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日本回来了中国怎么办？

朱锋：日本回来了中国怎么办？

（2013-03-02）
● 朱锋

局势解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月下旬访问美国，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高调宣布“日本回来了”，美日同盟的紧密度确实上升到了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安倍不加掩饰地宣布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敌视，在全球外交舞台实属罕见。

　　2013年是北京和东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35周年，中日关系正常化41周年。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中日两国都需要反思。然而，安倍政府近期的做法太过分了，亚洲不需要、也不会容忍蓄意激化对抗的中日关系。

安倍的“中国战略”已转向全面对华敌视

　　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持续下滑。“历史问题”通常被视为中日关系紧张的诱因。特别是近10年来，伴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中日钓鱼岛领土争议的上升和双方围绕着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矛盾的激化，日本眼中的“中国威胁”持续放大。然而，即便因为靖国神社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的时代，小泉政府依然采取了日中关系需要大局观的做法，不会公开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的亚洲外交进行赤裸裸的指责。

　　安倍此次的华盛顿之行可以说“火力全开”，是有备而来要与中国“撕破脸”。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中伤和指责让人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日本准备在政治、外交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和中国“决裂”。冷战结束初期国际关系学术界一直担心的东亚出现“大国对抗”（great power rivalry）的前景，终于演变成为了现实。

　　安倍的对华政策“决裂宣言”首先体现在美国《华盛顿邮报》2013年2月21日发表对安倍的采访。安倍指责说，“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中国根深蒂固的需求”，还称“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完全是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政”，中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等同于”反日教育；而煽动爱国主义是“中共合法执政的需要”。安倍还在采访中表示日本将“努力阻止中国掠夺他国领土”。将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领土争议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同中国的国内政治体制结合起来，在中日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作为一国首脑将中国今天外交的诸多问题人为地归结为中共的执政状态，在今天的国际事务中更是第一次。90年代美国总统选举年常常听到的对中国内政的批评，现在在日本首相的嘴中直接宣泄了出来。不同的是，美国当选总统常常改变在选举语言中对中国的指责，转而寻找务实的对华合作立场。而今天日本在位的政府首脑却直截了当地对中国内政采取如此高分贝的批评，表明安倍已经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和未来的日中政治关系，情绪化地将日本片面的“中国解读”，直接变成了中国政策。

　　更有甚者，安倍不是简单地批评中国，而是在华盛顿煽动亚洲国家与中国的对立，呼吁亚洲国家联合起来颠覆中国政权并将中国陷入内乱。安倍声称，经济发展是中共维持一党专政的基础，如果亚洲国家减少同中国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将对中国政府带来沉重打击。安培说：“这些措施将给中国政府造成伤害，因为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无力控制13亿人民。”

　　2012年9月中日钓鱼岛风波皱起之后，日本政府还呼吁两国“政经分离”。但现在，安倍政府似乎已经决心要从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来颠覆与中国的关系，并要努力颠覆中共的执政地位。

　　2月22日，安倍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称，历史和国际法均可证明“尖阁列岛”是日本领土，“在1895年到1971年间，没有一个国家对此提出质疑”。安倍还警告中国“不用低估日本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决心”。日本其实很清楚，中国没有任何要“抢夺”钓鱼岛的计划，中国海监船持续出现在钓鱼岛海域，是为了迫使日本承认两国之间存在领土争议，更是为了抗议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顽固坚持的“不承认、不谈判和不搁置”这样的傲慢政策。

　　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选择在华盛顿对中国发难，说到底，既是为了讨好华盛顿的对华强硬派，同时，也是为了借此提升日本国内的危机意识，为安倍政府既定的修改和平宪法的政策服务。

中日关系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中国战略一直处于挣扎的过程中。“中国威胁”从90年代中期的台海危机开始，就取代以前的“苏联威胁”成为日美同盟延续到后冷战时代的战略“粘合剂”。但“中国威胁”到底有多大，日本准备以什么方式来应对“中国威胁”，不仅受日本国内和平宪法和自卫队体制的约束，同样也受日中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1997年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日美同盟开始突破“专守防卫”的宪法羁绊，中日两国在二战结束后第一次出现了有可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前景。但当时，日本政界依然能够着眼于中日关系的大局，在日本对美承担同盟义务的“周边事态”上依然采取了模糊立场，强调不是“地理概念”、而是“问题概念”。

　　2001-2006年的小泉内阁不顾中韩等国的反对，持续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日关系持续五年的“政冷经热”。但两国关系的大局从来没有恶化到公开的恶语相向。2006年9月安倍晋三首度当选日本首相，停止了靖国神社参拜，并将外事访问首选中国。然而，对华外交的务实并不能掩饰安倍强烈的反华意识。安倍第一任期就首提“价值观外交”，加强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战略联合与防务合作，要在亚太地区营造“自由之弧”以围堵中国。

　　安倍在其著作《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对中国和美国都表露了强烈的不信任感，扬言日本要修宪、扩军以对付中国的崛起。同时，说如果日本印度的战略联合有朝一日超过日美同盟，“这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安倍之后的福田内阁在外交理念上希望回归传统重视与亚洲国家关系的“福田主义”，采取既要依赖日美同盟、但又要重视与中国关系的方针。福田2007年12月底访华，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强调普世价值之外日中两国的亚洲传统价值，同样需要尊重。笔者当时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聆听福田首相的演讲，曾深为感动。可惜福田首相任期短暂，中日关系也无法在相互体谅的基础上重回正轨。

　　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后，鸠山内阁曾经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力求在日中和解和共创东亚紧密型的区域合作的基础上共建东亚政治的未来。鸠山内阁因为在冲绳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和美国发生冲突，对外政策的重点尝试向“亚洲转移”。鸠山内阁也曾一度对日中战略合作充满期待。可惜的是，中国领导人当时并没有听懂鸠山“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画外音”。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提议没有能够得到中国高层的响应。

　　野田政府尽管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陷入外交恶斗，但东京并没有如石原慎太郎这样的极右翼势力那样肆无忌惮地指责中国。毕竟，中日关系长期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纽带是没有人可以轻易抹杀的。

　　安倍现在走到这一步，在对华政策上公开使用石原等极右翼政治势力的语言和主张，既是安倍及其政策团队长期秉持的对华阴暗看法的结果，更是今天的日本政界既不敢真的“动粗”来阻止中国海监船只进入钓鱼岛水域、同时又不甘心看到中国船只经常出没于钓鱼岛水域，给日本实际管辖权带来尴尬所造成的无奈而又生气的心态的集中爆发。安倍本人，今天就是日本政坛极右翼势力的集中代表。

　　自恃可以依仗“美国因素”是安倍此次在华盛顿对中国全面发难的另一原因。安倍在2月16日就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但却叮嘱该报暂时不要发表，待他踏上访美之行再刊登对他的专访。21日《华盛顿邮报》刊出的专访和22日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安倍利用在美访问的时机全面阐述其对华政策“新思维”，这不是安倍的“人来疯”。

　　安倍的意图很明显，全面“抹黑”中国，逼迫奥巴马总统在与其会谈后重申美国对日本钓鱼岛政策支持。与此同时，用其强硬对华政策在华盛顿获得的喝彩，堵住国内批评者的嘴，故意制造日本正遭遇中国的“重大威胁”，为修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进一步进行国内动员。

中日关系：未来向何处去？

　　中日关系走到今天，实在让人愤懑而又忧虑。中日钓鱼岛争议事实上存在着明显的谈判空间。只要日本承认两国存在领土争议，通过谈判搁置争议、重回双方通过协商建立稳定格局并不困难。但安倍上台之后，连“搁置争议”都彻底拒绝。钓鱼岛如果需要妥协，中日双方必须各退一步。安倍政府坚持“一点不退”，却妄想中国首先停止海监船的巡洋任务。这一招数行不通之后，东京又转而恶言恶语，抛弃基本的外交礼仪全面“阴损”中国，这种做法只能让人齿冷。

　　安倍的强硬的对华政策并不能给东亚带来稳定，煽动区域内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做法，更是倒行逆施。安倍的这种情绪化的做法，事实上引起了奥巴马政府的警觉。

　　奥巴马总统在和安倍会晤之后，并没有按照惯例举行记者招待会，也没有重复1月18日前国务卿希拉莉所发表的支持日本拥有钓鱼岛管辖权的言论。新任国务卿克里反而在和日本外相会晤后表示赞赏日本在钓鱼岛冲突上的“克制立场”。奥巴马确实形容美日关系是美国亚洲政策的“中心环节”，但白宫拥抱日本、但并没有拥抱安倍。

　　对于安倍政府在日中关系上情绪化做法，中国政府和社会一定不能“自乱方寸”。日本恶化和中国的关系，将会给北京的亚洲政策、周边关系和经济发展带来复杂和消极的因素。然而，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国内改革开放、坚持睦邻外交与坚持走和平崛起道路，安倍政府不管怎么做，都难以真正撼动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上升和扩大。

　　对于安倍狂妄的政治和外交挑衅，北京最好的回答是：“没空陪你玩”。

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选择在华盛顿对中国发难，说到底，既是为了讨好华盛顿的对华强硬派，同时，也是为了借此提升日本国内的危机意识，为安倍政府既定的修改和平宪法的政策服务。


朱锋：日本回来了中国怎么办？

（2013-03-02）
● 朱锋

局势解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月下旬访问美国，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演讲，高调宣布“日本回来了”，美日同盟的紧密度确实上升到了新高度。更重要的是，安倍不加掩饰地宣布对中国和中国政府的敌视，在全球外交舞台实属罕见。

　　2013年是北京和东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35周年，中日关系正常化41周年。中日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中日两国都需要反思。然而，安倍政府近期的做法太过分了，亚洲不需要、也不会容忍蓄意激化对抗的中日关系。

安倍的“中国战略”已转向全面对华敌视

　　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持续下滑。“历史问题”通常被视为中日关系紧张的诱因。特别是近10年来，伴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中日钓鱼岛领土争议的上升和双方围绕着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矛盾的激化，日本眼中的“中国威胁”持续放大。然而，即便因为靖国神社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的时代，小泉政府依然采取了日中关系需要大局观的做法，不会公开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的亚洲外交进行赤裸裸的指责。

　　安倍此次的华盛顿之行可以说“火力全开”，是有备而来要与中国“撕破脸”。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中伤和指责让人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日本准备在政治、外交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和中国“决裂”。冷战结束初期国际关系学术界一直担心的东亚出现“大国对抗”（great power rivalry）的前景，终于演变成为了现实。

　　安倍的对华政策“决裂宣言”首先体现在美国《华盛顿邮报》2013年2月21日发表对安倍的采访。安倍指责说，“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中国根深蒂固的需求”，还称“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完全是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政”，中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等同于”反日教育；而煽动爱国主义是“中共合法执政的需要”。安倍还在采访中表示日本将“努力阻止中国掠夺他国领土”。将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领土争议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同中国的国内政治体制结合起来，在中日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作为一国首脑将中国今天外交的诸多问题人为地归结为中共的执政状态，在今天的国际事务中更是第一次。90年代美国总统选举年常常听到的对中国内政的批评，现在在日本首相的嘴中直接宣泄了出来。不同的是，美国当选总统常常改变在选举语言中对中国的指责，转而寻找务实的对华合作立场。而今天日本在位的政府首脑却直截了当地对中国内政采取如此高分贝的批评，表明安倍已经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和未来的日中政治关系，情绪化地将日本片面的“中国解读”，直接变成了中国政策。

　　更有甚者，安倍不是简单地批评中国，而是在华盛顿煽动亚洲国家与中国的对立，呼吁亚洲国家联合起来颠覆中国政权并将中国陷入内乱。安倍声称，经济发展是中共维持一党专政的基础，如果亚洲国家减少同中国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将对中国政府带来沉重打击。安培说：“这些措施将给中国政府造成伤害，因为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无力控制13亿人民。”

　　2012年9月中日钓鱼岛风波皱起之后，日本政府还呼吁两国“政经分离”。但现在，安倍政府似乎已经决心要从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来颠覆与中国的关系，并要努力颠覆中共的执政地位。

　　2月22日，安倍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称，历史和国际法均可证明“尖阁列岛”是日本领土，“在1895年到1971年间，没有一个国家对此提出质疑”。安倍还警告中国“不用低估日本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决心”。日本其实很清楚，中国没有任何要“抢夺”钓鱼岛的计划，中国海监船持续出现在钓鱼岛海域，是为了迫使日本承认两国之间存在领土争议，更是为了抗议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顽固坚持的“不承认、不谈判和不搁置”这样的傲慢政策。

　　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选择在华盛顿对中国发难，说到底，既是为了讨好华盛顿的对华强硬派，同时，也是为了借此提升日本国内的危机意识，为安倍政府既定的修改和平宪法的政策服务。

中日关系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中国战略一直处于挣扎的过程中。“中国威胁”从90年代中期的台海危机开始，就取代以前的“苏联威胁”成为日美同盟延续到后冷战时代的战略“粘合剂”。但“中国威胁”到底有多大，日本准备以什么方式来应对“中国威胁”，不仅受日本国内和平宪法和自卫队体制的约束，同样也受日中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1997年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日美同盟开始突破“专守防卫”的宪法羁绊，中日两国在二战结束后第一次出现了有可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前景。但当时，日本政界依然能够着眼于中日关系的大局，在日本对美承担同盟义务的“周边事态”上依然采取了模糊立场，强调不是“地理概念”、而是“问题概念”。

　　2001-2006年的小泉内阁不顾中韩等国的反对，持续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日关系持续五年的“政冷经热”。但两国关系的大局从来没有恶化到公开的恶语相向。2006年9月安倍晋三首度当选日本首相，停止了靖国神社参拜，并将外事访问首选中国。然而，对华外交的务实并不能掩饰安倍强烈的反华意识。安倍第一任期就首提“价值观外交”，加强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战略联合与防务合作，要在亚太地区营造“自由之弧”以围堵中国。

　　安倍在其著作《致美丽的祖国》一书中对中国和美国都表露了强烈的不信任感，扬言日本要修宪、扩军以对付中国的崛起。同时，说如果日本印度的战略联合有朝一日超过日美同盟，“这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安倍之后的福田内阁在外交理念上希望回归传统重视与亚洲国家关系的“福田主义”，采取既要依赖日美同盟、但又要重视与中国关系的方针。福田2007年12月底访华，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强调普世价值之外日中两国的亚洲传统价值，同样需要尊重。笔者当时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聆听福田首相的演讲，曾深为感动。可惜福田首相任期短暂，中日关系也无法在相互体谅的基础上重回正轨。

　　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后，鸠山内阁曾经提出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力求在日中和解和共创东亚紧密型的区域合作的基础上共建东亚政治的未来。鸠山内阁因为在冲绳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和美国发生冲突，对外政策的重点尝试向“亚洲转移”。鸠山内阁也曾一度对日中战略合作充满期待。可惜的是，中国领导人当时并没有听懂鸠山“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画外音”。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提议没有能够得到中国高层的响应。

　　野田政府尽管和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陷入外交恶斗，但东京并没有如石原慎太郎这样的极右翼势力那样肆无忌惮地指责中国。毕竟，中日关系长期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纽带是没有人可以轻易抹杀的。

　　安倍现在走到这一步，在对华政策上公开使用石原等极右翼政治势力的语言和主张，既是安倍及其政策团队长期秉持的对华阴暗看法的结果，更是今天的日本政界既不敢真的“动粗”来阻止中国海监船只进入钓鱼岛水域、同时又不甘心看到中国船只经常出没于钓鱼岛水域，给日本实际管辖权带来尴尬所造成的无奈而又生气的心态的集中爆发。安倍本人，今天就是日本政坛极右翼势力的集中代表。

　　自恃可以依仗“美国因素”是安倍此次在华盛顿对中国全面发难的另一原因。安倍在2月16日就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但却叮嘱该报暂时不要发表，待他踏上访美之行再刊登对他的专访。21日《华盛顿邮报》刊出的专访和22日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安倍利用在美访问的时机全面阐述其对华政策“新思维”，这不是安倍的“人来疯”。

　　安倍的意图很明显，全面“抹黑”中国，逼迫奥巴马总统在与其会谈后重申美国对日本钓鱼岛政策支持。与此同时，用其强硬对华政策在华盛顿获得的喝彩，堵住国内批评者的嘴，故意制造日本正遭遇中国的“重大威胁”，为修宪和行使集体自卫权进一步进行国内动员。

中日关系：未来向何处去？

　　中日关系走到今天，实在让人愤懑而又忧虑。中日钓鱼岛争议事实上存在着明显的谈判空间。只要日本承认两国存在领土争议，通过谈判搁置争议、重回双方通过协商建立稳定格局并不困难。但安倍上台之后，连“搁置争议”都彻底拒绝。钓鱼岛如果需要妥协，中日双方必须各退一步。安倍政府坚持“一点不退”，却妄想中国首先停止海监船的巡洋任务。这一招数行不通之后，东京又转而恶言恶语，抛弃基本的外交礼仪全面“阴损”中国，这种做法只能让人齿冷。

　　安倍的强硬的对华政策并不能给东亚带来稳定，煽动区域内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做法，更是倒行逆施。安倍的这种情绪化的做法，事实上引起了奥巴马政府的警觉。

　　奥巴马总统在和安倍会晤之后，并没有按照惯例举行记者招待会，也没有重复1月18日前国务卿希拉莉所发表的支持日本拥有钓鱼岛管辖权的言论。新任国务卿克里反而在和日本外相会晤后表示赞赏日本在钓鱼岛冲突上的“克制立场”。奥巴马确实形容美日关系是美国亚洲政策的“中心环节”，但白宫拥抱日本、但并没有拥抱安倍。

　　对于安倍政府在日中关系上情绪化做法，中国政府和社会一定不能“自乱方寸”。日本恶化和中国的关系，将会给北京的亚洲政策、周边关系和经济发展带来复杂和消极的因素。然而，只要中国继续坚持国内改革开放、坚持睦邻外交与坚持走和平崛起道路，安倍政府不管怎么做，都难以真正撼动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上升和扩大。

　　对于安倍狂妄的政治和外交挑衅，北京最好的回答是：“没空陪你玩”。

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选择在华盛顿对中国发难，说到底，既是为了讨好华盛顿的对华强硬派，同时，也是为了借此提升日本国内的危机意识，为安倍政府既定的修改和平宪法的政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