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江西鲤鱼州是血吸虫很厉害 清华北大死了五六百 ...

钱伟长的说法需要考证。而且这个考证并不难，范围就在北大、清华。
个人非常怀疑钱这个说法。因为我小时候就生活在江汉平原湖区，也是血吸虫高发区（我父母往上几乎都有血吸虫病，他们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集中治好的），没那么严重。一个简单的反例，本人小时候的居所和武汉、上海等大城市知青相邻（1969年至76年），而这些知青没有1人死于血吸虫病。
钱可能是人云亦云，自己并没有详细求证。

钱伟长的说法需要考证。而且这个考证并不难，范围就在北大、清华。
个人非常怀疑钱这个说法。因为我小时候就生活在江汉平原湖区，也是血吸虫高发区（我父母往上几乎都有血吸虫病，他们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集中治好的），没那么严重。一个简单的反例，本人小时候的居所和武汉、上海等大城市知青相邻（1969年至76年），而这些知青没有1人死于血吸虫病。
钱可能是人云亦云，自己并没有详细求证。

摘自陶德坚著《风雨人生》

江西南昌市东边的鲤鱼洲，是从湖里淤积出来的一块肥沃土地，一马平川，耕作很方便，但是我们去以前，那里却是荒无人烟。原来这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地区，当地的居民害怕染上这恶疾，抛弃家园到别处去了。清华的工军宣队却选中了这块宝地来办五七干校，习惯叫作鲤鱼洲清华农场，大概是要让这些人在这种条件下，充分锻炼一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吧。

这血吸虫病是通过血吸虫的幼虫毛蚴来传播的，毛蚴寄生在一种只有米粒大小的钉螺身上，鲤鱼洲的水田湿地里有很多钉螺，如果光着脚在那里走，毛蚴就会钻进皮肤，再通过血管进到肠子里停留下来，在肠壁上发育为成虫；成虫产生的卵排到人体外面后，再变成毛蚴寄生到钉螺身上，如此循环不已，而在这过程中，被血吸虫侵入的人，就会先是肝脾肿大，然后出现腹水，直至死亡。因此在这里种地，必需有防护措施，办法也简单，在皮肤上涂上一种护肤药物，乾结后就会形成一层保护膜使毛蚴钻不进去，涂一次可以管几小时。但是那些工军宣队的队员，自己不下地，却在人们还来不及涂好药物的时候，就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催人下地。记得有一次梁鸿文涂药的时间长了一点，马上批判她怕死。有些人为了表现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不等涂上的药物乾结成膜就往水里跳。我反正是虱子多了不痒，什麽大帽子都戴过了，还在乎这顶怕死的帽子，所以每次下水田，我总是仔仔细细擦好药，等它乾了再下去。

在鲤鱼洲，除了农忙时间下地外，多是制造土坯、水泥瓦…等盖房用的材料，盖房也是我们这些“五七战士”自己的事。别人还能作点其他被认为更重要的事，我只有苦力的干活，运送土坯的事我干的最多。这土坯是将粘性的湿土装进模子里压成的，比常见的砖块大得多，加上含有水，所以很重，一块总有十多斤。本来压制土坯是重活，但清华有机器，做起来比较容易，出活也快，而要将机器不断制出的土坯及时搬走，运到晾乾它的场地上，全靠人挑，这活就重了；那些强壮的男劳动力，一次最多也只能挑八块。我每次也挑八块，不落在他们的后面。我发现，只要挺直腰，挑有重物的扁担，在你走动时两头就会上下颤动，当它向上抖动时，这百多斤重量就似乎离肩而去，这时迈步最轻松。我就这样一趟又一趟地轻快地小跑着。这次到鲤鱼洲，“万山红” 战斗队的李承祚来了，他也来挑土坯，这个正在壮年的男子汉，挑两块土坯就压弯了腰，歪歪扭扭地被我甩下好远，心里得到一种胜利的愉快，因为他们这些人一向自命为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动不动批别人是资产阶级。

我最头疼的是给稻田除草，那些草拔起来不费力，但不容易拔乾净，往往是拔过去了，回头一看还有遗漏，便又退回去补拔。这一来一回就费了时间，所以每次都落在后面，每次都得挨批。不过我对他们说什麽都早已不在意了。

一天的活干下来，回到住地，将早已晒暖了的一大桶水提来冲个澡，晚饭不管菜多难吃(常是白水煮的莴苣叶，又黑又苦)米饭总是香的，一大碗米饭下肚，这一天也就还算痛快地过去了。

鲤鱼洲夏天的热，是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经受过的，不仅因为气温高，还因为我们这住房是匆忙建成的临时建筑，比一般的工棚还不如，屋顶仅压有一层黑色的油毡，隔不了热还吸收了大量的热，到晚上也不凉快；尤其是我住在靠近顶篷的上铺，床上的草席经过一天的烘烤，烫得使人无法躺下，我只好用还不太热的井水把它擦一擦再睡，而用不着多久，这擦湿了的草席就又已变干，只是人躺着的的地方还是湿的，显出一个人形的模印；这湿润，一半的原因是我在不断流出汗水。为了能够入睡，我放下蚊帐，脱光衣服，用湿毛巾盖在身上，再用扇子缓缓地扇风，居然有些效果。有时毛巾又变热了，就用事先准备好，放在蚊帐中的一盆凉水将它泡一下再用。

在一次夏收大忙的日子，我患了急性痢疾，半夜里爬起来上厕所，正从木工间旁的小道走过时，突然感到要休克了，我刚想到千万不要倒在碎木头烂钉子上，就不省人事了。后来感到浑身好冷，这是醒过来了，四面摸了一摸，才发现我是躺在木工间旁的草地上，出了一身冷汗，大便拉了一裤子。我摸黑走到厕所，扔掉脏内裤，再摸着走到连队的医生住地，一量体温，已升到摄氏四十度。医生给我吃了药，送我回到宿舍睡下，第二天体温降到摄氏三十八度，按他们的规定，体温只要不超过三十八度就得出工，于是我又去参加夏收，说来也怪，那身体好象也懂得这不是娇气的时候，几天下来，竟然烧退了，痢疾也好了。

鲤鱼洲的冬天比较好过，虽然也有冷到零下的时候，但只要多穿点，多盖点就没什麽事。鲤鱼洲的冬天留给我仅有的一次深刻印象也不是冬天的寒冷，而是我系一位做模型的木工在这寒冷的冬天跳了河。事情发生在一个晚上，连队紧急集合起来开批斗会，批的就是这位在跳河时被人发现给抓回来的木工，我见他身上都湿透了，缩成一团还冻得直哆嗦，但是那些工宣队员就象没看见一样，照批不误。当时发配到干校的都是知识分子，工人如不是来管人或作事的，一般不用到干校，这个木工是因为他爱发牢骚，埋怨不给他长工资，说过从前给地主放羊，过年过节还给点肉吃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木工间一份报纸上的毛泽东像，两个眼睛的位置，被烫烧成两个小洞，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就怀疑是他干的，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证据，但仍然不放过他，所以他也被发配到了鲤鱼洲，三天两头要他交代，他实在受不住了去寻短见，却又被抓回来受活罪。

在鲤鱼洲，对我的批判斗争大会自然更不会少开，经常有，我也习以为常了，一般都没有留下什麽印象，只有一项他们的新发现，至今还记得，这就是认为我死不认罪是因为还有个“绿洲”，这绿洲指的是我的家。他们认为世龙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在外面经受许多折磨后，仍能从他得到安慰又恢复过来。因此他们对世龙恨得要死，每次世龙来信，他们都要先拆开来审查，但是世龙料到他们这一手，信中没有他们可以抓到的东西，就更恨他了。

巧得很，一次他们正好批了我这“绿洲”之后，那是一九七○年春节的下午，我正在宿舍，世龙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是趁这春节放假的时候看我来了。因为开头这五七干校说是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不放假了，但临近除夕，是周恩来下令，应让这些在干校的人也休息，他们那里的工军宣队得到电话通知后宣布放假，这时已是春节前一天了，他来不及写信通知我，就连夜乘船换火车赶到南昌，第二天一早乘船到了离清华鲤鱼洲农场还有几十里地的滁槎，到这里没有公共的交通工具可乘了，他硬是步行了六个多小时到了我们的住地天子庙，是一位和他素不相识的清华的医生带着他找到我的宿舍。我们从宿舍出来坐在野地里相互偎依着，讲了些别后的事。这一切自然是有人看在眼里，报告上去了。所以我们相聚不到一小时就有人来叫世龙去连队的办公室，坐满了一屋子的人，如临大敌，他们说这里是战备地区，你不能进入，要世龙立即离开，世龙把批准他来探亲的证明给他们看了也不管用，我进去请求他们让世龙住到天明再走，因为这时天色已晚，而且走出去很远都没有人烟。但是这些手中有权的人，“党性”之强算是到家了，丝毫不予考虑，说怎样走是世龙自己的事，反正现在就得走。世龙也不愿求他们，决心离去，正巧我家那辆自二手货行车刚刚运到，我就和他去仓库取出打足气，眼看着世龙匆匆地骑车走了。

世龙走后，连队上召开批判我的大会，批判了些什麽，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当时我根本没注意他们在讲些什麽，只惦记着从鲤鱼洲去南昌近百里地的夜路世龙怎麽走。那车已很破旧，能不能骑那样远？会不会出什麽事，掉到路边的水沟里？

过了几天，世龙来信报平安，说那天晚上他骑车到滁槎后，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又骑车到了南昌，然后乘火车到清江再换船到了他们的干校，一路顺利，他在那里一切都很好，要我放心。

说实在的，他们看出世龙是我的“绿洲”，没有看错，世龙与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确实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在这世界上有他理解我，我就有了一切。我还感觉得出，就是在这清华，尽管他们把我批了那样久，把我涂抹成十恶不赦的凶徒，但仍然有人在无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向我点头或微笑致意；在劳动中，工人师傅总是给我以照顾，都使我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我过去作的事情，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象在对待陈里宁的问题上，究竟是谁有罪呢？公道自在人心。而他们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无诚实可言的手法，群众不仅从我的遭遇，也从其他许多事情上领教得多了，对他们早已失去信任。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绿洲”还多得很，大得很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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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军宣队， 全名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实际上不是就做点什麽宣传而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种超越原有共产党组织和行政首长的特殊权力机构。

五七干校，五七战士 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五七干校表示这是根据毛泽东1969年5月7日发出的一项指示办的干部学校。在一些单位，实际上是把从各机关学校中经过工军宣队清理後，被认为多余的人员及危险人物，集中到乡下去，编成连队实行军事化管理，并让他们劳动，这些人无论原来是教授还是什麽高官统统都被叫做五七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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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陶德坚 中国广东省番禺县人，1932年出生。1950年从香港回到北京考入唐山工学院建筑学系（即现天津大学建筑系），1953年毕业後去清华大学建筑学系任教并参与创办了《世界建筑》杂志，1982年转至华中工学院（现名为华中理工大学）参与创办建筑学系，其後又创办了新建筑杂志。1988年在建筑学系副系主任和新建筑杂志主编岗位上退休，次年移居加拿大。1997年在加拿大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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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的人写的

并没有死五六百人的任何记录

我就在武汉，我同事就有血吸虫病，人家好好的，小酒喝着，小妞玩呢。

工宣队不是一般的王八蛋

文革无法无天！

可能是生过病的【痢疾，血吸虫】有这么多，真要是死这么多人还得了，年把时间死亡率超过三分之一，还是有医药的情况下。
长江边上早没人烟了。我老爸修水利也得过血吸虫病，及时治的话没那恐怖，

可能是生过病的【痢疾，血吸虫】有这么多，真要是死这么多人还得了，年把时间死亡率超过三分之一，还是有医药的情况下。
长江边上早没人烟了。我老爸修水利也得过血吸虫病，及时治的话没那恐怖，

可能是少数没有及时治疗加环境营养等因数有死亡案例，流言放大了。

十多人因而病逝。”

三楼的不必洗涤 大跃进三千万也是各种洗

longxingzhu 发表于 2012-1-2 21:33
三楼的不必洗涤 大跃进三千万也是各种洗
三楼怎么洗地了？指出钱伟长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就叫洗地？ 你的逻辑在哪里？

我父亲当年上山下乡也是在那个地方，还听他提起过清华和北大。

更正下，老爸当年感染的是血丝虫病

清华大学校医院的公费医疗里面到现在还有“小虫病”这一项。
很多人当时没有毙命，但是这个病一直落下了。我们家的长辈有的到死还没有治愈。

鲤鱼洲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2010年的《万象》杂志里面有汤双(汤用彤的孙子,汤一介和乐黛云的长子)的回忆全家下放到鲤鱼洲文章。

估计是把患病人数当死亡人数了

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逻辑思维和记忆力衰退，三钱这样的老一辈也不能免。该纠正的都该纠正。

显然是把患病和死亡人数记混了

这虫是日本人撒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