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颜色革命为何失败？——推荐瑞纳·穆勒森教授的 ...

http://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13_02_20_127330.shtml

今年春节前，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7－1991年的法律事务顾问瑞纳·穆勒森 (Rein Mullerson) 教授给我来了一份邮件，说读完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后，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与我的观点高度一致，并给我传来了他的新著 Regime Change: from 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 to Forcible Regime Change （暂且译为《政权更迭：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行推动政权更迭》，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我近日读完了此书，感到值得向国人推荐。

穆勒森教授的经历很独特：在苏联大变动的关键年代他是戈尔巴乔夫的资深顾问，在苏联解体后又出任过新独立的爱沙尼亚共和国第一副外长。同时他也是一位资深的法学家和政治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任国际法教授，现在是爱沙尼亚最高学府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由穆勒森教授这样一位政权更迭的亲历者和资深学人来评判颜色革命，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本书是一本严谨的著作，引用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媒体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关于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人道主义干预、民主和平（即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等观点，然后又结合自己参与苏联改革的失败经历，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对西方的这些主流观点进行了全面质疑和否定。

穆勒森教授认为颜色革命的根源要追述到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和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传统，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即所谓“历史终结论”），后者则认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这种宗教得到“普世”，人类才可能得救。这种狂热的传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向别国强行输出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另外，获取更多的经济、商业、战略等利益也是西方推动政权更迭的一个重要考量。但是，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从吉尔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国家”，人们看到这些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都出现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凋敝。

穆勒森认为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国家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颜色革命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的政治层面，而另外两个层面则难以改变，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非常之慢。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形态迥异：早在西方社会确立民主制度之前，西方社会已经是以个人自由主义文化为主和法律至上的社会。相比而言，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至今都不是个人自由主义文化和法律至上的社会，在这样的国家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只能以失败告终。穆勒森还指出，在一个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真正地搞一人一票的话，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被选上台的，“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大选结局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揭示了颜色革命失败的原因之后，穆勒森教授又花了相当篇幅探讨了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认为西方国家自己问题重重，没有资格强迫别人接受其独特文化所产生的制度安排。他说西方与其“关爱中国和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还不如关爱自己国家内部的批评者”。他认为西方制度本身需要改革，因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难以兼容的：民主制度追求平等，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的力量已经压倒了民主的力量，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利茨的话：美国梦包含的所谓机会平等已经成为一种神话，美国的社会固化几乎成为常态。美国今天实行的已经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

穆勒森教授还比较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所进行的改革，认为“回顾当初，特别是与邓小平相比较，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天真的政客”， 而邓小平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西方国家的了解，“远在戈尔巴乔夫至上”。他认为这个差别是中国改革成功和苏联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他还感叹，俄罗斯当时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养的文人书生、“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和西方派来的所谓“专家”，制定了许多严重脱离了俄罗斯国情的改革战略和政策，结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崩溃。

穆勒森概述了西方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论”理论，认为关键是谁来界定“人权”，谁来界定什么是“普世价值”，从现在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干预来看，效果都不好。他批评了西方的所谓“民主和平理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认为这个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个理论把民主国家只局限于战后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如果把民主制度放到从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历史中来检验，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很多，因此“民主和平理论”难以成立。另外，这个理论已经成了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甚至发动战争的借口，导致了西方大国的盲目自信、政治傲慢和战争倾向，这个理论也支撑了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以北约干预利比亚为例，指出：哪些说不出利比亚四个城市名字的人却可以说出攻打利比亚的四个理由，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美国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困境。

穆勒森在书中还提出了其它很有见地的观点，如西方在许多方面要向东方学习，向中国学习；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傲慢是中、俄与西方渐行渐远的主要原因；西方媒体在颜色革命中奉行了双重标准；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西方的表现相当虚伪；西方在非西方国家的代理人往往是一批最终让西方失望的人等。总体上看，这本书值得翻译成中文出版，它对于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有参考意义，对于中国了解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意图、手段和失败结局也有帮助。穆勒森教授对颜色革命、政权更迭、民主和平等问题的深刻反思和切切忠告，值得崛起的中国记取。


http://www.guancha.cn/zhang-wei-wei/2013_02_20_127330.shtml

今年春节前，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1987－1991年的法律事务顾问瑞纳·穆勒森 (Rein Mullerson) 教授给我来了一份邮件，说读完我的《中国震撼》英文版后，发现在很多问题上与我的观点高度一致，并给我传来了他的新著 Regime Change: from 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 to Forcible Regime Change （暂且译为《政权更迭：从民主和平理论到强行推动政权更迭》，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我近日读完了此书，感到值得向国人推荐。

穆勒森教授的经历很独特：在苏联大变动的关键年代他是戈尔巴乔夫的资深顾问，在苏联解体后又出任过新独立的爱沙尼亚共和国第一副外长。同时他也是一位资深的法学家和政治学者，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任国际法教授，现在是爱沙尼亚最高学府塔林大学法学院院长。由穆勒森教授这样一位政权更迭的亲历者和资深学人来评判颜色革命，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本书是一本严谨的著作，引用了大量的学术文献和媒体文章，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关于颜色革命、政权更迭、人道主义干预、民主和平（即所谓“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等观点，然后又结合自己参与苏联改革的失败经历，从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对西方的这些主流观点进行了全面质疑和否定。

穆勒森教授认为颜色革命的根源要追述到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和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传统，前者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即所谓“历史终结论”），后者则认为自己的宗教代表了唯一真理，只有这种宗教得到“普世”，人类才可能得救。这种狂热的传教士精神，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向别国强行输出其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主要动力。另外，获取更多的经济、商业、战略等利益也是西方推动政权更迭的一个重要考量。但是，从乌克兰到格鲁吉亚，从吉尔吉斯斯坦到“阿拉伯之春国家”，人们看到这些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都出现了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凋敝。

穆勒森认为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国家是一个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有机体，颜色革命最多只是改变了这个有机体的政治层面，而另外两个层面则难以改变，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变化非常之难，非常之慢。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形态迥异：早在西方社会确立民主制度之前，西方社会已经是以个人自由主义文化为主和法律至上的社会。相比而言，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至今都不是个人自由主义文化和法律至上的社会，在这样的国家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只能以失败告终。穆勒森还指出，在一个没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国家真正地搞一人一票的话，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被选上台的，“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大选结局几乎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揭示了颜色革命失败的原因之后，穆勒森教授又花了相当篇幅探讨了西方民主制度本身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认为西方国家自己问题重重，没有资格强迫别人接受其独特文化所产生的制度安排。他说西方与其“关爱中国和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还不如关爱自己国家内部的批评者”。他认为西方制度本身需要改革，因为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难以兼容的：民主制度追求平等，而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平等的根源。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的力量已经压倒了民主的力量，他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利茨的话：美国梦包含的所谓机会平等已经成为一种神话，美国的社会固化几乎成为常态。美国今天实行的已经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

穆勒森教授还比较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所进行的改革，认为“回顾当初，特别是与邓小平相比较，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个天真的政客”， 而邓小平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对西方国家的了解，“远在戈尔巴乔夫至上”。他认为这个差别是中国改革成功和苏联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他还感叹，俄罗斯当时重用了一大批西方培养的文人书生、“哈佛大学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和西方派来的所谓“专家”，制定了许多严重脱离了俄罗斯国情的改革战略和政策，结果导致了整个经济的崩溃。

穆勒森概述了西方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论”理论，认为关键是谁来界定“人权”，谁来界定什么是“普世价值”，从现在已经发生的人道主义干预来看，效果都不好。他批评了西方的所谓“民主和平理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认为这个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个理论把民主国家只局限于战后的所谓“成熟民主国家”，如果把民主制度放到从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历史中来检验，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很多，因此“民主和平理论”难以成立。另外，这个理论已经成了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推行颜色革命甚至发动战争的借口，导致了西方大国的盲目自信、政治傲慢和战争倾向，这个理论也支撑了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以北约干预利比亚为例，指出：哪些说不出利比亚四个城市名字的人却可以说出攻打利比亚的四个理由，正是这种傲慢导致了美国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困境。

穆勒森在书中还提出了其它很有见地的观点，如西方在许多方面要向东方学习，向中国学习；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傲慢是中、俄与西方渐行渐远的主要原因；西方媒体在颜色革命中奉行了双重标准；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西方的表现相当虚伪；西方在非西方国家的代理人往往是一批最终让西方失望的人等。总体上看，这本书值得翻译成中文出版，它对于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有参考意义，对于中国了解西方推动颜色革命的意图、手段和失败结局也有帮助。穆勒森教授对颜色革命、政权更迭、民主和平等问题的深刻反思和切切忠告，值得崛起的中国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