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里根主义”vs邓小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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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世界政治和经济光谱开始急剧右转，西方在经历了战后二十多年大众消费社会和福利国家的发展后，新兴崛起的政治明星——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开始推动新自由主义变革，并表示要共同清算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一时间绝迹了三十多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跨大西洋两岸回潮。

而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也普遍被视为亲西方的政治家，双方都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需要改革，也先后进行了改革：邓小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迈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苏联则迈向了激进的政治改革，开始全面移植西方的选举模式。从意识形态的光谱来看，一般会将撒切尔、里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定义为偏向新自由主义的右派政治家。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三十年后，苏联早就已经在历史的尘埃中轰然崩塌，其后经历的休克疗法让苏联的后继者——俄罗斯经历了残酷的经济社会大倒退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资本的剥夺，俄罗斯的国力到现在都没有回复到1990年前的苏联；而英美两国国内则经历了史无前例地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的外移浪潮，在“全球化”的幌子下本国的制造业资本迅速转移到其他生产和劳动价格要素优化的地区，英美两国同时经历了“产业空心化”的浪潮。在国家实体产业严重萎缩的同时，虚拟资本畸形强大，于是“全球化”成就了英美的“虚拟资本主义”模式，英美经济越来越像空中楼阁，越来越像超级的庞氏骗局，当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后，英美就再也不能成其为一种模式。

而中国则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尽管内部矛盾众多，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弊病处处存在，但中国却成功地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崛起成为一个“全球玩家”（global player），从一个南方世界的边缘国家跃升成为世界中心国家，并成功地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短时间、最大规模的脱贫，并出现了工业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都市经济圈的群聚效应，并将在未来十年呈现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的崛起。2016年，中国经济将先超越美国，几年后会进而一举超越欧盟所有国家经济实力的总和。中国这样巨大规模的爆发性发展是我们30年前不敢想象的。

如果说撒切尔、里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有很多相似点，比如大家都比较钟情市场经济的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部分私有化，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都略微偏“右”的话，那是什么导致了结果的巨大反差呢？

撒切尔和里根开的治国药方和“全球化”药方写在后来世界银行总结的“华盛顿共识”里面，那就是以国家全面退出公共领域、全面私有化、结构调整、压缩劳工工资和权利、拆解福利国家为标志，他们将这套方案推向了全世界，并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极度的恶果，在许多部族林立、部落碎片化、现代民族国家尚未成形的非洲国家，“国家”拆解的后果就是国家分裂和解体，包括水资源、交通、社会保障、卫生、法院、监狱、公共基础设施等基本国家公共产品全面落入资本、特别是强势的国际资本手中，一套极端荒诞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剧本导致了许多国家负债累累，国家工业基础被逆向拆解，贫穷和饥荒急剧上升，更导致了东欧和苏联民族资本史无前例地被剥夺，黑社会堂而皇之地接管了国家地方权力。

“撒切尔—里根主义”不仅实现了跨国资本控制许多亚非拉的民族国家，他们将“国家变成公司”、又将“公司变成国家”的激进市场原教旨主义方案也使得自己国家的政治版图被无孔不入的经济集团、企业财团、游说集团、石油大亨、军工集团所左右，资本主义在二战后试图让国家节制资本的正面发展被重新逆转，应当中立和从整体立场判断事物的国家成为强势资本游说集团的代言人，现代资本的玩偶游戏让国家被锁定在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划出的路径上动弹不得，国家长期整体的利益往往被私人短期利益所左右。这样资本可以顺利地从发达国家流动出来，在全世界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全球化自由主义”。极端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不仅损耗了后进国家的利益，也掏空了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积累。

“全球化”自由主义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和前东欧集团国家及俄罗斯，也损害英美本身的国家利益，但却成就了中国的崛起。

因为邓小平的成功在于其“实用主义”，你根本没办法拿“左”和“右”来归类邓小平。对于邓来说，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终极目的和意识形态；对于邓小平来说，保持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无论中国学习西方什么，学习西方多少，但始终保持国家强大的动态调节“势能”，发挥工具的长处，驯化工具的短处，让工具为我所用，在这点上邓小平拉开了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差距，也拉开了同撒切尔和里根的差距。

邓看到了市场发挥经济的巨大动能和活力，看到了区域化经济的活力，看到了西方跨国公司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看到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但是也看到了“社会主义”遗产中的优势—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保护民族国家独立和资本独立的能力，驯化资本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能力。于是在全面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没有迷失自我，没有忘记我们的初始目标。在开放的同时，国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调控力；在引进资本的同时，又以合资的方式限制西方跨国资本的权力垄断；在资本引进、技术引进的同时，又保护中国幼稚的民族产业，并促进其具有现代竞争力。

通过“全球化”来做大做多中国，同时保留国家节制资本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初始优势，邓的成功奥秘就在我们本身的体制内，邓并没有“拆解”国家，而是在改革弊端的基础上，利用了我们制度中的优势。在发挥市场创造财富优势的同时，防止其反向控制国家权力，让其牢牢在国家的节制下为社会整体创造财富。邓的成功是“增量递进”和“增量改革”的成功，是在毛的基础上的成功。

邓的独特在于其非意识形态的学习态度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在邓的模式下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级融合”，传统社会主义的优势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优势奇妙地结合起来，但双方制度中的一些基本弊端却被中国逐步克服了。“超级融合”让世界不再能以简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划线，其成功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融合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贡献了一个“北京共识”。虽然中国问题还很多很多，人民还不满意，但给中国一些时间，中国必将还世界一个惊喜。

当撒切尔遇上邓小平，不仅是指双方在人民大会堂就香港回归的激烈较量，而是两种模式的较量。历史将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败于邓小平独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北京共识”。

http://www.guancha.cn/liu-tao/2013_04_10_137761.shtml好文复习一下吧。
1980年代初，世界政治和经济光谱开始急剧右转，西方在经历了战后二十多年大众消费社会和福利国家的发展后，新兴崛起的政治明星——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开始推动新自由主义变革，并表示要共同清算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一时间绝迹了三十多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跨大西洋两岸回潮。

而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改革之父邓小平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也普遍被视为亲西方的政治家，双方都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需要改革，也先后进行了改革：邓小平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迈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苏联则迈向了激进的政治改革，开始全面移植西方的选举模式。从意识形态的光谱来看，一般会将撒切尔、里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定义为偏向新自由主义的右派政治家。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三十年后，苏联早就已经在历史的尘埃中轰然崩塌，其后经历的休克疗法让苏联的后继者——俄罗斯经历了残酷的经济社会大倒退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资本的剥夺，俄罗斯的国力到现在都没有回复到1990年前的苏联；而英美两国国内则经历了史无前例地民族资本和国家资本的外移浪潮，在“全球化”的幌子下本国的制造业资本迅速转移到其他生产和劳动价格要素优化的地区，英美两国同时经历了“产业空心化”的浪潮。在国家实体产业严重萎缩的同时，虚拟资本畸形强大，于是“全球化”成就了英美的“虚拟资本主义”模式，英美经济越来越像空中楼阁，越来越像超级的庞氏骗局，当2008年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后，英美就再也不能成其为一种模式。

而中国则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尽管内部矛盾众多，社会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弊病处处存在，但中国却成功地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崛起成为一个“全球玩家”（global player），从一个南方世界的边缘国家跃升成为世界中心国家，并成功地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短时间、最大规模的脱贫，并出现了工业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都市经济圈的群聚效应，并将在未来十年呈现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的崛起。2016年，中国经济将先超越美国，几年后会进而一举超越欧盟所有国家经济实力的总和。中国这样巨大规模的爆发性发展是我们30年前不敢想象的。

如果说撒切尔、里根、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有很多相似点，比如大家都比较钟情市场经济的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部分私有化，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都略微偏“右”的话，那是什么导致了结果的巨大反差呢？

撒切尔和里根开的治国药方和“全球化”药方写在后来世界银行总结的“华盛顿共识”里面，那就是以国家全面退出公共领域、全面私有化、结构调整、压缩劳工工资和权利、拆解福利国家为标志，他们将这套方案推向了全世界，并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极度的恶果，在许多部族林立、部落碎片化、现代民族国家尚未成形的非洲国家，“国家”拆解的后果就是国家分裂和解体，包括水资源、交通、社会保障、卫生、法院、监狱、公共基础设施等基本国家公共产品全面落入资本、特别是强势的国际资本手中，一套极端荒诞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剧本导致了许多国家负债累累，国家工业基础被逆向拆解，贫穷和饥荒急剧上升，更导致了东欧和苏联民族资本史无前例地被剥夺，黑社会堂而皇之地接管了国家地方权力。

“撒切尔—里根主义”不仅实现了跨国资本控制许多亚非拉的民族国家，他们将“国家变成公司”、又将“公司变成国家”的激进市场原教旨主义方案也使得自己国家的政治版图被无孔不入的经济集团、企业财团、游说集团、石油大亨、军工集团所左右，资本主义在二战后试图让国家节制资本的正面发展被重新逆转，应当中立和从整体立场判断事物的国家成为强势资本游说集团的代言人，现代资本的玩偶游戏让国家被锁定在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划出的路径上动弹不得，国家长期整体的利益往往被私人短期利益所左右。这样资本可以顺利地从发达国家流动出来，在全世界实现资本利润最大化的“全球化自由主义”。极端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不仅损耗了后进国家的利益，也掏空了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积累。

“全球化”自由主义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和前东欧集团国家及俄罗斯，也损害英美本身的国家利益，但却成就了中国的崛起。

因为邓小平的成功在于其“实用主义”，你根本没办法拿“左”和“右”来归类邓小平。对于邓来说，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终极目的和意识形态；对于邓小平来说，保持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无论中国学习西方什么，学习西方多少，但始终保持国家强大的动态调节“势能”，发挥工具的长处，驯化工具的短处，让工具为我所用，在这点上邓小平拉开了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差距，也拉开了同撒切尔和里根的差距。

邓看到了市场发挥经济的巨大动能和活力，看到了区域化经济的活力，看到了西方跨国公司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看到了西方先进的技术，但是也看到了“社会主义”遗产中的优势—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保护民族国家独立和资本独立的能力，驯化资本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能力。于是在全面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没有迷失自我，没有忘记我们的初始目标。在开放的同时，国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调控力；在引进资本的同时，又以合资的方式限制西方跨国资本的权力垄断；在资本引进、技术引进的同时，又保护中国幼稚的民族产业，并促进其具有现代竞争力。

通过“全球化”来做大做多中国，同时保留国家节制资本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独特的初始优势，邓的成功奥秘就在我们本身的体制内，邓并没有“拆解”国家，而是在改革弊端的基础上，利用了我们制度中的优势。在发挥市场创造财富优势的同时，防止其反向控制国家权力，让其牢牢在国家的节制下为社会整体创造财富。邓的成功是“增量递进”和“增量改革”的成功，是在毛的基础上的成功。

邓的独特在于其非意识形态的学习态度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在邓的模式下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级融合”，传统社会主义的优势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优势奇妙地结合起来，但双方制度中的一些基本弊端却被中国逐步克服了。“超级融合”让世界不再能以简单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划线，其成功为世界贡献了一个融合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贡献了一个“北京共识”。虽然中国问题还很多很多，人民还不满意，但给中国一些时间，中国必将还世界一个惊喜。

当撒切尔遇上邓小平，不仅是指双方在人民大会堂就香港回归的激烈较量，而是两种模式的较量。历史将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败于邓小平独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北京共识”。

http://www.guancha.cn/liu-tao/2013_04_10_1377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