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院：振聋发聩的历史 启智未来的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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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院：振聋发聩的历史 启智未来的感召
更新时间：2012-11-12  出处：本站原创    作者：颜建兴    编辑录入：吴秀荣  

振聋发聩的历史 启智未来的感召
——读《国运1909 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之感想
中航工业涡轮院党委书记 颜建兴
    编者按：最近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推荐高管学习澳籍华人雪洱所著《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中航工业涡轮院党委书记颜建兴认真研读后撰写了近9000字的读后感。在文中，他深刻分析了为什么发生在1909年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不仅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以致加速了清帝国的灭亡，而今天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处华夏大地之上的改革却够成功的原因：面临的国际大环境不同；改革的基础不同；改革的路径不同；改革的领导力量不同；改革参与者不同。他还提出要避免清帝国改革突围悲剧重演，对当前存在的一些现象我们必须予以高度警惕：高度警惕改革成效显著而产生的懈怠思想；高度警惕阶段目标实现后，漠视人民群众利益和诉求的倾向；高度警惕改革要全盘西化，脱离中国实际的思想；高度警惕别有用心者试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从而动摇领导改革开放的核心力量；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消灭国有企业，从而动摇改革开放的基石；高度警惕改革开放成果被窃取的危险。最后他提出，要深化改革，必须要有突围的勇气、牺牲的精神、顾全大局的观念和锲而不舍的执行力；要坚定党的领导，要抱定改革的决心不动摇，大力培养战略执行力，在执行中既要坚定、正确地执行，更要有效、创新地执行。读后感通篇反映出作者所倡导的改革精神、党性原则、群众路线、危机意识、大局观念和坚定的执行力。
近来阅读林左鸣董事长推荐的《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读后感慨万千。虽经年读书不缀，但能读到这样的文字还是鲜见的，曾读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自由学者、诗人朵渔编著的《禅机：1840-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让我从其选取的浩瀚史料（很多不是正史）里各式各样的碎片——就像拼一张被撕碎的旧照片一样，看到了拼贴出的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图景。今天再看这本《国运1909  清帝国的改革突围》，让我从多个视角俯瞰了历史的玄机和诡秘。我想若每位领导干部都看看这本书定会有所启迪的。可以说这的确是一本好书，一本值得一读，更值得深度思考的好书。
此书的作者雪珥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当下出现的很多问题只是陈年老酒而已，无非换了新瓶。如果非要拿当下与百年前相比，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不折腾。”这段话很平常但却振聋发聩，特别是当我们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风雨后，才更加感到此言的珍贵。
此书用非常通俗甚至有些许调侃的语言，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向我们娓娓道来，同时也给我们打开了一本尘封已久又十分厚重的历史参考书。晚清万象，他截取点滴，又不失寓意地启智于我们，读后即沉重又有缓释，让我们不由得去思考我们的现实和未来。但仅凭此就说它是一本“好书”我觉得还不够，它好就好在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换一个角度和心态去阅读历史，好就好在所讲述的一切与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遇到的问题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书中描述的晚清失败的教训值得借鉴，所选择的改革突围之路值得我们思考，特别是它可以让我们感悟到如何在历史的启迪中应对和解决改革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其映射出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更值得我们警觉，值得我们汇集智慧和能量来做好我们当前的工作，我认为这才是此书真正的价值所在。
雪珥通过对发生在1909年前后一系列社会重大变革事件的追忆，似乎是在为清帝国没有成功的改革而惋惜，也在为那个时代一些致力于改革的社会精英抱不平。平心而论，这些精英特别是书中记述的如出身王贵之家的载沣、载询、载涛三兄弟和善耆等所代表的开明贵族，还有以务实派升允等为代表的有为官吏，他们的确为清帝国的改革煞费苦心，有的甚至付出了惨痛代价。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对他们有益的改革实践应当肯定，至少他们艰难跋涉的求索之路对后人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如果把清帝国改革突围的失败归结于康梁之徒的干扰，归结于革命者的捣乱，归结于强行或巧妙搭上改革列车的各种势力的瞎折腾，归结于那些倡导西方民主或者跟着吆呼民主的改革派的不成熟，我认为有失偏颇，至少不够全面。且不说历史不相信也不能假设，即便能假设，没有这些因素的干扰破坏，大清帝国所进行的改革突围就一定能成功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大清帝国的灭亡已经没有必要去深究其原因了，当年黄炎培先生用他的历史周期论已经对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做了很好的解释，一句话，其兴衰过程无一不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站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我们每一位后来者都应当以虔诚的态度来审视。记得江泽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读完雪珥这本书，我想最需要我们思考的是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历史赋予的使命，从清帝国改革突围失败中能吸取怎样的教训，又如何能坚定我们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进行到底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心！
就改革的目标来说，两者之间确有相同之处，就是要实现大国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为什么发生在1909年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不仅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以致加速了清帝国的灭亡，而今天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处华夏大地之上的改革不仅能够成功（30余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而且最终一定能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宏图之志。其答案在于它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一是面临的国际大环境不同。上世纪初期正是世界列强欲图称霸世界，对外扩张、侵略、豪取财富资源、瓜分世界的高峰期，处在内忧外患的清帝国体弱多病而又资源丰富，它就像一块巨大无比的蛋糕，让列强们垂涎三尺，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它们来和中国打交道无一不是出于掠夺资源，获取财富和利益而来的。清帝国的改革派想从列强们那里求得真经和帮助，实现自己改革图强的梦想，只能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但历史进入到上世纪80年代，世界基本秩序已经建立，和平发展已经成为当时的时代主题，另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0年的建设和顽强奋斗，中国已经不再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再想明火执仗地到中国来抢夺已经成为列强们的痴心妄想了。
二是改革的基础不同。在清帝国改革突围之前，中国进行了三十年左右的洋务运动，意图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但三十年的努力成效甚微，不仅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和工业化体系，甚至连一个真正有能力生存和发展的企业都没有。但同样是30年左右的努力，当1978年改革开放号角吹响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了一大批国之栋梁的国有骨干企业，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厚实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老一辈革命家“要饭还要有一根打狗棍”的思想指导下，全民族齐心协力，勒紧裤腰带搞国防建设，使我们国家有了足够的保家卫国能力，由此也就有了让外国人想要到中国来发展求得利益就必须走和平相处，合作共赢道路的资本，有了改革图强的坚实基础。
三是改革的路径不同。比较这两次改革所选择的路径，其最大的差异在于清帝国的改革重心在政体上，从一开始即高扬立宪改革的大旗，即使遍布全国的各地方“咨议局”和中央大闹分“权”分“利”的时候，依然幻想建立君主立宪制，求得政治改革的先行突破，以期实现象西方国家那样的“依法治国”，但结果是司法独立变成了“私法独利”，幻想中的强大帝国最终变成了泡沫而灰飞烟灭。而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它始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而进行工业体制改革，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使中国经济一步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农民的吃饭问题，使中国社会逐步走上了小康之路，也使整个改革有了稳固的大后方。而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改变了国有企业一花独放的格局，迎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不同所有制经济百花齐放的春天，而且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特别是使我们的国企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实践证明我们选择和坚持的改革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始的这场伟大改革，有两件重大历史事件一定不能忘记，一件事是1977年冬天举行的“文革”后首次高考，给处于严寒之中的神州大地带来了一股强劲春风，从此，中国的教育事业真正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重视教育之功不仅在于使全民的文化素质得到不断提升，更在于它为中国改革开放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也打开了民族的智慧之门，这股力量远非清帝国改革突围中依靠的那一批社会精英所能比拟。另一件事是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科技大会，它标志着神州大地上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了。随后不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重视科学技术进步也就等于抓住了生产力发展的源动力，它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会注意吸收利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坚持自力更生，敢创新路，走自己的路，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之路。而这正是清帝国改革突围中被遗忘的最重要的两个领域，至少在《国运1909  清帝国的改革突围》这本书中没有看到。
四是改革的领导力量不同。清帝国改革突围所依靠的领导力量是“皇家党”，说到底他们代表的是大清皇室和权贵们等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非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因此，雪珥书中所描写的各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博弈以及对改革造成重大伤害的一次次瞎折腾等丑陋表演就在所难免了。而作为当今中国改革开放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宗明义地表明它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一点在民主革命时期如此，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此，在改革开放时期依然如此。为了告诫全党同志永远牢记这一立党之本，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写进党的章程，永远铭记，永远坚持，永远实践。
五是改革参与者不同。在《国运1909  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当年参与改革突围的只是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就其数量规模和影响人数来说，只能算少数群众，因此，改革的力量是有限的，也就注定不会形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今的改革开放却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一场谱写历史新篇章的伟大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说人民既是改革的参与者和改革成果的受益者，又是创新探索成功之路的先锋，是推动改革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试想如果没有安徽十几位农民的大胆实践，怎么会有联产承包制的诞生；如果没有一个个“傻子年广久”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者的勇气，怎么会有私有经济的大繁荣、大发展；如果没有从厂长负责制到承包制进而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面推行，从偷偷发点奖金到全面薪酬分配体制改革对广大职工积极性的调动，怎么会有“中国制造”名扬四海；如果……我们总是喜欢把改革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人摸，少数人摸和大家一起摸来比，大家一起摸，摸到石头的概率显然要大很多。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出来做螳螂挡车之事。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一定会长期坚持走下去，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迎来伟大复兴的那一天！但据此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一帆风顺，一定不会出现反复或内耗式的折腾则不尽然，要避免清帝国改革突围悲剧重演，对当前存在的一些现象我们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一要高度警惕改革成效显著而产生的懈怠思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建设成就的确令世界所瞩目，也足以让国人感到无比的自豪！2011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规模是大了，可人均值却很小，2011年中国人均GDP排名仅列世界第95位，不到第一名的1/25，与亚洲第一的日本相比，也只有其1/10强，况且分析比较看中国的经济质量远谈不上“优”，综合国力更不是最强，社会经济结构亟待调整优化，在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真正步入攻坚期。去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全党要防止四种危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足以看出这种危险不仅存在，而且十分有害。因此，我非常赞同林左鸣所说的，改革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伟大工程，一定要搞100年才行。面对复杂艰巨的改革事业，每一位立志报效祖国的人，精神上决不能懈怠，思想上决不能颓废，作风上决不能怕吃苦、图享受、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是要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以舍我其谁的勇气去迎接一个个新挑战。
二要高度警惕阶段目标实现后，漠视人民群众利益和诉求的倾向。
改革开放离不开人民群众，改革的目的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我们绝不能产生深化改革要靠专家精英来完成，从而产生脱离群众甚至把广大人民群众当成新时期改革阻力的错误思想，而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群众当（做）作改革开放的主体，让其成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受益者。
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巨大的力量，永远都是推进社会进步，推进改革进程的生力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离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无论任何事业都将一事无成。如果一个政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它很快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前苏联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过《列宁在1918》这部电影的人都会记得，苏共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初期，用自己的行动把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当领袖列宁被特务刺杀时，愤怒的群众恨不得把刺客撕成碎片。当时，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士兵和一般群众，每天冒着严寒，饿着肚子聚在广播下，定时收听列宁的病情公告，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期盼着列宁早日康复。可是后来苏共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和行动，一步一步拉大了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以至于走到脱离群众的地步。1911年的“８•１９”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导致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由于脱离群众，苏共最终被她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抛弃了，这一教训永远值得我们记取。
时至今日，改革步入到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显现，而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容忍度越来越低，从而导致发生一些群体性事件。但由此就说人民群众不支持改革，或者把人民群众当成改革的阻力和对立面，而把依靠的力量放在少数专家精英身上显然是错误的。假如我们象清帝国改革突围那样，把广大人民群众置于改革开放的大局之外，则改革大业必休矣。
三要高度警惕改革全盘西化，脱离中国实际的思想。
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从它起锚开航之始，一直面临着走哪条航线、驶到哪里算到达了彼岸等必须选择并作出回答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些核心问题答案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探索、实践、总结、提炼，走到今天这些问题的答案变得愈来愈清晰了。历史一次次向我们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既要以开放、包容、谦虚的心态，认真学习和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学会吸收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同时更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丰富、拓展、创新，要有敢创新路，敢为人先的勇气，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归根到底，中国的改革开放要走的路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强国富民，实现大国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我们这个伟大国度和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强者之林！
但是，每当改革到了关键时候，遇到需要破解重大难题的时候，总会有一批人站出来鼓吹走西方人走过的路，照搬所谓西方成功的经验，有些甚至叫嚣社会主义是死胡同，改革开放就必须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诚然，西方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建设等一切领域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学习不等于盲从，那种不顾实际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是会害死人的。其次，我们也要克服过度依赖的思想，在中国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当代工业革命起源于西方，技术革命、信息化浪潮、经济市场化等都源于西方并引领世界，因此，解决中国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问题就应当照着西方人走过的路走，既然允许摸着石头过河，何不搬来石头过河，岂不知，橘生南国为橘，生于北国为枳，脱离中国实际的模仿，搬来的石头可能不但过不了河，弄不好还会砸着自己的脚。另外，我们更要警惕打着向西方学习的幌子，鼓吹全盘西化的思想，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思潮。
四要高度警惕别有用心者试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从而动摇领导改革开放的核心力量。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经验时说过：我们能够取得中国革命成功，一是有一个坚定的领导核心，就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二是有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是有一条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非毛泽东的原话，大意如此）。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重任，历史同样证明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胜任改革开放的领导重任，不辱使命，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清帝国改革突围失败的经验告诫我们，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作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领导力量的不二选择，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关键。
不可否认，我们党在自身建设方面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解决，当前尤其要解决好胡锦涛总书记提到的“四个危险”问题，可以说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强化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我们要警惕的是借着腐败现象来否定党，借着官僚现象来仇官、仇富、仇才、仇党、仇改革，有这样思想的人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动摇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清帝国改革突围失败的根源在于此，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源也在于此，正像习近平同志所说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从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打开缺口的。这是共产党应该永远铭记的历史教训。
五要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消灭国有企业，从而动摇改革开放的基石。
对国有企业重要性的认识我想把它比作“革命根据地”。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因敌强我弱，起义军受到重创。9月14日，毛泽东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起义各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相结合的创举。这就是著名的“文家市转兵”，也是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开始。在谈到根据地重要性时，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打狗还得靠着墙啊。国企对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类似于“革命根据地”、还胜过“革命根据地”。一方面国企是改革最大的试验田，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保体系建设，还是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国企都担当着先行者，起着引领和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国企是国民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发展的巨大成就已经奠定了其作为中国经济的基石作用，这是任何企业所不能替代的，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最大的骄傲；还有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据地，国企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企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不能被抹杀，同样它所作出的牺牲也不能被忽视，如果没有国企在政治上的高度自觉、在社会责任上的勇于担当、在改革实践上的义无反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也不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面对国企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有些人却视而不见，或者说是不愿看见，今天诟病国企、指责国企、否定国企、叫嚣取缔国企等声音正在甚嚣尘上，甚至成为一种时髦，好像谁不对国企骂上几句像是对不住自己一样。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的良心何在？目的又何在？林左鸣给行业高管的公开信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也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思潮背后的险恶用心，对此，我们一定会认真领会，坚决予以反击，同时，也一定会坚定改革信心不动摇，努力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我始终认为，这些人的阴谋一定不会得逞，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自从选择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那一天起，就十分注意“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如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也如此，今天在我们进行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我坚信我们党不会放弃国企这一改革的根据地，更不会放弃对改革开放的领导权。
六要高度警惕改革开放成果被窃取的危险。
改革离不开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但这种调整分配一定要建立在“公平、公正”之上，一定要符合促进社会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根本。我们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要义就是“以人为本”，这个“人”是广大人民，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在《国运1909  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让人不堪入目的乱象，精心设计的改革方案、一项项针对时弊的改革政策，不仅没有成为救国富民的“仁政”，反而沦落为形形色色社会势力扰民敛财的工具，各种强行或巧妙搭上改革列车的人，其搭车目的不是推进改革，而是打着诱惑人的幌子窃取改革成果，在为富路上他们不仅善抓机遇，还会善造机遇，这不能不说是清帝国的悲剧、是改革的悲哀、是民族的灾难!这一切的确值得我们警惕。
读完《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还有一点让我不敢忘记，这就是雪珥写到的，改革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政策，二是执行。今天，当我们正在进行中航工业深化改革，实现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的战略和改革方向都已明确，最关键的就是在走向成功的历程中，我们时刻也不要忘记培养战略执行力，在执行中既要坚定、正确地执行，更要有效、创新地执行。要抱定改革的决心不动摇，“不积蛙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解决好一个个问题，就一定能够实现航空强国之梦。今天回忆起新中国航空工业走过的60多年的艰辛跋涉之路，我们感慨万千，好在我们遇到了新的历史机遇期，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不断，但我们已经明确了战略目标，并在战役、战术、战斗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要深化改革，必须要有突围的勇气、牺牲的精神、顾全大局的观念和锲而不舍的执行力。中国航空工业的命运掌握在我们50万航空人手里，天降大任与我们，我们责无旁贷。作为成员单位，我们将在集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努力拼搏，大胆创新，勤于实践，为打赢航空动力翻身仗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十八大献礼！





http://www.avicone.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0412涡轮院：振聋发聩的历史 启智未来的感召更新时间：2012-11-12  出处：本站原创    作者：颜建兴    编辑录入：吴秀荣  
振聋发聩的历史 启智未来的感召——读《国运1909 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之感想中航工业涡轮院党委书记 颜建兴     编者按：最近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推荐高管学习澳籍华人雪洱所著《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中航工业涡轮院党委书记颜建兴认真研读后撰写了近9000字的读后感。在文中，他深刻分析了为什么发生在1909年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不仅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以致加速了清帝国的灭亡，而今天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处华夏大地之上的改革却够成功的原因：面临的国际大环境不同；改革的基础不同；改革的路径不同；改革的领导力量不同；改革参与者不同。他还提出要避免清帝国改革突围悲剧重演，对当前存在的一些现象我们必须予以高度警惕：高度警惕改革成效显著而产生的懈怠思想；高度警惕阶段目标实现后，漠视人民群众利益和诉求的倾向；高度警惕改革要全盘西化，脱离中国实际的思想；高度警惕别有用心者试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从而动摇领导改革开放的核心力量；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消灭国有企业，从而动摇改革开放的基石；高度警惕改革开放成果被窃取的危险。最后他提出，要深化改革，必须要有突围的勇气、牺牲的精神、顾全大局的观念和锲而不舍的执行力；要坚定党的领导，要抱定改革的决心不动摇，大力培养战略执行力，在执行中既要坚定、正确地执行，更要有效、创新地执行。读后感通篇反映出作者所倡导的改革精神、党性原则、群众路线、危机意识、大局观念和坚定的执行力。近来阅读林左鸣董事长推荐的《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读后感慨万千。虽经年读书不缀，但能读到这样的文字还是鲜见的，曾读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自由学者、诗人朵渔编著的《禅机：1840-1949中国人的另类脸谱》，让我从其选取的浩瀚史料（很多不是正史）里各式各样的碎片——就像拼一张被撕碎的旧照片一样，看到了拼贴出的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图景。今天再看这本《国运1909  清帝国的改革突围》，让我从多个视角俯瞰了历史的玄机和诡秘。我想若每位领导干部都看看这本书定会有所启迪的。可以说这的确是一本好书，一本值得一读，更值得深度思考的好书。此书的作者雪珥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当下出现的很多问题只是陈年老酒而已，无非换了新瓶。如果非要拿当下与百年前相比，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不折腾。”这段话很平常但却振聋发聩，特别是当我们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风雨后，才更加感到此言的珍贵。此书用非常通俗甚至有些许调侃的语言，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向我们娓娓道来，同时也给我们打开了一本尘封已久又十分厚重的历史参考书。晚清万象，他截取点滴，又不失寓意地启智于我们，读后即沉重又有缓释，让我们不由得去思考我们的现实和未来。但仅凭此就说它是一本“好书”我觉得还不够，它好就好在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换一个角度和心态去阅读历史，好就好在所讲述的一切与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所遇到的问题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书中描述的晚清失败的教训值得借鉴，所选择的改革突围之路值得我们思考，特别是它可以让我们感悟到如何在历史的启迪中应对和解决改革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其映射出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更值得我们警觉，值得我们汇集智慧和能量来做好我们当前的工作，我认为这才是此书真正的价值所在。雪珥通过对发生在1909年前后一系列社会重大变革事件的追忆，似乎是在为清帝国没有成功的改革而惋惜，也在为那个时代一些致力于改革的社会精英抱不平。平心而论，这些精英特别是书中记述的如出身王贵之家的载沣、载询、载涛三兄弟和善耆等所代表的开明贵族，还有以务实派升允等为代表的有为官吏，他们的确为清帝国的改革煞费苦心，有的甚至付出了惨痛代价。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对他们有益的改革实践应当肯定，至少他们艰难跋涉的求索之路对后人是有启发意义的。但是，如果把清帝国改革突围的失败归结于康梁之徒的干扰，归结于革命者的捣乱，归结于强行或巧妙搭上改革列车的各种势力的瞎折腾，归结于那些倡导西方民主或者跟着吆呼民主的改革派的不成熟，我认为有失偏颇，至少不够全面。且不说历史不相信也不能假设，即便能假设，没有这些因素的干扰破坏，大清帝国所进行的改革突围就一定能成功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大清帝国的灭亡已经没有必要去深究其原因了，当年黄炎培先生用他的历史周期论已经对历朝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做了很好的解释，一句话，其兴衰过程无一不是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站在历史这面镜子面前，我们每一位后来者都应当以虔诚的态度来审视。记得江泽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读完雪珥这本书，我想最需要我们思考的是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历史赋予的使命，从清帝国改革突围失败中能吸取怎样的教训，又如何能坚定我们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进行到底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心！就改革的目标来说，两者之间确有相同之处，就是要实现大国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为什么发生在1909年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不仅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以致加速了清帝国的灭亡，而今天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同处华夏大地之上的改革不仅能够成功（30余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已经证明）而且最终一定能实现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宏图之志。其答案在于它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是面临的国际大环境不同。上世纪初期正是世界列强欲图称霸世界，对外扩张、侵略、豪取财富资源、瓜分世界的高峰期，处在内忧外患的清帝国体弱多病而又资源丰富，它就像一块巨大无比的蛋糕，让列强们垂涎三尺，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中国强大起来，它们来和中国打交道无一不是出于掠夺资源，获取财富和利益而来的。清帝国的改革派想从列强们那里求得真经和帮助，实现自己改革图强的梦想，只能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但历史进入到上世纪80年代，世界基本秩序已经建立，和平发展已经成为当时的时代主题，另外，新中国成立后，经过30年的建设和顽强奋斗，中国已经不再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再想明火执仗地到中国来抢夺已经成为列强们的痴心妄想了。二是改革的基础不同。在清帝国改革突围之前，中国进行了三十年左右的洋务运动，意图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转型，但三十年的努力成效甚微，不仅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和工业化体系，甚至连一个真正有能力生存和发展的企业都没有。但同样是30年左右的努力，当1978年改革开放号角吹响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了一大批国之栋梁的国有骨干企业，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厚实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在老一辈革命家“要饭还要有一根打狗棍”的思想指导下，全民族齐心协力，勒紧裤腰带搞国防建设，使我们国家有了足够的保家卫国能力，由此也就有了让外国人想要到中国来发展求得利益就必须走和平相处，合作共赢道路的资本，有了改革图强的坚实基础。三是改革的路径不同。比较这两次改革所选择的路径，其最大的差异在于清帝国的改革重心在政体上，从一开始即高扬立宪改革的大旗，即使遍布全国的各地方“咨议局”和中央大闹分“权”分“利”的时候，依然幻想建立君主立宪制，求得政治改革的先行突破，以期实现象西方国家那样的“依法治国”，但结果是司法独立变成了“私法独利”，幻想中的强大帝国最终变成了泡沫而灰飞烟灭。而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它始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而进行工业体制改革，逐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使中国经济一步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决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农民的吃饭问题，使中国社会逐步走上了小康之路，也使整个改革有了稳固的大后方。而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改变了国有企业一花独放的格局，迎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不同所有制经济百花齐放的春天，而且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整个国民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特别是使我们的国企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实践证明我们选择和坚持的改革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始的这场伟大改革，有两件重大历史事件一定不能忘记，一件事是1977年冬天举行的“文革”后首次高考，给处于严寒之中的神州大地带来了一股强劲春风，从此，中国的教育事业真正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重视教育之功不仅在于使全民的文化素质得到不断提升，更在于它为中国改革开放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也打开了民族的智慧之门，这股力量远非清帝国改革突围中依靠的那一批社会精英所能比拟。另一件事是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科技大会，它标志着神州大地上科学的春天终于到来了。随后不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重视科学技术进步也就等于抓住了生产力发展的源动力，它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会注意吸收利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坚持自力更生，敢创新路，走自己的路，走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之路。而这正是清帝国改革突围中被遗忘的最重要的两个领域，至少在《国运1909  清帝国的改革突围》这本书中没有看到。四是改革的领导力量不同。清帝国改革突围所依靠的领导力量是“皇家党”，说到底他们代表的是大清皇室和权贵们等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而非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因此，雪珥书中所描写的各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博弈以及对改革造成重大伤害的一次次瞎折腾等丑陋表演就在所难免了。而作为当今中国改革开放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宗明义地表明它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一点在民主革命时期如此，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此，在改革开放时期依然如此。为了告诫全党同志永远牢记这一立党之本，中国共产党已经把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写进党的章程，永远铭记，永远坚持，永远实践。五是改革参与者不同。在《国运1909  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当年参与改革突围的只是一些所谓的社会精英，就其数量规模和影响人数来说，只能算少数群众，因此，改革的力量是有限的，也就注定不会形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如今的改革开放却是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的一场谱写历史新篇章的伟大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说人民既是改革的参与者和改革成果的受益者，又是创新探索成功之路的先锋，是推动改革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试想如果没有安徽十几位农民的大胆实践，怎么会有联产承包制的诞生；如果没有一个个“傻子年广久”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者的勇气，怎么会有私有经济的大繁荣、大发展；如果没有从厂长负责制到承包制进而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全面推行，从偷偷发点奖金到全面薪酬分配体制改革对广大职工积极性的调动，怎么会有“中国制造”名扬四海；如果……我们总是喜欢把改革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人摸，少数人摸和大家一起摸来比，大家一起摸，摸到石头的概率显然要大很多。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出来做螳螂挡车之事。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一定会长期坚持走下去，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迎来伟大复兴的那一天！但据此就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会一帆风顺，一定不会出现反复或内耗式的折腾则不尽然，要避免清帝国改革突围悲剧重演，对当前存在的一些现象我们必须予以高度警惕。一要高度警惕改革成效显著而产生的懈怠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建设成就的确令世界所瞩目，也足以让国人感到无比的自豪！2011年中国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规模是大了，可人均值却很小，2011年中国人均GDP排名仅列世界第95位，不到第一名的1/25，与亚洲第一的日本相比，也只有其1/10强，况且分析比较看中国的经济质量远谈不上“优”，综合国力更不是最强，社会经济结构亟待调整优化，在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真正步入攻坚期。去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全党要防止四种危险，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险，足以看出这种危险不仅存在，而且十分有害。因此，我非常赞同林左鸣所说的，改革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伟大工程，一定要搞100年才行。面对复杂艰巨的改革事业，每一位立志报效祖国的人，精神上决不能懈怠，思想上决不能颓废，作风上决不能怕吃苦、图享受、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是要保持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以舍我其谁的勇气去迎接一个个新挑战。二要高度警惕阶段目标实现后，漠视人民群众利益和诉求的倾向。改革开放离不开人民群众，改革的目的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我们绝不能产生深化改革要靠专家精英来完成，从而产生脱离群众甚至把广大人民群众当成新时期改革阻力的错误思想，而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群众当（做）作改革开放的主体，让其成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者、受益者。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巨大的力量，永远都是推进社会进步，推进改革进程的生力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离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无论任何事业都将一事无成。如果一个政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它很快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前苏联共产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过《列宁在1918》这部电影的人都会记得，苏共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初期，用自己的行动把人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当领袖列宁被特务刺杀时，愤怒的群众恨不得把刺客撕成碎片。当时，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士兵和一般群众，每天冒着严寒，饿着肚子聚在广播下，定时收听列宁的病情公告，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期盼着列宁早日康复。可是后来苏共一系列错误的决策和行动，一步一步拉大了和人民群众的距离，以至于走到脱离群众的地步。1911年的“８•１９”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1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导致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点不能否认，由于脱离群众，苏共最终被她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抛弃了，这一教训永远值得我们记取。时至今日，改革步入到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显现，而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容忍度越来越低，从而导致发生一些群体性事件。但由此就说人民群众不支持改革，或者把人民群众当成改革的阻力和对立面，而把依靠的力量放在少数专家精英身上显然是错误的。假如我们象清帝国改革突围那样，把广大人民群众置于改革开放的大局之外，则改革大业必休矣。三要高度警惕改革全盘西化，脱离中国实际的思想。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从它起锚开航之始，一直面临着走哪条航线、驶到哪里算到达了彼岸等必须选择并作出回答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些核心问题答案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探索、实践、总结、提炼，走到今天这些问题的答案变得愈来愈清晰了。历史一次次向我们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既要以开放、包容、谦虚的心态，认真学习和借鉴别人成功的经验，学会吸收人类社会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同时更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地丰富、拓展、创新，要有敢创新路，敢为人先的勇气，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归根到底，中国的改革开放要走的路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强国富民，实现大国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我们这个伟大国度和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强者之林！但是，每当改革到了关键时候，遇到需要破解重大难题的时候，总会有一批人站出来鼓吹走西方人走过的路，照搬所谓西方成功的经验，有些甚至叫嚣社会主义是死胡同，改革开放就必须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诚然，西方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建设等一切领域取得的成就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学习不等于盲从，那种不顾实际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是会害死人的。其次，我们也要克服过度依赖的思想，在中国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当代工业革命起源于西方，技术革命、信息化浪潮、经济市场化等都源于西方并引领世界，因此，解决中国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问题就应当照着西方人走过的路走，既然允许摸着石头过河，何不搬来石头过河，岂不知，橘生南国为橘，生于北国为枳，脱离中国实际的模仿，搬来的石头可能不但过不了河，弄不好还会砸着自己的脚。另外，我们更要警惕打着向西方学习的幌子，鼓吹全盘西化的思想，进而否定改革开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思潮。四要高度警惕别有用心者试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从而动摇领导改革开放的核心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经验时说过：我们能够取得中国革命成功，一是有一个坚定的领导核心，就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二是有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是有一条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非毛泽东的原话，大意如此）。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重任，历史同样证明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胜任改革开放的领导重任，不辱使命，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清帝国改革突围失败的经验告诫我们，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作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领导力量的不二选择，坚持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可否认，我们党在自身建设方面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解决，当前尤其要解决好胡锦涛总书记提到的“四个危险”问题，可以说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强化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我们要警惕的是借着腐败现象来否定党，借着官僚现象来仇官、仇富、仇才、仇党、仇改革，有这样思想的人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动摇改革开放的政治基础。清帝国改革突围失败的根源在于此，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源也在于此，正像习近平同志所说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从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打开缺口的。这是共产党应该永远铭记的历史教训。五要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试图消灭国有企业，从而动摇改革开放的基石。对国有企业重要性的认识我想把它比作“革命根据地”。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因敌强我弱，起义军受到重创。9月14日，毛泽东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起义各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战略退却和战略进攻相结合的创举。这就是著名的“文家市转兵”，也是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开始。在谈到根据地重要性时，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打狗还得靠着墙啊。国企对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类似于“革命根据地”、还胜过“革命根据地”。一方面国企是改革最大的试验田，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保体系建设，还是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国企都担当着先行者，起着引领和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国企是国民经济建设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发展的巨大成就已经奠定了其作为中国经济的基石作用，这是任何企业所不能替代的，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最大的骄傲；还有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据地，国企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企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不能被抹杀，同样它所作出的牺牲也不能被忽视，如果没有国企在政治上的高度自觉、在社会责任上的勇于担当、在改革实践上的义无反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也不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面对国企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有些人却视而不见，或者说是不愿看见，今天诟病国企、指责国企、否定国企、叫嚣取缔国企等声音正在甚嚣尘上，甚至成为一种时髦，好像谁不对国企骂上几句像是对不住自己一样。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的良心何在？目的又何在？林左鸣给行业高管的公开信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也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思潮背后的险恶用心，对此，我们一定会认真领会，坚决予以反击，同时，也一定会坚定改革信心不动摇，努力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我始终认为，这些人的阴谋一定不会得逞，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自从选择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那一天起，就十分注意“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如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也如此，今天在我们进行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我坚信我们党不会放弃国企这一改革的根据地，更不会放弃对改革开放的领导权。六要高度警惕改革开放成果被窃取的危险。改革离不开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但这种调整分配一定要建立在“公平、公正”之上，一定要符合促进社会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根本。我们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要义就是“以人为本”，这个“人”是广大人民，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在《国运1909  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让人不堪入目的乱象，精心设计的改革方案、一项项针对时弊的改革政策，不仅没有成为救国富民的“仁政”，反而沦落为形形色色社会势力扰民敛财的工具，各种强行或巧妙搭上改革列车的人，其搭车目的不是推进改革，而是打着诱惑人的幌子窃取改革成果，在为富路上他们不仅善抓机遇，还会善造机遇，这不能不说是清帝国的悲剧、是改革的悲哀、是民族的灾难!这一切的确值得我们警惕。读完《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还有一点让我不敢忘记，这就是雪珥写到的，改革最关键的有两点，一是政策，二是执行。今天，当我们正在进行中航工业深化改革，实现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的战略和改革方向都已明确，最关键的就是在走向成功的历程中，我们时刻也不要忘记培养战略执行力，在执行中既要坚定、正确地执行，更要有效、创新地执行。要抱定改革的决心不动摇，“不积蛙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解决好一个个问题，就一定能够实现航空强国之梦。今天回忆起新中国航空工业走过的60多年的艰辛跋涉之路，我们感慨万千，好在我们遇到了新的历史机遇期，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不断，但我们已经明确了战略目标，并在战役、战术、战斗上有了充分的准备，要深化改革，必须要有突围的勇气、牺牲的精神、顾全大局的观念和锲而不舍的执行力。中国航空工业的命运掌握在我们50万航空人手里，天降大任与我们，我们责无旁贷。作为成员单位，我们将在集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努力拼搏，大胆创新，勤于实践，为打赢航空动力翻身仗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十八大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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