族划分，维护雅利安血统和克罗地亚人民的荣誉。在NDH 诞生不久后的同年4月18日就颁布了《反犹太法》。  

1941年4月16日，德军开入萨拉热窝，犹太教堂遭到德军破坏，里面的收藏尽数被焚毁。德军指挥官还在萨拉热窝博物馆搜寻珍贵的萨拉热窝犹太古卷，而博物馆的馆长机智勇敢地把这部古卷保存了下来，藏匿在一个农舍中直至战争结束。我希望这部古卷还保留在伊斯兰共和国的博物馆中，我举意将来有机会的一定要寻访它，站在它面前品味伊斯兰的萨拉热窝赋予它的生命延续，以及它的主人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灾难。  






于NDH 相呼应，稍晚的时候在塞尔维亚境内也展开了隔离犹太人行动，并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支持。截至到1941年底，这两块领土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口都被送入了集中营。无论是NDH还是塞尔维亚，在迫害犹太人这个问题上都摆脱不了罪责。截至到战争结束，波斯尼亚境内的1万4千名犹太人中有1万2千人被屠杀。  






对于极端的乌斯塔沙党来说，其实排犹只是它的“副业”而已。在它的意识形态中，“解决”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口才是主要任务。（在总人口6百30万中占1百90万。）自建国后的5月起，针对萨尔维亚人恐怖活动在NDH内展开，6月，在莫斯塔市，几百名塞尔维亚人被枪决后扔入内热特瓦河。不久，塞尔维亚人展开了暴动，并在黑塞戈维纳和黑山建立起了“解放区”。他们驱逐了乌斯塔沙党人，并展开了对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村庄的报复行动。由于这些村庄没有对抗乌斯塔沙政策，塞尔维亚人就把他们算做是NDH的帮凶。在贝莱卡地区，600名穆斯林遭到屠戮，7月在韦斯戈莱德地区，又有500人被杀害。8月中旬，一为共产党组织人员从萨拉热窝发回消息写到：“…这些（塞尔维亚）人的暴动劫掠了穆斯林村庄，从而把他们自己变成了所有穆斯林群众的公敌。”  

于是，这就引出了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的另外两个组织，一个是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代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切特尼克党，在政治上拥护流亡的南斯拉夫皇室。另外一个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他们都在波斯尼亚有所活动。  

切特尼克党成立初期在反德舞台上风头很强尽，因为它成为了盟军反攻德国这个大战略下的一枚棋子。而相比之间，南共显得有些名不见经传，但是铁托也是一位具有远见的领导人，他预料到德国入侵苏联必将以失败告终，所以他一直厉兵秣马，准备在德军撤出之后，趁机在权力真空地带建立共产党政权。可见，切特尼克和南共在长远目标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两党在短期内有共同的使命，但是从长远来讲，分道扬镳乃至彼此敌视是必然的。甚至在抗击德军之前，双方就已经为了争夺地盘而发生了冲突。  

另外，两党在执政方针和群众策略上也迥然不同，在切特尼克领导核心中，有一部分人是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们的胃口不仅仅是波斯尼亚，他们还计划把达尔马提亚，黑山，部分克罗地亚，甚至北部阿尔巴尼亚也并入塞尔维亚的版图。他们号召塞尔维亚人建立一个“纯净的”塞尔维亚，其中包括全部那些有塞尔维亚人居住的领土。  

由此可见，虽然切特尼克诞生于NDH极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的压迫中，但是它流露出的极端民族主义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其中还含有强烈的扩张性。1942年其首要党徒，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律师莫耶维奇在一封信中写道：“塞尔维亚领土要一直扩展到达尔马提亚，随后清除领土上一切非塞尔维亚的成分，把敌人全部送回老家：克罗地亚人回克罗地亚，穆斯林回土耳其或阿尔巴尼亚。”这里他完全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波斯尼亚穆斯林早在土耳其人来临之前，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同时，切特尼克的党魁也流露出大塞尔维亚主义思想，在一份声明中他曾经表达：“…为所有塞尔维亚领土的自由和统一而战…有塞尔维亚人墓穴之处，便是塞尔维亚领土。”由此可见，赛尼克斯党人对其他民族，包括穆斯林抱有极端的敌意和排斥。  

下面，再来看一下南共对穆斯林的态度。受斯大林意识形态的影响，起初南共对于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认识是模糊的，不知道应该如何界定它。因为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并不承认一个群体因为其宗教信仰，从而具有独立的政治性和民族性。1935年，南共开始规划未来的行政区域划分，波斯尼亚被划为一个独立的地区。此时，在界定波斯尼亚居民到底是“克罗地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这个问题上，他们遇到了困境，并开始注意穆斯林独特的界定问题。1936年，一位南共智囊人物写道：“…我们很南说穆斯林是一个民族（nation），但是…是一个特殊的族群（ethnic group）。”1939年，南共人士写给波斯尼亚的“公开信”中表示，穆斯林是一个特殊的整体和团体。在1940年的党代会上，民族政策事务负责人形容：“穆斯林，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特殊的族群。”  

但是，划分问题还是比较微妙。纵观南共三四十年代的各个阶段，对于穆斯林的认同也一直是摇摆不定，有时承认穆斯林的独立性，比如，在1943年的反法西斯同盟波斯尼亚地方代表大会上，一份文件指出：“来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穆斯林的人民代表。”此时，穆斯林显然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但是同年，在反法西斯同盟的中央大会提出的“五族共和”南斯拉夫苏维埃模式中，仅仅提到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和马其顿。又把波斯尼亚穆斯林排除在外。波斯尼亚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但仅仅是“自治区”，而不是“共和国”。于是，与会的塞尔维亚代表和波斯尼亚代表之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塞尔维亚一方想把波斯尼亚吸入自己的共和国版图，而波斯尼亚一方则坚持要求同等的共和国地位。最终妥协的结果是：给予波斯尼亚共和国的地位，但是同时描述它为：“由部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以及波斯尼亚穆斯林居住的”共和国。在今天看来，这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  

值得一提的是，铁托党人在内战中为了和切特尼克党人争夺实地，曾经和德军进行了合作。1943年3月，铁托派三名高级官员在波斯尼亚的城镇高尼集，瓦库夫，随后的萨格勒布同德军方面协商。在会议中南共代表告知德方：“针对于英美登陆，铁托准备在克罗地亚同德军联合作战，以抵御入侵者。”因为铁托晓得，盟军如果成功登陆，则意味着南斯拉夫皇室及其政府的复辟，使得共产党人接管国家的计划成为泡影。一位在南斯拉夫的德方高级官员也指出：“在1944年，共产党在某些时候人更担心的是盟军的登陆，而不是德军。”后来，在南共对切特尼克党的作战中，南共方面同德军也有不同程度的合作。德军较早的战略重点是切特尼克人，并适当地减轻对南共的压力，以便然铁托放手进攻死敌米哈伊洛维奇。然而，德军平定了切特尼克人之后，又开始敲打南共铁托的部队。而在此过程中，意大利驻军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切特尼克人。而最后盟军转而支援铁托的部队之后，切特尼克人又投靠了德国。确实是一场奇特，各为其利益的混战！  

OK，上面我们基本介绍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三股主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NDH，切特尼克党、南共，以及他们对待穆斯林的态度和政策。总的来说，穆斯林早期是被囊括在NDH的版图和政策之下，和NDH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波斯尼亚这种政治上亲克罗地亚的传统，早在伊斯兰化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另外一章中会介绍。但是由于主持NDH的乌斯塔沙党人极端的克罗地亚民族性、其种族灭绝政策以及对波斯尼亚自治权的剥夺，最终让穆斯林和乌斯塔沙人分道扬镳。再看切特尼克党，它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排斥穆斯林以及其他民族的大塞尔维亚主义本质，所以穆斯林与切特尼克党人绝无合作的可能。相比之下，由于南共淡化了民族矛盾，并给于波斯尼亚一定的自治权，在民族事务上主持公道，（铁托本人的成分来自于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给穆斯林同南共的合作打开了方面之门。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穆斯林与南共的合作也存在一定的顾虑。在下面一节中，我们就要具体来了解一下波斯尼亚穆斯林与NDH的决裂，穆斯林在南共中的角色，以及另外一些波斯尼亚穆斯林是如何厌倦了国内错综复杂的党派争斗和民族牺牲，最终投靠了超级强权德国。然而与德国的合作也是一段曲折的经历，最终以破裂而告终。  

虽然NDH 政府并没有对穆斯林施以迫害手段，而且保证了穆斯林的基本权利。在穆斯林民间，反NDH 的情绪却不断高涨。1941年的夏秋两季，伊斯兰宗教人士发起了民间一系列针对NDH 政策的抗议和实际行动。在莫斯塔，穆斯林的行动表明他们反对一切针对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传统上受天主教会控制，迫害东正教徒）和其他同胞居民的犯罪行为和强制皈依政策。在班杰卢卡市，穆斯林宗教领袖谴责了针对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财产的盗窃和趁火打劫。10月，穆斯林领袖哈兹哈桑诺维奇以及萨拉热窝100名穆斯林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了请愿书，谴责了针对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暴力行径，认为这些行为践踏了所有公民的生命安全、尊严、财产和宗教信仰。1941年年底德国的一份报告也确凿地证实了当时的情况，该报告指出：“穆斯林和（NDH）政府的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损了。”  

由此可见，穆斯林之与NDH 政府的对抗主要出于两点原因，一是克罗地亚对波斯尼亚自治请求的拒绝。二是穆斯林从信仰的正义角度对于乌斯塔沙主义的厌恶。第一点代表了一种政治诉求，而第二点则表现了伊斯兰信仰赋予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良知。伊斯兰是全人类的信仰，穆斯林也不会以一种民族性去践踏其他民族的尊严，这是伊斯兰信仰赋予波斯尼亚人瑰宝，我也深深地为波斯尼亚同胞在这场民族浩劫中表现出的正义感而自豪。但不幸的是，这种正义感在这场赤裸裸的巴尔干民族浩劫中，也使得穆斯林成为多方面的受害者。  

在穆斯林对抗乌斯塔沙党人的同时，也遭受着来自塞尔维亚暴民的迫害，尤其是在黑塞戈维纳地区，这使得穆斯林无法加入塞尔维亚人反抗乌斯塔沙暴政的行列。而反之，由于塞尔维亚人的骚扰，使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加入到乌斯塔沙民兵的行列中。在穆斯林同南斯拉夫流亡皇室几乎没有什么瓜葛，在流亡政府中没有任何席位。更不要说这个流亡政府的军事首脑就是臭名昭著切特尼克党的党魁米哈伊洛维奇。相比之下，随着南共不断地和切特尼克党人划清界限，尤其是南共军官明确地制止其士兵骚扰穆斯林村庄之后，穆斯林对其产生了好感，并开始有穆斯林加入铁托的队伍。  

1941年8月，第一支南共穆斯林部队“穆杰那-切塔”成立了，到了12月，它发展成为一个营。1941-1942年间的冬天，铁托部队驻扎在夫卡地区的时候，亦组建了一个由穆斯林青年组成的部队。1942年初，在黑塞戈维纳的则尼卡，也有穆斯林加入南共部队。同年，随着更多的穆斯林不断加入，12月就成立了完全由穆斯林构成的“第八地方旅”，指挥官是奥斯曼-卡拉贝格维奇。  

起初，穆斯林入伍的人数并不多，也只有一位穆斯林知名人士加入了南共。而且，伊玛目和穆夫提们更是担心将来的穆斯林能够能够依赖于奉行无神论的南共。也许，他们早已听说了伊斯兰在苏联所遭受的灾难性打击。而南共颁发的宣传小册子上则说，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是一片宽容的乐土，穆斯林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虽然地方的切特尼克党徒一边在穆斯林村庄烧杀，切特尼克党在另外一边却公开地呼吁穆斯林的支持。但波斯尼亚东南部和黑塞戈维纳的穆斯林却无法消除1941-1942年间的冬天，以及1942年夏天，切特尼克和其他地方塞尔维亚武装曾经屠杀了数千穆斯林这一阴影。在夫卡-恰尼切地区，2000穆斯林被杀害，查哈利杰地区，9000人遭到屠杀，其中8000人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而塞尔维亚人越是屠杀穆斯林，就越促使穆斯林加入南共，而切特尼克党人就越发与穆斯林为敌，制造更多的屠杀。穆斯林就是这样夹杂在敌对的政治势力中，卷入了一个仇杀的怪圈。  

但是在某些地区，也存在一些穆斯林和切特尼克党人合作的例子。比如，在则尼卡地区，一个穆斯林-切特尼克组织在1942年通令德国当局：“清除波斯尼亚境内的乌斯塔沙党人，我们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会在两个星期之内让一切恢复秩序。”最活跃的亲切特尼克穆斯林知名人士是伊斯梅特-波波瓦奇博士，他曾任康集奇市市长，还有一个就是曾任萨拉热窝警察局局长的夫瓦德-穆萨卡蒂奇。波波瓦奇曾至信给米哈伊洛维奇，建议他收编穆斯林进入他的部队。在波斯尼亚的一些城镇，一些反共产主义的穆斯林确实加入了切特尼克，截至到1943年12月，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中的穆斯林比例达到了8%，约4000多人。波波瓦奇在1943年1月甚至亲自指挥“解放”了一个穆斯林村庄。但是当年的晚些时候，他和穆萨卡蒂奇都被南共俘获并枪决。  

穆斯林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彻底摆脱这场无休止而复杂的暴力循环和党派纷争，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组建自己的武装，抵御一切来犯之敌。在这样一个愿望的策动下，一些穆斯林自卫团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起来。1942年10月，成立了4000多人的“穆斯林志愿军”。这支部队对南共的作战要多于对切特尼克党人的作战，它并不信任 NDH 政府（但是接受该政府的武器装备），而是直接同德国方面合作。  

1943年夏，另外一支武装也在波斯尼亚的西北部组建。相比于“穆斯林志愿军”，它更为独立一些。领导人是前南共党员胡斯卡-米贾科维奇，这支部队主要由前南共党员和地方武装的退役人员构成。它下设8个旅，控制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南共和NDH 都想收编胡斯卡的队伍，经过长时间的抉择，胡终于在1944年2月做出决定倒向南共。但是这也导致他遭到部队内部亲乌斯塔沙分子的暗杀。  

对于多数穆斯林政治家来说，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这样才能解决难以忍受的血腥局面。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满足这个愿望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德国。于是，就诞生了1942年由穆斯林政客提交给希特勒的著名的“备忘录”。其中宣称，波斯尼亚人从血统上属于古伊朗种族，优于斯拉夫血统，从而迎合纳粹德国的种族优越论。  

从伊斯兰信仰来看，这是波斯尼亚穆斯林在这场浩劫中的一处败笔，它让神圣的伊斯兰信仰让位于血统论，而这种古伊朗血统的说法，其实也是很牵强附会（相关资料在波斯尼亚的形成中会提到）。我想，无论是波斯尼亚领袖还是希特勒本人，都不会被这份备忘录说服。它的存在，不过是给双方都期待的合作拼凑一个虚设的理论而已。  

从穆斯林一方考虑，是想早日摆脱乌斯塔沙人以及塞尔维亚人的控制和洗劫，让“穆斯林志愿军”能够切实担当起保护波斯尼亚领土和人民的责任。而从德方考虑，波斯尼亚自治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这会影响到 NDH 的格局，但是出于德国的利益，它正需要扩充其国外军团的招募。所以，1942年 12月，希特勒命令驻罗马尼亚的普林兹尤根党卫军团开入 NDH 境内，招募纯粹的“日耳曼人”。1943年，德方决定由罗马尼亚党卫军团招募和培养一支全新的党卫军团，于是希姆莱建议，可以从波斯尼亚穆斯林选择兵源。虽然遭到了萨格勒布方面的强烈反对，这个计划最终还是通过了。纳粹德国从占领领土上招募党卫军团的机制早已经建立，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都已经建立了类次的军团。这支穆斯林军团被编号为第13党卫军团，并且土耳其弯刀“汗札”来命名。  

招募活动自1943年春季开始。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招募活动开始前夕，德国方面安排了来自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侯赛因访问萨拉热窝。这是因为，自1917年英国方面炮制了促成犹太人移民并占领巴勒斯坦的《贝福尔宣言》之后，侯赛因就一直从事反英活动。他号召建立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德意志联盟，来抗拒英国唆使下的犹太人窃国行为。同时，一些波斯尼亚的伊玛目和穆夫提也参与了征兵的宣传鼓动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汗札”党卫军团的建立，从局部上来讲，反映了波斯尼亚人自决自立的政治诉求，从穆斯林世界的大局出发，它也迎合了保卫伊斯兰圣地，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伊斯兰信仰理念。这个选择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这两种愿望都被寄托在了强权势力身上。《古兰经》教导我们，凡事都是为了追求真主的喜悦，除真主之外，我们再无可依赖。我想，那个时代的穆斯林学者们很清楚这个原则。但是由于此前的千百年来，伊斯兰世界在实践方面落伍了，一直缺乏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伊斯兰社会实践方法论。因此，在穆斯林世界受到威胁的时候，只能被迫寄希望于强权势力。这最终导致了耶路撒冷的沦陷，也导致了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悲惨命运。历史的教训，让我们后人警醒和思考。  

最终波斯尼亚党卫军团共招募了2万1千名穆斯林入伍，军团中各个部队中都配置了随军伊玛目作为宗教导师。但是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是来自德国方面。军团的组建本着自愿加入的原则，但是不得不说很多人都受到了误导。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卫波斯尼亚村庄和城市，但殊不知这只是纳粹扩军计划中的一个策略而已，对于改善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境况没有任何作用。  

军团组建后就被派遣到德国和法国长期受训而远离波斯尼亚本土。还有两部分人则加入克罗地亚工程队，被送到法国图卢兹的训练营。在那里，1943年9月的一个夜晚，穆斯林法利德-达则尼奇和克罗地亚人波佐-节勒尼克领导了一场暴动，他们袭击了德国指挥官，准备逃脱并加入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然而，不幸的是这次起义被赶来的德军部队挫败，节勒尼克逃脱，法利德等另外13名起义者牺牲，在随后的清洗行动中，又有141人遭到杀害。在该地区，每年还都举行此次起义的纪念活动，但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提到穆斯林的义举，而仅仅片面把它命名为：“克罗地亚人起义”。  

而“汗札”军团则被派得离波斯尼亚原来越远，不满情绪开始在波斯尼亚高涨。因为乌斯塔沙人还在不断地袭击穆斯林村庄，而穆斯林自己的队伍却还不知身在何方。于是穆斯林民间武装又开始重新建立起来，它们被称为“绿色分队”，领袖是纳赛德-托普希奇教授，他同时也从事波斯尼亚自治运动。萨拉热窝的伊斯兰宗教领袖穆罕默德-潘札也号召人们摆脱乌斯塔沙的统治，建立波斯尼亚自治区，让所有的公民，无论其宗教信仰都享有平等的权力。这个消息传到了“汗札”军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穆罕默德-潘札曾经是军团招募活动中的鼓动人之一。与此同时，1943年9月，由于铁托部队中的“穆斯林第16旅”的建立，也激发了更多的穆斯林加入南共。  

经过多次要求，希特勒终于在1944年3月把“汗札”军团派回波斯尼亚从事“维和”行动。驻扎在波斯尼亚北部和东部地区。同年春季和夏季，它对当地的塞尔维亚居民从事了不加区分的报复行动，受害者的人数尚不清楚，大概有数百甚至数千。同年，随着时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开始同南共配合，因为切特尼克人同德国的合作让穆斯林对德国失去信任。而且，此时德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也开始恶化。此时铁托则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在他的号召下，约2000名“汗札”军团的士兵加入了南共。反 NDH 的情绪在穆斯林士兵中与日俱增，因为乌斯塔沙开始对穆斯林居民展开了大屠杀。于是，“汗札”军团迅速解体了。10月，驻萨格勒布的德国当局向柏林报告说，该军团已经完全失控。他们还竟然不识时务地准备建立另外一个党卫军团来填补这个空缺，其结果显然是一无所获。截至到1944年底，NDH境内的所有党卫军团都解散了。  

1945年4月6日，南共解放了萨拉热窝，随后的几个星期了，他们又控制了波斯尼亚全境。4月28日，波斯尼亚建立了人民政府。许多穆斯林也认同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对此寄予厚望。虽然赋予波斯尼亚的联邦地位还不是很明确，但是至少要被乌斯塔沙人和切特尼克人所推行政策要好，因为它们仅仅意味着波斯尼亚被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所吞并。波斯尼亚穆斯林正期待着一个没有血腥杀戮的未来。  

纵观波斯尼亚的二战历史，穆斯林的经历可谓是苦难和无奈。可以说，这是一场波斯尼亚人不愿意接受，但又不得不痛苦接受的战争。在血腥的仇杀和战争机器的挤压中，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基本愿望就是自身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波斯尼亚的基本政治纲领就是获得自治。伊斯兰信仰在二战中的波斯尼亚人心中仍然占据中主导地位，宗教机构也参与并主导着波斯尼亚的政治运动。只是和当时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情况类似，伊斯兰的力量是微弱的，无法左右受压迫的穆斯林的命运。战后的波斯尼亚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民族和睦的时期。波斯尼亚也享有了一定的自治权。但是，这种平静能够持续多久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命运如何呢？又有多少危机仅仅是暂时地潜伏于地表之下，伺机燃起杀戮的烈焰呢？—— 请继续关注 1945-1989铁托时代的波斯尼亚和波斯尼亚90年代那场毁灭性的灾难。

二、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政治角逐和反压迫的民族斗争  

在整个南斯拉夫内战期间，波斯尼亚穆斯林在政治倾向于萨格勒布而远离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穆斯林协会总的方针是，在认同南斯拉夫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自治权。其领导人斯帕霍描述自己为一个“南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这个概念，是凌驾于各个民族之上的一个统一的，虚无的民族概念，就如同我们所熟悉的“中华民族”。  

与之相对的是，斯帕霍他的大多数同僚都将自己定位为“克罗地亚穆斯林”。然而“克罗地亚穆斯林”这个定位在穆斯林中并无太大的市场，比如，亲克罗地亚的穆斯林领袖哈奇亚组建了一个克罗地亚农民党的穆斯林分支，并参加1938年的大选时，仅得到了区区的几千张选票。  

在穆斯林宗教人士中，对于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地亚化”的态度也十分复杂。穆哈卖德-斯帕霍的兄弟费希姆于1938到1942年间担任宗教领袖，在亲克罗地亚的穆斯林文化协会——Naroudna Uzdanica （以下简称NU）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NU 相对立的，还有亲塞尔维亚的穆斯林团体“加莱特”。尽管费希姆自称是“克罗地亚”人，但是他也十分坚定地保留着穆斯林特有的认同身份，同时他认为这种认同感正在受到威胁。为此，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教法，包括禁止与非穆斯林的通婚、反对给新生儿取非穆斯林的名字，甚至还禁止穆斯林进入天主教堂。  

在保证伊斯兰信仰不受到侵犯的前提下，大多数的穆斯林政治家和宗教领袖都宁可在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之间选择前者。NDH 的元首帕沃利奇在执掌大权后的不久，也就是1941年4月25日，就派特使向费希姆保证，穆斯林将会得到自由，权力和平等。其中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穆斯林的教育体系等等。甚至前南斯拉夫穆斯林协会的领袖们也本邀请加入了萨格勒布正在筹备中的议会。其中，协会的领导人库勒诺维奇于1941年11月还被任命为 NDH 的副总统。但此人并不拥护乌斯塔沙。当时的一位专家分析道：“虽然他一直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但是乌斯塔沙党人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同时他也失去了南斯拉夫穆斯林协会下属群众们的信任。并在此压力下，他多次声明：他不代表这些穆斯林群众，只代表他自己。”  

穆哈卖德-斯帕霍归真之后，南斯拉夫穆斯林协会最有影响力的人当属来自萨拉热窝的企业家哈兹哈桑诺维奇。正是他鼓励库勒诺维奇加入 NDH 政府，从而避免有害的立法，并利用他的影响来削弱哈奇亚，其人当时被任命为乌斯塔沙党驻波斯尼亚专员。  

1941年4月底，哈兹哈桑诺维奇也加入了塞尔维亚——穆斯林同盟会，他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政治家米兰伯季奇向哈奇亚提出了波斯尼亚自治的。但是这反而招来了杀身之祸，伯季奇和他的同僚被捕并立即遭到杀害。而哈兹哈桑诺维奇也被勒令放弃他的“反克罗地亚”主张。  

虽然NDH 政府并没有对穆斯林施以迫害手段，而且保证了穆斯林的基本权利。在穆斯林民间，反NDH 的情绪却不断高涨。1941年的夏秋两季，伊斯兰宗教人士发起了民间一系列针对NDH 政策的抗议和实际行动。在莫斯塔，穆斯林的行动表明他们反对一切针对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传统上受天主教会控制，迫害东正教徒）和其他同胞居民的犯罪行为和强制皈依政策。在班杰卢卡市，穆斯林宗教领袖谴责了针对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财产的盗窃和趁火打劫。10月，穆斯林领袖哈兹哈桑诺维奇以及萨拉热窝100名穆斯林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了请愿书，谴责了针对犹太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暴力行径，认为这些行为践踏了所有公民的生命安全、尊严、财产和宗教信仰。1941年年底德国的一份报告也确凿地证实了当时的情况，该报告指出：“穆斯林和（NDH）政府的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损了。”  





由此可见，穆斯林之与NDH 政府的对抗主要出于两点原因，一是克罗地亚对波斯尼亚自治请求的拒绝。二是穆斯林从信仰的正义角度对于乌斯塔沙主义的厌恶。第一点代表了一种政治诉求，而第二点则表现了伊斯兰信仰赋予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良知。伊斯兰是全人类的信仰，穆斯林也不会以一种民族性去践踏其他民族的尊严，这是伊斯兰信仰赋予波斯尼亚人瑰宝，我也深深地为波斯尼亚同胞在这场民族浩劫中表现出的正义感而自豪。但不幸的是，这种正义感在这场赤裸裸的巴尔干民族浩劫中，也使得穆斯林成为多方面的受害者。  






在穆斯林对抗乌斯塔沙党人的同时，也遭受着来自塞尔维亚暴民的迫害，尤其是在黑塞戈维纳地区，这使得穆斯林无法加入塞尔维亚人反抗乌斯塔沙暴政的行列。而反之，由于塞尔维亚人的骚扰，使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加入到乌斯塔沙民兵的行列中。在穆斯林同南斯拉夫流亡皇室几乎没有什么瓜葛，在流亡政府中没有任何席位。更不要说这个流亡政府的军事首脑就是臭名昭著切特尼克党的党魁米哈伊洛维奇。相比之下，随着南共不断地和切特尼克党人划清界限，尤其是南共军官明确地制止其士兵骚扰穆斯林村庄之后，穆斯林对其产生了好感，并开始有穆斯林加入铁托的队伍。  






1941年8月，第一支南共穆斯林部队“穆杰那-切塔”成立了，到了12月，它发展成为一个营。1941-1942年间的冬天，铁托部队驻扎在夫卡地区的时候，亦组建了一个由穆斯林青年组成的部队。1942年初，在黑塞戈维纳的则尼卡，也有穆斯林加入南共部队。同年，随着更多的穆斯林不断加入，12月就成立了完全由穆斯林构成的“第八地方旅”，指挥官是奥斯曼-卡拉贝格维奇。  






起初，穆斯林入伍的人数并不多，也只有一位穆斯林知名人士加入了南共。而且，伊玛目和穆夫提们更是担心将来的穆斯林能够能够依赖于奉行无神论的南共。也许，他们早已听说了伊斯兰在苏联所遭受的灾难性打击。而南共颁发的宣传小册子上则说，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是一片宽容的乐土，穆斯林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虽然地方的切特尼克党徒一边在穆斯林村庄烧杀，切特尼克党在另外一边却公开地呼吁穆斯林的支持。但波斯尼亚东南部和黑塞戈维纳的穆斯林却无法消除1941-1942年间的冬天，以及1942年夏天，切特尼克和其他地方塞尔维亚武装曾经屠杀了数千穆斯林这一阴影。在夫卡-恰尼切地区，2000穆斯林被杀害，查哈利杰地区，9000人遭到屠杀，其中8000人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而塞尔维亚人越是屠杀穆斯林，就越促使穆斯林加入南共，而切特尼克党人就越发与穆斯林为敌，制造更多的屠杀。穆斯林就是这样夹杂在敌对的政治势力中，卷入了一个仇杀的怪圈。  






但是在某些地区，也存在一些穆斯林和切特尼克党人合作的例子。比如，在则尼卡地区，一个穆斯林-切特尼克组织在1942年通令德国当局：“清除波斯尼亚境内的乌斯塔沙党人，我们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会在两个星期之内让一切恢复秩序。”最活跃的亲切特尼克穆斯林知名人士是伊斯梅特-波波瓦奇博士，他曾任康集奇市市长，还有一个就是曾任萨拉热窝警察局局长的夫瓦德-穆萨卡蒂奇。波波瓦奇曾至信给米哈伊洛维奇，建议他收编穆斯林进入他的部队。在波斯尼亚的一些城镇，一些反共产主义的穆斯林确实加入了切特尼克，截至到1943年12月，米哈伊洛维奇的部队中的穆斯林比例达到了8%，约4000多人。波波瓦奇在1943年1月甚至亲自指挥“解放”了一个穆斯林村庄。但是当年的晚些时候，他和穆萨卡蒂奇都被南共俘获并枪决。  






穆斯林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为了彻底摆脱这场无休止而复杂的暴力循环和党派纷争，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组建自己的武装，抵御一切来犯之敌。在这样一个愿望的策动下，一些穆斯林自卫团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起来。1942年10月，成立了4000多人的“穆斯林志愿军”。这支部队对南共的作战要多于对切特尼克党人的作战，它并不信任 NDH 政府（但是接受该政府的武器装备），而是直接同德国方面合作。  






1943年夏，另外一支武装也在波斯尼亚的西北部组建。相比于“穆斯林志愿军”，它更为独立一些。领导人是前南共党员胡斯卡-米贾科维奇，这支部队主要由前南共党员和地方武装的退役人员构成。它下设8个旅，控制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南共和NDH 都想收编胡斯卡的队伍，经过长时间的抉择，胡终于在1944年2月做出决定倒向南共。但是这也导致他遭到部队内部亲乌斯塔沙分子的暗杀。  






对于多数穆斯林政治家来说，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治是最终的解决方案，这样才能解决难以忍受的血腥局面。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满足这个愿望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德国。于是，就诞生了1942年由穆斯林政客提交给希特勒的著名的“备忘录”。其中宣称，波斯尼亚人从血统上属于古伊朗种族，优于斯拉夫血统，从而迎合纳粹德国的种族优越论。  






从伊斯兰信仰来看，这是波斯尼亚穆斯林在这场浩劫中的一处败笔，它让神圣的伊斯兰信仰让位于血统论，而这种古伊朗血统的说法，其实也是很牵强附会（相关资料在波斯尼亚的形成中会提到）。我想，无论是波斯尼亚领袖还是希特勒本人，都不会被这份备忘录说服。它的存在，不过是给双方都期待的合作拼凑一个虚设的理论而已。  






从穆斯林一方考虑，是想早日摆脱乌斯塔沙人以及塞尔维亚人的控制和洗劫，让“穆斯林志愿军”能够切实担当起保护波斯尼亚领土和人民的责任。而从德方考虑，波斯尼亚自治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这会影响到 NDH 的格局，但是出于德国的利益，它正需要扩充其国外军团的招募。所以，1942年 12月，希特勒命令驻罗马尼亚的普林兹尤根党卫军团开入 NDH 境内，招募纯粹的“日耳曼人”。1943年，德方决定由罗马尼亚党卫军团招募和培养一支全新的党卫军团，于是希姆莱建议，可以从波斯尼亚穆斯林选择兵源。虽然遭到了萨格勒布方面的强烈反对，这个计划最终还是通过了。纳粹德国从占领领土上招募党卫军团的机制早已经建立，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都已经建立了类次的军团。这支穆斯林军团被编号为第13党卫军团，并且土耳其弯刀“汗札”来命名。  






招募活动自1943年春季开始。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招募活动开始前夕，德国方面安排了来自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侯赛因访问萨拉热窝。这是因为，自1917年英国方面炮制了促成犹太人移民并占领巴勒斯坦的《贝福尔宣言》之后，侯赛因就一直从事反英活动。他号召建立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德意志联盟，来抗拒英国唆使下的犹太人窃国行为。同时，一些波斯尼亚的伊玛目和穆夫提也参与了征兵的宣传鼓动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汗札”党卫军团的建立，从局部上来讲，反映了波斯尼亚人自决自立的政治诉求，从穆斯林世界的大局出发，它也迎合了保卫伊斯兰圣地，抗击英国殖民统治的伊斯兰信仰理念。这个选择在战略上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这两种愿望都被寄托在了强权势力身上。《古兰经》教导我们，凡事都是为了追求真主的喜悦，除真主之外，我们再无可依赖。我想，那个时代的穆斯林学者们很清楚这个原则。但是由于此前的千百年来，伊斯兰世界在实践方面落伍了，一直缺乏一个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伊斯兰社会实践方法论。因此，在穆斯林世界受到威胁的时候，只能被迫寄希望于强权势力。这最终导致了耶路撒冷的沦陷，也导致了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悲惨命运。历史的教训，让我们后人警醒和思考。  






最终波斯尼亚党卫军团共招募了2万1千名穆斯林入伍，军团中各个部队中都配置了随军伊玛目作为宗教导师。但是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是来自德国方面。军团的组建本着自愿加入的原则，但是不得不说很多人都受到了误导。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卫波斯尼亚村庄和城市，但殊不知这只是纳粹扩军计划中的一个策略而已，对于改善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境况没有任何作用。  






军团组建后就被派遣到德国和法国长期受训而远离波斯尼亚本土。还有两部分人则加入克罗地亚工程队，被送到法国图卢兹的训练营。在那里，1943年9月的一个夜晚，穆斯林法利德-达则尼奇和克罗地亚人波佐-节勒尼克领导了一场暴动，他们袭击了德国指挥官，准备逃脱并加入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然而，不幸的是这次起义被赶来的德军部队挫败，节勒尼克逃脱，法利德等另外13名起义者牺牲，在随后的清洗行动中，又有141人遭到杀害。在该地区，每年还都举行此次起义的纪念活动，但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提到穆斯林的义举，而仅仅片面把它命名为：“克罗地亚人起义”。  






而“汗札”军团则被派得离波斯尼亚原来越远，不满情绪开始在波斯尼亚高涨。因为乌斯塔沙人还在不断地袭击穆斯林村庄，而穆斯林自己的队伍却还不知身在何方。于是穆斯林民间武装又开始重新建立起来，它们被称为“绿色分队”，领袖是纳赛德-托普希奇教授，他同时也从事波斯尼亚自治运动。萨拉热窝的伊斯兰宗教领袖穆罕默德-潘札也号召人们摆脱乌斯塔沙的统治，建立波斯尼亚自治区，让所有的公民，无论其宗教信仰都享有平等的权力。这个消息传到了“汗札”军团，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因为穆罕默德-潘札曾经是军团招募活动中的鼓动人之一。与此同时，1943年9月，由于铁托部队中的“穆斯林第16旅”的建立，也激发了更多的穆斯林加入南共。  






经过多次要求，希特勒终于在1944年3月把“汗札”军团派回波斯尼亚从事“维和”行动。驻扎在波斯尼亚北部和东部地区。同年春季和夏季，它对当地的塞尔维亚居民从事了不加区分的报复行动，受害者的人数尚不清楚，大概有数百甚至数千。同年，随着时局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开始同南共配合，因为切特尼克人同德国的合作让穆斯林对德国失去信任。而且，此时德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也开始恶化。此时铁托则在军事上节节胜利，在他的号召下，约2000名“汗札”军团的士兵加入了南共。反 NDH 的情绪在穆斯林士兵中与日俱增，因为乌斯塔沙开始对穆斯林居民展开了大屠杀。于是，“汗札”军团迅速解体了。10月，驻萨格勒布的德国当局向柏林报告说，该军团已经完全失控。他们还竟然不识时务地准备建立另外一个党卫军团来填补这个空缺，其结果显然是一无所获。截至到1944年底，NDH境内的所有党卫军团都解散了。  






1945年4月6日，南共解放了萨拉热窝，随后的几个星期了，他们又控制了波斯尼亚全境。4月28日，波斯尼亚建立了人民政府。许多穆斯林也认同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对此寄予厚望。虽然赋予波斯尼亚的联邦地位还不是很明确，但是至少要被乌斯塔沙人和切特尼克人所推行政策要好，因为它们仅仅意味着波斯尼亚被克罗地亚或者塞尔维亚所吞并。波斯尼亚穆斯林正期待着一个没有血腥杀戮的未来。  






纵观波斯尼亚的二战历史，穆斯林的经历可谓是苦难和无奈。可以说，这是一场波斯尼亚人不愿意接受，但又不得不痛苦接受的战争。在血腥的仇杀和战争机器的挤压中，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基本愿望就是自身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波斯尼亚的基本政治纲领就是获得自治。伊斯兰信仰在二战中的波斯尼亚人心中仍然占据中主导地位，宗教机构也参与并主导着波斯尼亚的政治运动。只是和当时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情况类似，伊斯兰的力量是微弱的，无法左右受压迫的穆斯林的命运。战后的波斯尼亚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民族和睦的时期。波斯尼亚也享有了一定的自治权。但是，这种平静能够持续多久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命运如何呢？又有多少危机仅仅是暂时地潜伏于地表之下，伺机燃起杀戮的烈焰呢？—— 请继续关注 1945-1989铁托时代的波斯尼亚和波斯尼亚90年代那场毁灭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