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捏防通缩

http://news.hexun.com/2012-07-30/144127121.html
7月25日，星期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营业税转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十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明年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同时讨论通过了《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

　　在7月9日和11日分别与经济学界、企业界代表座谈经济形势之后，面对通缩困局（详见《财经》(博客,微博)2012年第18期“通缩山雨来”），国务院出台何种短期对冲手段，成为舆论关注焦点。7月18日，同样是周三，未见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的消息。一周之后的25日，尽管出台了上述两项旨在为中长期经济增长助力的政策，但与上一轮通缩所出台的“4万亿”刺激计划相比，规模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波澜不惊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表明，决策层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超过以往。中国银行(601988,股吧)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中国经济业已迈进中速增长的新阶段，服务业相对价格即将攀升；同时，二季度经济指标显示，宏观经济正在企稳，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考量，大规模刺激手段均无必要。

　　而“营改增”试点范围的扩大，正是两次经济座谈会上讨论的主要内容，也是应对中国经济中速增长新阶段的务实举措。彼时，温家宝总理已经表态：当前要特别注意完善结构性减税，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

　　7月21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卸任世行职务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在当前不平衡的世界贸易、经济体系未能做出实质性调整之际，货币政策上的极度宽松，只会造就虚假繁荣。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原主席古尔斯比教授6月底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世界经济长期通缩的背景下，货币“放水”只能短期纾困，“欧债危机只能因此暂时缓解”，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各主要经济体均需做出结构调整。

　　中速新阶段

　　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同比增速为7.8％，其中，二季度增速为7.6％，较一季度的8.1％进一步下滑。而这已是GDP同比增速连续六个季度下滑。

　　曹远征在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发言指出，日本在1973年、韩国在1998年开始步入中速增长阶段，而中国在连续六个季度GDP同比增速下滑之后，如今也已步日韩后尘。

　　在作出“长期潜在增长中枢下移，经济增长已不可能重回两位数区间”的判断之后，曹远征建议，在7％－8％之间寻找中速增长新阶段的新均衡点。

　　这一论断，已是经济学界和决策层的共识。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今年GDP增速目标为7.5％，而去年同期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则把未来五年内的GDP增速目标定在7％。

　　此番经济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特别重复了曹远征发言中的前四条意见，并要求各部门予以重视。这四条意见是：一、世界经济将长期低迷；二、中国劳动力成本攀升；三、资源不可持续；四、环境不可持续。

　　7月24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曹远征表示，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其一，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随着人口老龄化，服务价格必然上升；其二，在工业化中后期的初始阶段，暂未表现为服务价格明显上升，而只是劳动力价格上升，短期内企业亏损加剧。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的数据研究验证了这一论断。7月21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CCER/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0次季度报告会上，宋国青发言指出，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CPI（消费价格指数）比例将长期呈下降趋势。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这个变化将带来服务价格相对上升。

　　以数据研究闻名的宋国青通过一张过去一年半间PPI与CPI比例大幅下降的图表告诉在场听众，这一比例的下降一方面导致工业企业收入相对于工资的增长率下降，另一方面对利率下调带来压力。

　　7月25日，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4％，企业亏损面为17％。而2009年初，当时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企业亏损面最高达到25％左右。总体说来，“企业困难有所加重”。

　　而在6月初和7月初，央行两次降息，也暂时缓解了因为PPI连续下跌所造成的企业融资成本困境。

　　PPI的持续下行，对应着工业生产能力的过剩。曹远征表示，在人口红利、加入WTO、地方政府竞相发展的推动下，中国工业生产能力早已处于过剩状态。在外需托住多年之后，4万亿政策又在短期内止住下滑态势，然而，伴随着4万亿政策退出，欧债危机接踵而至，一如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刘煜辉所言：清算已经到来。

　　清算，对应着最近一年半来企业的去库存、去杠杆。一方面去杠杆，一方面服务业的相对比价未见提升，通缩痛苦由此加剧。

　　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在7月9日的座谈会上，曹远征还谈到了他的第五条意见：人口红利拐点将在2014年到来。

　　根据中行研究团队的测算，到2014年，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将与市场需求持平，在那之后，需求将开始大于供给，人口红利时代逐渐远去，服务价格将会攀升，“失业将不是问题，所以，我们给总理的第一条建议是挺住，政策同时以减税的手段向服务业倾斜”。

　　如果说九个月前在上海试行“营改增”只是大国税收体制的航向略有调整，那么，2012年7月25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大幅扩容，则是大国税收航向的艰难转身。

　　从“世界工厂”到服务业大国的转型，对应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

　　短期要托住

　　据了解，参加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的经济学家，无人给出短期大规模刺激的建议，但是，“因应经济顺周期的加速下滑，短期要采取宏观逆周期的手段对冲”，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说，“好比患者得了阑尾炎，光用中药不管用。”

　　在国家发改委于春夏之交适度放松了项目审批之后，央行又在6月和7月初两次下调贷款利率，加上之前降存准所释放的货币增量，政策小幅放松正处“进行时”状态。

　　小幅放松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反弹。7月24日，7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初值升至五个月新高49.5，较6月终值48.2攀升不小。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称，这显示前期政策宽松开始见效。其中，7月PMI的反弹主要受产出拉动，该指数升至九个月来的新高51.2，近四个月来首次回到50这一扩张收缩分界线上方。

　　伴随着6月新增信贷达到9200亿元，二季度新增信贷规模超过2.4万亿元，上半年新增信贷达到4.86万亿元，按照3∶3∶2∶2投放的惯常节奏，全年当可完成“保8”所需的8万亿元新增信贷。在信贷稍显宽松的引领下，1月－6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较1月－5月有小幅上升，前者为20.4％，后者为20.1％。同时，GDP环比折年率亦出现小幅反弹，一季度为1.6％，二季度为1.8％。

　　“这表明经济开始出现企稳迹象，全年‘保8’问题不大。”曹远征表示，“那么，大规模新上项目就更加没有必要，消化此前在建的存量项目即可。”

　　兴业银行(601166,股吧)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也参加了7月9日的国务院经济座谈会，他表示，即使新上项目，亦应以短期为主，以避免中期通胀和资产泡沫难局。

　　不过令人们略感无奈的是，在现有经济增长体制、结构未见根本改观的背景下，经济的企稳回升，依旧“指望”占据固定资产投资份额45％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的研究表明，二季度房地产业对GDP增长贡献较一季度上升约0.5个百分点，几乎抵消了工业生产增速下滑对GDP的拖累。其中，二季度商品房销售额当季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负14.6％回升至1.4％，回升幅度高达16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也从一季度的负13.6％回升至负7.7％，上升了6个百分点。在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约5％的格局下，房地产业的回暖，对GDP同比增速的加速下滑起到了“托”的作用。

　　5月以后，全国房地产市场回暖，房价有所反弹，对应的房地产开发贷亦开始回升。从一季度末下滑8％到二季度末增长0.8％，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商业银行投向地产方面的开发贷余额随着地产行业的回暖而快速攀升。

　　央行7月22日公布的《2012年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6月末，地产开发贷款余额8037亿元，同比增长0.8％，增速比上季度末大涨8.8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此类贷款余额为7710亿元，同比下降8％。

　　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地产开发贷共新增357亿元，其中327亿元在二季度投放，一季度此类贷款规模仅30亿元。鲁政委表示，尽管房地产开发贷款回暖与政府大力支持保障房建设紧密相关，但地产行业的资金链在贷款增加、销售以价换量的背景下有所缓解亦是事实。

　　鲁政委颇为无奈地转述了一句业界流传的笑言：名义上唯一没有放松的是房地产，唯一回暖的也是房地产。

　　实际上，房地产并非唯一，托住GDP的还有基建投资。在发改委放松项目审批的背景下，中金公司研究团队估计，二季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可能已从一季度的1.8％跃升至8.2％，6月基建投资当月同比增速可能达到了18.5％。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这两大在过去一年间“拖后腿”的领域，如今新瓶装旧酒，再度拉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经济的转型任重道远。按照惯例，7月底将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宏观调控和未来中长期发展阶段的各项任务，而业界已经作出判断，因应中速增长，当以平常心视之。

　　超越凯恩斯

　　在经济步入中速增长的长期阶段后，政策目标的选择亦开始转向。其中，消除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以改革化解难题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

　　在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曹远征给出的第二条建议，是增加财政支出，投资中长期瓶颈项目。通过增加项目资本金，撬动银行杠杆。其中的具体建议，则是金融创新之举：卖出铁路贷款，发行资产担保证券（ABS），以资产证券化办法对冲中长期基建下滑之势。

　　这一建议的依据有三：一、高铁依旧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瓶颈，长期投资回报率可观；二、当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决定了银行贷款难以长期化；三、悄然兴起的、已占社会融资总规模接近三成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恰是发展中长期直接融资的绝好平台。

　　这一建议的好处也有三：一、解决在建项目续建的资金难题；二、缓解铁路系统高达2.4万亿元的债务负担；三、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均有裨益。

　　以纾解瓶颈对冲经济下滑之举，在林毅夫看来，应属“超越凯恩斯主义”范畴。

　　6月22日，在结束世行任期返回北大之后不久的一次内部讲座上，林毅夫称，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当失业率高的时候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挖洞补洞创造就业。这种方式固然创造短期就业，可是政府债务会增加，将来政府要靠税收的增加来偿还现在的债务。但如果不是挖洞补洞，而是进行消除一个国家增长瓶颈的有效投资，不仅短期创造就业、创造需求，从长期来看，生产力、生产率跟增长率都会提高，生产力增长率提高政府税收就会增加。“用增加的税收偿债，老百姓负担就不会增加，政府才能创造就业、创造家庭收入，老百姓才敢花钱，各种需求才会增加。我们把这样改良版的凯恩斯主义叫做超越凯恩斯主义。”

　　鲁政委表示，“超越凯恩斯主义”正确施行的前提，是政府要摸准经济脉搏，顺经济潮流而动，“但问题是，当前的经济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捆住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手脚”。

　　7月21日，宋国青在北大指出，按目前的情况，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约束，这样的利率水平也还可以维持（PPI下行之后，央行已三度降息）。但是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受制约较多而比较弱，未来的出口环比增速还可能继续下降，问题比较大。

　　据接近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士透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向来秉持完善市场要素配置的立场，在最近一次（6月底）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上，坚持通过通缩让市场出清、倒逼经济转型成为共识。身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宋国青所言的两个问题，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管控指向了地方政府的举债权，出口环比下滑则指向了仍显僵硬的汇率制度。

　　鲁政委表示，相对于其他金砖国家最近一年来货币大幅贬值的力度，人民币汇率尽管在最近数日（7月下旬）连续触及1％的“跌停线”，但与其他金砖四国通过贬值增加出口的市场手段相比，中国中央政府维系经济增长的成本自然抬高。

　　同时，在预算法捆死了地方政府举债权力之后，地方融资平台相对不透明的债务风险凸显。

　　在7月9日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上，曹远征表示，消除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瓶颈，依旧是改革。

　　彼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现场回应：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相关实施细则已全部出台，要抓好落实，尤其要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卫生、教育等领域抓紧做几件看得见、鼓舞人心的实事，以提振投资者信心。

　　曹远征表示，决策层对现行一些行政管控方式效率不高、成本却很高的弊病并非不清楚，但“新的框架未出之时，旧框架还得维持”，“改革需要加快脚步，但仍需渐进而为”。

http://news.hexun.com/2012-07-30/144127121.html
7月25日，星期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营业税转增值税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圳十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明年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并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试点，同时讨论通过了《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

　　在7月9日和11日分别与经济学界、企业界代表座谈经济形势之后，面对通缩困局（详见《财经》(博客,微博)2012年第18期“通缩山雨来”），国务院出台何种短期对冲手段，成为舆论关注焦点。7月18日，同样是周三，未见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的消息。一周之后的25日，尽管出台了上述两项旨在为中长期经济增长助力的政策，但与上一轮通缩所出台的“4万亿”刺激计划相比，规模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波澜不惊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表明，决策层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超过以往。中国银行(601988,股吧)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中国经济业已迈进中速增长的新阶段，服务业相对价格即将攀升；同时，二季度经济指标显示，宏观经济正在企稳，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考量，大规模刺激手段均无必要。

　　而“营改增”试点范围的扩大，正是两次经济座谈会上讨论的主要内容，也是应对中国经济中速增长新阶段的务实举措。彼时，温家宝总理已经表态：当前要特别注意完善结构性减税，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

　　7月21日，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卸任世行职务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在当前不平衡的世界贸易、经济体系未能做出实质性调整之际，货币政策上的极度宽松，只会造就虚假繁荣。而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原主席古尔斯比教授6月底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世界经济长期通缩的背景下，货币“放水”只能短期纾困，“欧债危机只能因此暂时缓解”，但更根本的问题，是各主要经济体均需做出结构调整。

　　中速新阶段

　　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同比增速为7.8％，其中，二季度增速为7.6％，较一季度的8.1％进一步下滑。而这已是GDP同比增速连续六个季度下滑。

　　曹远征在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发言指出，日本在1973年、韩国在1998年开始步入中速增长阶段，而中国在连续六个季度GDP同比增速下滑之后，如今也已步日韩后尘。

　　在作出“长期潜在增长中枢下移，经济增长已不可能重回两位数区间”的判断之后，曹远征建议，在7％－8％之间寻找中速增长新阶段的新均衡点。

　　这一论断，已是经济学界和决策层的共识。今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布，今年GDP增速目标为7.5％，而去年同期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则把未来五年内的GDP增速目标定在7％。

　　此番经济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特别重复了曹远征发言中的前四条意见，并要求各部门予以重视。这四条意见是：一、世界经济将长期低迷；二、中国劳动力成本攀升；三、资源不可持续；四、环境不可持续。

　　7月24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曹远征表示，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其一，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随着人口老龄化，服务价格必然上升；其二，在工业化中后期的初始阶段，暂未表现为服务价格明显上升，而只是劳动力价格上升，短期内企业亏损加剧。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的数据研究验证了这一论断。7月21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CCER/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0次季度报告会上，宋国青发言指出，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CPI（消费价格指数）比例将长期呈下降趋势。发达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这个变化将带来服务价格相对上升。

　　以数据研究闻名的宋国青通过一张过去一年半间PPI与CPI比例大幅下降的图表告诉在场听众，这一比例的下降一方面导致工业企业收入相对于工资的增长率下降，另一方面对利率下调带来压力。

　　7月25日，工信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2.4％，企业亏损面为17％。而2009年初，当时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下滑，企业亏损面最高达到25％左右。总体说来，“企业困难有所加重”。

　　而在6月初和7月初，央行两次降息，也暂时缓解了因为PPI连续下跌所造成的企业融资成本困境。

　　PPI的持续下行，对应着工业生产能力的过剩。曹远征表示，在人口红利、加入WTO、地方政府竞相发展的推动下，中国工业生产能力早已处于过剩状态。在外需托住多年之后，4万亿政策又在短期内止住下滑态势，然而，伴随着4万亿政策退出，欧债危机接踵而至，一如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刘煜辉所言：清算已经到来。

　　清算，对应着最近一年半来企业的去库存、去杠杆。一方面去杠杆，一方面服务业的相对比价未见提升，通缩痛苦由此加剧。

　　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在7月9日的座谈会上，曹远征还谈到了他的第五条意见：人口红利拐点将在2014年到来。

　　根据中行研究团队的测算，到2014年，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将与市场需求持平，在那之后，需求将开始大于供给，人口红利时代逐渐远去，服务价格将会攀升，“失业将不是问题，所以，我们给总理的第一条建议是挺住，政策同时以减税的手段向服务业倾斜”。

　　如果说九个月前在上海试行“营改增”只是大国税收体制的航向略有调整，那么，2012年7月25日“营改增”试点范围的大幅扩容，则是大国税收航向的艰难转身。

　　从“世界工厂”到服务业大国的转型，对应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

　　短期要托住

　　据了解，参加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的经济学家，无人给出短期大规模刺激的建议，但是，“因应经济顺周期的加速下滑，短期要采取宏观逆周期的手段对冲”，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说，“好比患者得了阑尾炎，光用中药不管用。”

　　在国家发改委于春夏之交适度放松了项目审批之后，央行又在6月和7月初两次下调贷款利率，加上之前降存准所释放的货币增量，政策小幅放松正处“进行时”状态。

　　小幅放松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反弹。7月24日，7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初值升至五个月新高49.5，较6月终值48.2攀升不小。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称，这显示前期政策宽松开始见效。其中，7月PMI的反弹主要受产出拉动，该指数升至九个月来的新高51.2，近四个月来首次回到50这一扩张收缩分界线上方。

　　伴随着6月新增信贷达到9200亿元，二季度新增信贷规模超过2.4万亿元，上半年新增信贷达到4.86万亿元，按照3∶3∶2∶2投放的惯常节奏，全年当可完成“保8”所需的8万亿元新增信贷。在信贷稍显宽松的引领下，1月－6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较1月－5月有小幅上升，前者为20.4％，后者为20.1％。同时，GDP环比折年率亦出现小幅反弹，一季度为1.6％，二季度为1.8％。

　　“这表明经济开始出现企稳迹象，全年‘保8’问题不大。”曹远征表示，“那么，大规模新上项目就更加没有必要，消化此前在建的存量项目即可。”

　　兴业银行(601166,股吧)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也参加了7月9日的国务院经济座谈会，他表示，即使新上项目，亦应以短期为主，以避免中期通胀和资产泡沫难局。

　　不过令人们略感无奈的是，在现有经济增长体制、结构未见根本改观的背景下，经济的企稳回升，依旧“指望”占据固定资产投资份额45％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的研究表明，二季度房地产业对GDP增长贡献较一季度上升约0.5个百分点，几乎抵消了工业生产增速下滑对GDP的拖累。其中，二季度商品房销售额当季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负14.6％回升至1.4％，回升幅度高达16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也从一季度的负13.6％回升至负7.7％，上升了6个百分点。在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约5％的格局下，房地产业的回暖，对GDP同比增速的加速下滑起到了“托”的作用。

　　5月以后，全国房地产市场回暖，房价有所反弹，对应的房地产开发贷亦开始回升。从一季度末下滑8％到二季度末增长0.8％，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商业银行投向地产方面的开发贷余额随着地产行业的回暖而快速攀升。

　　央行7月22日公布的《2012年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6月末，地产开发贷款余额8037亿元，同比增长0.8％，增速比上季度末大涨8.8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此类贷款余额为7710亿元，同比下降8％。

　　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地产开发贷共新增357亿元，其中327亿元在二季度投放，一季度此类贷款规模仅30亿元。鲁政委表示，尽管房地产开发贷款回暖与政府大力支持保障房建设紧密相关，但地产行业的资金链在贷款增加、销售以价换量的背景下有所缓解亦是事实。

　　鲁政委颇为无奈地转述了一句业界流传的笑言：名义上唯一没有放松的是房地产，唯一回暖的也是房地产。

　　实际上，房地产并非唯一，托住GDP的还有基建投资。在发改委放松项目审批的背景下，中金公司研究团队估计，二季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速可能已从一季度的1.8％跃升至8.2％，6月基建投资当月同比增速可能达到了18.5％。基建和房地产投资这两大在过去一年间“拖后腿”的领域，如今新瓶装旧酒，再度拉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经济的转型任重道远。按照惯例，7月底将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宏观调控和未来中长期发展阶段的各项任务，而业界已经作出判断，因应中速增长，当以平常心视之。

　　超越凯恩斯

　　在经济步入中速增长的长期阶段后，政策目标的选择亦开始转向。其中，消除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以改革化解难题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

　　在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曹远征给出的第二条建议，是增加财政支出，投资中长期瓶颈项目。通过增加项目资本金，撬动银行杠杆。其中的具体建议，则是金融创新之举：卖出铁路贷款，发行资产担保证券（ABS），以资产证券化办法对冲中长期基建下滑之势。

　　这一建议的依据有三：一、高铁依旧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瓶颈，长期投资回报率可观；二、当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决定了银行贷款难以长期化；三、悄然兴起的、已占社会融资总规模接近三成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恰是发展中长期直接融资的绝好平台。

　　这一建议的好处也有三：一、解决在建项目续建的资金难题；二、缓解铁路系统高达2.4万亿元的债务负担；三、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均有裨益。

　　以纾解瓶颈对冲经济下滑之举，在林毅夫看来，应属“超越凯恩斯主义”范畴。

　　6月22日，在结束世行任期返回北大之后不久的一次内部讲座上，林毅夫称，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当失业率高的时候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挖洞补洞创造就业。这种方式固然创造短期就业，可是政府债务会增加，将来政府要靠税收的增加来偿还现在的债务。但如果不是挖洞补洞，而是进行消除一个国家增长瓶颈的有效投资，不仅短期创造就业、创造需求，从长期来看，生产力、生产率跟增长率都会提高，生产力增长率提高政府税收就会增加。“用增加的税收偿债，老百姓负担就不会增加，政府才能创造就业、创造家庭收入，老百姓才敢花钱，各种需求才会增加。我们把这样改良版的凯恩斯主义叫做超越凯恩斯主义。”

　　鲁政委表示，“超越凯恩斯主义”正确施行的前提，是政府要摸准经济脉搏，顺经济潮流而动，“但问题是，当前的经济体制在相当程度上捆住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手脚”。

　　7月21日，宋国青在北大指出，按目前的情况，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约束，这样的利率水平也还可以维持（PPI下行之后，央行已三度降息）。但是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受制约较多而比较弱，未来的出口环比增速还可能继续下降，问题比较大。

　　据接近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士透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向来秉持完善市场要素配置的立场，在最近一次（6月底）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上，坚持通过通缩让市场出清、倒逼经济转型成为共识。身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宋国青所言的两个问题，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管控指向了地方政府的举债权，出口环比下滑则指向了仍显僵硬的汇率制度。

　　鲁政委表示，相对于其他金砖国家最近一年来货币大幅贬值的力度，人民币汇率尽管在最近数日（7月下旬）连续触及1％的“跌停线”，但与其他金砖四国通过贬值增加出口的市场手段相比，中国中央政府维系经济增长的成本自然抬高。

　　同时，在预算法捆死了地方政府举债权力之后，地方融资平台相对不透明的债务风险凸显。

　　在7月9日的经济学家座谈会上，曹远征表示，消除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瓶颈，依旧是改革。

　　彼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现场回应：要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相关实施细则已全部出台，要抓好落实，尤其要在铁路、市政、能源、电信、卫生、教育等领域抓紧做几件看得见、鼓舞人心的实事，以提振投资者信心。

　　曹远征表示，决策层对现行一些行政管控方式效率不高、成本却很高的弊病并非不清楚，但“新的框架未出之时，旧框架还得维持”，“改革需要加快脚步，但仍需渐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