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下的花环

在1980年代有一部反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电影曾经风靡全国，就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谢晋导演的《高山下的花环》。在香港，这部电影被易名为《卫国军魂》，也曾引起过轰动。

看过《高山下的花环》的人，可能会为其中的情节或激昂，或沉郁，或感动。然而，有没有想过，高山下的花环，是什么花编织而成的呢？那说的不是野花，是木棉花，英雄花。

木棉，别名攀枝花，高10-20 公尺，树形高大，雄壮魁梧，枝干舒展。每年2-3月份先开花，后长叶。其花鲜红似血，硕大如杯。4-5月盛开时叶片几乎落尽，风吹而过，峥峥绽放，远观好似一团团在枝头尽情燃烧、欢快跳跃的火苗。因此，历来被人们视为英雄的象征，又称英雄花。

在中越边境上，每年春天，满山的木棉一片火红。英雄花，正是由烈士血、英雄血染成的。

在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有8000余名中国军人捐躯疆场，20000余名中国军人英勇负伤。越北地区的山岳丛林中，洒满了斑斑的英雄血。

香港作家倪匡在小说《卫斯理传奇》的某篇中曾经轻描淡写了几笔，说是两个相同信仰的国家进行了一场旧式的战争，在战争高度现代化的时代竟然还有士兵手托炸药包去炸碉堡，还被说成是“战斗英雄”，真是不可思议的行为云云。

说的又是谁呢？

李成文，云南边防13团1营3连2排4班副班长。1979年2月17日，李成文所在部队配合13军攻打越南坝洒县城附近的新官地区。当3连攻击一排建筑物时，遭到越军2个暗堡的火力阻击。李成文担任第二爆破组组长，用爆破筒摧毁了一个暗堡。旁边一个组战友爆破时中弹牺牲，李成文冲上去抓起战友的炸药包继续爆破。因敌堡射孔高，墙体光滑，炸药无支撑点，距总攻时间又极为迫近，李成文毅然用左臂高托炸药包，身体紧靠墙壁，右手挥向战友，迅即拉燃导火索，将暗堡炸毁，自己英勇牺牲。打扫战场时，除了带血的泥土，没有找到李成文身体的任何痕迹。战后，中央军委授予李成文“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这种行为，真的不可思议吗？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后，中央军委向参战部队的79名官兵授予了荣誉称号。其中，类似李成文式的英雄行为众多涌现。

陶少文，11军31师91团9连8班副班长。1979年2月17日，在攻打越南封土附近的木桑地区时，部队遇到越军暗堡火力阻击。陶少文将爆破筒塞入暗堡射孔进行爆破，越军用力向外推，陶少文用左手和左肩紧紧顶住爆破筒，同时拉动导火索，将暗堡炸毁，自己英勇牺牲。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李水波，13军39师117团工兵班长。1979年2月23日，在代乃东南侧无名高地执行布雷任务中，配合连队连续打退越军两次进攻。在弹尽负伤，越军冲上阵地时，李水波毅然抓起爆破筒，拉燃导火索冲入敌群，与6名越军同归于尽。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杨根思式的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梁英瑞，广西边防1团20连战士。1979年3月2日，在攻打板烂地区542高地的战斗中，梁英瑞爆破越军暗堡，把炸药包塞进暗堡的射孔，却被越军又推出来。他毅然拉燃导火索，把炸药包又塞进射孔，并用身体死死顶住射孔，将敌堡炸毁，自己壮烈牺牲。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 荣誉称号。

杨朝芬，广西边防1团21连战士。1979年2月17日，在进攻平而关附近的越军据点竹林山时，杨朝芬参加爆破队，利用弹坑和茅草为掩护向越军暗堡接近，连续三次将爆破筒塞进暗堡，在不到10秒钟的拉火时间内两次与敌争抢爆破筒，于千钧一发之际将敌暗堡炸毁。杨朝芬当时被爆炸气流扬起的尘土盖住，爬出来后又继续投入了战斗。战后，杨朝芬被中央军委授予“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被誉为“活着的黄继光”，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上舍身堵枪眼的16位英雄之一。

。。。。。。

还要更多吗？

英勇杀敌，牺牲报国，对于那一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从小就接受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已经深深镌刻在了生命的记忆中，与什么不可思议无缘。笔者最早知道李成文，正是缘自小时候的一本小人书，名字就叫《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李成文》。封面上李成文身背冲锋枪，怀抱炸药包冲锋的形象，一直难以忘怀。在1980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中，更是曾以陶少文的事绩作为课文，成为了一代小学生的必修之作。

1950年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官兵被称为“最可爱的人”。1979年，“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人民解放军官兵，被称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这种代代相传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精神动力，必须百倍珍惜，发扬光大。

除了被授予荣誉称号的功勋英雄们外，还有无数的普通官兵，为了保卫祖国血洒疆场。以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表现最出色的55军163师为例，英雄群像比比皆是：488团7连7班长朱志威，挺身趟雷身受重伤；487团100迫击炮连6班副班长罗永荣，面对越军扫射，为掩护步兵进攻，只身扑向炮位继续发炮，中弹牺牲；487团4连8班副班长何志光，身负重伤仍爬向敌阵地，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掩体；487团8连排长甄平，带领尖刀排冲锋，壮烈牺牲；489团7连3班长李寿进，带领敢死队突进敌人堑壕，与敌搏斗英勇牺牲；489团1连9班长农辉兴，为掩护战友挺身挡住枪弹而牺牲；489团3营步话机员丘长安，为掩护连长扑向了爆炸的手榴弹；163师侦察连班长陈守全，曾持枪卫立于谅山市委大楼前，被摄入镜头上了当时的解放军报。陈守全后升至广西军区边防3师副营长，1986年3月11日，在法卡山前线执行任务时触雷牺牲。他的妻子身怀遗腹子来到陈守全的墓前筑屋而居，为其守墓上香20余年。其子长大后继承父志也参军报国，后进入军校深造。。。。。。

在整个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163师的基层干部伤亡惨重。其中连级干部伤亡率为37%，排级干部伤亡率为33．3%，正、副班长伤亡率则接近50%。487团2营在攻打探某的战斗中，5连共牺牲了6名班长和排长，先后换了2名连长、2名指导员、2名副连长，6连换了3名连长和4名指导员。对此，当年的参战老兵王志军感慨疾呼：“是这些人军事技术不行吗？不。在平时的军事考核中他们大都成绩优良。是他们运气不好？也不是。战场上的枪口炮弹面前人人平等。他们伤亡只因为是兵头将尾，必须冲锋在前！”

是的，这是一群兵头将尾，普普通通。只有在战场上，他们才是英雄。

当年的参战官兵，大都来自农村。而那个年代的农村，是普遍的贫瘠穷困。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家乡是沂蒙山区的梁三喜烈士，牺牲前没有留下遗言，遗物也只有一张血染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的欠账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

　  在这张欠帐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帐总额是620元。一名连队基层干部，常年戍边卫国，家庭负担竟是如此沉重，不能不令人感慨。在同名电影里，团里的宣传干事下连队采访烈士牺牲时的豪言壮语，唐国强饰演的指导员赵蒙生拿出了这张血染的欠账单，宣传干事看过之后，不以为然地说：“欠账单？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吧。”赵蒙生激动地说：“实事求是吧！”

梁三喜的母亲和妻子玉秀，带着襁褓中的婴儿来部队奔丧。为了还清梁三喜欠下的债务，卖了自家养的猪，省下部队发给的路费，下了火车后没有再坐汽车，而是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到了部队驻地，硬是走了十多天，这是一个何等催人泪下的情节！靳开来烈士因为在战场上砍越南老乡的甘蔗给战友们解渴，违犯了纪律，没有得到军功章。身后抛下的孤儿寡母，又是何等心情呢！那些默默无闻的烈士遗属，将儿子或丈夫送上了战场，为国牺牲，没有怨言。可是，家庭的顶梁柱坍塌了，得到的，只是一点抚恤金。

这点抚恤金是多少呢？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牺牲烈士的抚恤金标准是：师级700元、团级650元、营级600元、连排级550元、班战士500元、民工470元、病故降低100元。由政府一次性向烈属发放。

这笔钱，当时可以买几辆凤凰牌自行车、几块手表，在农村也就勉强能买一头牛。

烈士扔下的贫困家庭，靠着这点钱，如何继续生活？

由此，联想到了1974年的西沙海战。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海军胜利进行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把中国有效控制的海疆向外推进了200海里，相当于330公里。在这场胜利的战争中，牺牲了18位烈士。而18个英烈的家庭，得到的是不足1万元人民币的抚恤金，平均每人 500元。那个时候，一场交通事故中的死者赔偿金是多少呢？3000元。西沙海战的一些烈属如今生活很困难，一位烈士的妹妹在网络上发问：“如果烈士得不到尊重，如果烈属不被关心，当下一场战争来临，谁还愿意自家的子弟献出生命？”

这样的发问，令人震撼。

政府可能也感觉到了抚恤金过于微薄，1980年8月18日，由民政部、财政部下发通知，对越作战烈士抚恤金在1979年的基础上各提高300元加以补发。然而，对于为了国家而献出子弟生命的破碎家庭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对越还击战后，有不少官兵负伤致残。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中规定各地对伤残官兵“酌情安排工作”。结果，有些地区把残废军人当成包袱，没有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一些伤残军人生活无着。于是，有的城市大街上出现了残废军人佩戴军功章乞讨的现象。徐向前元帅知道后，心情非常沉重。他请提军委办公会议研究此事，并请总参谋长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严肃提出。在老元帅的力争下，国务院重新下发文件，规定对残废军人“一定要安排工作”。徐帅此举，虽然无助于缓解伤残官兵身体上的痛苦，但情暖人心，公道自在。1990年9月21日，徐帅逝世。在中国流亡的越南前国家领导人黄文欢亲撰挽联“身先士卒军心暖，威震沙场敌胆寒”，恰是徐帅一生的写照。

1980年代中期有一部对越自卫还击战题材的电视剧《凯旋在子夜》，也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在小说结尾处，双目失明的战斗英雄童川对恋人江曼说：“现在我是英雄，走在哪里都是鲜花和掌声，是赞美和歌颂。可是若干年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还有多少人能记得我们……”

他的预言应验了。

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早已实现了正常化，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如今的中越边境贸易繁荣，车马如流，鲜花和美酒，已经掩盖了30多年前的战火硝烟。出于现时政治的考虑，官方已不再提起当年那场战争，连形式上的纪念也没有了。在经济大潮浩荡奔涌的同时，带来的是物欲横流，信仰失落。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当年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还有多少人知道广西、云南境内的24座烈士陵园？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纪念日这天，广西桂林市的几百退伍军人就走上了街头，“强烈要求政府解决退伍军人生活补贴”。据了解，其中大部分是参加过对越作战的退伍老兵。如果不是生活确实有困难，又何至于去上街“散步”呢！他们的要求也并不高，仅仅是100-200元钱。近年来这样的事件在国内多次发生，政府应该予以反思。

当年这些战场上的健儿，大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因为时代的原因，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没有专长。在国家照顾下，曾经分配了工作。正值中年时，又经历了中国社会大规模的下岗浪潮，极易沦为弱势群体。如今，很多人年过半百，没有固定收入，家庭状况贫寒，生活非常艰难。他们没有过分的要求，想得到的只是政府给予一定的关怀和帮助，让他们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能够安度晚年。

这样的要求过分吗？

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南海再战，谁上前线——80后能打赢一场战争吗？》，呼吁政府和社会，给烈属以更多的关爱。他提到，国家的优抚原则是“抚恤优待对象的生活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这样的一个优抚标准，显得过低。烈属应该享受高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因为他们的子弟曾经为国家流血牺牲，当此无愧。

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今日的中国已经不缺钱，国内流动性泛滥得已把美国甩在了身后，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也远高于GDP增长。国家应该也能够多拿出一些钱来，补助一下烈属和老兵们的生活，他们要求的并不高。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曾经为国出征的将士们流血又流泪了。

国家维稳，需要钱，更需要的，是一种态度。

最后，我们倾听一下电影《自豪吧，母亲》中梁青青烈士的心声吧：“我融入在祖国的大地里，化做侵略者不可逾越的高山。不要为我而沉痛吧，战友。躺在这里，我听得见祖国前进的脚步声。。。。。。”



在1980年代有一部反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电影曾经风靡全国，就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谢晋导演的《高山下的花环》。在香港，这部电影被易名为《卫国军魂》，也曾引起过轰动。

看过《高山下的花环》的人，可能会为其中的情节或激昂，或沉郁，或感动。然而，有没有想过，高山下的花环，是什么花编织而成的呢？那说的不是野花，是木棉花，英雄花。

木棉，别名攀枝花，高10-20 公尺，树形高大，雄壮魁梧，枝干舒展。每年2-3月份先开花，后长叶。其花鲜红似血，硕大如杯。4-5月盛开时叶片几乎落尽，风吹而过，峥峥绽放，远观好似一团团在枝头尽情燃烧、欢快跳跃的火苗。因此，历来被人们视为英雄的象征，又称英雄花。

在中越边境上，每年春天，满山的木棉一片火红。英雄花，正是由烈士血、英雄血染成的。

在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有8000余名中国军人捐躯疆场，20000余名中国军人英勇负伤。越北地区的山岳丛林中，洒满了斑斑的英雄血。

香港作家倪匡在小说《卫斯理传奇》的某篇中曾经轻描淡写了几笔，说是两个相同信仰的国家进行了一场旧式的战争，在战争高度现代化的时代竟然还有士兵手托炸药包去炸碉堡，还被说成是“战斗英雄”，真是不可思议的行为云云。

说的又是谁呢？

李成文，云南边防13团1营3连2排4班副班长。1979年2月17日，李成文所在部队配合13军攻打越南坝洒县城附近的新官地区。当3连攻击一排建筑物时，遭到越军2个暗堡的火力阻击。李成文担任第二爆破组组长，用爆破筒摧毁了一个暗堡。旁边一个组战友爆破时中弹牺牲，李成文冲上去抓起战友的炸药包继续爆破。因敌堡射孔高，墙体光滑，炸药无支撑点，距总攻时间又极为迫近，李成文毅然用左臂高托炸药包，身体紧靠墙壁，右手挥向战友，迅即拉燃导火索，将暗堡炸毁，自己英勇牺牲。打扫战场时，除了带血的泥土，没有找到李成文身体的任何痕迹。战后，中央军委授予李成文“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这种行为，真的不可思议吗？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后，中央军委向参战部队的79名官兵授予了荣誉称号。其中，类似李成文式的英雄行为众多涌现。

陶少文，11军31师91团9连8班副班长。1979年2月17日，在攻打越南封土附近的木桑地区时，部队遇到越军暗堡火力阻击。陶少文将爆破筒塞入暗堡射孔进行爆破，越军用力向外推，陶少文用左手和左肩紧紧顶住爆破筒，同时拉动导火索，将暗堡炸毁，自己英勇牺牲。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李水波，13军39师117团工兵班长。1979年2月23日，在代乃东南侧无名高地执行布雷任务中，配合连队连续打退越军两次进攻。在弹尽负伤，越军冲上阵地时，李水波毅然抓起爆破筒，拉燃导火索冲入敌群，与6名越军同归于尽。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杨根思式的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梁英瑞，广西边防1团20连战士。1979年3月2日，在攻打板烂地区542高地的战斗中，梁英瑞爆破越军暗堡，把炸药包塞进暗堡的射孔，却被越军又推出来。他毅然拉燃导火索，把炸药包又塞进射孔，并用身体死死顶住射孔，将敌堡炸毁，自己壮烈牺牲。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 荣誉称号。

杨朝芬，广西边防1团21连战士。1979年2月17日，在进攻平而关附近的越军据点竹林山时，杨朝芬参加爆破队，利用弹坑和茅草为掩护向越军暗堡接近，连续三次将爆破筒塞进暗堡，在不到10秒钟的拉火时间内两次与敌争抢爆破筒，于千钧一发之际将敌暗堡炸毁。杨朝芬当时被爆炸气流扬起的尘土盖住，爬出来后又继续投入了战斗。战后，杨朝芬被中央军委授予“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荣誉称号，被誉为“活着的黄继光”，成为人民军队历史上舍身堵枪眼的16位英雄之一。

。。。。。。

还要更多吗？

英勇杀敌，牺牲报国，对于那一代的中国人来说，是从小就接受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已经深深镌刻在了生命的记忆中，与什么不可思议无缘。笔者最早知道李成文，正是缘自小时候的一本小人书，名字就叫《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李成文》。封面上李成文身背冲锋枪，怀抱炸药包冲锋的形象，一直难以忘怀。在1980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中，更是曾以陶少文的事绩作为课文，成为了一代小学生的必修之作。

1950年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官兵被称为“最可爱的人”。1979年，“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人民解放军官兵，被称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这种代代相传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精神动力，必须百倍珍惜，发扬光大。

除了被授予荣誉称号的功勋英雄们外，还有无数的普通官兵，为了保卫祖国血洒疆场。以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表现最出色的55军163师为例，英雄群像比比皆是：488团7连7班长朱志威，挺身趟雷身受重伤；487团100迫击炮连6班副班长罗永荣，面对越军扫射，为掩护步兵进攻，只身扑向炮位继续发炮，中弹牺牲；487团4连8班副班长何志光，身负重伤仍爬向敌阵地，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掩体；487团8连排长甄平，带领尖刀排冲锋，壮烈牺牲；489团7连3班长李寿进，带领敢死队突进敌人堑壕，与敌搏斗英勇牺牲；489团1连9班长农辉兴，为掩护战友挺身挡住枪弹而牺牲；489团3营步话机员丘长安，为掩护连长扑向了爆炸的手榴弹；163师侦察连班长陈守全，曾持枪卫立于谅山市委大楼前，被摄入镜头上了当时的解放军报。陈守全后升至广西军区边防3师副营长，1986年3月11日，在法卡山前线执行任务时触雷牺牲。他的妻子身怀遗腹子来到陈守全的墓前筑屋而居，为其守墓上香20余年。其子长大后继承父志也参军报国，后进入军校深造。。。。。。

在整个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163师的基层干部伤亡惨重。其中连级干部伤亡率为37%，排级干部伤亡率为33．3%，正、副班长伤亡率则接近50%。487团2营在攻打探某的战斗中，5连共牺牲了6名班长和排长，先后换了2名连长、2名指导员、2名副连长，6连换了3名连长和4名指导员。对此，当年的参战老兵王志军感慨疾呼：“是这些人军事技术不行吗？不。在平时的军事考核中他们大都成绩优良。是他们运气不好？也不是。战场上的枪口炮弹面前人人平等。他们伤亡只因为是兵头将尾，必须冲锋在前！”

是的，这是一群兵头将尾，普普通通。只有在战场上，他们才是英雄。

当年的参战官兵，大都来自农村。而那个年代的农村，是普遍的贫瘠穷困。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家乡是沂蒙山区的梁三喜烈士，牺牲前没有留下遗言，遗物也只有一张血染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的欠账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

　  在这张欠帐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帐总额是620元。一名连队基层干部，常年戍边卫国，家庭负担竟是如此沉重，不能不令人感慨。在同名电影里，团里的宣传干事下连队采访烈士牺牲时的豪言壮语，唐国强饰演的指导员赵蒙生拿出了这张血染的欠账单，宣传干事看过之后，不以为然地说：“欠账单？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吧。”赵蒙生激动地说：“实事求是吧！”

梁三喜的母亲和妻子玉秀，带着襁褓中的婴儿来部队奔丧。为了还清梁三喜欠下的债务，卖了自家养的猪，省下部队发给的路费，下了火车后没有再坐汽车，而是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到了部队驻地，硬是走了十多天，这是一个何等催人泪下的情节！靳开来烈士因为在战场上砍越南老乡的甘蔗给战友们解渴，违犯了纪律，没有得到军功章。身后抛下的孤儿寡母，又是何等心情呢！那些默默无闻的烈士遗属，将儿子或丈夫送上了战场，为国牺牲，没有怨言。可是，家庭的顶梁柱坍塌了，得到的，只是一点抚恤金。

这点抚恤金是多少呢？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牺牲烈士的抚恤金标准是：师级700元、团级650元、营级600元、连排级550元、班战士500元、民工470元、病故降低100元。由政府一次性向烈属发放。

这笔钱，当时可以买几辆凤凰牌自行车、几块手表，在农村也就勉强能买一头牛。

烈士扔下的贫困家庭，靠着这点钱，如何继续生活？

由此，联想到了1974年的西沙海战。这是1840年以来中国海军胜利进行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把中国有效控制的海疆向外推进了200海里，相当于330公里。在这场胜利的战争中，牺牲了18位烈士。而18个英烈的家庭，得到的是不足1万元人民币的抚恤金，平均每人 500元。那个时候，一场交通事故中的死者赔偿金是多少呢？3000元。西沙海战的一些烈属如今生活很困难，一位烈士的妹妹在网络上发问：“如果烈士得不到尊重，如果烈属不被关心，当下一场战争来临，谁还愿意自家的子弟献出生命？”

这样的发问，令人震撼。

政府可能也感觉到了抚恤金过于微薄，1980年8月18日，由民政部、财政部下发通知，对越作战烈士抚恤金在1979年的基础上各提高300元加以补发。然而，对于为了国家而献出子弟生命的破碎家庭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对越还击战后，有不少官兵负伤致残。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中规定各地对伤残官兵“酌情安排工作”。结果，有些地区把残废军人当成包袱，没有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一些伤残军人生活无着。于是，有的城市大街上出现了残废军人佩戴军功章乞讨的现象。徐向前元帅知道后，心情非常沉重。他请提军委办公会议研究此事，并请总参谋长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严肃提出。在老元帅的力争下，国务院重新下发文件，规定对残废军人“一定要安排工作”。徐帅此举，虽然无助于缓解伤残官兵身体上的痛苦，但情暖人心，公道自在。1990年9月21日，徐帅逝世。在中国流亡的越南前国家领导人黄文欢亲撰挽联“身先士卒军心暖，威震沙场敌胆寒”，恰是徐帅一生的写照。

1980年代中期有一部对越自卫还击战题材的电视剧《凯旋在子夜》，也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在小说结尾处，双目失明的战斗英雄童川对恋人江曼说：“现在我是英雄，走在哪里都是鲜花和掌声，是赞美和歌颂。可是若干年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还有多少人能记得我们……”

他的预言应验了。

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早已实现了正常化，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如今的中越边境贸易繁荣，车马如流，鲜花和美酒，已经掩盖了30多年前的战火硝烟。出于现时政治的考虑，官方已不再提起当年那场战争，连形式上的纪念也没有了。在经济大潮浩荡奔涌的同时，带来的是物欲横流，信仰失落。还有多少人能记得当年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还有多少人知道广西、云南境内的24座烈士陵园？

就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纪念日这天，广西桂林市的几百退伍军人就走上了街头，“强烈要求政府解决退伍军人生活补贴”。据了解，其中大部分是参加过对越作战的退伍老兵。如果不是生活确实有困难，又何至于去上街“散步”呢！他们的要求也并不高，仅仅是100-200元钱。近年来这样的事件在国内多次发生，政府应该予以反思。

当年这些战场上的健儿，大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因为时代的原因，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没有专长。在国家照顾下，曾经分配了工作。正值中年时，又经历了中国社会大规模的下岗浪潮，极易沦为弱势群体。如今，很多人年过半百，没有固定收入，家庭状况贫寒，生活非常艰难。他们没有过分的要求，想得到的只是政府给予一定的关怀和帮助，让他们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能够安度晚年。

这样的要求过分吗？

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南海再战，谁上前线——80后能打赢一场战争吗？》，呼吁政府和社会，给烈属以更多的关爱。他提到，国家的优抚原则是“抚恤优待对象的生活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这样的一个优抚标准，显得过低。烈属应该享受高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因为他们的子弟曾经为国家流血牺牲，当此无愧。

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今日的中国已经不缺钱，国内流动性泛滥得已把美国甩在了身后，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也远高于GDP增长。国家应该也能够多拿出一些钱来，补助一下烈属和老兵们的生活，他们要求的并不高。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曾经为国出征的将士们流血又流泪了。

国家维稳，需要钱，更需要的，是一种态度。

最后，我们倾听一下电影《自豪吧，母亲》中梁青青烈士的心声吧：“我融入在祖国的大地里，化做侵略者不可逾越的高山。不要为我而沉痛吧，战友。躺在这里，我听得见祖国前进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