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面对自身的死亡，医生会怎么办？

作者：Ken Murray 医学博士 南加州大学教授

翻译：陈若雷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743640&PostID=39353225
【 南加州大学是若雷的挚友和义兄、政治学终生教授乔治托顿（中文名陶慕廉）执教多年的大学。因教学关系，托顿大哥及义姐莉莉娅不但是日韩、东南亚许多政要的老师、朋友，也是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的老友，至今还能想起托顿大哥和莉莉娅那座美丽的绿村（Village Green）小楼， 怀念那几年他们俩陪我在大洛杉矶到处晃荡的日子。下文转帖自几天前的美国《华尔街日报》。】

多年前，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探查证实是胰腺癌。探查的主刀医生是美国同行中的佼佼者，他正巧发明了一种胰腺癌的新治疗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三倍。查理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

　　查理大夫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地过好每一天。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他的保险商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并不像普通人那样去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在工作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自己的死亡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选择，但他们选择了“不”。“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还是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抢救”。也就是说，他们希望生命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

　　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的气管和食道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被持续灌药喂食。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达10,000美元/天。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这样，请你杀了我。”

　　每个人的话都如出一辙，每个人都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同事重病时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我甚至还见过有人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作为医生，我们被训练得“从不在医疗实践中表露私人情感”，但私下里，医生们会各自交流：“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做出那种事？”我猜，这大概是医生和别的职业相比，有更高的酗酒率及抑郁倾向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使我提前10年结束了自己的医务生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很复杂，或者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
　　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甲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甲的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说：“是”，于是噩梦开始了。医生们不可能要求每位病人家属都能冷静下来，专心致志配合临床工作。很多人可能会以为CPR是种可靠的生命支持方法。

　　如果一位病人曾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是年事已高、或有不治之症的话，那他即使接受CPR以后复原的几率也很小，但所要忍受的痛苦将是巨大的。

　　问题在于，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

　　有些医生能说会道，有些医生坚定不屈，但无论如何，他们面对的压力都一样大。一旦病人或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该要求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一一解释清楚。假如听明白以后他们仍坚持这么做，那我会选择将病人转去别的医生或医院继续治疗。

　　我曾收治过一位律师病人，出生于显赫的政治世家，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循环功能很差，更糟的是，她的脚逐渐变得疼痛难忍。作为业内人士，我权衡了利弊后，尽一切可能阻止她去做手术。但是，她最后还是找了位我不认识的外院专家，后者并不很了解她的全部状况，因此，他们决定在她血块日益积聚的双腿上做支架手术。这次手术没能恢复她的循环功能，同时由于糖尿病，她的创口无法愈合。很快，她的双腿开始坏疽，最终截肢了。两周后，在那个为她进行了截肢手术的著名医学中心里，她去世了。

　　我有个病人名叫杰克，78岁，疾病缠身，曾做过大大小小共15次手术。他曾和我说过，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接受仰赖机器的生命支持治疗。然而，在某个周六，杰克突发严重中风并很快失去了意识。他被火速送往急诊室，妻子当时不在身边。那里的医生用尽全力将他抢救过来，并将他插了管，转入ICU监护室。这简直是杰克的噩梦。当我匆匆赶到医院并接手了杰克的治疗后，我拿出杰克的病历本和他的私人意愿，经过和他的妻子以及医院相关部门的谈话后，拔掉了他的生命支持，随即坐在他的身边。两小时后，他安然地走了。

　　尽管杰克的意愿有正式文件为据，他也没能完全按自己的愿望死去。这个系统还是进行了干预。事后我发现，当时的一名在场护士曾将我拔管的行为以“涉嫌谋杀”上报给监管机构。当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因为过程的每一步都有理可循。杰克生前留下的大量文件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我本完全可以忽视杰克的私人意愿，将他留在ICU里苟延残喘，以挺过那最后的几周时间。我甚至可以通过这么做来多赚点诊疗费，让保险公司多付近50万美元的账单。难怪那么多的医生都在进行过度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

　　很多年前，我的表哥托奇查出了肺癌，并已扩散至脑。我带着他去见了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即使这样他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最终，大炬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进了我家。我们在之后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托奇热爱体育，他最中意的事就是边看体育赛事，边吃我做的饭。在那段时光里，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那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情绪一直很饱满快活。直到有天没再醒来。他昏睡了三天，最后安静地走了。

　　这八个月来他在医疗上所有的花销，仅仅为20元的药费。

　　托奇不是医生，但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度。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假如死亡也有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至于我，已经清楚地向我的医生说明了我的意愿：放弃抢救，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当死亡最终来临的时候，我可以不被奋力抢救，而将安详地睡去离开，就像我的导师查理和我的表哥托奇。作者：Ken Murray 医学博士 南加州大学教授

翻译：陈若雷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743640&PostID=39353225
【 南加州大学是若雷的挚友和义兄、政治学终生教授乔治托顿（中文名陶慕廉）执教多年的大学。因教学关系，托顿大哥及义姐莉莉娅不但是日韩、东南亚许多政要的老师、朋友，也是中国老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等的老友，至今还能想起托顿大哥和莉莉娅那座美丽的绿村（Village Green）小楼， 怀念那几年他们俩陪我在大洛杉矶到处晃荡的日子。下文转帖自几天前的美国《华尔街日报》。】

多年前，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探查证实是胰腺癌。探查的主刀医生是美国同行中的佼佼者，他正巧发明了一种胰腺癌的新治疗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三倍。查理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

　　查理大夫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地过好每一天。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他的保险商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并不像普通人那样去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爱选择被治疗。在工作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自己的死亡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选择，但他们选择了“不”。“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还是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抢救”。也就是说，他们希望生命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

　　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的气管和食道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被持续灌药喂食。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达10,000美元/天。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这样，请你杀了我。”

　　每个人的话都如出一辙，每个人都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同事重病时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铜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我甚至还见过有人把这句话纹在了身上。

　　作为医生，我们被训练得“从不在医疗实践中表露私人情感”，但私下里，医生们会各自交流：“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亲人做出那种事？”我猜，这大概是医生和别的职业相比，有更高的酗酒率及抑郁倾向的原因之一。这个原因使我提前10年结束了自己的医务生涯。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很复杂，或者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
　　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甲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甲的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说：“是”，于是噩梦开始了。医生们不可能要求每位病人家属都能冷静下来，专心致志配合临床工作。很多人可能会以为CPR是种可靠的生命支持方法。

　　如果一位病人曾患有严重的疾病、或是年事已高、或有不治之症的话，那他即使接受CPR以后复原的几率也很小，但所要忍受的痛苦将是巨大的。

　　问题在于，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

　　有些医生能说会道，有些医生坚定不屈，但无论如何，他们面对的压力都一样大。一旦病人或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我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该要求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一一解释清楚。假如听明白以后他们仍坚持这么做，那我会选择将病人转去别的医生或医院继续治疗。

　　我曾收治过一位律师病人，出生于显赫的政治世家，她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循环功能很差，更糟的是，她的脚逐渐变得疼痛难忍。作为业内人士，我权衡了利弊后，尽一切可能阻止她去做手术。但是，她最后还是找了位我不认识的外院专家，后者并不很了解她的全部状况，因此，他们决定在她血块日益积聚的双腿上做支架手术。这次手术没能恢复她的循环功能，同时由于糖尿病，她的创口无法愈合。很快，她的双腿开始坏疽，最终截肢了。两周后，在那个为她进行了截肢手术的著名医学中心里，她去世了。

　　我有个病人名叫杰克，78岁，疾病缠身，曾做过大大小小共15次手术。他曾和我说过，以后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接受仰赖机器的生命支持治疗。然而，在某个周六，杰克突发严重中风并很快失去了意识。他被火速送往急诊室，妻子当时不在身边。那里的医生用尽全力将他抢救过来，并将他插了管，转入ICU监护室。这简直是杰克的噩梦。当我匆匆赶到医院并接手了杰克的治疗后，我拿出杰克的病历本和他的私人意愿，经过和他的妻子以及医院相关部门的谈话后，拔掉了他的生命支持，随即坐在他的身边。两小时后，他安然地走了。

　　尽管杰克的意愿有正式文件为据，他也没能完全按自己的愿望死去。这个系统还是进行了干预。事后我发现，当时的一名在场护士曾将我拔管的行为以“涉嫌谋杀”上报给监管机构。当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因为过程的每一步都有理可循。杰克生前留下的大量文件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我本完全可以忽视杰克的私人意愿，将他留在ICU里苟延残喘，以挺过那最后的几周时间。我甚至可以通过这么做来多赚点诊疗费，让保险公司多付近50万美元的账单。难怪那么多的医生都在进行过度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

　　很多年前，我的表哥托奇查出了肺癌，并已扩散至脑。我带着他去见了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即使这样他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最终，大炬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进了我家。我们在之后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托奇热爱体育，他最中意的事就是边看体育赛事，边吃我做的饭。在那段时光里，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那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情绪一直很饱满快活。直到有天没再醒来。他昏睡了三天，最后安静地走了。

　　这八个月来他在医疗上所有的花销，仅仅为20元的药费。

　　托奇不是医生，但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度。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假如死亡也有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至于我，已经清楚地向我的医生说明了我的意愿：放弃抢救，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当死亡最终来临的时候，我可以不被奋力抢救，而将安详地睡去离开，就像我的导师查理和我的表哥托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