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突然想到05或06年我国绝对“收复”台湾！

<P>我还真的不了解2004年奥运会台湾当时拿金牌的时候是放的什么歌，升的什么旗~~~~</P>

<P>升的是梅花旗，就是中华台北队的奥运旗，不是国旗。</P><P>奏的是国旗歌，不是“中华民国国歌”。</P>

<B>以下是引用<I>lumuyu</I>在2004-12-5 20:57:00的发言：</B>

<P>升的是梅花旗，就是中华台北队的奥运旗，不是国旗。</P>
<P>奏的是国旗歌，不是“中华民国国歌”。</P>

<P>厉害！哪找的资料啊！？
<P>看来我想多了，但是我断定2008年台湾会换旗换歌的，除非他们弃权不来参加，呵呵</P>

<P>..</P><P>根据1979年的名古屋协议和1981年的洛桑协议,台湾是以中华台北名义 (chinese taipei)参加奥运会的.在此以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一直是台湾.为此我们还抵制了80年的奥运会.</P><P>台湾颁奖所使用的是"中华民国国旗歌"和有中华民国国徽的 梅花青天白日五环旗</P><P>附国旗歌歌词(注意的是,国旗歌并不是"国歌")</P><P>国旗歌的歌词由自民国元年起即追随孙中山的戴传贤所写</P><P>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冑，东亚称雄。</P><P>勿自暴自弃，勿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

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图务近功。

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P><P>其实我挺喜欢这首歌的,旋律不错,歌词也很好,充满民族自豪感.就是最后一句有点别扭.</P><P>呵呵</P>

再附:两岸在奥运会场外的角斗前台“清华大学”校长、“奥运危机处理小组”成员沈君山曾说过，“‘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是腐儒之言，国际奥委会是最政治的一个团体”。此言确实不虚。自从奥运会传入中国以来，政治与奥运都没有分开过。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台海两岸在历届奥运会上上演了无数或明或暗的政治斗争。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奥运精神。</P>一、中国的第一支奥运代表团即是政治的产物</P>1932年洛杉矶奥运筹委会发函邀请中国派遣代表团参加第10届奥运会，但当时的南京政府以中日关系紧张为由，决定不派队参加。然而，侵略东北的日本军方和伪满洲国抢先以“满洲国”名义报名，并宣布让东北大学体育科毕业的短跑名将刘长春和中距离好手于希渭参赛。民族意识极强的刘长春听到消息后，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一石激起千层浪，伪满洲国报名参加奥运的行动，立即引发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强烈抗议。民众纷纷要求南京政府力挽狂澜，挫败伪满洲国窃取中国名义使其地位合法化的野心。在同仇敌忾的大氛围下，张学良挺身而出，在1932年7月1日东北大学体育科毕业典礼上公开宣布“刘长春、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10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了使中国代表团能够顺利成行，他还慷慨解囊，资助刘、于、宋旅费，并要求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王正延和副会长张伯苓采取应变措施以阻止伪满洲国参赛。</P>张伯苓立即致电奥委会为刘、于补办报名手续，但报名期限已过，王正延于是透过外交途径，争取国际同情，迫使奥委会撤销满洲国的资格以接纳中国代表团。刘长春和领队沈嗣良、教练宋君复自上海搭轮船选抵洛杉矶，于希渭则因身陷大连，遭日寇软禁而未能成行。刘长春等三人在太平洋颠簸23天始抵美国，下船后即赶赴会场参加开幕式。国家疲弱，体育不兴。刘长春虽未能进入复赛，但能其出现在奥运会场上，本身就是全体华夏儿女同仇敌忾共御强敌精神的体现。</P>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中国派去一支多达78名运动员的庞大代表团，但只有撑竿跳高选手符保卢获复赛资格。1940年第12届、1944年第13届奥运会，原定分别在东京和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均因二战取消。1948年第14届伦敦奥运会，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财力吃紧，把33名参赛的中国奥运健儿回国的路费都截留了，致使他们流落异乡，最后靠募捐和借贷才得以返国。</P>二、两岸以奥运会为战场展开角力</P>1952年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已撤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原欲派篮球队及中距离赛跑好手陈英郎赴会，但刚刚诞生未满三年的新中国也要进军奥运，两岸政治开始介入竞技场，最后，赫尔辛基奥运筹委会正式接纳北京，拒绝台北参赛。国民党政府虽然派“体育大使”郝更生前往力争，但形势比人强，大陆在东道主芬兰和其它亲中国家的协助下，获大会邀请，而台湾被排除在外。大陆仓促组队，派谴40人代表团赴会，由团长荣高棠，副团长吴学谦（后出任外交部长）、黄中，总教练董守义等率领。但由于路途担搁，北京代表团抵达赫尔辛基时，大会已近尾声，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参加百米仰泳预赛。</P>1956年第16届奥运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赛，国际奥委会有意落实美国“两个中国”政策，分别致函两岸派队参加。台北派出43人代表团，北京亦派团与会。台北队作风灵活，抢先升旗，北京愤而退出，以罢赛表达抗议。1958年8月，北京宣布与国际奥委会“断交”，声称除非排除台北，否则北京绝不会参加奥运会。</P>1960年第17届罗马奥运会，台北代表团76人，北京未与会。但国际奥委会坚持台北代表团不得使用“中华民国”或“中国”的名称，必须以“台湾”名义出赛，国民党当局虽不满意，但为了使有望夺取首金的“亚洲铁人”杨传广能顺利参赛，只得含泪接受。入场时台北体育官员林鸿坦手持“在抗议下”（Under Protest）布条，向全世界表达台北不能使用“中国”名义的不满。杨传广也不负众望，终于夺得十项全能的银牌，中国人首次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P>1964年第18届东京奥运会，大陆未派人参与，台北以“中华民国”（英文则为Taiwan）的名义参赛，杨传广仅获十项全能仅获第5名。赛间还发生射击选手马晴山离队“投共”的重大政治事件，引起台北代表团一片慌乱。</P>1968年第19届墨西哥奥运会，台北有两大成就，一是有“东方羚羊”之称的田径女杰纪政获80米跨栏铜牌，成为继杨传广之后的另一亮点；二是国际奥委会正式决定自1968年11月1日起，台北正名为“中华民国”。1972年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台湾以“中华民国”为名参与。</P>1976年第21届蒙特利尔奥运会，加拿大政府拒发入境证给台北代表团，后要求台北代表团以“台湾”名义参加，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台北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P>1979年10月大陆第三次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入会申请，国际奥委会在日本名古屋召开奥委会全会。台湾在沈君山的指导下扬弃“汉贼不两立”的思维定势，务实面对大陆的崛起。大陆亦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灵活处理在奥委会中的代表权问题。经过一番讨论，国际奥委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正式代表“中国”，史称“名古屋协定”。1981年3月23日，国际奥委会又在瑞士洛桑召开会议讨论台湾的名称，时任中华奥委会主席的沈家铭不断以长途电话向台北请示，最后由“总统”蒋经国拍板，使用“中华台北”名义重返国际奥委会，英文名称为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会歌由“国旗歌”代替，会旗则临时决定以带有国徽的梅花五环旗代替，史称“洛桑协议”。这两个协议奠定了日后两岸共同参加奥运会的方式，也为国际社会及国际组织处理两岸关系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奥运会模式”。</P>1984年第23届奥运会又回到洛杉矶举行。苏联及东欧集团为报复美国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作法，亦不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但同属社会主义阵营、自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以来一直抵制奥运的新中国首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名义参加奥运会，派出阵容庞大的代表团，让世人耳目一新。新中国首次全面参加奥运会，就取得15金、8银、9铜的好成绩，尤其是射击选手许海峰获得首枚金牌，成为第一位站在奥运最高领奖台上的中国人，使海内外炎黄子孙欢呼雀跃。台湾以中国台北（Chinese Taipei）名称与会，按洛桑协议使用会旗、会歌。从此之后，两岸共同参加奥运会成为常态。</P>三、台湾当局越来越“体育政治化”</P>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岛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势力开始实行“务实外交”，把正常的体育交流异化为“向外发声”、彰显台湾“主权地位”的工具，企图借体育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大陆警觉台湾的这一企图后，展开了新一波压制台湾的动作。台湾申办1998、2002年的亚运会、2001、2007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09的东亚运动会，都被中国封杀。</P>2004年希腊奥运会前，台当局为塑造国际形象，扩大国际能见度，特地由“新闻局”出面，在全球瞩目的雅典奥运会上大作广告。“行政院”副院长叶菊兰称，奥运文宣将采取“铺天盖地”的形式，从各个管道传达“台湾无所不在”的国际印象。在雅典，台湾的奥运文宣虽使用“中华台北”名称，但刻意缩小“Chinese”，突出显示“Taipei”；在时代杂志欧洲版、英国广播公司发行的“空中BBC”杂志上则用“台湾”的名义刊登“台湾起跑”的全页彩色广告，并制作30秒钟电视短片，在英国广播公司晚间黄金档期连播97次。</P>台湾当局借奥运搞政治的作法，引起雅典奥运筹委会的不满，结果其广告被判定与运动无关而撤掉。台“新闻局长”林佳龙致函雅典奥运筹委会主席，指责其“出尔反尔”，“屈从政治压力”；“陆委会”主委吴钊燮也出面痛批中国“违反奥运精神”，打压台湾无所不用其极，“只会引起台湾人民反感，使得两岸民心越离越远”。结果国际奥委会不得不出面，证明雅典奥运筹委会撤除台湾的相关广告，完全是因为广告内容不符“奥林匹克主题”，奥运筹委会未遭受任何压力，整个事件也没有争议之处。</P>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台北队共获2金2银1铜的好成绩。这本应是两岸同胞共同欢庆的契机，但“台独”分子另有打算。他们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居然要求台当局“以台湾名义”申请举办2016年奥运会，目的当然不是“和平与交流”，而是强调以此“突破重围”，“藉由国际活动发出声音”。</P>在之后不久的希腊残奥会前，台北一方面诡称“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绝不把政治带到体育内”，却偷梁换柱刻意安排不是残委会主席或秘书长的“第一夫人”吴淑珍担任台北残奥代表团团长，定下“入境即得分”的目标，试图在奥林匹克的圣殿内增加台湾的政治能见度，结果被国际残奥会剥夺团长资格，台当局恼羞成怒，一面向残奥会抗议，一面威胁要公开往来文书，让“国际残奥会难看”，坚决不放弃冒领的“NPC卡”（团长卡）。结果，残奥会发言人不得不宣布“残奥会没有团长这个称呼”。</P>最近几年来，台湾每次都把增进友谊、理解的体育盛会，当成彰显台湾能见度、巩固“国家认同”、推动实质“台独”的圣战，最终闹得“亲者痛、仇者快”。但形势比人强，台湾当局“体育政治化”的作法，除了增加国际社会对其“台独”挑衅的不满、帮助炎黄子孙认清其“台独”本质之外，是不可能为其带来任何收获的。（赵会可 社科院台研所）</P>

从体育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