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中国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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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17日，中国政府以特有的果敢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这场被外界普遍理解为“惩罚性”作战的边境局部作战中，中国空军并未与越南空军发生任何空中交锋，中国空军也未参加对地火力突击和支援行动。在那场战争结束三十多年之后，有种说法开始在坊间流传，即中国空军之所以未与越南空军交火，也未对越军地面设施实施突击，是因为中国空军存在畏战和避战思想，害怕遭受重大损失。如果片面联系中国空军没有与敌交锋的事实，这种说法似乎可以作为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然而战争中空中力量使用与否，以及如何使用的决策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这种看似有理的说法，其实早已背离了理性与客观的角度。

这种说法的流传，主要来源是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国家的一些军事评估文献，其中以美国各种报告为多。这些报告中，往往将中国空军在越南战争中没有实际使用火力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空军技术装备陈旧而落后，人员训练水平严重不足，加之采取防御型建军方略，担心面对越南空军的空中和地面防空火力时遭遇严重损失。美国方面的一些材料始终没有逃脱越战的心理阴霾，称“面对北越防空火力，装备精良的美军航空兵也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装备损失，（笔者注：实际上这里本身就有抗美援越的中国军队的功劳），中国空军如与深入越境作战将会遭受更为严重的损失。”这其中虽然列举了一些事例，但所谓“原因”与“结果”其实并不构成直接合理的联系。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这些报告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中越战争中推究出的“中国空军战力不足”和“避战论”演绎为大陆对台湾威慑力不足，以及对东南亚威慑不足等结论，主观上就存在“唱衰”中国空军，为台湾等对抗北京政权的势力鼓劲的动机。如果再联想到美国在中苏交恶、苏越亲密的冷战环境中，对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采取的缄默态度，那么可能更容易洞悉美国何以如此解析中国空军的“战而不斗”。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之时，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文化大革命对包括中国空军在内的整个解放军装备和训练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一些装备的科研和生产遭遇了许多困难，部队训练水平有所下降，但即便如此，中国空军当时的装备实力与规模，仍然远胜于越南空军。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主力，是歼6战机，这些装备NR-30型30毫米航炮的战机，连美国当时的一些报告都承认“歼6相对当时的英美战机，仍然是一种不错的火炮平台”。尽管歼6的全天候作战能力十分有限，但越南甚至美国空军都从未敢轻视中国的歼6机队。此外中国空军还有一定数量的歼7、歼5和强5，轰炸机方面中国还装备有一定规模的轰5，装备体系完整，且能够自主生产，装备供应和补充能力充足。当时越南空军的主力机型是不到60架米格-21、缴获的20多架美制F-5战斗机和A-37攻击机，此外还有少量米格-19，从规模上看，越南空军的百架级规模远无法和千架级规模的中国空军相比，且其美制装备后勤保障存在不少困难，实际作战效能不高，真正让中国空军担忧的，倒是越军战机与中国战机为同源机型，敌我识别存在困难，以至于临时决定让一些临战飞机改换涂装。

来自美国军方报告的数字也许有些参考价值。这些报告显示，中国空军在1979年1月即开始了军事部署，初期在中越边境地区部署了大约400架作战飞机，一些部署地点距河内约400公里，大部分是歼6，还有少量歼7、歼5、轰5和强5。最多时中国空军在战区部署的作战飞机达900架，其中有600多架歼6、98架歼5和94架轰5。综合中国方面的一些资料，中国空军调集了20多个歼击航空兵团，6个轰炸机、强击机团，各型飞机共700多架，其中歼7约100架。可见中国空军在战区集中了大量航空部队，对越南空军构成了压倒性优势。美军一些报告甚至认为，中国空军歼5和歼6曾数次进入越南领空，轰5也曾抵近海防地区，但这些情况没有确凿证据，笔者更倾向于将这些所谓“越境”理解为中国空军在边境地区实施贴身紧逼式威慑行动的“有意放大”。

中国空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并未开火，但并不等于没有行动。从战略层面上考量，不动用空军参加作战，是中国避免战争行动升级、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的克制手段，空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经过反复酝酿，提出了“挽弓待发，先声夺人”的作战指导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所有参战航空兵部队和地面防空部队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敌机一旦入侵，就能予以有力的打击，必要时能够立即出动突击敌地面目标。同时在我边境一侧上空组织声势强大的持续空中大编队巡逻，显示力量，威慑敌军，使敌空军不敢轻举妄动，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仅在自卫反击作战第一天，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就出动飞机一百多架次，进行警戒和巡逻，形成了多方向、多层次的空中掩护态势，对敌构成了空中高压。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说这是巧妙地使用了空军，就是对这一方针的生动评价。

随着地面作战不断进展，我空军也积极行动，多次使用歼击机编队在高空大速度飞行，使敌始终处于被动态势，不敢轻举妄动。在阴雨天气，空军专门组织技术水平高的飞行员起飞巡逻。在云底高只有200的条件下，也没有停止巡逻行动。晚上，除使用夜航截击机外，还令教练机也参加巡逻。轰炸、强击航空兵部队根据战局情况，随时做好听令出动的准备，高炮、地空导弹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打击入侵之敌。尽管中国空军很久没有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别是组织大量飞机在狭窄的空域巡逻，但由于各级指挥员和机关严密策划和精心指挥，这些战术巡逻和警戒任务执行得非常出色。

虽然这些警戒和巡逻是在我强敌弱、敌我距离很近、我机不出境作战的条件下采用的一种特殊战法。但中国空军并非仅仅拉开打的架势，而是针对各种敌情做好了真打的准备：在获悉敌人可能组织“空中敢死队”袭击我地面部队和前沿机场后，各歼击航空兵部队都指定了三至四个中队，专门研究对策，担任战斗值班，随时待命出动。当判断敌有可能以米格-21低空出航、突然爬高、对我巡逻飞机进行偷袭时，我空军迅速组织歼7小分队，隐蔽转场至预定机场。一旦敌机来犯，我将以歼6和歼7实施诱饵-猎杀突袭战术，实现迅速歼灭。在得知敌F-5、A-37飞机和UH-1武装直升机北调情况后，中国空军立即制定了相应作战对策，决定以歼7和歼6协同掩护，有效打击敌战斗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

在这样威而不怒的威慑战术下，越南空军始终困扰于中国空军战与不战，何时来战的纠结之中，自卫反击战的前三天，越南空军飞机一直未能起飞，第四天以后虽然有飞机升空，但飞行员不断得到告诫，不能飞到边境空域。此后，越军对于中国空军的空袭恐惧日益严重，开始实施疏散，为我军地面部队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整个战役期间，越南空军的战斗机大都在离国境线较远的空域活动，避免接近中国空军巡逻空域，可以说越南空军被中国空军的威慑阴影彻底笼罩。这种态势，大大消除了地面部队的对空顾虑，显著提高了战斗意志和部队士气。1979年3月16日，我军地面部队撤离战区后，空军参战部队仍在前线执行任务，对越军保持了常态化军事压力。

避战与畏战，是一种消极作战行动，而中国空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行动，是一种为赢得整个战场主动权而实施的主动而又克制的空中威慑，相反，越南空军倒是畏于中国空军的实力与决心，采取了被动规避的消极态度。这也是整个中越冲突中双方未发生空中作战的直接原因之一。如果用作战目的与结果是否一致来评判，那么中国空军无疑是这场战争中的胜利者，虽然我军战机的机炮从未喷射出火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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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17日，中国政府以特有的果敢发起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这场被外界普遍理解为“惩罚性”作战的边境局部作战中，中国空军并未与越南空军发生任何空中交锋，中国空军也未参加对地火力突击和支援行动。在那场战争结束三十多年之后，有种说法开始在坊间流传，即中国空军之所以未与越南空军交火，也未对越军地面设施实施突击，是因为中国空军存在畏战和避战思想，害怕遭受重大损失。如果片面联系中国空军没有与敌交锋的事实，这种说法似乎可以作为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然而战争中空中力量使用与否，以及如何使用的决策问题，远非如此简单，这种看似有理的说法，其实早已背离了理性与客观的角度。

这种说法的流传，主要来源是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国家的一些军事评估文献，其中以美国各种报告为多。这些报告中，往往将中国空军在越南战争中没有实际使用火力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空军技术装备陈旧而落后，人员训练水平严重不足，加之采取防御型建军方略，担心面对越南空军的空中和地面防空火力时遭遇严重损失。美国方面的一些材料始终没有逃脱越战的心理阴霾，称“面对北越防空火力，装备精良的美军航空兵也遭受了巨大的人员和装备损失，（笔者注：实际上这里本身就有抗美援越的中国军队的功劳），中国空军如与深入越境作战将会遭受更为严重的损失。”这其中虽然列举了一些事例，但所谓“原因”与“结果”其实并不构成直接合理的联系。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这些报告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中越战争中推究出的“中国空军战力不足”和“避战论”演绎为大陆对台湾威慑力不足，以及对东南亚威慑不足等结论，主观上就存在“唱衰”中国空军，为台湾等对抗北京政权的势力鼓劲的动机。如果再联想到美国在中苏交恶、苏越亲密的冷战环境中，对中国的对越自卫反击采取的缄默态度，那么可能更容易洞悉美国何以如此解析中国空军的“战而不斗”。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之时，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文化大革命对包括中国空军在内的整个解放军装备和训练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一些装备的科研和生产遭遇了许多困难，部队训练水平有所下降，但即便如此，中国空军当时的装备实力与规模，仍然远胜于越南空军。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主力，是歼6战机，这些装备NR-30型30毫米航炮的战机，连美国当时的一些报告都承认“歼6相对当时的英美战机，仍然是一种不错的火炮平台”。尽管歼6的全天候作战能力十分有限，但越南甚至美国空军都从未敢轻视中国的歼6机队。此外中国空军还有一定数量的歼7、歼5和强5，轰炸机方面中国还装备有一定规模的轰5，装备体系完整，且能够自主生产，装备供应和补充能力充足。当时越南空军的主力机型是不到60架米格-21、缴获的20多架美制F-5战斗机和A-37攻击机，此外还有少量米格-19，从规模上看，越南空军的百架级规模远无法和千架级规模的中国空军相比，且其美制装备后勤保障存在不少困难，实际作战效能不高，真正让中国空军担忧的，倒是越军战机与中国战机为同源机型，敌我识别存在困难，以至于临时决定让一些临战飞机改换涂装。

来自美国军方报告的数字也许有些参考价值。这些报告显示，中国空军在1979年1月即开始了军事部署，初期在中越边境地区部署了大约400架作战飞机，一些部署地点距河内约400公里，大部分是歼6，还有少量歼7、歼5、轰5和强5。最多时中国空军在战区部署的作战飞机达900架，其中有600多架歼6、98架歼5和94架轰5。综合中国方面的一些资料，中国空军调集了20多个歼击航空兵团，6个轰炸机、强击机团，各型飞机共700多架，其中歼7约100架。可见中国空军在战区集中了大量航空部队，对越南空军构成了压倒性优势。美军一些报告甚至认为，中国空军歼5和歼6曾数次进入越南领空，轰5也曾抵近海防地区，但这些情况没有确凿证据，笔者更倾向于将这些所谓“越境”理解为中国空军在边境地区实施贴身紧逼式威慑行动的“有意放大”。

中国空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并未开火，但并不等于没有行动。从战略层面上考量，不动用空军参加作战，是中国避免战争行动升级、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的克制手段，空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经过反复酝酿，提出了“挽弓待发，先声夺人”的作战指导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所有参战航空兵部队和地面防空部队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敌机一旦入侵，就能予以有力的打击，必要时能够立即出动突击敌地面目标。同时在我边境一侧上空组织声势强大的持续空中大编队巡逻，显示力量，威慑敌军，使敌空军不敢轻举妄动，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仅在自卫反击作战第一天，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就出动飞机一百多架次，进行警戒和巡逻，形成了多方向、多层次的空中掩护态势，对敌构成了空中高压。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说这是巧妙地使用了空军，就是对这一方针的生动评价。

随着地面作战不断进展，我空军也积极行动，多次使用歼击机编队在高空大速度飞行，使敌始终处于被动态势，不敢轻举妄动。在阴雨天气，空军专门组织技术水平高的飞行员起飞巡逻。在云底高只有200的条件下，也没有停止巡逻行动。晚上，除使用夜航截击机外，还令教练机也参加巡逻。轰炸、强击航空兵部队根据战局情况，随时做好听令出动的准备，高炮、地空导弹部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打击入侵之敌。尽管中国空军很久没有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特别是组织大量飞机在狭窄的空域巡逻，但由于各级指挥员和机关严密策划和精心指挥，这些战术巡逻和警戒任务执行得非常出色。

虽然这些警戒和巡逻是在我强敌弱、敌我距离很近、我机不出境作战的条件下采用的一种特殊战法。但中国空军并非仅仅拉开打的架势，而是针对各种敌情做好了真打的准备：在获悉敌人可能组织“空中敢死队”袭击我地面部队和前沿机场后，各歼击航空兵部队都指定了三至四个中队，专门研究对策，担任战斗值班，随时待命出动。当判断敌有可能以米格-21低空出航、突然爬高、对我巡逻飞机进行偷袭时，我空军迅速组织歼7小分队，隐蔽转场至预定机场。一旦敌机来犯，我将以歼6和歼7实施诱饵-猎杀突袭战术，实现迅速歼灭。在得知敌F-5、A-37飞机和UH-1武装直升机北调情况后，中国空军立即制定了相应作战对策，决定以歼7和歼6协同掩护，有效打击敌战斗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

在这样威而不怒的威慑战术下，越南空军始终困扰于中国空军战与不战，何时来战的纠结之中，自卫反击战的前三天，越南空军飞机一直未能起飞，第四天以后虽然有飞机升空，但飞行员不断得到告诫，不能飞到边境空域。此后，越军对于中国空军的空袭恐惧日益严重，开始实施疏散，为我军地面部队的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整个战役期间，越南空军的战斗机大都在离国境线较远的空域活动，避免接近中国空军巡逻空域，可以说越南空军被中国空军的威慑阴影彻底笼罩。这种态势，大大消除了地面部队的对空顾虑，显著提高了战斗意志和部队士气。1979年3月16日，我军地面部队撤离战区后，空军参战部队仍在前线执行任务，对越军保持了常态化军事压力。

避战与畏战，是一种消极作战行动，而中国空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行动，是一种为赢得整个战场主动权而实施的主动而又克制的空中威慑，相反，越南空军倒是畏于中国空军的实力与决心，采取了被动规避的消极态度。这也是整个中越冲突中双方未发生空中作战的直接原因之一。如果用作战目的与结果是否一致来评判，那么中国空军无疑是这场战争中的胜利者，虽然我军战机的机炮从未喷射出火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