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要认清楚一点： 精蝇，公蜘，腐败分子是有共同利益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8:47:05
要认清楚一点： 精蝇，公蜘，腐败分子和反华政客，金融寡头是同流合污。前三者要么本来就是一种人，要么就是权钱媒相互利用，瓜分和压榨普通百姓的利益，权利寻租和法律寻租，媒体寻租，最终的作用就是相互寻租，就是分食60年积攒的中国财富。
12月6日 中共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决定，停止李亚力的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接受调查。
【太原被打交警讲述局长儿子肇事】网曝太原市公安局长李亚力之子涉嫌醉驾殴打交警，日前被打交警夏坤告诉记者，10月13日早上，他对一辆越野车进行执法检查，司机李正源连骂带打，使劲掐他的脖子。增援交警将李控制住，酒精测试结果为89ml。随后，派出所一负责人穿便装将李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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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清楚一点： 精蝇，公蜘，腐败分子和反华政客，金融寡头是同流合污。前三者要么本来就是一种人，要么就是权钱媒相互利用，瓜分和压榨普通百姓的利益，权利寻租和法律寻租，媒体寻租，最终的作用就是相互寻租，就是分食60年积攒的中国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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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 中共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决定，停止李亚力的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接受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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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恨别长沙背后的惊天内幕
核心提示：掠夺资本与媒体人，即自由派的一体两面，对内巧言令色巧取豪夺，对美国则是一副媚态，如胡舒立所言，美国现在不行了，我们更得向美国学习！皇帝不急太监急，三一敢起诉美国，恐怕不需华盛顿发号施令，这边不少人早就已经心领神会赶紧下手了。窃以为，这就是三一集团在2012年同时陷入中国主流媒体、掠夺资本以及美国政府的三面夹击的原因。
原题：杜建国：三一陷入掠夺资本、自由派媒体、美国政府的三面夹击
进入2012年，三一集团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媒体关于三一的负面报道一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尤其是9月底美国政府强行“没收”了三一在美资产以及随后三一决定起诉美国政府后，媒体对三一的“围剿”可谓是掀起了一轮新的高潮。遗憾的是，这些报道大都是小题大做甚至是无中生有。一个多月前，笔者撰文指出三一集团陷入中国主流媒体与美国政府的双面夹击（见拙文《中国媒体与美国政府夹击私企三一》、《谁在为美国叫训三一？》），当时笔者没有想到，三一遭受的不只是双面夹击，而有可能是三面夹击！新的一面来自何方？
2012年11月21日，爆出三一集团总部即将迁往北京的传闻。2012年11月29日，《环球企业家》杂志所属的环球企业家网刊发报道《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该报道披露了三一集团遭受到的诸种“恶性竞争”行为，如“行贿门”、“间谍门”、“窃听门”，甚至还有家人险遭绑架，等等，其中有几处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竞争对手、总部在长沙的另一家工程机械制造业巨头中联重科。主流媒体、美国政府之外，还有本土竞争对手，故曰三一遭到了三面夹击。
那么，中联重科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它为何有如此强大的能量将三一集团挤压到欲背井离乡的地步？更为蹊跷的是，进入2012年后，美国政府、中国主流媒体与中联重科这样一家企业，同时向三一集团发难，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一、中联重科：昔日国企早已化公为私
当日稍晚，中联重科发表简单声明（原标题：中联重科就《三一恨别长沙》一文发表严正声明）称此报道内容“严重违背事实”，而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则坚称该报道“客观反映了三一这几年的遭遇，所写的事件是真实的。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复杂”。笔者期待中联重科能够就《三一恨别长沙》所列举的相关问题，逐一详细进行澄清。在此，我们先假定该文关于中联重科的报道属实（该文称中联重科拒绝其采访要求），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中联重科的如下特征。
第一，中联重科原本是一家国企，可是经过多年来悄悄的改制，早已是徒有其表：“2006年中联重科大股东完成改制，其管理层通过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完成曲线MBO。今年3月16日，中联重科宣布挂牌出售旗下最为优质的资产长沙中联环卫机械有限公司80%的股份。此举被广泛质疑为国有资产流失，其意在稀释国有股权最终实现私有化。”
第二，在国家早已叫停大型国企进行“管理层收购”的情况下，中联重科的改制为何能够畅行无阻呢？《恨别》指出：“这场秘而不宣的私有化改制在一片质疑声中顺利闯关，知情者称这获益于幕后得利者的特殊背景。数名前当地主要领导的亲属均在中联重科长期担任高管。这场私有化改制的最大的获益者是詹纯新本人，其家世非同一般，其父曾担任湖南省高院院长，岳父则曾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
原来如此！
第三，那么改制为私企的中联重科，依仗权力大搞化公为私的中联重科，在完成改制后是如何对待三一这样的竞争对手呢？“‘私有化之前，两家的竞争还比较理性，参与改制后，个别主要领导的子女成为中联的利益合伙人之后，竞争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对三一的打击都动辄利用公检法等国家公器来进行。三一没法在这里立足。’向文波说。”
第四，那么这种打击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呢？
比如，2011年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让H股上市融资计划告吹的“三一行贿门”事件，“最终在中纪委干涉之下，公安机关才得以查明此案系中联重科唆使其员工所为，但令梁稳根不解的是，两名涉案人员抓捕数天后即被释放，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湖南省纪委经办此案的负责人竟是中联重科高管家属，此人并未主动要求回避，反而越权接手此案，在三一提出异议后，此人也未遭撤换。几经周折，此案最终告破，中联重科共三名员工涉案，其中一人在逃。行贿门真相并未得到有力澄清，此案亦不了了之。”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首先，中联重科，原本是一家国企，后来经过改制事实上已经成为私企，这一幕早已屡见不鲜；其次，化公为私后继续依靠公权力来打击竞争对手，中联重科的这一手法则相对新鲜。
《恨别》一文关于中联重科化公为私的内容属实吗？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的报道。
中联重科原本是原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所属的国企，由时任建机院副院长的詹纯新（96年后为院长）创立于1992年，2000年上市，现在是中国企业五百强和全球工程机械业十强之一。与三一做大做强主要靠自主研发、自身滚动不同，中联重科的飞速扩张更多地靠的是并购，其董事长詹纯新也被称作“并购之王”。据报道，中联重科并购的国企就有湖南机床厂、新黄工、湖南车桥厂、华泰重工、常德信诚液压、海诺集团等，甚至最后连自己的母公司长沙建机院也纳入囊中。有报道（见《中联重科：并购成发展重要引擎》）称，中联重科资产总额由2000年2月底的9.50亿元，增长至2009年3月31日的245.8亿元；营业收入由2000年的2.45亿元，增长至2008年的135.49亿元；净利润由2000年全年的0.53亿元，增长至2008年的15.69亿元。堪称惊人。
那么中联重科到底是国企还是私企？
“事实是，通过建立高管控制的子公司购买企业股份的‘间接MBO’，引入内、外资投资股权，反身收购母公司长沙建机院，港股上市等多种方式手段，中联重科国有股所占比例已经从2000年上市之初的49.83%被不断稀释至2011年末的16.19%。虽然湖南省国资委仍是中联重科的第一大股东，但国有股的话语权已被淡化。与此相对的是，中联重科多位高管已经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逐步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出售中联环卫，本质上是中联重科持续体制变革的最新一步。”
这是《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2012年第12期所刊发的文章《中联重科连环局:出售中联环卫被质疑国资流失》对中联重科的总结。像中联环卫，在国内环卫机械市场占有绝对领先优势，竞争对手并未进入，是中联重科的最优质资产，那么急于出手卖掉它又是为何呢？这是因为“本次出售中联环卫实际上是在中联重科内部从左手换到了右手”，詹老板要将优质资产贱价卖给自己！
对中联重科可能通过“自买自卖”等“曲线MBO”手法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怀疑，并不是今天才有的。2007年3月，经济参考报刊登王文志、禹志明的文章《中联重科曲线MBO揭秘：国企领导变成资本大佬》就曾指出：
“经过多年的精心运作，以长沙建机院院长兼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为首的管理层，短短几年时间里将一个总资产高达数十亿元的国企顺利变为管理层基本掌控的公司，由国企领导变为资本大佬，以曲线MBO的方式初步掌控中联重科。”
有报道说，曾参与联想MBO的柳传志先生也曾参与中联重科的改制。
巧合的是，笔者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也曾注意到中联重科的不尴不尬。今年年初，笔者曾撰文《国企的竞争力不容小看》（刊发在《国企》杂志2012年第三期时更名为《重新评价国企的竞争力》），当时就发现中联重科疑团重重，于是下笔时就保留了自己的疑问：“2011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排行榜前十名中，中国企业占了三席，其中既有如雷贯耳的私企三一重工，也有大名鼎鼎的国企徐工集团，而另一家中联重科过去是国企，现在不知改制情况如何。”
现在笔者值得欣慰的是，当时的疑问并非毫无道理。望中联重科能尽快打消我们的疑虑。
二、媒体借《恨别》落井下石或伪装正义
《恨别》文爆出后，原来围攻三一的媒体人当中，大致有三种反应。第一种，是继续直接敌视三一。兹不赘述。
第二种呢，是说风凉话，认为三一“活该”。比如《财经》杂志副总经理兼财经网CEO程建国先生就称，“如果此报道属实，则非常形象地展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人格分裂：三一，一方面被地方各种势力包括地方政权的影子在内，整的难以容身要向北京跑，一方面又大肆向党献忠心表爱意。更牛的地方在于它气壮如牛地高调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真是一幕超级荒诞剧｡”言下之意，瞧这个国家如此糟糕，你咋还去起诉美国？程先生此言本意是嘲讽三一竟胆敢起诉美国，不过反倒提醒了我，看来三一不只要起诉美国政府，还要“起诉”那些跟美国里应外合迫害本国优质企业的中国的势力。对此后文详述。
12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三一重工迁址 折射“关系型”
竞争困境》与程建国表述了同样的思想，只是措辞更为委婉。该文指责三一自作自受，称三一只不过是““争宠失败者”：“正是因为像三一这样的企业对权力法则的领会、迎合、适应、利用和开发，才让这一法则更为牢固不破，让制度环境更难以向市场法则主导的方向发展，他们参与建造了一个体系，并最终成为受害者。”
21世纪经济报道对黑幕重重的中联重科不放一枪，反倒是炮轰三一“争宠失败”。难道梁稳根凭自己本事、凭着企业的业绩擢升竟跟那些窃国硕鼠们都成了一样的争宠者了？退一步说，即便都是争宠，还有个君子小人争宠之别吧，还有个取之有道无道之别吧
随后该文又暗讽三一当年阻止凯雷贱价收购徐工事件：
“历史学家发现，在上世纪拉美各国的历史中，最积极的煽动民粹主义、号召把美国资本家赶出去的主力军，不是工人农民，而是与美国商人构成竞争关系的本国商人和企业家，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满以为赶走美国佬再树起关税壁垒，市场就是他们的了，殊不料把民粹政府捧上台，意味着整个市场基础会被摧毁，当然也有少数钻营成功者傍上了权力大款而发达了，但这种发达既不道德也不安全。”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这段话，完全是混淆事实颠倒黑白。第一，上世纪拉美各国的做法，只不过是在效仿美国立宪之父与经济政策奠基人汉密尔顿的做法而已，至于成效如何另当别论。第二，当前“最积极的煽动民粹主义、号召把外国资本家赶出去的主力军”，不是三一，恰恰是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客。难道作者竟然忘了九月份正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以莫须有的安全借口强行没收了三一集团在美国的投资吗？21世纪经济报道，你选择性失明和选择性扣帽子的手法，玩得也太过火了吧，你替美国政府洗地的心情也太迫切点了吧！
第三种人，此前他们一直积极“唱衰”三一，等《恨别》文一出，他们又立即换了一副嘴脸，出来主持正义抨击黑暗，慨叹中国私企生存环境艰难。比如中欧陆家嘴金融学院副院长、FT中文网与财新网专栏作家刘胜军先生，就借机发微博对三一集团大表同情，并感慨中国的这一幕“象是发生在非洲的故事”。不过，我很怀疑刘胜军先生对三一的同情的真诚度。为何？
7月12日，刘胜军先生曾在FT中文网发文《中国经济的三一时刻》，鼓噪三一与中国经济一起陷入了“硬着陆”。进入2012年，刘胜军先生简直成了鼓吹中国经济“硬着陆不可避免”的专业户，其敬业精神，堪令此前的专业户陈志武先生、许小年先生以及胡舒立女士等甘拜下风。可是自九月底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停止了下滑，开始企稳回升。中国经济再次避免了硬着陆，这大概让刘胜军先生们大失所望了吧。
现在刘胜军先生对三一的表演不禁让我想起了猫哭耗子，四个多月前，不正是刘先生写了《中国经济的三一时刻》诅咒三一跟中国经济一起完蛋的嘛！近年来围攻三一的，除了地方掠夺资本，还有以刘先生为代表的媒体人。中国现在的确有很多黑暗面，批判黑暗理所应当，可是有这样一种批判者，他们是没有资格的来批判的。他们本来就是制造或参与制造黑暗者，可是却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姿态，并对黑暗大肆抨击，真是坏事做绝，清名赚尽。这类人通常给自己加上一顶“自由派”的好顶子，其实最该受批判的应该是他们。《恨别》爆出前，他们鼓噪三一不是好企业，三一完了，中国完了，崩溃了；《恨别》爆出后，他们赶紧改口说，三一这么好的私企，都受到如此压制和不公正对待，这说明中国完了，崩溃了。
不久前，三一董事长梁稳根因为直言永不移民而招致许多人的愤恨，《恨别长沙》一文甫出，这类人就赶忙显摆道，还是我们说的对吧，梁稳根你不仅要离开长沙，更需要移民离开中国。请读者注意，近来持续在媒体上围攻三一的那帮人，同时也是一贯鼓吹中国即将崩溃、趁早散伙移民的那帮人，三一所遭遇的困境正与他们有关。
三、媒体借机嫁祸于国企
对于中联重科，尤其是在《恨别》已经明确指出其已经通过曲线MBO化公为私了，可许多媒体人依旧揣着明白装糊涂，硬是把报道披露的中联重科的“丑行”的责任转移到国企的头上。比如，腾讯网就此制作的专题《三一中联重科要阳谋不要阴谋》就宣称，三一中联的矛盾说明“国企在与民企竞争中占有优势”，是国企在欺负私企；中国经营报12月2日文章《三一迁都引发与中联重科口水战
湖南官员左右为难》亦有中联与三一“分别作为湖南省国有和民营企业的两面‘旗帜’”之说。事实上，中联重科早已改制，而且如前报道所言，其“对三一的打击都动辄利用公检法等国家公器来进行”也是在改制后才开始的。
中国的主流媒体，一向鼓吹对国企要化公为私，像中联重科，其实正是实践他们这套逻辑的榜样。媒体人的险恶和厚颜在于，一方面他们鼓吹国企私有化，等这些企业化公为私并继续作恶的丑行暴露后，媒体人又仿佛与己无关似的赶紧出来搅浑水，将矛头对准了国企。这一方面掩盖了国资被掠夺的事实，同时又将罪责转移到国企头上，为瓜分国企制造了新的舆论借口，可谓是转守为攻一箭双雕。为媒体若真心想批判腐败，为何不去中联重科是否被化公为私了？这才是真正的和最大的腐败。
四、自由派：掠夺资本与主流媒体的联盟
11月初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坦言，他自己讨厌利用制度改革的空子去瓜分国有资产，巧取豪夺，通过不健康途径去实现个人财富目的的人。“我认为这些人你可以叫他老鼠，但是不要叫企业家”，向文波说。
对这类“老鼠”般的企业或人物，我称之为中国私企中的掠夺资本。中国的私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华为、三一这样凭自己努力做大的企业，一种就是掠夺资本，通过瓜分国企、金融投机等手段巧取豪夺。媒体关于中联重科的报道若属实，那么中联重科就属于掠夺资本在地方上的典型。
与掠夺资本相反，反倒是三一这家背景清白的私企，成为国资流失的反对者。众所周知，2005-2006年间，正是三一不断公开呼吁，阻止了国企徐工集团被贱卖给美国凯雷集团。除此之外，2007年向文波撰文公开要求提高工人的收入，并在此后坚决支持通过《劳动合同法》，这一立场在中国的私企当中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异常罕见。
再看看掠夺资本。他们通过不光彩的手段“获得了第一桶金”，而且他们也早已得到了“既往不咎”的保证，不再有后顾之忧。既然既往不咎了，既然许你“抢来本钱做买卖”了，那就安下心来规规矩矩办企业吧，遗憾的是，现实当中许多这样的企业或人物却毫无收敛之意，掠夺起来没个完，利用“不光彩手段”没个完。他们依赖权力做大后，还要继续依赖权力来压制竞争对手，三一的遭遇可能就是如此。
掠夺资本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种倾向，本来在中国的转型中，他们捞得最多，属于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可是他们却欲壑难填贪得无厌，竟然怪罪体制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不能对他们有求必应，于是乎他们竟然连体制也要反了。他们明明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可是为了给自己新的掠夺行为披上道德制高点的外衣，便自称自由派，攻击别人是既得利益者。历朝历代，既得利益者们大都是维护现有体制的，而在今天的中国，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却不惜企图变更现有体制，以图趁火打劫，趁乱发财，掠夺更多的财富。这是当下中国时局最为诡异的一点。
掠夺资本或自由派资本反体制，无非是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者反对知足维稳的既得利益者而已。这其中的典型就有几位地产商，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不过是靠着关系拿了地皮而已，可你再看看他们发微博抨击体制的强烈劲头，你就会明白，光王府井西单三国贸还不够，大概只有将天安门广场也划给他们盖房子，才能让他们闭嘴。还有几位搞金融起家的，早已躺在床上把大钱赚了，现如今这边厢哥哥在金融央企里面继续当大官，那边厢弟弟则去办杂志批判体制，如此分工，堪称一绝。一只癞蛤蟆，已经吃上了天鹅肉，可是不知足，竟然要把整个天吞下去。中国掠夺资本或自由派就是一群吃了天鹅肉还不知足的癞蛤蟆。
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蛋糕越做越大，掠夺者们对此不垂涎欲滴才怪呢。这其中，又以金山银山般的国企帝国最为诱人，同时因为“产权不明晰”而最易掠夺。
明明是国进民进，舆论非得说是国进民退；明明国企主要凭自己的竞争力，舆论非得说国企只靠垄断和补贴。将国企制造为众矢之的后，自然就可以进行瓜分了。当年，张维迎先生的“吐痰论”就已经向我们解释了其中的奥秘。
明明中国经济形势在全球一枝独秀，舆论非得说是即将崩溃。强行渲染一种即将崩溃的情绪，这是制造变天或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舆论前提，而在此之后，才能尽情地掠夺和瓜分。2012年1月16日，南方周末引用吴敬琏学生李佐军的话，公然鼓吹在中国制造经济危机，以此来倒逼“改革”。这不是一群想趁火打劫的劫匪又是什么？
国企分为央企和地方国企，奇怪的是，媒体对国企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央企，尤其是国资委管辖的国企（即金融证券行业之外的国企），而少又对地方国企的批评。这是为何呢？
央企固然资产大，诱惑力大，可是目标也太大，还有国资委这个机构直接管束着，想通过“曲线MBO”一蹴而就难度太大。再看地方国企，山高皇帝远，约束也少，更有操作可行性。像央企，最高管理者一般（大概）最多只能呆五年，每年还要应对不同部门的多轮审计，而地方国企，则没有这些障碍，像中联重科，自1992年创立至今，董事长一直是詹纯新一人。这就是大多数媒体一面夸大甚至伪造央企腐败、一面对地方国企更为严重的腐败情况视而不见的原因。
中国的掠夺资本或自由派资本，与中国的主流媒体结成了亲密联盟，或者说掠夺资本与主流媒体就是中国自由派的一体两面。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的媒体主要受自由派操控。自由派媒体人平常高唱反腐败的高调，其实骨子里都是腐败行为的支持者。张维迎先生作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多年来鼓吹腐败始终一贯。而另一位自由派代表人物吴思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更是为腐败赋予了一层民主宪政的光环。吴思先生为我们指出民主大道具体来说就是鼓励官员腐败，官员腐败了，为了赎罪，就追求政改，于是乎民主大业就完成了。
腐败者为“赎罪”争民主，争来并操纵着民主进一步腐败。恕我孤陋，当下中国，敢于公然鼓动腐败的恐怕只有自由派人士了。尤其令我不解的是，吴思先生一方面因为发明“潜规则”等概念而成为反腐败的旗手，另一方面又公然鼓吹腐败，如此自相矛盾而又浑然一体，我真是服了吴思先生了。
五、自由派为什么恨三一？
自由派媒体人口口声声代表了私企的利益，其实他们代表的只是掠夺资本的利益，他们只是中国私企里面最腐朽最自私最贪婪的一翼，他们根本不代表中国的那些竞争力强劲而又背景清白的私企的利益。他们成天宣扬“中小企业生存困难”，第一，这是在夸大其词，第二，只不过是想忽悠私企跟着他们一起“反体制”。一到具体事情上，他们反倒成了私企的敌人。这一点，从媒体对三一的围攻和对中联重科的放纵上面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掠夺资本除了掠夺一无所长，搞不出好企业来，所以他们妒忌三一；掠夺资本鼓吹中国即将崩溃，各类产业面临末日，三一却蒸蒸日上，所以他们嫌三一碍了他们的“变天”大业；掠夺资本现在本来比西方人有钱了，却依旧匍匐在西方人面前，而三一却在技术上、心理上都在“超越英美”，掠夺资本自然愤愤不平；掠夺资本得了便宜还卖乖，胡说在中国“资”不聊生，只好移民，而梁稳根却说生一千次也不离开中国；掠夺资本宣称国企一点创新能力也没有，向文波却认为国企振华重工的前董事长管彤贤与私企的任正非同样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掠夺资本欲鲸吞国资，三一不识时务却做了拦路虎，向文波更是藐视其为“老鼠”；掠夺资本与那些只知压榨工人不懂产业升级的血汗奴隶主，成天抱怨劳动力成本上升，三一却主张给工人加薪；等等。如此看来，三一不招掠夺资本及其媒体喉舌恨才怪呢。
不管是国企的成就高铁、特高压，还是还是私企三一、华为，只要是中国好的产业或企业，自由派就没一样喜欢的。用南方周末的话来说，美国人就是生产卫生筷子，也强过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
2012年7月4日，胡舒立的财新网刊文《工程机械行业并购胃口多大》，称三一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就是“蛇吞象”，欲三一死之心跃然于纸上。
7月16日，比章家敦还要积极地鼓吹中国经济和产业即将崩溃的郎咸平，称三一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不过是“接到了别人不要的烫手山芋!”
7月12日，刘胜军先生则在FT中文网发文《中国经济的三一时刻》，鼓噪三一与中国经济一起陷入了“硬着陆”，将三一等同于中国经济，三一倒下就是中国倒下的迫切心情昭然若揭。
以此为标志，自由派掠夺资本对三一的进攻逐渐进入了高潮。等到三一欲状告奥巴马时，自由派对三一的围剿就更是锣紧鼓密了。
掠夺资本与媒体人，即自由派的一体两面，对内巧言令色巧取豪夺，对美国则是一副媚态，如胡舒立所言，美国现在不行了，我们更得向美国学习！皇帝不急太监急，三一敢起诉美国，恐怕不需华盛顿发号施令，这边不少人早就已经心领神会赶紧下手了。窃以为，这就是三一集团在2012年同时陷入中国主流媒体、掠夺资本以及美国政府的三面夹击的原因
核心提示：掠夺资本与媒体人，即自由派的一体两面，对内巧言令色巧取豪夺，对美国则是一副媚态，如胡舒立所言，美国现在不行了，我们更得向美国学习！皇帝不急太监急，三一敢起诉美国，恐怕不需华盛顿发号施令，这边不少人早就已经心领神会赶紧下手了。窃以为，这就是三一集团在2012年同时陷入中国主流媒体、掠夺资本以及美国政府的三面夹击的原因。
原题：杜建国：三一陷入掠夺资本、自由派媒体、美国政府的三面夹击
进入2012年，三一集团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媒体关于三一的负面报道一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尤其是9月底美国政府强行“没收”了三一在美资产以及随后三一决定起诉美国政府后，媒体对三一的“围剿”可谓是掀起了一轮新的高潮。遗憾的是，这些报道大都是小题大做甚至是无中生有。一个多月前，笔者撰文指出三一集团陷入中国主流媒体与美国政府的双面夹击（见拙文《中国媒体与美国政府夹击私企三一》、《谁在为美国叫训三一？》），当时笔者没有想到，三一遭受的不只是双面夹击，而有可能是三面夹击！新的一面来自何方？
2012年11月21日，爆出三一集团总部即将迁往北京的传闻。2012年11月29日，《环球企业家》杂志所属的环球企业家网刊发报道《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该报道披露了三一集团遭受到的诸种“恶性竞争”行为，如“行贿门”、“间谍门”、“窃听门”，甚至还有家人险遭绑架，等等，其中有几处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竞争对手、总部在长沙的另一家工程机械制造业巨头中联重科。主流媒体、美国政府之外，还有本土竞争对手，故曰三一遭到了三面夹击。
那么，中联重科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它为何有如此强大的能量将三一集团挤压到欲背井离乡的地步？更为蹊跷的是，进入2012年后，美国政府、中国主流媒体与中联重科这样一家企业，同时向三一集团发难，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一、中联重科：昔日国企早已化公为私
当日稍晚，中联重科发表简单声明（原标题：中联重科就《三一恨别长沙》一文发表严正声明）称此报道内容“严重违背事实”，而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则坚称该报道“客观反映了三一这几年的遭遇，所写的事件是真实的。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复杂”。笔者期待中联重科能够就《三一恨别长沙》所列举的相关问题，逐一详细进行澄清。在此，我们先假定该文关于中联重科的报道属实（该文称中联重科拒绝其采访要求），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中联重科的如下特征。
第一，中联重科原本是一家国企，可是经过多年来悄悄的改制，早已是徒有其表：“2006年中联重科大股东完成改制，其管理层通过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完成曲线MBO。今年3月16日，中联重科宣布挂牌出售旗下最为优质的资产长沙中联环卫机械有限公司80%的股份。此举被广泛质疑为国有资产流失，其意在稀释国有股权最终实现私有化。”
第二，在国家早已叫停大型国企进行“管理层收购”的情况下，中联重科的改制为何能够畅行无阻呢？《恨别》指出：“这场秘而不宣的私有化改制在一片质疑声中顺利闯关，知情者称这获益于幕后得利者的特殊背景。数名前当地主要领导的亲属均在中联重科长期担任高管。这场私有化改制的最大的获益者是詹纯新本人，其家世非同一般，其父曾担任湖南省高院院长，岳父则曾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
原来如此！
第三，那么改制为私企的中联重科，依仗权力大搞化公为私的中联重科，在完成改制后是如何对待三一这样的竞争对手呢？“‘私有化之前，两家的竞争还比较理性，参与改制后，个别主要领导的子女成为中联的利益合伙人之后，竞争关系就变得非常复杂。对三一的打击都动辄利用公检法等国家公器来进行。三一没法在这里立足。’向文波说。”
第四，那么这种打击是如何具体实施的呢？
比如，2011年闹得沸沸扬扬以至于让H股上市融资计划告吹的“三一行贿门”事件，“最终在中纪委干涉之下，公安机关才得以查明此案系中联重科唆使其员工所为，但令梁稳根不解的是，两名涉案人员抓捕数天后即被释放，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湖南省纪委经办此案的负责人竟是中联重科高管家属，此人并未主动要求回避，反而越权接手此案，在三一提出异议后，此人也未遭撤换。几经周折，此案最终告破，中联重科共三名员工涉案，其中一人在逃。行贿门真相并未得到有力澄清，此案亦不了了之。”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首先，中联重科，原本是一家国企，后来经过改制事实上已经成为私企，这一幕早已屡见不鲜；其次，化公为私后继续依靠公权力来打击竞争对手，中联重科的这一手法则相对新鲜。
《恨别》一文关于中联重科化公为私的内容属实吗？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其他的报道。
中联重科原本是原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所属的国企，由时任建机院副院长的詹纯新（96年后为院长）创立于1992年，2000年上市，现在是中国企业五百强和全球工程机械业十强之一。与三一做大做强主要靠自主研发、自身滚动不同，中联重科的飞速扩张更多地靠的是并购，其董事长詹纯新也被称作“并购之王”。据报道，中联重科并购的国企就有湖南机床厂、新黄工、湖南车桥厂、华泰重工、常德信诚液压、海诺集团等，甚至最后连自己的母公司长沙建机院也纳入囊中。有报道（见《中联重科：并购成发展重要引擎》）称，中联重科资产总额由2000年2月底的9.50亿元，增长至2009年3月31日的245.8亿元；营业收入由2000年的2.45亿元，增长至2008年的135.49亿元；净利润由2000年全年的0.53亿元，增长至2008年的15.69亿元。堪称惊人。
那么中联重科到底是国企还是私企？
“事实是，通过建立高管控制的子公司购买企业股份的‘间接MBO’，引入内、外资投资股权，反身收购母公司长沙建机院，港股上市等多种方式手段，中联重科国有股所占比例已经从2000年上市之初的49.83%被不断稀释至2011年末的16.19%。虽然湖南省国资委仍是中联重科的第一大股东，但国有股的话语权已被淡化。与此相对的是，中联重科多位高管已经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逐步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出售中联环卫，本质上是中联重科持续体制变革的最新一步。”
这是《中国经济和信息化》杂志2012年第12期所刊发的文章《中联重科连环局:出售中联环卫被质疑国资流失》对中联重科的总结。像中联环卫，在国内环卫机械市场占有绝对领先优势，竞争对手并未进入，是中联重科的最优质资产，那么急于出手卖掉它又是为何呢？这是因为“本次出售中联环卫实际上是在中联重科内部从左手换到了右手”，詹老板要将优质资产贱价卖给自己！
对中联重科可能通过“自买自卖”等“曲线MBO”手法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怀疑，并不是今天才有的。2007年3月，经济参考报刊登王文志、禹志明的文章《中联重科曲线MBO揭秘：国企领导变成资本大佬》就曾指出：
“经过多年的精心运作，以长沙建机院院长兼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为首的管理层，短短几年时间里将一个总资产高达数十亿元的国企顺利变为管理层基本掌控的公司，由国企领导变为资本大佬，以曲线MBO的方式初步掌控中联重科。”
有报道说，曾参与联想MBO的柳传志先生也曾参与中联重科的改制。
巧合的是，笔者虽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也曾注意到中联重科的不尴不尬。今年年初，笔者曾撰文《国企的竞争力不容小看》（刊发在《国企》杂志2012年第三期时更名为《重新评价国企的竞争力》），当时就发现中联重科疑团重重，于是下笔时就保留了自己的疑问：“2011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排行榜前十名中，中国企业占了三席，其中既有如雷贯耳的私企三一重工，也有大名鼎鼎的国企徐工集团，而另一家中联重科过去是国企，现在不知改制情况如何。”
现在笔者值得欣慰的是，当时的疑问并非毫无道理。望中联重科能尽快打消我们的疑虑。
二、媒体借《恨别》落井下石或伪装正义
《恨别》文爆出后，原来围攻三一的媒体人当中，大致有三种反应。第一种，是继续直接敌视三一。兹不赘述。
第二种呢，是说风凉话，认为三一“活该”。比如《财经》杂志副总经理兼财经网CEO程建国先生就称，“如果此报道属实，则非常形象地展现了中国民营企业的人格分裂：三一，一方面被地方各种势力包括地方政权的影子在内，整的难以容身要向北京跑，一方面又大肆向党献忠心表爱意。更牛的地方在于它气壮如牛地高调起诉美国总统奥巴马。真是一幕超级荒诞剧｡”言下之意，瞧这个国家如此糟糕，你咋还去起诉美国？程先生此言本意是嘲讽三一竟胆敢起诉美国，不过反倒提醒了我，看来三一不只要起诉美国政府，还要“起诉”那些跟美国里应外合迫害本国优质企业的中国的势力。对此后文详述。
12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三一重工迁址 折射“关系型”
竞争困境》与程建国表述了同样的思想，只是措辞更为委婉。该文指责三一自作自受，称三一只不过是““争宠失败者”：“正是因为像三一这样的企业对权力法则的领会、迎合、适应、利用和开发，才让这一法则更为牢固不破，让制度环境更难以向市场法则主导的方向发展，他们参与建造了一个体系，并最终成为受害者。”
21世纪经济报道对黑幕重重的中联重科不放一枪，反倒是炮轰三一“争宠失败”。难道梁稳根凭自己本事、凭着企业的业绩擢升竟跟那些窃国硕鼠们都成了一样的争宠者了？退一步说，即便都是争宠，还有个君子小人争宠之别吧，还有个取之有道无道之别吧
随后该文又暗讽三一当年阻止凯雷贱价收购徐工事件：
“历史学家发现，在上世纪拉美各国的历史中，最积极的煽动民粹主义、号召把美国资本家赶出去的主力军，不是工人农民，而是与美国商人构成竞争关系的本国商人和企业家，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满以为赶走美国佬再树起关税壁垒，市场就是他们的了，殊不料把民粹政府捧上台，意味着整个市场基础会被摧毁，当然也有少数钻营成功者傍上了权力大款而发达了，但这种发达既不道德也不安全。”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这段话，完全是混淆事实颠倒黑白。第一，上世纪拉美各国的做法，只不过是在效仿美国立宪之父与经济政策奠基人汉密尔顿的做法而已，至于成效如何另当别论。第二，当前“最积极的煽动民粹主义、号召把外国资本家赶出去的主力军”，不是三一，恰恰是美国政府和美国政客。难道作者竟然忘了九月份正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以莫须有的安全借口强行没收了三一集团在美国的投资吗？21世纪经济报道，你选择性失明和选择性扣帽子的手法，玩得也太过火了吧，你替美国政府洗地的心情也太迫切点了吧！
第三种人，此前他们一直积极“唱衰”三一，等《恨别》文一出，他们又立即换了一副嘴脸，出来主持正义抨击黑暗，慨叹中国私企生存环境艰难。比如中欧陆家嘴金融学院副院长、FT中文网与财新网专栏作家刘胜军先生，就借机发微博对三一集团大表同情，并感慨中国的这一幕“象是发生在非洲的故事”。不过，我很怀疑刘胜军先生对三一的同情的真诚度。为何？
7月12日，刘胜军先生曾在FT中文网发文《中国经济的三一时刻》，鼓噪三一与中国经济一起陷入了“硬着陆”。进入2012年，刘胜军先生简直成了鼓吹中国经济“硬着陆不可避免”的专业户，其敬业精神，堪令此前的专业户陈志武先生、许小年先生以及胡舒立女士等甘拜下风。可是自九月底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停止了下滑，开始企稳回升。中国经济再次避免了硬着陆，这大概让刘胜军先生们大失所望了吧。
现在刘胜军先生对三一的表演不禁让我想起了猫哭耗子，四个多月前，不正是刘先生写了《中国经济的三一时刻》诅咒三一跟中国经济一起完蛋的嘛！近年来围攻三一的，除了地方掠夺资本，还有以刘先生为代表的媒体人。中国现在的确有很多黑暗面，批判黑暗理所应当，可是有这样一种批判者，他们是没有资格的来批判的。他们本来就是制造或参与制造黑暗者，可是却摆出一副与己无关的姿态，并对黑暗大肆抨击，真是坏事做绝，清名赚尽。这类人通常给自己加上一顶“自由派”的好顶子，其实最该受批判的应该是他们。《恨别》爆出前，他们鼓噪三一不是好企业，三一完了，中国完了，崩溃了；《恨别》爆出后，他们赶紧改口说，三一这么好的私企，都受到如此压制和不公正对待，这说明中国完了，崩溃了。
不久前，三一董事长梁稳根因为直言永不移民而招致许多人的愤恨，《恨别长沙》一文甫出，这类人就赶忙显摆道，还是我们说的对吧，梁稳根你不仅要离开长沙，更需要移民离开中国。请读者注意，近来持续在媒体上围攻三一的那帮人，同时也是一贯鼓吹中国即将崩溃、趁早散伙移民的那帮人，三一所遭遇的困境正与他们有关。
三、媒体借机嫁祸于国企
对于中联重科，尤其是在《恨别》已经明确指出其已经通过曲线MBO化公为私了，可许多媒体人依旧揣着明白装糊涂，硬是把报道披露的中联重科的“丑行”的责任转移到国企的头上。比如，腾讯网就此制作的专题《三一中联重科要阳谋不要阴谋》就宣称，三一中联的矛盾说明“国企在与民企竞争中占有优势”，是国企在欺负私企；中国经营报12月2日文章《三一迁都引发与中联重科口水战
湖南官员左右为难》亦有中联与三一“分别作为湖南省国有和民营企业的两面‘旗帜’”之说。事实上，中联重科早已改制，而且如前报道所言，其“对三一的打击都动辄利用公检法等国家公器来进行”也是在改制后才开始的。
中国的主流媒体，一向鼓吹对国企要化公为私，像中联重科，其实正是实践他们这套逻辑的榜样。媒体人的险恶和厚颜在于，一方面他们鼓吹国企私有化，等这些企业化公为私并继续作恶的丑行暴露后，媒体人又仿佛与己无关似的赶紧出来搅浑水，将矛头对准了国企。这一方面掩盖了国资被掠夺的事实，同时又将罪责转移到国企头上，为瓜分国企制造了新的舆论借口，可谓是转守为攻一箭双雕。为媒体若真心想批判腐败，为何不去中联重科是否被化公为私了？这才是真正的和最大的腐败。
四、自由派：掠夺资本与主流媒体的联盟
11月初在接受凤凰财经采访时，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坦言，他自己讨厌利用制度改革的空子去瓜分国有资产，巧取豪夺，通过不健康途径去实现个人财富目的的人。“我认为这些人你可以叫他老鼠，但是不要叫企业家”，向文波说。
对这类“老鼠”般的企业或人物，我称之为中国私企中的掠夺资本。中国的私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华为、三一这样凭自己努力做大的企业，一种就是掠夺资本，通过瓜分国企、金融投机等手段巧取豪夺。媒体关于中联重科的报道若属实，那么中联重科就属于掠夺资本在地方上的典型。
与掠夺资本相反，反倒是三一这家背景清白的私企，成为国资流失的反对者。众所周知，2005-2006年间，正是三一不断公开呼吁，阻止了国企徐工集团被贱卖给美国凯雷集团。除此之外，2007年向文波撰文公开要求提高工人的收入，并在此后坚决支持通过《劳动合同法》，这一立场在中国的私企当中不说绝无仅有，也是异常罕见。
再看看掠夺资本。他们通过不光彩的手段“获得了第一桶金”，而且他们也早已得到了“既往不咎”的保证，不再有后顾之忧。既然既往不咎了，既然许你“抢来本钱做买卖”了，那就安下心来规规矩矩办企业吧，遗憾的是，现实当中许多这样的企业或人物却毫无收敛之意，掠夺起来没个完，利用“不光彩手段”没个完。他们依赖权力做大后，还要继续依赖权力来压制竞争对手，三一的遭遇可能就是如此。
掠夺资本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种倾向，本来在中国的转型中，他们捞得最多，属于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可是他们却欲壑难填贪得无厌，竟然怪罪体制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不能对他们有求必应，于是乎他们竟然连体制也要反了。他们明明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可是为了给自己新的掠夺行为披上道德制高点的外衣，便自称自由派，攻击别人是既得利益者。历朝历代，既得利益者们大都是维护现有体制的，而在今天的中国，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却不惜企图变更现有体制，以图趁火打劫，趁乱发财，掠夺更多的财富。这是当下中国时局最为诡异的一点。
掠夺资本或自由派资本反体制，无非是贪得无厌的既得利益者反对知足维稳的既得利益者而已。这其中的典型就有几位地产商，他们赚得盆满钵满，不过是靠着关系拿了地皮而已，可你再看看他们发微博抨击体制的强烈劲头，你就会明白，光王府井西单三国贸还不够，大概只有将天安门广场也划给他们盖房子，才能让他们闭嘴。还有几位搞金融起家的，早已躺在床上把大钱赚了，现如今这边厢哥哥在金融央企里面继续当大官，那边厢弟弟则去办杂志批判体制，如此分工，堪称一绝。一只癞蛤蟆，已经吃上了天鹅肉，可是不知足，竟然要把整个天吞下去。中国掠夺资本或自由派就是一群吃了天鹅肉还不知足的癞蛤蟆。
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蛋糕越做越大，掠夺者们对此不垂涎欲滴才怪呢。这其中，又以金山银山般的国企帝国最为诱人，同时因为“产权不明晰”而最易掠夺。
明明是国进民进，舆论非得说是国进民退；明明国企主要凭自己的竞争力，舆论非得说国企只靠垄断和补贴。将国企制造为众矢之的后，自然就可以进行瓜分了。当年，张维迎先生的“吐痰论”就已经向我们解释了其中的奥秘。
明明中国经济形势在全球一枝独秀，舆论非得说是即将崩溃。强行渲染一种即将崩溃的情绪，这是制造变天或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舆论前提，而在此之后，才能尽情地掠夺和瓜分。2012年1月16日，南方周末引用吴敬琏学生李佐军的话，公然鼓吹在中国制造经济危机，以此来倒逼“改革”。这不是一群想趁火打劫的劫匪又是什么？
国企分为央企和地方国企，奇怪的是，媒体对国企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央企，尤其是国资委管辖的国企（即金融证券行业之外的国企），而少又对地方国企的批评。这是为何呢？
央企固然资产大，诱惑力大，可是目标也太大，还有国资委这个机构直接管束着，想通过“曲线MBO”一蹴而就难度太大。再看地方国企，山高皇帝远，约束也少，更有操作可行性。像央企，最高管理者一般（大概）最多只能呆五年，每年还要应对不同部门的多轮审计，而地方国企，则没有这些障碍，像中联重科，自1992年创立至今，董事长一直是詹纯新一人。这就是大多数媒体一面夸大甚至伪造央企腐败、一面对地方国企更为严重的腐败情况视而不见的原因。
中国的掠夺资本或自由派资本，与中国的主流媒体结成了亲密联盟，或者说掠夺资本与主流媒体就是中国自由派的一体两面。众所周知，当前中国的媒体主要受自由派操控。自由派媒体人平常高唱反腐败的高调，其实骨子里都是腐败行为的支持者。张维迎先生作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多年来鼓吹腐败始终一贯。而另一位自由派代表人物吴思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更是为腐败赋予了一层民主宪政的光环。吴思先生为我们指出民主大道具体来说就是鼓励官员腐败，官员腐败了，为了赎罪，就追求政改，于是乎民主大业就完成了。
腐败者为“赎罪”争民主，争来并操纵着民主进一步腐败。恕我孤陋，当下中国，敢于公然鼓动腐败的恐怕只有自由派人士了。尤其令我不解的是，吴思先生一方面因为发明“潜规则”等概念而成为反腐败的旗手，另一方面又公然鼓吹腐败，如此自相矛盾而又浑然一体，我真是服了吴思先生了。
五、自由派为什么恨三一？
自由派媒体人口口声声代表了私企的利益，其实他们代表的只是掠夺资本的利益，他们只是中国私企里面最腐朽最自私最贪婪的一翼，他们根本不代表中国的那些竞争力强劲而又背景清白的私企的利益。他们成天宣扬“中小企业生存困难”，第一，这是在夸大其词，第二，只不过是想忽悠私企跟着他们一起“反体制”。一到具体事情上，他们反倒成了私企的敌人。这一点，从媒体对三一的围攻和对中联重科的放纵上面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掠夺资本除了掠夺一无所长，搞不出好企业来，所以他们妒忌三一；掠夺资本鼓吹中国即将崩溃，各类产业面临末日，三一却蒸蒸日上，所以他们嫌三一碍了他们的“变天”大业；掠夺资本现在本来比西方人有钱了，却依旧匍匐在西方人面前，而三一却在技术上、心理上都在“超越英美”，掠夺资本自然愤愤不平；掠夺资本得了便宜还卖乖，胡说在中国“资”不聊生，只好移民，而梁稳根却说生一千次也不离开中国；掠夺资本宣称国企一点创新能力也没有，向文波却认为国企振华重工的前董事长管彤贤与私企的任正非同样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掠夺资本欲鲸吞国资，三一不识时务却做了拦路虎，向文波更是藐视其为“老鼠”；掠夺资本与那些只知压榨工人不懂产业升级的血汗奴隶主，成天抱怨劳动力成本上升，三一却主张给工人加薪；等等。如此看来，三一不招掠夺资本及其媒体喉舌恨才怪呢。
不管是国企的成就高铁、特高压，还是还是私企三一、华为，只要是中国好的产业或企业，自由派就没一样喜欢的。用南方周末的话来说，美国人就是生产卫生筷子，也强过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
2012年7月4日，胡舒立的财新网刊文《工程机械行业并购胃口多大》，称三一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就是“蛇吞象”，欲三一死之心跃然于纸上。
7月16日，比章家敦还要积极地鼓吹中国经济和产业即将崩溃的郎咸平，称三一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不过是“接到了别人不要的烫手山芋!”
7月12日，刘胜军先生则在FT中文网发文《中国经济的三一时刻》，鼓噪三一与中国经济一起陷入了“硬着陆”，将三一等同于中国经济，三一倒下就是中国倒下的迫切心情昭然若揭。
以此为标志，自由派掠夺资本对三一的进攻逐渐进入了高潮。等到三一欲状告奥巴马时，自由派对三一的围剿就更是锣紧鼓密了。
掠夺资本与媒体人，即自由派的一体两面，对内巧言令色巧取豪夺，对美国则是一副媚态，如胡舒立所言，美国现在不行了，我们更得向美国学习！皇帝不急太监急，三一敢起诉美国，恐怕不需华盛顿发号施令，这边不少人早就已经心领神会赶紧下手了。窃以为，这就是三一集团在2012年同时陷入中国主流媒体、掠夺资本以及美国政府的三面夹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