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国务院智囊建议全面放开二胎：越晚越被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0:22:44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7/04/15774274_0.shtml
核心提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喻东、张冰子三位专家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完善社会政策需要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提出尽快调整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出现了低于1的超低水平。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
完善社会政策需要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
目前，社会政策在决策、执行中面临诸多挑战，要完善社会政策应着重解决一些关键性的体制机制问题，特别是完善运行机制，抓好关键领域的技术选择和管理。当前，应调整和完善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关系，完善公共投入和管理方式确保公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受益，深化公共部门特别是事业单位改革，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加快推进影响长期发展的特殊领域政策调整，进一步推进公平的市场环境建设，加强对各个领域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并优化考核机制。
■葛延风 喻东 张冰子
社会政策的建设和制度完善，不仅要明确各个领域、各种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方向，也要推进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完善运行机制，尤其是抓好关键领域的技术选择和管理，全面提升服务和管理质量及效率。考虑到国际经验和我国社会政策领域在决策、执行中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
——调整、完善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关系。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是政府责任。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我国有五级政府，多年来，政府间责任关系不顺对社会建设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必须加快改革。核心问题是调整完善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上的决策、投入、执行和监督责任。
第一，强化中央政府的决策和规划责任。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强调均等化和制度的一致性是必须坚持的方向。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的统筹规划责任。由于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异大，在具体政策上可给地方政府一定空间，但大的方向必须一致。
第二，进一步明确执行责任。应根据不同类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特点，明确哪些由高层级政府执行，哪些由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执行，哪些由不同层级政府共同执行。从实际情况看，多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责任执行必须主要依靠地方特别是县、市一级政府。
第三，根据执行责任明确投入责任。鉴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且相当多服务和管理需要地方执行的现实，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费用分担机制，强化中央政府以及省级政府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均等化财力。义务教育等领域可在近年来改革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支出项目的分担方式。
第四，强化高层级政府对地方社会建设的监督责任。目标及考核标准应更多由中央政府制定，具体监督考核的实施应主要依靠省级政府。同时，进一步发挥服务对象和公众的监督作用。
——完善公共投入和管理方式，明确产品属性和费用分担机制，确保公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受益。
第一，进一步明确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把握好“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标准化建设不仅要设立最低标准，也要设立最高标准，这是实现服务均等化的基础。考虑到区域间现实存在的差异，可以留出一定空间，但不能过大；在区域内，应对各种服务尽可能执行同样标准。
第二，改革投入方式，完善管理，提高公共投入绩效。不仅要稳步增加投入，更要通过制度建设提升公共投入的效率，并确保公共投入真正转化为公众福利。要扭转重基本建设、忽视日常运行投入的倾向，建立公共投入和有关服务价格调整的联动机制。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公共资金使用的监管，规范资金流程，推进公开透明，加强绩效评估；在具体管理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完善管理。当前要着力解决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之间信息化建设分割问题，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进一步明确产品属性和费用分担机制。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财力和不同类型服务的特点，分别采取免费、低于成本定价或按成本收费等方式。对于涉及大多数人的最基础性服务，最好采取免费或个人少量分担（控制浪费）方式。对于需要个人和家庭分担费用的服务，应充分考虑个人支付能力，同步建立相应的减免或补助政策，避免逆向转移支付，确保中低收入群体受益。
——深化公共部门特别是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服务绩效。
公共部门特别是事业单位，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承担者。同时，其自身也不可避免有其特定利益诉求。因此，需要全面总结相关领域的经验教训，加快推进改革，提升服务质量和绩效。
第一，进一步强化分类改革和管理。事业单位服务领域繁多，类型复杂，差异性极大，不可能采取统一的组织管理模式。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分类对事业单位进行组织管理的改革思路，方向非常正确。但在操作过程中，仍需考虑教科文卫等不同领域差异以及同一领域内不同类型服务的差异，结合国际经验，进一步细化对事业单位的分类，选择差别化管理方式。
第二，进一步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一方面，要完善评价机制，评价的核心是公共服务质量、国民福利改善程度。在此基础上，员工薪酬、福利等激励措施应更多与评价结果挂钩。另一方面，要强化约束。当前最关键的是要扭转鼓励事业单位创收、创收收入自行支配、将职工收入与服务收入挂钩等做法，在强化政府投入、调整相关补偿机制的同时，对公共部门的资产处置和剩余分配进行严格控制。
——立足制度建设，积极稳妥地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
除了要在社会管理领域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外，还应该积极稳妥地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就我国而言，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潜力很大，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可以形成有益的补充。
第一，积极鼓励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在不少公共服务领域，民间和社会资本都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应积极鼓励，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服务格局，满足不同层次需求，促进民间和社会力量与公共机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同时，也必须考虑不同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在规律，合理确定民间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
第二，明确区分营利和非营利机构，采取差别化管理方式。从国际经验看，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有不同目标和方式，在管理方面也必须实施差别化政策。对于营利机构，应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管理，照章纳税。对于非营利机构，应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的原则，一方面，依据公益性原则，在税收、土地、委托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也要依法控制非营利机构的资产处置和剩余分配。此外，还要充分认识到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局限性。从国际经验看，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还没有民间和社会力量成为主导的先例。
——加快推进影响长期发展的特殊领域政策调整。
第一，尽快调整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针对过大的人口压力，我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的生育水平远低于1．8的官方公布水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出现了低于1的超低水平。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均显示，我国生育水平已经明显低于2．1的更替水平。同时，按照国际经验，城市化、工业化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等因素还会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以及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鉴于这种现实，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
第二，综合推进与户籍相关的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未来一个时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仍将保持强劲态势，为避免城市内二元结构固化，加快推进与户籍相关的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意义重大。近年来，在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等不少领域，已经进行了很多改革探索，取得了不少好的经验。但总体上，问题还很突出，需要加快改革。一是从公众关注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特别是非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以及保障性住房等关键问题入手，尽快研究出台有关改革方案；二是要充分考虑特大城市、大城市及中小城市差异，从中小城市入手，加快推进改革；三是要同步推进相关体制改革，比如在财政转移支付中考虑人口流动因素，理顺利益关系，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流入地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服务的积极性。在各种社会事业发展规划中，也要更多考虑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带来的需求变化。
——进一步推进公平的市场环境建设。
当前社会领域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有社会政策建设和社会管理改革滞后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市场环境不完善、市场秩序混乱有很大关系。因此，完善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意义重大。“十二五”期间，应以更有力的手段打击权钱交易、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消除垄断和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竞争，使等量要素投入能够获得等量收益。同时，在收入分配中鼓励勤劳致富、遏制各种投机行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
——加强对各个领域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优化考核机制。
第一，强化对地方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社会领域的建设和有关改革，需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是要鼓励地方进行试点。但必须强调的是，社会领域的建设有其内在规律，同时，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并非永远一致和统一，因此，强化顶层设计对地方试点的指导意义重大。鉴于社会领域问题复杂且很多问题相互交织，建议考虑在最高层建立实体性综合规划和指导机构。
第二，推进综合改革实验。由于社会领域很多问题相互交织，以单项突破方式推进改革有很大局限性。建议“十二五”期间，在东、中、西部选择若干省级行政区域，进行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以及其他相关体制改革的综合实验。另外，对有关改革实验应该完善试错和纠错机制。试点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或出现问题。通过试点发现问题本身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进行及时纠正和完善，可以使改革更加顺利。
第三，进一步调整完善干部考核机制，改变目前GDP考核优先的倾向，强化对地方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社会领域服务质量和管理改善状况的考核，提高各级政府和地方领导干部对社会领域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性，提升服务和管理能力。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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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喻东、张冰子三位专家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完善社会政策需要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提出尽快调整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出现了低于1的超低水平。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
完善社会政策需要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
目前，社会政策在决策、执行中面临诸多挑战，要完善社会政策应着重解决一些关键性的体制机制问题，特别是完善运行机制，抓好关键领域的技术选择和管理。当前，应调整和完善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关系，完善公共投入和管理方式确保公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受益，深化公共部门特别是事业单位改革，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加快推进影响长期发展的特殊领域政策调整，进一步推进公平的市场环境建设，加强对各个领域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并优化考核机制。
■葛延风 喻东 张冰子
社会政策的建设和制度完善，不仅要明确各个领域、各种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方向，也要推进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完善运行机制，尤其是抓好关键领域的技术选择和管理，全面提升服务和管理质量及效率。考虑到国际经验和我国社会政策领域在决策、执行中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
——调整、完善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关系。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是政府责任。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我国有五级政府，多年来，政府间责任关系不顺对社会建设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必须加快改革。核心问题是调整完善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上的决策、投入、执行和监督责任。
第一，强化中央政府的决策和规划责任。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强调均等化和制度的一致性是必须坚持的方向。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的统筹规划责任。由于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异大，在具体政策上可给地方政府一定空间，但大的方向必须一致。
第二，进一步明确执行责任。应根据不同类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特点，明确哪些由高层级政府执行，哪些由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执行，哪些由不同层级政府共同执行。从实际情况看，多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责任执行必须主要依靠地方特别是县、市一级政府。
第三，根据执行责任明确投入责任。鉴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且相当多服务和管理需要地方执行的现实，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费用分担机制，强化中央政府以及省级政府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均等化财力。义务教育等领域可在近年来改革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支出项目的分担方式。
第四，强化高层级政府对地方社会建设的监督责任。目标及考核标准应更多由中央政府制定，具体监督考核的实施应主要依靠省级政府。同时，进一步发挥服务对象和公众的监督作用。
——完善公共投入和管理方式，明确产品属性和费用分担机制，确保公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受益。
第一，进一步明确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把握好“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标准化建设不仅要设立最低标准，也要设立最高标准，这是实现服务均等化的基础。考虑到区域间现实存在的差异，可以留出一定空间，但不能过大；在区域内，应对各种服务尽可能执行同样标准。
第二，改革投入方式，完善管理，提高公共投入绩效。不仅要稳步增加投入，更要通过制度建设提升公共投入的效率，并确保公共投入真正转化为公众福利。要扭转重基本建设、忽视日常运行投入的倾向，建立公共投入和有关服务价格调整的联动机制。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公共资金使用的监管，规范资金流程，推进公开透明，加强绩效评估；在具体管理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完善管理。当前要着力解决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之间信息化建设分割问题，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进一步明确产品属性和费用分担机制。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财力和不同类型服务的特点，分别采取免费、低于成本定价或按成本收费等方式。对于涉及大多数人的最基础性服务，最好采取免费或个人少量分担（控制浪费）方式。对于需要个人和家庭分担费用的服务，应充分考虑个人支付能力，同步建立相应的减免或补助政策，避免逆向转移支付，确保中低收入群体受益。
——深化公共部门特别是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服务绩效。
公共部门特别是事业单位，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承担者。同时，其自身也不可避免有其特定利益诉求。因此，需要全面总结相关领域的经验教训，加快推进改革，提升服务质量和绩效。
第一，进一步强化分类改革和管理。事业单位服务领域繁多，类型复杂，差异性极大，不可能采取统一的组织管理模式。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分类对事业单位进行组织管理的改革思路，方向非常正确。但在操作过程中，仍需考虑教科文卫等不同领域差异以及同一领域内不同类型服务的差异，结合国际经验，进一步细化对事业单位的分类，选择差别化管理方式。
第二，进一步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一方面，要完善评价机制，评价的核心是公共服务质量、国民福利改善程度。在此基础上，员工薪酬、福利等激励措施应更多与评价结果挂钩。另一方面，要强化约束。当前最关键的是要扭转鼓励事业单位创收、创收收入自行支配、将职工收入与服务收入挂钩等做法，在强化政府投入、调整相关补偿机制的同时，对公共部门的资产处置和剩余分配进行严格控制。
——立足制度建设，积极稳妥地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
除了要在社会管理领域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外，还应该积极稳妥地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就我国而言，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潜力很大，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可以形成有益的补充。
第一，积极鼓励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在不少公共服务领域，民间和社会资本都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应积极鼓励，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服务格局，满足不同层次需求，促进民间和社会力量与公共机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同时，也必须考虑不同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在规律，合理确定民间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
第二，明确区分营利和非营利机构，采取差别化管理方式。从国际经验看，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有不同目标和方式，在管理方面也必须实施差别化政策。对于营利机构，应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管理，照章纳税。对于非营利机构，应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的原则，一方面，依据公益性原则，在税收、土地、委托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也要依法控制非营利机构的资产处置和剩余分配。此外，还要充分认识到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局限性。从国际经验看，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还没有民间和社会力量成为主导的先例。
——加快推进影响长期发展的特殊领域政策调整。
第一，尽快调整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针对过大的人口压力，我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的生育水平远低于1．8的官方公布水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出现了低于1的超低水平。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均显示，我国生育水平已经明显低于2．1的更替水平。同时，按照国际经验，城市化、工业化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等因素还会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以及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鉴于这种现实，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
第二，综合推进与户籍相关的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未来一个时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仍将保持强劲态势，为避免城市内二元结构固化，加快推进与户籍相关的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意义重大。近年来，在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等不少领域，已经进行了很多改革探索，取得了不少好的经验。但总体上，问题还很突出，需要加快改革。一是从公众关注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特别是非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以及保障性住房等关键问题入手，尽快研究出台有关改革方案；二是要充分考虑特大城市、大城市及中小城市差异，从中小城市入手，加快推进改革；三是要同步推进相关体制改革，比如在财政转移支付中考虑人口流动因素，理顺利益关系，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流入地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服务的积极性。在各种社会事业发展规划中，也要更多考虑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带来的需求变化。
——进一步推进公平的市场环境建设。
当前社会领域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有社会政策建设和社会管理改革滞后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市场环境不完善、市场秩序混乱有很大关系。因此，完善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意义重大。“十二五”期间，应以更有力的手段打击权钱交易、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消除垄断和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竞争，使等量要素投入能够获得等量收益。同时，在收入分配中鼓励勤劳致富、遏制各种投机行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
——加强对各个领域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优化考核机制。
第一，强化对地方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社会领域的建设和有关改革，需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是要鼓励地方进行试点。但必须强调的是，社会领域的建设有其内在规律，同时，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并非永远一致和统一，因此，强化顶层设计对地方试点的指导意义重大。鉴于社会领域问题复杂且很多问题相互交织，建议考虑在最高层建立实体性综合规划和指导机构。
第二，推进综合改革实验。由于社会领域很多问题相互交织，以单项突破方式推进改革有很大局限性。建议“十二五”期间，在东、中、西部选择若干省级行政区域，进行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以及其他相关体制改革的综合实验。另外，对有关改革实验应该完善试错和纠错机制。试点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或出现问题。通过试点发现问题本身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进行及时纠正和完善，可以使改革更加顺利。
第三，进一步调整完善干部考核机制，改变目前GDP考核优先的倾向，强化对地方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社会领域服务质量和管理改善状况的考核，提高各级政府和地方领导干部对社会领域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性，提升服务和管理能力。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
核心提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喻东、张冰子三位专家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完善社会政策需要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提出尽快调整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出现了低于1的超低水平。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
完善社会政策需要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
目前，社会政策在决策、执行中面临诸多挑战，要完善社会政策应着重解决一些关键性的体制机制问题，特别是完善运行机制，抓好关键领域的技术选择和管理。当前，应调整和完善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关系，完善公共投入和管理方式确保公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受益，深化公共部门特别是事业单位改革，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加快推进影响长期发展的特殊领域政策调整，进一步推进公平的市场环境建设，加强对各个领域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并优化考核机制。
■葛延风 喻东 张冰子
社会政策的建设和制度完善，不仅要明确各个领域、各种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方向，也要推进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完善运行机制，尤其是抓好关键领域的技术选择和管理，全面提升服务和管理质量及效率。考虑到国际经验和我国社会政策领域在决策、执行中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
——调整、完善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关系。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是政府责任。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我国有五级政府，多年来，政府间责任关系不顺对社会建设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必须加快改革。核心问题是调整完善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上的决策、投入、执行和监督责任。
第一，强化中央政府的决策和规划责任。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强调均等化和制度的一致性是必须坚持的方向。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的统筹规划责任。由于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异大，在具体政策上可给地方政府一定空间，但大的方向必须一致。
第二，进一步明确执行责任。应根据不同类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特点，明确哪些由高层级政府执行，哪些由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执行，哪些由不同层级政府共同执行。从实际情况看，多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责任执行必须主要依靠地方特别是县、市一级政府。
第三，根据执行责任明确投入责任。鉴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且相当多服务和管理需要地方执行的现实，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费用分担机制，强化中央政府以及省级政府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均等化财力。义务教育等领域可在近年来改革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支出项目的分担方式。
第四，强化高层级政府对地方社会建设的监督责任。目标及考核标准应更多由中央政府制定，具体监督考核的实施应主要依靠省级政府。同时，进一步发挥服务对象和公众的监督作用。
——完善公共投入和管理方式，明确产品属性和费用分担机制，确保公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受益。
第一，进一步明确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把握好“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标准化建设不仅要设立最低标准，也要设立最高标准，这是实现服务均等化的基础。考虑到区域间现实存在的差异，可以留出一定空间，但不能过大；在区域内，应对各种服务尽可能执行同样标准。
第二，改革投入方式，完善管理，提高公共投入绩效。不仅要稳步增加投入，更要通过制度建设提升公共投入的效率，并确保公共投入真正转化为公众福利。要扭转重基本建设、忽视日常运行投入的倾向，建立公共投入和有关服务价格调整的联动机制。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公共资金使用的监管，规范资金流程，推进公开透明，加强绩效评估；在具体管理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完善管理。当前要着力解决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之间信息化建设分割问题，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进一步明确产品属性和费用分担机制。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财力和不同类型服务的特点，分别采取免费、低于成本定价或按成本收费等方式。对于涉及大多数人的最基础性服务，最好采取免费或个人少量分担（控制浪费）方式。对于需要个人和家庭分担费用的服务，应充分考虑个人支付能力，同步建立相应的减免或补助政策，避免逆向转移支付，确保中低收入群体受益。
——深化公共部门特别是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服务绩效。
公共部门特别是事业单位，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承担者。同时，其自身也不可避免有其特定利益诉求。因此，需要全面总结相关领域的经验教训，加快推进改革，提升服务质量和绩效。
第一，进一步强化分类改革和管理。事业单位服务领域繁多，类型复杂，差异性极大，不可能采取统一的组织管理模式。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分类对事业单位进行组织管理的改革思路，方向非常正确。但在操作过程中，仍需考虑教科文卫等不同领域差异以及同一领域内不同类型服务的差异，结合国际经验，进一步细化对事业单位的分类，选择差别化管理方式。
第二，进一步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一方面，要完善评价机制，评价的核心是公共服务质量、国民福利改善程度。在此基础上，员工薪酬、福利等激励措施应更多与评价结果挂钩。另一方面，要强化约束。当前最关键的是要扭转鼓励事业单位创收、创收收入自行支配、将职工收入与服务收入挂钩等做法，在强化政府投入、调整相关补偿机制的同时，对公共部门的资产处置和剩余分配进行严格控制。
——立足制度建设，积极稳妥地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
除了要在社会管理领域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外，还应该积极稳妥地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就我国而言，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潜力很大，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可以形成有益的补充。
第一，积极鼓励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在不少公共服务领域，民间和社会资本都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应积极鼓励，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服务格局，满足不同层次需求，促进民间和社会力量与公共机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同时，也必须考虑不同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在规律，合理确定民间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
第二，明确区分营利和非营利机构，采取差别化管理方式。从国际经验看，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有不同目标和方式，在管理方面也必须实施差别化政策。对于营利机构，应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管理，照章纳税。对于非营利机构，应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的原则，一方面，依据公益性原则，在税收、土地、委托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也要依法控制非营利机构的资产处置和剩余分配。此外，还要充分认识到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局限性。从国际经验看，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还没有民间和社会力量成为主导的先例。
——加快推进影响长期发展的特殊领域政策调整。
第一，尽快调整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针对过大的人口压力，我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的生育水平远低于1．8的官方公布水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出现了低于1的超低水平。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均显示，我国生育水平已经明显低于2．1的更替水平。同时，按照国际经验，城市化、工业化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等因素还会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以及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鉴于这种现实，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
第二，综合推进与户籍相关的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未来一个时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仍将保持强劲态势，为避免城市内二元结构固化，加快推进与户籍相关的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意义重大。近年来，在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等不少领域，已经进行了很多改革探索，取得了不少好的经验。但总体上，问题还很突出，需要加快改革。一是从公众关注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特别是非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以及保障性住房等关键问题入手，尽快研究出台有关改革方案；二是要充分考虑特大城市、大城市及中小城市差异，从中小城市入手，加快推进改革；三是要同步推进相关体制改革，比如在财政转移支付中考虑人口流动因素，理顺利益关系，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流入地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服务的积极性。在各种社会事业发展规划中，也要更多考虑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带来的需求变化。
——进一步推进公平的市场环境建设。
当前社会领域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有社会政策建设和社会管理改革滞后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市场环境不完善、市场秩序混乱有很大关系。因此，完善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意义重大。“十二五”期间，应以更有力的手段打击权钱交易、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消除垄断和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竞争，使等量要素投入能够获得等量收益。同时，在收入分配中鼓励勤劳致富、遏制各种投机行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
——加强对各个领域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优化考核机制。
第一，强化对地方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社会领域的建设和有关改革，需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是要鼓励地方进行试点。但必须强调的是，社会领域的建设有其内在规律，同时，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并非永远一致和统一，因此，强化顶层设计对地方试点的指导意义重大。鉴于社会领域问题复杂且很多问题相互交织，建议考虑在最高层建立实体性综合规划和指导机构。
第二，推进综合改革实验。由于社会领域很多问题相互交织，以单项突破方式推进改革有很大局限性。建议“十二五”期间，在东、中、西部选择若干省级行政区域，进行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以及其他相关体制改革的综合实验。另外，对有关改革实验应该完善试错和纠错机制。试点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或出现问题。通过试点发现问题本身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进行及时纠正和完善，可以使改革更加顺利。
第三，进一步调整完善干部考核机制，改变目前GDP考核优先的倾向，强化对地方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社会领域服务质量和管理改善状况的考核，提高各级政府和地方领导干部对社会领域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性，提升服务和管理能力。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7/04/15774274_0.shtml
核心提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葛延风、喻东、张冰子三位专家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完善社会政策需要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提出尽快调整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出现了低于1的超低水平。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
完善社会政策需要着重解决的关键体制机制问题
目前，社会政策在决策、执行中面临诸多挑战，要完善社会政策应着重解决一些关键性的体制机制问题，特别是完善运行机制，抓好关键领域的技术选择和管理。当前，应调整和完善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关系，完善公共投入和管理方式确保公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受益，深化公共部门特别是事业单位改革，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加快推进影响长期发展的特殊领域政策调整，进一步推进公平的市场环境建设，加强对各个领域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并优化考核机制。
■葛延风 喻东 张冰子
社会政策的建设和制度完善，不仅要明确各个领域、各种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方向，也要推进相关领域的体制改革，完善运行机制，尤其是抓好关键领域的技术选择和管理，全面提升服务和管理质量及效率。考虑到国际经验和我国社会政策领域在决策、执行中面临的挑战，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
——调整、完善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关系。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是政府责任。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我国有五级政府，多年来，政府间责任关系不顺对社会建设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必须加快改革。核心问题是调整完善不同层级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上的决策、投入、执行和监督责任。
第一，强化中央政府的决策和规划责任。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强调均等化和制度的一致性是必须坚持的方向。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中央政府的统筹规划责任。由于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异大，在具体政策上可给地方政府一定空间，但大的方向必须一致。
第二，进一步明确执行责任。应根据不同类型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特点，明确哪些由高层级政府执行，哪些由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执行，哪些由不同层级政府共同执行。从实际情况看，多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责任执行必须主要依靠地方特别是县、市一级政府。
第三，根据执行责任明确投入责任。鉴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且相当多服务和管理需要地方执行的现实，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费用分担机制，强化中央政府以及省级政府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均等化财力。义务教育等领域可在近年来改革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支出项目的分担方式。
第四，强化高层级政府对地方社会建设的监督责任。目标及考核标准应更多由中央政府制定，具体监督考核的实施应主要依靠省级政府。同时，进一步发挥服务对象和公众的监督作用。
——完善公共投入和管理方式，明确产品属性和费用分担机制，确保公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受益。
第一，进一步明确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把握好“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标准化建设不仅要设立最低标准，也要设立最高标准，这是实现服务均等化的基础。考虑到区域间现实存在的差异，可以留出一定空间，但不能过大；在区域内，应对各种服务尽可能执行同样标准。
第二，改革投入方式，完善管理，提高公共投入绩效。不仅要稳步增加投入，更要通过制度建设提升公共投入的效率，并确保公共投入真正转化为公众福利。要扭转重基本建设、忽视日常运行投入的倾向，建立公共投入和有关服务价格调整的联动机制。同时，进一步强化对公共资金使用的监管，规范资金流程，推进公开透明，加强绩效评估；在具体管理方面，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完善管理。当前要着力解决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之间信息化建设分割问题，实现信息共享。
第三，进一步明确产品属性和费用分担机制。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结合财力和不同类型服务的特点，分别采取免费、低于成本定价或按成本收费等方式。对于涉及大多数人的最基础性服务，最好采取免费或个人少量分担（控制浪费）方式。对于需要个人和家庭分担费用的服务，应充分考虑个人支付能力，同步建立相应的减免或补助政策，避免逆向转移支付，确保中低收入群体受益。
——深化公共部门特别是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服务绩效。
公共部门特别是事业单位，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承担者。同时，其自身也不可避免有其特定利益诉求。因此，需要全面总结相关领域的经验教训，加快推进改革，提升服务质量和绩效。
第一，进一步强化分类改革和管理。事业单位服务领域繁多，类型复杂，差异性极大，不可能采取统一的组织管理模式。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分类对事业单位进行组织管理的改革思路，方向非常正确。但在操作过程中，仍需考虑教科文卫等不同领域差异以及同一领域内不同类型服务的差异，结合国际经验，进一步细化对事业单位的分类，选择差别化管理方式。
第二，进一步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一方面，要完善评价机制，评价的核心是公共服务质量、国民福利改善程度。在此基础上，员工薪酬、福利等激励措施应更多与评价结果挂钩。另一方面，要强化约束。当前最关键的是要扭转鼓励事业单位创收、创收收入自行支配、将职工收入与服务收入挂钩等做法，在强化政府投入、调整相关补偿机制的同时，对公共部门的资产处置和剩余分配进行严格控制。
——立足制度建设，积极稳妥地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领域的改革和发展。
除了要在社会管理领域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外，还应该积极稳妥地动员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就我国而言，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潜力很大，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可以形成有益的补充。
第一，积极鼓励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在不少公共服务领域，民间和社会资本都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应积极鼓励，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服务格局，满足不同层次需求，促进民间和社会力量与公共机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同时，也必须考虑不同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在规律，合理确定民间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
第二，明确区分营利和非营利机构，采取差别化管理方式。从国际经验看，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有不同目标和方式，在管理方面也必须实施差别化政策。对于营利机构，应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管理，照章纳税。对于非营利机构，应坚持激励与约束并举的原则，一方面，依据公益性原则，在税收、土地、委托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也要依法控制非营利机构的资产处置和剩余分配。此外，还要充分认识到民间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局限性。从国际经验看，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还没有民间和社会力量成为主导的先例。
——加快推进影响长期发展的特殊领域政策调整。
第一，尽快调整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针对过大的人口压力，我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我国的生育水平远低于1．8的官方公布水平。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按户籍人口计算则出现了低于1的超低水平。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均显示，我国生育水平已经明显低于2．1的更替水平。同时，按照国际经验，城市化、工业化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等因素还会进一步加剧这一趋势。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以及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鉴于这种现实，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
第二，综合推进与户籍相关的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未来一个时期，城市化和人口流动仍将保持强劲态势，为避免城市内二元结构固化，加快推进与户籍相关的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意义重大。近年来，在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等不少领域，已经进行了很多改革探索，取得了不少好的经验。但总体上，问题还很突出，需要加快改革。一是从公众关注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特别是非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以及保障性住房等关键问题入手，尽快研究出台有关改革方案；二是要充分考虑特大城市、大城市及中小城市差异，从中小城市入手，加快推进改革；三是要同步推进相关体制改革，比如在财政转移支付中考虑人口流动因素，理顺利益关系，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流入地政府为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服务的积极性。在各种社会事业发展规划中，也要更多考虑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带来的需求变化。
——进一步推进公平的市场环境建设。
当前社会领域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有社会政策建设和社会管理改革滞后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和市场环境不完善、市场秩序混乱有很大关系。因此，完善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意义重大。“十二五”期间，应以更有力的手段打击权钱交易、假冒伪劣等不法行为，消除垄断和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竞争，使等量要素投入能够获得等量收益。同时，在收入分配中鼓励勤劳致富、遏制各种投机行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
——加强对各个领域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优化考核机制。
第一，强化对地方改革试点的宏观指导。社会领域的建设和有关改革，需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是要鼓励地方进行试点。但必须强调的是，社会领域的建设有其内在规律，同时，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并非永远一致和统一，因此，强化顶层设计对地方试点的指导意义重大。鉴于社会领域问题复杂且很多问题相互交织，建议考虑在最高层建立实体性综合规划和指导机构。
第二，推进综合改革实验。由于社会领域很多问题相互交织，以单项突破方式推进改革有很大局限性。建议“十二五”期间，在东、中、西部选择若干省级行政区域，进行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以及其他相关体制改革的综合实验。另外，对有关改革实验应该完善试错和纠错机制。试点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或出现问题。通过试点发现问题本身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进行及时纠正和完善，可以使改革更加顺利。
第三，进一步调整完善干部考核机制，改变目前GDP考核优先的倾向，强化对地方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社会领域服务质量和管理改善状况的考核，提高各级政府和地方领导干部对社会领域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性，提升服务和管理能力。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
放开二胎的结果就是一个官二代会变成两个官二代,两个官二代占用的资源绝对大于官二代X2,最后吃亏的绝对是那些天天想着儿女成群的人
超级鲤鱼 发表于 2012-7-5 00:27 
放开二胎的结果就是一个官二代会变成两个官二代,两个官二代占用的资源绝对大于官二代X2,最后吃亏的绝对是那 ...
那也好过被某教用子宫武器占领吧
放开二胎的结果就是一个官二代会变成两个官二代,两个官二代占用的资源绝对大于官二代X2,最后吃亏的绝对是那 ...
那也好过被某教用子宫武器占领吧
人口政策就是灭种政策。出生率少过2.2，人口就愈来愈少。
lucdemona 发表于 2012-7-5 00:54
那也好过被某教用子宫武器占领吧
说的容易,哪有那么容易被子宫武器占领,如果不如说汉语,生活习惯又和汉族不一样,这样的人是很难融入汉族聚居区的社会的,你觉得公司招人会招不说汉语的?再话又说回来,如果说汉语,生活习惯和我们又都一样,这样根本不存在什么子宫武器
那也好过被某教用子宫武器占领吧
说的容易,哪有那么容易被子宫武器占领,如果不如说汉语,生活习惯又和汉族不一样,这样的人是很难融入汉族聚居区的社会的,你觉得公司招人会招不说汉语的?再话又说回来,如果说汉语,生活习惯和我们又都一样,这样根本不存在什么子宫武器
有些动不动和美国比，说美国3亿人口。
可以肯定的说，美国未来必然超过8亿人口以上。美国虽然人少，但美国二战末只有一点五亿人口，通过大量移民，美国人口是稳步增加的，而且美国有意增加人口，美国体制也不可能实行计生。中国就算人口减少，地球上也不会有人同情你让出了资源。关键是，美国有狼群体系，其北约和各种盟国圈子，总人口加起来也有9亿多。中国没有这样的环境，中国人民币也不可能形成美元的霸权。地球上没有国家会甘当中国的提款机。
全世界好像就中国最聪明，其它二百多个国家全tmd是傻子。
工业化社会，人们必然集中到水电气网络俱全的城市，人们不可能再忍受工业化以前那种无自来水无电无网络的生活，这些已经是基本生活资料。所以人口再少，维持现代社会生活的必需局部人口密度都不可能改变。只是大量地方被荒了而已。看看毛子就明白。
可以肯定的说，美国未来必然超过8亿人口以上。美国虽然人少，但美国二战末只有一点五亿人口，通过大量移民，美国人口是稳步增加的，而且美国有意增加人口，美国体制也不可能实行计生。中国就算人口减少，地球上也不会有人同情你让出了资源。关键是，美国有狼群体系，其北约和各种盟国圈子，总人口加起来也有9亿多。中国没有这样的环境，中国人民币也不可能形成美元的霸权。地球上没有国家会甘当中国的提款机。
全世界好像就中国最聪明，其它二百多个国家全tmd是傻子。
工业化社会，人们必然集中到水电气网络俱全的城市，人们不可能再忍受工业化以前那种无自来水无电无网络的生活，这些已经是基本生活资料。所以人口再少，维持现代社会生活的必需局部人口密度都不可能改变。只是大量地方被荒了而已。看看毛子就明白。
工业化的精髓和本质就是社会性和集约性，而不是什么狗屁人均资源。美国加上欧州的六亿人口也不能构成完整的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他们也必须靠东亚中日韩，把这十多亿人口加起来，才能真正完成满足现代社会几百万种生活用品的产业体系（如果算上零部件种类，起码数以千万记）。他们也不得不进入全球分工体系，因为它那6亿人口数量已经不可能形成现代社会必需的产品体系要求，这不是它想与不想，愿与不愿的问题，这是一个人口规模与产业规模之间关系的自然必然原则问题。随着人类进化和生活要求更高，以后产品规模会更大，需要的人口基数也会成比例膨胀，可以想象再过几百年，如果工业继续革命，人类可以白菜价空间移民，要完成那个庞大的工业体系，需要的人口规模起码数以百亿记，这几百亿就是一个社会性的整体，就像一个大庞大的机器，每个有侧重点的城市群都不过是机器中的一个功能件，每一个人又不过是这个功能件中的一个小小的零件，再也不是什么种田时代的自给自足，大家自已种的粮食自己吃的非社会性小农时代，以前的农业社会，只要吃饱饭就行了，人的欲望不高，不要求有灯点，不要求有手机用，不追求有电脑玩，吃个饭也不需要多好的碗，多好的筷子。但现在的人类，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时代了。不以发展的观念，不以人类追求和人类进步的观念来看问题，而老是火柴都还叫洋火的落后工业时代的意识形态刻舟求剑的小农经济落后计生政策，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笑话。就是为了养着那大量的计生工作人员的一个忽悠。一个逆向民族主义的私货。
自然规律会自然调节让市场容量和产业产量，和产业多样性和系统性形成一个平衡整体。如果说有进化，这本身就是一种进化，即自然规律总会通过无处不在的平衡法则将规模调整到它当时的适合程度，少了一点都不行。也就是说，要完成现代社会的产品总类，必须有30亿人口的城市群，和人口基数。（印度那种没形成物流和文化传统的只能算孤立于社会性的原始人，不具有社会性）
自然规律会自然调节让市场容量和产业产量，和产业多样性和系统性形成一个平衡整体。如果说有进化，这本身就是一种进化，即自然规律总会通过无处不在的平衡法则将规模调整到它当时的适合程度，少了一点都不行。也就是说，要完成现代社会的产品总类，必须有30亿人口的城市群，和人口基数。（印度那种没形成物流和文化传统的只能算孤立于社会性的原始人，不具有社会性）
日本只有四川大点，有一点三亿多人。毛子有两个中国大，只有一点五亿人。
而且日本的人口基本就集中在东京大城市，东京的建成区面积是非常恐怖的，想想东京的人口密度有多恐怖，上海够大了吧，和东京这种建成区比就是小巫。这是什么？这就是工业化社会的本质！那就是集约化。人口集中度，达到水电汽和网络和道路设施维护成本等最低和最大效率化，达到工人的工作和人们交流，和物流效率的最大效率化。
人均资源最多的毛子，相对人均资源最少的日本，穷得就像一坨屎。
现代社会就不是以人口为单位，来算在面积上的平均分布的，而是以城市为单位。城市群效益才是现代社会的精华。
强如美国和欧州，人口也是集中城市群，而不是平均分散在全国各个地方。虽然美国人口现在只有3亿，但美国城市里的人口密度和中国城市里的人口密度有什么区别？还不是一样的。人口难道还在田园里，平均分配，一个地方躺一个不成？又不是摆格子游戏。
而且日本的人口基本就集中在东京大城市，东京的建成区面积是非常恐怖的，想想东京的人口密度有多恐怖，上海够大了吧，和东京这种建成区比就是小巫。这是什么？这就是工业化社会的本质！那就是集约化。人口集中度，达到水电汽和网络和道路设施维护成本等最低和最大效率化，达到工人的工作和人们交流，和物流效率的最大效率化。
人均资源最多的毛子，相对人均资源最少的日本，穷得就像一坨屎。
现代社会就不是以人口为单位，来算在面积上的平均分布的，而是以城市为单位。城市群效益才是现代社会的精华。
强如美国和欧州，人口也是集中城市群，而不是平均分散在全国各个地方。虽然美国人口现在只有3亿，但美国城市里的人口密度和中国城市里的人口密度有什么区别？还不是一样的。人口难道还在田园里，平均分配，一个地方躺一个不成？又不是摆格子游戏。
假如中国面积有现在三个中国这么大。事实上人们还是只会集中在各个城市。这就是通常说的局部优势，不要看总的，要看局部。国家哪怕再大，但真正的焦点，也就是那几个城市，也就是局部密度。所谓平均密度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几家人在个山区，不可能专门给你开个自来水库，给你开个网络，给你开个医院，学校，你生了病还是得去大城市，你小孩要上学还是得去住读，你还是得守在几十亩地的广大的院子里忍受蚊子叮咬，点煤油灯，吃河水和走山路。实在受不了时，政庥会强制你搬迁到山下，然后退耕还林。让你被集约化，被社会化，因为你以前实际上失去了社会性。哪怕人口很少，当大量土地荒弃，也是饿死一大片，这种例子数不胜数。
那是小农社会，农耕时代的残留思想，是看多了世外桃源，田园生活yy小说的只会空想的nc文人的一种臆病。以为现在还是地主时代，一个地主可以分很多田，每天盘算着，人均越多田，就越富。
那是小农社会，农耕时代的残留思想，是看多了世外桃源，田园生活yy小说的只会空想的nc文人的一种臆病。以为现在还是地主时代，一个地主可以分很多田，每天盘算着，人均越多田，就越富。
国上海，人口密度是非常的高，而中国的山区人口密度是非常的低。山区人均资源这么高，为什么山区却穷得叮叮响，反而往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或国家跑，难道不怕人均资源低了？而山区和西部很多地方人口密度很低，也不乏气候不错，适宜居住之地，为什么北上广这种高密地区不往这些地方跑？全是叶公好龙，这些人不过是想在工作之余去旅游一下。生活和工作，他们还是会在高密人口地区，从来不存在什么人均资源论。
也不想想现代工业社会，到底什么才是价值，一个最小的玻璃杯，一个药品子，一个矿原水瓶，一个粉笔头，都要是产业链的，真以为靠原始人生活，吃香蕉就可以长得白白胖胖的。
也不想想现代工业社会，到底什么才是价值，一个最小的玻璃杯，一个药品子，一个矿原水瓶，一个粉笔头，都要是产业链的，真以为靠原始人生活，吃香蕉就可以长得白白胖胖的。
所谓人均资源论，纯属小农意识思维。工业化后，世界上的产品种类，有上百万，每一个产品，包括路边摊上一个不起眼小玩具，杂货店里一个常见的低档小茶杯，都有庞大产业链，需要庞大的人口基数（因为人口中有老人小孩，还有受教育比例，和专业人口比例，和剃头水电气等服务业人口比例，一个体系不是所有人口都可以适合某个行业）。
有些人上课时，心想，要是人少了，老师就可以只教我们几个了，但人少了后，大量学校撤并，老师和学生，资源和学生的比例始终是固定的。工业化后，世界上的产品种类，有上百万，而小农意识的农业社会，产品就是点低档冶金，稻谷，瓷器之类。那个时候想着资源越多越好。但现代社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一个城市人口少了，水电道路网络成本会成倍增加，人的生活成本会成倍增加。集约化才是工业社会的本质。工业社会人与社会的孤立性基本不存在了，整个社会国家就是一个庞大机器，每个人和行业都只是其一个零件。各个零件的比例是固定的。就算一个国家面积再大，人口再少，这些人口始终会聚集到一些主城，形成集约化。剩下的就相当于荒废的。就像东京，如果日本不是集约成东京这种局部高密地区。它是发展不起来的。中国以后就算人口减少，但北上广依然不会少。因为只是农村减少，和周边减少。但工业化进代的特点，限制了人口必然依然集约化到特大城市。但周边会被荒废掉。以为人口少了，人均资源和生活会好的，完全是小农意识，农业社会的意识。
小农时代才玩自给自足，甚至可以和社会割裂的田园生活。而工业化，没有水电，这种割裂根本生活不下去。人口少的地方，成本高了，就会荒废，人口集约化一定要达到某个程度，才能形成平衡，即真正可维持，即高于这个规模和低于这个规模将是质的区别。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地区只有几家人，不可能再开个水库，开几条公路，还开网络，成本维持不了。只能荒废。让你在那里种田，享受田园生活，享受资源多。有几个人忍得下？
也就是工业社会，局部人口集约化是必然的。就算整个国家的人口降一半或很大比例，但在局部人口密度绝不会减。减到最低的局部人口密度都维持不了时，就会丧失国家功能，最后功能性灭绝为止。工业和一切全都消失，物价高涨，靠卖香蕉过日子，再多的资源没有人去转化，也只是泥土而已，资源不等于可以直接用的价值，价值始终来源于劳动价值，要经过转化过程它才是真正的价值。劳力由于人口少，一天接不了几个单，别人为了总的绝对值维持生活的成本，随便抬个东西，都会是非常的昂贵。生活成本会直线上升。
有些人上课时，心想，要是人少了，老师就可以只教我们几个了，但人少了后，大量学校撤并，老师和学生，资源和学生的比例始终是固定的。工业化后，世界上的产品种类，有上百万，而小农意识的农业社会，产品就是点低档冶金，稻谷，瓷器之类。那个时候想着资源越多越好。但现代社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一个城市人口少了，水电道路网络成本会成倍增加，人的生活成本会成倍增加。集约化才是工业社会的本质。工业社会人与社会的孤立性基本不存在了，整个社会国家就是一个庞大机器，每个人和行业都只是其一个零件。各个零件的比例是固定的。就算一个国家面积再大，人口再少，这些人口始终会聚集到一些主城，形成集约化。剩下的就相当于荒废的。就像东京，如果日本不是集约成东京这种局部高密地区。它是发展不起来的。中国以后就算人口减少，但北上广依然不会少。因为只是农村减少，和周边减少。但工业化进代的特点，限制了人口必然依然集约化到特大城市。但周边会被荒废掉。以为人口少了，人均资源和生活会好的，完全是小农意识，农业社会的意识。
小农时代才玩自给自足，甚至可以和社会割裂的田园生活。而工业化，没有水电，这种割裂根本生活不下去。人口少的地方，成本高了，就会荒废，人口集约化一定要达到某个程度，才能形成平衡，即真正可维持，即高于这个规模和低于这个规模将是质的区别。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地区只有几家人，不可能再开个水库，开几条公路，还开网络，成本维持不了。只能荒废。让你在那里种田，享受田园生活，享受资源多。有几个人忍得下？
也就是工业社会，局部人口集约化是必然的。就算整个国家的人口降一半或很大比例，但在局部人口密度绝不会减。减到最低的局部人口密度都维持不了时，就会丧失国家功能，最后功能性灭绝为止。工业和一切全都消失，物价高涨，靠卖香蕉过日子，再多的资源没有人去转化，也只是泥土而已，资源不等于可以直接用的价值，价值始终来源于劳动价值，要经过转化过程它才是真正的价值。劳力由于人口少，一天接不了几个单，别人为了总的绝对值维持生活的成本，随便抬个东西，都会是非常的昂贵。生活成本会直线上升。
而且人与人就必须平等。其它一切忽悠都是假的。
要是缅北回归中国，则缅北的汉族会在计生和民族政策下迅速种族灭绝。造成局部性的少民种族灭绝
要是缅北回归中国，则缅北的汉族会在计生和民族政策下迅速种族灭绝。造成局部性的少民种族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