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转帖] 养老问责：养老还是养“老龄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4 14:29:30
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今后无论中国国力如何强大，政府责任如何强化，养老服务如何发达，居家养老仍是养老的第一选择。特别是家庭提供的生活护理、亲情关爱、精神慰藉是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也是中国国情和文化基础决定的。发表这些高见的人，是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
对此，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认为，这里既然提出了“养老责任”与“第一选择”问题，或者说是“主次责任”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按照这样的语音范式，提出一个“养老”与“养老龄委”的“主次责任”选择问题。如果说“居家养老仍是养老的第一选择”，那么同样要警惕“老龄委”对百姓大众“居家养老”期待过高，要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老百姓为何要“养老龄委”？而“养老龄委”一旦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时，老百姓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
我们不妨先浏览一下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老龄办:居家养老仍是中国养老第一选择 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
据新京报2012年08月25日报道，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昨天表示，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昨天，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和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举行了主题为“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的社会政策国际论坛。
吴玉韶在致辞时表示，应对老龄化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当前既要强调政府在建立制度、完善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放大。吴玉韶称，中国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我国老龄人口总量世界第一，老龄化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应对老龄化的特殊性也是独一无二的。他表示，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靠应急，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必须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比多增加多少养老投资，多建养老机构更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失独家庭问题应该有怎样制度安排？吴玉韶表示，这跟计划生育政策联系太紧，要问计生委。老龄委关注的是整个老龄群体的。
【2】居家养老：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的“第一责任人”是老百姓吗？
我们接着来说，老百姓为何要“养老龄委”？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的身份，应是一位官方或办官方的官员，同时也是一位中国老龄科学研究的权威学者。能够在“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社会政策国际论坛上致辞，则更说明该学者有一定的社会舆论话语权。假若全国老龄委不属于纳税人养活的官方或办官方机构，这位办公室副主任也不享有公务员或官员的福利待遇。那么，作为“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中国社会百姓一员，能够发表“警惕政府责任放大”的学术研究见解，则毫无疑问会让人肃然起敬。
然而，鉴于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现实，我们一般是不敢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有过高的期待。因此，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权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养老问题参与一下探讨，误解之处尚望有关机构人士和社会大众见谅。当然，这个前提假设便是，这位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属于享受公务员或官员福利待遇的“老龄科学研究”学者。其“警惕政府责任放大”论，实际上是在给政府部门推卸责任提供“科学研究”的借口。
在此假设前提下，全国老龄委本身就是靠纳税人养活的社会公共机构，其财务运行成本机制与政府机构并无本质差异。如此一来，老百姓自己“居家养老”的财力，便与“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形成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具体来讲，老百姓“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越轻，自己“居家养老”的财力就越强。而“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越重，则自己“居家养老”的财力就越弱。那么，作为这种经济利益彼此直接对立的一方，自己拿出的“老龄科学研究”结论，对另一方会“公平公正”吗？同时，在老百姓已经承担着“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情况下，让他们自己再承担“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第一选择”责任，这不是强民生之所难吗？
再说，老百姓为何要“养老龄委”？为何必须先承担这份支出负担呢？难道就是为了给自己搞“警惕政府责任放大”的“老龄科学研究”结论吗？
显然，“居家养老”和“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第一选择”责任，还必然涉及“失独家庭”问题。但是，“这跟计划生育政策联系太紧，要问计生委”，“老龄委关注的是整个老龄群体的”。那么，“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靠应急，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堂堂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提出的这个学术观点，该由谁来“超前设计”和“战略应对”呢？谁又是这个“总体规划”的“第一责任人”呢？当此“超前设计”的“战略应对”滞后之际，又让老百姓如何先行承担“居家养老”的“第一选择”责任呢？一句这是由“中国国情和文化基础决定的”，便可以交待过去了吗？
还是要追问一句话，自己“居家养老”的老百姓，为何还要“养老龄委”？
【3】究竟是谁“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
学者专家给老百姓上“养老课”，告诫百姓论“中国国力如何强大，政府责任如何强化，养老服务如何发达，居家养老仍是养老的第一选择。”同时，“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但现在的问题是，自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改制以来，所谓的“铁饭碗”、“铁工资”及“铁福利”等“旧体制”早已被彻底打破。在此产权转移变化过程中，先富起来的少数私人资本富豪和“买办”资本富豪阶层，自然是可以“居家养老”几代而衣食无忧。而从过去的“国家干部”和“人民公仆”，到现在“公务员”和“官员”的国际惯例接轨，其“铁饭碗”、“铁工资”及“铁福利”等等新旧权益，却是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一样快速崛起。最后剩下的，就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劳工阶层。所谓“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及“养老难”等诸多民生之难，也便主要集中于这个承担“改革发展成本”的阶层。
专家所言的“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无疑也是主要指这个已经被“社会养老保障统筹”的大众阶层。在所谓“铁饭碗”时代，既然一切都是“铁”，当然也就不存在“福利过度”问题。而在“社会养老”与“居家养老”新时代，“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新问题就应运而生。但既然是现代法治社会人人平等，包括“公务员”在内的社会公民，也便都应“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先富起来的少数“富民”，本身已经先行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而且是否“福利过度”也应属于其私人财产权不容侵犯。那么，在最广大的劳工阶层已经“福利缺失”和“福利滞后”的情况下，是否该首先关注“公务员”和“官员”的“福利过度”呢？
而事实上，百姓大众的“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及“养老难”等诸多民生之难，恰恰是与“公务员”和“官员”的“福利冲动”与“福利过度”直接相关。“养政府”和“养老龄委”，也同样是减轻百姓“居家养老”负担的题中之义。在此方面，专家学者是否有些“选择性失明”？
再看“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社会政策国际论坛，“老龄时代”的确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但谈论应对“老龄时代”的“国际惯例”接轨也好，“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也好，“警惕政府责任泛化”也罢，除了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和文化基础”，更应区分清楚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本质差别。我们绝不能对西方的“社会保障”模式采取“拿来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的政府与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同。这个根本的不同，便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法定名称之前均冠有“人民”的大号。对于这个基本国情，希望包括“中国老龄科学研究”在内的专家学者，不要有“福利冲动”和“福利过度”的糊涂。所谓“祸兮福兮”，这里面确有中国文化的传统古训！
http://bbs.chinanews.com/thread-3277289-1-1.html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今后无论中国国力如何强大，政府责任如何强化，养老服务如何发达，居家养老仍是养老的第一选择。特别是家庭提供的生活护理、亲情关爱、精神慰藉是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也是中国国情和文化基础决定的。发表这些高见的人，是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
对此，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认为，这里既然提出了“养老责任”与“第一选择”问题，或者说是“主次责任”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按照这样的语音范式，提出一个“养老”与“养老龄委”的“主次责任”选择问题。如果说“居家养老仍是养老的第一选择”，那么同样要警惕“老龄委”对百姓大众“居家养老”期待过高，要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老百姓为何要“养老龄委”？而“养老龄委”一旦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时，老百姓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
我们不妨先浏览一下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老龄办:居家养老仍是中国养老第一选择 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
据新京报2012年08月25日报道，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昨天表示，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昨天，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和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举行了主题为“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的社会政策国际论坛。
吴玉韶在致辞时表示，应对老龄化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当前既要强调政府在建立制度、完善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放大。吴玉韶称，中国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我国老龄人口总量世界第一，老龄化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应对老龄化的特殊性也是独一无二的。他表示，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靠应急，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必须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比多增加多少养老投资，多建养老机构更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失独家庭问题应该有怎样制度安排？吴玉韶表示，这跟计划生育政策联系太紧，要问计生委。老龄委关注的是整个老龄群体的。
【2】居家养老：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的“第一责任人”是老百姓吗？
我们接着来说，老百姓为何要“养老龄委”？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的身份，应是一位官方或办官方的官员，同时也是一位中国老龄科学研究的权威学者。能够在“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社会政策国际论坛上致辞，则更说明该学者有一定的社会舆论话语权。假若全国老龄委不属于纳税人养活的官方或办官方机构，这位办公室副主任也不享有公务员或官员的福利待遇。那么，作为“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中国社会百姓一员，能够发表“警惕政府责任放大”的学术研究见解，则毫无疑问会让人肃然起敬。
然而，鉴于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现实，我们一般是不敢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有过高的期待。因此，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权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养老问题参与一下探讨，误解之处尚望有关机构人士和社会大众见谅。当然，这个前提假设便是，这位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属于享受公务员或官员福利待遇的“老龄科学研究”学者。其“警惕政府责任放大”论，实际上是在给政府部门推卸责任提供“科学研究”的借口。
在此假设前提下，全国老龄委本身就是靠纳税人养活的社会公共机构，其财务运行成本机制与政府机构并无本质差异。如此一来，老百姓自己“居家养老”的财力，便与“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形成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具体来讲，老百姓“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越轻，自己“居家养老”的财力就越强。而“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越重，则自己“居家养老”的财力就越弱。那么，作为这种经济利益彼此直接对立的一方，自己拿出的“老龄科学研究”结论，对另一方会“公平公正”吗？同时，在老百姓已经承担着“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情况下，让他们自己再承担“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第一选择”责任，这不是强民生之所难吗？
再说，老百姓为何要“养老龄委”？为何必须先承担这份支出负担呢？难道就是为了给自己搞“警惕政府责任放大”的“老龄科学研究”结论吗？
显然，“居家养老”和“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第一选择”责任，还必然涉及“失独家庭”问题。但是，“这跟计划生育政策联系太紧，要问计生委”，“老龄委关注的是整个老龄群体的”。那么，“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靠应急，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堂堂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提出的这个学术观点，该由谁来“超前设计”和“战略应对”呢？谁又是这个“总体规划”的“第一责任人”呢？当此“超前设计”的“战略应对”滞后之际，又让老百姓如何先行承担“居家养老”的“第一选择”责任呢？一句这是由“中国国情和文化基础决定的”，便可以交待过去了吗？
还是要追问一句话，自己“居家养老”的老百姓，为何还要“养老龄委”？
【3】究竟是谁“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
学者专家给老百姓上“养老课”，告诫百姓论“中国国力如何强大，政府责任如何强化，养老服务如何发达，居家养老仍是养老的第一选择。”同时，“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但现在的问题是，自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改制以来，所谓的“铁饭碗”、“铁工资”及“铁福利”等“旧体制”早已被彻底打破。在此产权转移变化过程中，先富起来的少数私人资本富豪和“买办”资本富豪阶层，自然是可以“居家养老”几代而衣食无忧。而从过去的“国家干部”和“人民公仆”，到现在“公务员”和“官员”的国际惯例接轨，其“铁饭碗”、“铁工资”及“铁福利”等等新旧权益，却是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一样快速崛起。最后剩下的，就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劳工阶层。所谓“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及“养老难”等诸多民生之难，也便主要集中于这个承担“改革发展成本”的阶层。
专家所言的“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无疑也是主要指这个已经被“社会养老保障统筹”的大众阶层。在所谓“铁饭碗”时代，既然一切都是“铁”，当然也就不存在“福利过度”问题。而在“社会养老”与“居家养老”新时代，“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新问题就应运而生。但既然是现代法治社会人人平等，包括“公务员”在内的社会公民，也便都应“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先富起来的少数“富民”，本身已经先行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而且是否“福利过度”也应属于其私人财产权不容侵犯。那么，在最广大的劳工阶层已经“福利缺失”和“福利滞后”的情况下，是否该首先关注“公务员”和“官员”的“福利过度”呢？
而事实上，百姓大众的“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及“养老难”等诸多民生之难，恰恰是与“公务员”和“官员”的“福利冲动”与“福利过度”直接相关。“养政府”和“养老龄委”，也同样是减轻百姓“居家养老”负担的题中之义。在此方面，专家学者是否有些“选择性失明”？
再看“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社会政策国际论坛，“老龄时代”的确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但谈论应对“老龄时代”的“国际惯例”接轨也好，“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也好，“警惕政府责任泛化”也罢，除了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和文化基础”，更应区分清楚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本质差别。我们绝不能对西方的“社会保障”模式采取“拿来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的政府与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同。这个根本的不同，便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法定名称之前均冠有“人民”的大号。对于这个基本国情，希望包括“中国老龄科学研究”在内的专家学者，不要有“福利冲动”和“福利过度”的糊涂。所谓“祸兮福兮”，这里面确有中国文化的传统古训！
http://bbs.chinanews.com/thread-3277289-1-1.html
对此，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认为，这里既然提出了“养老责任”与“第一选择”问题，或者说是“主次责任”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按照这样的语音范式，提出一个“养老”与“养老龄委”的“主次责任”选择问题。如果说“居家养老仍是养老的第一选择”，那么同样要警惕“老龄委”对百姓大众“居家养老”期待过高，要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老百姓为何要“养老龄委”？而“养老龄委”一旦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时，老百姓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
我们不妨先浏览一下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老龄办:居家养老仍是中国养老第一选择 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
据新京报2012年08月25日报道，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昨天表示，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昨天，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和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举行了主题为“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的社会政策国际论坛。
吴玉韶在致辞时表示，应对老龄化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当前既要强调政府在建立制度、完善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放大。吴玉韶称，中国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我国老龄人口总量世界第一，老龄化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应对老龄化的特殊性也是独一无二的。他表示，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靠应急，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必须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比多增加多少养老投资，多建养老机构更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失独家庭问题应该有怎样制度安排？吴玉韶表示，这跟计划生育政策联系太紧，要问计生委。老龄委关注的是整个老龄群体的。
【2】居家养老：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的“第一责任人”是老百姓吗？
我们接着来说，老百姓为何要“养老龄委”？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的身份，应是一位官方或办官方的官员，同时也是一位中国老龄科学研究的权威学者。能够在“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社会政策国际论坛上致辞，则更说明该学者有一定的社会舆论话语权。假若全国老龄委不属于纳税人养活的官方或办官方机构，这位办公室副主任也不享有公务员或官员的福利待遇。那么，作为“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中国社会百姓一员，能够发表“警惕政府责任放大”的学术研究见解，则毫无疑问会让人肃然起敬。
然而，鉴于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现实，我们一般是不敢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有过高的期待。因此，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权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养老问题参与一下探讨，误解之处尚望有关机构人士和社会大众见谅。当然，这个前提假设便是，这位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属于享受公务员或官员福利待遇的“老龄科学研究”学者。其“警惕政府责任放大”论，实际上是在给政府部门推卸责任提供“科学研究”的借口。
在此假设前提下，全国老龄委本身就是靠纳税人养活的社会公共机构，其财务运行成本机制与政府机构并无本质差异。如此一来，老百姓自己“居家养老”的财力，便与“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形成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具体来讲，老百姓“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越轻，自己“居家养老”的财力就越强。而“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越重，则自己“居家养老”的财力就越弱。那么，作为这种经济利益彼此直接对立的一方，自己拿出的“老龄科学研究”结论，对另一方会“公平公正”吗？同时，在老百姓已经承担着“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情况下，让他们自己再承担“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第一选择”责任，这不是强民生之所难吗？
再说，老百姓为何要“养老龄委”？为何必须先承担这份支出负担呢？难道就是为了给自己搞“警惕政府责任放大”的“老龄科学研究”结论吗？
显然，“居家养老”和“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第一选择”责任，还必然涉及“失独家庭”问题。但是，“这跟计划生育政策联系太紧，要问计生委”，“老龄委关注的是整个老龄群体的”。那么，“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靠应急，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堂堂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提出的这个学术观点，该由谁来“超前设计”和“战略应对”呢？谁又是这个“总体规划”的“第一责任人”呢？当此“超前设计”的“战略应对”滞后之际，又让老百姓如何先行承担“居家养老”的“第一选择”责任呢？一句这是由“中国国情和文化基础决定的”，便可以交待过去了吗？
还是要追问一句话，自己“居家养老”的老百姓，为何还要“养老龄委”？
【3】究竟是谁“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
学者专家给老百姓上“养老课”，告诫百姓论“中国国力如何强大，政府责任如何强化，养老服务如何发达，居家养老仍是养老的第一选择。”同时，“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但现在的问题是，自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改制以来，所谓的“铁饭碗”、“铁工资”及“铁福利”等“旧体制”早已被彻底打破。在此产权转移变化过程中，先富起来的少数私人资本富豪和“买办”资本富豪阶层，自然是可以“居家养老”几代而衣食无忧。而从过去的“国家干部”和“人民公仆”，到现在“公务员”和“官员”的国际惯例接轨，其“铁饭碗”、“铁工资”及“铁福利”等等新旧权益，却是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一样快速崛起。最后剩下的，就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劳工阶层。所谓“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及“养老难”等诸多民生之难，也便主要集中于这个承担“改革发展成本”的阶层。
专家所言的“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无疑也是主要指这个已经被“社会养老保障统筹”的大众阶层。在所谓“铁饭碗”时代，既然一切都是“铁”，当然也就不存在“福利过度”问题。而在“社会养老”与“居家养老”新时代，“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新问题就应运而生。但既然是现代法治社会人人平等，包括“公务员”在内的社会公民，也便都应“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先富起来的少数“富民”，本身已经先行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而且是否“福利过度”也应属于其私人财产权不容侵犯。那么，在最广大的劳工阶层已经“福利缺失”和“福利滞后”的情况下，是否该首先关注“公务员”和“官员”的“福利过度”呢？
而事实上，百姓大众的“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及“养老难”等诸多民生之难，恰恰是与“公务员”和“官员”的“福利冲动”与“福利过度”直接相关。“养政府”和“养老龄委”，也同样是减轻百姓“居家养老”负担的题中之义。在此方面，专家学者是否有些“选择性失明”？
再看“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社会政策国际论坛，“老龄时代”的确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但谈论应对“老龄时代”的“国际惯例”接轨也好，“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也好，“警惕政府责任泛化”也罢，除了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和文化基础”，更应区分清楚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本质差别。我们绝不能对西方的“社会保障”模式采取“拿来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的政府与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同。这个根本的不同，便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法定名称之前均冠有“人民”的大号。对于这个基本国情，希望包括“中国老龄科学研究”在内的专家学者，不要有“福利冲动”和“福利过度”的糊涂。所谓“祸兮福兮”，这里面确有中国文化的传统古训！
http://bbs.chinanews.com/thread-3277289-1-1.html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今后无论中国国力如何强大，政府责任如何强化，养老服务如何发达，居家养老仍是养老的第一选择。特别是家庭提供的生活护理、亲情关爱、精神慰藉是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也是中国国情和文化基础决定的。发表这些高见的人，是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
对此，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认为，这里既然提出了“养老责任”与“第一选择”问题，或者说是“主次责任”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按照这样的语音范式，提出一个“养老”与“养老龄委”的“主次责任”选择问题。如果说“居家养老仍是养老的第一选择”，那么同样要警惕“老龄委”对百姓大众“居家养老”期待过高，要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老百姓为何要“养老龄委”？而“养老龄委”一旦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时，老百姓该怎么办？又能怎么办？
我们不妨先浏览一下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1】老龄办:居家养老仍是中国养老第一选择 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
据新京报2012年08月25日报道，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昨天表示，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昨天，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和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举行了主题为“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的社会政策国际论坛。
吴玉韶在致辞时表示，应对老龄化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当前既要强调政府在建立制度、完善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放大。吴玉韶称，中国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我国老龄人口总量世界第一，老龄化发展速度世界第一，应对老龄化的特殊性也是独一无二的。他表示，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靠应急，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必须积极调整社会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比多增加多少养老投资，多建养老机构更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失独家庭问题应该有怎样制度安排？吴玉韶表示，这跟计划生育政策联系太紧，要问计生委。老龄委关注的是整个老龄群体的。
【2】居家养老：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的“第一责任人”是老百姓吗？
我们接着来说，老百姓为何要“养老龄委”？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的信息，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的身份，应是一位官方或办官方的官员，同时也是一位中国老龄科学研究的权威学者。能够在“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社会政策国际论坛上致辞，则更说明该学者有一定的社会舆论话语权。假若全国老龄委不属于纳税人养活的官方或办官方机构，这位办公室副主任也不享有公务员或官员的福利待遇。那么，作为“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中国社会百姓一员，能够发表“警惕政府责任放大”的学术研究见解，则毫无疑问会让人肃然起敬。
然而，鉴于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现实，我们一般是不敢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有过高的期待。因此，大道国学者夏商先生权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养老问题参与一下探讨，误解之处尚望有关机构人士和社会大众见谅。当然，这个前提假设便是，这位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是属于享受公务员或官员福利待遇的“老龄科学研究”学者。其“警惕政府责任放大”论，实际上是在给政府部门推卸责任提供“科学研究”的借口。
在此假设前提下，全国老龄委本身就是靠纳税人养活的社会公共机构，其财务运行成本机制与政府机构并无本质差异。如此一来，老百姓自己“居家养老”的财力，便与“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形成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具体来讲，老百姓“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越轻，自己“居家养老”的财力就越强。而“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越重，则自己“居家养老”的财力就越弱。那么，作为这种经济利益彼此直接对立的一方，自己拿出的“老龄科学研究”结论，对另一方会“公平公正”吗？同时，在老百姓已经承担着“养活老龄委”的支出负担情况下，让他们自己再承担“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第一选择”责任，这不是强民生之所难吗？
再说，老百姓为何要“养老龄委”？为何必须先承担这份支出负担呢？难道就是为了给自己搞“警惕政府责任放大”的“老龄科学研究”结论吗？
显然，“居家养老”和“强化家庭养老功能”的“第一选择”责任，还必然涉及“失独家庭”问题。但是，“这跟计划生育政策联系太紧，要问计生委”，“老龄委关注的是整个老龄群体的”。那么，“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靠应急，不能靠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总体规划，超前设计，战略应对。”堂堂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提出的这个学术观点，该由谁来“超前设计”和“战略应对”呢？谁又是这个“总体规划”的“第一责任人”呢？当此“超前设计”的“战略应对”滞后之际，又让老百姓如何先行承担“居家养老”的“第一选择”责任呢？一句这是由“中国国情和文化基础决定的”，便可以交待过去了吗？
还是要追问一句话，自己“居家养老”的老百姓，为何还要“养老龄委”？
【3】究竟是谁“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
学者专家给老百姓上“养老课”，告诫百姓论“中国国力如何强大，政府责任如何强化，养老服务如何发达，居家养老仍是养老的第一选择。”同时，“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但现在的问题是，自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改制以来，所谓的“铁饭碗”、“铁工资”及“铁福利”等“旧体制”早已被彻底打破。在此产权转移变化过程中，先富起来的少数私人资本富豪和“买办”资本富豪阶层，自然是可以“居家养老”几代而衣食无忧。而从过去的“国家干部”和“人民公仆”，到现在“公务员”和“官员”的国际惯例接轨，其“铁饭碗”、“铁工资”及“铁福利”等等新旧权益，却是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一样快速崛起。最后剩下的，就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劳工阶层。所谓“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及“养老难”等诸多民生之难，也便主要集中于这个承担“改革发展成本”的阶层。
专家所言的“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无疑也是主要指这个已经被“社会养老保障统筹”的大众阶层。在所谓“铁饭碗”时代，既然一切都是“铁”，当然也就不存在“福利过度”问题。而在“社会养老”与“居家养老”新时代，“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新问题就应运而生。但既然是现代法治社会人人平等，包括“公务员”在内的社会公民，也便都应“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先富起来的少数“富民”，本身已经先行享受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而且是否“福利过度”也应属于其私人财产权不容侵犯。那么，在最广大的劳工阶层已经“福利缺失”和“福利滞后”的情况下，是否该首先关注“公务员”和“官员”的“福利过度”呢？
而事实上，百姓大众的“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及“养老难”等诸多民生之难，恰恰是与“公务员”和“官员”的“福利冲动”与“福利过度”直接相关。“养政府”和“养老龄委”，也同样是减轻百姓“居家养老”负担的题中之义。在此方面，专家学者是否有些“选择性失明”？
再看“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社会政策国际论坛，“老龄时代”的确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但谈论应对“老龄时代”的“国际惯例”接轨也好，“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也好，“警惕政府责任泛化”也罢，除了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和文化基础”，更应区分清楚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本质差别。我们绝不能对西方的“社会保障”模式采取“拿来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的政府与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同。这个根本的不同，便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法定名称之前均冠有“人民”的大号。对于这个基本国情，希望包括“中国老龄科学研究”在内的专家学者，不要有“福利冲动”和“福利过度”的糊涂。所谓“祸兮福兮”，这里面确有中国文化的传统古训！
http://bbs.chinanews.com/thread-327728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