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幸福指数”仅排世界112位吗？

近日，一篇题为《联合国首发幸福指数排名 丹麦居首中国112位》的报道受到舆论关注。报道称，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丹麦成为全球最幸 福国度，于10分满分中获近8分，其它北欧国家亦高踞前列位置。中国香港排名67，得分约5.5，中国内地则排名112位。

　　更加“吸引眼球”的是，这篇报道写到“最不幸福国家集中于受贫穷和战火洗礼的非洲国家，包括最低分的多哥”，这样，就产生了某种关于“中国幸福指数”所处位置的暗示，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番波澜。

　　《报告》并非由联合国发布

　　这份报告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事实上，这份报告既非“幸福指数”，也不是以“排名”为目的，甚至不是由联合国发布的。

　　报道所涉及的报告，英文原题为“World Happiness Report”（世界幸福感报告，下简称“《报告》”），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发布的。中文最初报道的来源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网站的《报 告》发布页上的报道，基本上是原文摘译。然而，在基本上是原文摘译的中文最初报道中，却存在3处记者添加进去的内容，很不幸，这3处内容都与原文有极大出 入。

　　第一处是中文报道标题为“联合国首发幸福指数排名”，而英文报道原题为“First World Happiness Report Launched at the United Nations”，应译为“第一份世界幸福感报告在联合国发布”，在这里“联合国”并非主语。实际上在联合国官方网站上也没有这份报告的发布记录（甚至没 有这份报告的搜索结果）。英文报道也明确提到：这份报告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受到4月2日举行的“联合国幸福会议”委托而主持编写的，由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发布。

　　第二处是中文报道称“中国内地排名112位”，而英文报道并无这一内容。来自记者对于《报告》内容的发挥。这种发挥是对《报告》的误读，“中国内地排名112位”的实际意思稍后将在分析报告内容时详细阐释。

　　第三处是中文报道写到“最不幸福国家集中于受贫穷和战火洗礼的非洲国家，包括最低分的多哥”，这也是英文报道原文所没有的。英文报道原文中意思接近的句 子可翻译为“最不幸福的国家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穷国（多哥、贝宁、中非、塞拉利昂）”。显然，多哥尽管贫穷，但恐怕不能说“受到战火洗礼”。

　　由于上述3处被添加内容的欠严谨，《报告》在谣言易于传播的互联网上就被解读成了“联合国发布世界幸福指数报告中，中国仅排名112位，与受贫穷和战火 洗礼的非洲国家排名接近”，由此形成了一个舆论焦点。然而事实上，这份在英文主流媒体上受关注度较低的《报告》，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官方报道，应 该解读成“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在联合国发布的报告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集中在北欧，最不幸福的国家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穷国”。

世行行长竞争的副产品

　　《报告》的出现，有一个背景是需要交代的，即与主持人杰弗里·萨克斯竞选世界银行行长的野心有极大关联。

　　世界银行现任行长佐利克将于6月30日任期结束后离职。世行年初曾发表声明称，世行在3月23日前接受新行长人选提名。杰弗里·萨克斯于3月4日在《华 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宣布参选世行行长，成为第一位高调表态参选世行行长的美国人士。尽管后来他没有获得美国总统的提名，但这是后话。

不同年代结婚礼金一览|图
工薪族必牢记的装修风水|图
　　《报告》的产生是与萨克斯参选世行行长的抱负密切相关的，也是与萨克斯本人的人生轨迹相契合的其中蕴含着一段经济学界著名的“学术八卦”。

　　上世纪70年代末，萨克斯在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期间，被称为青年学术明星，并经常被拿来与邻校麻省理工的明星博士生保罗·克鲁格曼相比较。两人年纪相 仿，都在同龄经济学人中出类拔萃，加上哈佛与麻省理工纠结的传统关系，在他们的圈子内被视为竞争对手是很自然的。由此，萨克斯与克鲁格曼之间形成了“步步 惊心”的“攀比”关系。

　　起初两人在学术上相互攀比，都专攻国际视角的宏观经济学，结果克鲁格曼略胜一筹。随后由于克鲁格曼受邀成为美国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两人又开展了仕途攀比。萨克斯谋了份玻利维亚总统经济顾问的差事，在拉美数个国家推动货币体系改革，这是8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功能转型的标志性事件，结果却是引发了南美经济危机。此后萨克斯又出任波兰经济改革的顾问，推动东欧市场经济转型，但同样效果不佳。1991 年，克鲁格曼被授予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J·B·克拉克奖”，而萨克斯则安慰性地被授予弗兰克·E·塞德曼政治经济学贡献奖。克鲁格曼再次完 胜。

　　在克鲁格曼面前连输两阵之后，萨克斯逐步转型到经济发展领域，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地球研究所”，其目的是摆脱纯粹从财政与货 币角度看待国家发展的视角，建立综合地理、资源、社会、科技、食品安全、公共治理等视角分析发展与贫困问题的“新科学”。应该说，近几年来各国政府越来越 多地提到要走出“唯GDP论”、更加重视综合性的“国民幸福”，是与包括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一批经济学界重要人物的大力提倡有关的。

　　2008年，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得萨克斯愈加显得黯淡无光。这样，萨克斯高调宣布参选世行行长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在萨克斯3月4日发表在 《华盛顿邮报》的竞选纲领《我将如何领导世行》中，萨克斯称，他的目标是使世行职能从金融为中心转向社会服务为中心，即提高就业、健康、教育、基础设施水 平从而达到根本消除贫困为归依。这是与《报告》内容相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报告》就是萨克斯竞选纲领的详细阐述。

　　《报告》的目的并非排名

　　《报告》分为七个部分：1.导论；2.世界幸福感（Happiness）状况；3.幸福感与痛苦感（Misery）的原因；4.若干政策建议；5.不丹 案例；6.英国统计局案例；7.经合组织（OECD）案例。其中导论部分相当于理念阐释，2-4部分是报告的核心，5-7部分是案例研究。

　　在导论部分，报告主要阐明了进行这项研究的理由。历史上决定人类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实际上是物质获取能力，这些物质以基本生存需要为主，并且其获取能力是 受到技术水平制约的。人类为了获取物质而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成为历史上追求幸福的主要内容，这也是“经济增长”的实质内涵。然而在获取生存物质所必需的技术 已经掌握之后，就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其一，当前阻碍全球摆脱贫困状况或者说“痛苦感”的主要因素已不是技术水平制约，而是其他因素，那么这些“其他因 素”是什么？其二，当然人类的幸福感面临“伊斯特林悖论”的困扰，即：在一国之内，富人的幸福感比穷人更高，但进行富国与穷国跨国比较，富国却并不比穷国 更加幸福，世界的现状是否如此，为何如此？

　　报告的核心部分对导论部分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的出发点是“世界幸福感状况”，这部分 概述了世界上关于“幸福”问题的主要研究，包括“盖洛普世界数据池”（GWP），“世界价值调查” （WVS），“欧洲价值调查”（EVS），“欧洲社会调查” （ESS）等。也就是说，《报告》并没有自身的一手数据，只是在综述已有的大型调查数据，加以综合分析。“中国排名112位”的来源就在这一部分，然而却 并非正文，而是作为该部分附录的30多张图表中的第11张。这张图的标题是“各国坎特里尔阶梯均值（GWP05-11）”，意思是坎特里尔阶梯方法调查结 果排名，出自盖洛普世界数据池2005-2011年的数据。

　　实际上，这张图表所用的数据跟大约一年前成为舆论事件的“中国人幸福感低于 伊拉克人”是一回事（参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5月13日本版），是纯主观数据，是被调查者对自我处境进行想像打分得出的，受到文化心理因素极 大影响。比如中国受调查者很多倾向于说自己的幸福程度“还凑合”、“中不溜”而非“很不错”，这会极大影响得分。实际上《报告》也并没有把这个数据摆在很 重要位置，只是把它综述进来并做了个图表而已。除了这张表，另外还有30多张表，其中很多张表的重要性也不比这张表低。实际上，《报告》恰恰认为主观幸福 感是不具有跨国比较意义的，因此图表本身并无排名标号，也没有给出具体指标的数值，“中国排名112位”是中文报道的记者在图表中自己数出来的。并且要注 意，“世界幸福感状况”部分只是研究的出发点，而非研究目的，更非研究结论。

　　在“幸福感与痛苦感的原因”部分，《报告》展开了自己的分 析。《报告》认为，世界上影响幸福感的最大因素是失业，其次是健康状况。而解决失业问题的首要事项是提高技术水平。在“若干政策建议”部分，《报告》强 调，政府应该把促进就业、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增进国民健康水平、实现性别平等等事项摆在优先位置。实际上这两部分才是《报告》的核心和目的。《报告》的目 的并不包括排名，只是在评论“伊斯特林悖论”时认为，北欧富裕国家综合看来幸福感还是显著地高的，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穷国幸福感则显著地低，而对于处在两 类国家之间的国家，幸福感与贫富相关度不明显。也就是说，只有“北欧国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穷国”两类国家具有类别比较意义，各国之间的幸福感不具有跨 国比较意义。

　　至于“中国仅排名112位，与受贫穷和战火洗礼的非洲国家排名接近”的网络解读方式就更是与报告无关的耸人听闻之论，按照这种标准的话，委内瑞拉的排名在19位，远高于法国、德国；而“准欧盟国家”保加利亚的排名则在倒数第十，甚至远低于索马里和阿富汗。



近日，一篇题为《联合国首发幸福指数排名 丹麦居首中国112位》的报道受到舆论关注。报道称，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丹麦成为全球最幸 福国度，于10分满分中获近8分，其它北欧国家亦高踞前列位置。中国香港排名67，得分约5.5，中国内地则排名112位。

　　更加“吸引眼球”的是，这篇报道写到“最不幸福国家集中于受贫穷和战火洗礼的非洲国家，包括最低分的多哥”，这样，就产生了某种关于“中国幸福指数”所处位置的暗示，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番波澜。

　　《报告》并非由联合国发布

　　这份报告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事实上，这份报告既非“幸福指数”，也不是以“排名”为目的，甚至不是由联合国发布的。

　　报道所涉及的报告，英文原题为“World Happiness Report”（世界幸福感报告，下简称“《报告》”），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发布的。中文最初报道的来源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网站的《报 告》发布页上的报道，基本上是原文摘译。然而，在基本上是原文摘译的中文最初报道中，却存在3处记者添加进去的内容，很不幸，这3处内容都与原文有极大出 入。

　　第一处是中文报道标题为“联合国首发幸福指数排名”，而英文报道原题为“First World Happiness Report Launched at the United Nations”，应译为“第一份世界幸福感报告在联合国发布”，在这里“联合国”并非主语。实际上在联合国官方网站上也没有这份报告的发布记录（甚至没 有这份报告的搜索结果）。英文报道也明确提到：这份报告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受到4月2日举行的“联合国幸福会议”委托而主持编写的，由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发布。

　　第二处是中文报道称“中国内地排名112位”，而英文报道并无这一内容。来自记者对于《报告》内容的发挥。这种发挥是对《报告》的误读，“中国内地排名112位”的实际意思稍后将在分析报告内容时详细阐释。

　　第三处是中文报道写到“最不幸福国家集中于受贫穷和战火洗礼的非洲国家，包括最低分的多哥”，这也是英文报道原文所没有的。英文报道原文中意思接近的句 子可翻译为“最不幸福的国家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穷国（多哥、贝宁、中非、塞拉利昂）”。显然，多哥尽管贫穷，但恐怕不能说“受到战火洗礼”。

　　由于上述3处被添加内容的欠严谨，《报告》在谣言易于传播的互联网上就被解读成了“联合国发布世界幸福指数报告中，中国仅排名112位，与受贫穷和战火 洗礼的非洲国家排名接近”，由此形成了一个舆论焦点。然而事实上，这份在英文主流媒体上受关注度较低的《报告》，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官方报道，应 该解读成“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在联合国发布的报告认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集中在北欧，最不幸福的国家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穷国”。

世行行长竞争的副产品

　　《报告》的出现，有一个背景是需要交代的，即与主持人杰弗里·萨克斯竞选世界银行行长的野心有极大关联。

　　世界银行现任行长佐利克将于6月30日任期结束后离职。世行年初曾发表声明称，世行在3月23日前接受新行长人选提名。杰弗里·萨克斯于3月4日在《华 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宣布参选世行行长，成为第一位高调表态参选世行行长的美国人士。尽管后来他没有获得美国总统的提名，但这是后话。

不同年代结婚礼金一览|图
工薪族必牢记的装修风水|图
　　《报告》的产生是与萨克斯参选世行行长的抱负密切相关的，也是与萨克斯本人的人生轨迹相契合的其中蕴含着一段经济学界著名的“学术八卦”。

　　上世纪70年代末，萨克斯在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期间，被称为青年学术明星，并经常被拿来与邻校麻省理工的明星博士生保罗·克鲁格曼相比较。两人年纪相 仿，都在同龄经济学人中出类拔萃，加上哈佛与麻省理工纠结的传统关系，在他们的圈子内被视为竞争对手是很自然的。由此，萨克斯与克鲁格曼之间形成了“步步 惊心”的“攀比”关系。

　　起初两人在学术上相互攀比，都专攻国际视角的宏观经济学，结果克鲁格曼略胜一筹。随后由于克鲁格曼受邀成为美国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两人又开展了仕途攀比。萨克斯谋了份玻利维亚总统经济顾问的差事，在拉美数个国家推动货币体系改革，这是80年代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功能转型的标志性事件，结果却是引发了南美经济危机。此后萨克斯又出任波兰经济改革的顾问，推动东欧市场经济转型，但同样效果不佳。1991 年，克鲁格曼被授予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J·B·克拉克奖”，而萨克斯则安慰性地被授予弗兰克·E·塞德曼政治经济学贡献奖。克鲁格曼再次完 胜。

　　在克鲁格曼面前连输两阵之后，萨克斯逐步转型到经济发展领域，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地球研究所”，其目的是摆脱纯粹从财政与货 币角度看待国家发展的视角，建立综合地理、资源、社会、科技、食品安全、公共治理等视角分析发展与贫困问题的“新科学”。应该说，近几年来各国政府越来越 多地提到要走出“唯GDP论”、更加重视综合性的“国民幸福”，是与包括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在内的一批经济学界重要人物的大力提倡有关的。

　　2008年，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得萨克斯愈加显得黯淡无光。这样，萨克斯高调宣布参选世行行长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在萨克斯3月4日发表在 《华盛顿邮报》的竞选纲领《我将如何领导世行》中，萨克斯称，他的目标是使世行职能从金融为中心转向社会服务为中心，即提高就业、健康、教育、基础设施水 平从而达到根本消除贫困为归依。这是与《报告》内容相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报告》就是萨克斯竞选纲领的详细阐述。

　　《报告》的目的并非排名

　　《报告》分为七个部分：1.导论；2.世界幸福感（Happiness）状况；3.幸福感与痛苦感（Misery）的原因；4.若干政策建议；5.不丹 案例；6.英国统计局案例；7.经合组织（OECD）案例。其中导论部分相当于理念阐释，2-4部分是报告的核心，5-7部分是案例研究。

　　在导论部分，报告主要阐明了进行这项研究的理由。历史上决定人类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实际上是物质获取能力，这些物质以基本生存需要为主，并且其获取能力是 受到技术水平制约的。人类为了获取物质而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成为历史上追求幸福的主要内容，这也是“经济增长”的实质内涵。然而在获取生存物质所必需的技术 已经掌握之后，就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其一，当前阻碍全球摆脱贫困状况或者说“痛苦感”的主要因素已不是技术水平制约，而是其他因素，那么这些“其他因 素”是什么？其二，当然人类的幸福感面临“伊斯特林悖论”的困扰，即：在一国之内，富人的幸福感比穷人更高，但进行富国与穷国跨国比较，富国却并不比穷国 更加幸福，世界的现状是否如此，为何如此？

　　报告的核心部分对导论部分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分析的出发点是“世界幸福感状况”，这部分 概述了世界上关于“幸福”问题的主要研究，包括“盖洛普世界数据池”（GWP），“世界价值调查” （WVS），“欧洲价值调查”（EVS），“欧洲社会调查” （ESS）等。也就是说，《报告》并没有自身的一手数据，只是在综述已有的大型调查数据，加以综合分析。“中国排名112位”的来源就在这一部分，然而却 并非正文，而是作为该部分附录的30多张图表中的第11张。这张图的标题是“各国坎特里尔阶梯均值（GWP05-11）”，意思是坎特里尔阶梯方法调查结 果排名，出自盖洛普世界数据池2005-2011年的数据。

　　实际上，这张图表所用的数据跟大约一年前成为舆论事件的“中国人幸福感低于 伊拉克人”是一回事（参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5月13日本版），是纯主观数据，是被调查者对自我处境进行想像打分得出的，受到文化心理因素极 大影响。比如中国受调查者很多倾向于说自己的幸福程度“还凑合”、“中不溜”而非“很不错”，这会极大影响得分。实际上《报告》也并没有把这个数据摆在很 重要位置，只是把它综述进来并做了个图表而已。除了这张表，另外还有30多张表，其中很多张表的重要性也不比这张表低。实际上，《报告》恰恰认为主观幸福 感是不具有跨国比较意义的，因此图表本身并无排名标号，也没有给出具体指标的数值，“中国排名112位”是中文报道的记者在图表中自己数出来的。并且要注 意，“世界幸福感状况”部分只是研究的出发点，而非研究目的，更非研究结论。

　　在“幸福感与痛苦感的原因”部分，《报告》展开了自己的分 析。《报告》认为，世界上影响幸福感的最大因素是失业，其次是健康状况。而解决失业问题的首要事项是提高技术水平。在“若干政策建议”部分，《报告》强 调，政府应该把促进就业、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增进国民健康水平、实现性别平等等事项摆在优先位置。实际上这两部分才是《报告》的核心和目的。《报告》的目 的并不包括排名，只是在评论“伊斯特林悖论”时认为，北欧富裕国家综合看来幸福感还是显著地高的，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穷国幸福感则显著地低，而对于处在两 类国家之间的国家，幸福感与贫富相关度不明显。也就是说，只有“北欧国家”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穷国”两类国家具有类别比较意义，各国之间的幸福感不具有跨 国比较意义。

　　至于“中国仅排名112位，与受贫穷和战火洗礼的非洲国家排名接近”的网络解读方式就更是与报告无关的耸人听闻之论，按照这种标准的话，委内瑞拉的排名在19位，远高于法国、德国；而“准欧盟国家”保加利亚的排名则在倒数第十，甚至远低于索马里和阿富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