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以史为鉴]外交挫折20年（1949-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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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挫折20年（1949-1969）
资料来源：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14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六章 对外关系：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1949～1957）
第十一章 中苏分裂（1958～1965）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15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1966～1969）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中国国家元首毛泽东出访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以日本为假想敌，提出中苏军事结盟。其主要后果是促成了日本与西方及与美国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中苏互助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同意建立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及有色金属公司，以用于俄国人大肆掠夺当时中国极为有限的石油资源。
借签约之机，中国争取到第一笔苏联的5年支付有息贷款3亿美元，这一数值比前一年波兰从苏联得到的4.5亿美元贷款还要少，并且苏联在刚刚签署贷款后的1950年2月，即宣布卢布贬值25%，同时俄国人坚持卢布和人民币的不平等比值，致使贷款实际值减少1/4。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国出兵朝鲜，卷入朝鲜战争，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最终以耗费100亿美元，死亡45万人的代价赢得北朝鲜政权的存在，但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中国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者”，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视为“侵略成性”的国家，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内，被联合国拒之门外。
其后数年间，中国从苏联先后借得的有息贷款达13.4亿美元，而其中大部分都用于从苏联购买过时军火，以维系朝鲜战争。并且这些有息贷款均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全部偿还。
1956年波兰波兹南，匈牙利布达佩斯均发生反共民众暴动，苏联出兵干涉，中国坚决支持苏联对波匈两国内政的武装干涉。
1958年春季：中国指责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搞“修正主义”，反对南的“中立自治”与“不结盟”的观点，拒绝接见南驻华大使，迫使贝尔格莱德召回其大使。中国猛烈攻击铁托政权，严重干涉南斯拉夫内政。
1958年8月：中国炮击福建金门的台湾驻军，历时多月，无功而返。
1958年至1960年：中共与苏共论战逐渐升级，中共指责苏共在苏联实行“现代修正主义”，两党的政见冲突迅速上升为两国关系的破裂。1960年7苏联宣布将在9月初撤走全部苏联技术人员，随后共有1390名苏联专家离去，343个合同被中止，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被废除。
1959年起：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就华侨问题矛盾加深，中国加大了对印尼共产党的全面支持。
1959年10月21日：中印在西藏、新疆、克什米尔交界处的贡嘎山口发生武装冲突，9名印度士兵死亡，10人被俘。
1959年：在严重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率急剧上升的1959年，中国对外粮食净出口达创记录的4155.5千吨，而在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中国对外粮食净出口达2654.1千吨，是1952至1965年间，仅次于1958年（2659.9千吨）的第三个高峰年。这些农产品大部分被出口到苏联，以换取机械设备的进口。
1961年至1962年：新疆约6万至8万中国少数民族公民逃亡苏联，中国指责苏联在新疆从事颠覆活动，派军队镇压了当地骚乱，建立了边境安全区，关闭了苏驻疆的所有领事馆。
1962年10月至11月：中印边境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新德里宣布死亡1383人，失踪1696人。中国宣布俘获3968名印军士兵。
1962年12月：中国谴责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是“投降主义者”。并指责苏联插手新疆事务，“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而莫斯科指责中国从60年初起，有计划地侵犯苏联边境，记录在案的就达5000多起。
1964年8月：越南战争爆发，中国深深卷入其中，向北越派遣了数万人的防空部队，并开始长达10多年的巨额无偿援助。
1964年2月：中国与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公报，宣称“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而克什米尔人绝大部分是穆斯林。7月，中国给巴提供了6000万美元的长期无息贷款。
1964年3月：中国印尼关系因中国强调政府间的关系而非政党间的关系而得到加强。中国将中国银行在印尼的资本转让给雅加达政权。该银行曾一直是华人工商社团资助北京的重要杠杆。11月中国印尼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包括“粉碎”马来西亚人。中国向印尼提供了5000年美元贷款。
1964年4月：桑给巴尔与坦葛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7月，曾一直援助桑给巴尔左翼政权的中国向坦提供了4200万美元的贷款和28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8月，中国军事人员训练坦军队。次年2月，中国的迫击炮，重机枪和反坦克炮在坦露面。
1964年7月：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对苏联控制的大部分西伯利亚地区和苏联的远东地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加速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同月，《人民日报》、《红旗》发表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集团，并称“苏联资产阶级控制了苏联的党、政府和其它重要组织”。
1964年10月1日：泰共给北京的庆祝中国国庆的贺电中号召推翻曼谷政权。1个月后，秘密电台“泰国人民之声”的华语广播发起了“泰国独立运动”，并号召“将美帝赶出泰国，推翻他侬政权”。同时，北京的国际广播电台对泰广播从原来每周14小时增加到21小时。
1964年：中国企图刚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的干涉而遭受失败。
1965年1月5日：印尼突然宣布退出联合国。中国总理周恩来要求联合国彻底改组，或解散，“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此举使许多以加入联合国做为被认可标志的第三世界国家感到不快。
1965年初，在受中国援助的一起暗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布隆迪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1965年6月：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本·贝拉被推翻。中国迅速改变支持其继任者布迈丁，但这引起了非洲政治家们的普遍不满，中国曾艰辛努力多时的阿尔及尔第二次亚非会议因此流产。
1965年：中国帮助建立泰国反政府武装“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泰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并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大加强。
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并向印度发出了近似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毫无作为。后苏联总理柯西金居中斡旋，在塔什干解决了这次印巴冲突，这使中国颜面尽失。
1965年9月：中国在印尼遭受重挫。受中国大力支持的印尼共产党企图暗杀本国的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首，继而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但该计划未能成功，幸存的印尼军队将领发动反击，苏哈托军人政权在印尼全国大肆镇压印尼共产党，短时间内就有数十万印尼人民死于非命。印尼共产党从此被宣布为非法，中国国家声誉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
1966年初：达荷美（今贝宁）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因此两国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1966年春夏：印尼政权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及其嫌疑分子，暴力袭击蔓延到印尼华侨身上，并波及到中国在印尼的外交机构和官方机构。强行搜查、抢劫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印尼的反华暴力达到高潮。但中国除了提出抗议、撤回官方人员及留学生、取消经济援助外，无所作为。当印尼华侨受到普遍迫害时，中国要求印尼允许中国派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国的人。66年末，印尼允许一艘中国客轮前往印尼接回华侨。最后中国共接回了4000余名华侨。
1966年：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布反苏小册子，并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古巴改变对苏态度，这促使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最终与中国决裂，而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中国的拉丁美洲政策就此宣告破产。
1966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而中国仍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领导人，这导致加纳很快地与中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1967年1月：北京群众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整整持续3个星期。中国留学生途径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起流血冲突，并在苏联各火车站进行反克林姆林宫宣传。
同期，在对其他国（特别是英、缅、印尼等国）驻华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仅仅是针对他们所具有的社会特点而提出谴责声讨。
中国人在苏联驻法、驻伊拉克大使馆前也举行示威，并与所在国警察发生冲突。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活动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内政。
1967年4月：中国与印尼断交。
1967年5月初：中国插手香港劳资纠纷，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游行示威。并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中国银行大楼上安装转播中国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因此通过支持罢工的决议。香港的普通劳资纠纷迅速演变成全面骚乱，迫使港英当局开始镇压，最多时曾一天内逮捕数百人。罢工由一些私人企业开始，后波及到交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蔓延到政府部门。
7月份，广东地方政府部分开放了中港边界，又引发了许多严重事件，其中曾有几名香港警察被大陆机枪射杀。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纷纷潜入九龙中心地带，制造了约160起与中国恐吓有关的炸弹爆炸案。
中国将劳资纠纷提高到外交的高度，并向港英当局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五项要求。
1967年6月：红卫兵占领外交部。
1967年7月至8月：中国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和上海领事馆，并对英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及上海领事彼德·休伊特实施人身虐待侮辱。并扣押软禁多名英国外交官和公民，直至68年7月才陆续释放完毕。
英国政府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会平息下来，而后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原则行事。这个观点仍留有19世纪的痕迹。
虽然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遭遇。尽管中国使馆在各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仍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至少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1967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对苏广播。中国人开始袭击在华苏联公民，并抢劫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苏联官员们因拒戴毛泽东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
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家属受到了中国政府召集来的成千上万名的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中国仪态尽失。
1967年春夏，中国外交官在仰光公开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和其它煽动性宣传品。当缅甸政府出面干涉时，这些外交官仍坚持他们有这样的权利。随后引发了反华骚乱，骚乱又迅速扩大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和许多华侨的袭击。最后骚乱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大使助手被杀身亡。
中国在6月末向缅甸政府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性照会，继而向缅甸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因要求太苛刻，被仰光政府拒绝，随后又在缅驻华大使馆周围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中国又经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外交要求。
最后，中国公开支持缅甸反政府武装缅共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权，建立缅甸共产党政府，这迫使缅甸政府和缅甸人民做出了相应反应。7月至8月，缅甸各地普遍爆发反华示威游行，中国支持的宣传机构遭查封，左翼团体被镇压，几名中国记者被仰光政府驱逐。随后，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各自召回大使。
1967年初夏：中国召回了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的黄华除外）及各使馆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让他们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项措施严重削弱了北京政府了解或分析国外局势的能力。
1967年9月：中印两国正规军在锡金与西藏的交界处发生武装冲突，持续1周。双方互有伤亡，胜负未分，但两国政府均未声张此事。
1968年2月：中国号召印度人民通过暴力推翻印度政府。并给纳加游击队秘密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称赞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暴动，赞扬比哈尔的骚乱，口头鼓励印共中的亲北京派（当时印共已分裂成三派）走暴力之路。印度政府对此做出了强硬反应。
1968年4月：中国指责日本在用核武器武装自己，甚至指责日韩在进行秘密军事合作以反对中国。
1968年6月：在越南驻广州、昆明和南宁的领事馆前均发生了中国群众示威，抗议河内政府接收美国提出的巴黎和谈建议。越南驻昆明领事馆还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8年：中国红卫兵指责朝鲜是“修正主义”，金日成是“百万富翁和贵族”。两国正规军发生了武装冲突。
1967年至1968年：中国在外交上的基本目标是，尽最大可能使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均被要求离开中国。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被中止，或被减至最低程度。
在这期间，中国与香港、柬埔寨和缅甸的关系急遽恶化，与其它30多个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很长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么已断绝，要么非常紧张。
1969年3月：中国300余名军人在中苏边境乌苏里江珍宝岛伏击苏军巡逻兵，引发武装冲突，随后又在同一地点发生多起严重武装冲突，双方动用了重型武器，中国先后投入的作战兵力超过2000人。最终苏方损失60余人，中方损失约800人。中国占领珍宝岛。该事件后，苏联在国内掀起一场反华运动，并暗示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4月至8月，中苏在东部和西部边界相继发生多起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自此，中苏两国极端敌视，两国开始全面的军事对抗与威慑，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就此被拖向对苏全面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期间，中国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绝对劣势，来自苏联全面核打击的阴影长期笼罩中国，人民在恐惧与愤怒中艰难地生活。
之后的两国关于边界争议的谈判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本世纪末。
[em06][em06][em0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挫折20年（1949-1969）
资料来源：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14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六章 对外关系：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1949～1957）
第十一章 中苏分裂（1958～1965）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15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1966～1969）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中国国家元首毛泽东出访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以日本为假想敌，提出中苏军事结盟。其主要后果是促成了日本与西方及与美国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中苏互助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同意建立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及有色金属公司，以用于俄国人大肆掠夺当时中国极为有限的石油资源。
借签约之机，中国争取到第一笔苏联的5年支付有息贷款3亿美元，这一数值比前一年波兰从苏联得到的4.5亿美元贷款还要少，并且苏联在刚刚签署贷款后的1950年2月，即宣布卢布贬值25%，同时俄国人坚持卢布和人民币的不平等比值，致使贷款实际值减少1/4。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国出兵朝鲜，卷入朝鲜战争，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最终以耗费100亿美元，死亡45万人的代价赢得北朝鲜政权的存在，但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中国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者”，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视为“侵略成性”的国家，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内，被联合国拒之门外。
其后数年间，中国从苏联先后借得的有息贷款达13.4亿美元，而其中大部分都用于从苏联购买过时军火，以维系朝鲜战争。并且这些有息贷款均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全部偿还。
1956年波兰波兹南，匈牙利布达佩斯均发生反共民众暴动，苏联出兵干涉，中国坚决支持苏联对波匈两国内政的武装干涉。
1958年春季：中国指责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搞“修正主义”，反对南的“中立自治”与“不结盟”的观点，拒绝接见南驻华大使，迫使贝尔格莱德召回其大使。中国猛烈攻击铁托政权，严重干涉南斯拉夫内政。
1958年8月：中国炮击福建金门的台湾驻军，历时多月，无功而返。
1958年至1960年：中共与苏共论战逐渐升级，中共指责苏共在苏联实行“现代修正主义”，两党的政见冲突迅速上升为两国关系的破裂。1960年7苏联宣布将在9月初撤走全部苏联技术人员，随后共有1390名苏联专家离去，343个合同被中止，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被废除。
1959年起：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就华侨问题矛盾加深，中国加大了对印尼共产党的全面支持。
1959年10月21日：中印在西藏、新疆、克什米尔交界处的贡嘎山口发生武装冲突，9名印度士兵死亡，10人被俘。
1959年：在严重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率急剧上升的1959年，中国对外粮食净出口达创记录的4155.5千吨，而在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中国对外粮食净出口达2654.1千吨，是1952至1965年间，仅次于1958年（2659.9千吨）的第三个高峰年。这些农产品大部分被出口到苏联，以换取机械设备的进口。
1961年至1962年：新疆约6万至8万中国少数民族公民逃亡苏联，中国指责苏联在新疆从事颠覆活动，派军队镇压了当地骚乱，建立了边境安全区，关闭了苏驻疆的所有领事馆。
1962年10月至11月：中印边境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新德里宣布死亡1383人，失踪1696人。中国宣布俘获3968名印军士兵。
1962年12月：中国谴责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是“投降主义者”。并指责苏联插手新疆事务，“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而莫斯科指责中国从60年初起，有计划地侵犯苏联边境，记录在案的就达5000多起。
1964年8月：越南战争爆发，中国深深卷入其中，向北越派遣了数万人的防空部队，并开始长达10多年的巨额无偿援助。
1964年2月：中国与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公报，宣称“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而克什米尔人绝大部分是穆斯林。7月，中国给巴提供了6000万美元的长期无息贷款。
1964年3月：中国印尼关系因中国强调政府间的关系而非政党间的关系而得到加强。中国将中国银行在印尼的资本转让给雅加达政权。该银行曾一直是华人工商社团资助北京的重要杠杆。11月中国印尼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包括“粉碎”马来西亚人。中国向印尼提供了5000年美元贷款。
1964年4月：桑给巴尔与坦葛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7月，曾一直援助桑给巴尔左翼政权的中国向坦提供了4200万美元的贷款和28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8月，中国军事人员训练坦军队。次年2月，中国的迫击炮，重机枪和反坦克炮在坦露面。
1964年7月：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对苏联控制的大部分西伯利亚地区和苏联的远东地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加速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同月，《人民日报》、《红旗》发表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集团，并称“苏联资产阶级控制了苏联的党、政府和其它重要组织”。
1964年10月1日：泰共给北京的庆祝中国国庆的贺电中号召推翻曼谷政权。1个月后，秘密电台“泰国人民之声”的华语广播发起了“泰国独立运动”，并号召“将美帝赶出泰国，推翻他侬政权”。同时，北京的国际广播电台对泰广播从原来每周14小时增加到21小时。
1964年：中国企图刚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的干涉而遭受失败。
1965年1月5日：印尼突然宣布退出联合国。中国总理周恩来要求联合国彻底改组，或解散，“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此举使许多以加入联合国做为被认可标志的第三世界国家感到不快。
1965年初，在受中国援助的一起暗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布隆迪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1965年6月：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本·贝拉被推翻。中国迅速改变支持其继任者布迈丁，但这引起了非洲政治家们的普遍不满，中国曾艰辛努力多时的阿尔及尔第二次亚非会议因此流产。
1965年：中国帮助建立泰国反政府武装“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泰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并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大加强。
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并向印度发出了近似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毫无作为。后苏联总理柯西金居中斡旋，在塔什干解决了这次印巴冲突，这使中国颜面尽失。
1965年9月：中国在印尼遭受重挫。受中国大力支持的印尼共产党企图暗杀本国的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首，继而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但该计划未能成功，幸存的印尼军队将领发动反击，苏哈托军人政权在印尼全国大肆镇压印尼共产党，短时间内就有数十万印尼人民死于非命。印尼共产党从此被宣布为非法，中国国家声誉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
1966年初：达荷美（今贝宁）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因此两国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1966年春夏：印尼政权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及其嫌疑分子，暴力袭击蔓延到印尼华侨身上，并波及到中国在印尼的外交机构和官方机构。强行搜查、抢劫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印尼的反华暴力达到高潮。但中国除了提出抗议、撤回官方人员及留学生、取消经济援助外，无所作为。当印尼华侨受到普遍迫害时，中国要求印尼允许中国派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国的人。66年末，印尼允许一艘中国客轮前往印尼接回华侨。最后中国共接回了4000余名华侨。
1966年：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布反苏小册子，并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古巴改变对苏态度，这促使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最终与中国决裂，而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中国的拉丁美洲政策就此宣告破产。
1966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而中国仍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领导人，这导致加纳很快地与中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1967年1月：北京群众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整整持续3个星期。中国留学生途径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起流血冲突，并在苏联各火车站进行反克林姆林宫宣传。
同期，在对其他国（特别是英、缅、印尼等国）驻华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仅仅是针对他们所具有的社会特点而提出谴责声讨。
中国人在苏联驻法、驻伊拉克大使馆前也举行示威，并与所在国警察发生冲突。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活动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内政。
1967年4月：中国与印尼断交。
1967年5月初：中国插手香港劳资纠纷，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游行示威。并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中国银行大楼上安装转播中国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因此通过支持罢工的决议。香港的普通劳资纠纷迅速演变成全面骚乱，迫使港英当局开始镇压，最多时曾一天内逮捕数百人。罢工由一些私人企业开始，后波及到交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蔓延到政府部门。
7月份，广东地方政府部分开放了中港边界，又引发了许多严重事件，其中曾有几名香港警察被大陆机枪射杀。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纷纷潜入九龙中心地带，制造了约160起与中国恐吓有关的炸弹爆炸案。
中国将劳资纠纷提高到外交的高度，并向港英当局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五项要求。
1967年6月：红卫兵占领外交部。
1967年7月至8月：中国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和上海领事馆，并对英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及上海领事彼德·休伊特实施人身虐待侮辱。并扣押软禁多名英国外交官和公民，直至68年7月才陆续释放完毕。
英国政府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会平息下来，而后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原则行事。这个观点仍留有19世纪的痕迹。
虽然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遭遇。尽管中国使馆在各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仍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至少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1967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对苏广播。中国人开始袭击在华苏联公民，并抢劫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苏联官员们因拒戴毛泽东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
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家属受到了中国政府召集来的成千上万名的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中国仪态尽失。
1967年春夏，中国外交官在仰光公开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和其它煽动性宣传品。当缅甸政府出面干涉时，这些外交官仍坚持他们有这样的权利。随后引发了反华骚乱，骚乱又迅速扩大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和许多华侨的袭击。最后骚乱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大使助手被杀身亡。
中国在6月末向缅甸政府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性照会，继而向缅甸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因要求太苛刻，被仰光政府拒绝，随后又在缅驻华大使馆周围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中国又经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外交要求。
最后，中国公开支持缅甸反政府武装缅共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权，建立缅甸共产党政府，这迫使缅甸政府和缅甸人民做出了相应反应。7月至8月，缅甸各地普遍爆发反华示威游行，中国支持的宣传机构遭查封，左翼团体被镇压，几名中国记者被仰光政府驱逐。随后，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各自召回大使。
1967年初夏：中国召回了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的黄华除外）及各使馆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让他们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项措施严重削弱了北京政府了解或分析国外局势的能力。
1967年9月：中印两国正规军在锡金与西藏的交界处发生武装冲突，持续1周。双方互有伤亡，胜负未分，但两国政府均未声张此事。
1968年2月：中国号召印度人民通过暴力推翻印度政府。并给纳加游击队秘密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称赞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暴动，赞扬比哈尔的骚乱，口头鼓励印共中的亲北京派（当时印共已分裂成三派）走暴力之路。印度政府对此做出了强硬反应。
1968年4月：中国指责日本在用核武器武装自己，甚至指责日韩在进行秘密军事合作以反对中国。
1968年6月：在越南驻广州、昆明和南宁的领事馆前均发生了中国群众示威，抗议河内政府接收美国提出的巴黎和谈建议。越南驻昆明领事馆还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8年：中国红卫兵指责朝鲜是“修正主义”，金日成是“百万富翁和贵族”。两国正规军发生了武装冲突。
1967年至1968年：中国在外交上的基本目标是，尽最大可能使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均被要求离开中国。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被中止，或被减至最低程度。
在这期间，中国与香港、柬埔寨和缅甸的关系急遽恶化，与其它30多个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很长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么已断绝，要么非常紧张。
1969年3月：中国300余名军人在中苏边境乌苏里江珍宝岛伏击苏军巡逻兵，引发武装冲突，随后又在同一地点发生多起严重武装冲突，双方动用了重型武器，中国先后投入的作战兵力超过2000人。最终苏方损失60余人，中方损失约800人。中国占领珍宝岛。该事件后，苏联在国内掀起一场反华运动，并暗示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4月至8月，中苏在东部和西部边界相继发生多起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自此，中苏两国极端敌视，两国开始全面的军事对抗与威慑，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就此被拖向对苏全面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期间，中国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绝对劣势，来自苏联全面核打击的阴影长期笼罩中国，人民在恐惧与愤怒中艰难地生活。
之后的两国关于边界争议的谈判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本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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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14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六章 对外关系：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1949～1957）
第十一章 中苏分裂（1958～1965）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15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1966～1969）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中国国家元首毛泽东出访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以日本为假想敌，提出中苏军事结盟。其主要后果是促成了日本与西方及与美国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中苏互助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同意建立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及有色金属公司，以用于俄国人大肆掠夺当时中国极为有限的石油资源。
借签约之机，中国争取到第一笔苏联的5年支付有息贷款3亿美元，这一数值比前一年波兰从苏联得到的4.5亿美元贷款还要少，并且苏联在刚刚签署贷款后的1950年2月，即宣布卢布贬值25%，同时俄国人坚持卢布和人民币的不平等比值，致使贷款实际值减少1/4。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国出兵朝鲜，卷入朝鲜战争，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最终以耗费100亿美元，死亡45万人的代价赢得北朝鲜政权的存在，但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中国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者”，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视为“侵略成性”的国家，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内，被联合国拒之门外。
其后数年间，中国从苏联先后借得的有息贷款达13.4亿美元，而其中大部分都用于从苏联购买过时军火，以维系朝鲜战争。并且这些有息贷款均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全部偿还。
1956年波兰波兹南，匈牙利布达佩斯均发生反共民众暴动，苏联出兵干涉，中国坚决支持苏联对波匈两国内政的武装干涉。
1958年春季：中国指责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搞“修正主义”，反对南的“中立自治”与“不结盟”的观点，拒绝接见南驻华大使，迫使贝尔格莱德召回其大使。中国猛烈攻击铁托政权，严重干涉南斯拉夫内政。
1958年8月：中国炮击福建金门的台湾驻军，历时多月，无功而返。
1958年至1960年：中共与苏共论战逐渐升级，中共指责苏共在苏联实行“现代修正主义”，两党的政见冲突迅速上升为两国关系的破裂。1960年7苏联宣布将在9月初撤走全部苏联技术人员，随后共有1390名苏联专家离去，343个合同被中止，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被废除。
1959年起：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就华侨问题矛盾加深，中国加大了对印尼共产党的全面支持。
1959年10月21日：中印在西藏、新疆、克什米尔交界处的贡嘎山口发生武装冲突，9名印度士兵死亡，10人被俘。
1959年：在严重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率急剧上升的1959年，中国对外粮食净出口达创记录的4155.5千吨，而在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中国对外粮食净出口达2654.1千吨，是1952至1965年间，仅次于1958年（2659.9千吨）的第三个高峰年。这些农产品大部分被出口到苏联，以换取机械设备的进口。
1961年至1962年：新疆约6万至8万中国少数民族公民逃亡苏联，中国指责苏联在新疆从事颠覆活动，派军队镇压了当地骚乱，建立了边境安全区，关闭了苏驻疆的所有领事馆。
1962年10月至11月：中印边境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新德里宣布死亡1383人，失踪1696人。中国宣布俘获3968名印军士兵。
1962年12月：中国谴责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是“投降主义者”。并指责苏联插手新疆事务，“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而莫斯科指责中国从60年初起，有计划地侵犯苏联边境，记录在案的就达5000多起。
1964年8月：越南战争爆发，中国深深卷入其中，向北越派遣了数万人的防空部队，并开始长达10多年的巨额无偿援助。
1964年2月：中国与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公报，宣称“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而克什米尔人绝大部分是穆斯林。7月，中国给巴提供了6000万美元的长期无息贷款。
1964年3月：中国印尼关系因中国强调政府间的关系而非政党间的关系而得到加强。中国将中国银行在印尼的资本转让给雅加达政权。该银行曾一直是华人工商社团资助北京的重要杠杆。11月中国印尼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包括“粉碎”马来西亚人。中国向印尼提供了5000年美元贷款。
1964年4月：桑给巴尔与坦葛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7月，曾一直援助桑给巴尔左翼政权的中国向坦提供了4200万美元的贷款和28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8月，中国军事人员训练坦军队。次年2月，中国的迫击炮，重机枪和反坦克炮在坦露面。
1964年7月：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对苏联控制的大部分西伯利亚地区和苏联的远东地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加速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同月，《人民日报》、《红旗》发表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集团，并称“苏联资产阶级控制了苏联的党、政府和其它重要组织”。
1964年10月1日：泰共给北京的庆祝中国国庆的贺电中号召推翻曼谷政权。1个月后，秘密电台“泰国人民之声”的华语广播发起了“泰国独立运动”，并号召“将美帝赶出泰国，推翻他侬政权”。同时，北京的国际广播电台对泰广播从原来每周14小时增加到21小时。
1964年：中国企图刚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的干涉而遭受失败。
1965年1月5日：印尼突然宣布退出联合国。中国总理周恩来要求联合国彻底改组，或解散，“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此举使许多以加入联合国做为被认可标志的第三世界国家感到不快。
1965年初，在受中国援助的一起暗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布隆迪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1965年6月：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本·贝拉被推翻。中国迅速改变支持其继任者布迈丁，但这引起了非洲政治家们的普遍不满，中国曾艰辛努力多时的阿尔及尔第二次亚非会议因此流产。
1965年：中国帮助建立泰国反政府武装“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泰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并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大加强。
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并向印度发出了近似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毫无作为。后苏联总理柯西金居中斡旋，在塔什干解决了这次印巴冲突，这使中国颜面尽失。
1965年9月：中国在印尼遭受重挫。受中国大力支持的印尼共产党企图暗杀本国的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首，继而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但该计划未能成功，幸存的印尼军队将领发动反击，苏哈托军人政权在印尼全国大肆镇压印尼共产党，短时间内就有数十万印尼人民死于非命。印尼共产党从此被宣布为非法，中国国家声誉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
1966年初：达荷美（今贝宁）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因此两国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1966年春夏：印尼政权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及其嫌疑分子，暴力袭击蔓延到印尼华侨身上，并波及到中国在印尼的外交机构和官方机构。强行搜查、抢劫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印尼的反华暴力达到高潮。但中国除了提出抗议、撤回官方人员及留学生、取消经济援助外，无所作为。当印尼华侨受到普遍迫害时，中国要求印尼允许中国派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国的人。66年末，印尼允许一艘中国客轮前往印尼接回华侨。最后中国共接回了4000余名华侨。
1966年：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布反苏小册子，并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古巴改变对苏态度，这促使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最终与中国决裂，而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中国的拉丁美洲政策就此宣告破产。
1966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而中国仍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领导人，这导致加纳很快地与中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1967年1月：北京群众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整整持续3个星期。中国留学生途径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起流血冲突，并在苏联各火车站进行反克林姆林宫宣传。
同期，在对其他国（特别是英、缅、印尼等国）驻华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仅仅是针对他们所具有的社会特点而提出谴责声讨。
中国人在苏联驻法、驻伊拉克大使馆前也举行示威，并与所在国警察发生冲突。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活动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内政。
1967年4月：中国与印尼断交。
1967年5月初：中国插手香港劳资纠纷，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游行示威。并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中国银行大楼上安装转播中国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因此通过支持罢工的决议。香港的普通劳资纠纷迅速演变成全面骚乱，迫使港英当局开始镇压，最多时曾一天内逮捕数百人。罢工由一些私人企业开始，后波及到交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蔓延到政府部门。
7月份，广东地方政府部分开放了中港边界，又引发了许多严重事件，其中曾有几名香港警察被大陆机枪射杀。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纷纷潜入九龙中心地带，制造了约160起与中国恐吓有关的炸弹爆炸案。
中国将劳资纠纷提高到外交的高度，并向港英当局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五项要求。
1967年6月：红卫兵占领外交部。
1967年7月至8月：中国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和上海领事馆，并对英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及上海领事彼德·休伊特实施人身虐待侮辱。并扣押软禁多名英国外交官和公民，直至68年7月才陆续释放完毕。
英国政府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会平息下来，而后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原则行事。这个观点仍留有19世纪的痕迹。
虽然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遭遇。尽管中国使馆在各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仍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至少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1967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对苏广播。中国人开始袭击在华苏联公民，并抢劫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苏联官员们因拒戴毛泽东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
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家属受到了中国政府召集来的成千上万名的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中国仪态尽失。
1967年春夏，中国外交官在仰光公开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和其它煽动性宣传品。当缅甸政府出面干涉时，这些外交官仍坚持他们有这样的权利。随后引发了反华骚乱，骚乱又迅速扩大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和许多华侨的袭击。最后骚乱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大使助手被杀身亡。
中国在6月末向缅甸政府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性照会，继而向缅甸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因要求太苛刻，被仰光政府拒绝，随后又在缅驻华大使馆周围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中国又经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外交要求。
最后，中国公开支持缅甸反政府武装缅共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权，建立缅甸共产党政府，这迫使缅甸政府和缅甸人民做出了相应反应。7月至8月，缅甸各地普遍爆发反华示威游行，中国支持的宣传机构遭查封，左翼团体被镇压，几名中国记者被仰光政府驱逐。随后，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各自召回大使。
1967年初夏：中国召回了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的黄华除外）及各使馆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让他们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项措施严重削弱了北京政府了解或分析国外局势的能力。
1967年9月：中印两国正规军在锡金与西藏的交界处发生武装冲突，持续1周。双方互有伤亡，胜负未分，但两国政府均未声张此事。
1968年2月：中国号召印度人民通过暴力推翻印度政府。并给纳加游击队秘密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称赞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暴动，赞扬比哈尔的骚乱，口头鼓励印共中的亲北京派（当时印共已分裂成三派）走暴力之路。印度政府对此做出了强硬反应。
1968年4月：中国指责日本在用核武器武装自己，甚至指责日韩在进行秘密军事合作以反对中国。
1968年6月：在越南驻广州、昆明和南宁的领事馆前均发生了中国群众示威，抗议河内政府接收美国提出的巴黎和谈建议。越南驻昆明领事馆还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8年：中国红卫兵指责朝鲜是“修正主义”，金日成是“百万富翁和贵族”。两国正规军发生了武装冲突。
1967年至1968年：中国在外交上的基本目标是，尽最大可能使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均被要求离开中国。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被中止，或被减至最低程度。
在这期间，中国与香港、柬埔寨和缅甸的关系急遽恶化，与其它30多个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很长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么已断绝，要么非常紧张。
1969年3月：中国300余名军人在中苏边境乌苏里江珍宝岛伏击苏军巡逻兵，引发武装冲突，随后又在同一地点发生多起严重武装冲突，双方动用了重型武器，中国先后投入的作战兵力超过2000人。最终苏方损失60余人，中方损失约800人。中国占领珍宝岛。该事件后，苏联在国内掀起一场反华运动，并暗示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4月至8月，中苏在东部和西部边界相继发生多起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自此，中苏两国极端敌视，两国开始全面的军事对抗与威慑，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就此被拖向对苏全面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期间，中国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绝对劣势，来自苏联全面核打击的阴影长期笼罩中国，人民在恐惧与愤怒中艰难地生活。
之后的两国关于边界争议的谈判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本世纪末。
[em06][em06][em0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挫折20年（1949-1969）
资料来源：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14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六章 对外关系：从朝鲜战争到万隆路线（1949～1957）
第十一章 中苏分裂（1958～1965）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15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三章 中苏对抗：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战争与外交（1966～1969）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中国国家元首毛泽东出访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以日本为假想敌，提出中苏军事结盟。其主要后果是促成了日本与西方及与美国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条约》。中苏互助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同意建立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及有色金属公司，以用于俄国人大肆掠夺当时中国极为有限的石油资源。
借签约之机，中国争取到第一笔苏联的5年支付有息贷款3亿美元，这一数值比前一年波兰从苏联得到的4.5亿美元贷款还要少，并且苏联在刚刚签署贷款后的1950年2月，即宣布卢布贬值25%，同时俄国人坚持卢布和人民币的不平等比值，致使贷款实际值减少1/4。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国出兵朝鲜，卷入朝鲜战争，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最终以耗费100亿美元，死亡45万人的代价赢得北朝鲜政权的存在，但在国际上空前孤立，中国被联合国指责为“侵略者”，被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视为“侵略成性”的国家，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内，被联合国拒之门外。
其后数年间，中国从苏联先后借得的有息贷款达13.4亿美元，而其中大部分都用于从苏联购买过时军火，以维系朝鲜战争。并且这些有息贷款均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全部偿还。
1956年波兰波兹南，匈牙利布达佩斯均发生反共民众暴动，苏联出兵干涉，中国坚决支持苏联对波匈两国内政的武装干涉。
1958年春季：中国指责南斯拉夫铁托政权搞“修正主义”，反对南的“中立自治”与“不结盟”的观点，拒绝接见南驻华大使，迫使贝尔格莱德召回其大使。中国猛烈攻击铁托政权，严重干涉南斯拉夫内政。
1958年8月：中国炮击福建金门的台湾驻军，历时多月，无功而返。
1958年至1960年：中共与苏共论战逐渐升级，中共指责苏共在苏联实行“现代修正主义”，两党的政见冲突迅速上升为两国关系的破裂。1960年7苏联宣布将在9月初撤走全部苏联技术人员，随后共有1390名苏联专家离去，343个合同被中止，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被废除。
1959年起：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就华侨问题矛盾加深，中国加大了对印尼共产党的全面支持。
1959年10月21日：中印在西藏、新疆、克什米尔交界处的贡嘎山口发生武装冲突，9名印度士兵死亡，10人被俘。
1959年：在严重饥荒时期，非正常死亡率急剧上升的1959年，中国对外粮食净出口达创记录的4155.5千吨，而在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中国对外粮食净出口达2654.1千吨，是1952至1965年间，仅次于1958年（2659.9千吨）的第三个高峰年。这些农产品大部分被出口到苏联，以换取机械设备的进口。
1961年至1962年：新疆约6万至8万中国少数民族公民逃亡苏联，中国指责苏联在新疆从事颠覆活动，派军队镇压了当地骚乱，建立了边境安全区，关闭了苏驻疆的所有领事馆。
1962年10月至11月：中印边境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新德里宣布死亡1383人，失踪1696人。中国宣布俘获3968名印军士兵。
1962年12月：中国谴责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是“投降主义者”。并指责苏联插手新疆事务，“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而莫斯科指责中国从60年初起，有计划地侵犯苏联边境，记录在案的就达5000多起。
1964年8月：越南战争爆发，中国深深卷入其中，向北越派遣了数万人的防空部队，并开始长达10多年的巨额无偿援助。
1964年2月：中国与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公报，宣称“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解决克什米尔问题，而克什米尔人绝大部分是穆斯林。7月，中国给巴提供了6000万美元的长期无息贷款。
1964年3月：中国印尼关系因中国强调政府间的关系而非政党间的关系而得到加强。中国将中国银行在印尼的资本转让给雅加达政权。该银行曾一直是华人工商社团资助北京的重要杠杆。11月中国印尼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包括“粉碎”马来西亚人。中国向印尼提供了5000年美元贷款。
1964年4月：桑给巴尔与坦葛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7月，曾一直援助桑给巴尔左翼政权的中国向坦提供了4200万美元的贷款和28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8月，中国军事人员训练坦军队。次年2月，中国的迫击炮，重机枪和反坦克炮在坦露面。
1964年7月：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对苏联控制的大部分西伯利亚地区和苏联的远东地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加速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同月，《人民日报》、《红旗》发表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集团，并称“苏联资产阶级控制了苏联的党、政府和其它重要组织”。
1964年10月1日：泰共给北京的庆祝中国国庆的贺电中号召推翻曼谷政权。1个月后，秘密电台“泰国人民之声”的华语广播发起了“泰国独立运动”，并号召“将美帝赶出泰国，推翻他侬政权”。同时，北京的国际广播电台对泰广播从原来每周14小时增加到21小时。
1964年：中国企图刚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的干涉而遭受失败。
1965年1月5日：印尼突然宣布退出联合国。中国总理周恩来要求联合国彻底改组，或解散，“另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此举使许多以加入联合国做为被认可标志的第三世界国家感到不快。
1965年初，在受中国援助的一起暗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布隆迪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
1965年6月：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本·贝拉被推翻。中国迅速改变支持其继任者布迈丁，但这引起了非洲政治家们的普遍不满，中国曾艰辛努力多时的阿尔及尔第二次亚非会议因此流产。
1965年：中国帮助建立泰国反政府武装“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泰国政府对中国的敌视，并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大加强。
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并向印度发出了近似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毫无作为。后苏联总理柯西金居中斡旋，在塔什干解决了这次印巴冲突，这使中国颜面尽失。
1965年9月：中国在印尼遭受重挫。受中国大力支持的印尼共产党企图暗杀本国的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首，继而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但该计划未能成功，幸存的印尼军队将领发动反击，苏哈托军人政权在印尼全国大肆镇压印尼共产党，短时间内就有数十万印尼人民死于非命。印尼共产党从此被宣布为非法，中国国家声誉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害。
1966年初：达荷美（今贝宁）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因此两国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1966年春夏：印尼政权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及其嫌疑分子，暴力袭击蔓延到印尼华侨身上，并波及到中国在印尼的外交机构和官方机构。强行搜查、抢劫中国大使馆、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印尼的反华暴力达到高潮。但中国除了提出抗议、撤回官方人员及留学生、取消经济援助外，无所作为。当印尼华侨受到普遍迫害时，中国要求印尼允许中国派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国的人。66年末，印尼允许一艘中国客轮前往印尼接回华侨。最后中国共接回了4000余名华侨。
1966年：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布反苏小册子，并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古巴改变对苏态度，这促使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最终与中国决裂，而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中国的拉丁美洲政策就此宣告破产。
1966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而中国仍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领导人，这导致加纳很快地与中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1967年1月：北京群众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整整持续3个星期。中国留学生途径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起流血冲突，并在苏联各火车站进行反克林姆林宫宣传。
同期，在对其他国（特别是英、缅、印尼等国）驻华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仅仅是针对他们所具有的社会特点而提出谴责声讨。
中国人在苏联驻法、驻伊拉克大使馆前也举行示威，并与所在国警察发生冲突。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活动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内政。
1967年4月：中国与印尼断交。
1967年5月初：中国插手香港劳资纠纷，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游行示威。并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中国银行大楼上安装转播中国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因此通过支持罢工的决议。香港的普通劳资纠纷迅速演变成全面骚乱，迫使港英当局开始镇压，最多时曾一天内逮捕数百人。罢工由一些私人企业开始，后波及到交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蔓延到政府部门。
7月份，广东地方政府部分开放了中港边界，又引发了许多严重事件，其中曾有几名香港警察被大陆机枪射杀。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纷纷潜入九龙中心地带，制造了约160起与中国恐吓有关的炸弹爆炸案。
中国将劳资纠纷提高到外交的高度，并向港英当局提出了最后通牒式的五项要求。
1967年6月：红卫兵占领外交部。
1967年7月至8月：中国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和上海领事馆，并对英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及上海领事彼德·休伊特实施人身虐待侮辱。并扣押软禁多名英国外交官和公民，直至68年7月才陆续释放完毕。
英国政府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会平息下来，而后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原则行事。这个观点仍留有19世纪的痕迹。
虽然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遭遇。尽管中国使馆在各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仍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至少保持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1967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对苏广播。中国人开始袭击在华苏联公民，并抢劫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苏联官员们因拒戴毛泽东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
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家属受到了中国政府召集来的成千上万名的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中国仪态尽失。
1967年春夏，中国外交官在仰光公开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和其它煽动性宣传品。当缅甸政府出面干涉时，这些外交官仍坚持他们有这样的权利。随后引发了反华骚乱，骚乱又迅速扩大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和许多华侨的袭击。最后骚乱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大使助手被杀身亡。
中国在6月末向缅甸政府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性照会，继而向缅甸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因要求太苛刻，被仰光政府拒绝，随后又在缅驻华大使馆周围爆发大规模群众示威，中国又经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外交要求。
最后，中国公开支持缅甸反政府武装缅共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权，建立缅甸共产党政府，这迫使缅甸政府和缅甸人民做出了相应反应。7月至8月，缅甸各地普遍爆发反华示威游行，中国支持的宣传机构遭查封，左翼团体被镇压，几名中国记者被仰光政府驱逐。随后，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各自召回大使。
1967年初夏：中国召回了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的黄华除外）及各使馆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让他们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项措施严重削弱了北京政府了解或分析国外局势的能力。
1967年9月：中印两国正规军在锡金与西藏的交界处发生武装冲突，持续1周。双方互有伤亡，胜负未分，但两国政府均未声张此事。
1968年2月：中国号召印度人民通过暴力推翻印度政府。并给纳加游击队秘密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称赞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暴动，赞扬比哈尔的骚乱，口头鼓励印共中的亲北京派（当时印共已分裂成三派）走暴力之路。印度政府对此做出了强硬反应。
1968年4月：中国指责日本在用核武器武装自己，甚至指责日韩在进行秘密军事合作以反对中国。
1968年6月：在越南驻广州、昆明和南宁的领事馆前均发生了中国群众示威，抗议河内政府接收美国提出的巴黎和谈建议。越南驻昆明领事馆还遭到了严重破坏。
1968年：中国红卫兵指责朝鲜是“修正主义”，金日成是“百万富翁和贵族”。两国正规军发生了武装冲突。
1967年至1968年：中国在外交上的基本目标是，尽最大可能使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均被要求离开中国。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被中止，或被减至最低程度。
在这期间，中国与香港、柬埔寨和缅甸的关系急遽恶化，与其它30多个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很长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么已断绝，要么非常紧张。
1969年3月：中国300余名军人在中苏边境乌苏里江珍宝岛伏击苏军巡逻兵，引发武装冲突，随后又在同一地点发生多起严重武装冲突，双方动用了重型武器，中国先后投入的作战兵力超过2000人。最终苏方损失60余人，中方损失约800人。中国占领珍宝岛。该事件后，苏联在国内掀起一场反华运动，并暗示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4月至8月，中苏在东部和西部边界相继发生多起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自此，中苏两国极端敌视，两国开始全面的军事对抗与威慑，中国的国民经济也就此被拖向对苏全面军备竞赛。军备竞赛期间，中国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绝对劣势，来自苏联全面核打击的阴影长期笼罩中国，人民在恐惧与愤怒中艰难地生活。
之后的两国关于边界争议的谈判断断续续地持续到了本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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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实行备战备荒，准备世界大战大打、早打、打核大战，帝修反都来打的临战体制，天天防苏修美帝可能对我的侵略战争，但那时也是关起门横，国人豪情万丈，什么还要解放世界上另外2/3受苦受难大众呀，什么打倒帝修反、全球一片红呀，恰似当今小金的朝鲜对外软硬不吃（动不动就不行老子和你拼了！）。