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良格真相：最高层否决 解放军私下找港商借钱买

原标题：论争航母：曲线航行四十年

“从航母工程可以看出，中央的决策从偏重领导人的统一意志逐渐迈向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经历这段过程的人一个个在离世，希望能组织一个正式课题，对航母发展的过程认真回顾、梳理，抢救一点资料，对后世是个重大借鉴”

南方周末记者 叶飙

相比“慢船”瓦良格号，中国航母工程俨然是艘更“慢”的“船”，历经四十余年，一路摇摆前行。

从1970年刘华清组织首次专题论证开始，对航母项目的推动与争论就从未停止。多位亲历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次往往被描述为“不了了之”的论证曾正式确定了工程的代号，吸引了数百人参与其中，但突发的“九一三事件”赋予反对者能量，令这段初始论证搁浅。

1980年代，航母工程再度被提上日程，却最终于1990年代被否决。即使在意外收获瓦良格号后，摇摆仍在继续。

“对海军的建设，（不支持者）有认识不够的问题。但整个来看，航母项目的起起伏伏，正说明了中央的决策从偏重于个别领导人的集中统一意志，更多地转向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看到由瓦良格号改建的“辽宁舰”终于交付海军，经历了大部分“摇摆”过程的海军原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少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美帝苏修航空母舰图册”开始

2005年4月26日，瓦良格号在大批拖轮护航下，被缓缓拖入大连造船厂。2003年建成的30万吨船坞，改建启动。此时，距离这艘苏联时代巨舰抵华，已过去三年。

很快有海军人士在探望老领导刘华清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来的人说，航母开始建造了，他很高兴，紧接着说，‘但晚了10年，而且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一段时间’。”刘华清女儿刘超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没人比刘华清更有资格下这一判断。从1970年担任船办主任、奉命组织首次论证，到1990年代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航母项目的进程。

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对航母的最初了解，来自一本现已泛黄的手工小册子。当现已退休的七院714所教授级研究员于瀛在首都北四环外的中国舰船研究院（原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旧楼里再度掏出这本小册子时，时间已过去了42年。

“1970年4月下旬，就在这个楼二楼东头的大会议室，我们被喊去开会。会议绝密，领导不准带秘书，我们不准带笔和笔记本，连会议主题都不知道”，于瀛回忆说，“由岳英副院长宣读上级命令，根据海军的情况，中央决定我国要发展航空母舰，责成海军组建论证研究队伍。我们所干什么呢？搜集、汇报世界航母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作战使用情况，限期一个月。”

5月初，海军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开了会，正式传达了这一指示，当时受到冲击、调任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主任的刘华清成为论证的组织者。

命令来得突然。当时中苏交恶、美国无人机常掠过中国领海，而中国在武器研制上正经历一番小高潮——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常规动力舰艇和潜艇都开始批量制造、首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毛泽东更强调，“要早打、大打、打核大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论证发展航母的命令似乎也并不意外。

于瀛当时在714所从事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任务落在了张日明副所长和他等人身上。忙碌了半个月，他们不仅要在极为有限的图文资料中寻找有关航母的点滴，还要接待络绎不绝的相关单位来索要材料。

5月中旬，他们带着日夜赶制的一叠板子，来到海军机关大楼西配楼2楼会议室，向刘华清做汇报。


“1970年7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研制队伍，第一次会议就在我们院7楼大厅，领导讲话后，我们所张日明副主任给他们上课，各团队技术骨干、领导都来了，当时人们对航母的概念不清楚，讲课从什么是航母讲起，讲到它的作用、未来发展方向。”于瀛介绍说。

航母工程迅速从“‘嘴’上谈兵”进入了“纸上”操作。当时，经国务院批准，由海军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和第六机械工业部等共同召开了一次五型舰艇会，代号“7075”会议，涉及333个单位、729名代表，参会的包括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周希汉、刘华清、钱学森，还有余秋里、李如洪等。

会议分为5组同时进行，讨论5型获得国务院正式认可的舰艇，包括核潜艇、航空母舰等。

令郑明印象深刻的是，在周希汉副司令员的建议下，全体会议代表统一乘坐火车专列去往大连造船厂。

“周希汉非常英明果断，当时造的驱逐舰能下水了，他就决定要让大家了解海军的情况，有些代表没看过船、不知道军舰什么样，到大连造船厂一看就知道了，对推动研制5型舰艇、大连造船厂的生产都起了很大作用。”郑明说。

这一细节从一个侧面说明，不少在陆战中成长起来、又为建立新中国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领导干部对海军的认识、了解相当有限。这也反映在大会的707工程分会上。

“周希汉、刘华清已经定了调子（5月16日上送报告中已确定），希望造3万吨级的，但当时文革，有‘左’的思潮，海军司令部的造反派反对，说要搞航母就要赶英超美。他们讲的东西很过头，李作鹏也不是糊涂的人，还是支持周希汉、刘华清的观点，”郑明回忆说，“同时也有右的影响，有人说搞不出来，安排不了任务。”

亲历者们透露，还有一种主要的反对声认为，航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我们又不侵略别人，搞什么航空母舰？”

回过头看，郑明认为，会议试图排除“左”和“右”的影响，坚持往前走；但影响很难完全排除，因为“不仅下面有，上面也有”，论证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继续。

9月下旬，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会议，确定707工程的各主要工程设备都开展研制；当时提出时间期限——“（航空母舰）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末期建造出来”——留给研制单位的仅有5年时间，这显然脱离了实际情况。


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商人既不能太小，又要肯做这件事，徐增平原来当过兵，对军队有感情，但他确实不知道怎么操作，他的账上只有3000万港币，而乌克兰方面对账上资金的最低要求是5000万美元，他就开始筹钱，得到了很多有心人的帮助，借够了买船的钱。”

《中国航母》一书称，徐增平在内地、香港两边筹资，共筹到约2亿元人民币，其中一笔数千万元的资金来自华夏证券。

“买船是1998年以后的事，我父亲1997年已经退了，但他在任上推行的策略和指导思想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国人民也都希望有航母，瓦良格号又确实是个百年不遇的机会，如果被其他国家买走了，力量对比就会对中国很不利，”

刘超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们谈论爱国，还是要落实到具体行为上，徐增平当时的能力，和前边找的几位商人没法比，但关键时刻，他敢于冲上去，把这件事做成，他替国人把握了这样一个机会。”

时隔14年，网络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徐增平买船的故事。有徐增平早先接受媒体专访时的说法，也有自称国防科工委工程师所撰写的亲历回忆，然而随着“辽宁舰”入列，无论是徐增平，还是当初作为总裁助理飞赴乌克兰洽谈买船事宜的香港观塘区议会议员姚柏良，都不愿再谈论这段经历。

《中国航母》一书披露的一篇稿件为历史做了注脚。稿件来源于1998年11月新华社记者，创律方面当时正欲将瓦良格号运回中国，徐增平对记者表示，购买这艘航空母舰的目的是“以商业行为之名，行服务国家之实”，“希望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贡献”。

徐增平透露，1997年上半年，他听中央领导曾经探讨过购买这艘航母的问题，但最后决定放弃投标购买，自己因此陷入长时间思考，认为中国因为种种考虑不买这艘航母当然可以理解，但一定不能让它落入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有敌意的国家手中。

他当时对记者表示，“从目前看，中国当然不会马上装备航空母舰，但从长远看装备航空母舰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创律拥有瓦良格号后，一旦中央认为时机成熟需要装备，就随时可以利用现成的母舰船身，或者加以改装和全面装备，或者用拆船等方式了解航空母舰的制造技术。这样的话，等于无形中为中国海军装备航空母舰做好了基础准备，也赢得了时间和技术。”

徐增平表态，“一旦国家需要，我和创律将毫不犹豫地向国家献出这艘航空母舰，为国家服务。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

事实上，相关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创律集团的资金很快出了问题，创律方面一度想把船卖给别的国家，消息传出后，中船重工方面接手了这艘巨舰；国家动用全部力量，历经艰险，才将它运抵大连。

直到瓦良格号被拖入大连港，围绕航母工程的争论仍未停息。迫于美国等国的压力，乌克兰方面曾拆除过船上一些关键设备，改造这艘船几乎和新建一艘航空母舰一样复杂。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一艘几乎‘报废’状态的苏联时期‘二手航母’，还是集中力量研制新型航母，在这一点上，国内军地有关单位曾存在很大分歧。”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摇摆，郑明表示，对航母的决策，存在一个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领袖都不是神仙，只能通过实践慢慢理解，航母是个典型的大工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央的决策从偏重领导人、比较集中的统一意志逐渐迈向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现在，经历过这段过程的人一个个在离世，希望有关部门能组织一个正式课题，对航母发展的过程进行认真挖掘、回顾、梳理，抢救一点资料，对后世是个重大借鉴。”

2012年9月，命运多舛的瓦良格号终于突破了四十多年的摇摆，变身“辽宁舰”入列，成为我国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

刘华清于2011年1月14日去世，没能看到他期待已久的这一幕。　
http://news.ifeng.com/mil/histor ... 9/24015108_11.shtml原标题：论争航母：曲线航行四十年

“从航母工程可以看出，中央的决策从偏重领导人的统一意志逐渐迈向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经历这段过程的人一个个在离世，希望能组织一个正式课题，对航母发展的过程认真回顾、梳理，抢救一点资料，对后世是个重大借鉴”

南方周末记者 叶飙

相比“慢船”瓦良格号，中国航母工程俨然是艘更“慢”的“船”，历经四十余年，一路摇摆前行。

从1970年刘华清组织首次专题论证开始，对航母项目的推动与争论就从未停止。多位亲历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次往往被描述为“不了了之”的论证曾正式确定了工程的代号，吸引了数百人参与其中，但突发的“九一三事件”赋予反对者能量，令这段初始论证搁浅。

1980年代，航母工程再度被提上日程，却最终于1990年代被否决。即使在意外收获瓦良格号后，摇摆仍在继续。

“对海军的建设，（不支持者）有认识不够的问题。但整个来看，航母项目的起起伏伏，正说明了中央的决策从偏重于个别领导人的集中统一意志，更多地转向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看到由瓦良格号改建的“辽宁舰”终于交付海军，经历了大部分“摇摆”过程的海军原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少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美帝苏修航空母舰图册”开始

2005年4月26日，瓦良格号在大批拖轮护航下，被缓缓拖入大连造船厂。2003年建成的30万吨船坞，改建启动。此时，距离这艘苏联时代巨舰抵华，已过去三年。

很快有海军人士在探望老领导刘华清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来的人说，航母开始建造了，他很高兴，紧接着说，‘但晚了10年，而且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一段时间’。”刘华清女儿刘超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没人比刘华清更有资格下这一判断。从1970年担任船办主任、奉命组织首次论证，到1990年代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航母项目的进程。

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对航母的最初了解，来自一本现已泛黄的手工小册子。当现已退休的七院714所教授级研究员于瀛在首都北四环外的中国舰船研究院（原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旧楼里再度掏出这本小册子时，时间已过去了42年。

“1970年4月下旬，就在这个楼二楼东头的大会议室，我们被喊去开会。会议绝密，领导不准带秘书，我们不准带笔和笔记本，连会议主题都不知道”，于瀛回忆说，“由岳英副院长宣读上级命令，根据海军的情况，中央决定我国要发展航空母舰，责成海军组建论证研究队伍。我们所干什么呢？搜集、汇报世界航母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作战使用情况，限期一个月。”

5月初，海军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开了会，正式传达了这一指示，当时受到冲击、调任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主任的刘华清成为论证的组织者。

命令来得突然。当时中苏交恶、美国无人机常掠过中国领海，而中国在武器研制上正经历一番小高潮——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常规动力舰艇和潜艇都开始批量制造、首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毛泽东更强调，“要早打、大打、打核大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论证发展航母的命令似乎也并不意外。

于瀛当时在714所从事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任务落在了张日明副所长和他等人身上。忙碌了半个月，他们不仅要在极为有限的图文资料中寻找有关航母的点滴，还要接待络绎不绝的相关单位来索要材料。

5月中旬，他们带着日夜赶制的一叠板子，来到海军机关大楼西配楼2楼会议室，向刘华清做汇报。


“1970年7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研制队伍，第一次会议就在我们院7楼大厅，领导讲话后，我们所张日明副主任给他们上课，各团队技术骨干、领导都来了，当时人们对航母的概念不清楚，讲课从什么是航母讲起，讲到它的作用、未来发展方向。”于瀛介绍说。

航母工程迅速从“‘嘴’上谈兵”进入了“纸上”操作。当时，经国务院批准，由海军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和第六机械工业部等共同召开了一次五型舰艇会，代号“7075”会议，涉及333个单位、729名代表，参会的包括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周希汉、刘华清、钱学森，还有余秋里、李如洪等。

会议分为5组同时进行，讨论5型获得国务院正式认可的舰艇，包括核潜艇、航空母舰等。

令郑明印象深刻的是，在周希汉副司令员的建议下，全体会议代表统一乘坐火车专列去往大连造船厂。

“周希汉非常英明果断，当时造的驱逐舰能下水了，他就决定要让大家了解海军的情况，有些代表没看过船、不知道军舰什么样，到大连造船厂一看就知道了，对推动研制5型舰艇、大连造船厂的生产都起了很大作用。”郑明说。

这一细节从一个侧面说明，不少在陆战中成长起来、又为建立新中国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领导干部对海军的认识、了解相当有限。这也反映在大会的707工程分会上。

“周希汉、刘华清已经定了调子（5月16日上送报告中已确定），希望造3万吨级的，但当时文革，有‘左’的思潮，海军司令部的造反派反对，说要搞航母就要赶英超美。他们讲的东西很过头，李作鹏也不是糊涂的人，还是支持周希汉、刘华清的观点，”郑明回忆说，“同时也有右的影响，有人说搞不出来，安排不了任务。”

亲历者们透露，还有一种主要的反对声认为，航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我们又不侵略别人，搞什么航空母舰？”

回过头看，郑明认为，会议试图排除“左”和“右”的影响，坚持往前走；但影响很难完全排除，因为“不仅下面有，上面也有”，论证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继续。

9月下旬，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会议，确定707工程的各主要工程设备都开展研制；当时提出时间期限——“（航空母舰）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末期建造出来”——留给研制单位的仅有5年时间，这显然脱离了实际情况。


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商人既不能太小，又要肯做这件事，徐增平原来当过兵，对军队有感情，但他确实不知道怎么操作，他的账上只有3000万港币，而乌克兰方面对账上资金的最低要求是5000万美元，他就开始筹钱，得到了很多有心人的帮助，借够了买船的钱。”

《中国航母》一书称，徐增平在内地、香港两边筹资，共筹到约2亿元人民币，其中一笔数千万元的资金来自华夏证券。

“买船是1998年以后的事，我父亲1997年已经退了，但他在任上推行的策略和指导思想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国人民也都希望有航母，瓦良格号又确实是个百年不遇的机会，如果被其他国家买走了，力量对比就会对中国很不利，”

刘超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们谈论爱国，还是要落实到具体行为上，徐增平当时的能力，和前边找的几位商人没法比，但关键时刻，他敢于冲上去，把这件事做成，他替国人把握了这样一个机会。”

时隔14年，网络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徐增平买船的故事。有徐增平早先接受媒体专访时的说法，也有自称国防科工委工程师所撰写的亲历回忆，然而随着“辽宁舰”入列，无论是徐增平，还是当初作为总裁助理飞赴乌克兰洽谈买船事宜的香港观塘区议会议员姚柏良，都不愿再谈论这段经历。

《中国航母》一书披露的一篇稿件为历史做了注脚。稿件来源于1998年11月新华社记者，创律方面当时正欲将瓦良格号运回中国，徐增平对记者表示，购买这艘航空母舰的目的是“以商业行为之名，行服务国家之实”，“希望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贡献”。

徐增平透露，1997年上半年，他听中央领导曾经探讨过购买这艘航母的问题，但最后决定放弃投标购买，自己因此陷入长时间思考，认为中国因为种种考虑不买这艘航母当然可以理解，但一定不能让它落入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有敌意的国家手中。

他当时对记者表示，“从目前看，中国当然不会马上装备航空母舰，但从长远看装备航空母舰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创律拥有瓦良格号后，一旦中央认为时机成熟需要装备，就随时可以利用现成的母舰船身，或者加以改装和全面装备，或者用拆船等方式了解航空母舰的制造技术。这样的话，等于无形中为中国海军装备航空母舰做好了基础准备，也赢得了时间和技术。”

徐增平表态，“一旦国家需要，我和创律将毫不犹豫地向国家献出这艘航空母舰，为国家服务。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

事实上，相关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创律集团的资金很快出了问题，创律方面一度想把船卖给别的国家，消息传出后，中船重工方面接手了这艘巨舰；国家动用全部力量，历经艰险，才将它运抵大连。

直到瓦良格号被拖入大连港，围绕航母工程的争论仍未停息。迫于美国等国的压力，乌克兰方面曾拆除过船上一些关键设备，改造这艘船几乎和新建一艘航空母舰一样复杂。

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一艘几乎‘报废’状态的苏联时期‘二手航母’，还是集中力量研制新型航母，在这一点上，国内军地有关单位曾存在很大分歧。”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摇摆，郑明表示，对航母的决策，存在一个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领袖都不是神仙，只能通过实践慢慢理解，航母是个典型的大工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央的决策从偏重领导人、比较集中的统一意志逐渐迈向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现在，经历过这段过程的人一个个在离世，希望有关部门能组织一个正式课题，对航母发展的过程进行认真挖掘、回顾、梳理，抢救一点资料，对后世是个重大借鉴。”

2012年9月，命运多舛的瓦良格号终于突破了四十多年的摇摆，变身“辽宁舰”入列，成为我国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

刘华清于2011年1月14日去世，没能看到他期待已久的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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