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强：香港核心价值是奉昔日主子为上？

刘乃强：香港核心价值是奉昔日主子为上？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09-14   


  
“中国模式”任重道远
　　中评社香港9月14日电／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在《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发表专文《“普世价值”对决“中国模式”》，作者认为“所谓‘香港核心价值’，跟‘香港良心’一样，彻头彻尾就是抗拒‘两制’下的香港，受到‘一国’的同化。这种同化的过程，对反对派和他们背后的外国势力来说，就是‘洗脑’。他们坚决要站在‘香港核心价值’这一方，要与‘普世价值’完全接轨，香港拒绝做‘另外一个中国城市’，他们决不做中国人。”

　　作者指出：“‘香港核心价值’其实右得可以，反动透顶，但是经过‘政治化妆师’粉饰一番之后，竟然以激进，至少是进步的面目出现。只是任何接触过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明白，任何不以反帝、反殖为起点的所谓激进分子，其实与右翼的法西斯主义者无异。香港的激进‘民主派’，是形左实右的民粹法西斯主义者，所以反对派近来明目张胆的公然与地产霸权合流，联合一致炮打北京共产党政权，即市面流行说的‘地产党’斗共产党，是丝毫不奇怪的事情，他们不合流才奇怪。” 文章内容如下：

　　国民教育与价值观

　　最近香港就推行国民教育问题闹得热烘烘的，当中不无立法会选举的工程操作，但这个议题之能发酵，已经足够反映背后的深层次矛盾。

要知道这个课程全名为“德育及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属于“个人与国家”部分，只占课程的五分之一，而触及现代史的部分，充其量只占课程2%，于12年的整个课程中，还不到10节。这样的课程设计，怎样说也达不到国民教育的基本要求，说抗议，按道理应该是爱国爱港人士提出。但是当这课程指引最初提出谘询时，还遭遇由反对派主导的教协系统大力反对，认为这是“洗脑”教育。弱势的特区政府随即把这已经淡而无味的指引再大事阉割，把所有的反对意见都采纳了，成了一个虽说是必修，但没有教科书，没有考试，由各教师按空泛的课程指引自由发挥的奇怪学科；并且于推出时，提出三年的“开展期”，让学校选择何时开始，慢慢适应，还特别给每间学校发53万没有具体规定如何使用的资助，大派糖果之后，市面的声音一时全部消失，国民教育顺利推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都是于上届政府完结之前发生，按道理要攻击的，应该是上届政府。但是在反对派不支持的梁振英上任之后，加上立法会选举，有些人便借同样是为上届政府资助，并于梁振英当选之前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国模式”的教师参考材料，从反对这本书一下子上升到反对国民教育。特区政府于开始时还责难一下这本册子，但很快便知道这是项庄舞剑，转而拿出事实和道理，正面支持国民教育。反对派于明知没有道理的情况下，矛头一转，议题便成了要求重新谘询，最后取消“洗脑”国民教育课程，并乘机销售红色恐怖，组织家长带同小孩上街，还号召罢课、罢教。这闹剧在成文时还在进行中。

　　撇开了反对派的选举工程和政治口号，这基本上就是一场价值观的战役，一方是所谓“香港核心价值”，另一方是统称的“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所谓“香港核心价值”，是反对派声称的“普世价值”一个子集。用另外一种描述，这是“两制”向“一国”叫板，背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较劲；或者是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反扑。这较量不会在一两个战役便定出高下，因而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两岸四地不时冒现出来，绝对不可掉以轻心，不能一笑置之。

　香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所谓“香港核心价值”，跟“香港良心”一样，彻头彻尾就是抗拒“两制”下的香港，受到“一国”的同化。这种同化的过程，对反对派和他们背后的外国势力来说，就是“洗脑”。他们坚决要站在“香港核心价值”这一方，要与“普世价值”完全接轨，香港拒绝做“另外一个中国城市”，他们决不做中国人。有堂堂中文大学的高级讲师，竟然激动到公开撰文宣布要“誓死保卫”香港的核心价值；使我们仿佛回到“文革”时代，而“学民思潮”那些小孩子，纠众到处要亲建制派的每一个候选人表态，人人过关，整个做法，跟红卫兵一点分别都没有，只欠一本小红书而已。

　　而反对派要“誓死保卫”的香港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内涵，谁也说不清楚，其实是各取所需，反正反对派说什么是“香港核心价值”，它就是了。说白了，所谓“香港核心价值”是反对派自己构建的道德高地，是用来打人家的。

　　我的一位网友“虾饺”说得好：“香港的所谓核心价值，是移植盎格鲁人的价值观，就是将世界民族分不同等级。最高的当然是盎格鲁人，之后是西欧的白人，东欧白人，日本人等不断向外扩散。最低等级的可能是安哥拉的黑人朋友。港人要维护那盎格鲁核心价值，就是要维持他们高于其他黄皮肤人种的地位。看一下港人在香港对盎格鲁人、欧洲人、大陆人、南亚人的态度，非常切合他的分析。一天曾被殖民，一生不改其品，永远都奉昔日主子为上。这是港人的悲哀，国人的悲哀，甚至是人类的悲哀。”

　　在当前香港的政治气氛，这样的言论当然会被目为“一左二窄”，但观乎YouTube中一个香港妇人对一个她认为是内地人大骂，当对方告诉这位港人她不是大陆人，是新加坡人时，港人连番道歉，“虾饺”的结论还是接近事实的。

　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被他们自捧为“普世价值”，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过去两千年中的一千八百年，我们中国人也都认为我们是“上国衣冠”，代表着高人一等的“普世价值”，可以“垂范四夷”。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柏林围墙崩塌，苏东变天，中国也于政治风波之后忙着韬光养晦时，美国人曾经自我膨胀到认为已经达到“历史的终结”。今天还吃着当年的政治老本的香港反对派除了死捧“普世价值”之外，实在已经再没有其他的道德依据了。只是自2008年美国国势明显衰落，于逆境中已经顾不了仪态，美国向外推销的“普世价值”，其双重标准的伪善性已经表露无遗，所以反对派最近也少谈“普世价值”，只好从仓底里找出上次推出时被批得体无完肤的“香港核心价值”出来凑合。

　　如上分析，“香港核心价值”其实右得可以，反动透顶，但是经过“政治化妆师”粉饰一番之后，竟然以激进，至少是进步的面目出现。只是任何接触过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明白，任何不以反帝、反殖为起点的所谓激进分子，其实与右翼的法西斯主义者无异。香港的激进“民主派”，是形左实右的民粹法西斯主义者，所以反对派近来明目张胆的公然与地产霸权合流，联合一致炮打北京共产党政权，即市面流行说的“地产党”斗共产党，是丝毫不奇怪的事情，他们不合流才奇怪。

　　中国模式任重道远

　　再说“中国模式”，这个议题我一早就在本刊谈过许多次，这里不再重复。我们不妨从西方的“普世价值”开始作检视。美国价值源自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而盎格鲁—撒克逊价值，是西方希腊—犹太文化的一条支流，人家有他们的历史传承，一步一步累积，才发展到今天的状态。这就是社会科学经常用到“路由依赖”（path dependency）的概念。

　　就以我们中国人今天起码在口头上十分崇尚的“法治”为例。西方几千年的传统，法律的最终源头是上帝，几千年的斗争，反覆折腾，树立了法律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和“恶法亦法”的传统和习惯。当年戈尔得票明显高于布殊，但当大法官判布殊当选之后，民主党连屁也没放，就乖乖的承认这个结果，不再对抗。但是我们的历史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反应。对中国人来说，“法律不外人情”，并非至高无上，至少是情、理、法并列，因此中国跟本不可能有西方那种法治社会。即以自以为西化得可以的香港人，特别是崇洋而沾沾自喜的反对派，他们从心底里就是不自觉的反法治。

　同样是选举，不管你怎样看，梁振英是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依法当选的；但是支持唐英年的一方，至今仍然不服气，还在搞破坏。不光是这样，长期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泰国，便是明显的例子，不管谁当选，对手都不承认，都要继续捣蛋。这样的文化环境，强要搞西方的选举民主怎会成功？这就是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苏东波、阿依战争、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等，不论用文用武，始终都不能成功复制西方民主的最基本原因。

　　所以，我对香港最终成功的，可持续的、和谐的落实普选，越来越悲观。对于把西方的什么“普世价值”硬裁剪为“香港核心价值”十分抗拒。我国自晚清以来，经历过屡次的惨痛挫败，曾经十分自觉地抛弃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承。而自“五四”运动以来，更持续的一波接一波彻底系统性地摧毁传统文化，尝试进行全盘西化。我们这一百多年疯狂的自残并没有成功，除了道德和心灵的彻底空虚之外，我们并没有成功的全面移植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崇洋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这是我们民族性冥顽不灵，需要继续改造。

　　但是今天西方文化已经明显走进了死胡同，就好像集体投河的老鼠一样，这一点除了迷信的自由主义者之外，已经是路人皆见的事实，试问我们明知死路一条，是否还要跟着走下去？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靠自己来摸索，这一尝试，你叫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中国经验”都好，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躲不了的。这前无古人的摸索不容易，但却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全人类文明的前途，正正因为任重道远，中国人更需要有危机感，更需要凝聚起来面对艰巨的挑战。国民教育要坚决进行到底，这样我们才有接班人。

　　（本文作者刘乃强是《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





http://www.zhgpl.com/doc/1022/2/ ... mp;mdate=0914002028刘乃强：香港核心价值是奉昔日主子为上？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09-14   


  
“中国模式”任重道远
　　中评社香港9月14日电／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在《中国评论》月刊9月号发表专文《“普世价值”对决“中国模式”》，作者认为“所谓‘香港核心价值’，跟‘香港良心’一样，彻头彻尾就是抗拒‘两制’下的香港，受到‘一国’的同化。这种同化的过程，对反对派和他们背后的外国势力来说，就是‘洗脑’。他们坚决要站在‘香港核心价值’这一方，要与‘普世价值’完全接轨，香港拒绝做‘另外一个中国城市’，他们决不做中国人。”

　　作者指出：“‘香港核心价值’其实右得可以，反动透顶，但是经过‘政治化妆师’粉饰一番之后，竟然以激进，至少是进步的面目出现。只是任何接触过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明白，任何不以反帝、反殖为起点的所谓激进分子，其实与右翼的法西斯主义者无异。香港的激进‘民主派’，是形左实右的民粹法西斯主义者，所以反对派近来明目张胆的公然与地产霸权合流，联合一致炮打北京共产党政权，即市面流行说的‘地产党’斗共产党，是丝毫不奇怪的事情，他们不合流才奇怪。” 文章内容如下：

　　国民教育与价值观

　　最近香港就推行国民教育问题闹得热烘烘的，当中不无立法会选举的工程操作，但这个议题之能发酵，已经足够反映背后的深层次矛盾。

要知道这个课程全名为“德育及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属于“个人与国家”部分，只占课程的五分之一，而触及现代史的部分，充其量只占课程2%，于12年的整个课程中，还不到10节。这样的课程设计，怎样说也达不到国民教育的基本要求，说抗议，按道理应该是爱国爱港人士提出。但是当这课程指引最初提出谘询时，还遭遇由反对派主导的教协系统大力反对，认为这是“洗脑”教育。弱势的特区政府随即把这已经淡而无味的指引再大事阉割，把所有的反对意见都采纳了，成了一个虽说是必修，但没有教科书，没有考试，由各教师按空泛的课程指引自由发挥的奇怪学科；并且于推出时，提出三年的“开展期”，让学校选择何时开始，慢慢适应，还特别给每间学校发53万没有具体规定如何使用的资助，大派糖果之后，市面的声音一时全部消失，国民教育顺利推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都是于上届政府完结之前发生，按道理要攻击的，应该是上届政府。但是在反对派不支持的梁振英上任之后，加上立法会选举，有些人便借同样是为上届政府资助，并于梁振英当选之前出版的一本有关“中国模式”的教师参考材料，从反对这本书一下子上升到反对国民教育。特区政府于开始时还责难一下这本册子，但很快便知道这是项庄舞剑，转而拿出事实和道理，正面支持国民教育。反对派于明知没有道理的情况下，矛头一转，议题便成了要求重新谘询，最后取消“洗脑”国民教育课程，并乘机销售红色恐怖，组织家长带同小孩上街，还号召罢课、罢教。这闹剧在成文时还在进行中。

　　撇开了反对派的选举工程和政治口号，这基本上就是一场价值观的战役，一方是所谓“香港核心价值”，另一方是统称的“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所谓“香港核心价值”，是反对派声称的“普世价值”一个子集。用另外一种描述，这是“两制”向“一国”叫板，背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较劲；或者是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反扑。这较量不会在一两个战役便定出高下，因而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两岸四地不时冒现出来，绝对不可掉以轻心，不能一笑置之。

　香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所谓“香港核心价值”，跟“香港良心”一样，彻头彻尾就是抗拒“两制”下的香港，受到“一国”的同化。这种同化的过程，对反对派和他们背后的外国势力来说，就是“洗脑”。他们坚决要站在“香港核心价值”这一方，要与“普世价值”完全接轨，香港拒绝做“另外一个中国城市”，他们决不做中国人。有堂堂中文大学的高级讲师，竟然激动到公开撰文宣布要“誓死保卫”香港的核心价值；使我们仿佛回到“文革”时代，而“学民思潮”那些小孩子，纠众到处要亲建制派的每一个候选人表态，人人过关，整个做法，跟红卫兵一点分别都没有，只欠一本小红书而已。

　　而反对派要“誓死保卫”的香港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内涵，谁也说不清楚，其实是各取所需，反正反对派说什么是“香港核心价值”，它就是了。说白了，所谓“香港核心价值”是反对派自己构建的道德高地，是用来打人家的。

　　我的一位网友“虾饺”说得好：“香港的所谓核心价值，是移植盎格鲁人的价值观，就是将世界民族分不同等级。最高的当然是盎格鲁人，之后是西欧的白人，东欧白人，日本人等不断向外扩散。最低等级的可能是安哥拉的黑人朋友。港人要维护那盎格鲁核心价值，就是要维持他们高于其他黄皮肤人种的地位。看一下港人在香港对盎格鲁人、欧洲人、大陆人、南亚人的态度，非常切合他的分析。一天曾被殖民，一生不改其品，永远都奉昔日主子为上。这是港人的悲哀，国人的悲哀，甚至是人类的悲哀。”

　　在当前香港的政治气氛，这样的言论当然会被目为“一左二窄”，但观乎YouTube中一个香港妇人对一个她认为是内地人大骂，当对方告诉这位港人她不是大陆人，是新加坡人时，港人连番道歉，“虾饺”的结论还是接近事实的。

　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被他们自捧为“普世价值”，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过去两千年中的一千八百年，我们中国人也都认为我们是“上国衣冠”，代表着高人一等的“普世价值”，可以“垂范四夷”。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柏林围墙崩塌，苏东变天，中国也于政治风波之后忙着韬光养晦时，美国人曾经自我膨胀到认为已经达到“历史的终结”。今天还吃着当年的政治老本的香港反对派除了死捧“普世价值”之外，实在已经再没有其他的道德依据了。只是自2008年美国国势明显衰落，于逆境中已经顾不了仪态，美国向外推销的“普世价值”，其双重标准的伪善性已经表露无遗，所以反对派最近也少谈“普世价值”，只好从仓底里找出上次推出时被批得体无完肤的“香港核心价值”出来凑合。

　　如上分析，“香港核心价值”其实右得可以，反动透顶，但是经过“政治化妆师”粉饰一番之后，竟然以激进，至少是进步的面目出现。只是任何接触过一点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明白，任何不以反帝、反殖为起点的所谓激进分子，其实与右翼的法西斯主义者无异。香港的激进“民主派”，是形左实右的民粹法西斯主义者，所以反对派近来明目张胆的公然与地产霸权合流，联合一致炮打北京共产党政权，即市面流行说的“地产党”斗共产党，是丝毫不奇怪的事情，他们不合流才奇怪。

　　中国模式任重道远

　　再说“中国模式”，这个议题我一早就在本刊谈过许多次，这里不再重复。我们不妨从西方的“普世价值”开始作检视。美国价值源自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而盎格鲁—撒克逊价值，是西方希腊—犹太文化的一条支流，人家有他们的历史传承，一步一步累积，才发展到今天的状态。这就是社会科学经常用到“路由依赖”（path dependency）的概念。

　　就以我们中国人今天起码在口头上十分崇尚的“法治”为例。西方几千年的传统，法律的最终源头是上帝，几千年的斗争，反覆折腾，树立了法律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和“恶法亦法”的传统和习惯。当年戈尔得票明显高于布殊，但当大法官判布殊当选之后，民主党连屁也没放，就乖乖的承认这个结果，不再对抗。但是我们的历史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反应。对中国人来说，“法律不外人情”，并非至高无上，至少是情、理、法并列，因此中国跟本不可能有西方那种法治社会。即以自以为西化得可以的香港人，特别是崇洋而沾沾自喜的反对派，他们从心底里就是不自觉的反法治。

　同样是选举，不管你怎样看，梁振英是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依法当选的；但是支持唐英年的一方，至今仍然不服气，还在搞破坏。不光是这样，长期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泰国，便是明显的例子，不管谁当选，对手都不承认，都要继续捣蛋。这样的文化环境，强要搞西方的选举民主怎会成功？这就是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苏东波、阿依战争、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等，不论用文用武，始终都不能成功复制西方民主的最基本原因。

　　所以，我对香港最终成功的，可持续的、和谐的落实普选，越来越悲观。对于把西方的什么“普世价值”硬裁剪为“香港核心价值”十分抗拒。我国自晚清以来，经历过屡次的惨痛挫败，曾经十分自觉地抛弃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承。而自“五四”运动以来，更持续的一波接一波彻底系统性地摧毁传统文化，尝试进行全盘西化。我们这一百多年疯狂的自残并没有成功，除了道德和心灵的彻底空虚之外，我们并没有成功的全面移植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崇洋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这是我们民族性冥顽不灵，需要继续改造。

　　但是今天西方文化已经明显走进了死胡同，就好像集体投河的老鼠一样，这一点除了迷信的自由主义者之外，已经是路人皆见的事实，试问我们明知死路一条，是否还要跟着走下去？不然的话，我们就只能靠自己来摸索，这一尝试，你叫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中国经验”都好，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躲不了的。这前无古人的摸索不容易，但却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全人类文明的前途，正正因为任重道远，中国人更需要有危机感，更需要凝聚起来面对艰巨的挑战。国民教育要坚决进行到底，这样我们才有接班人。

　　（本文作者刘乃强是《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





http://www.zhgpl.com/doc/1022/2/ ... mp;mdate=091400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