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晒晒家谱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9:26:08
这是我母亲家的族谱.
以前没发现,今天给她修理电脑时发现的.
估计是前年拍摄的了.那时她回过山东老家.那趟回去
应该是回去续家谱去了.
这是我母亲家的族谱.
以前没发现,今天给她修理电脑时发现的.
估计是前年拍摄的了.那时她回过山东老家.那趟回去
应该是回去续家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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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山东台前县.
我的外公外婆当年是在河北涉县一带活动,在这里过的
黄河.因为是后勤部门,后来又回来了.落户在河北邯郸了.
这里是山东台前县.
我的外公外婆当年是在河北涉县一带活动,在这里过的
黄河.因为是后勤部门,后来又回来了.落户在河北邯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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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现珍珠岩！！
煞风景的小广告
我祖籍天津市武清县，家普早不知去向了
东风强劲 发表于 2012-11-13 21:44 ![]()
我祖籍天津市武清县，家普早不知去向了
家谱这东西过一段时间就的修一次.
家族里必须地有热心的张落这事才成.
修家谱得把各地散落的分支都招回来. 修好了.
印个几十本交给各支带回去.
要么就是各分支主动回去续家谱. 认祖归宗.
像这个郑氏的.按" 天培永光大, 怀德续世长"
排的.你回去一说,就能给续上.
我祖籍天津市武清县，家普早不知去向了
家谱这东西过一段时间就的修一次.
家族里必须地有热心的张落这事才成.
修家谱得把各地散落的分支都招回来. 修好了.
印个几十本交给各支带回去.
要么就是各分支主动回去续家谱. 认祖归宗.
像这个郑氏的.按" 天培永光大, 怀德续世长"
排的.你回去一说,就能给续上.
诶，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些啊
女的不给上谱的吧
db_wan 发表于 2012-11-13 22:39 ![]()
女的不给上谱的吧
给小小的记录一下.
给你记到嫁到那里去就算完.没下一代什么事了.
比如,我母亲家谱里就给小记了一下. 到我这就没了.
不姓郑了,人家就不给记了.
女的不给上谱的吧
给小小的记录一下.
给你记到嫁到那里去就算完.没下一代什么事了.
比如,我母亲家谱里就给小记了一下. 到我这就没了.
不姓郑了,人家就不给记了.
偶们家族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偶们老家在三国志上都有记载。
家谱这事原来我们这也修过一次，不过后来不了了之。好羡慕有家谱族谱的啊。
听父亲说我的爷爷以前是从苏北逃难到这里安家的。然后5个儿子一个女儿。
好几年前和隔壁的村子同姓但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结成一大家。现在都忙了。关系也淡了。
题外话：时间不饶人，父辈显老一年比一年明年，而作为我们这辈，包括和母亲娘家那边的关系一辈比一辈淡。
有的甚至就靠长辈支撑。
听父亲说我的爷爷以前是从苏北逃难到这里安家的。然后5个儿子一个女儿。
好几年前和隔壁的村子同姓但是没有血缘关系的结成一大家。现在都忙了。关系也淡了。
题外话：时间不饶人，父辈显老一年比一年明年，而作为我们这辈，包括和母亲娘家那边的关系一辈比一辈淡。
有的甚至就靠长辈支撑。
西瓜刀客 发表于 2012-11-14 08:52 ![]()
家谱这事原来我们这也修过一次，不过后来不了了之。好羡慕有家谱族谱的啊。
听父亲说我的爷爷以前是从苏北 ...
亲戚在走动.老话说的“走亲戚”嘛。
有个红白喜事的，都走动着就好多了。
家谱这事原来我们这也修过一次，不过后来不了了之。好羡慕有家谱族谱的啊。
听父亲说我的爷爷以前是从苏北 ...
亲戚在走动.老话说的“走亲戚”嘛。
有个红白喜事的，都走动着就好多了。
俺爸家的家谱WG初期被自己家人给烧掉，就这样也没躲过厄运，爷爷在抄家后的当晚就倒下了...所以，现在家里已经没人知道原籍的具体地址。
不过呢，俺爷爷自己就有8个子女，爷爷的兄弟都没有我们这支旺盛，就俺们自己这一大家子就足够串亲戚啦！
不过呢，俺爷爷自己就有8个子女，爷爷的兄弟都没有我们这支旺盛，就俺们自己这一大家子就足够串亲戚啦！
俺们是温县陈家沟迁出去的一支。有详细族谱，不过没仔细研究过。
俺家只知道绍兴山阴敦伦堂李氏的一支 具体不考 起码网上我没找到
农耕文明及其特点
作者：张系统
http://www.cqzg.cn/viewthread-207750.html
。。。。。。
农耕文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其传承性。
也许有人说，传承性是所有文明发展的共同特点。笔者所讲的传承性至少在程度上与游牧民文明有差异。农业种子、技术对季节变化、工具制造等方面知识积累方面传承性。一个作物种子被发现，那么它就会一代代被传下来。人们会不断地加深对这种植物的认识。农耕与天气季节变化密切相关，对季节变化的观察总结也是不断地积累。中国在周王朝时便有了较为完备的天文知识。武王向箕子请教中有“八”政：“庶徵：岁日月时毋，百谷用成”之语，箕子过殷虚，感慨而作《麦秀之诗》：有“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之句。在造字方面，《殷本纪》记载，成汤之前，其祖先用先用园圃之类的字眼作名字，后用天干（甲乙丙丁）等字作名字。后来发展了天干地支纪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成汤的名字就叫“天乙”。
传承性在后来发展到了对祖先世系记载的认真程度。著名的有“孔氏家谱”。而中国许多家族都有叙家谱、族谱的习惯，而在南方一些地方，至今仍对“叙谱”情有独衷。有人甚至认为“儒家文化，变成了一种祖宗崇拜的宗教”。本人认为，儒家文化是农耕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这种对祖先的崇拜，实际上是农耕文化传承性在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甚至连传宗接代这种观念，都是农耕文化传承性的一种表现。只是儒家拿来用作自己的神主罢了。传承性与制度习俗相互作用和强化，因而在文明的发展上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这种传承性显然与游牧文明相比有明显的区别。文明的传承性，在有文字后便更为明显。特别是文字的特点上，相对于游牧文明来说具有更为稳定和持续特性。中国文字的一脉相传，与西方符号文字相比，也更显独特。中亚某国，在20世纪末，决定其文字采用罗马字拼法。有学者撰文指出，古英语与现代英语差别之大是古中国文字与现代中国文字差异所不能相比。游牧民族的文字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的易变性与农耕文化的稳定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性和连续性，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全球通史》）。
第二个特点是对土地的依赖。
毫无疑问，地球居民和所有陆生生物，土地对他们都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农耕文明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文明。这是由农耕文明本身决定的。农耕与土地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农耕对土地还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不是随便什么样的土地都能种出作物。越是生产工具落后，对土地的要求就越苛刻。《周礼》中“草人”这一职务，就是掌管土地化治，也就是土壤改良工作的专门职该书还就什么样的土质应该用什么方法和物资进行改良。古代中国人对土地的利用确实用心良苦。这种对土地的依赖性与定居的稳定性相联系。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有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农耕民族严重依赖土地，决定了农耕民族定居的极其稳定性。《尚书：盘庚》记载了盘庚为了迁移遭遇其部族强烈反对，盘庚说服他们进行迁移的故事。实际上盘庚是连恐带吓，才实现迁移的目的。司马迁在《史记：殷本记》里，对这一历史予以肯定。虽然《尚书》里还记载有舜三迁其都，但最早的、有细节的记载就是这篇《盘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农耕民族迁移是多么的难，连首领的命令实行起来也是有阻力的。在此之后的人口迁移就记载的比较清楚了，也进一步证明了农耕民族对迁移的恐惧和反感。土地是农耕民族的命根子，农民把土地视为了生命的一部分。汉以后的王朝更迭、农民起义，大多打着“均田地”的口号，就连20世纪初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认识到失地农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就是建立在对这一力量的深刻的清醒的准确的认识上。他的最最通俗易懂、最深入人心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由此可知农耕民族与土地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定居的极其稳定性，决定了文明的发展方向。所以，这个特点也可以叫做定居的稳定性。
对土地的依赖与不愿迁徙的特点对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定居的后果，产生了家族关系和国家政治制度的萌芽。最先的部族首领很可能就是族长，最先的君主很可能就是最强大的部族首领。中国秦以后的国家政治制度，我们也能从中找到家族制度的影子。这种定居的稳定性，使得部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复杂化。产生了对管理和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求。管理制度愈来愈精细，“礼”的规范愈来愈详细烦琐。例如，对亲戚的称呼上，中文与英文区别就很大。中文里“祖父”、“外祖父”，英文就一个词；中文里“伯伯”、“叔叔”、“姑父”、“舅舅”、“姨父”等英文里也是一个词。中文里对这些亲戚关系称呼之所以分得清清楚楚，是因为定居社会复杂的关系，亲戚大多居住相隔不远，所产生的分清血亲关系特定要求。
直至今天，大陆内地的许多地方，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已成为观念更新、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在内地，一个人如果想办什么事情，首先想到那些部门的同学亲戚朋友。许多事情可以不用去找关系就可以办好的，也都去找关系。而有时候，找关系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使人进一步强化了对找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内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岗位相对较少，就业人口相对过剩，好的岗位如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就成了让人看着就眼睛放光的位子。地方的党政班子领导的子弟，大多就在好的岗位上坐着，部门的负责人就彼此交易互相帮忙解决子弟就业问题。有一个县，每一次改革，机关就膨胀一次，除教师外，吃财政饭的人数由10年前的1000多人增加到6000多人。这实际上是农耕文明根深蒂固影响的一种表现。特别是这种现象还被看作是理所当然。许多人因为“没关系”，子女就业困难。这些人不是怪社会不公，相反只埋怨自己“没关系”。
农耕文明的第三个特点是温和性。
今天，西方游牧文明凭借工业革命，迅速地超越了农耕文明。有人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秩序稳定，人们过着祥和、安宁、富足的生活，就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善良。北大的有一位教授，叫焦国标。他在《致美国兵》的一首诗里，极其献媚地歌颂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大兵，是如何的文明之师、正义之师（“猫眼看人”网站有其个人专集）。他们忘记了西方殖民者的残忍和血腥的殖民历史，不知道游牧文明的残忍、屠戮、血腥、独占的特性是其文明的精神洛印。与之相对应，农耕文明的温和性是深入文明骨髓的一个重要特征。农耕文明有悠久的优待俘虏的传统。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战争中“不能杀害敌国的非战斗人员和平民”便成为重要军纪。《尚书：费誓》里，记载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到封地齐国去就任，遇到了当时徐国之戎不服而发生的叛乱，伯禽率军讨伐，在宣布军纪时就明确了“不许抢劫平民财物，不许骚扰杀害平民”的纪律。武王伐纣，在牧野的誓师动员大会上，就强调了不许杀害投降的人和平民的军纪。《尚书：仲虺（音：挥。笔者注）之诰》里，记载了成汤放逐了夏桀，而不是将他杀掉了事。而游牧民族发动的战争之残忍，则令人发指；西方人的殖民历史的血腥更是瞩目惊心。
中华农耕文明进入春秋晚期，就有了“争天下就是争民心”的主流说法。在近代，优待俘虏成为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政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俘虏所受到的优待与志愿军被俘人员所受到的摧残形成鲜明的反差。驻伊拉克美军虐待伊拉克囚犯，在我看来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这不过是游牧文明本性的一次真实暴露罢了。这样的例子不甚枚举，如郑和下西洋，带给东南亚人的是友善，而随后到来的西方人带来的是杀饹。
中华农耕文明的温和性的第二个表现是“和平相处”和依靠“集体的力量”。一个大的定居族群，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生活物资的匮乏，对生活物资的争夺肯定会不时发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公认的准则，有争议也是协商解决，而不象游牧文明的决斗解决方式。族群的“和平相处”的观念得到公认。在古时候后，中国人就把人能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下来归根于依靠集体的力量。《吕氏春秋：恃君》篇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干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猛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不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意思是说人类以群居形成的集体力量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依靠“集体”力量的观念，是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克服困难而得到强化。在国家制度形成后，这种观念成为一个国家内，人与人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相处的准则。为什么当年中国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强不能理解？因为在他们游牧文明的词典里只有“丛林法则”，没有“和平共处”这样的概念。为什么中国人信奉的集体原则，被西方认为是人权不能保障的主要因素？因为在游牧文明中，个人主义至上，只有强调个人自由，人权才能得到保障的思维定势起作用。
这种温和性的第三表现是协商解决纷争。今天中国主张政治解决国际纷争，实际上是农耕文明的惯性思维的表现，而美国则偏好使用武力。有人认为是中国还不够强大所以推崇政治解决，美国因为足够强大所以喜欢使用武力。这是以游牧文明的思维方式推理出来的结论。也进一步说明文明之间的差异之大和文明之间的理解交流的任务之艰巨。
这种温和善良，有时表现为宽容，有时表现为谦虚，有时表现为固执，有时表现为驯从，有时表现为认命。有时表现为果断，有时表现为迟疑。有时表现为进取，有时表现为保守。这种特性具有强大的同化吸收包容力量。“曾有许多游牧民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文字、习俗，或者是游牧经济。相反，入侵者总是被迅速地、完全地被同化。”（《全球通史》）。满清统治时期，中国人被迫接受去发、留辫、穿马甲、系腰裙的风俗习惯等。中国人如今对旗袍已完全接受。再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出电视剧现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满文化已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满文化被认为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已不把他当做外来文化。向游牧民族学习的例子有很多，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有名的例子。今天的中华文明，虽然他的农耕文明的本质没有改变，已不是纯粹的农耕文明。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出现真正的奴隶社会。
从小学到大学，作者所接触的书籍，无不把中国的社会发展史生硬的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看了先秦和汉史，笔者对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奴隶社会产生了疑问。从笔者所接触的历史资料，有几种这样的情况：（一盘庚迁国，一边说迁国的好处，一边说不听就要受罚。这显然不能把其臣民说成是他的奴隶。二：《周礼》所介绍的政治制度，人分三六九等职务，没职务的都称为“民”。显然民不是奴隶。里面还有女奴的职位，没男奴的职位，且人数少，形不成一个阶层。三：中国古代诸侯分封，诸侯对所封的土地上的出产和人民有很强的管辖权和控制权。封地上的平民与诸侯领主的关系似乎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浜，莫非王臣”相似，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与土地上的平民之间的关系。孔子时代均被称之为“民”。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土地上的平民，有时也叫“农奴”，是封建社会的农奴。
从历史文献看，中国有士大夫阶层和平民阶层，没有奴隶阶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后来儒家文化走火入魔的极端说法。儒家学说的经典被称为书经的《尚书》，记载了“舜的父亲和后母要杀他，都被他识破并逃脱”的故事。孔子对“微子三柬纣王，不听就可以走人，箕子三谏后不听，可以装疯”很兴赏；对比干忠柬致死，则不是特别推崇。即使古代君王对其子民有生杀予夺之权，但要以王法为准绳。并不象古代西方的奴隶制度那样全凭奴隶主的好恶，更没有古罗马时的“奴隶角斗士”那种现象。《礼记》记载有卖身为奴的说法，整个封建社会也都存在。还有中国历史上没有买卖奴隶的市场和交换奴隶的记载。古罗马时的奴隶来源大多是战俘和被抓获的敌国平民，而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奴隶来源做法。硬说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也应是一种农奴社会。或者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古代那种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的奴隶社会。
第五个特征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制度。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认为秦以前的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按古时候的国家概念，确实如此。而今天的国家概念与古时候的天下概念很相似。中国古时候的国家概念，相当于今天的联邦制的州或共和国的地位。“周王朝统治的前250年，有大约70－90个诸侯（姬发封诸侯72，其中同姓诸侯42个。笔者注）。他对诸侯国的控制是松散的，但在事实上是有效的。”（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能实行有效的控制――统治，便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至于控制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只是方式问题。正如现代国家制度是联邦制还是共和制一样，不能说联邦制就是事实上分裂的，共和制才算真正统一的国家。今天的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对各州的控制是比较松散的，但实际上又是有效的。所以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人说周王朝时的生产力水平，做不到强有力的控制，只能是松散的控制。笔者认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统治的有效性标准。到春秋后期，周王朝对诸不能实行有效的控制，事实是分裂的。
中央集权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特点。虽然，不同的王朝的集权程度有差异。农耕文明发展，导致必然出现中央集权。从文明发展的进程看都是渐进的，反应在国家制度上也是渐进的。《吕氏春秋：恃君》篇，归纳了这种“君王”产生是基于依靠集体的力量演化而来的。周王朝前250年的统治，被认为是有效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笔者认为一是凭借文化上的统一，同姓诸侯的认同起了重要作用。二是道德的力量，这种威望本身就是一种威慑。第三是军事力量。不服从中央的统治，就出兵讨伐。王朝的讨伐，是正义之师，理直气壮。而叛乱的诸侯是暴戾，是乱臣贼子。同样周王朝这种统治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这之前的夏王朝和商王朝都有他的影子。自禹传位于益，三年后，益让位于禹之子启。确立了王朝“父传子”的制度――家族政权制度。夏王朝确立的这种制度，并被诸侯认同。殷商、周王朝继承了这种制度。从国家制度的渐进式发展规律推测，至少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周王朝制度的基本形态。而中国一词在《尚书：梓材》中出现。中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之句。该篇主要是教导商之遗民要服从周王朝的管理，《史记》记载商之遗民封于宋，武庚之乱后其遗民又迁于卫，商微子代殷祀留在宋。这篇记载也证明，周王朝对诸侯即其臣民的管理权的是实实在在的。
汤因比还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在最古老的人类社会的那个阶段，由于技术进步速度极慢，人类的技术传播速度相对技术进步来说足够的快，地球上的文明进步表现出高度的整齐划一；随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技术传播的速度赶不上进步的速度，各个文明的发展表现出千差万别；到了近代，以帆船的出现为标志，技术的传播加快，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很快就传向全世界。在中国古代，每通过一次战争，文明水平达到基本均衡的状况，随后诸侯各自发展，产生了差异，差异的进一步扩大，标志混乱的开始。这一时期实际上是文明传播速度赶不上变化速度。夏、商、周就是这种状况的重复。到秦统一中国时，各诸侯国的文字、度量衡的差异已经很大，始皇帝不得不花较大的力气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这种中央集权不是周王朝制度的简单重复，其创新的成分较大。而秦为诸侯时就已开始了的郡县制度的探索。从国家制度的演进，我们说，与其说是秦创造了中央集权，不如说是农耕文明的发展，推动了这种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演变。游牧文明也产生了罗马帝国这样的中央集权，但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再也没有统一过。而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则反复出现。这能不能说明游牧文明产生的中央集权是偶然的，农耕文明产生的中央集权是必然的呢？
历史在这里汇合。
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中华民族的祖先选择了以农耕为主的文明发展方向。发展成了独特的中华文明。农耕文明的发展都有相似或相近的特点。中华文明与古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都有大河特征，其使用的文字都有相似或者相近的特点。苏美尔文明中断了，古埃及文明中断了。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下来。汤因比把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的中断，归咎于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1800多年前驯养马的成功和马拉战车的发明。这两个农耕文明是在被马拉战车打败后，文明随之就中断了。在中国周边，也有游牧民族，也多次入主中原，结果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反而是这些民族被同化和融合，随之消失。1840年以来，欧洲的游牧民族后裔发明了武装帆船，从海上侵入中国。中华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竞争中再次居于下风。到了20世纪，民族存亡的危机降临到这个民族头上。这个时候，他再次发力，在20世纪60年代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民族存亡危机得以舒缓。但在文明发展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竞争中，农耕文明总是占下风的局面并没有结束。曾有人把西方文明――本质是游牧文明，杜撰一个生造的名字“蓝色文明”，而把中华文明说成是“黄色文明”，作者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中华文明的农耕文明本质，其优点有时也是他的缺点。当农耕文明大胆地吸收游牧文明的精华时，他便变得富于生机和活力。如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文明的“胡服骑射”。但总的表现，农耕文明接受游牧文明先进东西时，总是表现为保守和不情愿，是被迫的。农耕文明的代表性学说儒家学说，总的看来是提倡守旧和服从，反对创新、反对标新立异。他的创立者孔子就是一个守旧的复古的人。事实上孔子是把农耕文明的主要东西加以总结，他的门人弟子再把这种学说贴上儒学的标签。孔子不屑学种地、不屑学种菜，也不学商贸。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后，天下读书人全是儒家弟子，农、工、商职业成为读书人不屑为的职业。农耕文明本身就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游牧民族需要与农耕社会进行必要的交换，才能改善生活和生存环境。交换是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中国，当儒家学说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后，商业文化就没有了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了。与商业文化的契约性特点相对应，农耕文明的家族亲情关系和儒家的排斥商业牟利的鲜明特征，中国近代的商业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艰难。
农耕文明的一个非主流东西比如兵法等，孔子是不屑学的。而这也是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对土地的强烈依赖有必然关系。争土地，就是与人相争；而与人相争，相比游牧民族主要与自然环境相争，发展起来的战略和阴谋诡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见拙作《战略或者阴谋诡计？》《中国视点》网站）。所谓的阴谋诡计，中国人大多都会一点。这是中国人的优点，同时，滥用这种阴谋诡计时，负面影响还是很大。十多年前，中国足球的商业化或者市场化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足球商业化后，队员和俱乐部高管人员的收入猛增，接着便冒出“队员嫖娼”、“黑哨”、“行贿裁判”、“队员赌球”，到现在的罢赛。笔者经历从失望到绝望，已多年不看足球节目了。
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时代。农耕文明不可能孤立地向前发展，交流学习是必然的。80多年前，鲁迅就曾大声疾呼“拿来主义”，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做的怎么样呢？“五四运动”高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旗帜呢？到今天我们举出了多少成果？事实上我们还是消极地接受其他文明先进的东西，我们还是被迫地学习。我们应该克服对先进的东西的本能的恐惧，我们要主动，大胆地把先进的东西拿来，我们不要过分地强调保持自己的特色，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我们这样根基深厚的中华民族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难道害怕学了其他民族的一点东西就不是中华文明，就不是中华民族了吗？我们不但应该学，甚至要把别的文明好的东西拿来贴上中华文明的标签（有点象日本人的厚脸皮），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还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去创新。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前景：一种是多少年以后，中华文明是地球文明的代名词；另一种是，古时候有一个叫“中华文明”的，曾对地球文明（或者是欧洲文明或者是美国文明）的进步作过贡献。
作者：张系统
http://www.cqzg.cn/viewthread-2077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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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明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其传承性。
也许有人说，传承性是所有文明发展的共同特点。笔者所讲的传承性至少在程度上与游牧民文明有差异。农业种子、技术对季节变化、工具制造等方面知识积累方面传承性。一个作物种子被发现，那么它就会一代代被传下来。人们会不断地加深对这种植物的认识。农耕与天气季节变化密切相关，对季节变化的观察总结也是不断地积累。中国在周王朝时便有了较为完备的天文知识。武王向箕子请教中有“八”政：“庶徵：岁日月时毋，百谷用成”之语，箕子过殷虚，感慨而作《麦秀之诗》：有“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之句。在造字方面，《殷本纪》记载，成汤之前，其祖先用先用园圃之类的字眼作名字，后用天干（甲乙丙丁）等字作名字。后来发展了天干地支纪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成汤的名字就叫“天乙”。
传承性在后来发展到了对祖先世系记载的认真程度。著名的有“孔氏家谱”。而中国许多家族都有叙家谱、族谱的习惯，而在南方一些地方，至今仍对“叙谱”情有独衷。有人甚至认为“儒家文化，变成了一种祖宗崇拜的宗教”。本人认为，儒家文化是农耕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这种对祖先的崇拜，实际上是农耕文化传承性在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甚至连传宗接代这种观念，都是农耕文化传承性的一种表现。只是儒家拿来用作自己的神主罢了。传承性与制度习俗相互作用和强化，因而在文明的发展上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这种传承性显然与游牧文明相比有明显的区别。文明的传承性，在有文字后便更为明显。特别是文字的特点上，相对于游牧文明来说具有更为稳定和持续特性。中国文字的一脉相传，与西方符号文字相比，也更显独特。中亚某国，在20世纪末，决定其文字采用罗马字拼法。有学者撰文指出，古英语与现代英语差别之大是古中国文字与现代中国文字差异所不能相比。游牧民族的文字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下的易变性与农耕文化的稳定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性和连续性，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全球通史》）。
第二个特点是对土地的依赖。
毫无疑问，地球居民和所有陆生生物，土地对他们都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农耕文明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高于其他文明。这是由农耕文明本身决定的。农耕与土地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农耕对土地还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不是随便什么样的土地都能种出作物。越是生产工具落后，对土地的要求就越苛刻。《周礼》中“草人”这一职务，就是掌管土地化治，也就是土壤改良工作的专门职该书还就什么样的土质应该用什么方法和物资进行改良。古代中国人对土地的利用确实用心良苦。这种对土地的依赖性与定居的稳定性相联系。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有本质的区别。正是因为农耕民族严重依赖土地，决定了农耕民族定居的极其稳定性。《尚书：盘庚》记载了盘庚为了迁移遭遇其部族强烈反对，盘庚说服他们进行迁移的故事。实际上盘庚是连恐带吓，才实现迁移的目的。司马迁在《史记：殷本记》里，对这一历史予以肯定。虽然《尚书》里还记载有舜三迁其都，但最早的、有细节的记载就是这篇《盘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农耕民族迁移是多么的难，连首领的命令实行起来也是有阻力的。在此之后的人口迁移就记载的比较清楚了，也进一步证明了农耕民族对迁移的恐惧和反感。土地是农耕民族的命根子，农民把土地视为了生命的一部分。汉以后的王朝更迭、农民起义，大多打着“均田地”的口号，就连20世纪初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认识到失地农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就是建立在对这一力量的深刻的清醒的准确的认识上。他的最最通俗易懂、最深入人心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由此可知农耕民族与土地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定居的极其稳定性，决定了文明的发展方向。所以，这个特点也可以叫做定居的稳定性。
对土地的依赖与不愿迁徙的特点对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定居的后果，产生了家族关系和国家政治制度的萌芽。最先的部族首领很可能就是族长，最先的君主很可能就是最强大的部族首领。中国秦以后的国家政治制度，我们也能从中找到家族制度的影子。这种定居的稳定性，使得部族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复杂化。产生了对管理和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需求。管理制度愈来愈精细，“礼”的规范愈来愈详细烦琐。例如，对亲戚的称呼上，中文与英文区别就很大。中文里“祖父”、“外祖父”，英文就一个词；中文里“伯伯”、“叔叔”、“姑父”、“舅舅”、“姨父”等英文里也是一个词。中文里对这些亲戚关系称呼之所以分得清清楚楚，是因为定居社会复杂的关系，亲戚大多居住相隔不远，所产生的分清血亲关系特定要求。
直至今天，大陆内地的许多地方，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已成为观念更新、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在内地，一个人如果想办什么事情，首先想到那些部门的同学亲戚朋友。许多事情可以不用去找关系就可以办好的，也都去找关系。而有时候，找关系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意想不到的收获，使人进一步强化了对找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内陆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就业岗位相对较少，就业人口相对过剩，好的岗位如行政部门事业单位就成了让人看着就眼睛放光的位子。地方的党政班子领导的子弟，大多就在好的岗位上坐着，部门的负责人就彼此交易互相帮忙解决子弟就业问题。有一个县，每一次改革，机关就膨胀一次，除教师外，吃财政饭的人数由10年前的1000多人增加到6000多人。这实际上是农耕文明根深蒂固影响的一种表现。特别是这种现象还被看作是理所当然。许多人因为“没关系”，子女就业困难。这些人不是怪社会不公，相反只埋怨自己“没关系”。
农耕文明的第三个特点是温和性。
今天，西方游牧文明凭借工业革命，迅速地超越了农耕文明。有人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秩序稳定，人们过着祥和、安宁、富足的生活，就认为西方人比中国人善良。北大的有一位教授，叫焦国标。他在《致美国兵》的一首诗里，极其献媚地歌颂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大兵，是如何的文明之师、正义之师（“猫眼看人”网站有其个人专集）。他们忘记了西方殖民者的残忍和血腥的殖民历史，不知道游牧文明的残忍、屠戮、血腥、独占的特性是其文明的精神洛印。与之相对应，农耕文明的温和性是深入文明骨髓的一个重要特征。农耕文明有悠久的优待俘虏的传统。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战争中“不能杀害敌国的非战斗人员和平民”便成为重要军纪。《尚书：费誓》里，记载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到封地齐国去就任，遇到了当时徐国之戎不服而发生的叛乱，伯禽率军讨伐，在宣布军纪时就明确了“不许抢劫平民财物，不许骚扰杀害平民”的纪律。武王伐纣，在牧野的誓师动员大会上，就强调了不许杀害投降的人和平民的军纪。《尚书：仲虺（音：挥。笔者注）之诰》里，记载了成汤放逐了夏桀，而不是将他杀掉了事。而游牧民族发动的战争之残忍，则令人发指；西方人的殖民历史的血腥更是瞩目惊心。
中华农耕文明进入春秋晚期，就有了“争天下就是争民心”的主流说法。在近代，优待俘虏成为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一个重要政策。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俘虏所受到的优待与志愿军被俘人员所受到的摧残形成鲜明的反差。驻伊拉克美军虐待伊拉克囚犯，在我看来一点也不觉得奇怪。这不过是游牧文明本性的一次真实暴露罢了。这样的例子不甚枚举，如郑和下西洋，带给东南亚人的是友善，而随后到来的西方人带来的是杀饹。
中华农耕文明的温和性的第二个表现是“和平相处”和依靠“集体的力量”。一个大的定居族群，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生活物资的匮乏，对生活物资的争夺肯定会不时发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公认的准则，有争议也是协商解决，而不象游牧文明的决斗解决方式。族群的“和平相处”的观念得到公认。在古时候后，中国人就把人能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下来归根于依靠集体的力量。《吕氏春秋：恃君》篇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干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猛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不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意思是说人类以群居形成的集体力量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依靠“集体”力量的观念，是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克服困难而得到强化。在国家制度形成后，这种观念成为一个国家内，人与人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相处的准则。为什么当年中国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强不能理解？因为在他们游牧文明的词典里只有“丛林法则”，没有“和平共处”这样的概念。为什么中国人信奉的集体原则，被西方认为是人权不能保障的主要因素？因为在游牧文明中，个人主义至上，只有强调个人自由，人权才能得到保障的思维定势起作用。
这种温和性的第三表现是协商解决纷争。今天中国主张政治解决国际纷争，实际上是农耕文明的惯性思维的表现，而美国则偏好使用武力。有人认为是中国还不够强大所以推崇政治解决，美国因为足够强大所以喜欢使用武力。这是以游牧文明的思维方式推理出来的结论。也进一步说明文明之间的差异之大和文明之间的理解交流的任务之艰巨。
这种温和善良，有时表现为宽容，有时表现为谦虚，有时表现为固执，有时表现为驯从，有时表现为认命。有时表现为果断，有时表现为迟疑。有时表现为进取，有时表现为保守。这种特性具有强大的同化吸收包容力量。“曾有许多游牧民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文字、习俗，或者是游牧经济。相反，入侵者总是被迅速地、完全地被同化。”（《全球通史》）。满清统治时期，中国人被迫接受去发、留辫、穿马甲、系腰裙的风俗习惯等。中国人如今对旗袍已完全接受。再回到文章开头所提出电视剧现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满文化已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满文化被认为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已不把他当做外来文化。向游牧民族学习的例子有很多，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就是有名的例子。今天的中华文明，虽然他的农耕文明的本质没有改变，已不是纯粹的农耕文明。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出现真正的奴隶社会。
从小学到大学，作者所接触的书籍，无不把中国的社会发展史生硬的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看了先秦和汉史，笔者对中国历史是否存在奴隶社会产生了疑问。从笔者所接触的历史资料，有几种这样的情况：（一盘庚迁国，一边说迁国的好处，一边说不听就要受罚。这显然不能把其臣民说成是他的奴隶。二：《周礼》所介绍的政治制度，人分三六九等职务，没职务的都称为“民”。显然民不是奴隶。里面还有女奴的职位，没男奴的职位，且人数少，形不成一个阶层。三：中国古代诸侯分封，诸侯对所封的土地上的出产和人民有很强的管辖权和控制权。封地上的平民与诸侯领主的关系似乎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浜，莫非王臣”相似，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与土地上的平民之间的关系。孔子时代均被称之为“民”。欧洲中世纪封建领主土地上的平民，有时也叫“农奴”，是封建社会的农奴。
从历史文献看，中国有士大夫阶层和平民阶层，没有奴隶阶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后来儒家文化走火入魔的极端说法。儒家学说的经典被称为书经的《尚书》，记载了“舜的父亲和后母要杀他，都被他识破并逃脱”的故事。孔子对“微子三柬纣王，不听就可以走人，箕子三谏后不听，可以装疯”很兴赏；对比干忠柬致死，则不是特别推崇。即使古代君王对其子民有生杀予夺之权，但要以王法为准绳。并不象古代西方的奴隶制度那样全凭奴隶主的好恶，更没有古罗马时的“奴隶角斗士”那种现象。《礼记》记载有卖身为奴的说法，整个封建社会也都存在。还有中国历史上没有买卖奴隶的市场和交换奴隶的记载。古罗马时的奴隶来源大多是战俘和被抓获的敌国平民，而中国历史上没有这种奴隶来源做法。硬说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也应是一种农奴社会。或者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古代那种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的奴隶社会。
第五个特征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制度。
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认为秦以前的中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按古时候的国家概念，确实如此。而今天的国家概念与古时候的天下概念很相似。中国古时候的国家概念，相当于今天的联邦制的州或共和国的地位。“周王朝统治的前250年，有大约70－90个诸侯（姬发封诸侯72，其中同姓诸侯42个。笔者注）。他对诸侯国的控制是松散的，但在事实上是有效的。”（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能实行有效的控制――统治，便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至于控制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只是方式问题。正如现代国家制度是联邦制还是共和制一样，不能说联邦制就是事实上分裂的，共和制才算真正统一的国家。今天的美国，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美国联邦政府对各州的控制是比较松散的，但实际上又是有效的。所以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人说周王朝时的生产力水平，做不到强有力的控制，只能是松散的控制。笔者认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统治的有效性标准。到春秋后期，周王朝对诸不能实行有效的控制，事实是分裂的。
中央集权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特点。虽然，不同的王朝的集权程度有差异。农耕文明发展，导致必然出现中央集权。从文明发展的进程看都是渐进的，反应在国家制度上也是渐进的。《吕氏春秋：恃君》篇，归纳了这种“君王”产生是基于依靠集体的力量演化而来的。周王朝前250年的统治，被认为是有效的，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笔者认为一是凭借文化上的统一，同姓诸侯的认同起了重要作用。二是道德的力量，这种威望本身就是一种威慑。第三是军事力量。不服从中央的统治，就出兵讨伐。王朝的讨伐，是正义之师，理直气壮。而叛乱的诸侯是暴戾，是乱臣贼子。同样周王朝这种统治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这之前的夏王朝和商王朝都有他的影子。自禹传位于益，三年后，益让位于禹之子启。确立了王朝“父传子”的制度――家族政权制度。夏王朝确立的这种制度，并被诸侯认同。殷商、周王朝继承了这种制度。从国家制度的渐进式发展规律推测，至少在夏商时期，就有了周王朝制度的基本形态。而中国一词在《尚书：梓材》中出现。中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之句。该篇主要是教导商之遗民要服从周王朝的管理，《史记》记载商之遗民封于宋，武庚之乱后其遗民又迁于卫，商微子代殷祀留在宋。这篇记载也证明，周王朝对诸侯即其臣民的管理权的是实实在在的。
汤因比还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在最古老的人类社会的那个阶段，由于技术进步速度极慢，人类的技术传播速度相对技术进步来说足够的快，地球上的文明进步表现出高度的整齐划一；随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技术传播的速度赶不上进步的速度，各个文明的发展表现出千差万别；到了近代，以帆船的出现为标志，技术的传播加快，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很快就传向全世界。在中国古代，每通过一次战争，文明水平达到基本均衡的状况，随后诸侯各自发展，产生了差异，差异的进一步扩大，标志混乱的开始。这一时期实际上是文明传播速度赶不上变化速度。夏、商、周就是这种状况的重复。到秦统一中国时，各诸侯国的文字、度量衡的差异已经很大，始皇帝不得不花较大的力气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这种中央集权不是周王朝制度的简单重复，其创新的成分较大。而秦为诸侯时就已开始了的郡县制度的探索。从国家制度的演进，我们说，与其说是秦创造了中央集权，不如说是农耕文明的发展，推动了这种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演变。游牧文明也产生了罗马帝国这样的中央集权，但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再也没有统一过。而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则反复出现。这能不能说明游牧文明产生的中央集权是偶然的，农耕文明产生的中央集权是必然的呢？
历史在这里汇合。
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中华民族的祖先选择了以农耕为主的文明发展方向。发展成了独特的中华文明。农耕文明的发展都有相似或相近的特点。中华文明与古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都有大河特征，其使用的文字都有相似或者相近的特点。苏美尔文明中断了，古埃及文明中断了。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下来。汤因比把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的中断，归咎于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1800多年前驯养马的成功和马拉战车的发明。这两个农耕文明是在被马拉战车打败后，文明随之就中断了。在中国周边，也有游牧民族，也多次入主中原，结果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反而是这些民族被同化和融合，随之消失。1840年以来，欧洲的游牧民族后裔发明了武装帆船，从海上侵入中国。中华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竞争中再次居于下风。到了20世纪，民族存亡的危机降临到这个民族头上。这个时候，他再次发力，在20世纪60年代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民族存亡危机得以舒缓。但在文明发展史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竞争中，农耕文明总是占下风的局面并没有结束。曾有人把西方文明――本质是游牧文明，杜撰一个生造的名字“蓝色文明”，而把中华文明说成是“黄色文明”，作者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中华文明的农耕文明本质，其优点有时也是他的缺点。当农耕文明大胆地吸收游牧文明的精华时，他便变得富于生机和活力。如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文明的“胡服骑射”。但总的表现，农耕文明接受游牧文明先进东西时，总是表现为保守和不情愿，是被迫的。农耕文明的代表性学说儒家学说，总的看来是提倡守旧和服从，反对创新、反对标新立异。他的创立者孔子就是一个守旧的复古的人。事实上孔子是把农耕文明的主要东西加以总结，他的门人弟子再把这种学说贴上儒学的标签。孔子不屑学种地、不屑学种菜，也不学商贸。在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后，天下读书人全是儒家弟子，农、工、商职业成为读书人不屑为的职业。农耕文明本身就具有自给自足的特点。游牧民族需要与农耕社会进行必要的交换，才能改善生活和生存环境。交换是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中国，当儒家学说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后，商业文化就没有了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了。与商业文化的契约性特点相对应，农耕文明的家族亲情关系和儒家的排斥商业牟利的鲜明特征，中国近代的商业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艰难。
农耕文明的一个非主流东西比如兵法等，孔子是不屑学的。而这也是农耕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对土地的强烈依赖有必然关系。争土地，就是与人相争；而与人相争，相比游牧民族主要与自然环境相争，发展起来的战略和阴谋诡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见拙作《战略或者阴谋诡计？》《中国视点》网站）。所谓的阴谋诡计，中国人大多都会一点。这是中国人的优点，同时，滥用这种阴谋诡计时，负面影响还是很大。十多年前，中国足球的商业化或者市场化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足球商业化后，队员和俱乐部高管人员的收入猛增，接着便冒出“队员嫖娼”、“黑哨”、“行贿裁判”、“队员赌球”，到现在的罢赛。笔者经历从失望到绝望，已多年不看足球节目了。
人类已进入信息化时代。农耕文明不可能孤立地向前发展，交流学习是必然的。80多年前，鲁迅就曾大声疾呼“拿来主义”，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做的怎么样呢？“五四运动”高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旗帜呢？到今天我们举出了多少成果？事实上我们还是消极地接受其他文明先进的东西，我们还是被迫地学习。我们应该克服对先进的东西的本能的恐惧，我们要主动，大胆地把先进的东西拿来，我们不要过分地强调保持自己的特色，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我们这样根基深厚的中华民族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难道害怕学了其他民族的一点东西就不是中华文明，就不是中华民族了吗？我们不但应该学，甚至要把别的文明好的东西拿来贴上中华文明的标签（有点象日本人的厚脸皮），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还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去创新。摆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前景：一种是多少年以后，中华文明是地球文明的代名词；另一种是，古时候有一个叫“中华文明”的，曾对地球文明（或者是欧洲文明或者是美国文明）的进步作过贡献。
羡慕阿,早就羡慕人家有家谱的了,哎
按家谱，俺是王阳明的后人。
偶们家族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偶们老家在三国志上都有记载。
这么短啊，再加长点，加到几十万年前非洲的某只猴子身上，跟那个电影一样，开玩笑的啊
这么短啊，再加长点，加到几十万年前非洲的某只猴子身上，跟那个电影一样，开玩笑的啊
我听我们家老辈说，我家庞大的家谱被“破四旧”了，真是可惜，传说我来加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
我听我们家老辈说，我家庞大的家谱被“破四旧”了，真是可惜，传说我来加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村。。。。
哟，很像吗。不过听俺爸说，破四旧时被不知道谁藏起来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在谁家，也说我祖上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
哟，很像吗。不过听俺爸说，破四旧时被不知道谁藏起来了，到现在也不知道在谁家，也说我祖上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
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将近30年了，以后的人都没有老一辈人那么些亲戚了。
楼主居然是五姓七家之后啊。
昏，老丈人还经常以刘备后人自居，哥嗤之以鼻。前几年和老婆去了趟老丈人的东阳老家，瞧了瞧，回头网上查了查，貌似还真是那么回事。
这个很有意义，看来楼主家世以前比较不错呢。
据说影帝和我家有些渊源
河北老乡 发表于 2012-11-13 21:23 ![]()
这里是山东台前县.
我的外公外婆当年是在河北涉县一带活动,在这里过的
黄河.因为是后勤部门,后来又回来了 ...
台前是河南的，俺老婆就是那的
这里是山东台前县.
我的外公外婆当年是在河北涉县一带活动,在这里过的
黄河.因为是后勤部门,后来又回来了 ...
台前是河南的，俺老婆就是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